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的话，这太不公平了！动物和人一样不幸，它们却不明白为什么，”安德蕾接着说，“不明白为什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我不知道。”
我无言以对。我是如此期盼这个夜晚，心想我终于进入了安德蕾生活的中心，可是，她从未离我如此遥远：自从她心中的秘密有了一个姓名，安德蕾就不再是我从前认识的安德蕾了。我们默默地沿着一条条小径往前走，道路没有精心打理过，锦葵和矢车菊点缀其中。花园里绿树浓荫，各种鲜花争奇斗艳。
“您觉得动物有灵魂吗？”安德蕾问我。
“我们坐这儿吧。”安德蕾边说边指着雪松下的一张长椅说。她从包里掏出一盒香烟。
她解开锁链，狼狗快活地一跃而起，奔跑着冲到我们前面去了。
“您不要吗？”
“来吧，我可怜的米尔扎，我带你四处走走。”她说。
“我不要，”我说，“您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安德蕾在门厅取下两件呢绒斗篷。斑鸠们都已沉睡。我们往后门走去，穿过后门是一些附属建筑。在工具棚和柴房之间，一条狼狗扯着自己的锁链，哼哼唧唧地呻吟着。安德蕾走到狗窝前。
“妈妈不允许我抽烟，但是一旦开始叛逆……”
“穿上外套，夜里有点凉。”
她点着一支烟，烟雾袅袅地环绕在她眼前。我鼓足勇气问：
“好的。”安德蕾说。
“安德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吧。”
“你该带希尔维去花园里转转。”
“我以为妈妈已经告诉过您了，”安德蕾说，“她坚持要去接您过来……”
用完餐，卡拉尔夫人对安德蕾说：
“她跟我讲了您的朋友贝尔纳，您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他。”
我心想应该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
“我没办法讲他，”安德蕾说，她的左手一张一缩像是在痉挛着，“现在这件事尽人皆知了。”
“我在想人挺多的，没别的了。”我说。
“您要是不愿意，我们就不去说它了。”我激动地说。
“您刚才扫了一眼整张桌子，您心里一定在想什么。”
安德蕾看着我。
“我吗？没什么呀，怎么了？”
“您呢，和别人不一样，我很愿意告诉您。”她猛吸了一口烟，“妈妈跟您说了些什么？”
“怎么样？您对我们怎么看？”玛璐不客气地说。
“她告诉我您是怎么跟贝尔纳成为朋友的，也说了禁止您再见他。”
钟声响起，我们走向餐厅。好多人！除了外祖母，其他人我都认识，在她的白色束发带下有一张经典的祖母脸，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大哥穿着长袍，他刚进神学院，玛璐、卡拉尔先生和他三个人在讨论妇女选举权问题，看上去已经讨论多时。是的，一位家庭主妇拥有的权利还没有一位酗酒的劳工多，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但是卡拉尔先生反驳说，在工人当中，女性比男性更加革命，如果法律通过的话，就会服务于教会的敌人。安德蕾一言不发。在桌子的尽头，双胞胎姐妹把面包搓成小丸子，扔来扔去。卡拉尔夫人微笑着看着她们，不管不问。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微笑背后隐藏着一个陷阱。从前我经常羡慕安德蕾享有的独立，突然之间，我觉得她没有我自由。在她身后有这段历史，在她周围有这座大宅、有这样一个大家族：一间牢狱，出路有人仔细把守。
“禁止我再见他。”说着，她把香烟扔到地上，用脚后跟蹍了几下。
这些先人虽然已经逝去，但这里似乎是他们的领地，在这群严肃的先生中间，安德蕾显得时空错位，她看上去太年轻、太羸弱，尤其是太活泼了。
“我到的那天晚上，吃过饭去跟贝尔纳散步，回来晚了。妈妈在等我，我一眼就看出她脸色不对。她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安德蕾耸了耸肩，恼怒地说，“她问我有没有接吻！我们当然接吻了！我们相爱呀！”
屋子里仍然能听到钢琴声，还有孩子们的歌声。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餐具的碰擦声、脚步声。我走进书房，看见《两个世界》(25)杂志从第一期开始的整套收藏、路易·弗约(26)和蒙塔朗贝尔(27)的作品、拉科代尔(28)的布道、德曼伯爵(29)的演说、约瑟夫·德·迈斯特(30)作品全集。在一张张小圆桌上摆放着一些男性肖像，都留着络腮胡子，年龄大的蓄着长须。这些都是安德蕾的祖先，也都是激进的天主教徒。
我低下头。安德蕾活在不幸当中，这个念头让我感到难以忍受。但她的不幸于我如此陌生：彼此之间会接吻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了解。
“我们下楼吧，我带您看看书房。”安德蕾说。
“妈妈对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安德蕾说。她把呢绒斗篷紧紧裹在身上。
妈妈觉得短发看上去没有教养，让我在后脑勺盘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发髻。
“为什么呢？”
“妈妈不同意。”我说。
“贝尔纳的父母比我们富裕很多，但不属于我们的阶层，完全不属于。他们在那边—里约热内卢，似乎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很放浪的生活。”安德蕾带着清教徒式的表情说。她又小声补充了一句：“贝尔纳的母亲是犹太教徒。”
“您该把长发剪了。”安德蕾说。
我看着米尔扎，它趴在草地上纹丝不动，两耳朝向星空。它无法将内心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此刻的我就跟它一样。
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我洗了把脸，重新把头发梳好，漫不经心地说着来时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真是一场冒险。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话可讲了。
“然后呢？”
“天气晴好的时候能看到比利牛斯山。”她无动于衷地说。
“妈妈跟贝尔纳的父亲谈过了。他完全认同我不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他决定带贝尔纳去比亚里茨度假，然后坐船回阿根廷。贝尔纳现在身体很健康。”
安德蕾走到窗前。
“他已经走了吗？”
房间里摆着一张大床，螺旋形床柱上支着帷帐。房间另一头有一张窄小的沙发。要是一小时前我知道自己要住在安德蕾的房间里，该多么高兴啊！但我现在心情沉重：卡拉尔夫人想利用我做什么？求得安德蕾原谅？陪安德蕾散散心？看住安德蕾？她究竟在怕什么呢？
“是的，妈妈不让我去跟他道别，但我没听她的。您不知道，”安德蕾说，“再没有比让自己心上人受苦更可怕的事了。”她的声音颤抖着，“他哭了，哭得那么厉害！”
“妈妈安排您住在我的房间里。”她说。
“他多大？”我问，“人怎样？”
我跟在安德蕾身后穿过一个衣帽间，屋子里散发出焦糖奶油、新鲜蜂蜡和旧粮仓的味道。斑鸠咕咕地叫着。有人在弹钢琴。我们上了二楼，安德蕾推开一扇门。
“十五岁，跟我一样大。但他对生活一无所知，”安德蕾说，“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他只有我。”她在包里翻了翻，“我有一张他的小照。”
“希尔维可能想要稍微梳洗一下，之后你们就下来用晚餐。”卡拉尔夫人说。
在我眼前的这个陌生小男孩爱着安德蕾，安德蕾吻过他，他曾经大哭过。他有一双浅色的大眼睛，又长又浓的睫毛，深色短发，长得像殉道士圣达济斯。
安德蕾笑盈盈地从台阶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有蓝色衣领的白色连衣裙，一头短发仿佛头盔一样闪闪发光。她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少女，我突然觉得她很美：这是个不合适的想法，美貌一向不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价值。
“这是真正的小男孩才会有的眼睛和脸蛋，”安德蕾说，“可是您再看，他的嘴巴那么悲伤，仿佛他为自己活在世上而感到抱歉。”
“希尔维！”
她把头靠在椅背上，望着天空。
马车疾驰在一条大道上，道路两旁栽种着美洲橡树。车最终停在一座高大的城堡前，城堡的外墙爬满了野葡萄藤。我在安德蕾的壁炉上见过这座城堡的照片。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她为什么喜欢贝塔里，爱在这里骑马，我也知道了每当她眼神涣散的时候在想什么。
“有时，我宁愿他已经死了。这样至少受苦的只有我自己。”她的手又开始痉挛起来，“我一想到现在他在哭，就感到难以忍受。”
“我试试看。”
“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说，“你们这么相爱，一定会再见面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变成成年人。”
她看上去焦虑不安，活在痛苦之中，但我并没有感动；相反，那一刻我很厌恶她。我嗫嚅道：
“那要等到六年以后，太久了。以我们现在的年龄，这实在是太久了。不会了，”安德蕾绝望地说，“我很清楚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哄她开心，说些她感兴趣的事。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她讲讲道理。我担心她会病倒。我在这时候没办法跟她说什么。”卡拉尔夫人补充道。
永远！这个词第一次如此沉重地砸在我心上。我反复默念着这个词，头顶的星空无边无际地延展着，我真想尖叫。
一些词句从我嘴里飘出来，但是没有任何含义，飘进耳里的，我也听不懂。我的脑袋里充斥着喧嚣与黑暗。
“跟他道别之后，我回来了，”安德蕾说，“我爬上屋顶，真想跳下去。”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问。
“您想要自杀吗？”
“拜托您了。”
“我在上面待了两个小时，犹豫了两个小时。我心想，即使下地狱也无所谓了。如果上帝不善，我也就不一心想着去天堂了。”安德蕾耸了耸肩，“最终我还是感到了害怕。哦！我不是怕死，恰恰相反，我那么想要死掉！我害怕的是下地狱。如果我去了地狱，也就失去了永恒，再也见不到贝尔纳了。”
她重新以怀疑和祈求的目光看着我。
“您会在此生此世见到他的！”我说。
“她对这件事非常生气。”卡拉尔夫人说。
安德蕾摇了摇头。
“我明白。”
“已经完了。”
我胡乱应了一句：
她突然站起来。
“您看，希尔维，贝尔纳和安德蕾绝不可能结婚。贝尔纳的父亲和我一样反对。所以，我只能禁止安德蕾再见他。”
“回去吧，我有点冷。”
卡拉尔夫人和我四目相对。她的眼神里带有一抹哀求的色彩。
我们默默穿过草坪。安德蕾牵着米尔扎，我们一起回到房间。我睡在大床上，她睡沙发床。她关了灯。
“他们每年夏天都会重聚，一起骑马。他们都还只是孩子，只是都长大了。”
“我没有向妈妈承认又见了贝尔纳，”她说，“不想听到她那些说教。”
我的喉咙发紧。我想跳下马车逃走，就像那天我逃离告解室，逃离多米尼克神父那样。
我犹豫了。我不喜欢卡拉尔夫人，但是我应该如实告诉安德蕾。
“安德蕾没跟我说过。”我说。
“她很担心您。”我说。
“您知道，那次事故之后，安德蕾在贝塔里待了一年，躺在平板床上。贝尔纳每天都过来跟她玩。她孤零零的，忍受着伤痛，又很无聊，而且在他们这个年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以一种辩白的口吻说着，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
“我想她是有些担心。”安德蕾说。
卡拉尔夫人扭头对着我说：
***
“贝尔纳的父亲有一块产业，紧挨着我母亲的庄园，”她终于开口讲道，“他们属于一个巴斯克家族，在阿根廷发家致富。贝尔纳的父亲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阿根廷，妻子和其他几个孩子也是。但是贝尔纳体质虚弱，受不了那边的气候，所以他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婶婶和几位家庭教师照顾着他。”
之后几天安德蕾都没有再提贝尔纳，我也不敢主动跟她说起。上午，她很长时间都在拉小提琴，总是拉一些忧伤的曲子。然后我们去户外活动。这个地方比我的家乡更干燥。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我学会了辨识无花果树青涩的气息。在林中，我品尝松子的味道，吮吸凝结在树干上的松树脂。散步回来之后，安德蕾走进马厩，抚摸她那匹栗色的小马，但是她再也没有上马驰骋过。
马车跑进一条尘土飞扬的路，路两旁长着刺槐树。卡拉尔夫人沉默不语。
午后时光则没有那么安宁。卡拉尔夫人打算为玛璐觅得一位如意郎君。不断有或熟识或陌生的男孩来访，为了掩饰，她敞开大门欢迎附近“正经的”年轻人。大家玩槌球和网球，在草坪上跳舞，边吃点心边谈论晴雨。有一天，玛璐穿一身本色山东绸做的连衣裙下了楼，头发刚洗烫过。安德蕾碰了碰我。
“没有。”
“她这一身是为了相亲。”
“安德蕾从来没跟您说起过她的男朋友贝尔纳吗？”
玛璐一整个下午都跟一个叫作圣—希里安的男孩在一起，这个人其貌不扬，不打网球、不跳舞、不言语，时不时帮我们捡下球。他走后，卡拉尔夫人把长女叫到书房，关上门。窗户开着，我们听到了玛璐的声音：“不行，妈妈，我不要这个人，他太无趣了！”
卡拉尔夫人突然像跟大人说话一样地跟我说话，我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感觉怪怪的。她拉紧缰绳，打了个响舌，马开始小步往前跑。
“可怜的玛璐！”安德蕾说，“给她介绍的那些家伙都又蠢又丑！”
“安德蕾有点烦心事？”
她坐到秋千上。在工具棚旁边有一些露天健身器材，安德蕾经常荡秋千或练单杠，这两个是她的强项。她抓住绳子。
我笨拙地重复了一遍：
“推我。”
“安德蕾有点烦心事，需要您来帮帮我。”
我推了她一把。等到来回荡得有些幅度的时候，她站起来使劲一蹬腿，秋千就直奔树梢而去了。
我浑身僵直。她要给我什么劝告吗？她是不是已经猜到我不信上帝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邀请我呢？
“不要这么高！”我大喊。
“我想在您见到安德蕾之前跟您聊一聊。”她说，并未看我一眼。
她不应，一会儿飞上天，一会儿落下来，一会儿又飞得更高了。双胞胎姐妹正在柴房的狗窝旁玩锯末，此时都兴致勃勃地抬起头来。远处传来一声声击球的闷响。安德蕾身子擦过槭树叶，我开始感到恐惧。我听到金属挂钩的嘎吱声。
我坐到她身边。她戴着手套，缰绳在她手里舞动。
“安德蕾！”
“上来吧。”
整座房子很安静。从厨房的通风窗里飘出一阵似有若无的嘈杂。墙角的飞燕草和缎花几乎纹丝不动。我感到恐惧。我不敢抓住她坐的板子，也不敢大声祈求，但我觉得秋千会翻，或者安德蕾会头晕目眩地松开绳子：光是看着她像发疯的钟摆似的一次次冲上天空，我就感到恶心。为什么她迟迟不肯下来？她那一身白裙飘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她身子挺直，抿着嘴，两眼定定地看着前方。也许她哪一根神经崩溃了，所以停不下来。晚餐钟声响起，米尔扎开始汪汪叫。安德蕾仍然在树梢之间摇荡。“她要自杀。”我想。
在卡拉尔夫人面前，我总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错。我手是脏的，可能脸上也是脏兮兮的，但她似乎不在意。她看上去心不在焉。她机械地朝工作人员微微一笑，便走向一辆英式马车，拉车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马。她解开缠在木桩上的缰绳，敏捷地登上车厢。
“安德蕾！”
“很顺利，夫人，但我担心被煤烟熏到了。”我说。
响起一声喊叫，是卡拉尔夫人。她走过来，黑着脸怒气冲冲地说：
“旅途顺利吗，我的小希尔维？”
“立刻给我下来！这是命令！下来！”
我以为安德蕾会在车站等我，结果下车时惊讶地看到了卡拉尔夫人。她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连衣裙，头戴一顶小雏菊装点的黑色草帽，一根白色缎带绕颈。她过来吻我的额头，但嘴唇并没有真正贴上去。
安德蕾眨了眨眼，低头看着地上。她先是蹲下，坐到板子上，然后猛地用脚踩住地面，着地过于突然，她整个人都摔倒在草地上了。
我们再也没有去给玛璐的朋友们端茶送水。我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只能依靠自己来解答。那一年是我俩充分交流探索的一年。虽然我心里有个小秘密没有跟她分享，但那一年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远超往昔。我们获准一起去奥德翁剧场看古典戏剧。我们一起发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我热爱雨果，安德蕾更喜欢缪塞(23)，我俩都很欣赏维尼(24)。我们开始给自己规划未来。我决定高中毕业会考之后继续上学；安德蕾也希望家里人能允许她在索邦上课。期末的时候，我迎来了童年时代最大的幸福：卡拉尔夫人出乎意料地邀请我去贝塔里度假两周，妈妈同意了。
“您受伤了吗？”
我坐到她身边，和她一起全神贯注地翻译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没有。”
“我们来学习吧？”她说。
她笑起来，笑到最后打了一个嗝。她就这样贴着地面，两眼紧闭。
她突然把拉丁文文集放到桌上。
“你肯定有哪里不舒服！在这秋千上荡了半小时！也不想想自己几岁了！”卡拉尔夫人严厉地说。
“我会结婚的，”安德蕾说，“但不会早于二十二岁。”
安德蕾睁开眼。
“又不是非要结婚。”我说。
“天空在转。”
“教理书上说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体，那么在婚姻中卖身和在外面卖身一样，都是罪恶的。”她说。
“你该准备明天下午茶要用的蛋糕了。”
她开始微微颤抖，仿佛看见兰花一样，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吃完晚饭再做。”安德蕾边说边站起来，她扶住我的肩膀，“我有点站不稳。”
“应该很恐怖。”安德蕾说。
卡拉尔夫人走开了，牵着双胞胎的手，带她们回屋。安德蕾抬头看着树梢。
“从早到晚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应该不太快乐。”我说。
“在那上面我很自在。”她说。
我们俩都沉默下来，各自在心里琢磨。
“您刚才吓到我了。”
“是的。她觉得爸爸太乏味了。爸爸很爱她，没有打退堂鼓。订婚之后，她也开始爱爸爸了。”安德蕾漫不经心地补充道。
“哦，这架秋千很结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安德蕾说。
“她拒绝了！”
不，她并没打算自杀。这件事到此为止。但是每当她定定的眼神和抿紧的双唇浮现在我脑海的时候，我都感到一阵害怕。
我看着卡拉尔夫人的肖像，想到她也曾有着一颗少女心，不禁感到好笑。
晚餐过后，厨房空无一人，我陪着安德蕾走进去。厨房很大，占据了地下室一半的空间。白天，从通气口朝外望去，能看到不同形状的腿从上面经过，有珍珠鸡，也有犬只，当然还有人。此时万籁俱寂，只有米尔扎被拴在链子上，轻微喘息。铸铁炉里火苗呼呼作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动静。安德蕾敲碎鸡蛋，加糖和酵母。在她做蛋糕时，我仔细看了看墙壁，打开餐具柜，只见铜质餐具闪闪发光—大大小小的平底锅、炖锅、漏勺、盆，还有一种小暖炉，是给从前那些大胡子祖先暖床用的。在餐具架上，我尤其喜欢那些上了釉彩的盘子，色彩富有童趣。铸铁、黏土、粗陶、瓷、铝、锡，用这些材质做的汤锅、平底锅、炖锅、火锅、双耳盖锅、烤盅、碟子、汤碗、盘子、口杯、刀具、碾磨器、烘焙模子、捣臼，真是应有尽有！咖啡杯、茶杯、水杯、香槟杯、普通酒杯、盘子、杯托、酱汁碟、罐头、水壶、酒壶、醒酒器，真让人眼花缭乱！每一种汤匙、勺子、刀叉真的都有特别的用处吗？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种需求要满足吗？这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应该浮出地表，在浩大、美妙的节日里得到充分展示，就我所知，这样的节日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举办过。
“妈妈从前和爸爸过得很幸福，”她犹豫地说，“可是，如果外祖母没有施加压力的话，她不会嫁给爸爸。她拒绝了爸爸两次。”
“所有这些东西都用得着吗？”我问安德蕾。
她瞄了一眼母亲的肖像。
“多多少少都用得上，我们有很多传统。”她说。
“当然，我妈不至于那样，”她接着说，“但是她说，一旦结了婚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她将白色的蛋糕模子放进烤炉。
安德蕾沉默了一会儿说：
“您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她说，“来看看地窖。”
“吉特可信着呢。”
我们首先穿过乳品区：上了釉的奶壶、奶杯，用光滑的木头做的奶油搅拌桶，大块的黄油，还有白纱布包裹着的质感柔滑的新鲜奶酪。简易的卫生条件和婴儿身上那种奶味儿让我赶紧逃之夭夭。相较之下，我更喜欢酒窖，那里有蒙着灰尘的酒瓶、装满酒的小木桶。不过我无法忍受大量的火腿和香肠，以及成堆的洋葱和土豆。
“这样的理论没有人会当真的。”我说。
“所以她才需要飞向树梢。”我看着安德蕾心想。
“我姨妈露易丝，也就是吉特的母亲，她说当未婚夫和未婚妻在婚礼上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彼此之间会一见钟情。您知道，这个理论对母亲们来说很方便，有了它之后就不必再操心女儿们的情感世界了，反正需要的东西上帝会给。”
“您喜欢吃酒渍樱桃吗？”
“那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吃过。”
“可怜的伊莎贝尔！”我们一走进安德蕾的房间，她便这样说道，“她得忘掉她的特里斯丹，她几乎被许给了一个秃子，那个人奇丑无比。”她冷笑着，“我希望她相信圣事中的一见钟情。”
在一个架子上放着几百罐果酱，每只罐子都覆盖着一层羊皮纸，上面写有日期和水果名。还有很多水果泡在糖水或酒里保存。安德蕾拿了一罐樱桃放到厨房桌子上。她用一把木勺把樱桃舀出来，装满两个杯子，还直接对着勺子喝那粉色的液体。
安德蕾又笑了，没接话。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她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想象出一种爱：我对她的爱。
“外祖母下手太重了，”她说，“喝这个很容易醉！”
“小女孩不该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我咬住梗，吃到嘴里的是一种褪了色的、干枯的、皱巴巴的水果，它已经没有樱桃味了，但是我很喜欢烈酒带来的灼热感。我问：
众人都沉默不语，气氛有些尴尬。吉特生硬地说：
“您以前喝醉过吗？”
“柏拉图式的，特里斯丹和伊瑟之间的爱情！”她说，“不，完全不是柏拉图式的。”
安德蕾突然神采飞扬。
她接着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故事，伊莎贝尔喜欢。她漫不经心地声称这部柏拉图式的爱情史诗很感人。安德蕾笑出了声。
“有过一次，是跟贝尔纳在一起时，我们喝了一瓶查尔特勒甜烧酒。一开始很有趣，那感觉比从秋千上下来还要棒，然后我们就开始犯恶心。”
“得了吧！”玛璐说，“谁都知道你能把《特里斯丹和伊瑟》背下来。”
炉火依旧呼呼作响。屋子里能闻到一种面包房的湿热气息。既然安德蕾自己提到贝尔纳的名字，我便问她：
“我觉得爱情小说很无聊。”安德蕾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你们是在您发生那起意外之后成为朋友的吗？他那时经常来看您？”
“你呢，安德蕾？”伊莎贝尔问。
“是的，我们一起下跳棋、玩多米诺骨牌、打扑克。那段时期贝尔纳经常发火。有一次，我指责他作弊，他踹了我一脚，正好踹到我右边大腿。他并不是故意的。我痛得晕过去了。等我恢复意识之后，发现他已经喊人来帮忙了，大家把我的伤口重新包扎好，他在我的床边抽泣，”安德蕾目光投向远方，“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男孩哭泣。我哥哥和表兄弟们都是些粗暴的家伙。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我们接吻了……”
幸运的是，我们从来不谈论性与宗教，有太多其他问题要操心。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大革命，我们都很喜欢卡米耶·德穆兰(18)、罗兰夫人(19)，乃至丹东(20)。我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正义、平等、所有权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们丝毫没有把老师们的看法放在心上，也不再听从家长的意见。我父亲喜欢阅读《法国行动报》(21)；卡拉尔先生更倾向民主，青年时期他对马克·桑尼耶(22)很感兴趣。但他已不再年轻，他告诉安德蕾，太过极端的社会主义，可能导致由底层主导的均等化，以及精神价值的衰退。我们没有被说服，但是对他的某些论断感到不安。我们试着跟玛璐的朋友们、更年长的女孩子们探讨这一类话题，她们应该比我们了解得更多。可她们跟卡拉尔先生持相同立场，而且对这些问题不太关心。她们更愿意笨拙地谈论音乐、美术和文学。玛璐在家接待朋友的时候，经常要求我们端茶送水，但她感觉到我们对她的客人们没有什么好感，便企图报复安德蕾，故意贬损她。一天下午，伊莎贝尔·巴利耶将话题引向爱情小说，她一厢情愿地爱上了自己已婚且有三个孩子的钢琴老师。玛璐、吉特表姐、高斯兰姐妹轮流说出了自己喜欢的作品。
安德蕾又把两只杯子倒满。香味越来越浓，可以想象，炉子里的蛋糕已经烤成金黄色了。米尔扎不再哼哼唧唧，它应该已经睡了，所有人都睡着了。
爸爸和我欣赏的那些作家都不信上帝。也许，没有上帝的世界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上帝也解释不了太多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对世界无法理解。我轻松适应了自己的新状态。然而回到巴黎时，我不由得感到惊慌。一个人无法不去想他所想的东西，爸爸从前说要枪毙那些失败主义者，而那些人只不过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此外，在一年前，一位高年级学生被开除，据说是因为她失去了宗教信仰。我必须小心翼翼地隐瞒我这不幸的变化。想到安德蕾可能疑心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午夜时分我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
“他爱上了我。”安德蕾说。
这一年年底和第二年，我都对着圣叙尔比斯教堂的副神父们忏悔，经常变换忏悔对象。我继续做祈祷和冥想，但在假期中突然开悟了。我还是很喜欢萨德纳克，还跟从前一样经常散步，可现在我觉得树篱中的黑莓和榛果很无趣，我想要喝大戟的乳液(16)，咬那些色如铅丹、谜一般被叫作“所罗门印章”(17)的有毒浆果。我做了好多违禁之事：在两餐之间吃苹果，从书架最上面几排偷偷取走大仲马的小说；跟一位佃农的女儿讨论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对于这一神秘主题增长了不少知识；夜里，躺在床上，对自己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自娱自乐。一个夜晚，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面对一轮皎月，我想：“这些都是罪过！”然而我打定主意继续随心所欲地吃喝、读书、说话、做梦。“我不信上帝！”我心想。如何一边信上帝一边故意违背他呢？我惊愕地面对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不信上帝。
她扭头看着我。
八年间，我跪在多米尼克神父面前就像跪在上帝面前一样；其实，他只不过是个爱嚼舌根的老头，他跟女老师们聊天，拿她们的闲言碎语当真。真是耻辱，我居然对这样一个人敞开心扉，他背叛了我。从此以后，每当在过道里看到他的黑袍，我就会红着脸跑开。
“我没法跟您解释，这件事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之前一直觉得没人会爱上我。”
多米尼克神父赦免了我的罪，我离开告解室时，血直往脑门上冲，忏悔都没有做就逃出了教堂。当时我内心受到的震动要超过有一天在地铁里，一个男人掀开他的大衣对我露出一截粉红色的东西。
我惊跳起来。
“从今天起，要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神父说，“我们日后再聊。”
“您居然这样想？”
我的脸跟着了火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的。”
“有人告诉我小希尔维和从前不一样了，”神父说，“她似乎变得不守纪律、不听话、有点放肆。”
“为什么？”我愤慨地说。
我愣住了。
她耸了耸肩。
“就这些吗？”
“我发现自己很丑、很笨、很不讨人喜欢，而且确实没有人关心我。”
而今回忆往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觉的女性敏锐的洞察力。实际上，我当时正在发生改变：我开始觉得那些女老师愚不可及，故意问她们一些尴尬的问题，对她们的教导我经常忤逆不从，满不在乎地接受她们对我的批评。妈妈有点责怪我，而爸爸每次听我讲跟老师们的纠纷都会笑起来，他的笑声让我无所顾虑。另外我也想象不出，上帝会因为我那些小过失而受到冒犯。在向神父忏悔时，我丝毫不为自己那些孩子气的举动而烦心。每周我要领几次圣体，多米尼克神父在神秘冥想的道路上鼓励着我，而我的世俗生活跟这神圣经历毫无关联。我为之自责的方面主要在于灵魂状态：我失去了宗教热忱，将上帝的存在遗忘了很久，祈祷的时候心不在焉，想到自己时过于自得。我刚把这些缺点罗列完毕，就听到告解室的小窗里传来多米尼克神父的声音：
“那您母亲呢？”
***
“哦，一位母亲应该爱自己的孩子，这个不算什么。妈妈爱我们所有人，她有那么多孩子！”
“谢谢您，夫人。”安德蕾简短地说。然后她又对着我微笑，脸上写满了感动。妈妈微弱地辩称不是她做的，我觉得胃里一阵痉挛。这时我才意识到：卡拉尔夫人不再喜欢我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厌恶。她嫉妒过自己的兄弟姐妹吗？卡拉尔夫人让我感觉到一种冷淡，安德蕾曾为此痛苦过吗？我从未想过她对母亲的爱会是一种不幸的爱。她两手撑在桌上，桌面闪着微光。
“也要谢谢勒巴热夫人，”卡拉尔夫人和蔼地说，“因为肯定是她花了很多心思……”
“世界上只有贝尔纳为我本身、为我本来的样子爱着我，因为我是我而爱着我。”她怯怯地说。
我觉得要是我们俩的母亲不在，她可能会拥抱我。
“那我呢？”我脱口而出。
“希尔维！这也太美了！您真是太好了！”
她那样说太不公正了，我忍不住抗议。安德蕾惊诧地打量着我。
她打开这熠熠生辉的小盒子，脸颊上升起两抹红晕：
“您？”
“这是我亲手做的。”
“难道我不是因为您本身而爱着您？”
她吃惊地看着我，我补充道：
“当然。”安德蕾以不确定的口吻说。
“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我说。
在酒精和愤怒的双重驱使下，我变得大胆起来。我想要告诉她那些只有在书中人们才会说的事。
父母们是难以捉摸的；通常妈妈不假思索地认定我提出的想法荒诞不经，送礼物的这个点子她却同意了。我决定按照《实用潮流》杂志里的一款样式做一个超级奢华的手提包。我选了一块嵌着金丝的红蓝色丝绸，厚实的绸缎在阳光下金光闪烁，美得像是童话里的一般。我先用草绳编了一个模子，就着模子把包缝好。虽然我平时讨厌缝纫，但做包时全身心投入其中，完工之后发现这个小包确实光彩夺目—樱桃红色的光滑内衬，还有精致的夹层。我把它用雪梨纸包住，放在一个纸盒里，再用一根细缎带将纸盒扎起来。安德蕾十三岁生日那天，妈妈带着我参加了她的生日会。我们到达时已经来了不少人，我羞怯地将纸盒递给安德蕾。
“您从来都不知道，从我遇见您的那一天起，您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说，“我曾暗下决心：如果您死去，我也立刻跟着去死。”
此后好几天，我忧伤地反复咀嚼着这些想法，突然灵光一现：我要给安德蕾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我以谈论过去的口吻诉说着，尽量让自己显得冷淡。安德蕾仍然迷惑地看着我。
我本想反驳：“不仅有学习，还有您。”但我们已经开始聊其他话题了。我闷闷不乐地想：在书里，人们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爱恨，敢把内心的一切倾诉出来，为什么在生活中做不到？我愿意不吃不喝走上两天两夜，只为了见她一个钟头，减轻一点她的痛苦，可是她对我的心思一无所知！
“我一直以为，对您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书本和学习。”
“啊！生命中重要的不仅有学习。”安德蕾不耐烦地说。
“首先有您，”我说，“为了不失去您，我愿意放弃一切。”
“我不这么觉得，”我说，“大人们的生活看起来很无聊，每天都过得一模一样，也不再学任何东西了……”
她沉默不语，我问：
我惊讶地看着她。安德蕾比我更自由；而我，虽然家里气氛并不愉快，但我丝毫不想变老。一想到自己已经十三岁了，我就感到一阵恐慌。
“您不会怀疑我说的话吧？”
“做孩子我真是做够了，”她突然说，“您不觉得这没完没了吗？”
“您送给我那个包做生日礼物，当时我心想，您对我真的很有感情。”
她有些犹豫。
“远不止如此！”我伤心地说。
“就是这样，不为什么；因为一切。”
她看上去很感动。为什么我没能早点让她感觉到我的爱呢？她那时在我眼中魅力四射，我以为她过得很满足。我想要为她哭泣，为我自己哭泣。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真有趣，”安德蕾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俩形影不离，但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怎么了解您！我对人下结论太仓促。”她后悔地说。
“您那天为什么情绪低落？”
我不愿她如此自责。
“一点也不！其实，收到信的那天我情绪很差，而您在信中是那么欢快！”
“我也是，我也不怎么了解您，”我激动地说，“我以为您为自己的一切感到骄傲，我很羡慕您。”
“我想那封信写得很滑稽。”我说。
“我并不感到骄傲。”她说。
“希尔维，之前跟您说了那些话，我感觉很抱歉，”她激动地说，“我纯粹不怀好意，我当然知道您的信不是假期作业。”
她起身走向烤炉。
放学时我们一起出来。妈妈已经不再来接我了，平时我都是和安德蕾一起走。她突然挽住我的胳膊，这是个大胆的动作，往常我们总是保持距离。
“蛋糕烤好了。”说着她便打开炉子。
这时，布拉尔家爱打听又爱嚼舌的小姐妹凑过来，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但在课上做拉丁文练习时，我的脑袋乱作一团。安德蕾觉得我的信滑稽可笑，伤了我的心。尤其是，她想不到我多么需要跟她分享一切，这是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地方：我才意识到，她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对她怀有的感情。
她灭掉炉火，将蛋糕收到食品柜里。我们上楼回到房间，脱衣服的时候，她问我：
“才不是，”我说，“也许写得乱七八糟的，但这封信完全是为您一个人写的。”
“明天上午您去领圣体吗？”
“好了，您不可能洋洋洒洒写这一大篇文字，就为了我一个人！”安德蕾说，“我敢肯定，这是一篇作文的草稿，题目应该是《描写春天》。”
“不去。”我说。
“作业？”
“那我们一起参加大弥撒吧。我也不领圣体。我现在处于有罪的状态，”她满不在乎地补充道，“我一直没跟妈妈说我违抗了她的命令，更严重的是，我丝毫不感到愧疚。”
我感觉脸涨得通红。
我钻进被窝，四周环绕着螺旋形床柱。
“我以为您错给我寄了一份假期作业……”
“您总不可能不说声再见，就让贝尔纳走了。”
安德蕾笑了。
“我做不到！”安德蕾说，“要是那样的话，贝尔纳会以为我对他毫不在乎，会更加绝望。我做不到。”她又重复了一遍。
“那您就是个可恶的懒虫！”我说。
“所以您违抗得对。”我说。
“收到了。”她说。
“哦！”安德蕾说，“有时，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您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她睡下了，但床头的蓝色小夜灯一直亮着。
我不做白日梦，我功课总是完成得很好，我对一切都兴致勃勃。安德蕾有点嘲笑我，她多多少少嘲笑所有人。我愉悦地接受她的各种嘲笑。然而有一次，她深深地刺痛了我。那一年不同于往常，我是在萨德纳克过的复活节。我发现了春天的魅力，为之惊叹不已。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桌旁，对着白纸，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安德蕾描述新草萌发、九轮草和报春花夹杂其中的场景，还写了紫藤花的香气、蓝天和我的灵魂震撼。她没有回复我。后来在学校衣帽间见到她，我以责备的语气问她：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她说，“为什么上帝不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期许呢？”
我有什么需要幻想的呢？我那么喜欢安德蕾，而她就在我身边。
我一言不发。安德蕾在床上动了动身子，把枕头摆好。
“从来没有。”我谦卑地说。
“我想问您一点事。”
“您难道从来没有幻想过一些事情吗？”
“请讲。”
安德蕾以一种略带讥讽的表情打量着我。
“您还一直信着上帝吗？”
“我吗？完全没有的事！”
我没有犹豫。今晚，对于这一事实，我并不感到恐惧。
“您是不是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我不信上帝了，”我说，“我不信上帝已经有一年了。”
第二年我们举家搬出蒙帕纳斯大街的公寓，住进卡塞特路一处逼仄的小屋，从此我在家里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德蕾邀请我去她家学习，只要我想去，她随时欢迎。每次我走进她的房间总是感动不已，简直有种在胸前画十字的冲动。在床的上方有一个带有圣枝的十字架，床对面有一幅达·芬奇的圣母像。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卡拉尔夫人的肖像、一张贝塔里城堡的照片。架子上摆着安德蕾的私人读物：《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欧也妮·葛朗台》，还有《特里斯丹和伊瑟》(14)，这本小说的许多片段她都熟记于心。一般而言，她喜欢现实主义或讽刺性作品，却对这部爱情史诗如此偏爱，这让我十分不解。我焦急地询问安德蕾四周墙面上的和她身边的各种物品。我想知道，当她的琴弓徜徉在琴弦上时，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想知道她心里有那么多情感寄托、平时那么忙碌、怀有那么多天赋，却为什么经常带有一副恍惚、在我看来是忧伤的表情。她非常虔诚。我去教堂祈祷时，有时会撞见她跪在祭台前，双手捧着脑袋，有时见她在十四站苦路(15)中的某一站前张开双臂。她打算日后做修女吗？但是她如此热爱自由，珍视尘世间的幸福。当她跟我聊起假期生活时，她两眼闪闪发光。她曾在松树林里策马奔驰，被低处的枝丫刮伤了脸，她也曾在池塘静水和阿杜尔河的流水中游泳。当她对着笔记本发呆、眼神涣散的时候，脑海里想的是那一片乐土吗？有一天她察觉到我在盯着她看，便尴尬地笑起来。
“印证了我的怀疑。”安德蕾说。
如果我们真的被分开，安德蕾会伤心吗？肯定没有我那么伤心。我们俩被叫作“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在所有同学中她最喜欢的是我。但我觉得她对母亲用情之深足以让她的其他感情黯然失色。她的家人在她心中分量很重：她耐心陪伴一对双胞胎妹妹，逗她们玩，给这两躯难分彼此的肉体洗澡穿衣。她们的“咿咿呀呀”声和不太分明的动作与表情，她都能解读出其中的含义。她满怀爱意地哄着她们。此外，音乐也在她生命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她在钢琴前坐定，当她把小提琴放在肩颈处，聚精会神地倾听自己指尖流淌出的音乐，我似乎听到她在自言自语—相对于她内心深处隐秘进行的这种绵长的自我对话，我和她平日里的聊天显得极为幼稚。在安德蕾拉小提琴时，卡拉尔夫人会为她用钢琴伴奏，她钢琴弹得很好，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安德蕾不像我那么看重，不过我实在太欣赏她，也就不为此烦恼了。
她倚着枕头坐起来。
安德蕾渐渐长高，长结实了。我不再总想着她会死掉，但我面临另外一种威胁：校方并不看好我俩之间的友情。安德蕾是位优秀的学生，我之所以保持第一名的位置，只是因为她不屑于拿第一。我欣赏她的自由洒脱，却无法模仿。然而，她不再招老师们喜欢。这些女老师认为安德蕾爱唱反调、爱挖苦讽刺人、骄傲自大，指责她性情乖戾，但是她们从来没能当场逮住她冒失无礼的行为，因为安德蕾小心翼翼地跟她们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一点恰恰更激怒了她们。钢琴汇报演出那天，她们占了上风。庆典大厅里人头攒动：前面几排坐着当天要演出的学生，她们一个个穿着自己最美的裙子，鬈发上别着蝴蝶结；在她们身后坐着老师和学监，她们都穿着丝绸上衣，戴着白手套；最后面几排是家长和各家邀请的宾客。安德蕾穿着一身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她妈妈认为她演奏的那一曲太难了，平日里总有几个小节会被她弹得面目全非。当她弹奏最棘手的片段时，投向她的那些或多或少不怀好意的目光，我都感觉到了，不禁为她捏一把汗。演奏没有出丝毫差错，于是她以胜利的眼神望向母亲，还对她吐了一下舌头。所有的小女孩都顶着一头鬈发微微颤抖；母亲们惊骇之下不断咳嗽；老师们交换着眼神，校长则涨红了脸。安德蕾下台后直奔母亲怀里，卡拉尔夫人一边搂着她一边朗朗地笑着，见此情景，汪德鲁小姐都不敢责骂她了。但没过几天，汪德鲁小姐就向我妈妈抱怨说，安德蕾对我施加了不良影响：我们在课上讲话，我上课傻笑、走神。她说让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要坐在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我都焦虑不安。卡拉尔夫人一向喜欢我学习时的认真劲儿，轻松说服了我妈妈不干涉我俩。我妈妈有三个女儿，卡拉尔夫人有六个，对学校来说是绝佳客户，而且卡拉尔夫人很善于周旋，所以我们最终继续肩并肩坐在一起，还跟从前一样。
“希尔维！只有此生这一次生命，这是不可能的！”
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举国欢庆，人们在大街上互相拥抱。在过去的四年，我不停祈祷，愿这伟大的一天早日到来。怀着一些朦胧的回忆，我期待停战之后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爸爸脱下军装，重新穿起了普通人的衣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反复说布尔什维克掠走了他的一部分资产。这些遥远的“布尔什维克”听起来像是“德国鬼子”(12)，他们似乎具有可怕的力量。再说福煦元帅(13)被玩弄了，停战协定本应该在柏林签署。爸爸对未来很不乐观，不敢重开他的事务所。他在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但宣布全家要缩减开支。妈妈解雇了艾莉莎，包揽了所有家务，不过艾莉莎本身就行为不检点，她夜里和消防员们出去厮混。到了晚上，妈妈情绪低落，脸色很不好看，爸爸也是。妹妹们时常哭哭啼啼。我倒是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有安德蕾。
“我不信上帝了。”我再次重复。
我们彼此寒暄着，就像大人们一样。但是我且惊且喜地发现，我内心的空虚、每天的无聊乏味只有一个根源：安德蕾不在。要是没有她，活着就不再是活着了。维尔纳芙小姐坐到扶手椅上，我心里不断默念着：“要是没有安德蕾，我就活不下去了。”快乐变成了焦虑，我心想：如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真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会坐在这张凳子上，校长进来，以严肃的口吻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孩子们，你们的小伙伴安德蕾·卡拉尔昨夜被上帝召回了。”啊！我暗下决心：这很简单，我从凳子上滑倒，一头摔在地上，我也死了。想到这儿，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会立刻在天堂门口团聚。
“有时很难，”安德蕾说，“为什么上帝想要我们受苦？我哥哥回答我说，这是一个关于恶的问题，教会的奠基者们很久以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在神学院里学到的东西告诉了我，但这并不能解除我的疑惑。”
“过得很好。”
“不对，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恶就无法理解了。”我说。
“过得很好，您呢？”
“但也许应该接受不理解，”安德蕾说，“想要什么都理解，这太傲慢。”
“是的，”我说，“您假期过得好吗？”我又问她。
她关掉小夜灯，嗫嚅道：
“昨晚才回来的，”安德蕾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开学那天您一定在吧？”
“一定有另一次生命，一定有另一次生命！”
“您回来多久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不太清楚自己期待着什么，只是感到非常沮丧。安德蕾还是那个安德蕾，我还是那个我，我们像往常那样互道早安。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始终无法摆脱那种失望的心情。当然，我们还是那么形影不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跟我们长达六年的友谊相比，三言两语没什么分量，可是当我忆起那一晚在厨房里度过的时光，就不由得忧伤地想到：实际上，在我俩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两天后，我忽然明白了真相。我走进圣卡特琳娜教室，安德蕾朝我微笑，我也笑了，朝她伸手。
一天上午，我们坐在无花果树下吃无花果。巴黎售卖的那种紫色大无花果跟蔬菜一样淡而无味，我喜欢这儿的小果子，颜色浅淡，充盈着带有小颗粒的果肉。
跟白杨树告别时，我流了几滴眼泪：我变老了，变得多愁善感了。但上了火车之后，我想起来自己是多么喜欢开学。爸爸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我们，他穿着一身天蓝色的制服，告诉我们战争就要结束了。新课本似乎比往年的都要新：比往年的更厚、更漂亮，翻起来哗啦作响，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卢森堡公园弥漫着落叶和草地被焚烧过的动人气息。老师们热情地拥抱了我，对我的假期作业大加赞赏。可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难过呢？夜幕降临，用过晚餐之后，我在门厅看书或在本子上写一些小故事。妹妹们都睡着了，走廊尽头，爸爸读书给妈妈听：这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我躺在红色地毯上，呆呆的什么都不想做。我看着家里的诺曼底式衣柜和雕花木制座钟，钟腹包裹着两颗铜松果和黑漆漆的时间。墙上张着暖气口：透过金色的网洞，我们能闻到一股从深渊里飘上来的令人作呕的温热空气的味道。环绕我的黑暗和这些无声无息的物品突然让我感到恐惧。我听到爸爸的声音，我知道他读的是哪本书：戈比诺伯爵(11)的《人种不平等论》。去年，他读的是泰纳的《当代法国的起源》。明年，他会读一本新书，而我还会在这儿，在衣柜和座钟之间。就这样度过多少年？多少个夜晚？活着不过如此：一天天打发时间。我要这样无聊至死吗？我想我在怀念萨德纳克。睡前我又为白杨树奉献了几滴眼泪。
“我昨晚跟妈妈聊天了。”安德蕾说。
我的乐趣多不胜数，但是很难一一讲述。我只给安德蕾寄了几张言简意赅的明信片，她也很少给我写信。她那时在朗德，在她外祖母家。她在那儿骑马，过得很快乐，直到十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我不怎么想她。假期中，我几乎从来不想念巴黎的生活。
我觉得心里一阵刺痛。每当安德蕾跟母亲比较疏远时，似乎就离我更近了。
七月底，我们姐妹三个跟着妈妈去了萨德纳克。祖父想起“七一年围城”(9)，以为我们在巴黎饿得只能吃老鼠。整整两个月，他给我们填喂了大量鸡肉和水果蛋糕。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客厅里有个书架，摆满了纸张发黄的旧书。最上面搁着禁书，底下几层我可以随意翻阅。我有时自己看书，有时跟妹妹们嬉闹一番，有时出去散步。那个夏天我经常散步。还记得我穿过栗树林，手指被蕨草划伤；走过低凹的小道，沿途采摘忍冬和卫矛；我尝过黑莓、野草莓、山茱萸和酸溜溜的刺蘖浆果；迎面袭来正在扬花期的黑麦气息，我趴在地上，忽然闻到隐隐约约的欧石楠香气。然后我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坐在白杨树下翻开一本费尼莫尔·库柏(10)的小说。风吹过头顶，树叶窃窃私语。风声让我激动：从地球的一头到另一头，树木之间在互相交谈，它们也在跟上帝言语。这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祈祷，在飘上云霄之前穿过了我的心灵。
“她问我这周日会不会去领圣体。上周日我没有去领，这让她寝食难安。”
卡拉尔一家去了卢尔德，每年他们都去参加一场宏大的朝圣之旅。儿子做担架员，大一点的女孩子们和母亲一起在一家济贫院的厨房里洗碗刷盘。我很佩服人们把这些成年人的苦差交给安德蕾，也因此更敬重她了。然而，我父母英雄般的执着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留守在巴黎，这就能让我们英勇的前线士兵知道，市民们“顶得住”。我们班只剩下我和一个十二岁的笨蛋，我感觉自己非常了不起。一天早晨，当我来到学校，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藏在地窖里，回家后这件事让全家人笑了很久。警报拉响时，我们不会跑到地窖里，楼上的房客们都躲到我家来，睡在门厅沙发上。这些闹哄哄的场景让我感到很愉快。
“她猜到原因了吗？”
六月中旬，由于敌军轰炸和大贝尔塔巨炮(8)，学校的大部分孩子都离开了巴黎。
“没有完全猜到，但我跟她说了实话。”
***
“啊！您告诉她了？”
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颠覆性，但鉴于她尚且年幼，老师们也就原谅她了。“这孩子很有个性。”学校的人这样说她。没过多久，安德蕾便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我差点没能超过她的写作成绩。她很光荣地将自己的两篇作文抄写在学校范文本上。她钢琴弹得很好，一下步入中等生行列，她也开始学小提琴。她不喜欢缝纫，但心灵手巧，熬制焦糖、做油酥饼、做松露巧克力球，样样在行。虽体形娇弱，但她会侧翻筋斗、跨一字，做各种翻转动作。不过，在我眼中，她最大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一些我从未真正理解的奇怪特征：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一刻，个性—她从上天那儿得到的馈赠，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惊叹不已。我心里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种神童，将来会有人为她立传。
安德蕾把脸蛋贴在树干上：
有时安德蕾对我说：“我玩累了。”我们就去卡拉尔先生的书房坐下，不开灯，这样别人就无法发现我们。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这真是一种全新的乐趣。平时父母跟我说话，我也跟他们说话，但我们不是在聊天。跟安德蕾是真正的交谈，就像爸爸在晚上跟妈妈的那种交谈一样。安德蕾在烧伤康复阶段读了很多书，令我吃惊的是，她对书里的那些故事似乎信以为真：她讨厌贺拉斯和波利厄克特，欣赏堂吉诃德与西哈诺·德·贝热拉克(7)，仿佛这些人有血有肉地存在过一样。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与事，她也有着泾渭分明的立场：她热爱希腊，厌恶罗马；对路易十七及其家族发生的不幸无动于衷，却为拿破仑之死黯然神伤。
“可怜的妈妈！她最近忧虑重重，为玛璐操心，又要为我操心。”
人们告诉我，应平等地爱爸爸妈妈。安德蕾毫不掩饰她爱妈妈甚于爸爸。“爸爸太严肃了。”有一天她平静地告诉我。卡拉尔先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他跟我爸爸很不一样。我父亲从不去做弥撒，我们跟他说起卢尔德(6)奇迹时，他只是笑笑。我听他说，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就是对法国的爱。父亲不信教，对此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就连极为虔诚的妈妈似乎也觉得他很正常。一个像爸爸这样的高等男人，不同于女人和小女孩，他跟上帝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相反，卡拉尔先生每周日都跟全家人一起去领圣体，他蓄着长胡须，戴一副夹鼻眼镜，空闲时忙于慈善事业。在我眼中，他光滑的毛发和基督教美德让他变得女性化，贬低了他的地位。我们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见到他。家中事务都是卡拉尔夫人在操持。我很羡慕她给予安德蕾的那种自由，不过，虽然她总是一团和气地跟我讲话，但在她面前我总感到不太自在。
“她责怪您了吗？”
刚去安德蕾家玩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除了她的兄弟姐妹，安德蕾家还有格雷奈尔街她亲戚家的一群小孩和其他玩伴，所有这些孩子追着跑着、喊着唱着，乔装打扮成各种模样，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有时玛璐会出来干涉一番，她十五岁了，喜欢摆出一副小大人的神气，但她刚一出面，卡拉尔夫人就说：“让这些孩子玩吧。”我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们万一在哪儿磕破摔肿，弄脏衣服，打碎盘子，她也居然无所谓。“妈妈从不生气。”安德蕾边说边露出胜利的微笑。黄昏将至，卡拉尔夫人走进被我们蹂躏过的那间房，扶起东倒西歪的椅子，擦一擦安德蕾的额头：“你还一头的汗！”安德蕾紧紧贴着母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庞起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扭头不再看她，尴尬中也许还混有几分嫉妒、些许渴望，以及对神秘事物怀有的那种恐惧。
“她说她可以原谅我，但是我还需要面对自己的忏悔神父，”安德蕾严肃地看着我，“要理解她。”她说，“她负责照顾我的灵魂，但是想必她也不总是知道上帝对她的期许。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容易的。”
我认识的所有孩子都让我感到厌烦，但安德蕾不一样。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散步，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她总能把我逗乐：一会儿形神毕肖地模仿杜布瓦小姐那些突然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校长汪德鲁小姐柔滑的嗓音。她从她姐姐那儿知晓了一大堆学校的小秘密：这些女老师属于耶稣会，头发边分的是初习修女，发了誓愿之后，头发会改成中分。杜布瓦小姐才三十岁，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去年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索邦见到了她，她当时红着脸，为自己的裙子感到窘迫。安德蕾的大胆无礼让我有些愤慨，但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当她即兴表演两位老师的对话时，我帮她演对手戏。她对老师们的夸张模仿惟妙惟肖，上课时看到杜布瓦小姐打开点名册或合上一本书，我们俩经常心照不宣地碰个肘。有一次我甚至捧腹大笑，要不是平时举止端庄、品行良好，老师早就让我站到门外去了。
“是的，这不容易。”我含混地说。
卡拉尔夫人亲切地告诉妈妈安德蕾所受的磨难：安德蕾被烧得皮开肉绽，腿上起了巨大的水疱，用琥珀色的绷带裹着，她一度陷入谵妄状态，但是非常勇敢。一个小男生在嬉闹的时候踢到了她，把伤口踢破了，她极力忍住疼痛，不想喊出声来，最后竟晕过去了。她来我家看我笔记的时候，我对她满怀敬意。她做了些记录，字迹娟秀，字体已然成形。我不由得想到百褶裙下她那肿胀的大腿。我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特别的事。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空白，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感到愤怒。卡拉尔夫人折磨安德蕾，现在她反倒成了受害者。
关于卡拉尔家族，我父母或多或少地听人说起过，姓卡拉尔的有好几家，每家又有不同的分支，两个人讨论了很久。妈妈从女老师们那儿打听到一些情况。安德蕾父母跟雅克叔叔认识的卡拉尔一家只有一点模糊的关联，但他们是很好的人。卡拉尔先生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5)，在雪铁龙集团担任要职，他还是“多子女家庭父亲联合会”的会长；卡拉尔夫人来自里维埃尔·德·博内伊家族，这是个显赫的激进天主教家族，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的教友们都很敬重她。也许是了解到我母亲的犹疑态度，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卡拉尔夫人来学校接安德蕾放学了。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戴一条黑色天鹅绒项圈，上面缀着一件古老的首饰。她说我妈妈看上去就像我姐姐一样，还称她为“可爱的夫人”，妈妈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而我可不太喜欢她的天鹅绒项圈。
“妈妈说话的方式让我很吃惊，”安德蕾以感动的口吻说，“您知道，她也有过痛苦的经历，那时候她还年轻。”
“你雅克叔叔认识一户人家姓卡拉尔，跟拉维涅家联姻，拉维涅是布朗夏尔的表亲。”妈妈似乎浮想联翩起来。我怀疑安德蕾家是不是妈妈说的那一家。正派人家可不会让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马路上乱跑。
安德蕾环顾四周：
我目送她穿过圣日耳曼大街，红色花呢大衣裹着她那小小的身子。虽然身形瘦小，但她走起路来像大人一样从容不迫。
“就是在这里，在这些小道上，她经历了一些艰难时刻。”
“那好，我一直等到周六。”安德蕾说。
“您外祖母管得很严吗？”
“这周不行，”妈妈尴尬地回复，“到周六再说。”
“是的。”
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妈妈。在卢森堡公园，妈妈不允许我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女孩在一起玩。
安德蕾遐想了一会儿，说：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您的笔记？我需要知道你们去年都学了些什么。请告诉我您住在哪里，我今天下午或明天去取。”
“妈妈说圣宠是有的，上帝很有分寸地给我们安排一些考验。上帝会护佑贝尔纳，也会一如既往地护佑我。”
安德蕾做出一个不耐烦的小动作，显然对这件陈年往事感到厌倦。
她盯着我：
“有一次我在篝火上烤土豆，裙子突然着火了，烧到了右边大腿，连骨头都伤到了。”
“希尔维，您如果不信主，怎么能够好好活着？”
“您是怎么被烧伤的？”
“可我喜欢活着。”我说。
一走到外面，我立刻问安德蕾：
“我也喜欢活着。可正因为如此，假如我相信自己所爱的人会彻底消亡，我会立刻自杀。”
妈妈点了点头，但显然并不赞同。
“我可不想自杀。”我说。
“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妈妈说我们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离开无花果树的浓荫，默默回到屋里。接下来那个周日，安德蕾去领了圣体。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妈妈，说：
(1) 在天主教中，接受过洗礼的儿童一般在八岁左右第一次领圣体，这表明他们真正具有了天主教信仰。希尔维成了家中第一个领圣体的孩子，也因此成了妹妹们的榜样。
“乐意之至，”安德蕾说，“但请您不要特意为我操心。”
(2) 原文直译为“带有红色印记的白色头巾”，查阅历史影像，“一战”期间护士的帽子和衣服上往往绣着红十字，何况本校是教会学校。故采用“红十字”译法。
“是吗！我们陪您一直走到圣日耳曼大街，”妈妈说，“正好顺路。”
(3) 圆亭咖啡馆（le caf é de La Rotonde）：巴黎最负盛名的咖啡馆之一。始建于20世纪初，在两次大战之间成为众多作家和艺术家的聚集地。海明威、毕加索、马蒂斯等人都曾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
“格雷奈尔街。”
(4) 安德蕾的发色和肤色前后文不一致，为保留原著风貌，未作改动。
“您住在哪儿，安德蕾？”妈妈边问边领着我和两个妹妹下楼。
(5)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创立于1794年，隶属于法国国防部，是法国最顶尖的工程师学院。
这时轮到我走到杜布瓦小姐面前，她亲了亲我的额头。我跟着安德蕾走到衣帽间，她穿上大衣—款式没有我的特别，但很漂亮：红色的平纹花呢上镶着金色的纽扣。她又不是那种街头少女，她家里人怎么会让她独自放学回家呢？她母亲不知道毒糖果和毒针很危险吗？
(6) 卢尔德（Lourdes）：法国南部的一座小镇，传说自1858年以来，那里的天然水可以治愈疑难杂症，尤其是久治不愈的瘫痪。
“自己回去？”杜布瓦小姐耸了耸肩，“不过，既然您母亲这样说……”
(7)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897年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主人公，这部剧作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尤以1990年版著名，简体中文版译名为《大鼻子情圣》。
“家里没人来接，我自己回去，”安德蕾说，又欢快地加了一句，“妈妈已经跟我说过了。”
(8) 大贝尔塔巨炮（la grosse Bertha）：“一战”中德军所用的一种巨型加农炮，在法国常特指1918年炮击巴黎的传奇巨炮，实际上德军当时用的是另一种炮。
“您知道走读生的自习室在哪儿吗？如果家里人没有及时来接，您应该去那里等着。”杜布瓦小姐说。
(9) 指1871年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
丽赛特用胳膊肘轻推了我一下；要说安德蕾放肆无礼也不恰当，但她说话的语气，确实不像是跟老师说话时该有的语气。
(10)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皮袜子故事集》等对美国的西部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噢！我们很不一样，”安德蕾说，“玛璐像爸爸，她喜欢数学，而我更喜欢文学。”
(11) 戈比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官、作家、人种学家，倡导种族决定论，对后来西欧的种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希望您能沿着您长姐的道路前进。”杜布瓦小姐说。
(12) 布尔什维克（les bolcheviks）和德国鬼子（les Boches）在法语中发音接近。
“从来没有。我一直在家学习，但现在我都这么大了，不适合了。”
(13) 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1851—192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法军副总司令、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指挥军队对德国发起总攻，迫使德国投降。
“您从来没上过学吗？”
(14) 《特里斯丹和伊瑟》：法文名为Tristan et Yseult（Yseut，Iseult，Iseut），这是12世纪时流传的一个悲剧爱情故事，来源于凯尔特人的传说，后影响力逐渐扩大，并衍生出了不同的版本。故事讲述的是康沃尔郡骑士特里斯丹与爱尔兰公主伊瑟因误食爱药陷入炽热的婚外恋，象征一种命中注定却被禁止的爱情，自12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史和艺术史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放学以一种固定的仪式进行：杜布瓦小姐守在门口，跟每位母亲握手，在每个孩子的额头亲一下。她把手搭在安德蕾的肩膀上，说：
(15) 苦路（chemin de croix）：直译为“十字架之路”，天主教教堂内悬挂或摆设的图像上描绘了耶稣身背十字架，走向加尔瓦略山途中所经历的事迹。耶稣途中停顿了十四次，人们把这十四次称为十四站。
杜布瓦小姐迟疑片刻，“小胡子”底下露出微笑，继续点名。
(16) 大戟科植物的白色汁液一般都有毒。
“老师，我不是扭扭捏捏的女孩，”安德蕾以沉稳的语气回答道，又补充了一句讨喜话，“再说，您这么亲切，一点也不让人害怕啊。”
(17) 所罗门印章（Sceau de Salomon）：指的是黄精。
“还好吗，我的小姑娘？不害怕吧？”
(18) 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盯着安德蕾：她一头黑发直直地垂落在脸颊旁，下巴上沾了一点墨汁。一个活生生被烧伤过的小女孩，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我真想问她一堆问题，可这时杜布瓦小姐进来了。她穿着长裙，裙摆拖曳在地板上。她长着一层绒绒的“小胡子”，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模样，我一向很尊敬她。坐定之后，杜布瓦小姐开始点名，点到安德蕾时，她抬头看了她一眼。
(19) 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政治人物，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
“我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我谦虚地回答。
(20) 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政治人物，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
“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您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她边说边侧头看了一眼丽赛特，“这是真的吗？”
(21) 《法国行动报》（L'Action française）：20世纪上半叶法国极右派政治运动“法国行动”出版的报纸，立场保守，主张恢复君主制。
安德蕾说话时显得成熟稳重，语速很快，毫不含混，这让我感到几分惊讶。她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22) 马克·桑尼耶（Marc Sangnier，1873—1950）：法国记者、政治人物，天主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动者。
“可以的。”我说。
(23)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也创作戏剧和小说，与女作家乔治·桑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
“安德蕾·卡拉尔，今年九岁。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小？我之前被烧伤过，耽误了长个儿。有一整年我都没有学习，妈妈想让我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您能把去年的课堂笔记借我吗？”
(24)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带着浓厚的哲思意味。
“我叫希尔维·勒巴热，”我说，“您呢？”
(25) 《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创刊于1829年的文学月刊，在19世纪曾是浪漫派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渠道。
“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您吗？”
(26) 路易·弗约（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国记者、作家，教皇绝对权主义的倡导者。
妹妹们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赶紧爬上楼，书包里鼓鼓囊囊地塞着新书，随着我的脚步欢快摇摆。走廊刚上过蜡，蜡味中混着一丝疾病的气息。学监小姐们拥抱了我。在衣帽间，我见到了上一年的小伙伴们，她们当中没有谁跟我特别亲密，但我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叽叽喳喳的样子。我在大厅逗留了一会儿，盯着橱窗里那些老旧物件，这些死去的东西已经又死了一回：塞满麦秸的鸟类标本的羽毛开始脱落，干枯的植物露出裂纹，贝壳失去了原有的光泽。钟声响起，我走进圣玛格丽特教室。每间教室的模样都大同小异。在老师的主持下，学生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桌旁，桌上铺着一层黑色的仿皮漆布。母亲们坐在各自的孩子身后，一边看着孩子，一边织风雪帽。我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邻座坐着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她有着棕色的头发(4)，面庞清瘦，看上去比我小很多。她用幽深的眼眸紧盯着我，目光清澈透亮。
(27) 蒙塔朗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天主教自由运动的理论家之一。
“看，后面还有根小腰带！”妈妈对女友们说道，她们一个个流露出赞赏或惊讶的表情。妈妈牵着两个妹妹的手，带着我们从楼里走出来。经过圆亭咖啡馆(3)的时候，我们有些忧伤。这家咖啡馆刚开业，热热闹闹的，就开在我家楼下，爸爸说它是失败主义者的老巢。“失败主义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太新奇了，爸爸解释说：“这些人相信法国一定会战败。”“该把这些人都枪毙。”我不理解。人们相信一些东西，但不是故意要去相信的，只不过因为头脑中出现一些念头就要被惩罚吗？那些给孩子们发毒糖果的间谍、在地铁里用毒针扎法国妇女的人当然该死，但是对于失败主义者，我不是很确定。我才不想去问妈妈，她总是跟爸爸回答同样的话。
(28) 拉科代尔（Henri Lacordaire，1802—1861）多明我会修士，参与天主教自由运动，倡导政教分离和民主改革，186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一天清晨，我兴奋不已，因为那天开学，我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学校。平时上课的时候，教室仿佛做着弥撒的教堂一般，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走廊里静悄悄的，老师们见到我们便露出温柔甜美的微笑。她们平时穿长裙，衣领很高。自从校舍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医院之后，她们经常换一身护士服，白色头巾上印着红十字(2)，看上去就像圣女一般。每当她们把我搂在胸前，我觉得心都要融化了。那天我三两口吞下汤和粗粮面包—要是在战前，吃的可是巧克力和鸡蛋黄油面包—然后不耐烦地等着妈妈给妹妹们梳洗穿衣。我们三个人都穿一身军蓝色大衣，是用真正的军装布料裁剪出来的，款式也跟军大衣一模一样。
(29) 德曼伯爵（comte de Mun，1841—1914）：社会天主教创始人、基督教合作主义的重要理论家。
九岁那年，我是个乖顺的小女孩。要知道，我并非一向如此。在更小的时候，我经常因受不了大人们的严厉管教而大哭大闹。有一天，一位婶婶忍不住郑重其事地说：“希尔维被魔鬼附体了。”是战争和宗教制服了我。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把一个“德国制造”的塑料玩偶在地上踩了又踩，不过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个玩偶。别人告诉我：只有我品行良好，虔诚敬主，上帝才会救法国。我可不能逃避责任。在圣心大教堂，我和其他小女孩一起，边挥舞着小旗边唱颂歌。我开始经常做祷告并乐在其中。多米尼克神父一再鼓舞我，他当时是阿德莱德学校的指导神父，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我的宗教热情愈加高涨了。有一天，我穿着罗纱裙，戴着爱尔兰花边软帽，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从此以后，在大家的言谈之中，我俨然成了两个妹妹的榜样(1)。我祈求上帝让父亲被分到战争部—因为他患有心力衰竭—结果如愿以偿。
(30)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拥护君主制和教会，反对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