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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四节

有一个伤员发高烧,走一段路便要问:“到家了吗?”走到一块大石边,他说:“到家了。”便靠在石上,举起两手向天,大声喊道:“反攻!反攻!”然后就断了气。又有一个伤员躺在路边,我俯下身去看能为他做点什么。他忽然坐起,问道:“反攻开始了吗?我的枪呢?”随即重重地倒下了。我和水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我们不能等待,只能拼命地继续走。小木没有回来,她永远消失在大森林里。

我没有力气细写我的经历,我们越走进森林深处,森林越像一个黑洞,使人透不过气。一天,我在草丛里发现了那暗红色和黑色的果实,招呼水姐来看。水姐大叫一声:“你们在这里!”她先自己尝过,然后采了分给伤员,可是它们不能疗伤。伤员一个个倒下,后来只剩我和水姐两个人,再后来水姐也死了。

敌人真的就在眼前。这里有些零散的敌人,他们在森林边缘地带活动,有时爬上树,把自己绑在树上打起枪来很敏捷,还能很快地移动位置。我们走过时,他们从大树后面打枪,我们急忙从肩上取下枪来还击。小木本来没有枪,这时,迅速地从一个失去右臂的伤员身上取得了枪,向树林中射击。水姐说这样不行,我们都会死的。小木忽然说:“你们赶快走,我往那边去。”说着,向另一个方向钻进草丛。过了一会儿,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响起了枪声。敌人向那边打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木仍在喊。枪声随着喊声渐渐远去。

那天下着大雨,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我们走进一个小窝棚,几片大芭蕉叶搭的,大概是前面有人住过。我们想进去避雨,水姐先弯腰进去,立刻叫了一声:“什么东西!”她踉跄地退出来,迅速地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扎在右腿膝盖下,阻止毒气散发。“这里不能待。”她说。我们急急向前,没有多久,水姐的腿已肿得碗口粗细。可能是蛇咬的,也可能是一种很大的毒蝎,也可能是别的毒物,这里是它们的世界。我们在几丛交叉的树枝下休息,天已全黑,雨仍在下,电光一闪,照见水姐血肉模糊的脸,那是蚊子叮咬加上自己抓挠所致。我们的脸都是这样,看着真吓人。水姐渐渐呼吸困难,抓住我的手,一字一字地对我说:“你要让人知道,我们都是爱国青年,我们为正义而战。”她喘息了一阵,用力说:“我相信你会回到祖国。”她的手放开了,她和小木去做伴。水姐是二十二岁,小木是十八岁。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回祖国去。一边撤退,一边作战。为了摆脱敌人,我们走进了一座大森林。我和水姐、小木还有几个伤员在一起。一个兵两腿都中弹,我们扶着他拼命向前赶,走进森林没有多远,他忽然说:“怎么这么黑?”森林确实很黑。他两腿的伤口都在流血,已经没有绷带可换。他说:“我的腿是红的。”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转过身去,喃喃道:“我要面对敌人。”随即倒下,死了。

我要把水姐的话写下来,我听见“反攻!反攻!”的叫声,声音怎么这样大。

因为英军后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同古。我们来不及掩埋那些英勇的士兵,他们永远长眠在自己战死的地方。我把我的一件军装盖在路排长脸上,又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遍:“我同意。”

你们听见吗?

生活里没有起死回生的偏方。

当时我没有死,我很奇怪,我怎么没有死。我站起来,又倒下,好像是被雨打倒了。我向前爬,爬了不知多久,迷糊中听见后面有人问:“前面是谁?”我挣扎着报了部队番号。有一小队人走过来,他们扶起我,随即讨论该怎么办。我说:“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他们不听,迅速地砍了几根小树,做了一个担架。他们的力量也已经快用尽,再抬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做了,我无法制止他们。只听一个声音说:“你躺好了,你很轻,你这样小。”我昏沉地在担架上,被这些不认识的弟兄们抬着。渐渐地我能走路了,我指出那些能吃的野果,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我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两个钟头以后,他的眼睛永远闭上了,黑眉毛在眼睛上面弯着。

我走得很慢,拖住他们的脚步,真是一个累赘。我恍惚中听见他们谈话,一个说:“我们管不了她了。”另一个说:“扔下她?做得出来吗?”我想我简直是一个祸害,我会拖垮这些好弟兄。怎么办呢?

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一次,天晚了,我又落在后面,我努力挪动脚步,忽然眼前冒出一堵黑墙,我向后退了两步,看清是一只黑熊挡在面前,它正用绿幽幽的眼光看着我,我本能地想向后逃,可是两脚像钉住了,挪动不了。我就和黑熊对望着,我想如果它吃了我,对大家都是解脱。这样一想心里很觉坦然,你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你看。它很容易将我扑倒,可是它没有动。“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前面一片喊声,有几个人转回来找我。“熊!黑熊!”他们大叫。熊略微迟疑了一下,转身向草丛里去了。他们说:“你站得这样直,你不怕吗?”我说,“不怕。”一个人觉得死更有意义的时候,是不会怕的。

不久,部队参加了入缅后的一次重要战役——同古会战。这时,我们的医院在一个破旧的小楼里。楼前后都落了炮弹,伤员不断送进来。我又发现了他,路排长。抬担架的人说他们的冲锋太勇敢了。连长已经战死,一排长接过战旗,继续进攻,又倒下了,接下去的是二排长,就是他。他从昏迷中醒来,见我在床前,口角边漾过一丝笑意,黑眉毛一扬,忽然低声说:“等打胜仗了,我要娶你。”我点头再点头,又走到他枕旁,装做整理被褥,在他耳边轻声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样说。我同意。”

以后又经历了多少艰险,我来不及写了。有人要甩掉我,但总有人救助我。我感谢救助我的弟兄,也不责怪要甩掉我的同伴。实在是太艰难了。

黑眉毛的路痊愈出院;不久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左腿中了一弹,又住进医院。这时他是排长。我为他清创换药,换过了药,我仍站在床边。他说:“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我说我没有家,我原来的医院门前也有一条河,我们都笑了。他的伤不重,很快就出院了。

我们终于走上了一个山坡,在不远的平地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那是部队接应的地方,那些颜色直冲进我的血液里,让我头晕眼花。我们大声叫起来,我们到了。我立刻扑倒在地,躺了很久。我尽可能报告了牺牲伤员的名字,也报告了水姐和小木已一去不复返。

后来,他出现了。他也是上吐下泻,狼狈不堪,我给他发药,问他姓名,他说姓路。我一天要接触很多伤病员,这一个不知怎么,有点特别。他五官端正,有一双漆黑的眉毛。他渐渐能够走动,一次,我到师部办事,回来见他站在医院门口,他远远看见我,好像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回病房。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安慰。

我又想起最早的那条小溪。

水姐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了偏方,那是野地里的一种草。这种草和一种毒草很相像。一次,在检查药草时,水姐怀疑其中一束不是正品,扔了又觉可惜。小木说:“我来试试。”立刻拿了一片叶子嚼着,随即叫了一声:“好麻!”忙不迭把草吐出,可下半个脸都肿起来了。水姐怜惜地拍拍她,让大家仔细分辨这些草。我们都很庆幸,没有给伤员错服。天不亮我们就起来去采草,这样才不耽误一天的工作。草丛中还有各色野果,我们渐渐得知,其中暗红色和黑色的两种可以充饥。好吃是谈不上的,我们没有想到它们后来帮助了我们活命。采的药草每天都经过水姐认真的检查,这偏方加上我们的治疗总算有效。我们全体护士受到表彰,师部来人说,这个战役打得漂亮。水姐还受到特殊嘉奖,师部的人要她讲几句话。水姐平时就话少,当时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为正义而战。”

文字到这儿忽然断了。嵋勉强忍住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在昆明休整了几天,又有几名护士加入,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又黄又瘦。我想她还不到十四岁,可是她说已经十七岁了。不知她是从哪里逃难来的,父母都被敌机炸死了,只剩她自己流落到昆明。她参加部队的态度很坚决,有人说:“你这样小,走不了那样远。”她说:“不抗日还活着干什么?”医院收留了她,我们叫她小木。我们经过了大山大水,进入了缅甸。在树林旁支起一个个帐篷,便是医院。许多人水土不服,最厉害的是吐泻不止,我们都很紧张。上级三令五申一定要挡住这种非战斗减员,可是有什么办法。

“孟灵己,”是丁医生的声音,“你找我吗?”

一九四二年,我所在的部队编入远征军。远征军是整个抗战的一个环节。为了保护滇缅公路畅通,为了不让敌人侵入国境,我们去了。

嵋开门,默然把手中的小册子递给丁医生。又从架上取下译稿放在桌上。丁医生很快看完那几页文字,低头寻思了一会儿,自语道:“我想是她。”

我们的工作很繁忙,伤员多,医护人员总嫌不够。我们也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以备紧急情况。医院里常有伤员去世,有时医院要转移,就把他们匆匆地埋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们总要到临终的人床前,问他有什么遗愿。有人要写家信,他用尽力气说了上款,马上就落入了昏迷,不久断了气。有的人已不能清楚地讲话,我总是点点头,表示理解。也有人已完全不能讲话,但是眼光一闪,我知道他感到安慰。现在我自己要死了。

嵋询问地望着他。丁医生说:“这人我知道。她是我到这里最初接触的病员,你能想象当时的情况吗?敌军刚被截在怒江西岸,保山大轰炸后,瘟疫蔓延,永平、下关一带十室九空。我们到这里建立了一个医疗站,不知是哪个部队送来了伤病员,其中有她。”丁医生停顿了,他不想说这间小屋曾经做过她的病房,也是她去世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战火逐渐逼近,部队在我们这个县招募护士,我很舍不得安定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安定维持不了多久,日本鬼子随时会打来。我本来就没有家,难道还要失去国吗?我和几位同伴一起参加了部队,在几处野战医院工作过。一直和我在一起的是水姐,她比我大两岁,文化水平比我高,她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从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护士。

“她的病很重,说话很不清楚,每天还要拼命写字。我们劝她不要写了,她断断续续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后来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把它们搁在这些材料里。”丁医生抬头望着窗外,“她是一个女兵,我竟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像溪水那样,流得那么远。

她们,她们是中国女兵,为正义而战的女兵。这就是她们的名字。

我是一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在长沙孤儿院里长大。后来上了护士学校,毕业后在一所医院里工作。那是我短暂一生中最安定的日子,我没有家,却有国。医院前面有一条小溪,我上下班常在溪边站站,看溪水向远方流去。我感谢上天,能让我养活我自己,我很满足。

嵋用一张白纸将那本小册子仔细包好,抱在胸前。她仿佛觉得小册子里有一颗心脏在跳动。

我是一个女兵,一个中国女兵,我就要死了。

“我们就要反攻了。”丁医生拿起桌上的文稿,温和地说。

字很大,很不工整,有的两个字重叠在一起,像是用尽力气写的。再翻一页,见一行行歪斜的字,字迹很难辨认。嵋好奇地看下去。

反攻!听见吗?

“我不知道谁能看到这些文字,却知道你们读它时,世上已经没有了我。”

嵋把手中的纸包举得高高的。

一时无事,嵋拿着抹布到处擦拭,在病案架后面,看见屋角堆放的旧材料,想看一看再做处理,便拿了一摞,放在桌上一张张翻阅。它们是些旧病案、旧报纸和一些文件。她看见一个大档案袋,见里面有些旧公文,旧账本,粗粗翻了一下,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开看时,见第一页上写着:

反攻!听见吗?

这一天,嵋译完了丁医生交来的材料,把译稿放在自己做的一个报纸夹里,小心地捧着,到病房来。不巧丁医生和另外两位医生都到永平去了,她不放心交给别人,又捧回来,把它放在病案架的一个空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