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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也许这笔钱他早就有了 ,而我们不知道。”

“没错。他在退伍军人协会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三十五元。房租伙食是他自己出的钱。出差时旅馆费报销,按路程远近,每英里有五分钱津贴。”

“不,不是早有的。”

“你疯啦。一百块还差不多。他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那我们干吗不写封信问问退伍军人协会呢?”

“全部财产在十万元以上,”单调的声音接着说。

“我不敢,”查尔斯说。

亚当哈哈大笑。“我们反正可以靠农场生活。我想我们不会挨饿。”

“听我说!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冒失。如今有投机事业。不少人靠投机发了财。他同一些头面人物有交往。也许他在什么好买卖中插了一手。加利福尼亚采金热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发了财回来的吗?”

查尔斯舔舔嘴唇。他身上的血似乎已经流失,气力和狠劲也都随之而去。他的声调变得呆板。“爸爸立了一个遗嘱。留下的财产由你我对分。”

查尔斯的脸色惨淡。他的声音很低,亚当凑过身去才能听到。声调像汇报那样没有抑扬顿挫。“爸爸是一八六二年六月参加联邦军队的。他在本州受了三个月训。那就到了九月。然后向南方开拔。十月十二日 ,他腿部受伤,被送进医院。他一月份回家。”

“我不知道,”亚当说。“我不知道。谁都没有这么说过。瞧他后来的身份地位。在白宫过夜。副总统参加他的葬礼。那像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的样子吗?别吞吞吐吐啦,查尔斯,”他央求道,“我一到这儿,你就有话要对我说,快说吧。”

“我不明白你想说明什么。”

“那还不够清楚吗?我说得清清楚楚。不诚实只有一个意思。”

查尔斯的声音苍白无力。“他没有到过钱瑟勒斯维尔。葛底斯堡、怀尔德尼斯、里士满或者阿波马托克斯,他都没有到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五个地方都发生过重大事件。钱瑟勒斯维尔是弗吉尼亚州斯波特西尔凡尼亚县的一个小镇,1863年南部联军在此获得胜利;葛底斯堡在宾夕法尼亚州,1863年联邦军队大败南部联军;怀尔德尼斯在弗吉尼亚州东北部、拉皮丹河南岸,1864年南北双方几次战役曾在这里进行;里士满在弗吉尼亚州,南部联盟的首都,经过长期围困后,于1865年被联邦军队攻陷;阿波马托克斯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小镇,1865年,南部联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在此向北部联邦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投降。)

“你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

查尔斯的声音打破了他想象中的形象。“我要你告诉我一件事——不需要立刻讲出来——你可以考虑一下再讲,如果不是老实话,你也可以不回答。”查尔斯动着嘴唇,先把这个问题默念了一遍才说出来。“你认为爸爸会不会——不诚实?”

“他的退役证明。同别的文件一起寄来的。”

亚当以前瞥见的她脸上的微笑在他心里一闪。她的脸庞浮现在他眼前。

亚当长叹了一口气。他心头涌起一阵欢乐,仿佛有许多拳头在擂打。他几乎不信地摇摇头。

“我告诉过你。她死啦。好久以前的事了。她不是你的生母。”

查尔斯说:“他怎么蒙混过去的呢?他究竟怎么蒙混过去的呢?从来没有人怀疑。你怀疑过没有?我呢?我妈妈呢?谁都没有。甚至华盛顿也没有人怀疑。”

“给我谈谈妈妈的事。”

亚当站起来。“家里有吃的吗?我想弄点吃的。”

“她死了。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

“昨晚我宰了一只鸡。你等得及的话,我去炸。”

他弟弟不抽噎了。亚当转过身来。查尔斯茫然望着前面。亚当说:“谈谈妈妈的事吧。”

“有不费事的东西吗?”

房子附近的农场并不好看——从来就不好看。显得杂乱无章,破破烂烂,毫无计划;没有鲜花,地上到处是纸屑和木片。房子也不好看。只能算作一个比较讲究的、供避风雨和做饭用的棚屋。可憎的农场,可憎的房子,不为人所喜爱也不给人以亲切之感。算不上家,算不上一个值得向往和归来的地方。亚当突然想起他的继母——像农场一样不为人所喜爱的人,就她来说,够得上能干、整洁,但是正如农场算不上温暖的家一样,她也算不上一个出色的主妇。

“有点咸肉和许多鸡蛋。”

亚当正想走到他身旁去,心里突然像以前那样有点害怕。不,他想道,假如我去碰碰他,他也许会宰了我。他走到打开的房门口,望着外面,他能听到他弟弟抽噎的声音。

“我吃这个,”亚当说。

“我爱他,”查尔斯说,开始哭起来,这在亚当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查尔斯把头埋在胳臂里哭着。

他们把疑问搁在一边,心里还在盘算琢磨。他们谈话中避而不提,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他们想谈,但是无从谈起。查尔斯煎了咸肉和鸡蛋,把长柄锅里的豆子热了热。

弟弟激烈的声调使亚当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牧场的地犁了一遍,”他说。“播下了黑麦。”

“用不着你信,事实就是这样。你给他的东西他都喜欢。他不喜欢我。我给他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你还记得我送给他的礼物,那把小折刀吧?我砍了一大堆柴,换了钱,才买到那把刀。他根本没有带到华盛顿去。现在还在他的写字台抽屉里。你给了他一条小狗。你一个子都没花。我可以给你看看那条小狗的照片。举行葬礼时,它也在,由一个上校抱着——它眼睛瞎了,自己走不了路。葬礼结束后,他们把它枪杀了。”

“长得好吗?”

“我可不信。”

“不坏,有一次我把石头刨出来。”他摸摸前额。“这个疤就是撬石头时落下的。”

查尔斯垂下目光看自己的手。“我不明白,”他说,“我真弄不明白。他对你的爱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东西的爱。”

“你信里提到了,”亚当说。“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的信对我帮助很大。”

有创造力的、无拘无束的大胆贯穿了亚当全身的骨头和脑子。“好吧,我告诉你。不。我不爱他。有时候,他叫我害怕。有时候——对,有时候我佩服他,但更多时候我恨他。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知道。”

“你在信里从不多谈你自己的情况,”查尔斯说。

“告诉我。”

“我大概是不愿意去想。相当糟糕,大多是这样的。”

“那同你有什么关系?”

“我在报上看到那些战役的报道。你参加了吗?”

“你到底爱不爱?”

“参加了。当时我不愿意想。现在仍旧不愿意去想。”

“你先告诉我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再回答。”

“你们杀印第安人吗?”

查尔斯问道:“你爱爸爸吗?”

“是的,我们杀印第安人。”

亚当吃吃地笑着。“爸爸刚死不久,觉得高兴也许是不对的,可是你知道,查尔斯,我一辈子从没有觉得这么高兴过。我从没有这么痛快过。你说吧,查尔斯。不说堵得慌。”

“我觉得他们太窝囊了。”

查尔斯的眼睛闪出怒光。他抬起头,但是一下子泄了气。他凄凉地想道:我不能再揍他了。我打不过他了。

“是啊。”

他们走进厨房,厨房的样子同他记忆中的既一样又不一样。似乎小一些,暗一些。亚当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查尔斯,我在听着呢。你有话要对我说,你像 犬一般围着树丛打转。不如说出来吧,免得憋得难受。”

“你不想谈这件事的话,可以不谈。”

亚当说:“我在想事情。”他自己想想也觉得惊奇。嗨,我居然不怕我的弟弟了!以前我见了他怕得要死,现在一点不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怕。原因在军队?囚犯队?还是爸爸的死?也许是——不过我不明白。不怕之后,他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以前他却字斟句酌,免得找麻烦。他心情十分舒坦,几乎像是他自己死后得了新生。

“我不想谈。”

“我不很相信死后有什么心灵感应的事情,”查尔斯说。“不过有谁说得准呢?有人说他们有感应——老萨拉·惠特伯恩赌咒发誓说她就有。真不知道该怎么看。你没有什么感应吧,是吗?喂,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们在煤油灯下吃饭。“要是我花时间把灯罩洗一洗,屋里可以亮一些。”

查尔斯在隐瞒什么事情。他想说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老是躲躲闪闪。亚当不作声。他不声不响,让查尔斯像狗一样东闻闻,西嗅嗅,转来转去,最后由他自己说出来,这样也许好一些。

“我来洗吧,”亚当说。“里里外外都照顾到可不容易。”

“没有。急性肺炎。很快就死了。”

“你回来就好啦。晚饭后你想去酒店吗?”

“好吧。他拖了很长时间吗?”

“嗯,再说吧。我想就这么坐坐聊聊。”

“我没有什么恼火的事。来吧,我替你弄点吃的。”

“我信里没有提过,酒店里现在有姑娘可玩。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她们每两星期换一批。不知道你想不想去看看。”

“听你口气——”

“姑娘?”

“我有什么可以恼火的?”

“对,在楼上。很方便。我想你刚回家——”

亚当仔细瞅着他弟弟的脸,直看到他扭过头去。“你有什么事恼火吗?”亚当问道。

“今晚不去了。过几天再说吧。她们要多少钱?”

“不。在华盛顿。我收到一封信和报纸。他们把他的棺材搁在炮车上,上面还覆盖着一面国旗。副总统参加了葬礼,总统送了花圈。报上都报道了。还有图片——我以后给你看。我全保存着。”

“一次一块钱。大多数都很漂亮。”

“葬在这里吗?”

“过几天再说,”亚当说。“我真奇怪,怎么会让她们到这儿来的。”

“肺炎。”

“开头我也奇怪。不过她们有一套办法。”

“害什么病?”

“你常去吗?”

“有一个来月了。”

“每隔两三个星期去一次。这里相当冷清,只有我一个人。”

“车站站长告诉我的。他什么时候死的?”

“你有一次在信里说你打算结婚。”

“你怎么会知道的?”

“不错,是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人。”

“我知道。”

兄弟两人旁敲侧击,尽量不涉及正题。有几次差点接触到了,他们赶紧缩回来,又谈起庄稼、当地的流言蜚语、政治和健康状况。他们知道迟早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的。查尔斯比亚当更急于进入正题,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而亚当却没有想过,没有感受。他希望拖一拖,改天再谈,但他知道他弟弟不容他拖延。

“我——我想是的,”查尔斯重复着他的话。“我们的爸爸死了。”

有一次,他开门见山地说:“那件事咱们改天再谈吧。”

“我——我想是的。你现在打算谈这个问题吗?”

“当然,随你高兴,”查尔斯说。

“现在打算待下来不走了吗?”

不着边际的话逐渐谈完了。每一个熟人,当地的每一件大事都讲到了。时间慢慢地过去,谈话越来越沉闷。

“当然,我想我饿了。”

“想睡觉了吗?”亚当问道。

“你饿吗?”

“再过一会儿。”

“也许会褪掉。我见过一个人——酒吧侍者——他一块疤的形状像猫。是胎记。他的绰号就叫猫。”

他们不做声,夜晚的时间在屋里不安地推移,在唤起他们的注意,催促他们。

“就是我在信里告诉你的。越来越明显了。你干吗不来信?你饿了吗?”查尔斯一双手好像没处搁似的,一会儿伸进口袋,一会儿又拿出来,摸摸下巴,挠挠头。

“我真想看看当时葬礼的情景,”查尔斯说。

“我就是想游荡,停不下来。仿佛上了瘾。你头上那条疤痕确实够呛。”

“肯定很气派。”

“你干吗不回家?”

“你愿意看看剪报吗?全在我的房间里。”

尽管这些年的农场生活使查尔斯的皮肤变得又粗又皱,使他深色的眼睛变得暗红,亚当根据记忆判断,查尔斯心里在想两件事——除了提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

“不。今晚不看了。”

“像流浪汉。”

查尔斯把椅子掉转过来,两肘支在桌子上。“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他神经质地说。“我们想拖多久就可以拖多久,但是总得决定怎么办。”

“像流浪汉吗?”

“我知道,”亚当说。“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

“大多数时间在各处游荡。”

“那有用吗?我有时间,许多时间,但我还是在原地兜圈子。我尽量不去想它,但仍旧在兜圈子。你认为拖延一阵子管用吗?”

“老天!你一向在哪里?”

“不管用。恐怕不管用。你想先谈什么?我们不妨就谈吧,反正我们也没在想别的事。”

“没有。”

“就是那笔钱,”查尔斯说。“十多万元——一大笔财富。”

“你的旅行袋呢?”

“钱又怎么样?”

“不得意。”

“嗯,从哪儿来的呢?”

查尔斯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看来不太得意。”

“我怎么知道?我对你说过,他可能做投机生意。在华盛顿的时候,也许有谁让他做了一桩好买卖。”

“我想是这样。并且老了一些。”

“你相信吗?”

“天哪,你这么瘦!”

“我什么都不信,”亚当说。“我不了解,能信什么呢?”

“好,”亚当说。

“钱数真不小,”查尔斯说,“留给我们的是一大笔财产。够我们用一辈子的,我们可以买许多地,让它生利。也许你没有考虑过,我们成了富人。我们比这一带所有的人都富。”

“你好吗?”

亚当笑了。“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判你坐牢似的。”

锤打的声音停了,一阵寂静。亚当觉得他的弟弟似乎在从仓库的木板缝里打量他。接着查尔斯快步出来,走到亚当面前同他握手。

“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亚当从村子里走来。他的衬衫很脏,由于和衣睡了一个星期,偷来的衣服都皱了,还沾了不少土。他在住房和仓库之间站停,听听他弟弟有什么动静,只听得他在新盖的大烟草仓库里钉着什么。“嗨,查尔斯!”亚当喊道。

“你操什么心?”亚当说,“也许我们应当安顿下来,享享福。”

“他没有到过葛底斯堡。整个战争期间,哪一次战役他都没有参加。他是在一次小接触中受的伤。他讲的全部是谎话。”

“如果他忘了才热闹呢,”查尔斯说。“他回不了家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亚当问道。

“谁都猜不到,”卡尔顿说。“好吧,反正付费的是你,不是我。”

“我认为这笔钱是盗窃来的,”查尔斯苦恼地说,“你既然问我,我就说自己的想法。”

“电报费又不是你付。答案是:‘小狗。’”

“你知道他从哪里盗窃来的?”

“问题很好,不过长得够呛。你能压缩到十个字吗?”

“不知道。”

“不,跟那沾不上边。是这样的:‘你当兵前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那你凭什么认为来路不正?”

“希望不是问你妈妈的第二个名字叫什么。有许多人记不住。”

“关于战争的事,他说的是假话。”

查尔斯觉得这个办法很有趣。他手里拿着钱回来了。“我想好了问题,”他说。

“什么?”

“你最好趁老布林还在办公的时候先把一百块钱提出来。”

“我是说,如果他在战争的事上撒谎——那他也可能盗窃。”

“嗨,这办法倒很妙。让我想一个合适的问题。”

“怎么盗窃?”

报务员露出老于世故的微笑。“我们是这样办的,你告诉我一个第三者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把问题和答案都拍过去。对方的报务员向那个人提出问题,如果他答不出来就领不到钱。”

“他在退伍军人协会里任职——很高的职位。他可能掌握财权,在账目上搞鬼。”

“我付——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打电报的是亚当呢?有什么办法防止别人冒领?”

亚当叹了一口气。“你既然这么想,干吗不写信告诉他们?让他们查查账目。如果真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把钱退回。”

“嗯,你给我一百零二元六角,我打个电报给瓦尔多斯塔的报务员,由他付一百元给亚当。你另外还要付我六角。”

查尔斯愁眉苦脸,前额的疤痕颜色也显得深一些。“副总统参加了葬礼。总统送了花圈。送葬的车队有半英里长,步行的人有好几百。你知道抬棺的人是谁吗?”

“喂,卡尔顿,电汇是怎么个汇法?”

“你在钻什么牛角尖?”

“我也没有 ,不过有这地方。”

“假定我们发现他有盗窃行为,那么接着他根本没有参加葛底斯堡和其它任何战役的真相就会暴露。然后谁都会知道他是个骗子,他整个一生是个大骗局。即使他有时讲过一些真话,谁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瓦尔多斯塔,佐治亚——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亚当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很专注。“我认为你是爱他的,”他镇定地说,感到无拘无束了。

“这封电报要由收报人付费,”报务员说。“你得付我六角钱。”

“是的。以前爱,现在也爱。因此我才恨这一切——这一来他一生就毁了——全毁了。甚至他的墓——人们会把他挖出来,扔掉的。”他情绪激动,说话也断断续续。“难道你一点不爱他吗?”他嚷道。

“哦!是这么回事。‘急。请电汇一百元。即归。亚当。’”

“在这以前我一直不清楚,”亚当说,“我应该有什么感情,以前一直是模糊的。不。我并不爱他。”

“它是电波上传过来的,”报务员说。“是我记下来的。”

“假如他一生毁了,尸骨给刨出来,你也不关心——天哪!”

“是吗?”

亚当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想找合适的话来表达他的想法。“我没有必要关心。”

“我已经看过了。”

“你当然没有必要,”查尔斯尖刻地说。“你既然不爱他,当然不关心。你可以同大家一起踢他的脸。”

“你听听电报的内容,”他对报务员说。

亚当知道他的弟弟不再有危险性了。他不再妒嫉,因而也不会做出丧失理性的事情。他父亲的包袱全压在他身上,那是他的父亲,谁都不能从他那儿夺走。

当两件事在性质、时间或者地点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说它们相似,根据这种倾向,我们产生了迷信,以后经常提起,作为验证。查尔斯活到这么大,信件特地给送到农场上还是第一次。几星期后,一个小孩拿了一份电报跑到农场来。查尔斯把信和电报联系起来,正如我们把两个噩耗联系起来,并且预料还有第三个报丧的消息那样。他手里拿着电报,匆匆赶到镇里的火车站。

“大家都知道真相之后,你走在镇上会有什么感觉?”查尔斯问道。“你怎么有脸见人?”

当然,他不可能想别的,这件事老是在他脑海里转圈子,一再回到起点:他从哪里搞来的钱?

“我说过我不关心。我没有必要关心,因为我不相信。”

查尔斯觉得迷惑不解。他生了火,搁好煎锅,切了几片厚厚的咸猪肉扔到锅里。接着他又回去盯着信看。他突然拿起信,放进厨房桌子的抽屉。他决定暂时把这件事抛在一边,不去想它。

“你不相信什么?”

查尔斯把信又看了两遍,双手捧着头。他不知道亚当的下落。他希望亚当回来。

“我不相信他盗窃。关于战争和他参加过的战役,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

当时没有人给他打电报。律师们从他父亲的文件中间找到他的地址。他们很难过——向他表示慰问。同时,他们也相当激动。他们替特拉斯克立遗嘱时,以为他也许给他的儿子们留下几百块钱。他的财产似乎就值这么一些钱。但是他们检查他的银行账目时,发现他有九万三千多元存款和一万元的有价证券。他们对特拉斯克先生就刮目相待了。有这么多钱的人应该说是大富翁了。他们兄弟两人一辈子不用发愁了。这些钱足够开创一番事业。律师们祝贺查尔斯和他的哥哥亚当。按照遗嘱规定,全部财产由兄弟二人对分。除了钱之外,还开列了死者遗留的个人物品:退伍军人协会几次代表大会上赠送给他的五把礼品剑、一把镶有金牌的主持会议用的橄榄树做的小木槌、一枚镶有钻石的共济会的表链装饰品、他装了全口假牙后取下的旧金牙冠、怀表(银制)、包金头的手杖,等等。

“可是证据呢——退伍的文件呢?”

屋里还不暗,但是查尔斯点亮了灯。他把信放在桌上,洗洗手,坐下来再看了一遍。

“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盗窃。你光凭想象,因为你不知道钱的来路。”

“他沉住了气,”邮局局长在镇上告诉别人,“他真沉得住气。不声不响的人。不爱多说。”

“他在军队里的档案文件——”

“我父亲去世了,”查尔斯说着走进屋子,关上门。

“可能是错的,”亚当说。“我认为是错的。我相信我爸爸。”

邮局局长在背后问道:“出了什么事吗,特拉斯克先生?”

“我不理解你怎么会相信。”

查尔斯让他干等着。他不紧不慢地看完了五页信纸,回过头又看一遍,还动着嘴唇默念。然后他折好信,朝屋里走去。

亚当说:“我来讲给你听。许多有力的证据说明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不少人认为他存在,那些证据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查尔斯的信件极少。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都不去邮局询问。一八九四年二月,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给他寄来一封厚厚的信时,邮局局长觉得可能有重要事情。他特地跑到特拉斯克家的农场,看见查尔斯在砍树,把信交给了查尔斯。他既然费了这么大劲,便想等着听听信里说些什么。

“不过你说你不爱我们的爸爸。你既然不爱他,怎么又能相信他呢?”

“也许理由正在这里,”亚当步步设营地说。“假如我爱他,我就会嫉妒。你就是这样。也许——也许爱使你变得猜疑。当你爱上一个不是十拿九稳的女人时——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她也就没有把握——不也是这种情形吗?我看得很清楚。我看得出你多么爱他,你对他的爱又给你带来什么影响。我不爱他。他也许是爱我的。他考验我,伤我的心,惩罚我,最后把我当牺牲品一样送出去,可能是作为某种补偿。但是他不爱你,因此对你有信心。也许——也许这是一种颠倒。”

雨是下午开始下的。亚当穿着油布雨衣,蜷缩着等天黑,夜晚降临后,他冒着雨进入瓦尔多斯塔镇。他拉下那顶黑帽子,遮在眼睛上面,扣紧黄油布雨衣的领子。到了火车站,他透过雨水弄模糊的窗子窥望里面的动静。戴着绿眼罩和黑色羊驼毛袖套的车站管理员把头探出售票窗口,在同一个朋友聊天。过了二十分钟,朋友才走。亚当看着他走出月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定下心,然后走进车站。

查尔斯瞪着他。“我不明白,”他说。

他白天躺在隐蔽的地方,晚上出来寻找食物——萝卜、围栏里的玉米棒子、树上掉落的苹果 ——都是一些丢了也不会引起注意的东西。他用沙子擦皮鞋,把雨衣揉皱,破掉它们的新相。过了三天才等到他所需要的雨,或者说,他出于极度谨慎,认为他需要下雨天气。

“我自己也正在琢磨,”亚当说,“这对我也是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舒畅。也许一辈子都没有现在这么舒畅过。我已经摆脱了某种东西。有朝一日我可能获得你所有的感情,但是现在还没有。”

到了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镇边上,他一直躲到午夜之后,然后像影子那样进了镇,爬到一家卖廉价货的商店后面,慢慢地硬顶开一扇窗,锁上的螺丝钉从年久朽坏的木框里给拔了出来。然后他虚安上锁,窗户却开着。他借着肮脏的窗玻璃透进来的月光,偷了一条廉价的裤子、一件白衬衫、一双黑皮鞋、一顶黑帽子和一件油布雨衣,每一件衣物都试试是否合身。他翻身爬出窗口之前,耐心检查了一下商店,不留下任何翻乱的痕迹。他拿的每件东西都有充足的存货。搁现金的抽屉他连看都不看。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窗户,在月夜里阴影的掩护下溜跑了。

“我不明白,”查尔斯又说了一遍。

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得遇事不慌不忙。大多数人都是逃跑心切才给抓住的。亚当花了五天工夫,才走完从佛罗里达到佐治亚的短短的路程。他绝不冒险,用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急躁。他为自己的本领感到吃惊。

“难道你看不出我不认为我们的爸爸有盗窃行为吗?我不相信他撒谎。”

深夜,他听到猎狗沿河两岸搜索的声音。他早就用青草使劲擦过头发,以掩盖人的气味。他蹲在水里,只露出鼻子和眼睛。早晨,猎狗又回来,但是不很起劲了,追捕的人也累得够呛,没有细细搜索河岸。他们走远之后,亚当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泡胀的油煎腌猪肉,吃了充饥。

“可是那些文件——”

亚当一直等候机会,在第二次刑满的前三天中午,他把水桶都灌满,再回到小河边。他把水桶装满石块,把它们沉到河底,自己悄悄地下了河,顺流而下,游了好长一段,休息一会儿,又往下游游去。他在水里一直待到黄昏,最后找到一个岸边有矮树丛掩护的地方。他仍旧不出水。

“我才不理会那些文件呢。文件根本动摇不了我对爸爸的信念。”

经过初次接触之后,人们不凭眼看,光凭感觉就知道别人的存在。亚当在佛罗里达筑路队第二次服刑期间,把自己的个性减到了负数。他不惹是生非,不流露感情,尽可能变得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看守们感觉不到他存在时,就不怕他了。他们指派他打扫营地,开饭时把那些汤汤水水简直如同猪狗食的东西分给别的囚徒,把水桶盛满水。

查尔斯粗声粗气地呼吸着。“那你打算接受那笔钱啦?”

在塔拉哈西附近,他被司法官手下的人抓住,判了流浪罪,送进筑路队强迫劳动。当时就是利用这种劳动力来筑路的。他被判刑六个月。刑满释放之后,又被抓起来,再判了六个月。现在他懂得人们居然能把别的人当作牲畜,同这种人相处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以牲畜自居。干净的面容、坦率的神情和平视的目光都会引起注意,引起注意就会带来惩罚。劳动时有拿着霰弹枪的人监视,晚上脚脖子被铁链锁住,这些只是简单的防范措施,但是情绪稍一激动,流露出一丝尊严和反抗,就招来野蛮的鞭笞,这似乎表明看守们怕囚徒,亚当根据他在军队里的经验知道害怕的人是个危险的动物。亚当跟世界上任何人一样,也怕鞭笞对他肉体和精神造成的后果。于是他在自己周围张起一幅帷幕。他脸上没有表情,眼睛不露光芒,不声不响。后来,这种事落到他头上并不使他怎么惊讶了,使他惊讶的倒是他居然能够容忍,并且不怎么痛苦。事后要比当时可怕多了。看到一个人受鞭笞,背上露出白花花的肉,伤口流血,而不流露出怜悯、愤怒或关心,没有极大的自制能力是做不到的。亚当却学会了。

“当然。”

亚当迅速地横越得克萨斯辽阔的东部平原,穿过路易斯安那以及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两州南端,进入佛罗里达。他觉得必须迅速离开。黑人固然很穷很和气,但是他们不相信任何白人,不论这些白人多么穷,当地穷苦的白人见到陌生人就害怕。

“即使来路不正?”

春天再次来临时,他又向北进发。他觉得悠闲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的目标是北上去找查尔斯和日益淡薄的童年的回忆。

“来路没有什么不正。他不可能盗窃。”

春天促使他又向东去,不过行进的速度比以前慢。山区的夏天比较凉爽,山里人出于寂寞,比较平易近人。亚当在丹佛附近一个寡妇的庄园里找到一个工作,低声下气地分享她的饭桌和床铺,直到霜降时,他又去南方。他顺着格兰德河,通过大河湾,到了阿尔伯克基和埃尔帕索,再通过拉雷多,直达布朗斯维尔。他学了几句用来寻找食物和快活的西班牙语,懂得即使非常穷的人也有可以施舍的东西和施舍的冲动。他开始对穷人产生了好感,如果他本身没受过穷的话,这种感情是难以有的。现在他已经成了老练的流浪汉,恭顺是他的工作守则。他又瘦又黑,喜怒不形于色,完全不暴露自己的个性。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说话中混杂了各种口音和方言,以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像是外地人。这是流浪汉的一大安全措施,是一层保护性的面纱。他很少搭乘火车,因为由于世界产联的过激和使用暴力,人们对流浪汉日益不满,采取了凶狠的报复手段。亚当曾因流浪罪被捕。警察和囚徒们的蛮横残暴使他惊骇,以至再也不同流浪汉们厮混了。那以后,他总是单独行动,注意刮净胡子,保持衣着整洁。

“我不明白,”查尔斯说。

他从北头圣路易斯一奥比斯波南下,沿海岸漫游,学会偷海潮线水塘里的鲍鱼、鳗鱼、贻贝和鲈鱼,在沙滩挖蛤蜊,用钓丝做圈套来捕捉兔子。他躺在太阳晒暖的沙滩上,数着一个个的浪头。

“你还不明白?看来这也许正是整个事情的奥妙所在。有一件事我从没有提过——你还记得我离家前不久你揍我的事吧?”

亚当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了乐趣。树木染上秋色时,他已经到了奥马哈,他不加思考、毫无理由地又赶向西南,匆匆穿过山区,到了南加利福尼亚才松一口气。

“记得。”

他们围坐在小篝火旁,一面炖东西吃,一面闲聊;他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只是不提自己。亚当从他们那里听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它的愤怒的守护神的情况(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世界产联”,系美国工会组织,1905年成立。会员主要吸收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1908年分裂成芝加哥和底特律两个集团,后者在1915—1925年间改称“劳工国际产业同盟”。芝加哥产联的纲领具有严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1918年后逐渐瓦解)。他听他们谈论哲学、形而上学、美学和非个人的经历。同他一起过夜的伙伴可能是个杀人凶手,一个被剥夺圣职或者自动离职的牧师,一个由于学术空气沉闷、被迫放弃舒适职位的教授,一个想忘掉过去的落落寡欢的人,一个沦落的大天使或者训练有素的魔鬼。大家围火而坐时,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思想,正如向炖锅提供胡萝卜、土豆、葱头和肉一样。亚当学会了用碎玻璃刮胡子的技术,以及先判断一家住户是否和气然后才敲门请求施舍。他学会了怎么躲开怀有敌意的警察或者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学会了鉴貌辨色,估计一个妇女心地是否善良。

“你记得后来的情形吗?你拿了一把斧子回来想杀掉我。”

这种人现在很少见,但是在九十年代相当多,是一些自愿过流浪生活的孤独的人。有些是逃避责任,有些认为世道不公,遭到社会的摒弃。他们干一点活,但是为期不长。他们小偷小摸,但是只限于食物,偶尔从晾衣服绳上偷几件需用的衣服。他们中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有文化,有的无知识;有的整洁,有的邋遢——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烦躁不安。他们追随温暖,躲开大热大冷。春天转暖,他们就随着春天往东迁移,初霜一降,他们就奔西南。他们似乎是丛林狼的兄弟,作为野兽,丛林狼挨着人和人的鸡棚生活;它们靠近城镇,但从不进入。他们同别人的交往最多持续一星期或者一天,然后就各奔前程。

“这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我肯定昏了头。”

亚当溯流而上到了萨克拉门托,漫游圣华金河谷,直到过完冬天;春天来到时,他的钱全花光了。他把毯子一卷,缓缓向东进发,有时步行,有时同别人一起,三五成群地躲在车厢底下,偷搭货运慢车。晚上,他在城镇郊区的营地上跟流浪汉一起露宿。他学会了乞讨,要的不是钱,只是食物。在他明白过来之前,他自己已成了流浪汉。

“当时我不理解,可是现在懂得了——你为了赢得爱而拼命。”

亚当的第二个五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一八九〇年底,他在旧金山卫戍区以中士军衔退伍。那时候,查尔斯和亚当很少通信,可是亚当在退伍前夕写信告诉他弟弟:“这次我要回家了。”从那以后过了三年多,查尔斯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爱?”

时间间隔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的概念。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按部就班的或者平静无事的时间一定显得冗长不堪。按理说应该这样,事实并非如此。沉闷的、平静无事的时间根本没有持续过程。穿插着兴趣、悲伤或者欢乐的时间在记忆中才能显得长久。你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时间无法在平静无事中间持续。从无到无根本不是时间。

“是的,”亚当说。“我们好好利用这笔钱。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下去,也可以离开——也许到加利福尼亚去。我们考虑考虑要做些什么。当然,我们要为爸爸立一个碑——一个丰碑。”

军队为了防止士兵们闲得慌,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擦金属和皮革制件,搞检阅、操练、护卫,举行吹号和升降旗仪式,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找事干。亚当的第二个五年军队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一八八六年,芝加哥屠宰工人大罢工,亚当的团队开赴该地,但是在用上他们之前,罢工已经解决。一八八八年,始终没有签订和约的塞密诺尔人又有动乱的迹象,再次调动骑兵,但是塞密诺尔人撤回沼泽地,没有闹事,部队又恢复了昏昏沉沉的常规生活。(塞密诺尔人是美国印第安人中摩斯科格人的一部分,原先居住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历史上进行过两次较大的反抗战争,1817—1818年一次被后任美国第七届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镇压下去;1835—1842年被迫迁移美国西部,又发起战争。)

“我再也不能离开这里,”查尔斯说。

“嗯,我们走着瞧吧。不着急。我们会琢磨出好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