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在罗兰德号上吗？”他惊呼道。
弗雷德里克紧紧抱住头。
“看来千真万确，”施密特说，“这白纸黑字上写着呢。‘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医生上演了英勇的奇迹。’这里还有你的照片。”
“你看看，”他说着打开这巨大的纸张，“‘罗兰德号’，‘罗兰德号’，还是‘罗兰德号’，全栏全篇都是‘罗兰德号’。”
《世界》杂志的高手用寥寥数笔描述了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只穿了件便衣的年轻小姐从半沉汽船的甲板上通过一条绳梯走进救生艇，他和成千上万个如他一般的人并无两样。
一名报童抱着一大摞报纸，他看到这两个德国人一路边说笑边比画着在公园里走，在这个时刻，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他朝他们走过来，递给他们一些报纸。彼特·施密特一贯爱看报，于是买了一些。
“真是你做的吗？”彼特·施密特问。
弗雷德里克说，思乡之情也许是身在美国的所有德国人的通病。那个荷兰人拒不承认，而弗雷德里克发现他朋友身上那些特质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位见多识广永不气馁的思想家。作为一名思想家，他对美国人民的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不承认——从精神层面上说，大多数美国居民都还没有扎根进自由之土。
“不是，”弗雷德里克说，“船上发生的细节我已记得不太清楚。”弗雷德里克站定，脸色苍白，他试着回想，“我不知道，”他说，“对于这样的事件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是那些真切发生的事情，还是逐渐消化和遗忘它的事实。”他仍旧站在路中央，继续说道，“让人记忆最深刻的，是事件本身的荒谬性，是那种愚蠢的无意识感觉，和那无与伦比的残忍。我们只是从理论上懂得自然的残忍；可是为了生存，我们就要忘记这种残忍的真实程度，忘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当代最文明开化的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在灵魂的某些方面仍然相信着诸如包容一切的上帝之类的东西。可是，这样的经历给予了这‘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一记无情的重击。从罗兰德号上下来，我灵魂中的某一处就看不见听不见，也麻木了，至今都还没恢复过来。这残忍太过极端，以至于只要它还清晰存在于某人的头脑中，他很快就会向上帝祈祷或是为人类和人类的将来祈祷，又或是祈祷自己能生活在乌托邦，或是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好像在碎碎的念一些自己明知道是可耻的谎言的事。当这般可怕而空虚的不公正事件发生在无辜的人们身上且无法解脱时，我们对于人类的尊严对于那神圣的命运又会有怎样的感伤呢？”
相反，彼特·施密特叙述自己的情况时非常简略。他只说自己结了婚，仍没有孩子，他说他的妻子有些水土不服，对父母和瑞士山水思念成疾，她是一名医生，整天忙着助产之类的事。
弗雷德里克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一阵剧烈的恶心感涌上心头。他睁大瞳孔，眼睛里出现一种奇异的恐惧神情。他轻轻地颤抖着，警觉性地猛然抓住他朋友的胳膊。他头脑里闷闷地转着，他感到脚下的土地开始起伏。
尽管他们已有八年未见，可是他们说起话来，就像只分开了半小时。很快，他们就各自将八年来发生的重要事情都向对方讲述。弗雷德里克从他结婚时说起，那时他还通知了施密特。他以混合着心理效应和精神危机的幻想般的口吻——尽管他是在陈述事实——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毫不偏离事实。他也并不介意对他的朋友讲述自己是如何辗转漂泊。他早期生活中，最初也是最终的成就是学会了听天由命，尽管经过了早上那一番折腾和见到了最好的朋友后，他的声音清新而有活力，丝毫不带屈从命运的伤感。
“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说，“我想这场灾难给我留下了某些东西。”
由于他们两人都是好游荡的专家，所以施密特提议去纽约街上走一走。于是弗雷德里克去询问英吉格的意见。他得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她都要和服装师待在一起。她只说希望午餐时间能见到他。不久，两位朋友就走在了中央公园的沥青大道上，他们走在白茫茫的草坪间，经过那覆盖着白雪的裸枝下，任周围那疯狂的城市将狂欢与骚动填满整个空气。
所幸的是，他们附近碰巧有个凳子，彼特·施密特扶他的朋友坐下。弗雷德里克的手失去了知觉，他身上冒起了冷汗，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清醒过来后，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辨清周围的事物。他说着一些对其他人说的话。他把他当成他的妻子，接着又当成他的孩子，接着是他那穿着齐整制服的父亲。他彻底清醒过来后，就请求他的朋友替他保守秘密。彼特·施密特也承诺会保密。
“真奇怪，不是吗？”弗雷德里克说，“我们突然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做梦都没想过要来的地方，而且还是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在最出乎意料的时间到来！就好像八年前那真真切切的生活瞬间就变得烟消云散了，不是吗？”
“依我看，”他说，“你那过度折腾且超额负载的神经在抗议了。它们在复仇，同时也在自救。”
“你也算经历了一两件事儿吧！”弗雷德里克证实了报纸上关于他见证了罗兰德号的沉没的说法后，他的朋友说道，“我以为你已经在德国结婚生子，以为你会专职医学研究，业余去搞科研，千万没想过要来这对你毫无吸引力的美国。”
“尽管我从父母那里遗传了强壮的体质，”弗雷德里克说，“可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有数不清的事折磨着我，以至于好长时间来我都几欲崩溃。我知道这还不是最后一击。若不是经受慢性的折磨，我就有理由高兴了。”
这语气是这两位朋友在大学期间习以为常的。再次听到这样的话，也让两人极感耳目一新。他们之间不拘泥于俗套。他们之间也并没有因后来的阻隔而生疏。
“哦，”施密特说，“你或许还会遭受两三次打击，可你只要平静地生活上几个月，那些打击就不会重现。”
“心灵感应？一点也不相信。”那个荷兰人回答道，他笑得厉害，“我还不到三十岁，身心都很健康。我可不是傻瓜。我可不希望有哪位斯莱德先生像莱比锡的老罗纳一样让你的头脑转了向。你是来主持神智学或唯心论会议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的友谊就要说拜拜了，老伙计。”
正如弗雷德里克自己说的那样，从晕厥中醒来，就像环球旅行后返回。他穿过了地球的中心，去到了倒挂着的地球的两极。
一阵风风火火的问候完毕，弗雷德里克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说，老家伙，你相信心灵感应吗？”
“我感到自己就像死而复生，”他说，试着让他的朋友明白他刚才体会的那种状态，“就像睡着了一样。在梦中的开始部分，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块千百年的花岗石。醒来时，我就站在那无尽深渊的阴影中。我看到了下面的风景，巨大的山洞，石头的天堂和那宏伟的阿德斯堡洞穴。好像有什么东西将我举起。这种感觉，唯一能让我将其与之匹配的便是潜水员从一万英尺的海下慢慢地升向越来越明亮的海域时的感觉。我感到自己正奋力从洞穴中上来。我又重过了一遍从婴儿到现在的整个有意识的生活。你可以想象，看护、军政府、死记硬背的测验、坚信礼、生日、婚礼、病床、终塌混杂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最后，我又经历了一次罗兰德号沉没的整个过程。尽管我全身瘫软，可你叫我的时候我还是听见了，然而，我看到你从小港口的旅馆中走出来，哥伦布的旗舰就是在那个港口腐坏。”
弗雷德里克这位早间来访的客人正是彼特·施密特，他曾在罗兰德号上梦到过他。而他在报纸上生还者名单上看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于是从离纽约几小时行程的梅里登的家里赶来看他的老朋友。报纸上还刊登着弗雷德里克的地址，该报的记者是通过与明星英吉格·哈尔斯特伦的关系得到这个地址的。
“很好，很好，弗雷德里克瑞斯·雷克斯，”彼特·施密特安抚他道，弗雷德里克瑞斯·雷克斯是弗雷德里克在大学时期的绰号，“没关系，”彼特继续说道，他的语气清楚地透露他将弗雷德里克的梦看作他神经被过度折腾的症状，“别想了，什么也别想了，老伙计。让你的神经细胞歇一歇吧。”
彼得罗尼拉叫唤着弗雷德里克。欢迎之情切之欲出，他们其中一人两步并作一步地走上楼梯，另一人则以两倍的速度走下楼。他们亲吻了对方，用力地握手。
弗雷德里克要彼特相信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刚来到新大陆的人，而且休息得比过去几年都要好。在他们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彼特试着只去谈论弗雷德里克出现这种情况的机械和生理原因。又一会儿，两个好朋友又恢复了他们愉快的谈话，开始谈论其他事情。从那时起，彼特·施密特就非常小心地绝不在弗雷德里克面前提罗兰德号沉没的事。
彼得罗尼拉回来时已接近十一点了。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跑腿的男孩儿和一名浅发年轻人，他的穿着并不符合俱乐部屋住民们的优雅风格。他脚上穿着沉重的鞋子。他在大厅里等着，一边用健壮的左手甩着淋湿的雨伞，右手摇着一顶破旧的毡帽，他还娴熟地吹起了口哨，同时跨着大步来回走动，发出吵闹的脚步声，全然一副在自己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