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只穿了一条内裤，想着你总不能碰我吧，没想到他们就连着被子把我裹着，一起塞进车上了。”杨瞎子说。
下午计生委的人来，敲了半天门没开。邻居蓝五孃的婆婆说：“在屋里呢，昨天还看到她和她的女捏着一把油菜从这路过。”计生委的人于是就跟铁匠铺借了一把长火钳，意图强行把锁拧开未果，就把窗户拆了跳进屋内。
杨瞎子两岁的时候摔了一跤，从此世界漆黑一团。1982年再婚，嫁到仙市，此后从未离开过新河街。杨瞎子不恨政策，也不恨执行的人，她唯一抱怨的是举报她的邻居：“人家计生委的人有任务，被人点醒了，不去执行也不可能。”
1985年，肚子里的孩子只差十几天就要出生了，杨瞎子收到风，有人会来抓她。男人出门忙碌去了，她就跟女儿说：“幺妹，今天有坏人来抓我们，我们一起睡觉躲起来。”多年以后她都记得那天中午煮了不到一两肉，怕肉煎出来的油被浪费掉了，还泡进了稀饭里，母女俩吃了之后，用砖头顶好门，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
杨瞎子家被破门那天，王冠花也看到了。当时她也又怀孕了，因为此前三次被强制流产，她决定藏得更隐蔽一点。（王冠花的回忆中，关于怀孕的时间线有些混乱，也有一次说是在北京亚运会的那一年——几次都说得并不一致，大概对于她来说，她并不想记得那么清晰。）这次的反应强烈，她喜滋滋地跟孙弹匠说：“肯定是个儿。”为了保住这胎，她故意去栽秧子、割谷子，推平了秧田来撒谷子，以为抢着干活，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隔壁的视障女人“杨瞎子”先于王冠花被抬走强制引产。1982年在生下大女儿之后，她二婚的老公“王瞎子”让她接着生，直到生出儿子。
她也想过躲到外地去保胎，但因为顾虑到孙弹匠疑心病很重，“他觉得你出去就有可能乱来”，就躲在了孙弹匠的姨妈家里。
彼时富顺的计划生育执行得如火如荼，卓有成效，在附近几个县市中居于前列。据《富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志》：“1988—2005年间，富顺县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不符合政策生育率均低于荣县、自贡。”
计生委的人还是尾随而来。那天呼啦啦一下子冲进来十来个人，大肚子的王冠花被押上车拉到沿滩区保健院，被监督着当场堕胎。计生委的人顺带着把刚买的两把藤椅、被子，作为罚款都一把搂走，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一只肥母鸡。
孙弹匠一直想要儿子，王冠花很快又怀上了。然而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她当然不能生。怀孕之初，她依旧天天弹棉絮，给丈夫打下手。等到显怀了，她就躲了起来。
那种疼痛之前已经经历过三次，但王冠花还能记得两只手死死抓住床铺的痛苦。每次都是医生先给她打上一针，把胎儿引产下来之后，把死婴给她看一眼。但是那次她闭上眼睛，感觉到一坨东西从下体出来了，伴随着“哇”的一声。
“就因为是姑娘，如果是儿娃子早就抱起来了。”王冠花抱起了女儿，一边给她清洗一边咬着嘴唇哭，然后才慢慢去晾衣裳。
“当时医生打引产针的时候应该是打到孩子的脚板，没打到脑壳。慢慢扯出来之后，那个娃儿还是活的，差一点七个月，指甲都长全了，团脸团脸的，长得像大芳。孩子一边哭，一边拼命抓着我的手臂。”王冠花一直都能记得那双小手留在手臂上的温度，四十年后说起“那娃儿”的时候，仍旧心痛不已。
大芳十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王冠花去外面洗衣服，她估算了出门要有六七根绳子那么远，就把女儿放在凳子上。洗完衣服回来一看，凳子、小毯子都变得秽臭，娃儿抓着屎在吃，里屋的婆婆看都不看一眼。
“医生看到孩子活着，就往他嘴巴里弄了一个啥东西，他就死了。”
1982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且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千万不能放松，特别是农村”。
医生把死婴扔进了一个桶里，闻讯赶来的婆婆没看她一眼，对着那个塑料桶一直哭：“是个儿娃子啊，是个儿娃子……”一会儿哭罢，婆婆咒骂着：“狗日的，给张德芳提回去！”张德芳是王冠花的堂叔娘（她的爷爷排在第六，王冠花的爷爷排在第二），也是大队妇女主任，和王冠花的公公有矛盾，所以婆婆怀疑是张德芳专门等着王冠花六七个月肚子大起来的时候向计生委举报，一击即中。
1986年，因为大女儿的血管瘤，孙家申请到一个二胎名额，但生下来又是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是王冠花九次怀孕的仅有留存，此外她七次怀孕，四次被强制引产，三次流产——其中四次被强制引产的都是男婴。
就在同一天，新河街包三孃的儿媳妇生下一个儿子，还有乡里有个叫青伦的男孩也是那一天生的。“那一天出生的娃儿都是儿娃子，都很会读书。”王冠花说。
王冠花和孙弹匠在1981年腊月初八结婚。1982年的冬月间，有天晚上她梦见一条大蛇，她拼命去打它，蛇死了尾巴还在不断抽动。没多久她就生下了大女儿大芳，大芳长到七个月，头上生个红色的痣，检查下来是血管瘤，动手术缝了十几针。
至于孙弹匠，当天仍旧在街上弹棉花，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以前几次王冠花被强制引产的时候，医生还会命令孙弹匠把亲生骨肉扔进桶里带到后院，在泥土里浅浅挖个坑，埋进去。
王冠花出生的第二年，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女性口服避孕药。1968年，在席卷欧洲的学潮中，女人们还喊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女性要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这些事情离她太远。回到1982年，即将生产的王冠花和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村妇女一样，希望自己头胎就可以生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