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早以前就对父亲说过先生什么也不干的话，父亲理应对此有所记忆。
“什么也不干。”我答。
“他什么也不干，那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是你那么尊敬的先生，我想是应该干点什么的吧。”
“那位先生是干什么的呀？”父亲问。
父亲这么说着，在讽刺我。父亲的想法是，大凡有用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一定会谋到很好的地位投入工作的。他得出的结论好像是，正因为是个废物，所以才无所事事。
母亲除此之外无法解释先生的含义。那位先生恰是劝我回到家乡以后，趁父亲在世赶快把家产分到手的人，而不是毕业后为我寻找工作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工资，却也不是闲着无事可干的啊。”
“你经常口口声声地称作先生的那个人，这种时候不正好能托他帮帮忙吗？”
父亲说着，我还是默不吱声。
父亲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父亲的想法不可能超越一向久居乡村的家乡人的观念，或许某一位乡亲会问，大学毕业后能拿多少月薪？还有人会认为，大概可拿到一百圆[1]吧。听到这些话，面对那些乡亲们，父亲希望大学刚毕业的我工作有着落，不要有失体面。我一直把大都会当作根据地，可在父母亲眼里，我无异于双脚向天脑袋朝地倒悬行走的怪人，我也会不时产生自己实际上正是那种人的错觉。我要向父母亲坦率地说清自己的想法，然而，双亲与我之间的期望值距离实在太远，令我在他们面前无法开口。
“你说他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一定能找得到一个职位的。拜托他一下吧。”母亲说道。
“可是，你既然已经毕业，至少得独立生活下去，否则，我们也受不了。当有人问，你家的二少爷，大学毕业后在何处高就啊？我们无言以对时，多没面子啊。”
“不。”
“相当的职位，近来可不容易找到那种好职位呀。特别是哥哥和我的专业不同，我俩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你们把我俩相同对待，我可受不了。”
“那就没法子了。你为什么不肯托他呢？写封信也行啊。”
我体察到父母的话里，蕴含着对儿子抱有的过分的希望，无知迂腐的父母亲好像对刚毕业的我的职位和收入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嗯。”
“不接受那工作，还会有更好的位置吧。”
我模棱两可地应道，起身离去。
寄出回信后，我与父母谈起这件事。他们俩对我谢绝那项工作似乎并无异议。
[1]明治四十五年（1912）的大米零售价一等米每升二十五点二分钱，一九〇七年中学教师的月薪是二十圆，一九〇九年《朝日新闻》社职员的月薪是二十五圆。
八月中旬，我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写到，有一个地方中学教员的位置，你是否愿意接受。那个朋友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一直在探寻这样的位置。他还是首次遇上这样的职位，不料又有更好的去处洽谈成功，所以才特地来通知我，想把多出来的位置让给我。我立即回信谢绝，并写到，同学中有努力寻找教师职务的人，可以把机会转让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