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瓦房的墙壁是用泥巴糊的，夏天一逢暴雨就像人体中了霰弹枪，伤口淌出一摊摊脓水。冬天屋内的温度和外面并无多大差别——在这种房子久住的人，大概都会产生某种意识上的风湿病，潮湿阴冷的感觉，一辈子如影随形。
一家六口住的是土瓦房，造得敷衍潦草，居中一个堂屋，分开左右两间卧室，父母一间，两姐妹一间，隔壁的三叔一辈子打光棍，老了去了敬老院，留下一间烂土房给两兄弟栖身。
王冠花在家里是老大，从小就会下田，照顾弟妹，捉黄鳝、克猫儿（青蛙），打席子割草，都是她的责任。
王冠花出生的那几年实在没有吃的，许多人都饿死了。安淑芬也没有奶水，王绍余只能晚上去田里偷人家的稻谷，回家在烧火凳下面挖个洞，在那里藏一些，等没人的时候熬一点喂给王冠花吃，她就是这样才好不容易幸存了下来。
每年八月收割谷子，日头毒辣酷热，男人脱去衣衫，光着背脊承受暴晒，常常晒起水泡，两三日水泡熟得差不多了就用针刺破，几天之后坏皮脱落，就变成一个个铜钱大小的圈圈。圈圈处的皮肤会变得“油光水滑”，下雨的时候，雨水甚至会从皮肤上面滚落，再不会被吸收了。
妈妈安淑芬不善言谈，一个字都不认识，只会做饭、割草，被人惹得急了也最多就是骂一句“鬼鬼儿”。兄弟媳妇当众骂这个婆婆，她也都不吭声。王冠花问她：“你就这样忍着？”安淑芬就回说：“我都是个老人咯，要死了，她是年轻人，就等她骂嘛。”
女人家不能打赤膊，就穿件背心在身上。一天割麦下来，背心就像从河里捞出来的一样，能拧出大把的水。谷叶边沿锋利如刀，倘若不戴手套，手上一会儿便会鲜血淋漓。为抢农时，也没人顾得上停下来止血包扎。
生下四个孩子之后，王绍余得了肝炎，终生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个家再也未能获得支柱似的力量。
比割谷更痛苦的是挑粮。王冠花左边肩膀使不得力，只能单靠右边，几趟下来右肩膀血泡磨破，就用厚厚的草纸垫在肩上，继续挑担不止。
1959年，正是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第一年，在当年降生的王冠花此后自忖，似乎自己一生都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她出生的新店镇红星五队，因为地貌特征也被称作“锅儿凼”，父亲王绍余当兵转业回家做生产队长，见过外面世界的他慨叹：“故乡贫瘠的土地只适合养牛，不适合养人命。”
除了干活，母亲安淑芬从不和王冠花有任何话语交流，街坊里弄的女人们除了困苦的生活，还要被规训为符合传统的样子。这里并不会因为封闭落后，就少了节烈之类的教育。《富顺县志》上记载了很多“烈女”的故事：
（据《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内江何学臣女，十九岁时和十七岁的先哲定了婚约，七月初三先哲拖牛在黑市嘴河边泡水，被牛拖拽入水淹死。她知道后伤心欲绝，想去他家哭奠，结果父亲不让，她又想去淹死的地方哭奠，父亲也不让。第二天她就上吊了，被救了回来。之后几天不吃，再次上吊了。死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
是年农业大减产，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67275吨，农民年人均口粮164市斤。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营养缺乏，下半年浮肿病流行。
——李氏，十九岁嫁人，第二年丈夫去世，李氏支起门户，还要抚养丈夫前妻的儿子，给他娶媳妇。儿媳妇娶进门刚两年，继子也过世了，留下一个遗腹子。两个遗孀相依为命，被称为“一门双节”。
8月沱江大水，持续六天，沿江农田码头被淹；11月13日，发生5级地震，震中在杨家山、毛桥一带。
1976年，王冠花初中毕业，出落得身材笔直，五官分明，留着短发而非千篇一律的大辫子，可惜那个年代少有人理解这种审美。1978年8月，住在易氏村背后的姑妈过生日办酒席，席间顺便给她说媒，说有家人是弹棉花的，手艺傍身，吃喝不愁，“咋样都吃得起饭，家里有钱。你屋头恁造孽。跟他好了，你妈、老汉说不定还可以享点福。”
1959年3月9日，中共县委向泸州专区各县发出万斤亩竞赛挑战书，决心在富顺县全县67万亩粮食作物中，有22万亩亩产实现万斤以上。是月，农村春荒严重，粮食耗尽，6172个食堂停炊，肿病出现。
孙家的棉花房家具不多，窗户半开，光线明暗不分，空气里面飘着白色的棉絮碎屑。王冠花第一次见到孙弹匠。男人个子不高，皮肤黢黑。王冠花感觉自己喉咙一阵阵发干。“我不相信你只有19岁，户口本拿给我看一下。”这竟然是她对孙弹匠说出来的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