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是内乱，能让耶律冲哥放过折克行的，也必是辽人的心腹大患。”许将颇为自信的说道，“若我大宋再兴兵北伐，则辽人便是三面受敌，其以新败之师，受三面之敌，如此良机，若不把握，便是纵虎归山，必为后患。”
“许公便能确定是辽国内乱？”
“契丹这只老虎，便是归山，也成不了什么大患！”范纯仁辩不过许将，便干脆搬出石越的论调来，“朝廷兴兵，若败则前功尽弃，即便侥幸得胜，契丹败丧幽蓟，则有亡国之势，塞北之地，向非中国能有，契丹既衰，必有新族兴起，臣恐便如石越所言，到时中国之患，才刚刚开始！”
“若非辽国内乱，那相公以为耶律冲哥又是为何事纵折克行突围？”许将不屑的反问道。
许将不由哈哈大笑，“相公莫非是说笑么？若依相公之语，则汉何必击匈奴？唐何必击突厥？皆不过徒劳耳。世间本无一劳永逸之事，但若思虑太多，则近于杞人之忧天矣。朝廷北伐若得成功，我大宋据有幽蓟，据守雄关则河北无患，屯兵大同则可攻可守，战与不战，操之在我，又何必管他塞北由谁称雄，由谁称霸？彼若敢为患，朝廷只须遣一大将，便可以再封狼居胥、勒燕然山，岂不强过由辽人占据幽蓟形胜，使河北腹心之地，令敌来去自如百倍？”
“朝廷当以义兴兵，不当以利兴兵！河北遭逢劫乱，百废待兴，朝廷正当安抚百姓，救济黎庶，岂是兴兵之时？”范纯仁今日完全是一反平常的温文尔雅，立即反唇相讥，“况且即便计较利害，亦未必如诸位所想般乐观。辽军虽受重挫，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辽主亦曾励精图治、整兵经武，辽军实力仍然不可小觑。高丽虽然出兵响应，然其与我相距万里，不过是各自为战，缓急难以相济，不足为恃。至于辽国内乱，不过是猜测而已，岂足为凭？”
许将文武双全，又是状元、翰林学士出身，辩辞无碍，这一番话说出来，恐怕就是石越在此，也不好反驳，更何况范纯仁完全是在以短击长，顷刻之间，就被说得哑口无言。若是以往，他说不过时，自有吕大防、刘挚相助，但今日刘挚已经不在，吕大防受到高丽出兵与折克行意外突围成功的影响，也转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北伐。连吕大防都支持北伐了，其余如韩忠彦、李之纯更不用说，心里面多半也是支持北伐的，二人此时不多说话，无非是知道大局已定，顾全范纯仁面子，便不多为难他。而韩维又早已明言，不会再反对北伐。范纯仁顿时就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
范纯仁话音一落，他便马上出列，朗声说道：“诚然，兵者国之大事，必庙算无遗，方可兴兵，臣此前亦因此对于北伐持有疑虑，然如今形移势变，却正是天赐良机！若再从长计议，错过良机，正所谓铸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字。”
崇政殿内，也出现了熙宁以来最为诡异的一幕——新党与旧党的首领人物俨然如同盟一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却是另一名旧党领袖。
但更让众人意外的，却是第一个出头对范纯仁表示不以为然的，竟然是吕大防！
但范纯仁虽然辩不过许将，却也并非被其说服，虽然许将语带讥讽，他也不生气，只是对赵煦欠身说道：“陛下，石越曾与臣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此真不易之理也！臣愿陛下三思。辽人虽行不义，然其与大宋相处已逾百年，渐蒙德化，已非蛮夷可比，此番南犯狼狈而归，足以令其刻骨铭心，若此时议和，则是我大宋德加于辽国，北境可得百年无事。杜诗有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幽蓟虽是汉唐故地，然太祖、先帝欲收复幽蓟，亦不过是为了得其形胜，以庇佑百姓。若能边境无事，又何必兴无益之兵，反令百姓劳顿、将士死伤？臣愿陛下三思！”
谁也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范纯仁居然还是反对北伐，众人不由都是十分惊讶。尤其是韩维，他本以为之前已与范纯仁达成共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原来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事已至此，除了苦笑，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范纯仁这番话言辞恳切，令人动容。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何者才是根本，何者才是目的？这原本也是儒家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史记》记载冒顿之事，其实并不足法，毕竟冒顿不过一匈奴单于而已，并非中夏圣主，对于中夏来说，为了国土而抛弃人民，那显然是绝不可能被歌颂的，相反，真正的儒者，是一定会将百姓置于国土之上的。
范纯仁却是弗然不悦，厉声说道：“陛下，北伐大事，牵涉国家气运，不可如此轻易定策，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己而用之，臣以为北伐与否，仍需从长计议。”
只是，但凡牵涉到国土的问题，又都是极为复杂的，绝不会只是简单的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的是非题。
韩忠彦也趁机说道：“臣亦以为非石越不能为此。”
吕大防便对范纯仁的这番论调十分不满，忍不住讥道：“尧夫悲天悯人，然恐契丹到底还是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今日吾不取幽蓟，他日便有契丹再自幽蓟南犯，河北百姓，又要重遭今日之劫！尧夫谓契丹此番遇挫，便不敢再南犯，未免有些以己及人，将契丹想得太君子了。耶律德光时，辽人也曾经仓皇北归，然而真宗时便又再犯；真宗时两国订立澶渊之盟，然辽人如今又再南犯。其劣迹如此，岂可信任？”
韩维脸上露出为难之态，“若陛下有志北伐，以老臣之见，仍须使石越节制诸将。”
范纯仁辩道：“形移势变，岂可一概而论？”
这是赵煦第一次当着众多宰执重臣的面如此清晰的表明决意北伐的态度。这让一直旗帜鲜明的鼓吹北伐的枢密副使许将立即就兴奋起来，马上接过皇帝的话说道：“陛下圣明，先帝励精图治，便是为了恢复汉唐故地，遗诏于未收复幽蓟耿耿于怀，如今辽国内忧外患，正是陛下全先帝未竞之志之时。”
“那尧夫又如何能肯定日后不会又形移势变？”吕大防反问道，又对赵煦说道：“臣一向反对兴无益之兵，国家兴兵，必慎之又慎，然果真能够有机会收复幽蓟，则以臣之见，此刻便是付出一些代价，亦当忍受，此正是为谋万世之利，而为一时之牺牲……”
赵煦没想到韩维竟然是在这里等着他，不由愣了一下，才勉强笑道：“宣抚使司恐尚不能遂罢，契丹在河北受到重创，仓遑北撤，今日诸公应当也都已得到消息——高丽已然出兵夹击辽人，而折克行亦自蔚州突围，耶律冲哥行踪不明，辽国必有内乱。这是千载难适的良机，所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辽主背盟弃誓，鬼神厌弃，朝廷若不在此时顺天应人，兴义师北伐，他日思之，必悔之无及。”
赵煦高坐御椅，听着他的几位宰臣在那儿唇枪舌剑，不由觉得大开眼界。他心里面自然是倾向吕大防、许将的，尤其范纯仁的那番道理，他本来感觉难以辩驳，没料到竟然被吕、许二人驳得体无完肤，心中不由大觉快意。但他也知道范纯仁并不服气，但既然大部分宰臣都已支持北伐，那即使范纯仁贵为枢密使，也难以阻挡大局了。赵煦也不想几人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待到吕大防说完，他便伸手示意，止住还想说话的许将与范纯仁，委婉说道：“诸公不必再议，朕意已决。”
只有左丞相韩维朝着赵煦微微欠身，慢条斯理的说道：“陛下，国朝制度，宣抚使本就是有事则设，无事则省，契丹既已被逐出河北，战事已了，包括石越在内，诸宣抚使副，皆当回朝缴旨，是否解兵权本就无须多议。”
立即，崇政殿内鸦雀无声。
因此，吕大防和许将这番话一说出来，范纯仁心里面再想回护石越，也不好作声了，韩忠彦本来就不擅长辩论，此时也是哑口无言，至于御史中丞李之纯，他根本就不想随便淌这浑水，因此早已打定主意，只要皇帝不问到自己头上，就绝不开口说话，此时更是三缄其口。
赵煦高声说道：“朕意已决——若辽主愿去帝号，且割山前诸州为赔款，则两国仍得和好。否则，北伐在所难免！”
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如果一个人背负着“当世大儒”的名声，却要求别人象对待一个普通儒生那样宽容的对待他，这已经不是非份之求，而可以称得上厚颜无耻了。
他话音一落，左丞相韩维便已率先拜倒：“陛下圣明！臣恭奉圣旨！”
事情有大小，但道理却是相通的。石越明明己经身处嫌疑之地，自己却不懂得主动避嫌，那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理由责任朝廷猜忌怀疑他的——这至少和他“大儒”的身份不相合。如果一介武夫不懂这个，还有可谅之处，但石越如果不懂这个，那就是他在践行儒家的理念上，有太大的缺陷，当不得他现今所拥有的声誉。
紧接着，吕大防、韩忠彦、许将、李之纯亦恭声说道：“陛下圣明！臣等恭奉圣旨！”
但他二人的话，却是极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讲究推己及人，你自己跑到瓜田里面，低头去弄自己的鞋子，如果因此被人说成偷瓜贼，那是绝对没有理由责怪别人冤枉你的，因为那是你自找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无条件信任自己，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自己首先就要知道避嫌。
惟有范纯仁默不作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即从座位上起身，向着赵煦长揖，说道：“陛下虽已圣断，然臣忝为枢密使，不敢奉旨。臣请解此职，盼陛下另委贤能，许臣回乡养疾。”
他二人的话说得都还算漂亮，但在场之人，又会有谁听不出来话里面藏着的刀子？吕大防还委婉一点，许将的话却已经算得上是白刃相见了。
赵煦自然不能答应，摇了摇头，宽言安慰道：“相公不必如此，朕亲政未久，倚赖相公处尚多。朕虽不才，仍望相公不弃，尽心辅佐。”
许将见着机会，也趁机说道：“臣方才细读供词，奸人因知石越在军中威望甚高而设此计，而如案犯韦烈、方索儿辈，之所以梃而走险，亦是知石越极得军心。如此，石越纵然无辜，亦不可使再领兵，此亦为安全之。君子瓜田不纳履，石越乃当世大儒，岂能不知？纵解兵权，其必无怨言。”
范纯仁还要说话，赵煦又止住他，对众人说道：“如今对辽之策已定，而太皇太后梓宫仍未奉安山陵，朕每念及此，心难自安，当择吉日，行丧礼，送太皇太后梓宫归藏山陵。”
吕大防对吕惠卿的事情本就不甚满意，此时见范纯仁、韩忠彦一意维护石越，心中更是不满，冷冷说道：“师朴参政此言差矣，安平之事，纵与石越无关，纵然朝廷不穷治，石越若是忠臣纯儒，亦必乞解兵权。臣闻石越已与李清臣回京，已知其断不会再回河北领兵，故尧夫相公、师朴参政所虑，臣以为不过是多虑了。”
皇帝突然提起高太后的葬礼，便是范纯仁也不便打断。众人皆是异口同声说道：“正当如此。”
韩忠彦也道：“陛下若要穷治，石越儒者，必乞解兵权。如此，则正中契丹下怀。”
韩维早就等着这件事，又说道：“依本朝故事，臣为首相，当为山陵使……”
安平一案比起吕惠卿来，无疑份量要重许多，众人的注意力立即被拉了回来。范纯仁听完赵煦的表态，仍是坚持反对：“陛下既然信石越不疑，则奸人之谋不得逞，又何需多生事端？若是穷治，石越既为率臣，统兵数十万，所谓‘瓜田李下’，纵是无他心，又岂得自安？此非待大臣之道矣。”
但他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摇头打断：“公久病未愈，岂可再如此劳顿？故太皇太后对臣下素来宽厚爱护，此亦非太皇太后所愿也。且此番石越功勋卓著，亦当再加赏赐。朕意仿太皇太后时故事，公暂罢左丞相，仍加平章军国重事，留在汴京安心养病，待到痊愈，再作计较。而以石越拜左丞相，待其回京，由其亲自主持太皇太后葬礼。”
既已得逞，赵煦便不再在吕惠卿的事情上多纠缠，又将议题拉了正途，“既然诸公皆无异议，吕惠卿之事，便如此议定。至于安平一案，范相公所言，甚有道理，朕亦并非是疑石越有异志，君臣之间，并无嫌隙。只是朕以为韩丞相与吕参政所言亦是正理，此案既是有人陷害石越，离间我君臣，又岂能听之任之？如此，岂非使人笑我大宋君臣无能？是以，此案仍须穷治。”
饶是韩维老谋深算，也没料到小皇帝突然来这一出。但皇帝要罢他的左丞相，他本人岂有不同意的道理？要反对也只能由别人来说开这个口。况且皇帝还让他加了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名头，以他现在的病情，皇帝如此安排，更是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
只要知道这个就足够了。
韩维只得无奈的在心里面叹了口气，低头谢恩。
吕大防退缩了！
范纯仁终于又得到说话的机会，连忙说道：“陛下，依本朝故事，首相既任山陵使，便当辞相，若以石越为山陵使，则其才拜首相，便即辞相，岂非儿戏？太皇太后在时，待臣恩重如山，故臣万死，敢乞陛下格外破例，以臣为山陵使，以全君臣恩义。”
当然，赵煦并不可能对吕大防的性格了解得如此细致，但他关心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范纯仁是枢密使，在熙宁新官制后，实际上是与左、右丞相同列三公，资序虽然在后，便的确也有资格出任山陵使。只不过这并不符合一般惯例，更不符合赵煦心意，赵煦想都不想，便即否决：“朕与太皇太后本为一体，相公悉心辅佐朕躬，便是报太皇太后之恩，不必非为山陵使。且太皇太后于朕有抚育之恩，于国家社稷有匡扶之功，归葬山陵，岂能不稍隆其礼？以首相为山陵使，方使天下军民，悉知太皇太后功在社稷，恩泽万民。至于相公所虑，亦不必担心，朕岂有使石越才拜首相便即辞相之理？以往故事，乃是新君即位，祖宗如此安排，自有深意。然朕登基已久，自不必循此旧例。”
事实证明并无第二个刘挚。韩维老矣，再也不会事事顶针；范纯仁虽然让他有一些狼狈，但他本性温和，他只会在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则上较真，这是一个把规则看得比具体的事情更重要的人；而吕大防虽然性格刚强，但他在处理党争的问题上，明显是心中怀私的——刘挚能够令人畏惧，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正直公平，无欲无私，便无所忌惮，而吕大防正直倒是正直，却做不到公平，偏偏他又以君子自期，既然有所欺心，就算自己不愿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下意识的也会因此而约束自己，如此便有了弱点，便做不到刘挚那样一往无前。
小皇帝的这个表态，却是让其余几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高太后的葬礼，是比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山陵”了，除山陵使外，还有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递使以及按行使等等差遣，除了按行使是内侍陈衍早已确定外，其余四使，基本上都得是朝廷重臣充任，规格低一点就是寺卿、侍郎之类，规格高一点就是尚书、学士、中丞了，在场之人，除了韩维和范纯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份。
小皇帝赵煦心中却是大受鼓舞，他刻意岔到吕惠卿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想处置吕惠卿，但更主要的，却是想拿吕惠卿来投石问路——他如此处置吕惠卿，如果刘挚还是御史中丞，那绝对是不可想象之事，如今刘挚不在了，但是赵煦并不确定其余的宰臣，尤其是韩维、范纯仁、吕大防三人，会不会有人取代刘挚的角色，因此必须要加以试探。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现在的地位，哪怕是暂时的。
他二人既然出声支持，韩忠彦与李之纯本来就无可无不可，六人之中，有五人同声称颂，吕大防虽然不太乐意，但想着吕惠卿从此回到泉州，路途遥远，真正眼不见心不烦，便也不再作声。
但赵煦的话，却无法让范纯仁满意。皇帝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他坚持让石越出任山陵使，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为免石越回京后反对北伐，甚至凭他的影响力逆转局势，便干脆再将石越支出汴京，等到石越从巩县归来，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便是石越也无可奈何了。除此以外，皇帝如此安排，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安平一案的原因，皇帝对于石越，绝不似他嘴里说的那样，毫无猜忌。
范纯仁也开口称颂：“陛下顾念老臣，臣等同沐圣恩。”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韩维率先便说道：“陛下如此处置甚好，圣上宽宏，此非只是吕惠卿之幸，亦国家之幸。”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他们当然也能感受到这是皇帝在刻意展现对新党的宽容姿态，要说心中全无芥蒂自是不可能，但此刻他二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今日吕惠卿能回泉州当太守，他日范纯仁也许就有机会回南京应天府当留守……一念及此，两人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一点反对的念头，马上便烟消云散。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而许将的心里面，却是一阵难以自抑的惊喜。他当然不是为了吕惠卿高兴，而是从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皇帝对于新党的善意。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虽然泉州无疑离汴京足够远，远得足够让吕惠卿的声音彻底从朝廷中消失，这也是吕大防所喜闻乐见的，但是，任何一个宰相，如果不能老死任上的话，那么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能回家乡做太守吧？这是真正的恩典，毕竟大宋朝对本地人做本地官，是极为忌讳的。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挚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挚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赵煦话一出口，众人又是大吃一惊。吕大防更是目瞪口呆——他本以为皇帝是想惩罚吕惠卿，那样的话，就应该找一个和太原府级别相当甚至稍高一点的府州，不拘何处，只须远离汴京与河北、河东就可，让六十多岁的吕惠卿既远离现阶段的政治舞台，又千里奔波劳累，虽然不至于死在路上，但如此折腾一次，也算是惩罚了。但没想到，说了半天，赵煦却是让吕惠卿衣锦还乡！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可令其判泉州。”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泉州。”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南安属何州？”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许将也是福建人，便回道：“吕吉甫乃福建南安人。”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挚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挚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挚，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挚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赵煦立即点头，口里却说道：“吕惠卿在河北亦不为无功，且是前朝宰相，朝廷自当优待。”又问：“吕氏是何处人？”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韩维自然是知道他的心思，沉吟了一下，道：“莫若移镇他处。”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却是正中赵煦下怀——薛嗣昌所说的流言当然未必可信，但吕惠卿在他心里，也并非是什么重要人物，那自然还是处理一下的好，有些事情，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但他还是转头假意问韩维意见：“丞相之意如何？”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众人心里都知道吕大防的这番话不是太公道，但同样也难以说吕大防说得不对。许将已然感觉到皇帝的猜忌之意，他与吕惠卿又没什么交情，便无意再为吕惠卿辩护，免得连累自己，其余诸人，更不可能替吕惠卿说话——便是范纯仁刚才，其实也不是为了吕惠卿，他在意的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回河东亦不便。”吕大防摇头，不依不挠，“吕吉甫本守太原，却擅兴兵出河北，致河东章、种反无兵可用，其若回河东，章、种辈焉能制之？”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很大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从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许将听出吕大防心怀不善，念在同为新党的几分香火之情，再次出言回护：“可令其回河东。”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范纯仁这才脸色稍霁，但吕大防却不愿意了，道：“范公所言虽是正理，但既有此流言，吕吉甫亦不可久居河北。”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赵煦被范纯仁逼得有点狼狈，讪讪道：“朕亦疑其不实。”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吕吉甫亦大臣也，虽待罪河东，陛下岂能信小臣无稽之语，而疑大臣？”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既是流言，岂能问其出处？”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其所闻流言，未知可有出处？”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挚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赵煦被他看得有点发虚，勉强回道：“小臣尔。”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范纯仁脸色却是越发难看了，盯着皇帝追问道：“不知薛嗣昌何人？”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幸好赵煦也看出范纯仁在疑心庞天寿，他也知道其中利害，心里面想着回护庞天寿，不及细想，脱口便道：“范公毋疑，此非庞天寿所言，乃薛嗣昌使河北听闻。”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范纯仁却是脸色有些难看，皱眉问道：“敢问陛下自何处知之？”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神去看庞天寿，神色颇为不善。庞天寿感觉到范纯仁的眼神，顿时心惊肉跳，却又不敢分辩，只是暗暗叫苦。须知他虽是天子近侍，但宋朝非他朝可比，范纯仁贵为枢密使，真是惹恼了他，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吕大防却道：“亦未可知。”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臣以为吕吉甫不至如此。”许将连忙说道。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赵煦连连点头，又说道：“有人陷害石越，或亦有之。朕闻河北有流言，或谓是吕惠卿欲害石越……”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臣亦以为石越当与安平之事无关。”吕大防也跟着说道，不过却话锋一转，道：“但臣以为韩丞相所言，才是正理。此事既是有人意图陷害石越，岂可不查明真相，还石越清白。若避嫌疑，反见猜忌。”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关于唐康之举，赵煦倒也是颇为认可，接过话来，道：“唐康忠义，朕自知之，此番拜温江侯，朕亦颇闻外人非议，且不论唐康战功，只安平之功，便足当封侯。”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师朴参政所言有理。”韩忠彦话音刚落，范纯仁也跟着出声声援，“不论安平之事背后是否有主谋，都可以肯定石越与此事无关——河北诸臣，与石越亲莫过于唐康，石越若有异志，唐康岂会不知？其在安平乃大呼皇帝、皇太后万岁，使奸小之谋，不得其逞，足见忠义……”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韩维的表态，让赵煦既高兴，又意外，但韩维话音未落，兵部尚书韩忠彦已经亢声反对：“韩丞相此言差矣！以臣之见，这不过正好证明安平之事，乃是辽国的反间计，其意便在离间我大宋君臣，若要穷治，正是中契丹下怀，石越亦难自安。”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最先读完全部卷宗后，便垂眉端坐，仿若老僧入定的左丞相韩维首先朝着赵煦微微欠身，说道：“陛下，老臣原本并不相信安平之事背后有何阴谋，但观诸人口供，安平一事背后另有主使确凿无疑，此案非比寻常，以臣愚见，必须穷治，务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最后一份卷宗由御史中丞李之纯读完，交还到庞天寿手中。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韩维每读完一份卷宗，便交还给庞天寿，庞天寿又将之送至范纯仁手中，范纯仁读完，又依次送给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传阅。一时间，崇政殿仿若变成了政事堂，五名宰执和一名御史中丞，不管心里面是惊讶、担忧，还是幸灾乐祸，都无比认真的读着手中的卷宗，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赵煦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韩维读卷宗。颤颤微微的捧着卷宗细读的韩维却是恍若未觉，只是端坐交椅之上，低头读着手中各色人等的口供——但所有人都知道，此刻他的内心，绝不可能如表面上那么平静。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一时之间，殿中众臣，尽皆大惊。甚至，因为太过于惊讶，竟然没有人接皇帝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正在读着卷宗的韩维身上，崇政殿内，安静得能听见韩维翻弄纸张的声音。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今日的召见，一开口，就抛出了如此敏感的大案。而更让众人意外的是，皇帝言之凿凿，直指安平劳军一案，确系有人策划。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这可真是大出众人的意料。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其余五人也是被赵煦这一出戏弄得面面相觑，这时候看见韩维脸色不对，心里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却一个个都低着头，脸上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赵煦扫视众人，他本无意卖关子，趁着韩维在读卷宗，淡淡解释道：“不知诸公是否还记得当日石越在安平劳军之事？此乃是庞天寿使河北带回来的卫尉寺与职方司关于此案的卷宗，经由卫尉寺、职方司详加调查，可以确认，当日之事，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韩维莫名其妙的取了最上面的一份卷宗开始浏览，才看得几眼，便是脸色骤变。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但这也让他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转头朝身旁的庞天寿点点头，庞天寿会意出列，手里捧着一叠卷宗，送至韩维座前。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至少大朝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是站着的。事到如今，赵煦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赵煦也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就算撤了范纯仁的座又如何？石越马上就要回京，以石越现在的功绩声望，不加礼遇，反而撤座，岂不又要引人议论？如果到时候只有石越一个人独坐，赵煦会觉得更加恶心难受。倒不如留着范纯仁的座，到时候如果韩维不在，至少也有范纯仁和石越一起坐着，看着也要顺眼许多。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这是几个月前才有的习惯，当时高太后让司马光、韩维、石越三人坐了下来，赵煦心里面就有些担心他们这么一坐，便难以再起来，结果还真是被他不幸料中。此后司马光虽然去逝，石越也去了河北，但韩维的身体又有些不好，结果就一直坐着了，而遵循当日的先例，枢密使范纯仁，也跟着一起坐了下来。原本赵煦还指望范纯仁谦逊一下，他顺水推舟就撤了他的座位，但没想到范纯仁看起来忠厚老实，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老实过头，和当日的石越一样，他没有半点推辞，竟然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坐了！而且后来韩维告病在家，几次召见宰执，只有范纯仁独坐，范纯仁也没有任何客气。更可气的是，还有人为了拍马屁，在《新义报》上大赞太皇太后恢复三公坐而论道的古制，将此事当成太皇太后的圣德之一，外人不知虚实，一时马屁之声四起，竟然有将这件事情坐实之意。赵煦不是没有想过学太祖皇帝，突然撤座，也想过找几个御史上书，给范纯仁施加压力，让他自己主动不坐，但是，他到底亲政未久，没有这个底气，先是辽人在境，现在又想着北伐，他不想也不敢节外生枝。因为那些马屁精的存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圣德，如果轻易加以改作，难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最后为了平息纷争，很可能座位没撤掉不说，自己还要亲自下旨，为这件事情背书——这种事情，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的。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不过，赵煦现在应付各种意外，也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脸上的惊讶很快消散，待六人平身之后，赵煦便立即吩咐侍立旁边的庞天寿亲自扶着韩维落座，又压抑着心中的不快，眼睁睁的看着枢密使范纯仁在另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虽然他派使者去召见了韩维，但那只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左丞相的一种尊重，韩维病得不轻，他原本预计这位左丞相是不会前来的，因此，虽然之前内侍告诉了他韩维已经进宫，但直到亲见的那一刻，他才真的相信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真的发生了。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此时的赵煦也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身着常服，端坐在御榻，看着六人鱼贯入殿——看见第一个入殿的竟然真的是韩维，赵煦脸上还是禁不住露出一丝讶色。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六人几乎都是不发一言，静静的在偏殿之内等候，直到偏殿内那座黄铜座钟的指针终于指向申初，小皇帝赵煦驾临崇政殿，六人才在内臣的引导下，依次进入正殿，行礼如仪。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但是，不论他们在心里面是兴奋还是忧虑，从他们的外表上，都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贵为宰执大臣，不说喜怒不形于色，若是随随便便就七情上面，那毫无疑问会被人轻视，别人会觉得这个人“轻佻”，不堪大任。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因此，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召见的主题就是北伐。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强大。
在赵煦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成功突围等消息之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得到了报告，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因为在密院当值，知道得比皇帝还要早些。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不过，这一干宋朝重臣，其实都是知道皇帝这次召见的原由的。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在崇政殿外等候皇帝驾到之时，被召见的六个人，几乎都是立即意识到了这次召见的不同寻常，他们可不是司马梦求，在第一时间，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户部尚书苏辙不在召见之列，这让众人都不由得在心里面各自揣测，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前御史中丞刘挚的去职——苏辙与刘挚罢中丞的案子，也是有所牵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左丞相韩维，竟然与枢密使范纯仁联袂出现，这不免也让另外几人浮想联翩。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不管皇帝赵煦有多么迫不及待，这个时代的运转都有它固定的节奏，并不会因为他是大宋的皇帝，便给他例外。当他召见的重臣全部赶到崇政殿时，禁中大内的座钟，都已指向未末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