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一年秋加入日本共产党，最初主要从事文化运动的指导。翌年春由于当局大规模镇压而同宫本显治等人转入地下活动。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大体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虽然时隔八十多年了，但在翻译过程中，有的地方还是让我产生了同感。例如关于母亲和母亲的煮鸡蛋的描写。
《为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或译《为党献身的人》。这里姑且移用原文）创作于一九三二年八月，距小林多喜二牺牲的一九三三年二月相距仅半年左右时间。前面提到的日共出身的文艺评论家藏原惟人认为“这不仅是他晚年的力作，而且是展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水准的作品。这部作品具体描写了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产党员小心翼翼的艰难生活和活动，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共产主义人物形象并因此受到瞩目。”
故事舞台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经战友一再劝说，“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在这个意义上，“蟹工船”并未消失，它仍在航行。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同小林多喜二作品中的场景也并不像从东亚到南极那般辽远——村上春树描写的不过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蟹工船”罢了。换言之，事物的发展采取了另一形态。村上春树也好岛村辉和小森阳一也好，尽管职业不同、风格不同，但他们都是那一形态的跟踪者和批评者。跟踪，并不断提出忠告和警告。相反，曾被小林多喜二满怀深情地视为“走同一条道路的中国同志”的我们，其中一部分人却有可能失去了那种可贵的警醒和跟踪批评的能力。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郁悒。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无独有偶，村上春树也曾在《边境·近境》中这样写道：“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正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呼吸和跳动着的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及其理念吗？”后来在同河合隼雄对谈时村上再次强调：“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争结束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
日本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也在为漫画版《蟹工船》中译本写的推荐语中指出：“不尊重劳动者做人的尊严，当他们的利用价值被耗尽之后便弃若敝屣。这就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中国的青年人，也一定能认识到这样的现实。”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关于这点，日本文艺批评家、菲丽丝女学院大学教授岛村辉一针见血地指出：“较之当时，日本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产业形态表面上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时造成蟹工船那种状况出现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而以更大的规模覆盖着当今世界，并将它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幸巧妙遮掩起来。当代劳动者们以不同于‘蟹工船’的意义处在‘生死关头’，有不少人被迫自杀或得了抑郁症。《蟹工船》促使他们逼视和反抗这一现状并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这部作品不仅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其深刻的洞察力在今天反而获得了评价机缘。”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一时浮想联翩。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蟹工船》后来的命运。由于我国社会情况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巨大变化，它在中国大体偃旗息鼓。但在日本忽然卷土重来。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两年间，《蟹工船·为党生活者》在日本列岛行销近一百万册之多（若从初版算起，总销量逼近二百万册）。读者大多是被称之为“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二三十岁年轻男女。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格差社会”（贫富相差出格的社会）的出现。导致“格差社会”出现的直接起因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造成的就业形势的急转直下。“日经连”（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积极倡导“柔软型雇佣制”——以无晋升希望的临时工为主的非正规雇佣制，使得以“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升迁制”为特点的传统雇佣制逐渐崩溃。据统计，非正规劳动者一九八四年约为15%，二〇〇七年升至35.5%。这部分人劳动强度大而收入低，加之没有职业安全感和未被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不得不过着“穷忙族”生活，有的甚至沦为夜宿网吧的“网吧难民”。不妨说，如此状态的“格差社会”同“蟹工船”世界并无实质性差别。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东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正一脚歪一脚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树梢。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哞”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自不待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仅有思想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具艺术性。换言之，《蟹工船》的成功，除了深刻的主题，还有赖于其出色的文体或语言风格。坦率地说，最初我所以拒绝翻译，也是出于我的成见——认为无产阶级作品往往政治观点先行，文体或语言相对粗糙。而着手翻译过不久，我便开始为自己的偏颇感到羞愧。小林其实是极具文学天赋的作家。《蟹工船》的语言极有特色，鲜活生动，可感可触，极富艺术感染力。时而如石锅蹦豆，简洁明快，时而如响鼓重槌，声震屋瓦。尤其比喻修辞，信手拈来，而自出机杼。大量拟声拟态词的运用，又使文体充满了生机和动感。记得去年初秋偶尔同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而声名鹊起的片山恭一谈起小林多喜二，他说小林多喜二所以“活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文体好。同行之见，良有以也。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毫无疑问，《蟹工船》不仅是小林多喜二本人的代表作，而且是代表日本以至整个亚洲无产阶级文学最高水准的杰出作品。日本著名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藏原惟人认为《蟹工船》是“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作品”。在中国，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评价说：“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也称赞“《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他的《包身工》的创作显然受其影响。可以认为，《蟹工船》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主题或思想性——它脱胎于“蟹工船”，但不止于对“蟹工船”特殊劳动形态的平面描述，而将其犀利的笔锋伸到蟹工船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以至国际关系之中。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思想高度、更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发掘了具有普遍性的阶级元素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作品“深刻地剖析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同时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总根源，从而把蟹工船上的渔工们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天皇制的政治斗争。”（叶渭渠语）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带有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这种骇人听闻的场景并非纯属虚构，而大体实际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发生在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日本北海道。作为相关典型事件，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秩父号”蟹工船因遭遇海上风暴即将沉没，而收到求救信号的“英航号”蟹工船却未前往施救，致使船上二百五十四人中有一百六十一人遇难。同年九月，媒体披露蟹工船“博爱号”“英航号”劳工的悲惨遭遇。于是，在银行工作的小林多喜二从翌年三月开始就此调查，一九二八年十月着手创作《蟹工船》。一九二九年三月脱稿后在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战旗》上连载，不久被当局禁止发行，直到日本战败都是“国禁书”。
或许多余，但我还是想就作者专门介绍几句。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年十月生于日本秋田县一户贫苦农家，后随父母迁居北海道小樽市。在小樽商业学校和小樽商业高等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就读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二四年毕业后进入北海道拓殖银行工作。在此期间创作了《防雪林》《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蟹工船》《在外地主》等无产阶级代表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创作《在外地主》被拓殖银行解雇。其后移居东京，连续发表《工厂支部》及其续篇《组织者》《单身牢房》《地区的人们》《为党生活者》等作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由于叛徒出卖被特高警察逮捕后拷打致死。牺牲时不满三十岁。鲁迅为此发去唁电：“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资产阶级用血在我们之间划了界线，而且现在还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却用血洗去这种界线。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坚决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迹，携手前进！”
有的因不堪虐待而逃跑。抓住后，将人绑在木桩上让马用后蹄踢或在后院里让土佐犬（狼狗）咬死。而且是在大家眼皮底下干的……晕过去就泼水激活，如此反复不止。最后由土佐犬强有力的脖子像甩包袱一样甩死。软塌塌扔在广场一角不理不睬之后，身体仍有某个部分一下下抽搐。至于用火筷子突然烙屁股或用六棱棍打得直不起腰来，那更是“日常性”的。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而且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共处于“非法”状态时毅然加入的，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文学才华，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从《蟹工船》和《为党生活者》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怀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憎恶。更为可贵的是，他为推翻那种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惜放弃待遇优厚的银行工作，全然不顾个人得失和生命安危。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格的确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不会忘记”。今年是他诞生一百一十二年、牺牲八十二年之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重新翻译出版《蟹工船》和《为党生活者》，对于终生反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他无疑是最好的纪念。也可以使我们重新意识到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激情、曾经的无产者身份，确认革命的理由及其艰难过程。这点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特殊意义。
这就是“蟹工船”上的场景。而“蟹工船”以外的陆地上的场景也同是人间地狱。例如修公路和铺铁路工地上被虐待致死的劳工“比虱子还多”：
最后说一下译本。《蟹工船》最初的中译本出自潘念之译笔，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印行，收有小林多喜二专门为中文版写的序言。其后有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楼适夷译本（一九六二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此改编出版同名连环画），有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叶渭渠译本（二〇〇九年译林出版社重印），有二〇〇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杰、秦刚译本（含漫画版）。如果说拙译多少趋于精确和有自己的风格，那么应首先归功于以上译本的存在。在文化上，理应对先行者保持相应的敬意。
杂工被监工剥得只剩一件衬衣，塞进两个厕所中的一个，从外面上了锁。最初大家都不愿意上厕所，邻厕里的哭叫声实在让人听不下去。第二天声音嘶哑了，“唏唏”抽泣。后来呻吟声开始时断时续。一个干完活的渔工放心不下，马上走去厕所那里，但里边已不再有敲门声传出了。从外面招呼也无反应。那天晚些时候，宫田被抬了出来。他一只手搭在厕所蹲坑盖板，头扎进手纸篓，整个人趴在地上。嘴唇像涂了蓝墨水一样发青，已经奄奄一息了。
林少华
实际翻译起来，我也深切感到，无论故事情境还是语言风格，村上春树和小林多喜二之间横亘着何等辽远的开阔地带，不啻于从东亚到南极。这里再没有酒吧窗外“以淋湿地表为唯一目的”的霏霏细雨，没有夜幕下从“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没有“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泻下的最后一缕夕晖”般的男士微笑，没有“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粲然而笑”的女孩们，更没有玛莎拉蒂、“甲壳虫”、阿玛尼和星巴克——没有那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村上语）或后现代的劳什子及其酿造的所谓“小资”情调。那么，这里有什么呢？有作为能够移动的蟹肉罐头加工厂的“蟹工船”，有浪头“活像饥肠辘辘的狮子猛扑过来”的勘察加海，有穷凶极恶的监工和被其任意凌辱打骂的劳工们：
二〇一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定稿于窥海斋时青岛旭日临窗冰雪消融
如今读《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树作品的中国年轻人，想必不会有多少人记得小林多喜二、记得他的《蟹工船》了。别说年轻人，即使对我这个早已不年轻的“老林”，小林和他的《蟹工船》也早已消失在记忆的深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出版社要我翻译《蟹工船》的时候，惊愕之余，我一口回绝——回绝得甚至有些气急败坏——眼下都什么年代了，还翻译出版《蟹工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