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他倚在柜台上往前倾，阴沉地说，“你会不会讲英语？”
海关官员愤怒地瞪她一眼。
“噢，我会，”母亲听懂了这句，十分高兴，“会说一点点。”
“对不起，我实在……”
此刻斯皮罗即时赶来搭救，他大汗淋漓，摇摇摆摆走进来，安抚母亲，摆平海关官员，解释说我们已经有数年没买新衣服了。接着，在大家还来不及喘下一口气以前，已经将行李运到外面的码头上，然后向海关官员借来粉笔，亲自在每一件行李上做记号，避免再生事端。
母亲使出她最迷人的微笑。
“嗯，我不说再见，只说后会有期，”西奥多咕哝，很确定地与每一个人握手，“希望你们……呃……很快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你有没有新一湖……新一湖？”
“再会，再会，”克拉夫斯基一高一低地从一个人面前蹭到下一个人面前，“我们都会引颈盼你们回来，哎呀！是真的！也祝你们在英国有快乐的时光，好好把握每一天，度一个假，嗯？这就对啦！”
“对不起，我不太懂……”
斯皮罗沉默地与每个人握手，然后站在那儿瞪着我们，脸又皱成熟悉的一团，两只巨手不断扭着自己的帽子。
母亲紧张地四下找寻斯皮罗。
“我要说再见，”才一开口，他的嗓子就哑了，胖大的泪珠从他的眼睛里挤出来，流下他皱纹深刻的脸颊，“我对天发誓，我本来不想哭的，”他开始抽泣，硕大的肚子起起伏伏，“可是这就跟和家人道别一样啊，我觉得你们是属于我的。”
“你有没有新一湖？”
舢舨耐心等候我们安慰他，然后才在引擎隆隆声中驶进湛蓝的海上。我们——三位朋友站在色彩缤纷的背景前，身后趔趄的房舍一直漫上山坡。西奥多笔挺整洁，严肃地举起手杖致意，胡须在阳光下闪烁。克拉夫斯基一高一低热情地挥手。斯皮罗挺着水桶般的身躯，皱着眉头，用手帕交替着擦眼睛和向我们挥别。
“什么？”母亲说。
船驶过大洋，科孚岛闪烁地沉入海平线珍珠色的热雾之中，阴郁的心情笼罩着我们，一直到我们抵达英国为止。冷酷的火车从布林迪西驶往瑞士，一路上我们保持缄默，不想讲话。在我们头顶的行李架上，几只芬雀在笼里唱歌，洗劫哥儿俩咯咯轻笑，咂着鸟喙。阿力哥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出一声悲鸣，狗儿们躺在我们脚旁边打鼾。在瑞士边界，一位办事有效率得令人汗颜的官员检查了我们的护照。他把护照还给母亲，在里面夹了一张小纸条，然后不带一丝微笑地向我鞠个躬。转身离去，让我们继续陷入低潮。稍后，母亲看了官员填的表格，她越往下读，身子就越僵硬。
“有没有新一湖？”他问。
“瞧瞧他写的是什么，”她愤愤地说，“无礼！”
官员缩拢嘴唇沉思半晌。
拉里瞄了一眼小纸条，喷喷鼻子。
“是，是，全是我的，”母亲唱道，手里的钥匙再独奏一段，“你要我打开哪一箱？”
“这就是你离开科孚岛的报应！”他说。
“这些是你的？”他想确定一下。
小卡片上有一栏是“旅客特征”，栏内用工整的大写字母写着“巡回马戏团及团员”。
我们堆积如山的行李推进海关办公室之后，母亲拎着一大串钥匙站在旁边，其余的家人站在屋外的艳阳底下，和来送行的西奥多及克拉夫斯基话别。海关官员一看见我们的行李和最上面的鸟笼（洗劫哥儿俩正不安好心地往外瞧），便打了一个哆嗦。母亲紧张地微笑，摇着她的钥匙，满脸是钻石走私客的心虚表情。海关官员看看母亲和行李，勒紧自己的皮带，皱起眉头。
“怎么这样写？！”母亲仍然气呼呼的，“真是的，有些人就是这么怪！”
于是大箱小盒的行李陆续打包，为鸟及乌龟打造的笼子逐一完成，套上新项圈的狗儿们看起来既别扭又心虚。我们进入橄榄树林做最后的漫步，泪眼汪汪地与数不清的庄稼朋友做最后的道别。一列堆满我们家当的车队缓缓开下车道，拉里说，看起来活像为跳蚤市场举行的葬礼。
火车朝英国隆隆驶去。
克拉夫斯基先生本着我不能谅解的君子诚信，通知母亲，他已将自己的学识对我倾囊相授，认为我负笈英国或瑞士完成学业的时候到了。我在绝望之际，极力反对这个主张。我说我“喜欢”只受一半教育，因为每件事都能带给一个无知的人更大的“惊喜”，但母亲心意已决，我们将返回英国，花一个月时间站稳脚步（亦即与银行斡旋），然后决定我应该去哪里升学。为了安抚怨声载道的家人，她说我们应该把这次远行当做度假，我们很快就会重返科孚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