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问她的丈夫：“你觉得他们会到处找她吗？”
“那如果他们到处搜查我呢？”
“他们不会给她好果子吃的，但应该不会找她吧……”约瑟夫有些语无伦次。
“很明显，”约瑟夫赞同道，“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真可笑，我是一个没有军队的逃兵。
“我们可以给你带吃的。”
“要不，你回柏林吧？”他建议。
“哪里的树林？我在那儿只会又冷又饿。”
“对啊，你可以回到柏林去啊，”赫塔跟着附和，“他们肯定不会追到柏林去找你的。”
“到树林里去吧。”赫塔建议道。
“可是我在柏林已经没有家了，你记得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你应该藏起来，”约瑟夫说道，“你得逃到一个地方去。”
赫塔脸上一僵。我一下子把我们之间一直蒙着的遮羞布扯开了：虽然我们是婆媳，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我搬到这儿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没想到我反而要被毒死了。”我笑中带恨，暗暗将矛头直指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根本不是他们招来党卫军的。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试着深吸一口气。可是胸口处传来的剧痛让我无法用力呼吸。我换了一扇窗户，这次我的呼吸又被肋骨处传来的疼痛打断了，我失去了呼吸的自由。
“都过去了。”她急促地打断了我。
“我要离开这里。”
刚才我对她的不敬却在冥冥之中打开了我们互相信任的门，我第一次有了和她亲近的想法，我甚至想上去抱抱她，她会抱住我，她在担心我。
为希特勒工作，为希特勒卖命，难道不是每一个德国人眼下都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吃了被下毒的食物而送命，这算什么？！不是被枪弹击中，也不是在爆炸中牺牲，约瑟夫不能接受这一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不了一点台面，老鼠才会这么死呢，英雄般的死法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堪。然而女人从来就不会像英雄那样死去。
“那你们呢？”我问，“如果党卫军来了我不在，他们找你们麻烦怎么办？”
“我们得想个办法。”约瑟夫的手紧紧地攥着胡子，好像生怕手一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他手上溜走一样。
“我们会有办法的。”赫塔说着，走开了。
是镇长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卫军的。一个小镇的镇长永远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新来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约瑟夫攥着胡子的手已经松开了。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他们的吉普车开走之后，我来到了窗边。路面上轮胎碾过的痕迹指引着我即将面临的道路。我转身来到了另一间房间的窗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我急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想找到一条可以逃离的路。赫塔和约瑟夫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拜托了，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呼吸吧。
我宁愿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在我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了。
党卫军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又说他们不喜欢烤橡果咖啡。也许可以用那瓶储藏在地窖里等格雷戈尔回来时再开的红酒招待他们，但他们依旧没有领情：赫塔的反应太慢了，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不向饮酒的恶习屈服，他们不断锤炼着自己，直到有一天远离恶习，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意志。他们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向着我。
成为试毒员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公鸡一打鸣，恼人的青蛙们就像突然间都困得瘫睡过去似的，一下子就停止了它们持续一整夜的呱呱声。我一夜无眠，充满了孤独。窗户玻璃上反射出一双有着黑眼圈的眼睛，我认出了我自己。我的黑眼圈与失眠或战事无关，它从小就跟着我了。妈妈曾经对爸爸说：“你快别看书了，看看你女儿的眼睛是怎么了？”爸爸问医生：“她是不是缺铁？”而我的弟弟会用他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因为皮肤接触时那种滑滑的像丝一样的触感总是能让他很快入睡。在窗户上的倒影里我看见了我小时候的眼睛，我知道这是一种预兆。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一言不发，但党卫军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意见。
我出门去找扎特，它蜷成一团，像母鸡看守员一样睡在鸡舍的栅栏边上。再怎么说，让姑娘们单独待着是不谨慎的。扎特作为一只保有良好绅士习惯的公猫，深谙这个道理。格雷戈尔却离开了我，他想要做一个好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好丈夫。
“明天早晨八点我们还会再来，我们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格雷戈尔把我们第一次约会地点定在主教堂边上的咖啡馆，他迟到了。我们坐在咖啡馆户外的餐桌旁，尽管那天阳光很好，风还是吹得人有点冷。我当时完全沉浸于破译天空中小鸟的歌声之中，它们的歌声好像乐曲，飞翔的路线又像精心为我编排好的舞蹈。就在这时，他匆匆赶到了，看上去就像我从少女时期就憧憬着的真爱一样。有一只离群的小鸟既孤单又英勇，一个猛子俯冲下来，几乎要扎进施普雷河(5)，它用直直地伸展着的翅膀溅起水花，又迅速地朝天上飞去了：那是它即兴的表演、无意识的离群，像醉酒后不由自主的欢愉行为。我感到我的小腿肚为这种欢愉传来咝咝的喜悦声。我面前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正和我一起坐在咖啡馆约会，我满心欢喜。幸福才刚刚开始。
“我可以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吗？”赫塔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问这句话，简直是迟钝得有些不可原谅了。乡下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招待重要的来宾。约瑟夫终于站直了身子。
我点了一块苹果蛋糕，但一口也没吃。格雷戈尔察觉到了：“你不喜欢吗？”我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我把盘子向他那边推了推好让他吃。他咬下一口蛋糕，那快速又娴熟的咀嚼的样子让我也想吃了。于是最后我们吃着同一个盘子里的东西，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却始终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好像这种亲密已经过了火。突然有一瞬间，我们的叉子不经意地交叉在了一起，我们都顿住了。我们双双抬起头，绵长而持久地对视着。鸟儿仍在天空中不知疲倦地盘旋，偶尔有一些累了的，或是歇在树枝上，或是栖在栏杆旁，或是停在路灯边。谁知道呢？也许它们中还有的会噘着尖嘴，埋到水里再也不想飞上来了呢？然后，格雷戈尔主动拿起他的叉子拦住了我的叉子，就好像他触碰到我的身体一样。
党卫军向我走来。
赫塔起床拿鸡蛋的时间比平常晚，也许昨天她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所以今天早晨实在困得起不来。她看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把生锈的椅子上，而扎特趴在我的脚上。她也在我身边坐下来，完全忘记了还要做早餐的事。
赫塔用围裙擦干手，党卫军继续在说话，他们看向我，独独盯着我一个，像是要仔细检查我是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长期的饥饿的确让我有一些虚弱；无数个夜晚响起的警报声也让我缺乏睡眠；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边所有人；我的眼睛也有所损伤。但是我浑圆的脸庞、茂密而金黄的头发无一不透露着我是一名被战争驯服的年轻的雅利安女性。他们试着相信，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的产物，他们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结论。
大门吱嘎作响。“他们来了？”赫塔问道。
元首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需要我。
约瑟夫靠在门框上，摇了摇头。他用手指了指打谷场：“我去拿鸡蛋。”扎特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了。我的双脚因为它的离开感到一凉。
“元首需要你。”
晨光是如此耀眼，就像一阵巨浪打来，撕开了早晨苍白而毫无血色的天空。母鸡们纷纷拍打翅膀，小鸟们唱着歌，蜜蜂们围着人们头上的太阳光柱嗡嗡鸣叫，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掩盖了它们的声响。
我点点头。
“快起来，罗莎·绍尔！”我们听见了叫喊声。
我一边跨过门槛，一边也挥起了右手。阴影随着他们的贴近而从他们的脸上褪去。厨房里站着两个身着灰绿色军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见了我说道：“你是罗莎·绍尔？”
我和赫塔都站了起来，约瑟夫拿着鸡蛋走了回来。他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鸡蛋因为他抓得太紧已经破了。发亮的橙黄色液体从他手指间滴落。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液体，看着它从约瑟夫的手里掉到地上，不发出一点声音。
“希特勒万岁！”两道黑色的身影朝我挥出了右臂。
“快点，罗莎·绍尔！”党卫军步步紧逼。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答我。我喊了一下扎特，但是它没有过来。扎特是一只天性自由的猫，它早晨总是会去田野里溜达。我一边跟着赫塔往屋里走，一边充满疑惑：我刚来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哦，我的天哪，难道是格雷戈尔回来了吗？“是我丈夫回来了吗？”我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进了厨房，我只能望见入口处她遮住了阳光的背影。而约瑟夫也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看上去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一样。
赫塔贴在我的背上，我心下一阵触动。
“谁？”
我愿意在这里等着格雷戈尔回来。我愿意去相信战争会结束。我愿意去吃东西。
“他们找你。”赫塔说。
一上巴士，我就迅速地张望了一眼，便坐在最前面空着的位置上，和其他的女人保持一定距离。车上已经坐了四个女人，其中两个坐得很近，另外两个互不理睬。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我只记住了莱妮，当时她还没有上车。
我到公婆家的第一天，党卫军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说找罗莎·绍尔。我当时正在后院，没有听见。我自然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时发出的刺耳噪声，只是看见母鸡们争先恐后地跑回了鸡舍。
没人回应我上车时打的招呼，于是我透过已经被雨水打得满是污迹的车窗玻璃看向赫塔和约瑟夫。他们站在家门口，虽然赫塔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她还是朝我挥了挥手，而那只破了的鸡蛋还拿在约瑟夫的手中。我又看了一眼屋子——长满苔藓的瓦片看起来黑黑的，墙面上的灰泥泛着粉色，缬草花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一簇一簇开得正旺。直到一个急转弯之后，他们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以后的每个早晨，我都要这么看着他们，就像再也见不到他们一样，免得留有遗憾。
1943年的秋天，我二十六岁，足足跋涉了七百多公里、花了五十多个小时才从柏林来到东普鲁士。这是格雷戈尔的家乡，但格雷戈尔不在，他去参加战争了。而我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格罗斯-帕特斯奇，如今已经一周了。
拉斯腾堡(6)的军事区离格罗斯-帕特斯奇只有三公里，它藏在茂密的森林里，从高处根本发现不了它。约瑟夫说，工人们开始建造它的时候，当地居民对每天进进出出的卡车和货车颇有揣测。苏联人的飞机从来没有找到过它的位置，但是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就在那里，就在不远处睡着。也许夏天的时候他也会在床上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想要杀死那些打搅他好梦的蚊子。也许难忍的瘙痒也会让他在皮肤上挠出许多的红点：无论你多厌恶你皮肤上群岛似的红肿小包，总有一块皮肤你希望它永远都好不了，因为抓痒带来的放松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我被食堂白色的墙壁环绕着，从那一天起我成了希特勒的试毒员。
他们把这里叫作沃尔弗尚采——狼穴。狼是希特勒的代名词。我是被掠走的小红帽，最终死在了狼的肚子里。一大群猎人正在搜寻他。抓住了他，他们就会把我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