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在他看来,自己就好像病了十年。他的身体并不是历经了进化,而是经过了新生细胞的重组。他灵魂之上的负重,以及那不断围绕着他的令人焦躁的思绪都已经消逝。那些在他生病前,披着现实的可怕伪装,自发强加于他身上的记忆,已不再重现。令他吃惊和满意的是,他发现那些记忆已经永远沉沦进另一边遥远的海平线。生命的旅程已经将他带进了一个全新而且新奇的地带。他经历了一个水深火热的可怕阶段,如今已被洗礼被净化,已经变得朝气蓬勃。恢复期的病人们通常都会探寻新一轮的生活,就像那些没有过去的孩子。
美国的春天来得很早。天气突然就变热了。在美国的那一地带,春夏之间的交替来得非常突然。牛蛙在池塘和湖泊中呱呱地叫,它们要与其他美国青蛙那高亢而尖利的声音争相抗衡。接着,施密特太太非常害怕的炎热又潮湿的时节到来了。一到了夏天她就很难受,但同时她还要像在冬天一样继续她辛苦的工作。
弗雷德里克又开始和彼得·施密特一道进行巡诊,有时候,两位朋友还远足去乡间。他们又重拾斟酌问题和思考人类命运的老习惯。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尖锐的辩驳,既不争也不辩,这让他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不管他们谈到什么人,弗雷德里克始终保持着平和的态度。
“你怎么解释呢?”彼得·施密特问。
“我认为自己很荣幸地得到了呼吸的珍贵机会,而且我也很重视它。这个时候,我想要做的就是去闻,去品尝,去享受。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插上伊卡洛斯的翅膀,我对于外在事物的爱刚被唤醒,还很微弱,所以我几乎不会刨根挖底。我如今是资产阶级。我此前的状态已经结束了。”他笑着说道。
作为一名执业医师,彼得·施密对弗雷德里克当前的这种情绪非常满意。
“可以肯定的是,”他说,“你还会改变。”
“我不这么认为,时间会证明的。”弗雷德里克反驳道。
弗雷德里克笑着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自己已经约定好停战协议。就这么一次,我想与世界和平相处。我想尽可能打破回忆和做梦的习惯。”
弗雷德里克认为说服他的朋友回到欧洲是他的责任,不管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妻子。
“彼得,”他说,“美国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你不能引荐专利药物,你也不能运用少量药剂使病人在床上躺两个月,因为,如果使用奎宁,一周内就可以把他治好。在美国大众的眼里,你并不具有贵族特质。在美国人看来,你就是个傻子,因为你总是为了那些可怜的流浪狗牺牲自己。你该回到那片土地,在那里,谢天谢地,高贵的精神和高贵的理想,还能配得上其他高贵的气质。你该回到那片土地,在那里,科学和艺术若不再是人民的花朵,那么,它就会认为自己已经消亡,已被埋葬。即便没有你,在这里,那些自毁般忘记歌德的语言——他们的母语的人,也已经足够。救救你的妻子吧,也救救你自己。回到德国,或是去瑞士,去法国,去英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只是不要待在这极度工业化的地方就好,在这里,艺术,科学以及真正的文化,至少在当前,都显得格格不入。”
但彼得·施密特有些踟蹰。他喜欢美国。他把耳朵贴近地面,他听到地底下正在排练着那将在全球复兴之日演奏的喜庆之乐。
“我们所有的人,”他说,“首先应美国化,然后成为新的欧洲人。”
弗雷德里克最喜欢到梅里登的郊外散步,那里居住着意大利制酒人。在那里,你能听到人们那阳光般温暖的歌声,以及妇女们用八度音召唤孩子。你能听到棕皮肤的人们在捆葡萄藤,每逢星期天,你还可听到他们谈笑着,硬地滚球在开阔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这些甜美而具有穿透力量的声响,如此熟悉。
“就算你会杀了我,可我还是要说,我是,并且将会一直是欧洲人。”
他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他前前后后都在对着他的朋友唱对于欧洲的激越赞歌,并且将它们缠绕进情感的织网里,最终消融。
她身上,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她忘却了疲劳,欢快地走着,笑着,开始做着各种未来欧洲生活的计划。
那个弗雷德里克救治的农民,缠着要感谢他。他说他信奉上帝,说人类一直都信奉上帝,还有,在这件事上,上帝在重要的时刻将重要的人送到了他的身边。于是,弗雷德里克这下明白,命运将他送上这可怕的行程,是出于多么深刻的动机啊!
弗雷德里克不愿得知航程中朋友们的消息,于是不看报纸。一天,英吉格·哈尔斯特伦,在一个看似有名望却又与名望不相称的人的陪同下,从开往波士顿的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向了彼得·施密特的看诊室。她先是介绍了自己,然后询问弗雷德里克是否仍在梅里登。他生病前,两人都还在通信。此后,她就没时间写信了,因为她要进行一次匆忙地环美之游。她不知道他生病了。尽管彼得夫妇天生不习惯说谎,而正是这种习惯使得他们的生活无法改善,可这一次他们故意厚着脸皮大胆地撒了一个露骨的谎。
“弗雷德里克回欧洲去了。他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罗伯特·济慈’号回去的。”他们对英吉格说。
弗雷德里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登上了彭斯小姐乘坐过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号。而彼得·施密特夫妇想要乘坐一艘更慢更便宜的邮轮。他们都已迫不及待。于是,海洋再次成为一个小小的池塘,他们在池塘里穿游,他们的渴望轻轻摇晃着池塘上的桥梁。
在那时,几乎美国的所有剧院都在放着那首伤感的歌《越洋之手》。每一个广告牌,每一堵围墙,甚至每一个桶上都印着“越洋之手”的字样。弗雷德里克不停地哼唱着这首歌。只要他看到“越洋之手”这几个字,他的灵魂中就激起一阵充沛而美妙的旋律。
可是,还有一件事阻碍着弗雷德里克享受彻底的精神安宁。还有一个想法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该将那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是用文字描述出来呢?他不断徘徊于这两种选择中。他没有一天不做出数十种选择,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直到有一天,拯救他的机会来了,威利·施耐德和伊娃·彭斯小姐远行到了梅里登。当他看到那个可爱的女孩儿,穿着轻便的夏装,面带微笑走向他时,他意识到,那个时候,占据他思维重要部分的就变成了“该?”与“不该?”然而此刻,问题已经解决了。
“威利,”他高兴地叫道,“做你想做的事,去你想去的地方,待在你该在的地方,尽量让自己开心吧,我们晚餐时在旅馆见。”他说完后,拉起彭斯小姐的手,让她挽着他,而彭斯小姐也笑着一路跟他走了。威利非常吃惊,可是他也大笑出来,并以他那惯常的戏剧性方式说道:
“哦,那样一来,我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咯。”
晚上,当弗雷德里克和伊娃回到那漂亮的梅里登旅馆的餐厅里时,他们的头上笼罩着一种微妙的魅力和一阵柔和的温情,使两人看起来越发年轻,越发好看了。他们的朋友觉察到了这一点,甚至让他们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两人已被一种新的元素,新的生活穿透。虽然他们正驶向这种新的生活,可是在这之前,他们谁都不曾预见这样的结果。那晚,他们喝着香槟,把酒言欢。
一个星期后,那一小群艺术家们送彭斯小姐和弗雷德里克登上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号。
“我很快就会跟你们一起。”邮轮开始从码头移动时,威利站在码头上大喊。
对于弗雷德里克和伊娃来说,邮轮上的每一天都是星期天。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是罗兰德号的幸存者。第三天下午,他说:
“三个月前,罗兰德号就是从这里沉下去的。”
海面风平浪静,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海豚在水里跳跃。那个午后的晴朗夜晚,成了弗雷德里克和伊娃的新婚之夜。他们做着幸福的梦,越过了恐惧之地,而那就是罗兰德号的墓穴。
弗雷德里克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在库克斯港码头等他们。他下船后只看到孩子们,他用手臂抱起他们,一次抱了三个。孩子们一边笑着,一边咿咿呀呀地说着,紧紧地抓着他。这时,伊娃走向他们,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直到他们能喘过气来,弗雷德里克敬了几个礼,并双手着地,还一边看着伊娃的眼睛。接着他起身,将食指放在唇上,示意不要说话。宽广绵延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庄稼,里面传来成千上万只百灵鸟的叫声。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欧洲!假如一个小时后,船就要下沉,那会怎样呢?”
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号的船长经过时,来和弗雷德里克打招呼。
“你知道吗,”弗雷德里克精神十足地说,“其实,我就是罗兰德号上的幸存者之一。”
“真的吗!”船长说,接着,他走开时,又补充道,“是的,我们总是在同一片海洋中穿越。祝您旅程愉快,冯·卡马赫尔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