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几乎看不见云。多么美妙的天空，我想。
没人进酒吧，没人走动，时间好像停滞了。我开始感到不舒服：海里的渔船变成了轻快的帆船（因此我想应该是起风了），海岸线是灰暗的一条，很久才能看见人影，或走路或在空旷的人行道上骑着自行车。我估计走路的话大约五分钟就能走到海滩上了。所有的路都是下坡。
这时卡洛斯·维德尔到了，他坐到了靠窗的位置上，和我隔了三张桌子。有一瞬间（我觉得浑身都瘫软了）我看见自己几乎贴上了他，就像可怕的连体人双胞胎一样，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看着他刚打开的那本书（一本科普书，一本关于地球变暖的书，一本关于宇宙起源的书），我离他这么近，他不可能没注意到，但是，正如罗梅罗预言的那样，维德尔没有认出我来。
从酒吧的落地窗里可以看到大海，蔚蓝的天空，几艘捕鱼的小艇在岸边忙碌着，我要了杯加奶咖啡，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心脏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酒吧里几乎没人。一个女人坐着在一张桌子边看杂志，两个男人和吧台的服务员说着或是争论着什么。我打开书，这是本由胡安·卡洛斯·比达尔翻译的《布鲁诺·舒尔茨作品全集》。翻了几页后我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看懂。我读着但那些文字就像是莫名其妙的金龟子在一个令人费解的世界里爬来爬去。我又想起了比维亚诺，想起了胖妞。我不愿意想起加门迪亚姐妹，已经太久远了，也不愿想起其他女人。但我还是想起了她们俩。
我发现他老了。肯定是和我老得一样快。但是不对，他老得更厉害。他更胖，皱纹更多，看上去至少比我大十岁，而实际上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他望着海，抽着烟，不时看一眼面前的书。我不安地发现他的动作和我一样，于是我熄灭了烟，努力把自己融进书页里去。某一刻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突然延展变大，大到让我几乎无法忍受。我感觉到维德尔暗淡无光的眼睛在审视着我，同时，在我翻动的书页中（也许是我翻得太快了），以前像金龟子的字母变成了一只只眼睛，布鲁诺·舒尔茨的眼睛，一次次地张开又合上，一双双明亮如天空、闪亮如海面粼粼波光的眼睛，在一片漆黑中一次次睁开，眨呀眨的。不，不是完全的漆黑，而是在一片乳状的黑暗中，就像是在乌云的内部。
大楼就像一只石化的鸟。我一度觉得卡洛斯·维德尔的眼睛透过所有的窗户在看着我。我越来越紧张了，我对罗梅罗说，能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我的朋友，您表现得很好。罗梅罗很平静，这也让我逐渐镇定了下来。走过了几条街，我们在一个酒吧门口停了下来。这似乎是这个街区唯一还开门营业的地方。酒吧的名字颇具安达卢西亚风情，看得出来酒吧里面也在尽力营造那种典型的塞维利亚酒馆的氛围，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反而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罗梅罗陪我到了门口。他看了看表。过一会儿，我不知道几点，他会来喝咖啡。如果他没出现呢？他每天都来，罗梅罗说，这点我很确定，今天他也会来。但如果今天恰好不来了呢？那我们就明天再来，罗梅罗说，但他会来的，你别怀疑了。我点了点头。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然后告诉我。坐下别动。让我一动不动很难，我说。尽量吧。我对他笑了笑，只是开个玩笑，我说。应该是因为你很紧张，罗梅罗说。天黑时我来找你。我们俩有点儿傻地用力握了握手。您带书来看了吗？带了，我说。什么书？我给他看了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罗梅罗突然有点犹豫地说，可能拿本杂志或者报纸更好。别担心，我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罗梅罗最后看了我一眼说：那么一会儿见，要想着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当我再看向卡洛斯·维德尔时，他已经侧身坐了。我想他看上去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家伙，只有一些拉丁美洲人才会刚过四十就这副模样。一种与欧洲人或美国人完全不同的沧桑，一种不可避免的可悲的沧桑。但维德尔（那个至少加门迪亚姐妹中的一人曾经爱上过的维德尔）看上去并不可悲，而这恰恰是无尽悲哀的所在。他看上去很成熟。但我马上知道这不是成熟。他看上去镇定自如。无论如何，他坦然自若，比那个安静的酒吧里所有的人都要镇定。也比当时在沙滩边经过的人或者那些看不见的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作准备的人更镇定。他饱经沧桑，他一无所有或所有甚少，但这对他来说好像并不太重要，就像他只是正走霉运而已。有些人总是善于等待，他们从不慌乱，也不做漫无边际的美梦，而他就有这么一张善于等待的人的脸。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诗人，不像一个前智利空军军官，不像一个传奇杀手，也不像那个曾经飞到南极在空中写诗的人。远远不像。
在火车上我问过罗梅罗是不是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德洛姆的。他说没有，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仍在巴黎工作，还是看大门，对他来说，所有的来访都是宣传的渠道。我假装记者混进去的，罗梅罗说。他信了吗？他当然信了，我跟他说我要在哥伦比亚一家报纸刊登“野蛮作家”的整个发展历程。德洛姆去年夏天在略莱特，他说。事实上，迪佛现在住的楼房就属于“野蛮文学”流派的一位作家。可怜的迪佛，我说。罗梅罗看着我，好像我刚才说了句蠢话。对我来说那种人不值得可怜，他说。现在那栋楼房就在那儿：高高的、宽宽的，很普通，典型的旅游迅速增长年代的建筑，阳台都空荡荡的，楼房的正面没有任何标识而且明显失修。那儿肯定没人住，我断定，夏天过后还滞留在此的人肯定寥寥无几。我坚持想知道维德尔即将面临的命运。罗梅罗没有回答我。我不想有血，我咕哝道，就好像害怕有人听到我的话，尽管我们两个是当时唯一走在街上的人。那一刻我没去看罗梅罗，也没去看维德尔住的那栋楼，我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里。当我醒来时，我想，我妈妈会给我准备好一个香肠三明治，然后我去上学。但我不会醒来了。他就住这里，罗梅罗说。这栋楼以及整个小区都空空荡荡，等待着下一个旅游旺季的到来。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们要进去，当快要跨进维德尔家的楼房门厅时，我停下了。继续走，罗梅罗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就像一个知道生活总会不如意不值得为此而激动的男人的声音。我感到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直走，他说，不要回头看。我想我们俩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
当夜幕降临时他起身走了。他在裤兜里找了一枚硬币，把它放到桌上作为微薄的小费。当我感觉到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不知道是该放声大笑还是放声大哭。我松了口气。自由的感觉和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我都害怕会引起酒吧里的人的好奇。那两个男人仍在吧台那儿低声说着什么（看样子是在争论），完全忘了时间的流逝。服务员的嘴里叼着一支烟，看着那个不时从杂志上抬起视线冲他微笑的女人。那个女人三十岁左右，面部轮廓很漂亮，像个沉思的希腊人一样，或者一个脾气不好的希腊女人。我突然觉得很饿很幸福。我冲服务员做了个手势，要了一份夹火腿面包和一杯啤酒。当他给我端上来的时候我们交谈了几句。然后我想继续看书，但总也看不下去，于是我决定一边看着窗户外面的大海一边吃饭，等罗梅罗回来。
我怎么到这里的？我思索着，我走了多少条街才来到这条街的？
过了一会儿，罗梅罗到了，我们便一起离开了。开始的时候看上去我们似乎远远离开了维德尔住的楼，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绕了一圈。是他吗？罗梅罗问。是，我对他说。确定？确定。我还想补充点什么，比如关于时间流逝的道德和美学思考（很愚蠢的想法，因为在维德尔身上时间就像一块岩石）之类的，但罗梅罗加快了脚步。他正在工作，我想到。我们正在工作，我害怕地想到。我们沉默地在大街小巷里转着圈子，直到维德尔住的楼在月空中显出轮廓。这栋楼很特别，不同于其他在它面前似乎逐渐缩小乃至消失的楼，它像是被一根魔法棒或者巨大的孤独点了一下。
公共汽车把我们放在了略莱特。时值干旱的仲春，没有很多游客。我们走了段下坡的街道，然后又爬了两条挺陡的街道，来到一片夏季避暑公寓区，大部分公寓都空着。寂静得出奇：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动物的叫声，仿佛我们在一个牧场或农庄边上。卡洛斯·维德尔就住在这些乏善可陈的楼房中的某一栋里。
突然，我们进了一个公园，公园很小但草木茂盛，像一个植物园一样。罗梅罗指了指一张几乎藏在枝叶间的长凳。在这儿等我，他说。一开始我老老实实地坐下了。随后我就在黑暗中寻找他的脸。您会杀了他吗？我嘟囔着。罗梅罗做了一个我看不见的表情。在这儿等我或者去布拉内斯火车站坐头班火车，我们之后在巴塞罗那见。您最好别杀了他，我说，这种事会毁了我们的，您和我，再说也没必要，那个家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了。这事不会毁了我，罗梅罗说，相反，会给我带来资本。至于说他不能再伤害任何人，我能对您说什么呢，事实是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您和我都不是上帝，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从声音（从一个一动不动的身体里发出的声音）上我知道他正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令人信服。不值得，我坚持说，一切已经结束了，现在谁也不会伤害谁了。罗梅罗拍了拍我的肩。你最好别插手这事了，他说，我很快就回来。
罗梅罗买了口香糖，看到我憔悴的脸色，我想他是为了调动我的情绪，问我我认为我们该上哪辆车。上红色那辆，我说。完全正确，罗梅罗说。
我坐在那儿看着漆黑的灌木丛，枝条随风摇摆相互缠绕交织出了一幅画。罗梅罗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火车在布拉内斯停了下来。罗梅罗说了句我没听明白的话，然后我们下了火车。我感到腿像抽了筋一样。在车站外一个看上去像圆形但实际是方形的小广场上，停着一辆红色公共汽车和一辆黄色公共汽车。
我试图想起维德尔，想象他独自在家里——我很客观地选了空荡荡的八层高大楼里的四楼作为他的家，在看电视或坐在椅子里，喝着茶，此时罗梅罗的身影快速滑向他身边。我努力去想象维德尔的样子，但我不能。或者我不愿意。
但我已经没在听罗梅罗的说道了。我在想着比维亚诺·奥赖恩，想着胖妞波萨达斯，想着我眼前的这片海。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象着胖妞在康塞普西翁的一家医院里工作的情景，她已经结婚了，应该过得很幸福。她曾经违背本心成为魔鬼的知己，但她活下来了。甚至我还想象她有了孩子，变成一个谨慎稳重的读者。然后，我看到了比维亚诺·奥赖恩，他留在了智利，追随着维德尔的脚步，我看到他在鞋店工作，给犹豫不决的中年妇女或纯真的孩子试穿高跟鞋，一手拿着鞋拔子，一手拿着一双质量很差的Bata鞋的鞋盒子，脸上微笑着，但思绪早已飘远，三十三岁的年纪，和耶稣一样，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又看见他出版了畅销书，在圣地亚哥的书展（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书展）上签名售书，他还时常应邀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意兴所至就跑去做一场关于智利新诗歌或者当代智利诗歌（说意兴是因为严肃这样的字眼是用在小说上的）的学术报告，他还提到了我，虽然只是在一串名单中的最后几个，纯粹是出于厚道或怜悯：一个奇怪的诗人，迷失在欧洲的工厂里……我看到了他，我说，像个夏尔巴人一样向着他人生的顶峰行进，越来越受尊敬，越来越知名，越来越有钱，完全有能力与过去作个了断。我不知是否是由于突来的忧郁还是思乡之情抑或是善意的嫉妒（在智利，它同最强烈的嫉妒是同义词），我突然想到在罗梅罗身后的可能就是比维亚诺。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你的朋友没聘我，罗梅罗说，他甚至连让我开始的钱都不会有。我的顾客——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讲一件很秘密的事，然而听起来却并不真实——是“真”有钱，明白吗？明白了，我说，文学是多么悲哀啊。罗梅罗笑了起来。看看海，他说，看看田野，多美丽。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去，一边是像一汪油潭一样的海，另一侧，在马莱斯梅的果园里，一些黑人在忙碌着。
半个小时以后罗梅罗回来了。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装着纸的文件夹，那种学生用的文件夹，用橡皮筋绑着。里面的纸鼓了起来，但鼓得并不厉害。文件夹是绿色的，就像公园里灌木的颜色，已经旧了。
我想已经有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我都没有出过巴塞罗那了，加泰罗尼亚广场火车站（离我家几米远）让我觉得非常陌生，车站灯火通明，有很多我不知道用途的设施和装置。我本来没办法像罗梅罗那样高效而快速地行动，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预料到了我这样的游客肯定会很笨，于是带着我一路穿过各种机器来到了站台。在几分钟的沉默等待后，我们搭乘了一列通往近郊的火车，一路沿着马莱斯梅，穿过了托尔德拉河，直到布拉瓦海岸的起始点布拉内斯。出巴塞罗那的时候，我问他雇他的人是谁。一个同胞，罗梅罗说。我们穿过了两个地铁站，然后出城到了郊区。突然出现了海。一轮暗淡的太阳照在沙滩上，这些沙滩一个接一个像一串项链上的珠子，只是这项链没挂在脖子上而是悬在虚空。一个同胞？他怎么对这些有兴趣？这你最好还是别知道，罗梅罗说，但你可以猜猜看。他付了很多钱吗？（如果他付得很多，我想，那么这次调查的最终结果只会有一个。）相当多，是一个最近几年发了财的同胞，他叹了口气，但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智利本国，看看这就是生活，好像智利很多人都富了起来。这我听说过，我试着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回答，但听上去却只剩悲哀。您想用这笔钱干吗，您还想着回去吗？是，我要回去，罗梅罗说。过了会儿他补充道：我有个计划，要做一门肯定错不了的生意，我在巴黎研究过，肯定错不了。是什么计划？我问道。一门生意，我要自己做生意。我默然无语。大家都是打着做生意的主意回去的。从车窗我看到一座很漂亮的房子，一个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花园里耸立着高高的棕榈树。我要成立一个殡仪公司，罗梅罗说，刚开始规模会很小，但我相信会做大的。我觉得他在开玩笑。别耍我了，我说。我说的是认真的：秘诀在于给穷人一个体面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讲究（这方面，相信我，法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葬礼，为小资产阶级提供大资本家的葬礼，为无产阶级提供小资产阶级的葬礼，这就是一切的诀窍所在，这不仅仅是殡仪公司的诀窍，也是整个生活的诀窍！善待亲人，他随后说，让他们感觉到亲切和等级，还有无论谁死都能获得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开始的时候，他说，——这时候火车已经把巴塞罗那抛在了后面，而我开始想我们将要做的事是真的，是必然的——，我只要弄好三个地方就行了，一个是办公室，也是给死者整容的地方，另一个是灵堂，最后一个是配椅子和烟灰缸的等候厅。最理想的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一栋两层的房子，楼上住宿，楼下是殡仪馆。生意是家庭式的，我老婆和儿子可以帮忙（虽然儿子是否同意我还没把握），但也有必要雇一个女秘书，她除了工作上要认真负责之外，还必须年轻而且谨慎，您知道在守灵和葬礼中年轻人的贴身拥抱安慰是多么令人感激。当然，老板也得经常露面（或者他不在的时候则换成任何一个助手）给死者的家人和朋友端上皮斯科酒或其他什么饮料。这些要做得亲切周到。不用装作死者是你的亲戚，但要表明你对此也是不无感触的。应该小声说话，避免激动，懂得握手然后用左手把住对方的肘，应该知道拥抱谁，何时拥抱，应该参与聊天，无论是政治、足球还是笼统的关于生活的话题或者关于七宗罪，但不能站队，应该像个退休的好法官一样不偏不倚。棺材的利润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我在圣地亚哥有个当兵时候的朋友，他是做椅子的。我有天和他电话聊起这事，他说从做椅子到做棺材仅一步之遥。第一年我用一辆黑色小型货车就可以应付了。这份工作，你别怀疑，对人的天赋比对体力的要求高。如果有人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而且有那么多东西可说……在智利人们渴望了解这些东西。
这就是所有了。罗梅罗没什么变化，跟刚才比不更好也不更坏，他的呼吸也毫无困难。看着他我觉得像是看到了爱德华·G.鲁宾逊，就好像爱德华·G.鲁宾逊刚进了绞肉机，出来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更瘦，皮肤更黑，头发更多，但有一样的嘴唇，一样的鼻子，尤其是一样的眼睛。知晓一切的眼睛。相信一切可能但同时亦知一切已无法挽回的眼睛。我们走吧，他说。
他更加消瘦了，像条狗一样。我们走，他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命令道。他把他的手提箱放在我家，出门前还检查了一下，确认我已经用钥匙锁上了门。我没想到一切都这么快，我这才来得及说句话。罗梅罗从楼道里看着我，说准备一下，我们要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会在路上告诉你一切。我们真的找到他了吗？我问。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复数词“我们”。我们找到了儒勒·迪佛，他边说边以一种可以代表很多含义的神态模棱两可地摇了下头。我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跟在他后面。
我们坐上从略莱特去布拉内斯火车站的公共汽车，然后坐火车去巴塞罗那。旅途中，罗梅罗有两次试图说话。一次是赞美西班牙火车“确实很现代化”。另一次是说，很遗憾不能去诺坎普球场看一场巴塞罗那的比赛。我什么都没说或者只简单地嗯一下。我不想交谈。我记得那个晚上，从火车的窗户里看出去，美丽而宁静。有的站点上来了一些小伙子和姑娘，就像在玩一样他们又在下一个镇子下了车，或许是被便宜的价格或者如此近的距离所吸引去了附近的歌舞厅。他们都未成年，有的人看上去很像英雄。他们看起来很幸福。之后火车抵达一个更大的车站，上来一群工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然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穿过了几条隧道，当车厢的灯灭了的时候，有人，一个小女孩，喊了起来。我当时看了看罗梅罗的脸，他看起来和平常一样。最后，当我们抵达加泰罗尼亚广场车站时，我们才得以交谈。我问他情况最后怎样。这样的事，当然了，罗梅罗说，很困难。
当他回到巴塞罗那时更加消瘦了。我找到儒勒·迪佛了，他说。他一直就在这附近，紧邻我们，他说，挺不可思议的，对不对？罗梅罗的笑容让我害怕。
我们走着去了我家。他在那里打开了他的手提箱，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里有三十万比塞塔。我不需要这么多钱，数完后我说。这是您应得的，罗梅罗说着把文件夹塞到衣服中间，然后合上了手提箱，这是您挣的钱。我什么都没挣到，我说。罗梅罗没有回答。他进了厨房，烧上水。您要去哪里？我问他。去巴黎，他说，我的飞机是十二点的；今天晚上我想睡在我自己的床上。我们喝了最后一杯茶，然后我陪他到了街上。有段时间我们在人行道边站着等出租车，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跟他坦白道。不对，罗梅罗非常柔和地说，我们经历过更糟糕的事情，您仔细想想。可能是，我赞同道，但这事尤其恐怖。恐怖，罗梅罗重复着，仿佛在玩味这个词。然后他低低地笑了，笑声转瞬而逝，当然，他说，怎么会不恐怖呢。我不想笑，但我还是笑了。罗梅罗仰望天空，仰望着那些灯火通明的楼房，来往穿梭的车灯，霓虹闪烁的广告牌，他看上去瘦小而疲惫。很快，我心想，他就要满六十岁了。而我也已年过四十。一辆出租车在我们身边停下。保重，我的朋友，最后他说，然后就走了。
直到两个月后我才又见到了罗梅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