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用了你的办法后我们能赚到比现在更多的钱。”他叔叔回答道。这句话很让人丧气。迈克还试探着问琼是否打算回到衣阿华州。但她已经决定“假如他回到那里的话，她就和他做笔友”。迈克因此又回到了迈阿密，最后又申请转出海军后备部队，进入常规海军，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迈克和琼·米勒于1946年8月在她的家乡费城结婚。他后来又为美国服役31年，升至海军上校，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的指挥官。多年来，他因在二战中的英勇作战而得到了更多的勋章，包括四枚空军勋章、（因在进攻马尼拉湾中的指挥而获得的）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因在贝里琉岛上驾驶机翼被高射炮击穿的SB2C轰炸机降落到大黄蜂号航母上而获得的）一枚金星勋章（相当于第二枚卓越飞行勋章）。和他一起在美国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母上共事过的所有人——不论是军官还是飞行员——都得到了总统集体嘉奖。迈克不知道，他的队长雷·戴维斯因为他在瓜岛上的表现而推荐他成为第二个海军十字勋章获得者。雷写道：“他不顾个人安危，无所畏惧地完成了下达的任务。”这位衣阿华州的奶业工人现在在美国海军中拥有了了不起的业绩。
1946年春，迈克少校回到衣阿华州的家乡。他去看望他的叔叔，当时他叔叔经营着一家家庭乳制品厂，他问叔叔：“如果我回到这里，结果会怎样？能不能实施我的某些想法？”
六十多年来，琼·米勒注意到，每当提到战争，她的丈夫总是沉默寡言。“他不会说‘我做了这个’或‘我做了那个’。”他就一直坐在那里，听别人说话。因工作关系，他要在很多场合穿上制服，制服上有很多绶带。海军上校迈克的绶带会让知道其价值的人们提出许多问题。知道一点他的背景的海军飞行员就会问他：“你参加过中途岛战役？”他回答说是的。琼知道，紧接下来的所有问题，他都会给出“是”或者“否”的回答。有些人想要多了解一些中途岛之战的史实，他们知道6月4日侦察6中队第一轮出击发射的几枚炸弹仍没有介定其结果。他的朋友哈罗德·比尔认为迈克不肯承认是他投下的炸弹击中日本航母加贺号是因为谦虚，而迈克却说自己说的是事实。
玛丽·休斯敦想在1946年4月15日，她21岁生日当天结婚。西德尼·菲利普斯说：“好的，亲爱的。”到了婚礼的当天，莫比尔的三一主教堂装饰着复活节百合花。玛丽穿了一袭浅紫光蓝色的短外套。西德尼请尤金·斯莱奇当伴郎。婚礼于下午5点举行。“谢天谢地，日本轰炸了珍珠港，”西德尼想，“把那些小伙子们都从玛丽身边赶跑了，让玛丽等我来娶她。”西德尼后来去上了医学院，于1952年成为一名医学博士。作为一名全科医师，他一直都在莫比尔城外的一个小型社区服务，直到1999年退休。他和玛丽生了三个孩子。玛丽于2000年去世，那时离他们的45周年结婚纪念日只差四天。“我会没事的，我还要再过大约25年才能从她去世的悲痛里走出来。”近年来他在外面做事，照看自己的产业，每逢周五，他都要和“那帮人”共进午餐，那些人都是老兵，“我们都说谎话”。听他叙述他的故事，大家很容易觉得他在战争过程中参军是闹着玩的。他总是相信“海军陆战队对我真的挺好的”。
奥斯汀·肖夫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中对未来感到疑虑重重，因为他所钟爱的海军陆战队的命运也让他捉摸不定。他还在海军陆战队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匡提科基地服役时，美国国会就讨论了各军种整合的议题。总体说来，陆军支持成立一个统一的“防卫部”，而海军则持反对意见。海军陆战队总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认为，这样的法案会让海军“居于听命于人而且毫无用处的从属地位”。这位瓜岛海战英雄对国会议员们说：“我们海军陆战队从不对人屈膝。”他宁愿让海军陆战队解散，也不愿看到它被其他军种吞并。
在未接到派遣之前他休假在家。肖夫纳来到查塔努加，重返母校——田纳西州州立大学。他要去看望他的橄榄球队老教练鲍勃·尼兰。尼兰在战争期间曾经是陆军准将，战后又回来担任志愿者队教练。肖夫纳在1936年和1937年曾经是该队的元老之一，当时这个球队成绩并不理想。在一些现任球员的陪同下，他们一起坐在教练的办公室里。肖夫纳对教练讲起了他所经历的漫长战争。每当肖夫纳说他厌恶麦克阿瑟时，这位老教练完全听不进去，他多年前曾在西点军校担任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助理足球教练。不过，肖夫纳的故事里没有麦克阿瑟的地位，因为他自己从头至尾完全经历了这场战争。尼兰问肖夫纳是如何活下来的。“将军，”肖夫纳说，“我就是做了你认为我们应该做的。”尼兰对此感到震惊。肖夫纳继续说：“你总是跟我们说要在场地上打开突破口，打开突破口之后就可以去得分……你的话让我活了下来。”
1947年7月，范德格里夫特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胜利，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其中承认了海军陆战队在两栖作战中特有的巨大作用。参加过二战的海军陆战队的六个师中只保留了两个。1947年，作为最后一个执行完海外任务归来的海军陆战师，第1师回到了美国，并把彭德尔顿营地作为长期驻扎地。
1946年2月5日，奥斯汀·肖夫纳中校从中国经由印度飞回美国。作为高级军官，他可以免费随机托运100磅重的行李。据肖夫纳说，这次的行李补助和此前报销的个人账目加在一起都抵不过他的损失。因为他于1941年12月在奥隆阿波码头被迫丢弃了许多行李。他估计海军陆战队还应再支付给他600美元。海军陆战队查看了他的证明材料后，拒绝支付象牙雕中国仕女像的费用，最终又支付给他410美元的补偿。
同年，肖夫纳和他大学时代的女友，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凯瑟琳·金小姐结婚。接下来的12年里，他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美国驻秘鲁大使馆海军武官和华盛顿海军行动参谋长。多年以来，他被授予了很多荣誉，包括因于1942年4月在科雷希多岛上的英勇作战而获得的一枚铜橡树叶束勋章（相当于第二枚银星勋章），还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胸章，以及与第1师的战士们一起因冲绳岛上作战英勇而获得的总统集体嘉奖。
海军陆战队新兵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到1946年1月中旬，人数已达11，000人。因此，那些“积分满60分的人”，如尤金·斯莱奇，和那些“积分满50分的人”一同被送回了美国。他们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横渡太平洋。2月中旬在勒琼营地为他们举行了退役仪式，斯莱奇自动升任下士，但他一点也不在乎。海军陆战队检查了他的个人物品，以确保他除发放的制服和其他衣物，不带走其他东西。他不得不上交了子弹袋、水壶、行军背包、刀叉、勺子、背囊，还有“一盒带盖子的肉罐头”。尤金服役1年11个月零3天。海军陆战队补足了欠发的薪酬，额外支付给他100美元退伍费，并授予他荣誉服役领章。当被问及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尤金说他打算去上大学，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工作，他最喜欢的课程是历史。
肖夫纳于1959年退役，之前荣升准将。他与妻子和五个孩子回到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在这里他热心于许多事业。他们的一个儿子夭折了，另外四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和肖夫纳一同潜逃的那些战士都记述了他们在棉兰老岛上打游击的时光。虽然肖夫纳每天都记日记，但他从未发表过一篇回忆。
她的约翰所逃避的责任现在落到了她的肩上。在海军部长的邀请下，她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博蒙特，为一艘新的美军驱逐舰“巴斯隆号”命名，并接受了广播采访。
朝鲜战争结束后，肖夫纳接到了一等兵阿瑟·琼斯打来的一个电话，琼斯曾于1942年在科雷希多岛上担任肖夫纳的通信兵。他们安排了会面。琼斯说他还保管着海军陆战队第4团的徽章，这是科雷希多岛美军投降那天肖夫纳亲手托付给他的。琼斯被押往日本做苦役，后来在1945年8月获得了解放。他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妥善保管这枚徽章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阿瑟想把这枚徽章交给肖夫纳以了却这桩心愿。肖夫纳深受感动，但他说这枚徽章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整个海军陆战队。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把这枚徽章移交给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琼斯在仪式上说：“这枚徽章为我们讲述了海军陆战队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它的纪律、忠诚、精神、耐力和坚韧……”肖夫纳说：“一旦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就永远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海军陆战5团于1945年12月返回彭德尔顿营地，然后就地解散。但是莉娜·巴斯隆仍将留在这里，她从已故丈夫的战友口中得知，海军方面在进攻硫黄岛之前已经知道，B-24轰炸机为期72天的轰炸“收效甚微”。而且，在登陆日之前，负隅顽抗的敌军阵地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海军仍然把进攻之前的轰炸时间大大缩短。5团中有的战士愤慨异常。她丈夫所在机枪班的57名战士中，共有29名受伤，13名丧生。在她的婚礼上笑容灿烂的那五名战士结果都很悲惨。约翰被埋在了他的朋友爱德华·约翰斯顿和杰克·惠勒身旁。里纳尔多·马蒂尼和克林顿·沃特斯两人伤势都很严重。克林顿的腿恢复得很顺利，里纳尔多在硫黄岛上失去了一只手臂。
奥斯汀·肖夫纳准将于1999年逝世，几年之前，他的爱犬“科基”已离开了人间。在他的葬礼上，牧师总结了他的邻居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有关他的事迹。他和邻居们相处的时候，总是喜欢问：“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在他去世后，谢尔比维尔的人们在中央大道北段第615号给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块巨大的金属纪念碑上面镌刻的小字概述了奥斯汀·肖夫纳的军旅生涯。
1945年底，迈克来到迈阿密的海航基地服役。和其他军种一样，海军也开始大规模裁减人员以适应战后的世界。海军也知道应该留下哪些人，所以就把迈克提升为海军少校。他开始担任一所地勤学校的校长。他的指挥官把他描述为“一个有进取心的、友善的人，同事们都喜欢跟他来往，他的团队合作能力很强”。1946年，他接到了女朋友琼·米勒打来的电话。她刚刚出了一场车祸，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康复。医生建议她远离费城的寒冬，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去以便更好地恢复。她认为迈阿密就是这么个好地方，于是就问他这个想法怎么样。“哦，当然好了。”他说。琼就这样来到了迈阿密，住在海边的一家旅馆里。
尤金·斯莱奇的战斗记忆让他心神不宁，痛苦万分。中国人民对美军的感恩和宋氏一家的友情帮他减轻了一些痛苦和悲哀。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和他的家人一同前往政府街长老会教堂是他企盼已久的时刻，但这并不表明他恢复了轻松愉快的生活。当他最终和父亲一起打猎的时候，他感到对此已经兴趣全无了。斯莱奇后来写道：“这场战争给我带来的改变是我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他深受他所称的“严重抑郁症”的困扰。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写作他所经历的这场战争的详细回忆录，其中整合了他在战斗中所记的笔记，以及在帕武武岛上和在中国期间所做的篇幅更长的记录。
西德尼·菲利普斯的学业于1945年12月结束，V-12项目被取消了。他带着两年的大学学分回到莫比尔，不过他还是有机会读完大学。因为美国通过了相关法律，表明山姆大叔会承担全部学费。西德尼感到有些脸红，他把“手头的每一分钱都攒起来，要给玛丽买一块手表，而她却噘起嘴来，说她想要一枚戒指”。圣诞节过后，他的服役期结束了，于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月31日赶往北卡罗来纳州。西德尼·菲利普斯因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四年服役期内的杰出表现而得到了光荣退役的褒奖。
尤金在贝里琉岛和冲绳岛上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现在又有一件事让他内心更加痛苦。“大多数未曾参战的美国人很快就把这场战争遗忘了，这让我完全措手不及。”至于未来的事业，他想仿效父亲。他了解到，他当年想为祖国参战所导致的V-12课程不及格，现在让他无法上医学院。这真是尖刻的反讽，因为他正是由于经历了战争才重新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去了亚拉巴马州理工学院（现奥本大学）学习工商管理，想要成为一名保险推销员。哥哥爱德华在他回来以后，事业颇有起色，爱德华似乎总是领先尤金一步。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后来写道：“自从就任最高司令官那一刻起，我就拟订了要执行的政策，我要通过天皇和帝国政府来实施这些政策……我所思考的改革旨在使日本跟上世界的进步潮流。第一，摧毁军队权利，惩处战犯。建立代表各个阶层的政府。修改宪法。举行自由选举。让女性也拥有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鼓励自由经济。废除警察压迫。发展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放宽对教育的限制。分散中央集权。政教分离。”麦克阿瑟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已经超越了他的权限。不过，变革的核心还是代表了民心所向：复仇的代价是全人类无法承担的。
尤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把他称为“老兵”。他注意到“即使那些曾在努美阿当过邮差的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和人们谈论当年的战争。这些人不停地抱怨，而且普通人根本无法分清“后备梯队”和“作战部队”之间的区别，这让他心生莫名的悲哀。生活在被保护中的人们弄不清楚。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那些负伤的人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补偿，撤回后方时还被授勋为英雄，而那些从未受伤，同样坚持战斗，而最终精神崩溃的战友，却只能算是‘非战斗减员’，这始终让我感到奇怪。”他的噩梦丝毫也没有减少，从事的保险行业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奥斯汀·肖夫纳一直想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什么时候会把日本专制统治者裕仁天皇送上军事法庭。肖夫纳“盼望着看到日本天皇被处以绞刑，因为他允许他的军队对战俘、对被占领的国家犯下了残忍的暴行”。许多美国人都和他想法一样。12月份开始在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但其中不包括裕仁。麦克阿瑟已经认定，天皇“纯粹是个傀儡”。麦克阿瑟悄悄地说服了华盛顿不对裕仁提起战争罪诉讼。另外，麦克阿瑟还彻底改造了日本。
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遇到了珍妮·阿西诺。她和他一样，也来自莫比尔。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很快，认识不到一年，他们就在1952年3月结婚。他不曾向珍妮描绘这场战争，但是尤金的姑姑还是警告她唤醒尤金时不要用手碰他——他会一跃而起掐住她的喉咙。珍妮学会了把嘴凑在他耳边轻声呼唤：“大锤斯莱奇。”这时，他就会刷地睁大双眼。她还注意到，每次出门前，他都要装一瓶水在身上。“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做呢？”她问。
1945年底，奥斯汀·肖夫纳收到了一封从白宫发出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所有那些被遣返的美国战俘的。[2]美国总统想要在信中表达的意思是：“欢迎你们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代表美国人民，表达我们为你们能够脱离敌人的魔掌而感受到的无比喜悦。我们为促成你们的归来付出的努力有了回报，这令我们感到万分满意。”肖夫纳并不是在田纳西州谢尔比维尔的家中收到这封信的，而是在中国天津。这封信似乎表明，肖夫纳中校是被另外某个人解放了的。美国媒体上宣传的战俘们的大救星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们第一天登上贝里琉岛时，真是太口渴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记着：在我的余生，触手可及之处绝不可以没有水。”
“在我看来，让我们待在这里直到所有日本人都返回家园根本就是一出闹剧。只要国民党政府无法打败共产党，我们就必须待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卷入中国的这场内战。”每名被派来的海军陆战队员都讨厌冒生命危险待在这里。海军陆战队员们都发现，普通中国市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政权而反感国民政府。美国军方官员声称，因缺乏运力从而影响了人员轮换的速度，尤金对这套说辞已经失去了耐心。“大约就在10天前，有21艘美军船只把两万名日本人送回了家。”这种运输行动已经开始好几个月了。海军也帮着国民党政府把军队运往全国各地。当他错过了哥哥爱德华的婚礼时，尤金对这种拖延大发雷霆。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他开始恳请妈妈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的母亲一起向政府提出抗议，让我们这些已满积分的战士可以返回家乡”。尤金现在是K连中轮换积分最多的人。他向父母提议：“假如有谁问起你们为什么我还在中国待着的话，你们就告诉他我在中国寻找美中之间大型商业合作的前景。”
尤金最后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理科，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发现学习这个新专业可以让他远离噩梦。随着岁月流逝，尤金注意到许多参战的老兵（包括他哥哥）都在用让自己和家人更加痛苦的方式和战争的记忆作斗争。斯莱奇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蒙特瓦洛大学担任生物学教授。在业余时间里，他开始收集有关二战和海军陆战队的书籍。他仍在继续写作他的战争回忆录。
10月底，尤金被派往北平和天津之间的一个地方去执行任务，这里是共产党人十分活跃的地方。这种任务不仅令人心寒和尴尬，而且特别危险。我们和共产党发生过不止一次交火。虽然他在家信中没有写到这一事件，但是他所写的内容却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他在信中不再写尽快返回莫比尔去和父亲一道打猎、骑马等愉快的想法了，他的信中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尖锐批评。
1968年，斯莱奇几乎写不下去了。他不久前收到了5团3营K连的伤亡名单。读着这些熟悉的名字，看着一条条记录朋友们在何时何地阵亡的条目，他的心都碎了。虽然此时他似乎觉得“已经智穷才尽了”，但是他不能停笔。正如他后来对伯金解释的那样：“虽然我常常写不下去，但我感到对于我的战友们，我有责任要把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他所读到的书籍未能描绘出战争的恐怖，因为那些书经常过度依赖官方文件，受采访的人都没有在步兵连当过兵。
尤金在城里的任务很轻松，他从不放过任何有趣的事物，比如当地人为了招徕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就会在牌子上写：“请上楼喝酒吃点心。”他走进大小店铺，想要买些礼物送给家人。“日本人把大部分的真丝制品都搜刮走了，现在剩下的好东西太少了。”他还和一个中国家庭交上了朋友，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了许多美好的休闲时光。这户姓宋的家庭“对我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友谊让尤金对中国人民更加充满了敬意。友谊也让他心灵的创伤开始平复。到冬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分得清人们说的是中国话还是日本话了，中国话有一种悦耳的音乐特质，而日本话“却快得多，就像张不开嘴的人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然而，那些仍旧滞留北平的日本人，却尽力保持沉默，远离喧嚣。从前的敌人们见到斯莱奇时，不论他们是什么军衔，都会给他敬礼。每当斯莱奇看到街上出现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他们指指点点，并做出割喉的手势”。
20世纪70年代，日本突然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有了稳定的民主政治，并且变成了美国忠实的盟友。美国人没有去庆祝他们付出巨大代价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也不去认可日本人为把他们的国家从一片废墟上建设起来所付出的极大艰辛和努力，而是把日本看成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1972年，美国将冲绳岛归还日本。日本把冲绳岛的回归看成是整个战争的最后行动。两年之后，这位前少尉指挥官飞到菲律宾，说服日军的指挥官小野田弘男日本真的已经战败（没有说投降）了。1974年，小野田弘男穿着日军军装走出了丛林。他还有几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500发子弹。战争结束后的29年来，他还和当地的菲律宾人发生了好几次交火，打死了大约30人。他一回到日本，立刻成了英雄，后来还写了一本书。
5团3营的某些军官想要禁止士兵进入某几个高级饭店。斯莱奇称这些人为“我上天堂，你下地狱”型军官。这些人的企图没有得逞，斯莱奇拍手称快。当然，“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同甘共苦，用同一把勺子吃饭，彼此呼叫绰号”。那些日子都被这些军官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现在完全沐浴在步兵们在贝里琉岛和冲绳岛上拿生命换来的荣光之中。他这样给他的父母写道：“陆军队伍中也有像爱德华这样的军官，一切亲力亲为，英勇奋战而获得殊荣，但在我们的队伍中——士兵们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功劳全都归军官所有。”尤金也许是在说乔治·洛芙迪。10月底，他因6月1日在冲绳岛上作战英勇而被授予铜星勋章。此后不久，影子就轮换回家了。斯莱奇后来叙述了一系列他和那些新来的军官和士兵之间出现的问题。他不愿意接受那些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所发出的命令。
1980年12月，尤金·斯莱奇终于完成了手稿。他说这部书“并不是历史，而是从个人角度描写战争”。他的描述坦率地揭示了他所经历的恐惧和残忍的兽性。珍妮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他们两人都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各国的领袖们不要轻易把战争当做解决争端的途径。一位编辑帮助他把800页的原稿进行了精简。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斯莱奇写信给他的朋友伯金和托马斯·斯坦利说：“现在我要准备搁笔了。现在，我想我已经拥有了去遗忘的权利。我尽到了义务，为纪念那些还在世的和已经逝去的战友，我已经把一切全都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现在我要享受与5团3营K连战友重聚的非凡友谊，忘却那些我长期以来一直要尽力记起的事情了。”同年，他第一次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第1师一年一度的聚会。他见到了伯金、谢尔顿，还有许许多多亲爱的战友。他们在一起讲述过去的战斗故事，喊着几十年没有人叫过的外号，打听彼此的生活。伯金在得克萨斯州美国邮政局做事，谢尔顿在路易斯安那开了一家木材公司。
他们所居住的地段拥有古都北平最好的饭店和剧院。每隔一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他可以自由支配。叫一辆黄包车只需要五美分，所以他就坐上黄包车去紫禁城参观。19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喝到了牛奶，他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来亲身体会这古老而美妙的文化。在此期间，他的许多战友们“每天都在那三个仿美式的啤酒馆中喝得烂醉如泥，他们身处北平却对它一无所知，就像我对伦敦也不甚了解一样”。在紫禁城里，尤金看到一尊高五英尺的镀金佛像，它的宽阔腰带每一英寸都镶着宝石。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菜，开始用筷子吃饭，逃离了“只供应脱水食品的大食堂”。他和一家饭店的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中国人能说英语，喜欢教尤金中国文化和语言。
聚会之后，在返航的途中，他已是热泪盈眶。他爱他的妻子，爱他们的两个儿子，也爱自己的生活。但是和K连战友们说再见“就如同跟家人道别一样”。尽管他憎恨战争，但他也因曾在5团3营K连参加战斗而感到强烈的自豪。斯莱奇的回忆录中体现出的这一矛盾，以及其中无处不有的极度真诚，让这部书成了描写太平洋战争的所有个人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作品的成功让他很难参加战友聚会了。不过他仍然和战友们保持着联系，他喜欢和比尔·莱登重谈二战的故事。为了让他们两人接受自己的经历，莱登写道：“我们那些失去生命的战友们也为造物主所钟爱，正如上帝关爱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样……”尤金·斯莱奇于2001年3月1日与世长辞。一年之后，珍妮·斯莱奇出版了斯莱奇原稿的另一部分，标题为《身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
K连迫击炮队所居住的红砖平房有冷热自来水、电灯、沙发和两间日光室。这让尤金·斯莱奇想起了他的大学校园，尽管很久以来那座大学校园中住的都是军人，但是他想“其中肯定还有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精神长存不衰”。中国人给予他们的欢迎被他描绘成“一个玫瑰色的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四个月前我还蹲在冲绳岛上的散兵坑里——昨晚我竟然在豪华饭店的大厅里一边吃着五道菜的大餐，一边听着俄罗斯钢琴师和小提琴师演奏斯特劳斯的华尔兹乐曲。晚宴是免费的，是中国政府为我们举办的”。
1946年8月26日，当海军部长追授约翰·巴斯隆海军十字勋章时，他的传奇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他是因参加硫黄岛之战而获此殊荣的，嘉奖令上写道：“在进攻的最前沿，他始终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钢铁般的决心向前推进……在发起进攻最初的关键阶段，他为所在连队的冲锋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此次授勋的提名早在C连上尉和约翰一起登陆“2号红滩”作战之后就已经决定，这枚勋章使约翰位居美军英雄的精英行列之中。在当年12月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莉娜身穿丧服，接受了这枚勋章。她一直十分谨慎，“说话做事从来不会玷污丈夫的名誉”。
保护日军和日本平民的任务似乎很奇怪，而海军陆战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显得更加诡异了。他们现在占据的城市、港口、铁路，要禁止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中国国民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和共产党交战，他们自己的部队无力防守这些要地。海军陆战队尽力守卫战略要地。可是这样人员还是不足，国民党就把日军也派上了用场。奥斯汀·肖夫纳的1团1营不仅要保护那些曾经的敌人，而且还要与他们并肩作战。海军陆战1团1营在中国遭遇的窘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第二年1月，莉娜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她返回俄勒冈州的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从事秘书工作。由于生活拮据，她无法参加丈夫约翰的遗体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第二次葬礼，虽然这处墓地是她亲自选定的。她也无法目睹6月份拉里坦市为纪念约翰举行的游行。几十个城市和社区组织沿街走过，有上万民众围观。约翰的母亲多拉亲自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约翰的塑像揭幕，这里是该城三条大街交汇的地方。
“这一点就表明了我们美国人和你们日本人对荣誉的不同看法。”肖夫纳答道。他让这两个人想想这句话，然后向他们讲述了巴丹半岛、比利比德监狱、甲万那端和达沃等地所出现的惨况。这两名前外交官开始局促不安起来，最后他们甚至宣称他们对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肖夫纳觉得他已经给了这两个人足够的教导，于是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你们可以走了。”
莉娜在1949年来到东部。她在7月和约翰的父母和妹妹玛丽一起出席了美军驱逐舰巴斯隆号的试航仪式。约翰的遗孀担任该舰艇的命名人，但是她没有发表讲话。船长宣布“美军驱逐舰巴斯隆号不论在平日还是战时，都会随时响应国家召唤，为国服役”。接下来莉娜来到了丈夫的家乡，看望了他的家人。多拉和女儿们给莉娜看了约翰的塑像。她给他们带去了结婚时拍摄的几张照片。和以往的几次会面一样，他们的这次见面也显得很不自然。他们不了解她，也不信任她。她是在约翰出名之后才嫁给他的，而且在萨尔和多拉看来，那时候约翰应该和家人走得更近才对。巴斯隆一家是从一位记者口中得知约翰的死讯的，后来他们才收到电报。这位记者是为了要听约翰家人的心情而来的。收到电报几分钟之后，他们又收到了广播中的消息。此后，第一批哀悼的访客和更多的记者纷至沓来。整个家庭的悲痛，就这样在大众媒体上，在大多数拉里坦人面前进行了直播。莉娜到来这天，他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约翰被别人夺走的痛苦。为了纪念此次会面，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张他们一起观看约翰肖像的照片。
中国人对战败的日军充满了仇恨，10月13日，天津爆发了一次袭击事件。海军陆战1团奋力把双方分开。在此次及类似行动中，美军都坚持了一贯的政策。日军很快将会被遣返回国，况且，尽管他们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由于美军的保护，愤怒的中国平民不能对他们实施报复。一天下午，两名衣着整齐的日本人在团部见到了肖夫纳。他们说想要见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于是就被带到了他的桌前。他们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日本投降前他们在领事馆工作。这两个人来的目的是要向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日本人。”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旅程，莉娜约了一位好友，她们一起南下华盛顿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去看约翰的墓地。午餐之后，她和朋友劳蕾塔叫了一辆出租车。劳蕾塔找机会问这位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阿灵顿有个退伍军人分会是用约翰·巴斯隆的名字命名的”，司机会心地一笑，说：“知道，有这么一个分会。”
10月6日，海军陆战1团在法国领事馆大楼前接受了驻扎于天津及其周围地区的日军的投降。举行仪式当天，天津大街被中国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人登上窗户，甚至爬上屋顶。日军军官把他们的军刀呈献给美军军官，然后“在慷慨激昂的海军陆战队乐曲声中”悄然退回本队。仪式结束后，海军陆战队员们开始巡查日军基地和营房。日军积极配合，上缴了非生存所需的所有物品。由于他们的积极配合，美军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营区内自我管理，每十名日军可以保留一支步枪和五发子弹。美军认为日军仍然需要少量步枪来保护自己免受怒不可遏的中国民众的伤害。
“我们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分会，”劳蕾塔说，“但是电话号码簿上没有，结果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在中国人向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们表达无尽的感激和喜爱之情时，中国的古老文明也令他们心驰神往。有很多像肖夫纳这样的指挥官都担心驻扎在这片地区的五万名日军会选择继续战斗，但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肖夫纳的部队刚到中国的前几个星期碰到了后勤和补给问题，这就是说肖夫纳必须要想办法让他的士兵吃饱饭。5团到来之后，海军陆战队第1师各部队分散驻扎，以保护几个大城市和港口，以及其间的铁路。师部和5团驻扎于中国的古都北平，1团仍旧驻扎天津，7团驻扎秦皇岛。
“这很简单，”司机大笑着说，“我也是那个分会的会员。”
海军陆战1团跟在7团的后面，启程前往中国，他们是作为攻击部队登岸的，最后出发的是5团。奥斯汀·肖夫纳中校的1团1营搭乘美国阿塔拉号战舰向西航行。他们于10月1日在海河畔的大沽口登岸，然后乘坐卡车（其中很多原是日军资产）往海河上游前进七英里到达塘沽市。他们听说这座城市有十万人，“他们会在我们入城时夹道欢迎。我们排成四列往城里前进，但很快这些人都涌了过来，和我们又是亲吻，又是拥抱，结果我们就被挤成一列了”。他们都知道我们为打败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此他们都心存感谢。1团1营乘坐火车前往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天津。在天津，他们住在一处有着西方建筑风格的地方，这里街道宽阔平坦。他们的生活区原来是英国人建造的，不久前还被用做日军的营房。
“哦，”劳蕾塔说，“这位就是巴斯隆太太。”她刚说完，司机就猛地转过头来。万斯向这两位女士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向她们表达了热烈欢迎。当晚，约翰·巴斯隆美军退伍军人协会分会在阿灵顿杰斐逊消防站的临时本部为莉娜举行了招待会。她见到了曾经在硫黄岛等地参加过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他们失去了很多战友，也认识许多英勇的海军陆战队员，但却只用约翰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地方，还捐款为他在拉里坦树立雕像，分会本部的墙上就挂着雕像的照片。莉娜成了他们的贵客。她是为了寻找记忆而来，现在已经如愿以偿。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东部。
伯金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他能乘船回到得克萨斯，结果1945年9月15日他接到了命令。他马上就要被送回美国了。“我差一点就志愿跟第1师去了中国，结果我就想啊，见鬼，我已经参加过三次战斗了，假如我去中国被他娘的黄包车撞死了……那我就太不值了，所以我还是回家了。”他跟朋友们告别之后，搭车南下来到港口登船。两周之后，他所在的连队也来到了这里。
在此后的岁月里，约翰的遗赠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着她，也同样在触动着巴斯隆一家。对她、对所有人而言，枪炮中士约翰·巴斯隆永远不会被忘记。每隔几年，就有人为他建造纪念碑。对于他的家人和遗孀而言，这些敬意是恰当而公正的。然而就约翰而言，他的精神永存，他的传奇在膨胀。
敌人已经被击败，美国武装部队准备在太平洋地区各国，尤其是日本维持一定的驻军。K连的士兵们现在每天都要接受占领任务培训。尤金不仅在思考他会被派往哪里，还在想哪些地方需要去占领。他希望“美国占据冲绳岛，因为这里可以用做监视日本人的绝佳基地……有人监视，他们就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如果他们认为没有人监视他们了——嘿，他们肯定又会作祟。”5团3营的每位海军陆战队员都收到了三条新毯子、一件大衣、一套长内衣，还有毛衣。这时尤金猜想他们要离开冲绳岛了，之后他们得知他们要乘船前往中国执行任务。
1962年，约翰的妹妹菲利斯·巴斯隆·卡特在当地的一家报纸，萨默塞特的《信使公报》上刊登连载文章，讲述了约翰的生平。冷战促使她提醒美国人民“不论……情况如何令人绝望，在这伟大熔炉的某个地方，总会出现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给疲惫倦怠的美国人民献出生命和希望，鼓励和引导他们走出痛苦绝望的阴霾，通过他无尚的英勇和对祖国无私的奉献所树立的光辉榜样，引领美国人民走向更高层次的胜利”。
“好了，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尤金叫道，“那么谁应该拥有这份光荣呢？是麦克阿瑟，还是打赢了战争的尼米兹、哈尔西和海军陆战队将领们呢？现在完全是陆军在出风头，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居幕后傻笑时，陆军的高级将领们却享受着无限风光。”像许多海军陆战队员一样，尤金也认为尼米兹上将所领导的中太平洋战役要比麦克阿瑟领导的南太平洋战役更加重要。[1]因此，对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海军陆战队员们而言，麦克阿瑟乘风破浪返回菲律宾及主持日本投降仪式的新闻短片简直就是在哗众取宠。“我想海军陆战队获得了它应有的荣誉，空军也一样，但是海军没有。我们的海军当然也是出类拔萃的。我们都不愿看见尼米兹和他所领导的海军在胜利之后竟然被冷落一旁。”
基于她自己对约翰的记忆，她和约翰朋友的谈话，以及家庭剪贴簿上新闻简报松散的解读，菲利斯创造了一个更加高大完美的约翰·巴斯隆的形象。她哥哥曾是美军在马尼拉不可战胜的拳击冠军，曾在两天内赤脚走遍了整个瓜岛，只身打赢了战斗。他在某次呼吁美国人民购买战债券的游行中曾是个大明星，以至于海军陆战队想要让他一直干这行。结果他好不容易才脱身。他回到战斗部队时，心里很清楚他会在战斗中牺牲，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回来了。这些描述整体上得到了菲利斯兄弟姐妹们的认可。她的文章描写了这位“力能扔牛”的战士，结果开启了洪水的闸门。
8月底到9月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广播、报纸和新闻中出尽了风头。8月30日，这位将军乘坐前端印有“巴丹”钢印的专机降落在东京郊外的一个机场。这真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当时附近还有数百万日军尚未投降。他身着咔叽色军装走下飞机舷梯，踏上碎石路，没穿外套，没打领带，没佩戴勋章。他戴着飞行员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粗大的烟斗。提起他的帽子，世人皆知，那是菲律宾国防军陆军元帅的帽子。站在日本的土地上，他很简短地说：“从墨尔本到东京长路漫漫，但此行就是回报。”几天后，麦克阿瑟主持了日本军政府无条件投降书的签字仪式，他和盟国领袖签署的文件都是印在珍贵的羊皮纸上的，这些羊皮纸是在马尼拉的废墟中找到的。投降书签字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举行，此时密苏里号停泊在东京湾，周围环绕着庞大的美军舰队。麦克阿瑟的讲话并没有谴责之意，相反，他祈祷“让这世界恢复和平”。他表达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将会从过去的血腥杀戮中诞生”这一希望。“我们在这里集会……没有疑虑、恶意和仇恨。相反，不管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要拥有更高层次的尊严，只有尊严才能为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带来好处。”
菲利斯·卡特的系列文章在萨默塞特《信使公报》上刊登后，每隔几年，就有一名军人作家重新写出菲利斯所讲述的约翰故事，如《但求牺牲的最佳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功勋士兵，不做英雄而生，却做英雄而死》。约翰·巴斯隆的传奇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新不过还没有被证实的说法是麦克阿瑟将军曾把约翰·巴斯隆称做“一个人的军队”。
尤金·斯莱奇的心情和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一样，他在8月底写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是想帮助打赢这场战争——现在战争已经打赢了，而我却仍然不能回去，这让我很痛苦。”为适应陆军的体制，积分轮换制度近来有所调整，尤金每服役一个月积一分，每在海外服役一个月积一分，每次接受授勋积五分，每参加一次颁发战斗星章的战役积五分。还有几个因素（如有未成年子女）也可以加分。最有魔力的分数是85分。尤金告诉父母，他已经积了60分了。“跟爱德华的积分比起来要少得多，是吧？”他的哥哥已经启程踏上回家的路了，他的挚友伯金也即将离开。尤金还要在国外待上一段时间。留在冲绳岛上还算不错，尤金喜欢这里，也喜欢岛上的居民。他经常向冲绳的老年人鞠躬以示敬意。不过，因为他和日本人作战时间太长了，所以他无法原谅日本人，他把日本人称做“黑心鬼”。他强烈希望上级不要把他派往东京。9月1日，他提交了一份从海军陆战队退役的申请，以防万一。
1981年，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学合唱队的同学们写信给市议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再举行纪念约翰·巴斯隆的游行了。市议会议员认为还应该举行这类游行，并专门成立了游行委员会。第一次游行规模稍小，在铁路边列队，绕过拉格兰奇街，然后一直走过萨默塞特，最后到达约翰的塑像下。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学合唱团的同学们骄傲地走在游行的行列里。此后，约翰·巴斯隆纪念游行的规模逐年扩大。
肖夫纳所在团指挥官梅森上校在肖夫纳接受授勋之后，也为肖夫纳写了一份优秀的任职报告。尽管在“与人合作”等一两个方面，肖夫纳的表现仅为“较好”，但在“总体评价”一栏中，梅森还是把肖夫纳描述为“非常富有进取心的积极表现的人”。肖夫纳又回来了，因为他从不放弃。
等纪念游行变成一年一度的传统时，莉娜·巴斯隆已不再去参加丈夫的公开纪念活动了。另外她还拒绝和那些写丈夫事迹的作者们讲话。她以秘书为职。退休后，她仍旧热衷于加州莱克伍德的教会事业，还热心支持老兵福利组织。她一直没有再婚。在她的晚年，曾有人问起莉娜为什么不再结婚，她说道：“我曾经拥有过最好的，那么我就决不会退而求其次。”莉娜·巴斯隆1999年逝世，葬礼上她还戴着结婚戒指。
肖夫纳在这场危急的战斗中接任营指挥官一职，用自己的战术技巧、矢志不渝的决心和出色的个人勇气指挥着部队行动，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难以计数的任务。虽然他领导的营因严重伤亡而效率锐减，但他面对敌人的凶猛反扑时顽强的领导和督促……深深地鼓舞了他所指挥的士兵。
【注解】
在冲绳岛上，没有哪个海军陆战队员或其他士兵比奥斯汀·肖夫纳参战的时间更长了。战斗打响时他就参与其中。不过此时他倒是没想回家。能够指挥1团1营已经给予了他极大的满足。他是专业的海军陆战队员，在职业记录中曾经有过污点。到中国服役将会把他带回出发点，让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但是他的记录几天之后就发生了重大改观。德尔瓦尔将军因“他杰出的值得嘉许的英勇行为”，授予其荣誉勋章。嘉奖令中有这样的话语：
[1] 历史学家们对美军分两路进军日本这一决策的明智性与必要性一直存有异议。
1945年8月14日，海军上将尼米兹发布命令停止对日本进攻行动的当天，肖夫纳中校等人听说海军陆战队第1师将要在9月底开赴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将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保护曾被日军盘踞的城市，收缴堆积如山的日军武器装备。肖夫纳的士兵们都十分厌恶这一任务，他们当中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声称海军陆战队第1师——作为最早进入、最后撤出的部队——理应让人们在纽约为他们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游行，还有人说要在东京举行。该师的军官们都想要尽快买到回家的船票。他们当然都积满了轮换的积分。
[2] 在科雷希多和巴丹投降的1343名陆战队员中，有490人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数字来源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记载。若加上其他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士兵（其中陆军最多），死亡率降了不少。但是若与在德国被俘的美军相比，这一存活机率依然很低。
日本的领导人们曾经确信，假如他们为战争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美国将在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目标上作出让步。神风敢死队就代表着这一逻辑。第二颗原子弹的爆炸迫使裕仁天皇摒弃了军阀集团的主张，宣布举国投降。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就成为可能。假如美国对日本本土发起进攻，那么将来战斗的惨烈程度将是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五倍。避免了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发生，让美国对其所打败的敌人表现出宽宏大量。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忘记痛苦，以及会怎样看待美国的胜利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同时还取决于他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参加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