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她为啥这么拼命，黄茜说她没有办法，都40岁出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车，就连存款，也只是老公在浙江那点拆迁安置补偿费，一共二十万，还都借给了妹妹装修房子。
随着集市从高潮归于平淡，随便走来一个人，黄茜的目光依旧热烈，事无巨细、赔着笑脸回答对方有一搭没一搭的询问。
再过两个月，黄茜的儿子就要去重庆读初中，一学期一万六的学费，一个月最少需要两千到三千的生活费，也就意味着她要找一个月薪至少五六千的工作。
黄茜和庆梅两家中间只隔了一户人家，两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但她们都是丘陵山区磨砺出来的女孩，她们经历过相似的天灾人祸，仿佛彼此的镜像，包括水灾、火灾、冰雹、猪肉价格下跌、疫情……像她们的母亲甚至祖母一样，她们受教育程度不高，骨子里还保留着农村人的那种淳朴，也慢慢学会（只能）用直觉察觉周遭的一切，不管抓不抓得住。
1997年，古镇外面的新街慢慢开始开发，房价从三百六十元一平方米涨到三千八百元一平方米，这是黄茜一家不可企及的数字，如今的黄茜只能和父母住在新河街的老屋，楼下是餐厅“轩然居”，楼上就是一家大小住的地方。但这套房子也是公房，每月需缴纳八十元的租金。巷子对面有一套她家的老房子，没钱装修，还是明清时期那种穿斗式木构架，用编竹夹泥墙进行空间分隔，推开灰白破旧的木门，破烂开裂的泥地上，有一群臭烘烘的鸡在昂首挺胸地漫步。
“哦哦晓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黄茜说，一边笑嘻嘻地依旧招呼着所有人。
吃了中午饭，正街、新街子、新河街，所有敞开门的地方似乎都传来阵阵麻将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汇聚在一起，街上碰到，寒暄语并不是“吃了吗”而是“昨天赢了多少”。
“黄茜。”庆梅喊她，“我跟你说，你用心观察一哈，你看那种打个空手，手机也没得钱包也没得的，肯定是问起耍的，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他们会把舍不得买闲七闲八的东西的钱，投入到这唯一的娱乐活动中去。
农村的中老年人是如此热爱赶场，他们常穿蓝色上衣灰色长裤，裤腿沾有尘土，满是泥泞的胶鞋，沿着指甲的缝隙是一圈长年干活的灰黑的痕迹。他们基本使用现金，掏钱的时候需要翻出里面的裤子，荷包往往藏在贴近皮肤之处，像翻出第二层皮肤一样艰难。他们往往背着个装货的竹筐大背篼，经年累月，背篼的竹青色被侵蚀得通体泛黄。东看看西看看，他们最关心的无非只有一件事，能不能再便宜点？
黄茜并不喜欢参与这个镇上的大小事务，她说：“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不打麻将，不和任何孃孃说闲话、拉家常，她只把视线放在比较近的地方。有一次问她白鹭叫起来是什么声音——那些白色的大鸟每天都会飞过她家的窗前——她摇了摇头，迟疑地说：“反正不是清脆的。”
各种各样的小推车、货三轮、小货车摆得哪里都是，汽车愤怒地以疯狂的喇叭声挤出一条容身之道。除了比平时更丰富便宜的水果、食物，也会出现一些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小贩。治疗脚气的、拔牙的、拔火罐的游医，还有的摊位上会出现中国历任领导人的画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都有。但显然毛泽东的画像是卖得最好的，大概是由于在民间有个传说，毛泽东的画像可以辟邪。
她喜欢看一些抖音上的励志语录。类似于这一段：“独来独往的女人内心有多强大，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她想尽一切办法赚钱，除了开饭店、摆摊，她还接了市里的一个活儿，挨家挨户地去药店看看缺什么货，老板需不需要补货。她一股脑交了两万多的押金，只有把药都分销出去，才能把本钱拿回来，然而断断续续半年的时间，她皮肤晒得黢黑，也未能赚到什么钱。
仙市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也就是北方所称的“赶集”）。地点就在仙市的菜市场周围一圈，从凌晨五六点开始，这里就人满为患。住在周围乡村的农民天不亮就要从家中出发，带上自己要售卖的农产品，沿着乡间小路赶过来。尤其是婆婆孃孃们，翻箱倒柜收拾好自己，使得女性的单品内卷激烈，比如这一季以大花、扎染、“莫奈风”完胜过往几季的小碎花系列……也不排除个别孃孃在大花当中“反向思维”，花中带花，大胆自信地诠释着身上的熊熊烈火，对当下所谓的潮流无丝毫的献媚和讨好。
7月中旬的时候，新的一轮疫情还没有爆发，但整个古镇也没几个游客。“轩然居”的位置不在人流量最大的正街。那一周黄茜只开了两次门，接待了三桌客人。其中有一桌成都的游客很晚才跨进门，几个男人吵吵嚷嚷地闹了一晚上，酒还是自己去隔壁酒厂打的。直到深夜十二点，整个镇子早都昏昏欲睡，沈孃孃家那两条敏感的狗都不叫了，他们喊一直打瞌睡的黄茜结账。这个时候她仔细算了算，才赚了一百多。
自贡的冬天酷寒，夏天暴热。这一年的七八月温度创了新高，在太阳的凶猛追逐之下，人体的一部分好像也在慢慢融化，远处看过去基本的平衡都没了，总是歪着斜着的。没有经历过此地的夏天，很难体会到“空气如同鼻涕”这样的说法，你和万物的联系都是黏糊糊的，坐久了起身，似乎都能感受到屁股的肌肤和凳子之间的粘连感。
摆摊也好不了多少，从隔壁的瓦市镇到沿滩区中心到自贡市体育场，有一次她们整整一天才卖出去四件衣服，而这就是她整天看上去都焦躁不安的原因。
她选择外出摆摊，卖邻居曾庆梅拿到的T恤工厂货，两人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去赶场。二十五块钱一件，需要精准地甄别人群中的目光，抵抗无情的烈日、成群结队的蚊子和苍蝇，还得有足够的体力在原地支撑一天。
她倒也没有时间抱怨，有段时间她报了一个理财的线上课程，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越来越穷。“你不理钱，钱不理你。”她说这辈子连一万块钱的现金都没有见过，气泡水都不舍得喝一瓶。她都不敢去参加同学聚会，“想当年就我家是在这街上的，条件比别人都好，现在为啥子混成了这样？”
2021年的夏天，黄茜家的餐馆生意时好时坏，一旦穿上围裙，她脸部线条就能松弛下来，步履也显得轻盈。可惜这条街的餐馆生意渐渐如同逆风行走。整个古镇也被灼热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往古镇东边走，路边有座废弃的建筑，那是曾经的蚕茧厂，和90年代就倒闭的磷肥厂一样，是被时代抛弃的两具残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柱产业的小镇，如今除了有大一点的超市，说不出来和大的乡村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