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詹姆斯·莫顿撰写并由第506伞降步兵团在1945年出版的《科拉希》也极有价值。唐·马拉其非常慷慨地给了我这本非常珍贵的书。由伦纳德·拉波特与小亚瑟·诺思伍德合写的关于第101空降师历史的专著《与命运约会》不仅提供了整个概况，还提供了事实、数据、细节、氛围等。其他资料来源均已在本书的正文中注出。
二等兵戴维·韦伯斯特的遗孀巴巴拉·恩布里夫人将戴维写给父母的信件以及长篇二战回忆录手稿的影印件送给了我。韦伯斯特是个很有见地的观察家，又是个出色的作家。他的贡献是极有价值的。
在我写《彼加索桥》时，我决定不把手稿拿给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看，也不给另外30名我曾采访过的英滑翔机空降伞兵部队的老兵中的任何一位看。当时是限期完成，不可能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征求意见。参战的老兵们在一些小问题上经常说法不一，在大问题上说法相左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果我拿给他们征求意见，肯定不会有一个人承认我写的完全准确；而且我还担心我可能会在事件的具体时间、经过和原因上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缠之中。
1990年11月，莫伊拉和我一起到诺曼底和比利时E连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还采访了E连战斗时就在当地的法国人。1991年7月，我们与温特斯、利普顿、马拉其一起走访了E连当年在欧洲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温特斯、莫伊拉和我还到慕尼黑附近，在上校弗雷德里克·冯·海特男爵家里和他谈了一个下午。
我觉得，哪个说法符合事实，哪个情况是记错了，哪一点过分夸张了，哪些壮举又因本人过分谦虚或不善言表而未能充分加以展示，这些都得由我自己进行判断。
此外，我还对E连的另外十几位老兵进行过电话采访，并与E连的几乎所有幸存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有10位应我之约写出了战时的回忆录，篇幅少则10页，多则200页。有的还给了我他们在战时的信件、日记和剪报的副本。
总之，我感到虽然书中写的是他们的故事，但毕竟是我写的书。约翰·霍华德因为无法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而挺不高兴。该书出版后，他使我看清了他是对的。如果我时间不是那么紧，如果我给约翰他们一些机会提意见、提批评、进行修正，那本书就会准确得多也好得多。
1990年5月，德里兹出席了E连老兵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聚会并拍下了长达8小时的集体采访录像。同月，我在办公室对戈登进行了3天采访。7月，我去温特斯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对他采访了4天。第4天，住在东海岸的6位E连老兵驱车来到农场接受了集体采访。后来，还是在1990年，我在南派恩斯卡伍德·利普顿的家里和他共度了一个周末，比尔·瓜奈若也来了。我还飞到俄勒冈与唐·马拉其以及一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度过了一个周末。
所以，这本书成文后，我就把手稿复印了多份，分发给E连的老兵广泛征求意见。结果，我得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其中有批评，有更正，有建议。温特斯和利普顿还特意逐字逐句阅读了全文。因此，本书应该说更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们不敢说这是E连绝对完整的历史——因为成员中有的在作战中牺牲了，有的战后去世了，我们不可能得知他们的说法和想法。但是，我们认为：通过众多老兵的反复核校，通过我们频繁的电话和书信往来，加上我们对所有作战地点的实地考察，我们可以说，再也不会有比本书更接近E连历史的记载了。
我对他们之间何以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E连成员间的这种兄弟情是有史以来所有的军队都孜孜以求但极少达到的。满足我这种好奇心的唯一办法是对该连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写出来。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二战结束时我才10岁。和许多同龄的美国人一样，我对美国大兵们一直充满钦佩——准确地说是敬畏之情。过去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怎样赞誉都不过分；现在我仍坚信这一点。能够对“啸鹰”这个最著名的几个师之一中的一些人了解得这么具体，这么深透，是我的造化。使我不胜荣幸的是，他们视我为E连的荣誉成员。由于我已经是牛津郡和白金汉郡D连的荣誉成员，我对左右两翼的战斗都进行了描绘。实在是功德圆满，可喜可贺！
另一个因素更使我感兴趣。那就是：与我同餐的这4位老兵关系十分亲密，这在我长达25年对老兵采访的经历中即使不算是唯一的情况，也绝对是非常难得的。听他们谈论E连的其他成员，谈论几十年来历次聚会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保持着兄弟的情谊。虽然他们散布在北美洲甚至海外，他们熟识彼此的妻子、儿女甚至第三代，了解彼此的愁苦和欢乐。他们定期互访，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他们遇有大事和困难总是互相帮助。而导致这种亲情的唯一根源就是在二战中在美国陆军中不期而遇，一起战斗了3年。
斯蒂芬·E.安布罗斯
E连的战斗史正合我意。在我为写《彼加索桥》而进行研究和采访的过程中，我弄清了D日那天位于战场最左翼的英军第6空降师的故事；而了解位于最右翼的美军第101空降师某个连的故事当然就成了很有意思的事。
写于贝圣路易斯市艾森豪威尔广场
当时，我正在写尼克松传记的第三部即最后一部。我对温特斯的建议深以为然。这有几个原因。我想在尼克松一书完成后，重返军事史的题材，打算写一本D日的书，但又不准备马上动手，因为如果到1992年时开始写，就能正好在1994年6月6日D日50周年时出版。我这个人每天不写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当时正在找一个二战中和D日有关的小题材。
（1990.10—1991.5），
他们都看过我写的《彼加索桥》——艾森豪威尔中心给接受过采访的每个老兵送过一本。温特斯建议说E连的战斗史很有意义，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好书。
威斯康星州邓巴小木屋
理查德·温特斯少校阅读了那次采访的录音文字整理稿后，感到其中有一些夸大不准确之处。温特斯是E连的老成员，后来担任该连连长，最后升任2营营长。他希望能把材料搞准确。1990年2月，温特斯，弗里斯特·古思，卡伍德·利普顿来到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看望沃尔特·戈登。我住在圣路易斯乡下，和沃尔特的住处仅隔一个河湾，可以说是邻居。他打电话问是否我能对E连的老兵再进行一次采访。我欣然应允，便邀请他们到我家来聚会并吃饭。那天下午，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了长谈。当时，桌上摊着地图，录音机也一直开着。后来，在我夫人莫伊拉准备的烤牛肉宴席上，E连的这几位老兵向我简述了D日后他们在诺曼底、荷兰、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经历。
（1991.5—1991.11）
1988年秋，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老兵在新奥尔良聚会。我带着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我的助理主任罗恩·德里兹到他们住的旅馆，对他们进行集体录音采访，请他们谈谈D日的经历，因为中心要弄一个参加过D日行动的老兵的访谈录音集。对E连老兵的采访进行得特别好，因为该连在犹他海滩附近对德军一个炮兵连进行了大胆的进攻并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