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做过这样那样的坏事，细细数来都是秘密，我尽量保守这些秘密，不让别人发现，就像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父母是从哪儿搞来牛奶的。牛奶太贵了，要花很多马克才能买到，去食品店抢也不现实，有那么多警察盯着呢。甚至几年之后，我也没有问过他们是不是也会为《凡尔赛条约》感到屈辱，他们是不是和所有人一样憎恨美国，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父亲参与过的一场战争被判为有罪是有失公正的。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夜晚和一个法国人一起穿过一个山洞，最后他们在一具尸体边睡着了。
晚上的时候，爸爸总是习惯听广播，妈妈打扫完地上的线头后会躺在床上打开《德意志汇报》，一脸期待地阅读她喜爱的小说的最新章节。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蒸汽模糊了的朝向不登格斯的玻璃窗，提前背诵乘法口诀，上学路上穿着嫌大、后来又嫌小的鞋子，被我斩首的蚂蚁，还有周日爸爸妈妈在讲道台上讲诵《圣经》，妈妈会念《诗篇》，而爸爸则会念《哥林多前书》。我就坐在长凳子上听他们讲道，有时候我觉得很骄傲，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很无聊。我的嘴巴里总是藏着一块芬尼(8)，金属咸咸的，有点扎人。我半闭着眼睛，用舌头把硬币推到喉咙最深处，越往后推越不安，直到发现它快滚下去了，我才赶紧把它吐出来。我的童年，是枕头底下的书本，是广场上盲目乱飞的苍蝇，是圣诞节的蛋糕(9)，是在蒂尔加滕公园(10)里的玩乐。有一次我到弗朗茨的摇篮边，把他的小手塞进我的牙齿间狠狠地咬了一口，弟弟立刻就哭了起来，可是那哭声和新生儿刚睡醒时的哭声一样，没有人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
在我的童年时代，整个德国满是伤痕。妈妈在舔线头时嘴唇后缩，看上去像一只乌龟的样子让我发笑。爸爸结束工作后一边吸着朱诺牌的香烟，一边收听广播。弗朗茨在他的摇篮里睡着了，他手臂弯曲，手掌贴着耳朵，他小小的手指都藏在他柔软又肉嘟嘟的手掌中。
我爸爸是一名铁道工人，妈妈是一名裁缝。我家里客厅的地板上永远都散落着各种颜色的线轴和线头。妈妈总是习惯舔一舔线头，这样线更容易穿过针孔。而我有样学样地舔着线头，把它完全吸到嘴巴里，用舌头抵着上腭，搓弄它，感受它的存在，直到它变成湿湿的一团。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幻想，如果我不当心把它吞进了肚子，它就会进到我的身体里，我会死掉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就会不断地猜测我那近在眼前的死亡是否会有什么预兆。但因为我毕竟没有死掉，于是我又慢慢地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忘了。我很能藏住秘密。每到晚上我又想了起来，确定我的死期到了。这种对死亡的幻想游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提起。
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把我的罪行和秘密都一一罗列出来，不带一点悔意。
我出生于1917年12月2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十一个月。我是一份圣诞节后的礼物，妈妈说圣诞老人一定是忘了我，我被毛毯裹着，所以他没看见，谁知他在雪橇上突然听见了我的尖叫声。于是他只能不情不愿地又去了柏林，他的假期刚刚开始，要额外再送一趟礼物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一件高兴的事。“还好他最后还是发现你了，”爸爸说，“你是我们那一年唯一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