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惊。迄今为止乱哄哄躁动不安的内心骤然凝固了。我再次逆着翻阅信件，每一页信纸上挑一句话倒读来信。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将断断续续的文字连贯起来，试图在刹那间了解我必须了解的事实。我只想知道先生是否平安。先生的过去——他曾经约定要向我诉说的黯淡的过去，对我而言，已经毫无用处了。我一页页倒翻着信纸，再焦躁地将记录着不肯轻易将这些信息传给我的这封长信重新叠好。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早就死了吧。”
我又去病房门口看看父亲的情况，出人意料，病人的枕边一片宁静。一脸疲惫的母亲绝望地坐着，我向她招招手，问道：“情况怎么样？”母亲回答：“现在似乎平稳了些。”我把脸凑到父亲跟前问：“怎么样？灌肠后舒服一点吗？”父亲点点头，清晰地说：“谢谢。”没想到他的精神状态并不迷糊。
我又退出了仿佛立马就会发生变故的病房，还想续读先生的来信。可是，我的心境一刻也无法安之若素。好像刚在桌前坐下，就又会被哥哥高声召唤，而且，这一次准是最后时刻的恐惧令我的手也颤抖起来。我只是毫无意义地一页页翻着先生的信纸，我的眼睛注视着一丝不苟地嵌在格子里的笔画，却没有阅读它们的余裕，甚至连跳着读的从容也无法保证。我按照顺序把信翻到最后一页，又将它按原样迭齐，正想放到桌上去时，书信末尾的一句话冷不防跃入我的眼帘。
我退出病房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看时钟，查了查火车时刻表。我突然起身系紧腰带，把先生的来信放进和服袖兜，然后径直走出后门。我拼命跑到医生家，要问清医生是否还能用打针或其他方法维持，拜托他帮父亲拖上两三天。可是，不巧的是，医生正好不在家。我没有时间一直等到他回来，心里一团乱麻，立刻搭了人力车赶到火车站。
父亲的状况显得有点缓和下来，医生在他枕边坐了三十分钟后，诊察了灌肠的结果，说声“回头再来”，就回去了。临走时他特地关照，一旦有事，可随时叫他。
我把纸片放在候车站的墙壁上，用铅笔给哥哥和母亲写信。信极其简短，但总比不打招呼就离去要强，随后托车夫送回家去。我毅然决然地跳上开往东京的火车，在轰隆隆作响的三等车厢里，从衣袖兜里取出先生的来信，总算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
不知何时，医生已来到病房。为了让病人舒服一点，医生又提出灌肠。护士昨夜太过疲劳，正在另一间房间里睡觉。不习惯护理的哥哥站在那儿手忙脚乱，看到我就说：“快来帮帮忙！”然后自己却坐了下去。我替代他把油纸垫在父亲的屁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