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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不去了。”

“那赶快起来。”

“你准是病啦。你从没有缺过课。”

“没有。”

“我不上学,”卡西平静地说。“我再也不上学啦。”

“你病啦?”

她母亲张大了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去啦。”她声音很平淡。

“再也不去了,”卡西继续瞪着天花板说。

卡西十六岁生日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变化。一天早晨,她没有起床准备上学。她妈妈到她房间里,只见她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天花板。“赶快起来,你要迟到啦。快九点钟了。”

“嘿,看你爸爸知道了该怎么说!我们花了这许多精力和钱供你上学,再有两年你就可以领到证书了!’接着她走近卡西身边,柔声说:“你是不是想结婚?”

“不。”

那是卡西的手段。不出第二天,镇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詹姆斯·格鲁在波士顿碰到一些麻烦,谁都不会想到这是卡西编造的假话。连艾姆斯太太都记不起她打哪儿听到的。

“你藏的那本是什么书?”

卡西垂下眼睛看看盘子,又抬起头。“我认为他病了,”她说,“是啊,他脸色不好。今天学校里都在谈论。有人说——我记不清是谁——格鲁先生在波士顿碰上了什么麻烦。我没听说是什么麻烦。我们都喜欢格鲁先生。”她斯文地擦擦嘴。

“喏,我没藏。”

艾姆斯太太转向女儿。“卡西,你每天在学校里见到他。他最近有没有伤心的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噢!《爱丽丝漫游奇境》。你看那种书年纪太大了些。”

卡西擦擦嘴,她把餐巾放到膝头上时,露出一丝微笑。

卡西说:“我可以变得很小很小,让你们看不到我。”

“你何必朝我嚷嚷,”她说,“我只是问问罢了。”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我拿着一支蜡烛,”他厉声说。“一点也不像,那人是大胡子。”

“谁都找不到我。”

“你有把握吗?你在暗地里看得清他吗?”

她母亲生气了:“别开玩笑啦。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空想小姐打算干什么呀?”

“不是,”他赶紧说。

“我还不清楚,”卡西说。“我打算离开这儿。”

艾姆斯太太详细地谈到了尸体和霰弹枪。“有一件事我倒要问一下 ,”她说,“昨夜来敲门的那个醉汉——会不会是小格鲁?”

“好吧,你就这么躺着,空想小姐,等你爸爸回家来,他会有话同你谈的。”

晚饭时,他妻子还在谈论这件自杀案,他吃不下东西。卡西不声不响地坐着,不过她平时也这样不声不响。她秀气地小口小口吃着,不时用餐巾擦擦嘴。

卡西非常慢地扭过头,瞅着她母亲。她冷冷的眼睛毫无表情。艾姆斯太太突然觉得她女儿可怕。她悄悄地走出去,关上门。她到厨房里坐下,合抱两手搁在膝上,望着窗外那座经受风吹雨打、显得有点破败的车棚。

艾姆斯先生最初的冲动是到验尸官那里去,提供詹姆斯·格鲁半夜敲门的情况。他接着想道: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假如我多少了解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一无所知。他心里难受。他一再对自己说,这不能怪他。我能帮什么忙?我甚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感到内疚,苦恼。

对她来说,她女儿已经成了陌生人。正如大多数母亲常有的情况那样,她觉得已经控制不住女儿了,她手里的驾驭卡西的缰绳正从她指缝中滑脱。她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能力支配卡西,她一直被卡西利用,为卡西的目的服务。过了一会儿,艾姆斯太太戴上帽子,到制革厂去。她想在外面跟她丈夫谈谈。

不少人回忆拂晓之前听到的一声枪响。詹姆斯·格鲁没有留下遗书。谁都猜不出他为什么要自寻短见。

下午,卡西没精打采地起了床,在镜子面前磨蹭了好半天。

早晨,镇里纷纷传说一件新闻,有的加油添醋,有的歪曲了真相,到了下午,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清楚。教堂司事发现詹姆斯·格鲁直挺挺地躺在祭坛前的地板上。他的天灵盖给整个掀掉了。他身边有一支霰弹枪,枪旁有一根用来拨动扳机的木棍。尸体附近的地板上有一个从祭坛上拿下来的烛台。三支蜡烛中间,一支还燃着。其余两支没有点过。地上有两本书,一本是赞美诗集,一本是祈祷全书,两本叠在一起。根据教堂司事的分析,詹姆斯·格鲁用两本书垫枪筒,以便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击发的后座力把霰弹枪从书上震落在地。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把女儿训了一顿。他谈到她的责任、义务、对父母的敬爱。快谈完时,他注意到卡西根本没听。这一下使他火了,他开始威胁。他谈到上帝赋予他对子女的权力,这一天赋亲权还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现在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瞧,嘴上带点笑,眼睛一眨不眨。最后,他不得不掉转眼光,这使他更加生气。他吩咐她别胡闹,还含糊其辞地威胁说,不听他话就用鞭子抽她。

他吹熄蜡烛躺在黑暗中的时候,眼前仍旧有烛光滞留的一个绿环,在那旋转颤动的圆圈里他似乎看到詹姆斯·格鲁狂热的、哀求的眼睛。他好久都不能入睡。

他软弱无力地结束说:“我要你答应我,明天早晨到学校去,别胡闹啦。”

“真不像话,”艾姆斯太太说。

她脸上毫无表情。小嘴抿得很紧。“好吧,”她说。

艾姆斯先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随便回答了一句——或许为了省些口舌。“一个喝醉的家伙,”他说。“找错了门。”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嘴里很自信、心里却不踏实地对他妻子说:“你瞧,就需要拿出一点厉害来。也许我们以前对她太宽容了。不过她一向是个好孩子。我想她大概忘了谁是一家之主。稍稍严厉一点对谁都没有害处。”他但愿自己像他说的话那么自信。

“什么事呀?”他妻子等他走到床前时问道。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她的麦秆编的旅行箧和几件最好的衣服也不见了。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房间看不出个人特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有一个小姑娘曾在这里长大。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没有一般人都爱保存的小时候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卡西从来不玩假娃娃。房间里没有卡西的痕迹。

艾姆斯先生窝着手掌挡住晃眼的烛火,回去睡觉。他仿佛看到卡西的房门非常轻地合上,不过也许是那晃动的烛光使他看花了眼,因为门帘好像也动了一下。

艾姆斯先生有他聪明的地方。他戴上圆顶帽,赶到火车站。车站管理员记得很清楚,卡西是搭早班车走的。她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车票。他帮艾姆斯先生拟了一封给波士顿警察局的电报。艾姆斯先生买了一张来回票,赶上九点五十分去波士顿的火车。在应付紧急事件方面,他是非常能干的。

“早晨到制革厂去找我,”艾姆斯先生把那个脚都没站稳的来访者关在门外,自己在门里听了片刻。他听到像哀号似的声音说:“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然后是蹒跚的脚步声,慢慢下了台阶。

那天晚上,艾姆斯太太坐在厨房里,关上了门。她脸色惨白,两手抓紧桌沿,免得发抖。先是鞭打声,然后是尖叫声,透过关上的门清晰地传到她耳里。

“我等不及。现在就得找你谈。”

艾姆斯先生不善于鞭笞,因为他从没有干过。他用赶马车的鞭子抽卡西的腿,卡西安静地站着,冷冷地若无其事地瞪着他,使他沉不住气了。最初几鞭是试探性的,没有使劲,可是她不叫喊,他便往她身上和肩膀上抽去。鞭子抽到的地方就留一道血印。他气昏了头,有几次不是打空了,就是靠得太近,以致鞭子绕在她身上。

“年轻人,你大概是醉了或者病了。回家去睡吧。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

卡西很快就学到了窍门。她摸透了他的脾气,了解了他;她一学到窍门之后就尖叫、挣扎、哭喊、哀求,并且很高兴地感到落在身上的鞭子顿时轻多了。

“我得跟你单独见面。穿上些衣服出来。我有话跟你谈。”

艾姆斯先生被他自己造成的哭喊声和伤害吓着了。他住了手。卡西倒在床上抽泣。假如她爸爸注意看一下,就会发现她眼睛里没有泪水,脖子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她咬着牙,以致太阳穴下鼓起了两块肉。

“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艾姆斯先生板着脸说。

他说:“你还敢做出那种事来吗?”

“我非见你不可,”他声音嘶哑地对艾姆斯先生说。

“不敢,嗬,不敢啦!饶了我吧,”卡西说。她在床上翻过身去,不让她父亲看到她脸上冷冷的表情。

一天深夜,他去敲艾姆斯家的门。艾姆斯先生不满意地嘟囔着下了床,点燃一支蜡烛,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大衣,走过去开门。站在他面前的是詹姆斯·格鲁,像是精神错乱似的,眼睛闪出异样的亮光,浑身索索发抖。

“这下你该记得你是什么人。别忘了我是什么人。”

接着,火焰熄灭了。原先昂首挺胸,现在又垂头丧气。他的眼神像害热病似的,双手也颤抖了。人们看到他晚上在教堂跪着,喃喃地祷告。他常常缺课,派人传话说他病了,但有人看见他独个儿在镇后的小山里散步。

卡西的声音哽住了。她发出一声干号。“我不会忘,”她说。

詹姆斯·格鲁变成了一个自信的男子汉。走起路来轻快有力,嘴里哼着歌子。他给神学院的院长们写的信娓娓动听,以致他们考虑让他重新入学。

艾姆斯太太在厨房里难过地扭着手。她丈夫把手轻轻按住她肩膀。

有一个时候,人们注意到詹姆斯·格鲁心里燃起了火焰,眼睛闪出有力的光。谁都没有看到他跟卡西在一起,谁都不怀疑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

“我不愿意这么做,”他说,“但是非这么不可。我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她像是完全变了。也许我们以前管教不严,把她宠坏了。我们以前也许错了。”他知道尽管他妻子坚决主张鞭笞,尽管她硬要他揍卡西,他做了却招得她憎恨。他不知该怎么办。

教拉丁文的教师是个面色苍白、热情的年轻人,他在神学院不及格,退了学,但是受的教育还足以教教必不可少的语法、恺撒和西塞罗。他不声不响,把失败感藏在心中。他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上帝的抛弃,并且是有缘故的。

卡西进中学时十四岁。她一向得到父母的宠爱,可是当她进入代数和拉丁文这种希罕的领域时,她仿佛爬上了云端,不是她父母所能追随的了。他们失去了她,觉得她超人一等。

看来这顿鞭子正是卡西需要的。艾姆斯先生说:“仿佛她给打开了窍。”她一向温顺,现在除了温顺之外,还学会了体贴。在以后的几星期里,她帮妈妈干厨房里的活,抢着做事。她开始替妈妈织一条毛线毯,那是件大工程,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艾姆斯太太同邻居们谈起这件事:“她真会配颜色——锈红色和黄色。她已经织好四分之三了。”

卡西长得越来越可爱。如花似玉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分得很开的、羞怯而又使人企慕的眼睛,逗人爱怜的小嘴巴,这一切都引人注意,叫人难以忘怀。她念完了八年制的学校,当时女孩子继续升学的并不多,但是卡西成绩特别好,她父母便送她上学生不多的中学。卡西说她想当教师,这使她的母亲和父亲十分高兴,因为对一个家境中等、不算富裕的女孩子来说,教师是个高贵的职业。父母们都为有一个当教师的女儿感到骄傲。

卡西见到父亲就笑脸相迎。他回家来,她赶快接过帽子挂好,把他的椅子摆到灯光下合适的地方 ,便于他看书报。

她在学校里的变化也很明显。她向来是个好学生,但是现在她开始为将来做安排了。她找校长谈参加教师证书的考试问题,希望能提早一年。校长查阅了她的成绩记录,认为她有成功的希望,很可以尝试一下。他到制革厂去找艾姆斯先生,讨论这个问题。

卡西的父亲,威廉·艾姆斯先生,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很少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当然是不敢引起邻居的注意。他把怀疑的小火苗藏在自己心里。假如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好一些,就会更安全,更明智,会舒服得多。至于卡西的母亲呢,卡西那套真真假假的谎话、经过歪曲的真相、以及含沙射影的暗示像蚕茧一样把她裹得紧紧的,即使碰到真事她也会莫名其妙。

“她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呀,”艾姆斯先生得意地说。

还有一个问题使她父亲心里惴惴不安,他把它按捺下去,认为连想到它都不光彩。卡西运气特别好,常常拣到东西——黄金的小饰物,钱,丝织的小钱包,甚至还有一个银制的十字架,上面镶着的红宝石据说是真的。她拣到过许多东西,她父亲在《信使》周报上为那个十字架登了启事,可是根本没有人来认领。

“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会喜出望外的。”

卡西嘴上隐隐约约地挂着一丝笑意。她看人总是侧着眼睛,随即又垂下眼光,对一个寂寞的男孩说来,这就暗示他可以分享她的秘密。

艾姆斯夫妇认为他们阴错阳差,遇上了不可思议的事物,把他们的问题全解决了。他们把原因归诸只有父母们才具备的不知不觉的智慧。“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艾姆斯先生说。

她出落得十分秀丽可爱,说话轻声轻气。她总是独个儿在外面长时间地散步,几乎每次都有一个男孩从小林地里出来,碰巧遇上她。尽管传说纷纭,谁都不知道卡西干了些什么。即使真出了什么事,事后也只有一些风言风语;不可告人的秘密固然很多,但是没有一桩能持续很久,引起轩然大波,在她这种年纪,这种事本身就不寻常。

“她可一向是个好孩子,”他妻子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越长越漂亮?可以说是美人了。她的脸蛋多么红润。”

卡西完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以后,别的男孩和女孩先是隔得远远地打量她,然后接近一些,觉得她有一种迷人之处。她不像一般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样有几个特别亲密的女朋友。男孩们不愿冒着被朋友取笑的风险,放学后陪她回家。但是她对男孩、女孩都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影响。哪个男孩单独遇见了她,就发现有一股既不理解又不能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吸引到她身边。

“凭她的容貌,她当不了多久教师就会结婚的,”艾姆斯先生说。

这件事到此为止,艾姆斯夫妇再也不向她提起了。艾姆斯先生很快就忘掉萦绕在他心头的保留看法。如果两个孩子为了他们没有干过的事情而关在教养院里,他会感到内疚的。

卡西确实容光照人。她在做准备工作时,嘴上一直挂着稚气的微笑。她有充裕的时间。她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纸把罐缝全堵住,免得漏风。厨房门吱嘎作响,她在铰链上加了油;门锁开关费事,她也加了油;既然拿出了油壶,顺便在前门的铰链上也加了油。她经常把煤油灯加满油,把灯罩擦得干干净净。她发明一个擦洗灯罩的办法,在底层房间里放了一大罐煤油,把灯罩全部浸在煤油里,可以擦得特别亮。

“这件事老是缠住她,”艾姆斯太太对邻居们说。“假如她能讲出来就好了,或许可以宽畅一些。可是只要我一问她,仿佛立即勾起这件事,她又会惊厥。”

“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你真不相信有这么巧妙的办法呢,”她父亲说。

如果两个男孩痛痛快快地承认干了坏事,也许可以逃避部分惩罚。可他们死不承认,这就不仅使执行鞭笞的父亲暴跳如雷,而且激怒了整个居民集体。经过父母的同意,两个孩子给送进了教养院。

不仅在家里这样,在外面也是如此。她不顾皮革难闻的气味,到制革厂去看她父亲。她十六岁刚出头,父亲自然把她当作小孩。她在经营管理方面提出的问题使她父亲吃惊。

艾姆斯太太定了调子,全镇都附和。“难道他们想说是她自己把手捆起来的吗?十岁的孩子会这么做吗?”

“她比我认识的一般男人还精明,”他对工长说,“以后她或许能管理这个厂子呢。”

他们的罪恶本来已够坏的,还要撒谎,错上加错,连鞭子都治不了他们。他们的辩解一开始就荒唐可笑。他们说这全是卡西起的头,他们每人还给了卡西五分钱。他们没有捆她的手。只记得她手里拿着一根绳索在玩。

她不但对鞣皮制革感到兴趣,还想知道经营买卖方面的情况。她父亲向她解释了收支往来,票据工资等等。他教她怎么开保险箱,很高兴地看到她试了一次就记住了号码组合。

那时候的惩罚比现在野蛮得多。人们真诚地相信鞭子是与人为善的工具。两个孩子先是分别挨鞭笞,再把他们凑在一起,打得皮开肉绽。

“我是这样想的,”他对妻子说,“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邪恶。没有冲劲的小孩我也不喜欢。我是这样想的,那次逃跑只因为精力没处发泄。只要你加以控制引导,她就往正路上走。”

艾姆斯太太像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吵吵嚷嚷一刻不停。她在现场。她看到了。她最有发言权。她的歇斯底里中间还流露出一种虐待狂。她要报复。她要从惩罚中得到乐趣。镇上,地方上应当得到保护。她拿这一点作为理由。感谢上帝,幸好她及时赶到。假如下次她没有赶到又怎么办?别的母亲们会怎么想?再说,卡西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卡西把她的衣服缝缝补补全拾掇整齐,把她的物品放得井井有条。

找两个男孩的父母谈话时,威廉姆斯大夫也参加了。艾姆斯先生不怎么说话。他拿着缚过卡西手腕的绳索。他的眼神显得困惑。有些事情是他不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提出来。

五月的一天,她放学回家,马上拿起编结针干活。她妈妈已经换了衣服,正要出去。“我得去祭坛协会,”她说,“讨论下星期义卖点心的事。我是协会主席。你爸爸说,不知你能不能去银行取出开工资的现款,送到制革厂去。我告诉他,我要管义卖的事,去不成啦。”

卡西好长时间不开口。大夫说这是受了惊吓。当她从惊吓状态下恢复过来时,还是拒绝回答问题。追问得紧的时候,她睁大眼睛,瞳孔四周都露出了眼白,呼吸也停止了,全身僵直,面孔由于憋气而涨得通红。

“我可以去,”卡西说。

他们的家庭医师检查了卡西之后,没有找到她遭到虐待的证据。“你去的正是时候,真该感谢上帝,”他一再对艾姆斯太太说。

“银行已经把钱装好袋子,一到就可以取,”艾姆斯太太说着就匆匆走了。

卡西茫然望着她,没有动弹。艾姆斯太太看到卡西手腕上缚着一根粗绳。她尖叫一声,扑到地上,慌慌张张地去解绳扣。她把卡西抱回屋里,放在床上。

卡西迅速行动起来,但一点不慌乱。她系上一条旧围裙,以免弄脏衣服。她到底层房间拿了一个有盖的果酱罐,然后到外面那个存放工具的车棚。她在鸡棚里抓了一只小母鸡,提到车棚,在铁砧上剁掉头,把它抽搐的脖子凑在果酱罐上,接满了一罐血。然后她把那只还在抖动的母鸡拿到粪肥堆里,深深地埋了起来。回到厨房后,她脱下围裙,塞进炉膛,把火捅旺,烧掉围裙。她洗了手,检查一下鞋袜,擦掉右鞋尖上一块深色的血迹。她对着镜子瞧瞧:红喷喷的面颊,明亮的眼睛,向上翘的嘴角带着稚气的微笑。她出门时,把果酱罐藏在厨房楼梯下面。她妈妈离家不到十分钟,她就把这些事全办完了。

艾姆斯太太想说话,但是只发出嘶哑的耳语声:“起来!”

卡西轻快地,几乎跳跳蹦蹦地出了门,走到街上。树枝刚吐新芽,草地上几株早熟的蒲公英已经开了黄花。卡西快活地朝银行所在的镇中心走去。她精神饱满,年轻美貌,和她迎面相遇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

一个男孩突然跳起来,从艾姆斯太太身边窜出去,绕过住房的犄角跑掉了。另一个男孩张皇失措地慢慢朝后退,接着大叫一声,冲出门口。艾姆斯太太要抓他,一把揪住他的上衣,却被他挣脱逃跑了。她听到他的奔跑声。

艾姆斯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她听到了悄悄的说话声,便蹑手蹑脚地朝车棚走去。双扉门是关着的。里面传出喊喊喳喳的说话声,但是她辨不出卡西的嗓音。她朝前跨了一大步,拉开两扇门,明亮的阳光猛地泻到里面。她看到的情景使她目瞪口呆。卡西躺在地上,裙子撩在上面。她光着下身,两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跪在她身边。突如其来的亮光使他们也愣住了。卡西吓得眼睛毫无表情。艾姆斯太太认识那两个男孩,也认识他们的父母。

房子是凌晨三时左右起火的。火苗一窜出来,呼喇喇地越烧越旺,摧枯拉朽,在人们发现之前,整幢房子已经坍在一片火海里了。等到义务消防队员们拉着水龙车赶来时,已经没有他们可干的事,只有往附近房子的屋顶上喷水 ,防止火势蔓延。

谁都不知道做父母的怎么会突然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当然,他们的忧虑多半是毫无理由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尤其如此,他们老是担心失去子女,总往坏的地方想。

艾姆斯家的房子像礼花似的烧掉了。义务消防队员和看热闹的人瞧着一张张火光映红的脸庞,想寻找艾姆斯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那三口人并不在场。人们望着那堆庞大的余烬,想象着他们自己和儿女在火里的情景,心头怦怦猛跳,几乎堵住了嗓子眼。义务消防队员们开始往火场上使劲泼水,即使为时已晚,似乎这么做还能挽救这家人的某些肢体。镇上的人惊恐地传说,艾姆斯一家人全烧死了。

艾姆斯太太记得自己看见卡西溜达着向牲口棚走去。她呼唤卡西,不见答应,她想刚才也许看错了。她正要回屋里去,忽然听到马车棚里传来吃吃的笑声。“卡西!”她叫道。没有回答。她心里一阵不安。她回味一下刚才的笑声。不是卡西的声音。卡西从来不吃吃傻笑。

天亮时,镇上的人团团围住那堆还在冒烟的焦炭。前面的人用手挡住脸,避开炙烤。义务消防队员继续用水龙浇水,让这堆烧焦的废墟冷却。到了中午,验尸官总算能够铺上浸湿的长木板,踩在上面,用撬棍在一堆堆湿漉漉的焦炭里翻挖。找到的艾姆斯先生和艾姆斯太太的残骸足以证明只有两具尸体。近邻们指点卡西的房间原先所在的大致地点,尽管验尸官和帮忙的人用耙子在废墟里细细搜寻,也没有找到牙齿或骨头。

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沾着露水的小草在阳光下竖立起来,当温暖的气息渗入土地,使黄色的蒲公英抬起头时,卡西的母亲刚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绳子上。艾姆斯家坐落在镇边,他们的住房后面是牲口棚和马车棚、菜园和放养两匹马的围场。

这时候,消防队长发现了厨房门的球形捏手和门锁。他瞅着烧黑的金属,困惑不解,但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困惑。他从验尸官手里要来耙子,使劲翻挖。他到原先是前门的地点,耙了一会儿,找到了前门的门锁,已经烧得变了形,有点熔化。这会儿,他身边围上了一小群人,他们问道:“你在找什么呀,乔治?”“你找到了什么,乔治?”

最后,验尸官走到他身边。“你在琢磨什么呀,乔治?”

孩子们的性游戏是始终存在的。我想只要不是不正常的小孩都在树叶覆盖的隐蔽的地方,在马槽里,在柳树底下,在公路的涵洞里跟小姑娘玩过——至少有这种遐想。几乎所有的父母迟早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如果做父母的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情况,孩子就沾了光。但是卡西是孩子的时候,社会风气比现在古板得多。做父母的否认自己小时候有这种事,发现孩子们这样就会大惊小怪。

“锁上没有钥匙,”队长不安地说。

卡西十岁的时候就对性冲动的力量有所了解,开始冷静地加以尝试。她冷静地策划了所有的细节,预先考虑到一切困难,准备了对付办法。

“也许掉了下来。”

卡西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性欲及其伴随而来的全部渴望、苦恼、嫉妒和禁忌是最使人们伤脑筋的冲动。在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扰乱心境,因为这种事情是难以启齿,避而不谈的。每个人都把内心里这个小地狱掩盖起来,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他在这个小地狱里被人突然发现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卡西懂得,只要操纵并利用人们的这一弱点 ,她就能取得并保持对于几乎所有人的控制。它既是武器,又是威胁,并且无法抗拒。卡西自己似乎从没有这种手足无措的情况,可能因为她自己极少冲动,并且确实瞧不起那些容易冲动的人。当你从某种角度看这个问题时,卡西的确没有错。假如男男女女不是经常受到他们的性欲的戏弄、诱惑、奴役和折磨,他们能享有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的唯一弊端是:如果没有性欲,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他将成为畸形的人。

“怎么掉的呢?”

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有欲望、冲动、一触即发的感情、自私的孤立领域和勉强掩盖着的肉欲。大多数人要么就是克制这些东西,要么就是偷偷地放纵发泄。卡西非但了解别人有这种冲动,而且懂得应该怎样利用它,为自己取得好处。她很可能觉得人们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倾向,因为她在某些方面警觉得出奇,在另一些地方却完全无知。

“也许烧化了。”

卡西的父亲心里却不怎么踏实。他在马萨诸塞州一个镇上经营一家小制革厂,如果工作十分努力,可以过上舒适的小康生活。艾姆斯先生跟他家以外的别的孩子有接触,他觉得卡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什么证据。他为女儿感到不安,但是说不出道理。

“锁可没有化。”

卡西是独生女儿,她妈妈无从在家里找到对比。她认为小孩大概都像她自己的女儿那样。凡是做父母的都喜欢为子女瞎操心,她相信她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也许威廉·艾姆斯把钥匙拔了出来。”

卡西的假话从来不是出于无知说出来的。它们的目的是逃避责罚、干活或者责任,动机是获得好处。大多数说假话的人都有被戳穿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说过的话,就是因为他们的谎言突然碰到了颠扑不破的真话。但是卡西从不忘记她撒过的谎,并且形成了一套最有效的撒谎办法。她撒的谎同事实相当接近,谁都摸不准她。她还懂得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真话和假话混杂在一起,另一种是把真话当成假话来说。如果有人指责她说假话,结果发现并不假,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振振有辞,并且可以掩护许多别的假话。

“从里面拔的吗?”他举起他找到的东西。两把锁的锁舌都伸在外面。

卡西爱说假话,但是方式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她撒的谎不是不着边际的,她说起假话来活龙活现,像是真有其事。其实这只是一般的与表面真实有出入而已。我认为假话和故事之间的差别在于故事利用真实的幌子和外表,供听故事以及讲故事的人消遣。故事本身并没有得失。但是假话是获得好处或者逃避坏处的一种手段。我想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定义来看问题,那么故事作家就是骗子——如果他经济收益不错的话。

厂长的房子烧了,厂长显然一起烧在里面,制革厂的雇员们出于尊重,都没有去上班。他们守在烧毁的房子附近,凡是用得着他们的地方都乐意帮忙,觉得这样是合情合理的。

她长大一些的时候,跟她接近的孩子们开始有了大人们对她的感觉,也就是说,觉得卡西有点异样。过了不久,同她交往的每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人。别的男孩和女孩们都躲着她,仿佛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危险。

到了下午,工长乔尔·鲁宾逊才去制革厂。他发现保险箱给打开了,文件散落一地。一扇打碎的玻璃窗说明小偷是怎么进去的。

卡西全然不同。她在衣着、举止上从不随大流。她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结果往往是别的孩子模仿她的打扮。

现在事情完全改观了。看来失火并不是意外事件。恐惧代替了激动和悲哀,随恐惧而来的是愤怒。人群开始分散。

卡西在许多地方跟别的孩子不同,有一点尤其突出。大多数孩子讨厌差别。他们希望自己的外表、谈吐、打扮和行动跟别人一模一样。如果当时流行的服装式样荒唐可笑,孩子穿不上那种荒唐可笑的衣服就会觉得痛苦悲伤。如果大家都把猪排骨串起来当项链,戴不上猪排骨项链的孩子就会闷闷不乐。这种随大流的盲从性一般遍及所有的游戏、社会习俗或其它方面。这是孩子们用来保证安全的保护色。

他们不需要走多远。车棚里就有所谓“挣扎的迹象”——一个摔碎的木箱,打破的马车灯,积尘上的刮痕,地上的稻草。如果地上没有一摊血的话,旁观者不一定把这些当作是挣扎的迹象。

她使别人心神不安,但又不愿意躲开。男人女人都想打量她,同她挨近,要找出她使人心烦意乱的难以捉摸的原因。这种情况一向存在,卡西也就不以为怪了。

警官出面干涉了。这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推推搡搡地把大伙都赶到车棚外面。“别把现场破坏了!”他朝他们嚷嚷。“你们统统站到门外去。”

即使在小时候,她就具有某种特点,使人不由得要朝她看看,接着把眼光转向别处,然后又掉过头望她,总觉得有什么异样。她的眼睛里有些特别的神色,等你再看时却再也捕捉不到。她轻手轻脚,说话不多,可是她只要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的人都会扭过头看她。

他在棚里搜查,拣起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又发现了什么。他走到门口,手里拿着找到的东西——一条溅有血迹的扎头发的蓝缎带和一个镶有红宝石的十字架。“谁认得这些?”他问道。

卡西长大以后,体形一直还像小孩,纤细的胳臂,小巧的手。她的胸部从来不怎么发达。她发身之前,两个奶头往里面陷。卡西十岁时,奶头嵌得生痛,她妈妈不得不把它们揉出来。她的体形像男孩,臀部狭窄,直腿,细脚踝,一点不苗条。她的脚又小又圆,脚背很肥,几乎像是一对小蹄子。她小时漂亮,长大了也漂亮。她的声音沙哑温柔,甜得使人无法抗拒。但是卡西的嗓子里准有条钢带,因为她的声音也能变得像锉刀一般尖利。

在一个互相认识的小镇上,你不可能认为你的熟人会谋害谁。因此,如果种种迹象不足以指出一个特定的怀疑对象,那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某个外地来的流浪汉干的,外地才有这类事情。于是对流浪汉的营地进行了突击搜查,抓了几个无业游民,查对了旅店的住客登记簿。不认识的人自然而然地都受到怀疑。当时是五月份,流浪汉刚开始上路,因为天气转暖,随便在哪条河边毯子一铺就能过夜。吉卜赛人也在活动——不出五英里就有一个大篷车队。那些可怜的吉卜赛人真倒霉!

大自然设下的陷阱往往是隐蔽的,卡西的长相首先就显得清白无辜。她金色的头发秀美可爱;淡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垂着的上眼睑给她带来一种神秘的惺忪的神情。她的鼻梁挺直纤巧,颧骨高而宽,配上一个小下巴,使她整个脸蛋成了鸡心形。她的嘴长得很有模样,双唇丰满,但是小得出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樱桃小口。她的耳朵也非常小,几乎没有耳垂,并且紧贴脑袋,即使头发往上梳也看不出耳朵的轮廓。它们简直像嵌在头两侧的薄皮瓣。

方圆几英里都经过踏勘,寻找有没有新翻掘过的地面;可疑的池塘都用拖网搜索,看看是否能捞到卡西的尸体。“她长得太标致了,”人们都这么说,认为这就构成把卡西劫走的理由。最后一个说话结巴、面目可憎的白痴给抓来讯问。他是上绞刑架的恰当人选,因为他既不能证明当时他不在犯罪现场,又记不得他一生中任何时候干过什么事。按照他低能的理解,这些问他话的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作为生性友好的人,他很乐意提供。当他们提出一个故意诱供的问题,他快快活活地走进了圈套,看到警官满意的神情,他自己也高兴非凡。他一心想讨好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这个人也有一点了不起的长处。他供词的唯一毛病是头绪太多,什么都承认。此外,他需要经常提醒才能记住那些据认是他干过的事情。当一个严厉而震惊的陪审团决定对他起诉时,他真正感到高兴。他觉得自己毕竟不是等闲之辈。

如果在从前,像卡西这样的姑娘会被人当作魔鬼附身。人们会替她祛邪,驱除恶魔,如果试了多次不管用,为了大家的平安,就会把她当作女巫活活烧死。不能宽恕女巫的地方正在于她使人苦恼,烦躁不安,甚至嫉恨。

法官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爱法律以及法律企图主持正义的意向,性质像是对女人的爱。这样一个人主持了开庭前的预审——他纯真善良,曾经勾销过生活中许多邪恶。未决犯没有他已经习惯的提示,说出的供词是荒唐可笑的。法官审问了他,发觉嫌疑犯虽然试图按照提示办事,但是根本记不清自己干了什么,杀了谁,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法官厌烦地叹了一口气,吩咐他出去,然后弯弯手指,叫警官过来。

我认为卡西·艾姆斯生来就有那种一辈子都在驱使或者逼迫她自己的倾向,或者说生来就缺少那种倾向。有某个平衡轮重量不对头,某个齿轮比例失调了。她跟别人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残废人能学会利用自己的缺点,在某个有限的领域里比健全的人更能干。卡西也是这样,她利用自己的差异,在她的世界里引起了使人痛苦和困惑的骚动。

“听着,迈克,”他说,“你不该干出那样的事来。假如那个可怜虫稍稍机灵一点 ,你就害他上了绞刑台。”

在一定程度上,怪胎是公认的正常人的变异。孩子生下来既然有缺一条胳臂的例子,当然也可以有缺少善意和良知的情况。一个由于意外事故而失去两臂的人要花好大的劲才能适应这种残缺,但是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臂的人,除了招来人们的诧异之外,并不苦恼。他从未有过手臂,当然不可能有丧失手臂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往往想象自己如果长了翅翼会是什么滋味,但是没有理由设想鸟儿也有同样的心情。不,在畸形的人看来,正常的人准是奇形怪状,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正常的。对于内心畸形的人,这种情况更为隐秘,因为他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同别人相比。在生来没有良知的人看来,心地善良的人准显得荒唐可笑。对罪犯来说,诚实是愚蠢的。各位千万不能忘记,畸形的人只是一种变异,在他看来,正常的人才奇形怪状。

“他承认是他干的。”警官的感情受到了刺伤,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凭良心做事。

既然有身体畸形的怪胎,是不是也有精神或心理畸形的呢?孩子生下来,脸庞和身体可能完美无缺,但是一个错乱的基因或者畸形的卵子既然能产生身体畸形的怪胎,同一过程会不会引起精神畸形呢?

“他会承认自己爬上天堂的金楼梯,用滚木球戏的木球割破圣彼得的喉管,”法官说,“你要多加小心,迈克。法律的目的是救人,不是把人毁掉。”

我相信世人有时会生怪胎。有些怪胎显而易见,大脑袋,小身体,长得畸形可怕;有的生来缺胳臂少腿,也有多一条胳臂的,长尾巴的,嘴巴长得不是地方的。这些是偶然现象,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属于父母的过错。以前人们认为这是父母犯了隐秘的罪孽,遭到明显的报应。

在这类地方上的悲剧中,时间像一把蘸湿的刷子那样在水彩颜料上涂抹。清晰的轮廓变模糊了,痛苦逐渐消失,色彩溶化在一起,许多界限分明的线条合成一片灰色。一个月之后,似乎没有必要把谁绞死以平民愤;两个月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可以指控哪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卡西被害,失火和失窃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后来,人们又认为,即使你判断卡西已经死亡,没有尸体也就不能证明有什么罪行。

卡西为人们留下了一丝甜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