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西格彭小姐的床铺上，透过一副眼镜端详着护照，那眼镜几乎要滑到他的鼻尖了；如同他身上穿戴的任何东西一样，从带着光泽的黑色外衣和喇叭裤到磨秃了的棕色皮鞋，这副眼镜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于宽松了。我问他能否告诉我要找什么，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这是必要的环节，”他有些含糊其辞，红红的耳朵烧得像是红通通的炭。在他摆弄护照的那段时间里，列车想必已经行进了几英里。他摆弄护照的架势，就像一个小男孩端详着一本邮票集；尽管他已经仔仔细细地检查了移民局留下的纪念页，他的目光还是在个人职业、身高、肤色和生日等信息上徘徊的时间最长。
“把你的护照给我看看，”他说道，带着一种脸皮很薄的人固有的率直。
“这个准确的是吗？”他指着我的出生日期问道。我告诉他是准确的。“我们的年龄相隔三岁，”他说。“我比你最小——还是小一些？——我小一些，谢谢。不过你见多识广啊。嗯，我去莫斯科看过。”我问他喜不喜欢旅行。他开始用肢体动作表达愤懑——一连串奇怪的耸肩抖身子，似乎是在说是、不、也许，可这些动作在那身肥大的衣服里面都缩了水。他往上推了推眼镜，说道，“我没时间啊。我跟他和他一样，都得工作啊。三年，我的护照获得许多特批，倒是也有可能。但是我对‘风景的’还是挺满意的——不，是风景——脑海中的风景。整个世界都如出一辙，可是这里，”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准确地说是敲了敲前额，“这个地方，”他伸出一只手放在胸口，“是充满变数的。哪个对？变化还是变数？”我说两个都行；在使用过程中，两个词都能表达这层意思。
傍晚七点，其他人已经开始了第三轮的酸奶加山莓汽水，而我却还待在隔间里，吃着好时公司生产的巧克力棒。我在想，我和特沃普还可以独享这节车厢呢，不过后来我发现文化部的一个翻译亨利从我门口经过，而后回来的时候又打这里经过，每次他都会往我们的隔间里瞟上一眼，带着一丝好奇。亨利的个子像个小孩，耳朵硕大。看上去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是出于谨慎和羞怯，并未启齿。终于，在另一番侦察过后，他终于进了我们的隔间，精心设计了一种打着官腔的问话方式。
构思这些句子的努力以及过度的斟酌已经让他喘不过气来了。他的头趴在胳膊上，休息了一会儿，突然来了一句，“你长得很像肖斯塔科维奇[13]，对吧？”我告诉他，我觉得不像，至少从我见过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照片上看不出来。“我们已经讨论过。萨夫琴科先生也觉得挺像的，”他说，似乎这就是一种定论，因为我们俩——无论是谁——哪个敢质疑萨夫琴科的话呢？说到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就不得不提奥伊斯特拉赫，苏联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最近刚刚在纽约和费城举行过音乐会。他听我讲述奥伊斯特拉赫在美国演出大获成功的事情时，就好像我是在赞扬他亨利本人；他弓着的背也伸直了，一下子似乎把那件松松垮垮的外衣撑得满满当当，他的鞋跟在床铺边上晃来晃去，碰在一起，发出咔咔的响声，一时晃，一时响，如同是在跳着快步舞。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波吉与贝丝》在俄国的演出也会取得比肩于奥伊斯特拉赫在美国演出那样的成功。“我没法下结论，不过我们文化部的人对本剧获得成功的希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波吉-贝丝嘛，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完成这项任务。”他跟我说，尽管他已经在文化部工作了五年的时间，然而这是他所从事的工作中唯一允许他离开莫斯科的一次。他说，通常情况下，他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一周当中有六天都是在办公桌前（“我有单独的电话”），而礼拜天呢，就待在家里看书（你们这些作家当中，A·J·克罗宁算是强大的一个。不过肖里科夫更强大些，对吧？）。他的家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楼里，他和家人住在一块儿，不过并没有结婚（“我的俸禄还与我的志向不对等”），和他的兄弟共一间卧房。
车厢内，乘客们情感的钟摆在那个涅槃的时刻停在了离别的重压与到达的紧张之间。没有时间的限制，不知身处何方，就一直这么下去，也许是到永远，对此你已坦然接受。终于，即便是华纳·沃森也放松了下来。“好吧，”他用近乎没有发抖的手点了一支烟，说道，“我终于把紧张给搞定了。”特沃普在过道打着盹，粉红色的肚子朝上，爪子四下张开。这个时候的6号隔间，卧铺上被子没有叠，地上是橘子皮，还有打翻的扑面粉，烟头漂浮在冷冰冰的茶水里，一片狼藉。杰克逊在练习洗牌，而他的未婚妻正在涂着指甲，还有莱恩小姐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习俄语，从那本军事题材的旧课本里又学了几个新表达法。“SLOO-sha eess-ya ee-lee ya BOO-doo streel-YAHT！不服从命令的话，我就开枪了！”莱昂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承受来自日常工作的压力。“像我这样的收入水平可不是看风景看来的，”他说着，又敲下了一则最新专栏的标题：“演出专列奔赴列宁格勒。”
这番谈话渐渐变得缓和起来；他吃了一根好时巧克力棒，笑了起来，脚后跟咔咔作响；然后我递给他几本书。这些书就堆在桌上，他的眼睛不停地盯着它们：一套花里胡哨的二十五美分惊悚故事合集，和埃德蒙德·威尔逊的《去往芬兰车站》、一本讲述社会主义如何兴起的历史书，还有南希·米特福德的自传《蓬帕杜夫人》[14]混在一起。我告诉他，要是他喜欢的话，就送给他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蓝色特快距离列宁格勒还有二十四小时的行程，又是一天一夜，不过随着列车逐渐深入俄国内陆，日与夜的区别看上去真的是不甚明显了；太阳不过是个在十点钟时隐隐浮现，又在三点回到坟墓的灰色幽灵，在区分日夜方面它的帮助真的很有限。日光很昏暗，日照时间也很短，这也愈加显现出冬季最无法征服的严酷：白桦林的树枝被重重的积雪压断；一间由圆木搭建的小屋，放眼望去，不见人烟，屋顶上结成的冰柱如同象牙一般坚硬。这里曾是村庄里的公墓所在地，冷冰冰的木质十字架被大风吹得弯折，几乎被埋进了大雪里。但是随处可见一些干草堆，伫立在荒凉的田野里，似乎是一种证明，证明即便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遥远的春天，也会绿草重生。
起初，他很高兴。而后，等他去拿这些书的时候，手却有些犹豫，便收了回来，他身上又开始抽搐；又是一番耸肩，蜷缩，直到最后他再次被松松垮垮的衣服所吞没。“我没有时间啊，”他遗憾地说。之后，似乎就再无话可说了。他告知我，我的护照一切合格，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他们不高兴啊。我们也很遗憾。”莉迪亚小姐说。“可我们一定不能忘了我们的餐厅工作人员。”她的手指短而粗，优雅地指着那些女招待，她们视线模糊，僵硬的面庞闪烁着晶莹的汗珠，正沿着过道蹒跚而行，还得拿稳手上一百磅重的脏盘子。“你知道，要是她们见到有人践踏法律，会不太好的。”她又拾起最后的几个苹果，塞进一个布手提袋里。“现在，”她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就可以美梦一场了。我们解开烦恼的袖口。”
在半夜与凌晨两点之间的那段时间里，蓝色特快静静停靠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条铁路上。寒气已经悄然潜入车厢，车窗玻璃的内侧表面已结了一层薄冰；放眼窗外，你只能看见鬼魅的雾气弥漫，仿佛你的视野因白内障而扭曲。列车一离开莫斯科，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就如涟漪般传遍了每一节车厢；那些刚才还身处睡梦中的人们此刻已经醒了过来，到处乱跑，像小鸡被黎明的假象唤醒一样。那些还没睡的人又倒了一杯酒，再度打起了精神。钟摆已经向到达的紧张情绪那端偏移了。
接下来上的是咖啡，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争吵。杰克逊和他的几个朋友已经占住了一张桌子，玩起了栋格游戏。文化部的两个最魁梧的年轻人——萨沙和伊格尔——双双走到这群打牌的人跟前，努力用一种坚决的口吻告知他们，“赌博”在苏联是非法的。“我说老兄，”其中的一个打牌的人说道，“这儿没人赌博。我们总得干点什么。要是我们不能友好地玩上一局的话，那我们可就要吹胡子瞪眼了。”“这不合法。不行。”萨沙坚持道。那群人扔下了手中的纸牌，而杰克逊一边把牌塞进箱子，一边说道，“老古董。死猫待的地方。完全不许娱乐，回去告诉纽约的那些小子们。”
西格彭小姐从睡梦中惊醒，喊着，“厄尔！厄尔！”仿佛刚刚经历一场梦魇。
餐后甜点到了。上的是香草冰激凌，味道相当不错。在我身后的西格彭小姐对她的未婚夫说道，“厄尔，亲爱的，我不想碰这个。或许牛奶都没做过巴氏消毒呢。”沿着过道，格什温太太注视着帕特南小姐，“按我说的理论，他们把豚鼠肉都送到加利福尼亚了。在比弗利山，这个可得三十五美元一磅呢。”
“他不在这儿，”莱恩小姐说道，她正蜷缩在床上，抱着一瓶白兰地，读着米基·斯皮兰的书。“他出去干违法的事儿去了。有人在旁边的一节车厢里偷偷玩起栋格来了。”
莉迪亚小姐靠在座椅上，露出一副狡黠的“别把我当傻子”的表情。“是因为你的原因，”她对着莱恩微笑着说，“你不让他办护照。”
“这可不成。厄尔得好好休息，”西格彭小姐发起了牢骚。
“是的，”莱恩小姐回答道；和他一样的，她补充道，还有一千六百万的美国人呢。莉迪亚小姐当然不会认为《波吉与贝丝》剧组可以把他们都录用吧？
“给他点颜色瞧瞧，”莱恩小姐帮她出主意。“反正他非你不娶了。”
眼下，她自己倒是有个问题要问。“我想请您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罗伯逊不在随行演员名单之列呢？他是有色人种，对吧？”
“南希，几点了[15]？”
在正餐和餐后甜点之间的空隙，莉迪亚小姐开始吃那一篮子的苹果；随着苹果核越堆越高，她时不时停下来回答一些问题。莱昂斯迫切想知道剧团人员会在列宁格勒的哪家酒店下榻。得知莱昂斯居然不知此事，莉迪亚小姐大为震惊。“在阿斯托里亚啊。我们的房间都已经订了好几个星期了，”说完，她接着讲述阿斯托里亚的情况，它“古朴而典雅”。“好吧，”莱昂斯先生说道，“那列宁格勒的夜生活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活动？”莉迪亚小姐先回答说，她的英语或许还不足以表达其本来的意思，然后接着又说，以她这个莫斯科人的视角来看，谈论列宁格勒就如同一个纽约人谈论费城；这个城市很“老式”，很“守旧”，它“和莫斯科不一样”。在听过这一番讲述后，莱昂斯先生沮丧地说，“听上去对我来说就是个只待两天的小镇。”莱恩小姐想着问问莉迪亚小姐最后一次去列宁格勒是什么时候。莉迪亚小姐眨了眨眼。“最后一次？没有最后一次。因为我从来就没去过那儿。去那儿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四点差二十。”四点钟的时候，西格彭小姐又问了一遍时间；十分钟过后，她又问了一遍。“行行好吧，海伦。你要么就拿块表在手里，要么就吃一片健忘药。”
莉迪亚小姐的腮帮撑得鼓鼓的，双目圆睁，下颌一上一下，像是活塞做功，一滴汗珠顺着她的脖子流了下来。“吃啊，吃啊，”她不停催促，“味道不错，可不是吗？”莱恩小姐告诉她，味道是还不错，随后莉迪亚小姐用四分之一片黑面包将碟子擦干净，带着一种强烈的赞同感点了点头：“你在莫斯科可吃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西格彭小姐踢开被子。“这么做没用，我还是穿好衣服吧。”她花了一个小时二十五分钟来挑选服装，分配好化妆品和香水的比例。五点三十五分的时候，她戴上一顶羽毛礼帽，前面还有面纱，坐在卧铺上，除了长袜和鞋，其他所有身上的行头都已配齐了。“我正发愁呢，脚上该穿什么好。我可不想中毒哩，”她说道。之所以有这番恐惧，是源于俄国人发给剧团女性成员的那份备忘录，讨论的主题是尼龙长袜。在严寒的天气条件下，他们宣称，尼龙有可能会分解，从而引发尼龙中毒。西格彭小姐搓了搓裸露着的双腿，口中直哼哼。“我们这是去的哪门子地方嘛？这个地方，女士的长筒袜居然会在大街上分解成碎片，然后还会把她毒死？”
有些人原以为盘子里会是冰冻鱼子酱和瓶装的冷冻伏特加，结果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他们看到放在他们面前的是酸奶外加几瓶山莓汽水。坐在我后面的西格彭小姐是唯一一个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的人：“我都准备去亲上一口了！跟牛排相比，蛋白质更多了，卡路里却只有一半。”但是沿着过道，格什温夫人告诫帕特南小姐，不要去吃这个，以免搅了她的胃口。“别，亲爱的，我确信，豚鼠一会儿就会上的。”可下一道菜，是硬邦邦的面条横在那里，像是一根根圆木在湿漉漉的肉汤中下沉。接下来上的正餐是裹了面包屑的小牛排，煮土豆，还有在碟子上嘎嘣作响的豌豆，像是子弹射击的声音；这些东西要想下咽，还需要再上一些山莓汽水。帕特南小姐对格什温太太说，“我担心的不是我的肚子饿与不饿，我担心的是特沃普的肚子，”而格什温太太则看着她的小牛排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把豚鼠留作最后甜点呢？比如说，和薄饼一块儿上？”
“别去想这个了，”莱恩小姐说。
莉迪亚小姐与莱昂斯、莱恩小姐和我坐在一桌。据她自述，她的生活平淡无奇，就是翻译翻译文章，宅在莫斯科的一间屋子里；你可以感觉得到，对于这个中年妇女来说，这段让她满面红光的特别经历不是她跟外国人交谈，而是她坐在列车餐车里。这些银质餐具、干净的桌布，以及一小篮带着褶子的苹果（就跟那个中国人卖的那些差不多）不知怎的让她忙不迭地摆弄起她的象牙玫瑰来，还整理了几缕乱发，“啊，我们开始吃吧！”她说着，眼睛望着四个敦实的女招待，她们正沿着过道蹒跚而行，手上端着盘子，上面盛有第一道主菜。
“可是那些俄国人……”
头一批用餐的五十名成员走进餐车，在铺着亚麻布的餐桌前就座，每桌四人，在过道的两侧一字排开。餐桌上摆放有洁白的陶器，还有磨旧了的银质餐具。而这餐车看上去就跟这银质餐具一样老旧，菜肴的气味像是半个世纪前的，悬浮在空气中仿佛看得见的蒸汽。萨夫琴科没有在场，但是莉迪亚小姐和文化部的三个年轻人在不同的桌上做东招待。那几个年轻人不停地四下张望，似乎是从各自所处的流放与不幸的小岛上默默地向彼此召唤。
“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又没有尼龙。所以他们才要这么说。”
西格彭小姐的愿望最朴素。“五汤匙的鱼子酱，外加一片干面包，这加起来可就是一百三十卡路里了。”格什温夫人则是最不担心卡路里的人。“不要以为我不会去吃那豚鼠，亲爱的，这在比弗利山可要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能买一磅啊。”莱昂纳德·莱昂斯梦寐以求的食物是罗宋汤和酸奶油。厄尔·布鲁斯·杰克逊打算用伏特加把自己“灌晕”，再用烤羊肉串“毁灭”自己。玛丽莲·帕特南则希望大家能够稍稍留上一点美食给特沃普。
杰克逊玩完了栋格纸牌游戏，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八点了。“厄尔，”西格彭小姐问道，“你是不是打算在我们结婚之后，天天就干这事儿啊？”
离开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已经一个小时了，到餐车就餐的铃声响过了第一声。这是剧团成员一直盼望着的一件事情，胃口一下子就吊起来了，既是因为真的饿了，又是因为大家坚信我们的苏联东道主一定会把剧团的第一顿俄国大餐办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盛宴”；或者，用剧组另一个成员的快言快语来讲，是“让我们吃爆肚子”。
“亲爱的，”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卧铺，说道，“老猫我的最后一口气也叫完了。他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彻底熄火了。”
· · ·
西格彭小姐丝毫没有可怜他的意思。“厄尔，难道你敢现在睡吗。我们都快到了。现在睡一小会儿，到起床的时候你会衣冠不整的。”
“我一定会把这话告诉我太太的，”他笑着说。“再见了[12]。祝你们好运。”
杰克逊嘟囔了一声，把毯子盖在了头上。
莱恩小姐担心时间不早了，变得有些焦虑。我们跟那位先生握手，感谢他请我们喝啤酒。“您真是有涵养，”她说。“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您比奥托·克鲁格更有魅力。”
“厄尔，”西格彭小姐轻言细语，“我想你知道他们会在车站拍摄新闻短片的吧？”
莱恩小姐想知道他刚才与那个已经离开酒桌的士兵之间的对话大意。“哦，都是些胡说八道罢了，”他说。“酒后的一种虚张声势。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以为你们侮辱了他。我告诉他，他没教养[11]。记住这个词：没教养。你们会发现这句话特别管用，因为当这些家伙粗鲁无礼而你又不得不反唇相讥的时候，你骂他们杂种，或者狗娘养的，统统都不奏效，倒不如告诉他，他没教养，这会正中他的要害。”
没过多久，杰克逊就刮了胡子，换了衬衣，穿上了一件焦糖色的毛皮大衣。他还有一顶同样皮毛材质的帽子，是他“定做”的浅顶软呢帽样式。他一边戴上手套——手套上面有洞，好让手上的戒指露出来——一边告诉他的未婚妻等会儿在镜头前如何应对：“知道吗，亲爱的，我们可不想跟那些拍照的搅和在一起。他们摆弄那些镁光灯的时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他用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擦了一下车窗，眯着眼睛朝外面瞄了一下；已经是九点过五分了，可还是一团漆黑，这可不是拍照的理想色调。但是半小时过后，黑色变成了钢灰色的薄暮，你可以看见天空中下着小雪的蓝色。
在帮他打消了这个想法以后，莱恩小姐告诉他我们的来意及原因。“你们先去列宁格勒，真是挺幸运的。那可是一个迷人的城市，”他说，“非常安静，非常具有欧洲的特质，那是我唯一想在俄国居住的地方，不过嘛，我现在不住那里……没错，我喜欢列宁格勒，那儿一点也不像莫斯科。我是在去华沙的途中，不过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星期。那感觉，就像是在别的地方待了两个月。”他告诉我们他是挪威人，做木材生意的，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自1931年以来，每年当中有好几个星期都要来苏联一趟，当然二战期间不算。“我的俄语说得还不错，在我朋友当中，我并不介意成为俄语方面的权威。但说句实话，我不敢说我现在对它的了解就一定胜过我在1931年的那个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去你们的国家——我去过，哦，我想想，大概有六次吧——似乎美国人是唯一让我想起俄国人的，这令我很是震惊。我这么说你们不反对吧？美国人总是很大方。激情四射。而在这些自吹自擂的掩盖之下，却是这样一个希望能够得到关爱的心愿，他们想要得到宠爱，就像小狗和小孩儿一样，想要听到别人说，他们跟其他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优秀。好吧，欧洲人倒是有意赞同，可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依然觉得低人一等，远在天涯海角。孤零零的。就像俄国人一样。一点不假。”
文化部的代表之一萨沙经过这节车厢，挨个敲着各个隔间的门。“女士们，先生们，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要抵达列宁格勒了。”
“拜托，算我请你们的可以吗？”这请求是用标准的英语口音提出的，轻言细语。方才说话的那个穿着得体的男子尽管脸很长，但他的眼睛却有着北欧人那种有神的蓝色，蹙眉中带着一种慷慨，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的窘境。“我可不是什么俄国的百万富翁。不过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我认识好几个呢——就让我荣幸地为你们付酒钱吧。不用了，拜托，没有什么理由去道歉，”他回应着莱恩小姐吞吞吐吐的话语，然后微笑起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高兴事儿啊。真是件稀罕事儿。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角落，能够跟几个美国人萍水相逢，的确是件稀罕事儿。你们是共产党吗？”
我穿好了衣服，挤进人群拥堵的走道，走道中，一种兴奋之情一刻接着一刻在不断提速，正如火车的滚轮。即便是裹在围巾中被帕特南小姐拥在怀里的特沃普也正翘首盼望着下车。比起特沃普，格什温夫人更是有备而来。她披着貂皮，镶满了零零星星的钻石，她的卷发从一顶毛茸茸、软绵绵的紫貂皮帽子里伸出，翘得老高，十分迷人。“这顶帽子，亲爱的？是我在加州买的。我一直放着没戴，就是为了到时来个惊喜。你喜欢它，亲爱的？你可真好啊，亲爱的。亲爱的……”她突然沉寂了一会，声音又大了起来，“我们到了！”
啤酒送到了。一夸脱的酒瓶和两个玻璃杯。餐馆老板往我的杯子里倒了一英寸高的啤酒，然后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莱恩小姐先于我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你能先品尝一下，像品红酒一样。”我端起酒杯，心想是不是喝啤酒前先要尝一口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或者这是某种仪式吧，一些对于沙皇时代礼仪的混乱记忆，这个老人特地将它从沉睡中唤醒以打动我们。我抿了一口，点了点头，那个老人得意地将我们的酒杯斟满，酒里并未泛起泡沫。但是莱恩小姐突然说道，“别碰。糟透了！”我告诉她说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么糟。“我是说，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她说，“我想说的是，天啊，我们付不了钱。我把这事儿完全忘了。我们身上可没有带卢布呀。”
先是一瞬间的难以置信，随后大家一窝蜂地推搡着进了列车车厢末端的连廊。那个眼神凄楚的乘务员，原本站在那里等着有人给他小费，结果却发现自己不仅成了视而不见的对象，而且被挤到了墙上。警觉如在起跑门栅蓄势待发的马儿，杰克逊和约翰·麦卡利你推我挤地抢占着有利位置。麦卡利的身型在两人中是较为魁梧的一个，因此开门之后，他第一个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那个当兵的光头对莱恩小姐说话了。“恐怕我讲不了俄语，”她对他说道。“我们是美国人，美国人。”她的这番声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醒酒的作用。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渐渐变得有些专注。他转过头去，对着那个穿着正装的男子长篇大论了一番，在讲述的末尾，那个人回答他的是一些字句分明、冷冰冰的话。随后二人之间又是一番唇枪舌剑，而那个当兵的拿着啤酒，大步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怒目而视。“看来，”莱恩小姐也用怒视回敬了他后说道，“并非所有的男士都那么迷人，的确没错。”然而，她觉得明显为我们辩护的那个人，那个穿着正经的男的：“非常迷人。跟奥托·克鲁格一个类型。有意思，我一般都喜欢成熟一点的男士。别盯着看了。他会发现我们在说他的。听着，”她的注意力转向那人的衬衫，那人的袖链扣，那人干净的指甲，然后问道，“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俄国的百万富翁？”
他径直走向黑压压的人群，镁光灯扑面而来。这时，一位妇女捷足先得，将一束鲜花塞进他的手里，“上帝保佑啊，”麦卡利说道，“保佑你们这些小尖脑袋。”
和我们坐在一块儿的两个人迥然不同。一个是肌肉发达的男孩儿，光头，穿着一件褪色的制服，喝得酩酊大醉，这种情况跟酒馆里多得惊人的顾客没什么区别，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男的，许多人要么是亢奋异常，要么是喝得钻桌子，喃喃自语，不省人事。另一个人很神秘。从外表上看，他简直就像是赫尔曼·赛多利斯在华尔街上的商业伙伴，那种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该在奢华餐厅里用餐的人，而不是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抿着啤酒。他的西装是熨过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衣服并不是他自己做的。衬衫的金色袖链扣露了出来，而他也是这个屋子里唯一一个打领带的。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有许多鸟儿飞来飞去——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华纳·沃森写道，他后来将这番景象写进了日记里。“那些白色的鸟儿是用作通讯工具的。我把这个记下来，可以给我那些观鸟的朋友。我们受到了许多友好的俄国人的问候。（剧团里的）男男女女也纷纷接受了赠送的花束。我很好奇他们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花。这些小得可怜的花束像是出自一个小孩之手。”
尽管那个老人脸上依旧是一副云里雾里的表情，但他还是招呼我们往前走，然后按照俄国的习俗让陌生人坐在一块儿，让我们和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他俩都在喝啤酒，那个老人指着啤酒，似乎是在问我们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莱恩小姐妥协地点了点头。
莱恩小姐同样也在记着日记，她写道：“官方的欢迎宴会，大个子男士和穿着寒碜的女士，那行头，看起来更像是接棺材，而不是演出团体（黑色的装束，阴沉的面孔），但是也许他们刚才就是去送葬的呢。我那不中用的橡胶套鞋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让我没法挤出一条路来快速穿过媒体的麦克风、照相机和那些争先恐后想靠近他们的人群。布林夫妇已经出现在现场，罗伯特还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而维尔瓦则是笑逐颜开的样子。在站台的顶端，失去光泽的黄铜字母拼出列宁格勒的字样——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莱恩小姐笑眯眯地对他说，“劳驾[10]上一瓶伏特加。”那个老人并没有听懂她的话，反倒是带着更强烈的敌意瞪着她。她尝试着用不同的发音，“沃特加……法特加……乌特加，”甚至还用手势做出干杯的架势。“这个可怜虫真是聋了，”她说，然后大吼一声，“伏特加，拜托。”
沃尔夫特，那个诗人，正在给他的新闻创作长篇大论。以下为节选：“正当我们沿着站台往出口方向行进时，两行人群左右两侧一字排开，站立着为我们鼓掌。我们到了街头，一群旁观者向我们靠近。警察把人群推开，好让我们通行，而人群又反过头来用同样大的力气将警察推开。演员们也回应了这种洋溢的热情，在拥挤的人海和欢迎声中穿行，带着高贵、优雅、夸张与浮华。如果俄国人民爱上了他们，那俄国人民并不孤独。我自己都已经爱上他们了。”
为了找到酒吧，我们随机地推开店门。莱恩小姐跑进其中一间，又出来了。那是一间男洗手间。随后，她指着两个喝得不省人事的家伙，他们从一个小红门背后探出身子的时候，她肯定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小红门通向一家特别的餐馆。这间餐馆有一个体操馆那么大，看起来像是某个具有维多利亚审美品味的装修委员会为举办校园舞会设计的。豪华的深红色布料沿着墙面悬挂。其他年代的烛台发出炽热的光，照在沾着罗宋汤污渍的桌布和皱缩的橡皮植物上面。餐馆的主人看上去与这种富丽堂皇十分相称。他少说也有八十岁，一副白胡子族长模样，目露凶光，朝我们瞥过来，透过一片香烟的迷雾，似乎是要质疑我们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或许应当为这些文字加上一些注脚。那些被莱恩小姐描述为“大个子男士和穿着寒碜的女士”有一百多人的规模，由列宁格勒首屈一指的剧院表演艺术家组成，是专门组织过来接车的。尤为奇怪的是，他们当中没人事先知道《波吉与贝丝》是一个黑人剧组，而在委员会将他们不解的面孔转为热忱的欢迎之前，剧团人员出站都已经出了一半了。沃尔夫特太太注意到的那些“记者观众们”都是些普通市民，他们出现在此是源于当地媒体头一天的《消息报》。“一支来自美国的歌剧巡回表演剧团将于明日乘火车抵达列宁格勒。预计他们将会在当地表演。”顺便说一句，这两行字是苏联媒体对布林的团队赴俄之旅的第一份宣传；尽管缺乏细节信息，这个宣传还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让列宁格勒至少一千市民在车站排成长龙，从台阶上如潮水般倾泻而下，蜂拥在街头巷尾。我没太注意到令沃尔夫特太太印象深刻的“热情与喧嚣”。除了些许掌声，整个人群——在我看来——是以一种无比的沉寂注视着出站的剧组，那是一种几近令人紧张症发作的举动，从中几乎看不出来他们对这群美国人作何感想——格什温太太捧着的花束比新娘还多；小个子戴维·贝正即兴跳着苏西·Q的舞步；杰克逊正如王室般挥手；而约翰·麦卡利走路的时候紧握双拳，置于面前，像是一个职业拳击手。
由于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国最具战略意义的铁路中心之一，所以这儿的车站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车站之一。我们想找个地方买点喝的，我们在华丽的走廊和一些候车室里沿途找寻，那个主候车室装有橡木长凳，许多旅客都坐在上面，很少有人带旅行箱。他们的腿上坐着小孩和纸包裹。石头地面被黑色的泥浆浸湿，变得很滑，难于行走，空气中蔓延的气味极度饱和，闻起来与其说是一种气味，倒不如说是一种压力。去威尼斯的游客经常对于那座城市的迷人气息品头论足。而俄国的公共场所——终点站或是百货商店，餐馆或是剧院——都有一种你能瞬间辨识的气味。而莱恩小姐刚一闻到这气味便说，“天啊，我可一刻也受不了这气味。旧袜子和数不清的呵欠。”
与俄国人让人捉摸不透的反应相比，莱昂纳德·莱昂斯——这个剧团的官方史学家——有着他自己十分明确的态度。面对这番情景做着专业记录时，他摇了摇头。“这么安排可不妥当。表现力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由布林来安排的话，”他穿过火车站的门时说，“我们八成会唱着歌出来！”
列车汽笛持续地哀鸣，仿佛这悲怆的声音将那些吃苹果的人、那些售货亭，还有那些脸上裹着毛皮衣物、像蝙蝠般穿行的路人化作青烟一般孤寂的意象。“我还从来没想过家。此生从未想过。”莱恩小姐告诉我。“可有的时候会，好吧，有的时候，”她说着，登上台阶，把火车站的门推开，“你真的会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第二部分
没人拦住我们。我们顺着铁轨的方向走了一百码，沿着一条土路前行，路的两旁都是仓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看上去像是停车场与集市的结合体，四周是灯火通明的售货亭，如同蛋糕上燃烧的蜡烛。可我们发现每个售货亭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着实令人不解：红星三文鱼，红星沙丁鱼，克里姆林香水，克里姆林糖果，瓶身上、盒子上，满是灰尘，还有腌制番茄，大块生咸猪肉，上面还带着毛，夹在大片的面包之间，那面包色泽污秽；还有奇异的烈性酒，十字架圣糕（没有十字架），你甚至会觉得这蛋糕是今年七月烤出来的。而尽管这些售货亭看上去都是生意兴隆，销路最好的商品他们却全都不卖。那东西在一个私人小贩的手中，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手里拿着一盘苹果。那些苹果缩水成皱巴巴的样子，仿佛就是他自己的缩影，但是排队等候的顾客在看到最后一个苹果也卖完之后，一副失落的神情。在这块地方的最远端，车站的主入口处有几级台阶，那个中国人把先前装苹果的盘子装了起来，朝那边的台阶溜达过去，跟一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他那个朋友是个乞丐，身上裹着一件旧军大衣，还拄着一副拐杖，像受伤的小鸟的翅膀。在路过的每三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会扔给他一枚硬币。这个中国人也给了他一些东西。一个苹果。他给那个乞丐和他自己各留了一个。这两个老友在刺骨的寒风中，啃着苹果，相互倚靠取暖。
带着收获国际知名度的目标，《波吉与贝丝》的列宁格勒首演计划定于12月26日周一的晚上举行，留给剧团准备和彩排的时间有五天，考虑到该剧已经在全球巡回演出了近四年，这个时间应当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本剧导演罗伯特·布林一心要让列宁格勒观看首演的观众领略这出黑人歌剧最为完美的演绎。布林和他精力充沛的妻子维尔瓦以及他们的助手——和蔼却高度紧张的华纳·沃森——认为俄国人准会对这出民间传说音乐剧“叹为观止”，他们此前“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对此他很有信心。几个观察员虽说对此表示赞同，心中却也没底。无论怎么看，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举办方俄国人，开演那晚的演出将会是剧院本年度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演出之一。不过此刻——也就是抵达的那天早晨——距这一幕还有一百多个小时；当剧团坐上包车从列宁格勒火车站前往阿斯托里亚酒店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悬念都集中在住宿条件上。
外面，莱昂斯游说小组人员张罗一场演出。可是这零下十度的低温让人全然没有奏乐的心情。而且，大多数此前对于允许他们逃离蓝色特快表示感谢的人在经历了短得不能再短的透气之后，彼此推搡着要赶紧回去。留在外面的伙计们则望着那些精力旺盛的男男女女在暮色中劳作，他们将车厢分离，用千斤顶顶到了一人高。原先的车轮火星四溅地从火车下面滚了出来，而新的宽轨距车轮则从相反的方向安装到位。艾拉·沃尔弗特将这次操作评价为“十分高效”；赫尔曼·赛多利斯则认为“令人印象深刻”；但莱恩小姐却觉得真是“无聊透顶”，并且说，如果我愿意跟她到车站，她就给我买一瓶伏特加。
阿斯托里亚酒店位于著名的圣艾萨克广场，是一家苏联国际旅行社酒店，也就是说，它是由苏联旅行社经营的，该社掌管所有允许外国人入住的酒店。阿斯托里亚酒店当属列宁格勒最好的酒店。有些人认为这里是整个俄国的里兹大饭店[16]。不过这座饭店对于西方人心目中的豪华只做了很少的几个妥协。其中之一便是大厅外的一间房子，上面写着“美容中心”的字样，游客可以在这里修脚，也可做女士专用美发[17]。这间美容中心的白墙上带着一些斑点，那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污点，很像是一间慈善诊所，由不太讲究卫生的护士打理，而女士们在这里接受的美发，倒更像是把头发变成了一种极其适合擦拭平底锅的质地。一楼还有三间餐馆，彼此互通，这些空荡荡的屋子就像飞机库一样让人舒心。当中的一间是列宁格勒最时髦的一家餐馆，到了晚上，从八点到半夜，一支乐队会专为当地的上流社会人士演奏俄国的爵士乐，这些听众极少跳舞，而是郁郁寡欢地坐着，数着格鲁吉亚香槟酒在糖浆色的玻璃杯中泛起的泡泡。酒店的旅行社办事处位于主大厅较矮的一个柜台后面；里面的十几张桌子排列得整齐有序，店员因而视线开阔，这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密切注视来来往往的客人。另一项措施让他们工作变得更简单，甚至是万无一失了，那就是在各层住宿楼安排集体宿舍的女管理员，这些义务治安员们从当天黎明到第二天黎明全天候值班，任何人要想离开房间，必须把钥匙交给她们，否则绝不放行，与此同时她们就像人工打卡机一样，在一本厚重的簿子上记下进进出出的人员。或许霍迪尼[18]可以逃过她们的法眼，但我想不出他会用何手段，因为她们坐在桌旁，正对着楼梯和电梯，那电梯如同一个古老的鸟笼，在缆索上嘎吱作响。
这个缪斯与大炮的比喻事后证明是萨夫琴科的最爱，在接下来的所有演讲中都是他的主打句，但此刻这句话瞬间便在听众当中引起了轰动（“美妙的语言。”“萨夫琴科先生，真是了不起。”“老兄，这话说得真酷。”），而萨夫琴科的不安被成功的开场白所缓和，也逐渐放松了下来，他觉得没有理由把剧团人员关在火车里了。为什么不走上站台，看看变轨呢？
其实，在后面有一个楼梯是无人看管的，将较高的几层与一个较偏的小厅连接起来；对于那些暗访者，或者想要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离开这里的访客来说，这会是一条理想的线路。确实如此，只是自上而下都设置了路障，这些路障由木栅栏建成，用长沙发和衣橱加固。给人的感觉像是再别无他处来安放这些家当了。房间里确实没有位置。因为阿斯托里亚普通的客房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阁楼偏室，一些穷亲戚就住在主人家堆放的弃置家什中间：浪漫主义风格的大理石雕像散发出一股霉味；灯光微弱的台灯外面罩着一层薄纱灯罩，宛若芭蕾舞女演员的裙子；桌子——好几张——上面铺着东方风格的毛毯；众多的椅子、圆滚滚的长沙发、衣橱大得都能放下蒸汽卡车了；用花纸装饰的墙壁如同万花筒一般；镶金相框的绘画，画的是水果和田园生活；阴冷的天鹅绒窗帘背后，床铺隐匿在洞穴一样的凹室里。所有这一切都充斥在一片暗如墓穴、密不透风的区域（在冬天是不能开窗的，就算可以打开，也不会有人这么去做），这片区域有火车隔间的四倍大小。当然，酒店也有相对宽敞一些的住处，都是些五六个房间组成的套间，但是装饰风格却别无二致，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莉迪亚小姐和那些年轻人对这个场面的反应很窘迫，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西方人碰面；他们在使用英语时的犹豫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此前在莫斯科外国语学院枯燥地学习这门语言，但却从未有机会在真正的外国人面前练习过；他们瞪着那些美国人，仿佛把他们当做是象棋迷局中的一兵一卒，这同样情有可原。但是萨夫琴科同样给人留下了局促不安的印象，仿佛他宁肯在卢比扬卡[9]走一遭，也不愿意面对现在的苦差事。这同样情有可原；不过你一想战争期间的那两年，他一直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做参赞，这就有些奇怪了。即便如此，他见到这些美国人的样子就像是见了外星人一样，一时间竟令他张口结舌，于是他装作不说英语的样子，用生硬的俄语致了一个简短的欢迎辞，然后让莉迪亚小姐来翻译。“我们希望诸位都能旅途愉快。你们在冬天见到我们，可真不是时候。冬天并非一年中的好时节。但是我们有个说法，现在来总比不来好。你们的到来对于推进和平之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听到炮声，缪斯便会沉默；如果炮声沉默，就能听到缪斯的声音。”
即便如此，《波吉与贝丝》剧团的大多数人员还是认可了阿斯托里亚的居住条件，因为许多人此前都早有预料，他们所预想的比这里要“糟糕得多”，因此，他们反倒是觉得这些房间“挺惬意的”，“有那么一点氛围”，还有，作为制作方最在行的宣传人员，维勒姆·范·鲁恩称之为“充满了新艺术的魅力。真不赖”！然而等到整个剧团初次进入酒店大厅，和一群中国显贵还有穿着长筒靴的哥萨克骑兵挤作一团时，他们才意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实际入住房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而且有待商榷。
他的下颌稍稍短了一截，眼睛略微有些凸出，有发福的趋势，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形象依然很伟岸——超过六英尺的身高，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样子，握起手来像是碾碎坚果的粉碎机一样有力。站在他旁边的两位年轻的助手看起来就像是体弱多病的孩童，尽管这俩人——萨沙和伊格尔——也都是身材魁梧的大男孩，肩膀十分宽厚，和他们身上的皮领大衣并不协调；而亨利则长着蜘蛛一样的细长腿，大耳朵冻得通红，红到发紫，他用性格上的活跃来弥补身材方面的缺陷。
阿斯托里亚在分配房间——尤其是套间——时似乎是遵照着某种特殊的礼仪规范——抑或是他们完全没有礼仪规范——无论怎样，这都让一些人觉得很是愤懑。南希·莱恩自告奋勇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俄国人的房间分配是根据“人人歌剧团”的薪酬状况而定的：“你得到的越少，他们给你的就越多。”无论原因如何，几个主要演员以及那几个大牌人物——也就是这次随团的几位——觉得这一做法“着实荒唐”，“不可思议，伙计，真的不可思议”，舞台助理和管理服装的女工作人员、木工和电工被径直带往贵宾套房，而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在酒店看来却应当知足地待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们没开玩笑吧？”莱昂纳德·莱昂斯说道。剧团的另一个嘉宾——纽约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他的抱怨也合情合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给他安排房间。格什温太太也没有安排，她这会儿正剩在大厅里，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面，维尔瓦·布林和华纳·沃森二人正在宽慰她。
很快，美国人就把这些名字分类简化，这些姓名的主人也就成为了他们所熟悉的莉迪亚小姐、亨利、萨沙和伊格尔；后面这几位来自文化部的年轻人和中年的莉迪亚小姐一样，是被指派给剧团当翻译的。但是五人组的第五位成员：尼古莱·萨夫琴科，你就不能管他叫尼克。萨夫琴科是文化部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负责这次《波吉与贝丝》的巡演工作。
“别着急，宝贝儿，”布林夫人说，她是头天晚上坐飞机抵达这里的，和她的丈夫被安排在阿斯托里亚金碧辉煌的六居室里，真可谓惬意。“俄国人办事也许会磨叽一点儿，也许会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但是不管什么事情，最终还是会理顺的。你看看我去莫斯科那会儿的情形就知道了，”她又接着说，她说的是去年十月去莫斯科访问的事儿，那次访问跟这趟演出有关。“我足足花了九天的时间去做两个小时的事儿。但是好在最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在这些外交特使当中有一位中年妇女，稀疏的头发像洗碗水一样的颜色，除了她的眼睛之外，整个脸长得很慈祥。而那双眼睛是暗灰色的，还带着乳白色的斑点，有着一种上了防腐药似的釉色，和她表情中呈现的欢快并不协调。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布料大衣，还有一件褪了色的黑色外套，外套的胸部向下凹陷，那是象牙玫瑰太重给压塌的。在介绍她自己和同事的时候，她一口气念出所有人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像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你们将与萨沙梅娜莎迪奥姆肯克林斯基埃沃斯伊万诺夫斯基尼古莱萨夫琴科普利希茨基亚格鲁琴科里基索曼连科……幸会。”
“放心吧，李，”华纳·沃森正用一只愤慨的手理着他灰白的短发。“放心吧，亲爱的，我们会解决住宿这一档子事儿的。”
剧团里有小道消息说应该会允许我们在此下车，也许在换轨和加餐车的时候，还会允许我们游览一下这座城市。莱昂纳德·莱昂斯是最期盼能够如此的人。“光坐在火车上，我根本完成不了一天写一千个单词的任务。我需要出去活动活动。”莱昂斯甚至还跟剧组商量他想怎么个活动法。他希望他们能够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闲逛的时候唱黑人灵歌。“这是个很好的故事，而且很能展现演技。我奇怪布林怎么就没想到。”列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大开，但是在莫斯科文化部五名代表上车之后，立刻又关上了。
“亲爱的，我很开心，亲爱的，”格什温太太宽慰着他俩。“我就在想，能来这里可真好啊。”
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抵达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政治英雄们的雕像外面刷着一层劣质的银色，颇像那些在伍尔沃斯兜售的人像纪念品，在通往车站的最后一英里沿途向我们挥手致意。车站位于一块高地上，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昏暗、忧郁，主导这幅画面的是远处的一座一座东正教堂，尽管暮色渐浓，但那洋葱式的屋顶和马赛克的塔楼仍旧投射着它们的东方色彩。
“想想我们真的都挺过来了，”布林夫人在她边上说，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还有那群和蔼、善良、可爱的人们，火车到站的时候，他们看起来不是挺可爱的吗？”
这个小插曲使得火车晚点了四十五分钟，还导致了其他一些不良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连累了特沃普，因为那些俄国人在搜寻的过程中，对于2号车厢因为养狗造成的某些状况大为震惊。特沃普的主人——玛丽莲·帕特南事后说，“我跟他们直话直说。我说，既然不让我们下车，你们说还能怎么着？这下他们闭嘴了。”
“可爱着呢，”格什温太太瞟了一眼她进站时收到的那些花，它们已经打了蔫儿。
而乔基姆确实是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从追捕他的那帮人身边擦肩而过，纵身跃上火车，挤进一节车厢，把他的大衣、照相机和帽子都藏到了座位下面，而为了进一步伪装自己，他还偷偷摘下了那副角质架眼镜。几秒钟过后，等到那群愤怒的苏联人冲上列车时，他镇定自若地佯装自己是剧团的翻译，帮他们追捕那个肇事者，顺着每节车厢挨个搜查。华纳·沃森从睡梦中惊醒，面对这番情形，他是最笑不起来的一个。他发话说要好好训斥一番乔基姆。“这个嘛，”他说，“可真不是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式。”
“还有酒店也挺漂亮的，不是吗？”
“我倒希望他们抓住这个家伙，”莱恩小姐冷冰冰地说。“抓住他，还有他那该死的照相机。我就知道他会给我们惹麻烦的。”
“是啊，维尔瓦，”格什温太太面无表情地说，似乎她朋友的一番热忱开始令她感到了厌倦。
有件事来得十分突然，还没等到莱恩小姐的仰慕者向她暗送秋波，他就加入到了一小队俄国军队的行列，在月台追捕罗宾·乔基姆。乔基姆这个摄影师真是太过积极了，本来他下车就已经违反了规定，现在又尝试着拍照，更是错上加错。眼下他正在铁轨间以之字形迂回穿梭，勉强躲过了一名女工向他挥过去的愤怒的铁锹，也侥幸逃过了一名卫兵的擒拿。
“他们一定会给你安排一间漂亮的房间的，李，”布林太太说道，华纳·沃森也接着她的话茬儿，“要是你不喜欢，你可以换啊，你想要什么样儿的都成，李，总之我们都会搞定的。”
“如果我爱上了一个俄国人，”莱恩小姐说。“那会不会是条彻头彻尾的不归路？实际上，我母亲担心我会这样。她说要是我跟任何一个俄国人谈恋爱，我就用不着回家了。但是，”她又接着说，她的目光再一次转向那个军官，“如果他们都像这个样子……”
“亲爱的，拜托了，这无足轻重，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儿罢了。如果他们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我是不会指望挪位置的，”格什温太太说道，她已经下定决心，而她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注定要坚持换上三次住所。
“可怕什么啊，亲爱的？”西格彭小姐问道。
文化部代表由尼古莱·萨夫琴科率领，这个人长着一副商人模样，身高六英尺，气宇轩昂，眼下他正在安抚大家、矫正过失，向每个人承诺他们能够得到理应得到的房间，忙得焦头烂额。“耐心，”他们当中有个人恳请各位，说话的是莉迪亚小姐，那个中年的俄国翻译。“别再添乱了。我们的房间数是够的。没人会露宿街头。”南希·莱恩说她倒是不会介意露宿街头，她提议我俩逃离大厅里这混乱的场面，出去走走的好。
“不过我得说，”莱恩小姐说，“这些男人棒极了。”她的注意力放在火车外两个军官的身上，他们在车窗外踱来踱去，高大健壮又沉默寡言的那种类型，嘴唇很薄，面庞刚毅，历经风霜。其中一个抬头望去，目光正好对上了莱恩小姐那双碧蓝的眼眸和那头金色的长发，脚步较之同伴慢了下来。莱恩小姐呜咽着说，“噢，不会这么可怕吧！”
圣艾萨克广场的一边是一条源自涅瓦河的运河，到了冬天，涅瓦河就像是冰冻的塞纳河一样，蜿蜒穿过这个城市，而广场的另一边是圣艾萨克大教堂，如今已经成为反宗教博物馆。我们朝运河的方向走去。灰蒙蒙的天空，不见了太阳，空中雪花漫舞，像尘土飞扬，翻滚飘浮，如同是水晶球玩具中的雪花。时至正午，广场上却不见车水马龙的喧嚣，偶有一两辆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经过，打着车头的前灯。不过时而有一些马拉雪橇在布满积雪的人行道上滑行。一些滑雪的人正沿着涅瓦河两旁的路基悄无声息地经过，母亲们则是把她们的小孩儿放在小雪橇上，拖着雪橇前行。穿着黑色毛皮大衣的孩子们在人行道上溜着冰，像是乌鸦俯冲而过，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其中有两个孩子停了下来，打量着我们。她俩是孪生姐妹，都是九十岁左右的年纪，穿着灰色的兔皮大衣，戴着蓝色的天鹅绒帽子，把一双溜冰鞋一分为二，各穿一只，然后手牵着手，一同滑行，虽然各自只穿了一只溜冰鞋，她们的平衡却掌握得很好。她们不解地望着我们，棕色的眼睛十分可爱，似乎是想弄清楚我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哪里：是我们的着装？是莱恩小姐的口红？还是她散落一头的金色卷发？在俄国，大多数外国人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路人微微皱着眉头，觉察到你的某个方面有所异样，却又一时不能准确说出究竟是什么地方存在不同，他们停下来，瞪眼看你，不停地回头瞥上一眼，甚至常常有一种跟踪你的冲动。这对孪生姐妹跟着我们来到了一座横跨涅瓦河的人行桥，注视着停下来看风景的我们。
“我倒要瞧瞧有没有人也那样对我，”西格彭小姐带着一种警告的语气回答道。
这条运河俨然成了一条被大雪覆盖的沟渠，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他们刺耳的大笑声夹杂着敲响的钟声，二者都搭乘着从芬兰湾吹来的凛冽寒风。光秃秃的大树被冰雪所覆盖，在宫殿正面建筑的肃穆背景下闪着银光，这些宫殿沿着河堤一字排开，一直延伸到远方的涅夫斯基大街。列宁格勒目前是一座有着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北端的大都市，这座城市依照沙皇的喜好而修建，而沙皇的喜好更偏向于法式和意大利式的建筑，不仅是体现在风格上，而且体现在涅瓦河沿岸以及其他一些旧街区的宫殿配色方面。巴黎式的那种黑色调与灰色调占主导，而不经意间，又随处可见一些奔放的意大利式的五颜六色穿插其中：一座绿色的宫殿，又带有鲜艳的赭石色、浅蓝色和橙色。有少数宫殿已经被改造成了公寓套房，多用作办公场所。彼得大帝获得了当局极高赞誉，因为他把这些科学引介到了俄国，或许他也会赞同将不计其数的电视天线如同一群金属昆虫一般安置在他昔日帝王之城的屋顶上吧。
“这儿就是这样，亲爱的，”杰克逊说道，他朝着手上的一枚戒指哈了口气，然后在衣襟上擦了一下。“男人过的都是斯波廷的日子。”
我们走过大桥，闲庭信步地穿过敞开的铁门，走进一座蓝色宫殿外闲置的庭院。这是一座迷宫的始发点，也是一座极寒的城堡，一个接一个的庭院连成一片，连接它们的是拱形走道和地道。穿过狭长的街道，街道被大雪覆盖，万籁俱寂，只有拉雪橇的马儿踏雪的蹄声，飘荡的钟声，偶尔那对孪生姐妹的笑声还在我们的脑后回荡。
“这难道不叫羞耻么，”西格彭小姐说。“女士全在那儿辛勤劳作，男的却在一旁优哉游哉，真不害臊！”
寒冷像是麻药；我渐渐开始感觉麻木，足以经历一次大手术了。而莱恩小姐却不肯回去。她说，“拜托，这里是圣彼得堡。这里可不是想来就来的。我想尽量多看一点。我最好把握机会。从现在开始，你知道，我会在哪儿呆着呢？锁在房间里，给布林夫妇打着无聊的长篇大论。”可我明白，她在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待上太久，她的脸红得好似喝醉了酒，鼻尖上的冻疮已经发白。几分钟过后，她头一回感到有些疼痛，于是准备返回阿斯托里亚酒店了。
铁路沿线，一群群裹着头巾的妇女正挥舞着铁锹铲雪，头巾就像是羊毛质地的面纱；她们只有在用那未戴手套、冻得通红的手来擤鼻涕时才会停下活计。如果个别人瞟了一眼蓝色特快，还会遭遇几个游荡的民兵严厉的目光，而这些民兵自己却把双手塞在大衣口袋里。
可麻烦来了，我们迷路了。那对孪生姐妹见我们在相同的街道和庭院里打转，可乐坏了。她俩高声尖叫，大笑着抱作一团，此时，我们找到了一位正在砍柴的老人，央求他为我们指路，我们不停挥舞着胳膊，就像是时钟的指针，大声说着，阿斯托里亚！阿斯托里亚！那个砍柴人并没有听懂我们的意思；他把斧子放在一旁，然后陪着我们一起到了街头的转角，在那里，他让我们当着他三个皮肤黝黑的朋友的面，将刚才的手势再比划一番，可三个人全都摸不着头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示意我们到了另一条街。途中，出于好奇，一帮提着小提琴箱包的男孩子，还有一位妇女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这个妇女一定是个屠户，因为她的大衣外面裹着的围裙上溅落着血迹。这群俄国人喋喋不休，争执不下；我们觉得他们会带我们去警察局，管它呢，只要是暖和的地方，我俩都不会介意。眼下，我鼻孔中的液体已经凝固，眼睛已经冷得无法聚光。不过，我依然能够看得很真切，我们忽然之间又回到了涅瓦河的人工桥上。我想一把拽起莱恩小姐的手，一路小跑。可她觉得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一直不离不弃，理应看到谜团解决。从那个砍柴人到小提琴手，整个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那对孪生姐妹，她们滑在最前面，就像穿花衣的吹笛人，护送着我们穿过广场，径直来到阿斯托里亚的入口处。国际旅行社的一辆豪华轿车正停在酒店门口，他们围住这辆轿车，然后向司机询问有关我们的情况，我们冲了进去，一屁股瘫在座椅上，大口呼吸着温暖的空气，犹如长时间待在水下的潜水员。
我们正在向边境线靠近，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证明了这一点：光秃秃的木制警戒塔，与美国南部关押犯人的农场不无相似。警戒塔分布距离相隔很开，沿着这块荒芜的土地延伸，像是巨型电线杆。其间离我最近的一个，我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人正在透过望远镜观测行进中的列车。我们的列车在绕弯处减了速，缓缓停了下来。我们到了一个换轨的地方，四周被迷宫似的铁轨和停靠的货车厢所包围。这里便是苏联的边界线了，离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尚有四十分钟的车程。
莱昂纳德·莱昂斯走了过来。“看来你们出去了一趟吧，”他说。莱恩小姐点了点头，而莱昂斯则压低了声音，问道，“有人跟踪你吗？”
“拜托，借过，”莱恩小姐说。“把窗帘拉起来。”
“有啊，”莱恩小姐回答道，“成群结队的人。”
奶酪和水果午餐的残留物散落在6号车厢的桌面（还有地毯上）。午后两三点的阳光在莱恩小姐手中把玩的基安蒂红葡萄酒杯里熠熠生辉。“我特别喜欢喝酒，”她热切地说。“我十二岁那年就开始喝了，而且还喝得挺多。我没有变成酒鬼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抿了一口酒，又叹了一口气，其间那种知足的感觉大致反映了此刻的心情。西格彭小姐和她的未婚夫两人共饮一杯基安蒂红葡萄酒，他们正依偎在自己座位的一角，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这种令人昏昏欲睡、催人入梦的咒语被一阵敲门声所打破，有人说了句，“我们到了。俄国。”
大厅里摆放了一个剧团的公告牌。上面贴的是剧团彩排的相关日程安排，以及苏联方面作为东道主提供给他们的娱乐项目列表，其中包括在首演前几天里的几场芭蕾舞和歌剧，参观新建成的列宁格勒地铁，访问冬宫博物馆，还有一个圣诞宴会。紧接着在“准点无误”的标题下面列出了用餐时间，考虑到俄国剧院的演出下午场在正午开始，而晚间场在八点开始，所以餐点时间安排如下：早餐，上午9：30；午餐，上午11：00；晚餐，下午5：00；夜宵，晚间11：30。
“哎呀，别生气啦，”戴维对他说。“我们只是玩得很开心而已啦。”
但是就在第一天晚上五点钟的样子，我正在浴缸里享受着热水澡，早已将晚餐事宜置之脑后。浴室隶属于分配给我的三楼房间，硫磺色的墙面已经剥落，冰冷的取暖器，破旧的抽水马桶，抽水的轰鸣声仿佛山涧的溪水。这只浴缸大约是1900年制造的，早已是锈迹斑驳，而从水管涌出的水跟碘一般棕黄；不过水很暖和，还有蒸汽，挺不赖的，我正沉浸其中，慵懒地遐想：楼下阴冷的饭厅之中，剧团人员是否最终能够得以享用鱼子酱和伏特加、烤肉串、俄式薄煎饼和酸奶油。（极为讽刺的是，我事后得知，招待他们的竟与在火车上吃到的每顿一模一样：酸奶和山莓汽水、肉汤、裹了面包屑的小牛排、萝卜和豌豆。）我的水中梦境被外间的一声电话铃所惊扰，我并未理会，而是任其响上一阵，若是你身处家中的浴室，或许也会这么做。后来我意识到这不是在家中，这时我想起，方才我看到这电话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东西对于身处俄国的我来说真是个没用的物件，同电话线被掐断别无二致。我光着身子，身上还滴着水就接了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译员莉迪亚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有人从莫斯科打电话找我。电话放在窗子旁边的桌上。楼下的街道上，一大队士兵正唱着军歌大步行进，而到达莫斯科以来，我几乎很难听到这般雄壮的声音。电话的另一端，找我的人我并不认识：亨利·夏皮罗，美国合众新闻社的通讯员。他问，“你们在那边境况如何？有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内容？”他告诉我说他早就打算来一趟列宁格勒挖掘“重大新闻”——《波吉与贝丝》的首演了，不过眼下他无法成行了，因为他得报道“另一个开幕式”——同一天晚间在莫斯科开幕的最高苏维埃[19]会议。他还问我，等首演结束后，周一他可否再打电话过来，让我告之“演出的进展情况，发生了哪些真实的事件”。我说行啊，我尽量吧。
这个时候，那个俄国乘务员发现了从他的茶壶里面冒出了滚滚浓烟。他一把将烧焦了的热狗从火里抢了出来，扔在地上。然后，一边吮吸着被灼伤的手指，一边骂骂咧咧，骂的什么，从他的声调便可判断，使用的词汇也可想而知，他跑上去把孩子们从车窗前赶开，一把关上了窗子。
这声电话，还有这番在寒室中的惊扰——独自站立，一丝不挂——让我又回到现实中来。根据安排剧团人员应当观看一场芭蕾舞表演，于是我便开始为此着装。但是有一个问题：布林夫妇明确要求男士须系黑色领带，女士则须着短款晚礼服。“这样会显得更有涵养，”布林夫人说，“再说，罗伯特和我喜欢凡事都弄得有参加晚会的派头。”有一小撮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觉得遵守布林夫妇的规定会让他们看起来“很滑稽”，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没人会在任何场合穿得这般正统。我则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穿上了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西装，并且打了一条黑色领带。在着装的过程中，我在房间里四下走动，把挂在墙上的一些水果和花卉画摆正。它们全都挂得歪歪扭扭的，因为莱昂纳德·莱昂斯进行过一番巡查，他坚信阿斯托里亚的房间里都安装了监听装置。剧团大部分人员都赞同莱昂斯的说法，这不足为奇，因为上次从莫斯科大使馆过来的两位美国外交官在柏林的信息通报会上告诉过他们，在俄国访问期间，他们应当“假定”在他们居住的房间里会安上监听装置，他们写的信件也会被拆封。曾把这些外交官的建议称之为“废话连篇”的布林本人，也在不经意间加深了剧团人员怀疑：他公开表示，不管大家的个人想法如何，他希望他们在信件中就简单地写几句俄国是多么“妙趣横生”，他们在这里“过得挺好”；这个要求，有人指出，本身就是个矛盾，要是他不相信我们住在窃听话筒与蒸汽锅[20]的包围之中，那他为什么还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有两个小孩沿着一块狭长的带状池塘在溜冰，池塘位于一片白雪皑皑的森林旁边。他们竭尽全力滑快一些，想赶上我们的列车，随着列车把他们甩在了后边，他们伸出双臂，似乎是要赶上列车上传来的高声问候，还有盖尔和她朋友们的飞吻。
出门的路上，我在楼层的服务台停了下来，把钥匙交给了保安。保安是一个丰腴的女人，皮肤浅白，笑起来像个丘比特娃娃，她在登记本上写下224-1900的字样：我的房间号和离开时间。
然而还没等她关上窗子，盖尔自己一下子就又回归了孩子的本性。“哎，看啊，”她大叫一声，从她正准备关上的那个车窗探出头去。“看啊，孩子们……有人！”
楼下，一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剧团人员整装待发，准备去观看芭蕾舞表演。大伙儿都直挺挺地站在大厅里，像是舞台剧中尴尬的人物造型，这时剧组中的一员——体壮如牛的约翰·麦卡利——跺着脚开始大喊，“我真他妈的不想啊。我不想给他妈的那些讹人的家伙七块五去给我带孩子。”麦卡利抱怨的是俄国保姆的收费标准，他和妻子因为要去观看芭蕾舞表演，所以找了一个俄国的保姆照顾他四岁的女儿。一名保姆的雇用费是三十卢布，国际旅行社酒店给剧组中六个小孩的父母安排了一批保姆；他们甚至给剧组里服装女管理员的那只拳师狗特沃普也安排了一个。三十卢布，按照四比一的汇率，折合7.5美元，收费可是够狠的；而实际上，对那些俄国人来说，三十卢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7美元，他们心想这个收费标准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自然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麦卡利会如此大发雷霆。文化部的领导萨夫琴科气得脸色涨红，而莉迪亚小姐则是面色苍白。布林严厉地冲着麦卡利说话，而麦卡利的妻子——一个腼腆的女人，平日里眼睛都是向下看的——则对他说，能否冷静一点，她可以待在家里带孩子。华纳·沃森和莱恩小姐赶紧催促大厅中的所有人上了车，两辆车都是包车，专供他们在列宁格勒逗留期间使用。
盖尔说她希望我能够理解。“戴维只是个孩子。”盖尔的父亲埃尔文·巴恩斯是饰演波吉的演员之一，她自己只有十一岁，却是剧团的六个孩子里面最年长的一个，这些孩子在剧中都是扮演一些小角色。因为她最年长，她培养了一种在这群孩子中做大姐姐的责任感，对待他们也是采取一种成熟而友善的方式，一种严厉中带着礼貌的方式，这足以成为任何女家庭教师的楷模。“不好意思，”她说着，顺着过道看了一眼，那边有好几个由她照看的孩子设法把车窗打开了，北冰洋的阵阵寒风正灌进车厢。“我恐怕得让他们住手。”
事后，布林为剧团少数成员的“行径”向萨夫琴科道了歉。这次道歉不仅仅是为麦卡利这件事。在早先文化部和“人人歌剧团”签署的协议中，并未包括提供免费酒水的条款。令萨夫琴科大伤脑筋的是，有几个人点了一些饮料送到他们的房间，却拒绝付费，他们还殴打并侮辱了服务员。更有甚者，萨夫琴科注意到，许多美国人将他和他的团队称作是“间谍”。布林也同样感到这种行为“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而萨夫琴科接受了他的道歉，并且说道，“好了，像这么大规模的剧团，我们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一些人拖后腿，这是免不了的。”
“它们就是狼，”戴维说，他长着一只又短又翘的鼻子，一双斜眼睛看着挺凶。“大家都看到了，就在窗外。它们看上去像狗。就是那种警犬，只是体型小一些罢了。它们正干着坏事儿，在雪地里相互追逐。好像闹得挺欢的。我可以打一只的。狼——嗷嗷嗷嗷嗷。”他大喊一声，并且拿着一支西部牛仔的手枪抵住我的肚子。
芭蕾舞表演是在马林斯基大剧院进行的，这个剧院已经更名为基洛夫剧院，这是以那位老一辈革命家和斯大林之友的名字命名的，不过没人管它这么叫。基洛夫于1934年被暗杀，据说因此引发了第一轮的莫斯科审判。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剧的首席女演员加林娜·乌兰诺娃正是在这家剧院上演了自己的处女秀，列宁格勒歌剧团和芭蕾舞剧团目前也常驻在此进行汇报演出，所以这里也被苏联的评论家视为一流剧院。除了威尼斯的费尼切剧院外（马林斯基剧院与之有些相像，二者同样具有18世纪的剧院规模、风格以及供暖系统），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剧院了。不太走运的是，原先的座椅已经换成了木质的，跟学校报告厅里面的那种差不多，它们惹眼的自然色跟马林斯基大剧院简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装潢所使用的那种柔和的灰色与银色形成了过于生硬的反差。
另一个年长一点的孩子——盖尔·巴恩斯——告诉他，“别胡说了，戴维。它们不是狼群，只是普通的狗罢了。”
尽管剧院里寒风飕飕，但我们所有人——包括女士在内——全部被要求把大衣放在衣帽间内；即便是格什温太太，也被强制要求脱掉她的水貂皮，因为在俄国，这被视作不文明的行为，极其不文明。眼下，这条规定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莱恩小姐，这个身材高挑、十分打眼的金发女郎穿着一件低胸无吊带的裙子，紧紧地包裹住身体，身材曲线显露无遗；她沿着走道扭着腰肢的时候，男性的目光纷纷偏移到她的方向，就像鲜花向着太阳。因为这件事，当整个剧团走进剧院时，熙熙攘攘的观众当中产生了一阵骚动。人们驻足观看，好将这些美国人看得更加真切，当然还有他们的黑色领带、丝绸还有身上的珠光宝气。大部分目光都聚焦在厄尔·布鲁斯·杰克逊和她的未婚妻海伦·西格彭身上。他们坐在皇家包厢内，包厢里的皇家徽标已被铁锤镰刀所代替。杰克逊慵懒地将手搁在包厢的边缘，这样，他每根手指上都戴着的戒指就会为众人看得更加清楚，他微微地向左右两侧偏着脑袋，俨然一副维多利亚女王的派头。
“你看见狼群没有？”他问我。
“我都要冻僵了，真希望我刚才没有经历那样的难堪，”莱恩小姐在引座员带她入座的时候说道。“喏，他们觉得我不正经。”你不可否认，周围的俄国女性对莱恩小姐裸露的肩膀投去的那一瞥的确带着几许批评的意味。格什温太太开口了，一袭绿色的常礼服十分合身：“我跟维尔瓦·布林说过，我们就不该穿得那么一本正经。我就知道我们会看起来很滑稽的。好吧，亲爱的，下次可不要这么穿了。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该穿什么呢？”她问道，眼睛四处张望，似乎想从观众身上那令身形走样的蹩脚着装中搜寻什么时尚的线索。“我就没带不漂亮的衣服过来。”
接下来，我又去了3号车厢，家庭团体还有孩子们及其父母就住在这节车厢。这是刚刚放学；换句话说，孩子们刚刚完成了上午的功课，因而正在尽情嬉闹。纸飞机在空中滑翔。孩子们用手指在沾满雾气的玻璃窗上正画着漫画。那个俄国乘务员看上去比他2号车厢里的同事还要沮丧和疲惫，此刻他正忙不迭地保护着苏联的财产，因而没有注意到他的茶壶有什么异样。两个小男孩已经把它拿去烤热狗去了。其中一个叫做戴维·贝的让我也尝一口。“味道不错，对吧？”我告诉他，确实不错。嗯，他说，要是我特别喜欢吃，我可以把剩下的全吃了；他已经吃了十五块了。
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孩，头发既没有梳起来，又没有用橡皮筋扎起来；她剪了一个假小子的发型，这倒是跟她调皮的面孔很相称。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衫，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我指着她，并朝莱恩小姐示意。
她回答道，“别和我说话，”然后朝洗漱间径直蹦了过去。
“哎呀，我认识她呢，”莱恩小姐兴奋地说。“她是从长岛来的，我们一块儿去的拉德克利夫！普丽西拉·约翰逊，”她喊道，而那个女孩，由于眼睛近视，只好眯着眼睛，转过头来。“不是吧，普丽西拉。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向她问好，“早上好啊。”
“天啊。哎呀妈呀，南希，”那个女孩摸着她那假小子的面孔说，“你在这儿干吗呀？”
我又回到了过道，碰见了莱恩小姐，她还穿着睡衣，那是一件红色的天鹅绒男士睡袍。她一只脚在蹦，因为另一只脚接触到了特沃普干过坏事儿后留下的罪证。
莱恩小姐告诉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那个女孩说她也住在阿斯托里亚酒店，她解释说，她获签了一个长期签证，可以住在苏联，学习它的法律，自打她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起，她就对这个领域着迷，她还在拉德克利夫学习了俄语。
赛多利斯点了点头。“冬季的怀俄明。”
“可是，亲爱的，”格什温夫人说道，“这俄国的法律可怎么学啊？它隔不了多久就会变动一次啊？”
“你知道吧，这让我联想起，”艾拉·沃尔弗特拿着一根笛子指着那片贫瘠的土地说，“美国的某处。西部。”
“哎呀，哈哈，”约翰逊小姐说。“嗯，我在这里又不是只做这一件事情。我在写一个金赛报告[21]。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
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国的第一站。到时会有大量的交接工作。列车的车轮会更换，以适应俄国的宽轨距；餐车也会加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文化部的代表会接见剧团，也会陪同大家前往列宁格勒。
“我会认为，”莱恩小姐说道，“那是项研究。”
“噢，这有何难呢，”约翰逊小姐宽慰她说。“我就只管把交谈导向‘性’那个方面；哈哈，你要知道俄国人对此怎么看，你准会大吃一惊的。知道吗，南希，有情妇的男人可真多！或者是希望自己有情妇的男人。我正往《时尚》与《时尚芭莎》投稿呢，我想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
“有啊。只不过写的是诗罢了。我从去年的一月开始就一直在写。我先前还在想兴许能够在火车上写完呢。但是我现在感觉真的是……”她神情沮丧地说。“我昨晚一宿没合眼。手冻得厉害。脑子里一直在想事情。我都不知道人在哪里。”
“普丽西拉属于那方面的天才，”莱恩小姐轻声对我说，这时吊灯渐渐黯淡了下来，乐队指挥也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
沿着过道再往前走，我顺路拜访了沃尔弗特夫妇，他们与赫尔曼·赛多利斯以及华纳·沃森同处一个隔间，那两人是被莱昂斯撵走的，而沃森被夺去的还不仅仅是他的隔间。不过沃森还在睡觉，对于杰克逊有可能不让他当伴郎这件事儿全然不知。赛多利斯和艾拉·沃尔弗特正坐在一块儿，两人的大腿上摊着一张大地图，沃尔弗特太太身上裹着件毛皮大衣，弓身趴在一本手稿前。我问她是不是有写日志的习惯。
这场芭蕾舞表演共分三幕，有两次幕间休息，芭蕾舞的名字叫做《海盗》。一般的苏联芭蕾舞对舞蹈的关注远远小于他们对大制作的热情；而这部《海盗》尽管是他们的轮演剧目当中较为微不足道的一部作品，然而使用到的布景变换同样十分浩繁，有如在无线电城音乐厅或是牧羊女神剧院上演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歌舞杂耍表演。在这两座剧院里，《海盗》一定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只是有一点：在舞蹈设计和演奏技巧上它还没有达到无线电音乐城的高度，而牧羊女神是不会允许有一群被五花大绑的奴隶少女跳舞的场景出现的。《海盗》讲述的主题与《巴奇萨拉的喷泉》十分相似，后者原是普希金的一首诗，经大剧院芭蕾舞团选用，成为津津乐道的获奖作品之一。在《巴奇萨拉的喷泉》里面，一名贵族少女被一个凶残的鞑靼部落首领绑架，被强行掳至后宫，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戏中，她经历了许多悲惨的遭遇。在《海盗船》里面，这个女孩的孪生姊妹也经历了差不多同样的煎熬；剧中，她不幸遇到海难（舞台上电闪雷鸣、惊涛骇浪冲刷船体等特效一一精彩呈现），被一群海盗俘获，之后的三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同上。这两则故事，以及不计其数与之类似的故事，反映出当代苏联戏剧的一种趋势，那就是仰仗于幻想与传说；看起来那些希望在宣传工作者的乐园以外的领域里漫步的现代作者，他们所能发现的唯一安全出口就是可以带他们通往神话故事森林的小路。可是即便是幻想也需要现实的根基，使我们能够想起那些我们所能辨识的东西——人；没有这些，生活的力量便不复存在，艺术也不复存在，而这两者同时缺位的情况在苏联的戏剧中尤为寻常，奉行这套做法的人显然是相信依靠特技特效和科技手段便可以取代那些现实的东西。文化部总在鼓吹俄国是唯一一个产生的艺术文化能与其全体民众相匹配的国家。而那些观看《海盗》的观众，他们的反应便是对这种说法的最好诠释；每一个场景，每一次独舞，赢得的掌声足以让吊灯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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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美国人也同样是意兴盎然。“精彩绝伦啊，简直是梦境，”布林太太幕间休息的时候对格什温太太说，她们趁着这个空当在马林斯基的咖啡沙龙里茶歇。她的丈夫也赞同这一说法。然而在对这部芭蕾舞剧大加赞赏的同时，布林先生，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的面部表情在孩子般容光焕发与巴斯特·基顿式的平静之间不停转换，他的目光中闪烁着一种矛盾心理，他似乎是将《海盗船》与《波吉与贝丝》在外在表现力方面进行一番比较，后者只有三个简单的布景转换；如果以舞台效果的绚丽程度为评判标准的话，那么苏联的观众铁定会对他的作品失望的。
“那敢情好，”杰克逊说道，带着一种完美的崇敬之情深深凝望着莱昂斯。“太绝了，老兄。我看就这么定了。”
“嗯，我不喜欢这部剧，”格什温太太唱起了反调，这时布林夫妇已经走到另一群人当中去了。“看得我真是昏昏欲睡啊。我要是不喜欢，我绝对说不出喜欢来。他们［布林夫妇］简直恨不得把‘喜欢’二字塞进你的嘴里。”这当然就是布林夫妇的处境艰难之处。正如家长带着孩子到邻居家做客，他们始终都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会有什么失礼的行为，做出有损关系或是有所不当的举动。
“他会尝试的，”莱昂斯说。“仅仅是尝试——你等着瞧——就可以让你有机会登上头版呢。”
马林斯基的咖啡沙龙里有茶点出售：啤酒啊，烈性酒啊，山莓汽水啊，三明治啊，糖果啊，还有冰激凌之类的。厄尔·布鲁斯·杰克逊说他饿了：“不过，伙计，那只冰激凌要卖一美元。你猜怎么着，不超过你脚趾头大小的一小块碎巧克力要收多少钱？五美元五十美分。”苏联把冰激凌广而告之为他们自创的美食，自1939年起它在苏联成为了举国热衷的食品，因为那时美国生产冰激凌的机器进口到了苏联。大多数消费者在沙龙里扎堆，一勺接一勺地从纸杯里面舀着冰激凌，一边看着那些美国人摆出照相的造型，有的很随意，有的将啤酒瓶顶在脑门上，有的跳着摇摆舞，还有的在模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杰克逊还有最后一丝疑虑。“你觉得布林先生可以安排，帮我请到其中某个巨头吗？”
第二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我去找了莱恩小姐，结果在一个角落里发现她正旁若无人地吸着烟，烟嘴很长，一群体态臃肿的姑娘和面色铅灰的妇人聚在一起咯咯地笑，对她的紧身长裙和裸露的酥肩评头论足，而她则假装自己并不是她们评论的焦点。和她站在一块儿的莱昂纳德·莱昂斯说道，“看见没有，现在你知道玛丽莲·梦露是什么感受了吧。她在这儿该会引发怎样的轰动啊！她应该办个签证。我这就去跟她说去。”
“没错，”莱昂斯说，“华纳会表示理解的。”
“噢，”莱恩小姐抱怨了一声，“我只希望我能穿上我的大衣。”
杰克逊双眉紧锁，似乎是弄不清莱昂斯这番建议究竟是说真的还是一句戏言而已。“可我已经跟华纳说了。不过也许，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年近不惑的男子走到莱恩小姐跟前，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仪表堂堂，有着运动员般健壮的体魄和学者般的面容。“我真想和您握个手啊，”他毕恭毕敬地说。“我想让您知道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是多么盼望《波吉与贝丝》啊。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弄到了首演的门票。我呢，”他笑着说，“就是那些幸运儿中的一个。”莱恩小姐说她能听到这番话，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留意到他的英语说得很棒，他解释说，在大战期间的好几年里，他都是在华盛顿度过的，作为俄国采购委员会成员之一。“不过你真的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好久都没有机会说英语了——这次让我的心怦怦直跳呢。”你可以从他对待莱恩小姐的态度中感知到一种无比倾慕的感情，他那颗怦怦直跳的心也不完全是因为说英语的缘故。抖动的灯光意味着幕间休息的结束，他的笑容也渐渐地随之散去；如同被一种他无法抵御的冲动抽了一鞭似的，他突然急匆匆地说，“请您让我再见您一面吧。我乐意带您游览列宁格勒。”这个邀请是冲着莱恩小姐来的，但是出于礼貌的需要，也包含了莱昂斯和我自己。莱恩小姐对他说，请他打电话到阿斯托里亚酒店找我们，他把我们的姓名记在一张节目单上，然后写下了他自己的姓名，递给了莱恩小姐。
“比如赫鲁晓夫，”莱昂斯说。“比如布尔加宁。”
“斯蒂芬·奥尔洛夫，”莱恩小姐念着他的名字，这时我们回到了原座欣赏最后一幕。“他挺讨人喜欢的。”
“你的意思是，比如像你这样的？”
“是啊，”莱昂斯说道。“但是他不会打电话过来的，考虑再三以后，他会知难而退的。”
杰克逊告诉他，自己已经邀请了华纳·沃森担此重任。莱昂斯虽说认可了这一决定，不过似乎有些勉强。“听着，”他拍着杰克逊的膝盖说，“你有没有想过请某个有分量一些的人物？”
根据安排，剧团成员要到后台与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们见面。《海盗》的最后一场戏有一部分是在一艘挂着绳索的帆船甲板上完成的，而在演出尾声，随着那些美国人来到了幕后，台上显得有些拥挤，一半的舞蹈演员只好站在甲板上，或者攀爬在绳索上，好看上一眼这些西方的同行。他们进场以后就博得一阵欢呼和长达四分钟的热烈掌声，直到后来布林致辞开始，现场才完全安静下来。布林致辞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应该是我们为你们鼓掌。诸位令人震撼的艺术造诣令我们对这个夜晚永生难忘，我们希望周一晚上，我们的表演也能作为对诸位带给我们愉悦的微薄回报。”在布林结束致辞以后，马林斯基大剧院的主管也讲了几句，那些芭蕾舞女演员——汗水从她们的化过妆的面庞渗了出来——蹑手蹑脚地走近那些美国演员，她们化过妆的眼睛转动着，盯着这些人的鞋，嘴唇发出惊叹的声音，起初有些羞涩，随后便大大方方地摸着他们的衣服，在指间捋着丝绸与塔夫绸。其中一个伸手抱住了剧团一个女演员的腰，那个演员名叫乔治娅·伯克，是一个和蔼热情的女士。“怎么啦，小宝贝儿，”伯克小姐说，“要抱就尽管抱吧。知道有人喜欢你，这可真是不错啊。”
“好极了。确实是好极了，厄尔，”莱昂斯一边说，一边潦草地做着记录。“棕色燕尾。香槟色缎面翻领。那——谁当伴郎呢？”
剧团准备发车返回阿斯托里亚酒店，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将近凌晨一点了。这车活像滚动的冰箱，与在麦迪逊大街上的公车座位布局一模一样。我坐在最后一排的长条座椅上，两边坐的是莱恩小姐和翻译莉迪亚小姐。街灯将空旷大街上的积雪照得泛黄，灯光在窗边闪烁，就像冬日里的萤火虫，莱恩小姐看着车窗外说，“这些宫殿在灯光的映衬下看上去可真美啊。”
后来，我把自己收拾干净了，便开始到处转悠。住在1号隔间的莱昂纳德·莱昂斯正和厄尔·布鲁斯·杰克逊进行专业的会谈。显然杰克逊已经克服了对莱昂斯的“爱情共振”可能“不完美”的恐慌，因为他正在跟莱昂斯描述接下来在俄国举办的婚礼情况。
“没错，”莉迪亚小姐压制住了倦意绵绵的呵欠，“这些私宅的确是很漂亮。”然后，仿佛突然间惊醒一般，她又补充道，“曾经的私宅。”
我带着一块沾满雾气的镜子去了洗漱间，准备刷牙的时候用，随后，我又加了肥皂，弄出一些剃须膏来。黏糊糊的，却也能凑合着用。
第二天早上，我与莱昂斯和格什温太太去涅夫斯基大街购物。涅夫斯基大街是列宁格勒最重要的街道，论长度，涅夫斯基大街不及第五大街的三分之一，而论宽度，却是其两倍；横穿街面上一道道奔涌的车流不但非常危险，而且没有意义，因为街道两旁的店面都是国营百货商店，除了商品的分类摆放不同，所售商品全是一样的，其价位也一样。那些喜欢讨价还价的顾客或是试图寻求一些“特色商品”的买家会发现，在涅夫斯基大街购物着实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但是这个乘务员摇摇头，结束了这次检查。绝对不行，不，他不肯把热水贡献出来。因为像那些绅士们的胡茬长得还不足以让他作出这样的牺牲，况且，出门在外，“现实”一点的人都没指望去刮什么胡子。“我的水是泡茶用的，”他说。“热茶香甜又醒脑呦。”
莱昂斯出发时带着零星的期许，希望能挑中“一件像样的法贝热[22]”，回家后带给妻子。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几乎把所有法贝热创造、专供皇室御用的宝石彩蛋和宝盒都卖给法国和英国的收藏家了；他留在俄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还在列宁格勒修道院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兵工厂展出。如今，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小法贝热盒子的起价都在两千美元以上。然而这些信息全然没有影响莱昂斯，他满脑子想的是他一定能在委托行迅速找到法贝热并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到。看来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有这样的物品出售，那么在这样的国营典当委托行，俄国的同志们可以将他们秘藏的传家之宝转换为当场交付的现金，或许这是你能找到法贝热的唯一一个地方了。我们去了几家冷风嗖嗖的店面，都带着拍卖大厅里“确认成交，下一件拍品”的忧伤。
他走到每个人面前，用指尖刮着他们的脸，仔细检查他们的胡茬是不是又短又硬。这一温情举动令人难以忘怀。“伙计，”达吉·詹姆斯说，“他可真是体贴入微啊。”
在一家最大的店铺里，一个玻璃橱窗跟整个屋子的长度一样，里面摆放着各种物件，甚为壮观，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品混在一起，犹如达达主义[23]艺术家的实验。一排排的二手鞋，旧得已经不能再旧，连这些鞋原先的主人们脚的形状，你在心中都能够辨认出来。这些鞋如珍宝一般整洁地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事实上，每双鞋的标价在50美元到175美元之间；鞋的两旁摆放的是一排帽子，有钟形女帽和天鹅绒圆帽；在帽子的后面，橱柜中超现实主义物件的种类和价值呈螺旋上升：一部破损的电风扇（30美元），一个弄脏了的粉扑（7美元），一把用断牙制成的琥珀梳子（45美元），失去光泽的网眼手提包（100美元以上），一个银质的雨伞把（340美元），一副极为普通的象牙国际象棋，其中的五个卒还不知去向（1450美元），一尊赛璐珞大象微雕（25美元），一个已经破碎的粉色石膏玩具娃娃，像是被雨水淋过（25美元）。所有这些物件摆放得有好几码长，而且精心放置并贴上序号，这样良苦的用心看起来就像是在展示纪念品，比如某个你所深爱之人的遗物，而正是这一点——这种陈列方式中所流露出的敬意——才使其如此令人动容。莱昂斯说道，“你觉得谁会去买这些东西？”不过他只需向四下张望，就会看见有人抛开所有其他的展品，唯独发现裹满蜘蛛网的风扇和银质伞把仍旧迷人、仍旧合意、仍旧物有所值。按照俄国的历法，距圣诞节已经只有两周时间了，不过俄国人倒更喜欢在新年的时候赠送礼物，这些委托行与涅夫斯基大街沿路的店铺一样，里面也是人满为患。虽然莱昂斯没有淘得一件“法贝热”，但还是有一个典当商拿出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十九世纪的鼻烟盒，它是用一块硕大的黄宝石将中间掏空后一分为二制成的。不过价钱嘛——8万美元，这个价位超出了这位买家的预想。
位于2号车厢的洗漱间没有供热装置，十分阴冷。洗脸池已经生锈了，照例装着两个水龙头，一冷一热。糟糕的是，两个水龙头滴出来的全是冰水。第一天早上，洗漱间门口就排起了长龙，男人们一手握着牙刷，一手拿着刮胡刀。乘务员正给沏茶的小火加燃料，忙得不可开交，达吉·詹姆斯想要把他喊过来，将他沏茶的热水匀一些过来，可以“让我们这帮人好好刮刮胡子”。大伙儿都觉得这点子不错，只有那个俄国人不这么想。因为翻译把这个要求说给他听以后，他看着茶壶，仿佛那咕噜咕噜冒着气泡的水里是熔化了的钻石。于是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格什温太太打算给《波吉与贝丝》剧组的每名成员赠送一份“非常好的”圣诞礼物（“毕竟，亲爱的，这是剧团第四次在一块儿过圣诞节了，我衷心希望对亲爱的剧组成员们聊表寸心啊”），为此她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物件要补齐，即便她已经从柏林运来了一箱子礼物。因此，我们在涅夫斯基大街的人山人海中奋勇前行（“你不可否认这里真的无处不活力四射”，莱昂斯如是说），走进了一家皮毛商店，那儿最便宜的紫貂皮短款夹克衫标价11000美元，这价格与其说是待售，不如说不售。然后我们又到了一家古董店，据国际旅行社介绍，这里是列宁格勒最“雅致”的一家古董店。结果这些古董原来是些二手电视机、冰柜、老旧的美式电风扇、一些零碎磨损的彼得麦式家具和大量的油画，画的是一些不知名的历史事件。“你以为呢，亲爱的！”格什温太太问。“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俄式古董。就算有的话，也都是法式的。”我们又去了两家高档食品商店求购鱼子酱，这两家店就是当地的旺多姆广场[24]；里面出售非洲菠萝、以色列橘子、中国的新鲜荔枝；可就是没有鱼子酱。“我怎么、怎么会以为这就是工人们抹在面包上的黄油呢？”格什温太太神情沮丧，说她想去喝杯茶，怀着这个冲动，我们一下子就去了一家苏联版的施拉夫特[25]。这个茶馆位于地下室，像是个地牢，服务员穿着及膝的长筒靴，戴着用桌巾纸做的冠状头饰，端着一盘盘的冰激凌，还有不太像是糕点的糕点，蹚过沾满泥浆的地面，呈到一些神情阴郁的中年妇女跟前。不过格什温太太不得不接受喝不上茶的现实，因为根本就没有桌子，甚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天啊，”厄尔·布鲁斯·杰克逊看着车窗外说，他刚刚醒来，还睡眼惺忪地挠着痒。“我告诉你啊，他们这儿不种橘子。”
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买过一件东西。格什温太太决定去一家百货商店看看。途中，莱昂斯因为手上带着部相机，时不时地停下来照相，拍那些卖火柴的妇女和拖着圣诞树的桃腮少女，还有在冬季卖人造玫瑰的街角花店，用纸做成的郁金香插在花盆中，就好像它们是真花一样。他每到一处驻足摄影，都会引起行人的拥堵，这些观众们静静地朝他微笑，偶尔也会面露怒气，如果他把他们也拍进去的话。眼下，我注意到有个人总是在那群观望者中露面，却又不像是跟他们一伙的。他总是站在人群的后面，是个身材敦实的歪鼻梁。他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大衣，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26]帽，一副防风墨镜遮住了半边脸，那墨镜看上去就像是滑雪者戴的。在我们进入百货商店之前，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十点钟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发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世界，河流与原野全都结了冰。四下里，一排排的杉树阻隔了这茫茫一片的雪白，像是白纸上打印出来的一行行铅字。乌鸦在天空中飞行，如同是在冰块一样坚硬而晶莹的空中溜冰。
这个商店让人不禁联想起狂欢节的小巷，商店由柜台和凹室组成，里面的架子上看起来大都堆着一些射击场上的奖品：看着很眼熟的廉价玩具娃娃，丑陋的金属茶壶，石膏做的动物模型，还有一套梳妆用具，嵌在一团皱巴巴的棺材白绸里。格什温太太被这腐臭的胶味熏得忍无可忍，觉得我们应当马上逃离这个“皮革制品”区，随后她以更快的速度逃离了卖香水的柜台。
我被冻醒了。雪花从打开的车窗缝隙中飘了进来。我的卧铺下面已经有了积雪，足够捏成雪球了。我起身去关车窗，庆幸自己是穿着衣服睡觉。冰雪模糊了车窗，我擦出一块清晰的区域，朝车窗外望去。天际有日出的迹象，然而依旧是一片黑暗，晨曦的色彩留下的痕迹如同金鱼在墨水中游动。我们正处在城郊。废弃的水泥地两旁是一些农舍，在路灯的灯光下看起来像是住宅区。列车隆隆驶过一座横跨街道的铁路桥；桥的下面是一辆老态龙钟的有轨电车，里面满是上班的人，电车歪歪斜斜地拐过一个弯，像一个快要散架的长雪橇。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站，我方才意识到这里一定是华沙了。在一个满是积雪的昏暗站台，人们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一起，不停地跺着脚，拍着耳朵。我注意到我们的乘务员——那个泡茶的家伙——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当中。他的手冲着列车比划，嘴里还说着些什么令他们捧腹的话，口中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弥漫。笑声还在延续，人群当中，有几个人朝列车的方向径直走去，我又回到了床上，因为显然他们想透过车窗往里看。他们的脸接二连三地往玻璃上贴，全都挤得变了形。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短促的尖叫声。这声音来自于离我们较远的一节车厢，听上去像是多洛雷斯·斯旺。要是她醒来之后看到这番景象，看到某张结了霜的面孔，这尖叫声倒是情有可原。尽管这声音还未惊扰到我那些同伴们，但我还在等待着车厢内响起一阵喧闹，然而沉寂依旧，只是特沃普开始用一个固定的节奏汪汪地叫唤，那声音将我再度送入了梦乡。
一群人跟着我们在商店穿行，我们到了一间卖帽子的凹室，我去试了一下仿波斯羊羔毛做的帽子，三十好几个俄国人笑得合不拢嘴，争先恐后地要我买这买那，他们把我当成是模特一样把各种帽子不停地在我头上戴上取下，并要售货员多拿些，再多拿些，直到最后帽子在柜台上堆得都塌了。有人弯腰从地上捡起一顶来；此人正是戴滑雪眼镜的那个家伙。我买的那顶帽子完全是胡乱选择的，事后证明大小并不适合。就这么一顶仿制的阿斯特拉罕帽花了我45美元；而拜苏联商店现行的复杂付款方式所赐，又花了我四十分钟才完成了这笔交易：无论是最不起眼的杂货店，还是莫斯科的国营百货商店，采用的都是这种付款方式。首先，售货员把收货单据给你，你得自己拿到收银台，在收银台的跟前，还得一番空等，因为这里的收银员是拿算盘在算账，这绝对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不过呢，某些聪明的苏联人应当发明点钞机；付钱以后，收银员会把收货单据盖上章，你再把这个带回给售货员，这时他们正忙着接待后面的五个人；不过最终，售货员还是会接过你的单据，然后去收银员那里核实，再回到柜台，把你买的东西交付给你，再告诉你去包装部，到了那儿你还得再排一条长龙。到了最后，我得到了装在绿盒子中的那顶帽子。莱昂斯这时有意给自己也买一顶帽子。“拜托，亲爱的，”格什温太太对他央求道，“别让我们再把这个流程走一趟了。”
“睡吧，”莱恩小姐说。车窗边呼啸的北风似乎应和着她的要求。列车尖叫着穿过隧道。于我而言，当我和衣入睡以后，感觉仿佛整晚都身处隧道之中。
我们离开商店时，那个戴滑雪眼镜的家伙已不见了踪影。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一群人的边上，这些人正看着莱昂斯在积雪覆盖的院子里给卖圣诞树的摊贩们拍照。正是在那个院子里，我把那个装帽子的盒子弄丢了；我当时一定是把它放在一旁，拍着已经快要冻僵的双手。直到走过好几个街区之后，我方才发现东西丢了。莱昂斯和格什温太太都自告奋勇地回去寻找。不过这全无必要。因为正当我们回头时，我们看见了那个戴滑雪眼镜的朝我们走了过来，手上拿着的正是那个装帽子的绿盒子。他微笑着递给我，歪鼻梁也抽搐了一下。还没等我说声谢谢，他就拂了一下帽子，径直走开了。
“你听，”西格彭小姐轻声地说，她也觉察到了手风琴的声音。“那是朱尼尔，”她说道。她说的那个朱尼尔是朱尼尔·米格奈特，剧组成员之一，只有十几岁。“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很孤独？他来自巴拿马。此前从未见过雪。”
“啊，嚯嚯——这可以称得上是巧合么？”莱昂斯高声说道，精明的眼神中闪过一道兴奋。“噢，我认出他来了！”
不一会儿，我躺在那里，就感到了寂静穿越了整列火车，正如蓝色灯泡冰冷的色调渗透到了每一节车厢。冰霜在车窗的四角蔓延，像是在背面织网。音量调小了的广播里俄罗斯三角琴乐队正在演奏振颤的音乐；和着三角琴声的是某人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奏出的手风琴声，就像一种奇异而孤寂的对位协奏。
“我也一样，”格什温太太坦言。“可我觉得这挺贴心的。他们这样悉心地照顾我们，真是让人好生欢喜。这给人一种受保护的感觉。啊，亲爱的，”她说道，语气像是决意要说服莱昂斯接受她的观点，“在俄国，你不会丢任何东西，想到这个，是不是种宽慰？”
西格彭小姐又打了个呵欠。她把被子一直拽到下巴那里。“我是准备睡了。”
阿斯托里亚酒店，我用完午餐，与艾拉·沃尔夫特乘电梯上行，她是前任战时通讯员，这次据说是打算写一篇关于“人人歌剧团”的文章，投稿给《读者文摘》。“不过我还在寻找新闻线索。现在这些情景，在我看来，全是千篇一律，”沃尔夫特告诉我。“在这儿你没法跟任何人说话。我说的是俄国人。这里给我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每次我谈到政治话题，得到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我那时跟萨夫琴科说话，他可是个聪明人，我对他说，鉴于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你是否可以坦言：你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这些有关美国的论断吗？你看啊，他当时一直在说华尔街是如何控制这个国家的。但是你不能跟他们说这些。在这个社会现实之下，是没有现实主义可言的。昨天我和一个俄国人谈话——我不明说他是谁，就是我们在这儿见过的一个人——他递给我一个便条。便条上托我给他在纽约的妹妹打个电话。他有个妹妹住在那儿。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了这个人。我把他拽到路边，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一切都还好。只是小心一点为妙。’一切都还好，可他却要给我递便条！”沃尔夫特猛吸了一口烟斗，然后摇了摇头。“这里没有现实主义。我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快睡吧，”莱恩小姐说道，她关掉了读书用的灯。
楼上，我开门的时候能够听见我房间内电话铃的响声。电话正是我在那天芭蕾舞幕间休息时碰到的那个人打来的，就是莱恩小姐的仰慕者——斯蒂芬·奥尔洛夫。他说他给莱恩小姐打过电话，可她没有接。我建议他打电话到布林的套间，套间里有一间被莱恩小姐辟为办公室之用。“不行啊，”他惴惴不安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愧疚，“我肯定不能再打过去了。不能这么快就再打过去。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南希呢？还有你呢？”他得体地补充了一句。我问他想不想来酒店串门时喝上一杯。中间停顿了好一会儿，我都快以为是电话断线了。最后他才说了句，“这个嘛，有点不太方便。你能不能过来找我，呃，要不一个小时之内吧？”我答应了，在哪儿见面？他告诉我说，“绕着圣艾萨克大教堂走。我就可以看到你了。”他连再见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是吗，南希，”西格彭小姐一头雾水地说道，“你到底是为什么刻意要记住这种话啊？”
我到楼下布林住的套间把他的邀请告诉了莱恩小姐。她很是高兴，“我就知道他会给我打电话的，”但她又显得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现在被六份急件给耗住了，”她说着说着，把几张纸和一些碳粉装进一部便携式打字机里。所谓的急件是罗伯特·布林撰写的信件，有两页纸，准备发给美国驻俄大使查尔斯·E·博伦。信的开头，是对博伦大使及其夫人即将前往列宁格勒观看《波吉与贝丝》首演这一举动表示感谢；而信的主体部分却是以一种哀怨的口吻来写的。尽管这部作品的苏联之行承载着美国国务院的美好祝福，可是与公众的想法相反，它却没有得到官方的赞助。事实上，此番能够成行，需归功于俄国自己的文化部提供的财政支持。尽管如此，博伦大使的使馆人员中竟没有一个长期派驻剧团观摩“每日每分每秒所发生的一切、个人之间的接触，以及自然而然的温情”，布林认为这是个“令人唏嘘的遗憾”；如果大使馆打算“准备一份完整且有益的报道——这样史无前例的演出理应得到如此重视”，那么，布林认为，派驻代表就是完全必要的。布林写道，“这份文献记录不仅事关本次友好巡演——尽管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事关文化交流的美好未来。没人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为了保证这次演出顺利进行，花费了多少时日——或者考虑处理了多少无尽的细节，为的就是让这类交流能够结出它所承诺的果实。这份文献记录不仅要记录我们取得的成功，还要记录公共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也许有待改善，有的也许还有失败的地方。”
“这句话意思是，‘我的私处受伤了。’”
在我准备离开去赴约的时候，莱恩小姐这样告知我，“给我捎去对斯蒂芬的问候吧。”“如果这事儿真的是自然而然的温情，一定得告诉我一声，我好把这个写进《波吉与贝丝》日志里，”她指的是那本由她的雇主们不断更新的官方日志。
“可你说得挺好的呀，南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从阿斯托里亚酒店到这个半哥特式的圣艾萨克大教堂只有一箭之遥。我是三点半准时离开酒店的，奥尔洛夫说就是这个时间跟他见面。然而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发现跟那个戴滑雪眼镜的家伙又遭遇了。一辆国际旅行社的齐夫车停在路边，那人就坐在车的前排座椅上，正和司机攀谈。我一度想过回到酒店；倘若奥尔洛夫担心他的这次会面会被记录，这么做似乎是明智之举。不过我决定从车的旁边绕行过去，去看个究竟；在我路过的时候，由于紧张，加上一种不太确定的礼节观念使然，我朝那人点了点头。他打了个呵欠，把脸转了过去。直到穿过广场，身处圣艾萨克大教堂的阴影下，我才扭过头来看了一眼。那个时候，车已经走了。我围着教堂缓步而行，假装是在欣赏这些建筑，尽管不需要什么理由去装腔作势，因为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可是，我依旧觉得自己有些打眼，而且不那么守法。夜幕降临，就像是黑压压的一群乌鸦从头顶席卷而过。当我走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奥尔洛夫是不是改主意了。我数着自己走了多少步，以此忘却寒冷，当数到二百一十六步时，我转过一个弯，意外撞见了这样的一幕，我嘴里数着的那串数字戛然而止，就像摔落的手表指针一样。
“我学会的唯一一个表达是Awr-ga-nih-ya raneen……”莱恩小姐结结巴巴地说。她深吸了一口气“……V-pa-lavih-yee。哇！我只希望学会字母表。好让我读懂街头的路牌标识就成。”
事情是这样的：四个黑衣人将第五个人摁在教堂的墙壁上，他们用拳头连续猛击，将他往前一推，然后用整个身体的重量猛烈撞击，就像橄榄球运动员在对着假人训练一样。一名穿着体面的妇女手里夹着一个笔记本，站在一旁，仿佛正在若无其事地等着那些男性朋友们完成一次商业会谈。若非那群乌鸦的叫声，这番情景简直就像是一部无声电影里的一个片段；没有一个人出声，等到这四个人罢手，被打的那个人四脚朝天地躺在雪地里时，他们冷冷地望了我一眼，便和那个妇女一块走了，其间一句话都没说。我走到那人的跟前。他体形肥胖，我怎么都抱不起来，他呼出的酒气简直可以熏死蝎子。他既没有流血，也没有神志不清，可就是想说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眼睛凝视着我，像是一个聋哑人试图借助眼神来交流。
“南希，”西格彭小姐说，语气就像个孩子赖着大人讲睡前故事似的，“南希，给我们讲两句俄语听听吧。”
一辆亮着头灯的汽车沿着路边移了过来。根据这辆车的车身上黑白相间的条纹，可以判断出这是辆计程车。车的后门开了，斯蒂芬·奥尔洛夫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靠在门上，试图跟他解释刚刚发生的一切，并请他帮一帮这个人，可他却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也不想听，而是不停地说，“上车吧，”然后是，“请上车好吗”；直到最后，一声怒吼让我很是震惊，“你这个蠢货！”他说着猛地一下把我拽到座椅上。计程车晃荡着沿原路返回，前灯的亮光下，那个人正往人行道上爬，他举起手艰难地在空中挥舞，就像一只不小心翻过来的昆虫，腿脚不停地乱动。
我脱了鞋，躺在我自己的那张卧铺上面，忽然想起来要把衣服给脱了。在我的正上方，可以听到睡在上铺的莱恩小姐口中念念有词，似乎是在朗读什么。后来弄清楚了，原来她是在学习俄语，用的是一本旧的英俄词汇书，这书是此前美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出版发行的，当时的考虑是，便于美军与俄国人可能会有的联络。
“失礼了，”奥尔洛夫说，他的声音又恢复成很有教养的样子，听上去的确是带着悔意的真挚道歉。“可这是些他人的争端。你也知道，没多大意思。现在就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开心吧。我们要去东方地带。”他对于莱恩小姐不能来谈了自己的感想，对于她无法接受他的邀请“深表”遗憾。“在东方地带，你会想着带上像南希这样的女孩。食物十分美味。还有音乐。带着些许东方情调。”在经历了我们神秘的会面之后，我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我们竟然要去某个如他描述的这般快乐的地方；我把我的想法如实说了。他很受伤。“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我也不是傻子。阿斯托里亚是个是非之地。你知道吗？去那儿是件麻烦事情。如果我明明想见你们，那为什么不行动呢？”他问着自己这个问题。“你是个歌唱演员，我又对音乐感兴趣。”在他印象中，我和莱恩小姐都是《波吉与贝丝》剧组中的歌唱演员。当我纠正了他的说法，表示我是个作家以后，他看上去有些不安。他点起了一根香烟，刚要吹灭火柴的嘴唇噘起又绷紧。“你是记者吗？”他问道，任由火柴继续烧着。我说我不是，不是他说的那种记者。他吹灭了火柴。“因为我痛恨记者，”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是带着一种告诫的口吻，似乎是要告诫我最好不要说谎。“他们都是些龌龊的家伙。而美国记者，说起来真是难以启齿啊，他们是最差劲、最龌龊的。”既然他知道了我是个作家，我想他看待当前形势的视角也许也起了变化，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于是我建议计程车可否将我带到步行就能回到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友好分别。他把这话理解为是对他先前对美国记者的看法的一种抗议。“请您别误会。我对美国人民还是非常崇敬的，”说完，他告诉我，他在华盛顿度过的那些年“是他永生难忘的快乐时光。那些住在纽约的俄国人对住在华盛顿的俄国人总是带着一种势利眼；他们说，‘噢，亲爱的，华盛顿真是让人厌倦，也太过迂腐’”。他笑着模仿贵妇人的样子。“不过对我来说，我喜欢那里的生活。夏日里炎热的街道。波旁威士忌酒。我非常喜欢我住的地方。我打开窗户，给自己倒上一杯波旁威士忌，”他说着，仿佛是在脑海中重温这些动作。“我就只穿着内衣，喝着波旁威士忌，放着维克，想放多响就多响。我认识一个女孩。应该是两个女孩。其中的一个总是过来玩。”
“哦，”西格彭小姐带着倦意笑了笑，“这就是说厄尔不到天亮是不会回来的了。”
所谓的东方地带是隶属于欧罗巴酒店的一家餐厅，就在涅夫斯基大街旁边。要不是少许干枯的盆栽棕榈代表着东方元素，我是无法解释奥尔洛夫力荐的这地方是如何带着一种东方气息的。至于气氛嘛，如果硬要说的话，让人觉得挺失望的，黄色的墙壁十分单调，桌子没有几张坐满的。奥尔洛夫这时有些不自然；他拽了一下领带，捋顺了一头黑发。我们经过一座空空的舞池时，一个四人乐队正费劲地演奏着华尔兹乐曲，这几个人站在棕榈树中间，长得和那些树一样细溜溜的。我们登上几级楼梯，那是通往阳台的方向。阳台上有一些私密的用餐台位。“我敢肯定你觉得阿斯托里亚更加有情调，”说着，我们坐了下来。“但是那里是面向外国人和有地位的势利鬼的。这里是面向一些没什么地位的势利鬼的。我就是那个最没地位的势利鬼。”
我告诉她我看到过。“他正在教达吉玩栋格纸牌。”
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或许他根本就承受不了东方地带的消费标准。他的大衣有一条紫貂皮毛领，头上的一顶海豹皮帽子也是很有光彩。然而，他的西服却是单薄蹩脚的格子布面料，刚刚洗过的白衬衣某种程度上让磨损的袖口和领口愈加打眼。但他却对服务员发号施令，俨然一副贵族的派头，服务员给我们送上了一瓶400克瓶装伏特加，还有一大份鱼子酱，盛在一个银质的冰激凌餐碟里，餐碟的两旁是吐司和柠檬片。这时，格什温太太的形象忽然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很快就把每一粒未经腌制、灰色珍珠般的鱼子酱颗粒都吃了个干净。奥尔洛夫对我这么快就吃完了感到十分惊诧，他问我需不需要再来一份。我说不必了，我也消受不起，但是他看得出来我还是可以消受的，于是让服务员又上了一份。
西格彭小姐打了个呵欠，然后问我，“你看到厄尔了吗，亲爱的？”
在服务员去端菜的时候，奥尔洛夫为莱恩小姐敬酒。“这杯敬给南希，”说完，他一饮而尽，然后又斟了一杯，“敬给南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儿。”然后，又是一杯下肚，“漂亮的南希。美貌的女子。真是漂亮。”
6号隔间，夜间的卧铺已经整理齐备了，实际上这些是为全程准备的，因为之后便不会再整理了。干净的粗亚麻布，一只嘎吱嘎吱响的枕头散发着干草的气息，还有一床薄薄的毛毯。莱恩小姐和西格彭小姐已经躺在床上看书了，她们早已把广播的音量调到了最低，然后把窗户打开了一个手指宽的缝隙。
接连喝下几杯伏特加，他苍白而颇为帅气的脸颊开始泛红。他对我说，他可以“千杯”不醉，然而他蔚蓝眼睛中的灵光开始逐渐黯淡，足见他是在夸海口。他想知道我是否觉得莱恩小姐对他有意思。“因为，”他身体前倾，信心满满地说，“她是个漂亮女孩儿，我喜欢她。”我说没错，我看出来她在他的心中地位很高。“但是你觉得我是不是犯傻呢？因为我已经快四十的人了，而且婚也结了五年。”他伸开手，搁在桌上，给我看一枚普通的金戒指。“我是绝不会破坏我的婚姻的，”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有两个小孩，都是小女孩。”他说他的妻子“不算漂亮，却是他的挚友”，他还告诉我说，除了孩子这一纽带之外，他俩的共同利益使得这桩婚姻成为“严肃的结合”。在俄国的专业阶层中，你可以发现几乎没人和自己工作圈子以外的人结为伴侣。医生跟医生结婚；律师找律师。奥尔洛夫两口子看上去都是列宁格勒同一所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听音乐、看戏剧成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他们曾轮流排队买《波吉与贝丝》的首夜演出票，但是最后却只买到了一张票。“现在我的妻子假装她不想去的样子。这样就可以让我去了。”结婚的头几年，他们买了一台电视机，作为彼此的新年礼物，但如今他们后悔了，觉得花钱买了个“无趣而幼稚”的玩意儿。谈到苏联电影，他同样是言辞激烈。不过他的妻子却钟情于去电影院，至于他自己，只有当他们有朝一日再次放映美国电影时，他才会感兴趣。（“我十分想知道，那个漂亮的女孩儿后来怎么了，那个琼·班尼特？还有一个，叫英格丽·褒曼的？还有那个乔治·拉夫特？真是个好演员啊！他还健在吗？”）除了在看电影的益处这一问题上同他意见相左，他妻子的品味在方方面面都与他高度一致；他说，他们甚至连对体育运动的爱好都一样——“划船”；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攒钱准备买一艘小帆船，他们打算把它停靠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渔村，每个夏天他们都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在那儿度假。“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一叶扁舟，穿越诗情画意般的极昼。等到下次这里是极昼的时候，你一定得回来。对于九个月的黑暗而言，它们真的是一种奖赏。”
玛丽莲·帕特南把头伸向过道。“我的个天哪，”她望着那一片狼藉说，“是特沃普干的吗？”
伏特加全都喝光了，奥尔洛夫又叫了一些酒上来，他发着牢骚，说我的酒喝得没他快，他说我“品酒”的样子看着就“烦”，要我“喝酒就要喝出个爷们儿的样子，要么就不喝走人”。一口气一杯酒就这么轻易下肚了，而且这么惬意，我对此很是惊讶，而且这么喝似乎也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除了感到一股挠痒痒般的暖流，还有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像正在消失。我开始在想，奥尔洛夫终究还是说对了，这个餐馆的确是具有一种东方的氛围，一种摩尔式的安逸，还有乐队演奏的音乐，就像棕榈树间的蝉鸣掠过，如同一种思乡的怡人小调。
这个乘务员给我端上一杯茶，同时从他那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递给我，那是他自己的烟。这烟三分之二都是过滤嘴，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烟草，充其量能猛吸个七八口的样子，不过我倒是享用不了那么多，因为正当我回到我所在的那个隔间时，列车猛然向前颠簸了一下，茶水给晃翻了，烟头也飞了出去。
此时的奥尔洛夫口中不停地念叨，“我是个好人，我有个好妻子，”他重复说了三遍，才说出了下一句，“可我有着强健的肌肉。”他伸出胳膊做了个展示肌肉的姿势。“我激情四射。我跳舞跳得可带劲呢。那些炎热的夜晚，窗户大开，我们的维克音乐想开多大就开多大……维克音乐想开多大就开多大。她们当中总会有人过来串门。我们就像那样跳啊跳啊。炎热的夜晚，窗户大开。我要的就是这个。跟南希一起跳舞。真漂亮啊。这女孩儿真漂亮啊。你知道吗？就这么跳啊。就这么……她人呢？”他的手一把将桌上的东西扒开，银具哐当散落一地。“为什么南希没来？为什么她不给我们唱歌？”他脑子里一边回忆着歌词，一边唱道，“密苏里的女人啊，系着围裙，在那密西西比，密苏里的女人啊，取下钻戒，在那糟透的密苏里，在那忧伤的密西西比……”他的声音越唱越大，接着又用俄语演唱，吼出来的调子还是隐隐地有些像“圣路易斯蓝调”。
莱昂斯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笔记说，“我不知道上头是否允许他们这样抱怨。听他说话的方式，我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的不满情绪。”
我看了看表。我感到很是惊讶，已经九点钟了。我们已经在东方地带呆了将近五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像自己以为的那般清醒。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这一点，那种意识与那种证明就像两个潜伏中伺机而动的刺客，同时出击刺中了我。桌子似乎滑动起来，灯光摇曳，整个餐馆仿佛是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轮船。在我的执意要求之下，奥尔洛夫要来了账单，可他在数钱的时候还在唱着，下楼的时候也是沿路在唱，一个人跳着华尔兹，穿过舞池，全然不顾乐队的伴奏，而是按着自己的节拍来，“密苏里的女人啊，你是个密西西比的坏女人……”
我前去找寻那个沏茶的人，他是第二节车厢的乘务员；可当我在过道的尽头找到他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不光是在沏着手中那壶热茶。那只拳师狗——特沃普——正在他的两腿之间汪汪叫唤，还狠狠咬住他的裤腿。而且，他正在接受高强度的采访，莱昂斯在问他问题，罗宾·乔基姆当翻译。这个俄国人身材矮小，形容枯槁，脸上刻着哈巴狗一样深深的皱纹，这使他看上去给人一种与他实际年龄不符的营养不良的感觉。他的嘴里镶着钢制假牙，眼袋耷拉下来，似乎已经困得不能再困。除了将茶分好，还有驱赶特沃普之外，他还要面对莱昂斯连珠炮式的提问，而他回答起来就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主妇在和审查员交谈。他说他是斯摩棱斯克[6]人，他说他的脚很疼，背很疼，过度的工作令他头也很疼，他说他一个月只挣两百卢布（折合五十美元，但实际购买力要比这个数目小得多），他觉得自己挣得太少了。他说，的确，他十分渴望得到小费。
东方地带的前面，有人在兜售橡胶动物玩偶。奥尔洛夫买了一个兔子递给我。“告诉南希这个是斯蒂芬送她的。”然后他拖着我沿着一条路走，离开涅夫斯基大街。我们走的是泥泞的小道，而不是人行道，显然，我们的目的地不是阿斯托里亚酒店，因为这里不是宫殿区。相反，我倒是觉得仿佛又走进了新奥尔良的贫民窟，这片区域，大街小巷都是脏东西和破损的栅栏，还有风雨飘摇的木屋。我们经过一座废弃的教堂，风儿绕着穹顶嚎叫，正如寡妇在坟前哀号。离教堂不远的地方，人行道重新出现了，一同回归的还有这座城市的帝王之相。奥尔洛夫朝窗户里闪着亮光的酒馆径直走了过去。一番寒意让他平静了下来，酒也醒了不少。他在门口说，“这儿要强多了。劳动者的宫殿。”
“亲爱的，你真不该出去啊，”格什温太太说，我回来的时候经过她的隔间。“嗯，你不该下车，下面不安全啊。”格什温太太是拥有单独隔间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莱昂纳德·莱昂斯，他之所以取得独居的特权，是因为之前他以要离开这趟列车为威胁，让先前和他住一块儿的赫尔曼·赛多利斯和华纳·沃森搬走了。这倒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他说，“因为我得工作嘛，我一天必须得写出一千个单词；旁边坐太多人的话，我根本就写不出来。”因此赛多利斯和华纳不得不搬去和艾拉·沃尔弗特夫妇住在一起。至于格什温太太呢，她能分配到单间是因为按照管理层的意思，“她理应住单间。因为她是格什温家的人啊。”）格什温太太换上了宽松裤和毛衣，并没有取下手上的钻戒；她用丝带扎起了头发，穿上了绒毛拖鞋。“外面一定冷得快结冰了，我都看见地上的积雪了，你最好喝点热茶，嗯，不错嘛，”说着，她抿了一小口高脚杯里的茶，茶水颜色很深，跟红茶差不多，那高脚杯放在一个银器皿里，那器皿的手柄也是银的。“那个可爱的小个子正在往茶壶里沏茶呢。”
这种感觉就像是掉进了捕熊的陷阱里。一百个怒吼着，争吵着，推搡着的食客，他们身体的热量、呼出的酒气，还有受潮的皮毛发出的气味充斥着这间酒馆。十到十二个人挤作一团，围着每间房的六张桌子坐着。
按照既定日程，列车会在边界停留四十分钟。我决定下车四处看看。在车厢的最后面，我发现出口处的门是开着的，从小铁台阶一直延伸到铁路。往前更远的地方，我可以看见火车站的灯光，还有一只红色灯笼在雾色中左右摇摆。而我站的地方很黑，只看得见火车车窗投射出的黄色方格。我沿着铁轨往前走，喜欢这种寒冷带来的清新感觉，脑子里在琢磨究竟是身处德国还是波兰。突然，我看见有几个人影冲我跑了过来，当这一排人影迫近时，我才发现是三个士兵，面色苍白，身上的大衣没过了脚踝，很是难看，肩上挎着带刺刀的步枪。他们一声不吭地凝视着我。这时他们当中有个人指了指那辆列车，冲我嘟哝了一声，示意要我回到车上。我们四个人就这样一起走啊走啊，我用英语说我很抱歉，我没有意识到乘客是不允许下车的。他们并没有回答，只是又一声嘟哝，催促我继续往前走。我登上列车台阶，冲他们招手。而他们并没有理睬我的意思。
在场的只有三个女招待，看上去差不多的模样，她们都是大块头，身材魁梧、膀阔腰圆，脸长得又圆又平，看上去像盘子一样。除了招待客人，她们还肩负保镖的使命。她们镇定而专业，以一种不愠不恼的奇特方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一拳将两倍于自身体重的男子打得吐血。上帝保佑那个胆敢还手的男人吧。这时这三个女孩就会分进合击，将他打得双膝跪地，毫不夸张地把他的皮囊拖在地上，直拖到门口，然后扔进黑夜。有几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对象，他们从来进不到酒馆里面去，因为一旦这些不受待见的家伙出现在门口，店家的几位女士就会排成楔式队形，一顿胖揍把他赶走。不过她们也懂礼貌。至少她们还对着奥尔洛夫微笑，我想，应该是他紫貂皮衣领和价钱不菲的帽子给她们留下了好印象。其中的一个姑娘把我们带到一张桌子跟前，那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年轻人，下颌骨突出，都是彪形大汉，穿着皮大衣，她让那两人起身，让我们坐下。一个人答应了，另一个则喋喋不休。她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拧着他的耳朵，把这个唱反调的家伙给制住了。
“好吧，真可惜，”莱恩小姐说这话的时候，沃森正准备离开这里，“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不能在护照上留签章了。我喜欢留作纪念。”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上流社会的酒馆才有出售伏特加的许可证，因为这家酒馆不在其列，所以奥尔洛夫点的是俄国柯纳克酒，这种酒略带咸味，盛在大茶杯里，溢过了茶杯的边缘。如同一口饮尽啤酒沫般轻快，奥尔洛夫把三分之一杯酒倒下了肚子，他问我这家酒馆是不是令我“满意”，还是说让我觉得“粗俗”。我回答说是啊，是啊。“粗俗，但不下流，”他将两者划清界限。“海滨的酒馆，才叫下流。这里就是很平常的那种。劳工之家。没有那些势利眼。”我们那桌一块儿喝酒的有八个人，他们对我很感兴趣，像喜鹊一样把我拖来拽去，从我手里掏出打火机，从我脖子上扯下围巾，还有一些物件他们传来传去，瞪眼望着，咧嘴笑着，所有人全都一口烂牙，还有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哪怕是最年轻的那个也是这样。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心里有些不平衡，希望引起我的注意。我没法猜出他有多大年纪，从四十岁到七十岁都有可能。他是个独眼龙，这种情况下，他倒是有办法让我盯着他看了。他的把戏是对十字架上耶稣的一种滑稽模仿。每喝一大口啤酒，他都会伸开双臂，耷拉着头。不一会儿，一行酒就会从他那只瞎眼的眼眶中滴出来。他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觉得这是个令人捧腹的特技表演。
沃森举着一只手，意思是就此打住。“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我得睡觉了。我要去睡觉了，一直睡到我们抵达列宁格勒。”
酒馆里另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是一个背着吉他溜达的男孩。你要是给他买杯酒喝，他就给你唱首歌听。他给奥尔洛夫也唱了一首，奥尔洛夫给我翻译歌词，说这首歌“我们”都喜欢。这是一首挽歌，水手思念他年轻时生活的村庄，还有失去的爱人，名叫尼娜。“碧绿的海水就是她碧绿的眼。”这个男孩唱得挺动听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哀婉的弗拉明戈的颤音。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歌词上。他的思绪和眼神都在我这边。他白色的脸庞有种悲切，那种白就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就像小丑的那种。但是我真正感到为之触动的是他的眼睛。后来我得知了缘由。那是因为那双眼睛让我想起一种表情，那种聋哑人的哀求，就是那个躺在大教堂路边的男人眼中的神情。唱完以后，奥尔洛夫让他再唱一首。而这个男孩试着跟我说话。
“可是，华纳……”
“我……你……母亲……男的。”他大概就认识十个英文单词，他努力地把这些词拼读出来。我让奥尔洛夫帮我翻译一下，因为他们俩用俄语在交流，仿佛这男孩又唱了一首歌。他的声音交织着某种悲伤的散文旋律，手指拨弄着吉他的琴弦。眼泪夺眶而出，他用手掌拭去眼泪，脸上留下脏兮兮的痕迹，像个孩子一样。我问奥尔洛夫他在说什么。“没什么有意思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要说这个小男孩在谈论政治，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我执意要听，这时奥尔洛夫有点恼怒。“没什么。讨人嫌。他希望你帮他一把。”
“他们发放了一份集体签证。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或者打算这么做，不要问我细节，”沃森说道，他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这引起了一片哗然。他皮肤没有血色，由于疲劳造成的眼睛下面紫色的淤血十分明显，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帮”这个词这个男孩倒是听懂了。“帮帮我，”他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帮帮我吧。”
莱恩小姐很快就在众多护照中找到了她的，却发现那些本该由俄国签证办理处盖章的几页仍旧是一片空白。“不会吧，华纳。这些地方什么都没有啊。”
“他是不是很讨人嫌？”奥尔洛夫说道。“他说他父亲是个英国人，母亲是波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他在这个国家受到的待遇很差。他想让你给英国大使写封信。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他想去英格兰。”
“我弄不明白，”沃森先生说，沿着车厢过道一路把护照分发给各自的主人。“就是在今天早上，俄国大使馆还跟我说，这些护照都送到莫斯科去了，可现在它们却出现在波兰边界。”
“英国人，”这个男孩自豪地指着自己说。“帮帮我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他朝我望着，那种绝望让他湿润的眼睛中充满希望的光芒黯淡了下来。“帮帮我，”他不停地说，带着一种责备。“帮帮我。帮帮我吧。”
半小时过后，莱恩小姐先前提出的那个声明不再那么真实了，因为当列车停靠在象征德国和波兰交界处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时，一队官方代表上了我们的火车，直奔主题地把剧团长期没有办下来的护照突然倒在华纳·沃森的面前。
奥尔洛夫给了他一枚硬币，跟他说了要听的那首歌的名字。这是逗笑歌曲，副歌部分唱个没完。尽管这个男孩唱得有些倦怠，然而连那几个女招待都乐了，还跟着大声和了几句关键的歌词，这几句人人都知道。那个独眼龙很是气愤，因为这里除了他的特技表演之外，不应该再有什么表演能够博得如此大笑了。他爬上椅子，站着的样子就像是稻草人扎的耶稣像，啤酒从他的眼眶里涌出，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离午夜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到了打烊的时候，女招待开始关灯，带着一种警示的意思。但是客人们还在不停地唱，紧抓住这最后的几分钟，似乎不乐意放弃酒馆里同志间的友谊，踏上寒冷的街头和严寒孤独的归家路。奥尔洛夫说他陪我一起走到圣艾萨克广场。但走之前，还要最后再喝上一杯。他敬酒的时候说，“长命百岁，生活幸福。他们是这样说的吧？”是的，我告诉他，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出一项比这更特别的声明，”莱恩小姐说。“不仅是特别，而且是犯傻。我说，瞧瞧我们——没有护照就急匆匆地直奔俄国。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什么都没有。”
那个背着吉他的小男孩堵在我们去门口的路上。渐渐散去的客人们还在哼唱着他的歌；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街头回荡。而酒馆内，女招待正把那些赖着不走的人给轰走，一本正经地把灯熄灭。“帮帮我吧，”那个男孩拽着我的衣袖说。“帮帮我吧，”他的双眼坚毅地凝望着我，在奥尔洛夫的要求之下，一个女招待把这个男孩推到一边，好让我们离开这里。“帮帮我，帮帮我吧，”他在我身后央求着，我们中间已经隔了一扇门，他的声音渐渐地听不见了，就像夜里下的雪。
“你这么想想吧，疯丫头，”西格彭小姐像是在找一句安慰的话语，“别忘了，你是去俄国的人里面唯一一个没穿大衣的。”
“我想他准是疯了，”奥尔洛夫说。
“可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我到达车站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大家都没走。大家都没丢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想和每个人都拥抱一下。于是我就把大衣放下来，先是和达吉拥抱，之后我就忘了拿大衣了，刚刚才想起来。”
“纽约说不定都已经被轰炸了，谁知道呢，”莱昂纳德·莱昂斯对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说，二人正在前往冬宫博物馆作晨间参观的车上，车上坐着剧团成员，赫尔曼就坐在莱昂斯的旁边。“我还没去过不能读报、不能了解世界动态的地方。我感觉就像是个囚犯。”赛多利斯这个高个子处事稳健、恪守小节，但他也坦言，他很想看看西方的报纸，也急切地想知道要是他找列宁格勒银行询问当前纽约股市交易行情，会不会是个“不大正确的决定”。
经历这番磨难之后，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她哭得更厉害了。莱恩小姐给她倒了一杯白兰地，西格彭小姐也握住她的手说，“没事儿了，亲爱的。”
说来也巧，他俩后面就坐着一个人，可以给他们提供想打听的消息。他要做的本来就是了解铁幕那边发生的大事，尤其是美国的大事。这人是个俄国人，名叫乔瑟夫（“叫我乔好了”）·阿达莫夫，他此番到列宁格勒是受莫斯科电台派遣，来录制《波吉与贝丝》剧组采访。莫斯科电台专向苏联以外的国家发送播音信号。阿达莫夫将其才华倾注于这些专为美国，或者说专为英语国家播放的节目当中。这些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包括音乐节目，还包括充斥着政治宣传泡沫的肥皂剧。听一次这样的节目真会让人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节目内容——它们很粗糙——而是播音员的演技。那些假扮“普通”美国人的口音听上去简直分毫不差：你绝对会相信那些自称是中西部农民、得克萨斯牛仔，或是底特律工人的家伙。哪怕是“孩童”的声音，你听起来都跟麦片的嘎吱声和棒球的噼啪声一样熟悉。阿达莫夫吹嘘说这些演员从未离开过俄国，他们的口音完全是在莫斯科练就的。阿达莫夫自己就经常在这些剧中扮演一些角色，他练就了一口十分纯正的美国某地方言，结果还把莱昂斯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耍了一把，他说，“嘿，我惊呆了，我一直在想这家伙跑到离百老汇这么远的地方来干吗。”阿达莫夫看上去确实像是从百老汇和五十一街街角里出来的那种人，胳膊下面夹着一份《综艺》杂志。尽管他的俚语有些老旧了，但他还是能够从嘴边脱口而出，让人着实感到惊讶。“我嘛，博物馆可不是我的菜，”他说，这时我们已经快到冬宫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些让人发毛的东西，他们跟我说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里面东西还是挺多的。”他皮肤黝黑，一张圆脸，三十五岁上下，是个坐立不安、爱咯咯笑的家伙，身上有一种咖啡因般的兴奋与活力。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他那双狡黠的眼睛变得愈发难以捉摸了。最后他坦言他的英语的确是在纽约学的，在那里他跟随一个流亡美国的祖父，从八岁生活到十二岁。对于这段在美国的经历他选择了一带而过。“我只不过是个孩子嘛，”他这么说，似乎是想表达，“我那时不懂事啊。”
“可这怨不着我呀，”斯旺小姐说。“我当时吓坏了，你也知道，我那时落在后面，错过了大巴。糟糕透顶啊，我当时到处跑，一心想找个计程车带我去车站。因为没人愿意去东柏林。好吧，最后这个人说了句英语，他很同情我，说他愿意载我去。唉，真是糟透了。因为一路上警察总把我们拦下来问话，要看我们的证件，还有，哦——我当时以为我一定会被落在那里的，那个漆黑一团的地方，有警察，有共产主义分子，还有形形色色的人。那时我都已经确信再也见不着大家了。”
有个莫斯科的外国侨民十分了解阿达莫夫，这个人是这样跟我描述他的，他“可不是傻瓜。他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个也是在莫斯科待过多年的意大利记者说道，“啊，没错，阿达莫夫先生，他可是个笑里藏刀的家伙。”简而言之，阿达莫夫是个成功人士，也就是说——这一点放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只不过在俄国更加明显一些——他可以享受普通百姓所不知的特权。他最看重的是一套两居室单身公寓，位于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听他的讲述，他的生活就跟身处后宫中的土耳其人差不多。“你要来莫斯科就跟我吱一声，你想见一些漂亮妞吧。”与此同时，他认为《波吉与贝丝》剧团的有些人员也算是“漂亮妞”，尤其是合唱团里那个眼睛圆圆的歌手，也就是多洛雷斯·斯旺（“疯丫头”）。在博物馆里，观光者分为十二人一组，阿达莫夫提出要加入到斯旺小姐那组，其他组员还包括沃尔夫特夫妇，格什温太太，南希·莱恩，华纳·沃森和我本人。
西格彭小姐咯咯地笑了起来。“也只有你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疯丫头。”
冬宫博物馆隶属冬宫的一部分，近几年又重新刷上了皇宫的颜色，一种冷黄绿色。从其延伸数英里的银色窗户里，你可以俯瞰公园以及涅瓦河的广阔流域。“冬宫始建于1764年，耗时七十八年完成，”导游是个女孩，像个假小子，说话很匆匆了事的样子。她介绍说，“你们可以看到，它由四座建筑组成，内有全球最大的博物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大使上楼的地方，往昔大使们要参见沙皇，就得从这里登楼。”
那个小女孩坐了下来。她的名字叫多洛雷斯·斯旺；但和剧组里许多人一样，别人还给她取了个昵称，一个描述性的外号——“疯丫头”。她是合唱团的一个歌手，红红的头发像是卷毛小狗。她苍白的金色圆脸和她的眼睛一样圆，她具备做年轻女演员那种天真无瑕的特质。她哽咽着，抽泣着，“我的两件大衣都不见了，全都不见了。我的那件毛皮大衣，还有那件蓝色大衣，我把它们忘在车站了，也没给它们买过保险什么的。”
跟随着这些大使们幽灵般的足迹，我们那一组跟着她踏上了这大理石楼梯，楼梯盘旋在白色和金色吊顶之下。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铺着孔雀石的大厅，仿佛置身水下走廊之中，随处可见落地长窗，我们几个人在窗前驻足，视线越过涅瓦河，在朦胧的大雾中眺望那座大名鼎鼎的审讯室——彼得·保罗要塞。“来呀，来呀，”导游催促道。“要看的东西还多着呢，我们要是在这些没什么价值的地方耽误太多时间，后面就看不完了。”
“疯丫头，亲爱的，别往心里去，”西格彭小姐说。“坐下来把。说说到底是怎么啦。”
我们游览的下一处景观是地下金库。“这里是他们藏宝贝的地方，货真价实的东西，镶有珠宝的王冠，就是那些鬼东西，”阿达莫夫告诉斯旺小姐。一队矮小的女战士——其中的几个都身着制服，腰间的皮带上别着手枪——守卫着地下室上闩的门。阿达莫夫猛地朝那些卫兵举出大拇指，他对华纳·沃森说道，“我敢打赌美国是没有女警察的，对吧？”
那个女孩摇了摇头。她的下颌抽搐，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刚流出来的晶莹泪珠。
“当然有，”沃森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有女警察，当然有。”
“俄国人不介意，”帕特南小姐辩白道，她一把抱起她的小狗，亲吻它的前额。“特沃普一直就是这么淘气，在走道里跑来跑去——是不是啊，小天使？俄国人只会一笑了之。他们明白她只是个小宝贝。”她转身要走，差点儿撞到了门口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一直站在那儿哭。“怎么啦，疯丫头，”她对那女孩说，“亲爱的，出什么事儿啦——你生病了吗？”
“但是呢，”阿达莫夫被汗水浸润的圆脸笑得通红，说道，“没这么胖的，对吧？”
“没错，”莱恩小姐说，手撑着地，膝盖跪在地毯上，垫着皱巴巴的报纸。“我们得住在这儿啊，拜托。”
在地下室结构复杂的钢门开锁的时候，导游宣布，“请女士们把手提包交给看守代为保管。”然后，似乎是要刻意回避这句话昭然若揭的言外之意似的，她又补充道：“就是因为此前有女士把手提包掉落在这里，对展品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
这时，特沃普跑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是一只全白的拳师狗，欢快地一路小跑到了我们的隔间，它马上就证明自己并非不速之客。玛丽莲·帕特南是剧团服装部的主管，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女子。帕特南小姐一边走过来，一边喊着，“特沃普！特沃普！哦，原来你在这儿啊，你个小狗崽子。她是小狗崽子吧？”
地下室由三个小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点着烛光，头两间全都放满了博物馆内最特别的展品：西徐亚人[27]的金子、纽扣、手镯、冷兵器、纸一般薄的金属片以及花冠。“公元一世纪的物品，”阿达莫夫说。“公元前的，公元后的，各种乱糟糟的东西。”相形之下第三间房的学术光环比较暗淡，但视觉上却光彩夺目得多。一打玻璃橱柜（带有珠宝制作人的金属戳印：霍兰德及其子孙，伦敦格罗夫纳广场蒙特街23号）因这些贵族的遗物而熠熠生辉。缟玛瑙和象牙拐杖、伸出绿宝石舌头唱着歌的音乐鸟、珍珠做成的百合花束和一束红宝石玫瑰、戒指，还有匣子，释放出热浪般的闪亮。
“我想搞清楚达吉玩不玩栋格游戏。”
斯旺小姐唱起歌来，“钻石是女孩的好朋友，”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厄尔·杰克逊跑哪儿去了？”回答是，“噢，厄尔啊——你知道这个家伙这个时间肯定是还没起床的。不过他错过了这番美景，肯定要后悔的。他对这样的珠光宝气总是很有感觉。”
“大约270000美元，”西格彭小姐说。然后，他的未婚夫起身要离开隔间，“你去哪儿啊，厄尔？”
阿达莫夫驻足在一个橱柜的前面，里面有整套展品中屈指可数的几件法贝热珠宝，沙皇权力象征的缩影：皇冠，权杖和宝球。“太华丽了，”斯旺小姐赞叹道。“你不觉得很华丽吗，阿达莫夫先生？”阿达莫夫纵情地笑着。“你这么说那就是吧，小可爱。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些破铜烂铁。这些能给谁带来好处呢？”
杰克逊吹了一声口哨。“那折算成现金有多少钱？”
艾拉·沃尔夫特叼着一个没点着的烟斗，他倒是赞同阿达莫夫的说法。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讨厌珠宝，”他一边说，一边怒视一盘闪闪发光的装饰品。“我不知道锆石和钻石之间有什么差别。不过我更喜欢锆石。它们更光亮一些。”他一把搂住他的妻子海伦。“我很庆幸娶了个不爱金银珠宝的女人。”
“那个达吉！”西格彭小姐说。“他可真是走运！他给我们派发酒水，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他碰上什么事儿吗？就在我们上车之前，来了一条电报。他的婶婶去世了。留给他90000英镑的遗产。”
“噢，我喜欢金银珠宝啊，艾拉，”沃尔夫特太太说道。这个神情自若的女人正以一种试探性的口吻表达一种坚定的想法。“艺术品我都喜欢。但是这个嘛，都是带着假象和炫耀的东西罢了。这让我不舒服。”
我们隔间的门开了，达吉·詹姆斯从旁边经过，用他那伦敦口音通知大家，“有人要喝酒吗，我们在我们那块弄了个酒吧。马提尼……曼哈顿……苏格兰威士忌……”詹姆斯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一头金发，在剧组里负责道具工作。
“也让我不舒服，”莱恩小姐说。“只不过方式大为不同。我拿什么换那个戒指都行——那个虎眼石。”
栋格游戏在剧团里面有些人喜欢玩，这是一种五张牌的拉米纸牌游戏。杰克逊时常抱怨，他根本凑不起来一局牌。“我们没地方玩这个游戏。所有的黑桃［赌博的人］都跟一堆方片［不赌博的人］混住在一起。”
“这让我不舒服，”沃尔夫特太太重申。“我才不会把这些东西叫做艺术品呢。这个，”她指着自己的墨西哥银质简约胸针说，“才是我所说的艺术品。”
“厄尔，”西格彭小姐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不去找你的那些个朋友玩玩栋格游戏？”
格什温太太也加入到比较的行列中。“我倒是希望我压根儿就没来过这里，”她落寞地抚摸着自己的钻石说。“我感觉很不满，我要回家去敲我丈夫的脑袋。”莱恩小姐问她，“如果你可以拥有其中的一件，你想拿哪一件呢？”
“在华盛顿特区就是合法的，”他告诉她。“那是你的家乡。如果在你的家乡都已经认定是合法的，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全都要，亲爱的，”格什温太太回答道。
西格彭小姐思索片刻。“好几个州呢，”她最后说。
莱恩小姐表示赞同。“我要是可以把这些带回家，我会把它们撒在地上，撕掉我穿的衣服，然后在上面打滚。”
“哪些州不合法？”杰克逊说，似乎是要帮她把这个无趣的话题给延伸下去。
沃尔夫特什么都不想拿，他就是想“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去看点有意思的东西”，他向导游表达了这个想法，导游默认了他的建议，让大家在门口集中，离开之前点了点数。大约六公里过后，由于团体中有的人精疲力竭，队伍已变得稀稀拉拉，大家踉踉跄跄地到了最后一个展厅，参观了两个小时的埃及木乃伊和意大利圣母像，这时都已经步履蹒跚。他们伸着头颈看着那些挂得让人脖子酸的旧日统治精英，指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石棺，流连忘返于彼得大帝巨大的长筒靴。“这个，”导游说，“是这位进步分子用自己的双手做成的。”此时，在最后一个展厅里，导游督促我们“到窗户前去看看空中花园”。
西格彭小姐穿着她的晨衣伸了伸腰，准备研读一首乐谱；不过这看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她无法集中注意力。“让我心烦的是，这事儿不合法。在我们那儿，好几个州都认为在俄国结婚这事儿不合法。”
“可在哪儿呢，”斯旺小姐小声地问，“花园在哪儿呢？”
“这还用说，”莱恩小姐说着，把橘子核一颗颗从地上捡起来。“让俄国出现在地图上。”
“在积雪的下面，”导游说。“而这，”她边说边让大家的注意力转向参观日程安排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著名的孔雀。”
我问他大喜那天是什么时候，杰克逊坦言，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这些事情全都是布林先生在一手操办，他在和俄国人交涉，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件大事儿。”
孔雀是一个奇异荒诞的机械装置，由十八世纪的钟表制造师詹姆斯·考克斯制作，作为送给凯瑟琳二世的礼物带到了俄国。它置于一个玻璃鸟笼之内，鸟笼有阳台大小。这个作品的亮点在于一只栖息在铜树上镀金树叶间的孔雀。栖息在另一个枝头上的有一只猫头鹰、一只雄鸡和一个啃着坚果的小松鼠。树的底部是零星的蘑菇，其中一个构成了钟面。“每逢整点报时，我们就会看到震撼的场面，”导游说道。“孔雀开屏，雄鸡打鸣。猫头鹰眨眼，小松鼠啃坚果。”
“不可思议啊，伙计，不可思议啊，”杰克逊说。“棕色的燕尾加上香槟色缎面翻领。鞋子当然是很合脚的，上身是崭新的大衣，上面有——叫做什么来着——波斯羊绒领。不过伙计，这些现在统统看不到，要等到大喜的那天才行。”
阿达莫夫嘟哝了一声。“我才不管它会怎样呢。太弱智了。”莱恩小姐责怪了他。她搞不懂为什么他会对如此这样一件“具有想象力的工艺品”嗤之以鼻。他耸了耸肩。“这玩意有什么想象力的？一群疯子忙瞎了眼，就为了那些贵妇人可以看见孔雀开屏。看看这些树叶吧。想想得花多少工夫去做。全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东西。华而不实的东西。你在干吗，小妞？”莱恩小姐开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在干吗？把我说的那些屁话记下来吗？”实际上，正如莱恩小姐在慌乱中解释的那样，她正记录着这个钟的细节信息。“好啊，”他说，他的声音没有他的微笑那般友善，“你觉得我是个傻子，对吧？好呀，把这个记下来吧。我会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的真正原因的。因为等我入土的时候，这个孔雀还会继续开屏。一生劳碌，终将入土。这就是博物馆的意义所在，提醒着人们死亡。死亡啊，”他又说了一遍，脸上紧张的冷笑转为悲情的狂笑。
西格彭小姐说，“你该去看看厄尔的结婚礼服。他在慕尼黑找人定做的。”
另一个参观团体中的一帮士兵也走到了孔雀的跟前，此刻正好是整点报时。那些士兵都是些农村娃，头发剃光了，单调的军装像是尿布一样被椅子弄得皱皱巴巴，他们瞪圆了眼睛望着这群外国人，也望着猫头鹰的金眼一眨一眨，望着孔雀在冬宫惨白的光线之下展示青铜的羽毛，这对他们来说是双重的奇观。美国人和士兵们挤作一团，凑近些，好听清雄鸡的啼鸣。人与艺术一时间又鲜活了起来，免于旧日的死亡。
“一定会是条爆炸性新闻，”杰克逊说着用那只珠光宝气的手打了一个响指，但是他的声音还是有些严肃与缓慢，俨然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第一对在莫斯科结婚的美国黑人。这可是报纸头版新闻，是电视的头条新闻。”他转过头来对西格彭小姐说。“我可不希望你告诉那只老猫莱昂斯任何相关的情况。在我们百分百确定爱情共振完美无缺前，什么也不能说。像这样的大事，你得找到合适的振频。”
圣诞节前夜。文化部的译员在他们的领导萨夫琴科的监督之下，在阿斯托里亚酒店的餐厅亲自架起了一棵极细的冷杉树，并用手绘色的纸卡片和一绺绺的金箔来装饰。剧团成员们有感于这第四个即将一同欢度的圣诞节，不由得掀起了一股购物狂潮：绚丽的玻璃纸和丝带围着树延伸成一个及膝的二十英尺的圆圈。礼物到了半夜就要打开。距离那时已经过了很久，莱恩小姐却还在房间里忙着包装，找遍所有的箱子，从她的小装饰品中挑选一些出来，来代替她忘记买的小礼物。“或许我可以给某个孩子送个小兔，”她所说的小兔是斯蒂芬·奥尔洛夫送她的那个橡皮小兔，就放在她枕头边上。她可以用墨水给那只小兔的脸上涂上一点胡须，在两边印着“斯蒂芬”字样的地方写上“小兔”。“我想这可不成，”她最终决定。“如果我把这只兔子送出去了，没人会相信我俘获了一个俄国帅小伙的心。差不多算是俘获了吧。”因为奥尔洛夫没有给她再打过电话。
“莫非你也听说过？”西格彭小姐望着我说。“关于我俩在莫斯科结婚的事儿。那是厄尔的主意。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已经订婚了。我减了五十六磅的体重，可直到厄尔想出这个在莫斯科结婚的点子前，我都还不知道我俩已经订婚了。”
我帮莱恩小姐把礼物搬到楼下的餐厅，她刚好赶上分发礼物的尾声。孩子们被允许熬夜参加派对，眼下他们正紧紧地抱住刚刚拿到的玩具娃娃，喷射装满山莓汽水的水枪，一阵风似的踏过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屑。大人们伴着俄国爵士乐队的音乐跳着舞，在通向主餐厅的走道上可以听到演奏的音乐。布林太太舞步飞旋，假日的缎带在她的脖间飘浮。“这难道不是一种天伦之乐么？”她说。“你难道不觉得快乐吗？话说回来，我们可不是每个圣诞节都在列宁格勒度过啊！”女服务员都是些会讲英语的年轻学生，志愿为这个来自美国的剧团提供用餐服务，她们彬彬有礼地拒绝了跳舞的邀请。“哦，来呀，亲爱的，”有人强烈要求一个女服务员跳舞，“就让你我把隔阂消融吧。”伏特加也来为这个场合的气氛助兴，早已将文化部代表们的矜持交融。他们也都收到了剧团赠送的礼物，莉迪亚小姐收到一个小粉盒，她想给眼前的每个人献一个吻。“真是太好了，真好啊，”说着，她不厌其烦地在粉盒的镜子里照着自己的大圆脸。
“见过啊，”杰克逊说。“我还和这只老猫碰过爪呢。”
即便是不苟言笑的萨夫琴科——这个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的圣诞老人，或者叫冰雪老人，总之在俄国就是这么称呼圣诞老人的——看起来没过多久也将他的威严置之脑后。剧组里的一个年轻女子猛地一下子坐到他的大腿上，伸出胳膊揽住他的脖子，亲吻之余，还不时问一下他，“你明明就是个洋娃娃，为什么要让人看起来像一头生气的大狗熊呢？一个活生生的洋娃娃，你就是的，萨夫琴科先生。”这一举动至少并没有令他反感。布林也和这位文化部的高官说着动情的言语。“我们为这位先生喝一杯吧，感谢他举办了这场派对，”他举起一杯伏特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古莱·萨夫琴科干杯。”萨夫琴科擦去唇印，回敬了一杯酒。“为我们两国艺术家之间的自由文化交流干杯。如果听到炮声，缪斯便会沉默，”他接着引用他最爱的那句箴言。“如果炮声沉默，就能听到缪斯的声音。”
西格彭小姐看上去轻松了许多。“我就是这么跟莱昂斯先生说的，他想知道这事儿。他就是那个给报社写文章的伙计。你见过他吗？”
“乔”·阿达莫夫，这个来自莫斯科的播音员，正用一个便携式设备将派对的方方面面进行磁带录音，忙得不亦乐乎。八岁的戴维·贝请求讲两句，他对着阿达莫夫的麦克风说着，“大家好，圣诞快乐。爸爸让我上床睡觉，可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我才不去呢。嗯，我得到了一把枪和一只船，只是我想要一架飞机，不要那么多衣服。随便哪个小朋友都会喜欢这里的，可他们为什么不过来和我们玩儿呢。我们有泡泡糖，我还知道一些捉迷藏的好地方。”阿达莫夫还录制了“平安夜，圣诞夜”，这首歌是剧组相聚在圣诞树的周围合唱的，声音足以淹没隔壁伴舞乐队的低重音。艾拉·沃尔夫特跟他的妻子也加入到合唱的行列。沃尔夫特夫妇因为膝下子女均已成年，于是预约了一个打往美国的电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今晚都会团聚；明天就要各奔一方，”沃尔夫特太太在圣诞颂歌结束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噢，艾拉，”她捏了一把她丈夫的手，“这是我唯一想要的礼物。希望我们的电话能够拨通。”可一直就没通。他们一直等到凌晨两点，只好睡了。
“对啊。巴西圣保罗。”
两点过后，这场圣诞派对渗入到了隔壁的房间，那里是阿斯托里亚的“夜总会”，允许周六的夜晚一直营业到十二点以后，而周六夜晚也是一周当中唯一一个顾客比员工还多的日子。苏联习惯把不认识的人安排到一块儿坐，这使得较为随性的交谈受到了约束，而且这个偌大的酒馆差不多被列宁格勒的精英阶层完全占据，气氛极为压抑，只有极少数的年轻陆军和海军军官带着他们的情人伴着乐队的雅韵起舞。而其余的人——艺术家和剧场名人，几组中国军人，还有那些双下巴的人民委员，身边是他们的妻子，镶着金牙，未穿紧身褡——都厌倦地坐在一旁，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像是太平洋珊瑚岛上的流放者。
“我们订婚的地方啊。”
厄尔·布鲁斯·杰克逊张望了一下说，“怎么样，老猫们，我们动起来吧，锅里加点火辣的料，剥了野兽的皮，把辣椒粉撒在他眼睛里。”于是剧团里五名成员强行将乐池据为己有。对于这种霸占，酒店的乐师丝毫没有反对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爵士乐迷，其中一个还是迪兹·吉莱斯皮[28]的死忠，他听国外广播，把音乐录制在用老X光片做成的唱片上，以此搜集了大量的录音资料。朱尼尔·米格奈特负责吹小号，手指如香蕉一样粗的洛伦佐·福勒弹钢琴。摩西·拉马尔是个有砂纸一般双肺的大块头，他跺着脚，嘴巴张得大大的，活像一头短吻鳄。“脱下帽子，脱下大衣，烦恼抛到门口的阶梯……”似乎刚才那些流放者看到了得救的希望。他们笑容绽放，就像旗子展开，坐在桌边的人一走而空，全部涌入舞池。“……迈开你的脚吧……”一个中国军校生踏着地板，俄国人聚集在乐队的周围，深深地被拉马尔带有磁性的沙哑嗓音所吸引，身后是不停的鼓点。“……来到阳光灿烂，灿烂，灿烂……”那些成双入对的将对方搂在怀里，尽情摇摆。“……的街头！”
“是什么？”
“看看他们，僵尸大暴动！”杰克逊冲着拉马尔大声说道，“他们都是被剥了皮的，伙计，剥了皮的。冲他们身上泼汽油，活烧。嚯嚯哈哈！”
西格彭小姐并未理睬这番溢美之词。“厄尔，”她说，“是圣保罗吧，亲爱的？”
布林太太就像一个牧羊人，望着她的羊群微笑；她转身对莱昂纳德·莱昂斯说：“你看，我们破冰了。罗伯特做了外交官做不到的事。”莱昂斯半信半疑地回答道，“我能说的只是‘这厢歌舞升平，哪管罗马遭焚，啊。”
“你好啊，我的美人儿，”对于未婚妻自在放松的举动，杰克逊大加赞赏。“和平才是关键词。嘿嘿哈嚯！”
在一张桌子前，我注意到了莱恩小姐的大学好友普丽西拉·约翰逊，她正在学习俄国法律和写作，并且在写——用她的话说——有关苏联爱情生活的文章。她和三个俄国人坐在一起，其中的一个看上去饱经风霜的样子，满脸胡茬，个子矮小，黑发蓬松，此人倒了一杯香槟酒，猛地一下递到我的面前。“他想让你坐下来，然后嘛，天啊，你最好照做，”约翰逊小姐建议我。“他是个狂野的人，算是吧。但挺可爱的。”他是个格鲁吉亚的雕塑家，负责列宁格勒新建地铁的英雄人物雕像，而他“狂野”的本性因为突然的草率言论而显露了出来。“你看到那个戴绿领带的家伙了吗？”他指着一个从屋里走过的人，用英语问我。“他是个龌龊的胆小鬼。是苏联内务部的人。他想找我的麻烦。”或者说，“我喜欢西方国家。我去过柏林，见过玛琳·黛德丽[29]。她那时还爱着我。”
四年前，在加盟《波吉与贝丝》以前，西格彭小姐是一名音乐会艺术家，身形娇小丰腴，浓妆艳抹。她穿的是最高的高跟鞋，戴的是最高的帽子，身上喷满了卓越香水（“全球最昂贵的香水”）。
桌边还坐着一对夫妇，妻子脸色惨白，深褐色的头发，颧骨像是蒙古人，绿色的杏仁眼。二人一言不发，直到约翰逊小姐和那个雕塑家起身跳舞之后，那个女的才对我说，“那个小个子真是差劲啊。真是龌龊。不用说，这是个格鲁吉亚人。这些南方人！”她说英语的时候，带着一种做作的优雅，一种莉莎·杜利特尔式的咬文嚼字。“我是内维斯基夫人。想必你一定认识我丈夫吧，那个低声唱歌的人，”她向我介绍那个绅士，年纪比她大一倍，有六十多岁了，曾经英俊潇洒，如今已成往事，大腹便便，下颌的赘肉松弛。他还上了妆——搽了粉，上了眉笔，还有一点唇膏。他不会说英语，而是用法语跟我说，“我是内维斯基，俄国的平·克劳斯贝[30]。”见我从未听说过他，他的妻子有些诧异。“没听说过他吗？内维斯基？就是那个著名的男低音歌手？”
“我是在为将来考虑，”西格彭小姐闷闷不乐地说。她打了个呵欠。“我要换上晨衣了，有人反对吗？我们不妨都自在点儿。”
她感到诧异，倒也合情合理。在苏联，内维斯基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大腕，是那些年轻女孩的偶像，她们倾倒于他对流行民谣的演绎。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那段时间里，他住在巴黎，作为夜总会歌舞表演者就已小有名气。后来，时运不济，他又去了远东，开始了低档酒吧之旅。尽管父母都是俄国人，他的妻子却出生在上海，他俩正是在上海相遇并结为夫妇的。1943年，他们又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开始了一段不算太成功的电影演员生涯。“我其实是个画家。但我不会费尽心机地讨好别人。而要想让你的画能够展出，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你总在旅途奔波，画画是件难事儿。”内维斯基长年在俄国抛头露面。眼下，他已经和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唱会签过约。“内维斯基的演唱会门票要比黑人畅销，”他的妻子告诉我说。“我们准备去看看黑人的首演，”她说，然后又补充道，她确信那将会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因为“那些黑人很能逗乐，而这里几乎没什么可乐的。除了工作，再工作，就没有什么了。我们已经累得乐不起来了。你难道没发现列宁格勒整个就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吗？一具美丽的僵尸？莫斯科也是如此。莫斯科或许没这么死气沉沉，但却丑陋之极”。她耸了耸鼻子，打了个寒颤。“我想，你是从纽约来的，会觉得我们很破落吧？说实话。你觉得我破落吗？”我觉得并非如此，并非如此啊。她穿着一件简约的黑衣，戴着一些好珠宝，肩头披着一件水貂皮女式披肩。说实话，她是我在俄国见到的穿得最好、长得最棒的女人了。“啊，你是不好意思说吧。可我心里有数。我看你那些朋友，那些美国的女孩儿，我就觉得我很破落。除了我的皮肤以外，就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了。这并不是说我很穷。我是有钱的……”她犹豫了一下。此时，约翰逊小姐和那个雕塑家回到了桌前。“拜托，”她说，“我想跟你私聊一下。跳支舞好吗？”
“拜托，这不是鱼子酱，”莱恩小姐说，嘴里塞满了意大利腊肠三明治。
乐队演奏着《爱我的人》，跳舞的人群聆听着拉马尔低声吟唱的歌词，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会是谁呢，哦，也许，亲爱的，也许就是你！”内维斯基夫人的舞跳得不错，但是身体不够放松，手也是冰凉的。“我喜欢黑人音乐[31]。听上去有种顽劣的感觉，”话音未落，她又凑到我的耳边，“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觉得俄国的东西卖得挺贵的吧。听我一句，不要把手中的美元拿去兑换。卖身上的衣服。这是赚取卢布的法子。你只要卖，谁都会买的。只要是卖的时候提防着点儿就成。我就住这家酒店，520房间。跟你朋友们说，把鞋啊、袜子啊、贴身穿的衣物啊带给我，都行，”她把指甲伸进我的衣袖里，“跟他们说，我什么都会买下来的。真的，”她叹了一口气，又恢复了正常的声音大小，然后一声尖叫，比米格奈特吹的小号声音都大，“黑人可真够逗乐的哈。”
莱恩开始分发布林夫妇在最后时刻提供的餐点。西格彭小姐叹了一口气，谢绝了一瓶啤酒和一块意大利腊肠三明治。“我不知道该吃什么。我完全没有胃口。自打我遇见厄尔，我就一直在减肥，减了有五十六磅的体重。五汤匙的鱼子酱加起来可就是一百卡路里啊。”
涅夫斯基大街的后面有一座拱形建筑物，和圣彼得大教堂异曲同工。这座建筑是卡津大教堂，全列宁格勒最大的反宗教博物馆。博物馆的里面，透过彩色玻璃，在晦暗的氛围中，博物馆管理方对教会的教义做出了一通恐怖剧般的控诉。沿着画廊，教皇的雕塑和凶神恶煞的肖像一件接着一件，像是女巫游行的队伍。四处都是神职人员淫邪的眼神和鬼脸，在配有说明文字的漫画中对着修女模样的女人作出放荡的暗示，纵欲狂欢，对穷人不理不睬，而对堕落的贵族万般谄媚。博物馆不断地展示出它最钟情的主题：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堂——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在一幅巨大的讽刺油画上，洛克菲勒、克虏伯、海蒂·格林、摩根和福特将凶残的魔掌伸向堆积如山的钱币和战时被鲜血浸透的头盔。
“和平，兄弟，和平。这才是关键。回纽约告诉那些孩子们，”杰克逊说着，嘴里吐出一些橘子核。
卡津大教堂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倒可以理解，因为随处可见的展览品充斥着残暴与折磨的恐怖喜剧场面。那些平日里对成群的小学生严加管教的教师，每当经过这个地方，总是很难将孩子们从审讯室这样的景点强行拖走。审讯室里有四个真人大小的蜡像，正以异端者的痛苦为乐。受难者一丝不挂地被锁链绑在桌子上，两个戴着面具的施刑人员用烧得红通通的炭烫着他的身体。那些火炭的效果是通过电灯实现的。那些孩子们即便是被拽走，还是不忘鬼鬼祟祟地溜回来再看上一眼。
“没错，厄尔。我们的家，”西格彭小姐说。
教堂的外面，在许多用来支撑拱形建筑的柱子上，还有另一番景象。粗糙的涂鸦粉笔画就跟男厕所里那种平常的乱涂乱画一样，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乍看之下，在这种地方能找到这样的涂鸦画似乎是意料之外的；再一想，这却是情理之中的。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和这里很般配。
“不对，厄尔，”莱恩小姐说，“关键词可不是这个。应该是，保持整洁。快把橘子皮扔到烟灰缸里去吧，”说着，她看了看车窗外，东德最后的孤寂灯光正渐渐远去，“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反宗教博物馆起初并不在东道主为《波吉与贝丝》剧组安排的观光景点之内。恰恰相反，礼拜天，也就是圣诞节，苏方提供了参加天主教弥散或者浸礼会仪式的选择。剧团的十一名成员——其中包括罗达·博格斯，这个女高音在剧中饰演卖草莓的女人——选择去了浸礼会福音教堂，该教堂在列宁格勒拥有两千名教民。随后，我又看到博格斯小姐独自一人坐在阿斯托里亚的餐厅里。她体型丰腴，蜜黄色的皮肤，一脸快活，通常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可现在她的礼拜盛装帽却戴得有些歪，她一直用手帕拭去眼中的泪花，手帕已经湿得像块抹布。
杰克逊是个瘦高个子，精力充沛，眼睛倾斜，面色阴郁。他下颌留着山羊胡子，手上的戒指熠熠生辉，有钻石的、蓝宝石的，还有红宝石的。我们握了握手。“和平，兄弟，和平。这是关键词，”他说，然后继续剥他的橘子，橘子皮落到了地上。
“我的心都被撕碎了，”她对我说，胸脯上下起伏。“自打我会走路起，我就去教堂，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耶稣的存在。噢，孩子，他就在那儿。他就出现在眼前。他就那样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与我们一同歌唱，你从未听过这般动听的歌声。大多数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要不是有上帝相助，那些人是绝不可能唱出这样动听的歌声的。那个牧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问我们这些有色人种是否可以唱一首灵歌，他们静静聆听着，那一排又一排苍老的面孔注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正告诉他们没有人会孤单，因为上帝无处不在，他们早已了解这个事实，但我感觉他们更希望能听到这个事实。如果有人怀疑我们的救世主是否存在，他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后来，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教堂里的所有人，他们全体起立。他们将自己的白色手帕掏出来，在空中挥舞。他们唱着，‘上帝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度相见。’大伙儿泪如泉涌，他们和我们。噢，孩子，这件事让我心潮澎湃啊。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
莱恩小姐向同住6号隔间的厄尔·布鲁斯·杰克逊与他的未婚妻海伦·西格彭介绍我的情况，之前两人从未与我谋面。
傍晚，离首演不到二十四小时了，天色已晚，阿斯托里亚的窗户里却灯火通明。夜晚的走廊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关门声哐当作响，电话铃不绝于耳，就像要大难临头一样。
我被安排在2号车厢的6号隔间。这里看上去比普通的卧铺间要大一些，也很漂亮，尽管这儿的高音广播喇叭不能完全关掉，蓝色的天花板上还有一只蓝色的灯泡永远不会熄灭。车厢的内壁也是蓝色的，车窗的外框同样用的是蓝色长绒棉窗帘，与座椅上装饰面料的颜色很相配。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盏灯，罩着玫红色的丝质灯罩。
415套间里，博伦大使和他的妻子正在招待一小群刚刚乘火车从列宁格勒赶来的助手和朋友们。这群人里面包括罗伊·L·劳瑞，他是大使馆的要务秘书，也是当时在柏林给剧团做过“信息通报”的两个人之一。所有人都出奇地缄默，因为博伦夫妇不想让他们抵达酒店的风声走漏出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好。他们的掩饰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结果第二天早上，华纳·沃森还以为这些外交家们正在飞机上呢，他动身前往列宁格勒机场时还带着一束花打算献给博伦夫人。在大使们住的那间套房的正下方——315套间里，布林太太正在健身器上健身，而她的丈夫正在润色他的开幕词。有人建议他强调一下，这部剧对美国黑人的描绘是基于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不是当下，以此避免共产党利用《波吉与贝丝》作政治宣传。于是他又加上了一句，“《波吉与贝丝》的故事背景是过去。它与现实的关系就如同与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的生活一样遥远。”223房间里，莱昂纳德·莱昂斯正在打字机前敲击着开幕之夜的专栏提纲，他打算给他所在的报社《纽约邮报》发电报。“舞台上挂着苏美两国的国旗，”他在展望演出场景时这样写道。“上次美国的旗帜飘扬在这里的时候，美国还只有四十五个州。一名文化部的代表致电询问美国现在有多少个州。昨天服装女管理员又在早先的国旗上面绣上了三颗星。”这些内容写满了整整一页。莱昂斯又加了一张纸和一些复写纸，他并未将用过的复写纸扔进废纸篓里，而是拿到洗手间，冲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了。他觉得要销毁用过的复写纸，这样会更稳妥一些，不然的话，苏联方面或者是竞争的同行记者会搜寻并破译他们写的是什么。此话不假，酒店里挤满了抢夺新闻的各位选手。《星期六晚报》的法人代表就是查尔斯·R·泰尔，博伦大使的姐夫。泰尔还有《纽约时报》的C·L·舒尔茨博格和博伦一行一起抵达了列宁格勒。《星期六评论》派来的是霍瑞斯·萨顿，《时代与生活》已经有一个摄影报道组到场，而美联社莫斯科分部的理查德·奥玛丽夫人正坐在直奔列宁格勒的红箭快车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斯科尔头天晚上也是搭乘这趟列车过来的。
火车站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六点过五分。列车的鸣笛声、关车门的哐当声响成一片，似乎已经有了出发的迹象。在列车的过道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整个剧团的所有人员已经全部上了车，他们把头伸到车窗外，向那些无精打采的负责搬运行李的德国人挥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羞辱”[5]，此前有人曾告诫我们，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是如此看待这件事的。突然，每扇车窗后都发出了欢呼声。这是献给布林夫妇、罗伯特和维尔瓦的，他们正沿着站台飞奔，后面跟着满满一车的食品供给，整箱的啤酒和葡萄酒、法兰克福熏肠、面包卷、甜点、什锦冷切、苹果和橙子。广播里传来的军号齐鸣，渐渐达到高潮，这时只剩下了搬运箱子上车的时间，而布林夫妇呢，带着慈父慈母般的微笑，纵情地望着列车，目睹他们“史无前例的事业”从这里徐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眼下，二楼的3号房里，斯科尔——一个身材魁梧的单身汉，三十五岁上下——正忙着修改一篇手稿，口中叼着烟斗，一边对着电话那头在莫斯科的速记员念念有词，这三件事他同时完成。“好了。下面就是我的报道。你做好准备，我们开始了，”他大喊了一声，又开始念打印好的几页。“《波吉与贝丝》剧组逗号据称是首个赴俄国演出的美国剧团逗号将于明晚在两千两百名经过筛选的观众面前开启本次苏联之约——我重复一遍，是二二零零——演出地点是列宁格勒文化宫逗号但是在台下那些黑人演员和歌手已经大受欢迎句号剧组的六十名成员逗号以其本色出演逗号给这个苏联第二大城市逗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没说错，是吧？是第二大城市吧？”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分钟里，斯科尔就这么乏味地讲述着一些轶事和真相。列宁格勒的市民排成长龙，在大雪中通宵达旦地等待，就是为了花六十卢布（15美元）买到头等票，黑市上这个票价要翻上两到三番。“嘿，有什么是黑市的近义词，好通过审查？好吧，换成场外交易价格。”快到收尾的时候，他说道，“他们给列宁格勒带来了一个或许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圣诞节句号一直到凌晨四点他们还聚集在圣诞树周围破折号那棵圣诞树是热情的苏联政府提供的破折号唱着圣诞颂歌和宗教歌曲句号好了，我知道我报道得有点多了。但是我很兴奋。真的很兴奋。显而易见嘛。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再多啰嗦一句，听着，我在这里开心极了。他们真是一群好伙计，这些《波吉与贝丝》剧组的。就像和马戏团生活在一起。”
乔基姆说，“他跟他说往茶壶里加点茶叶。”
周一的早晨，首演当天，剧组在列宁格勒文化宫集合，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有完整乐队伴奏的带妆彩排。苏联方面本打算将这次演出放在具有吸引力的马林斯基剧院，然而对于门票的需求量令他们改了主意，他们将演出换到了更大的文化宫，这样的话，盈利就能翻番了。文化宫落成于三十年代，是一排土黄色的混凝土建筑。从外观来看，它与好莱坞和瓦因沿途那些破败的超市建筑并无二致。而文化宫的内部，有几个因素使其变得像一个溜冰场。譬如说室内的温度。不过对戴维·贝和剧团里其他几个孩子而言，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尤其是后台又大又黑，非常适合玩捉迷藏，飞绳可以用来荡秋千，身强体壮的后台工作人员——女的比男的体格更强壮——还宠着他们，给他们条形糖果，管他们叫做“阿鲁奇卡”，这是个表示亲昵的词。
“他说的是什么？”莱昂斯问道，手里的笔随时准备做记录。
我驾车来到了彩排现场。同行的还有文化部的两名译员——莉迪亚小姐和那个面容英俊的高个子萨沙。莉迪亚小姐正吃着东西，兴高采烈的样子，仿佛要正儿八经地端坐下来好好享用一顿美食似的。“我们要去看节目了，没错吧？我们现在要去看《波吉-贝丝》，”她扭动着身体说。于是我回答说当然没错，莉迪亚小姐和她文化部的同事们终于可以亲眼看看“这部《波吉-贝丝》”了，这个长久地耗费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的神话。即便是萨夫琴科也将是头一次看到这出戏。沿途，莉迪亚小姐兴奋地指着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有关本次演出的宣传广告。布林的名字屡次出现，而且是用的比格什温更大字号的粗体字呈现，而因故缺席的合作监制布莱文斯·戴维斯干脆完全省去了。之前的一天，格什温太太就对华纳·沃森讲，在俄国，格什温的名字好像“坐在了后座上”；对此，沃森是这样答复的，“瞧啊，李，这次是罗伯特的表演。他想要这样。这次他不达目的不罢休。”
没错，俄国人的确是在点头，在大笑。那个列车员在乘务员的后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喝了一声，发出指示。
“你怎么坐着一动不动啊？”莉迪亚小姐问萨沙。“我们马上就可以先于普通人看到演出了。”萨沙确实是一动不动。他的脸色看起来像是受到晕船之苦，这不无原因。那天早晨，萨夫琴科告诉了布林一个令他昏厥的消息，说是剧团演出节目单还在印制当中，几天之内不可能印好。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节目单上要交代这出歌剧的故事情节，布林担心，要是没有这份指南，观众会很难跟得上剧情的发展。萨夫琴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何不让文化部找一个翻译，在演出开始之前以及每一幕之前讲述一下故事梗概呢？萨沙就被选中去承担这一任务。“到时我的腿怎么站？”他说，他一怯场，就会头晕目眩。“我嘴里没词，该说什么好呢？”莉迪亚小姐安慰他说：“别的就不去想了，就想想这是项多么光荣的使命啊！许多重量级人物届时都会出席。大家会留意你的。如果你是我儿子，萨沙，我会觉得万般荣幸的。”
“噢，”乔基姆说，“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们大喜过望，都有点儿神经错乱了。”
文化宫内的观众席灯光已经熄灭，萨沙和莉迪亚小姐找了第四排的两个位子坐了下来。我就坐在他们的后面，两边坐的是萨夫琴科和“乔”·阿达莫夫，两人正在用牙签剔牙。其他俄国人约有三十来号人，零星地坐在前面的几排，他们此前用尽各种旁门左道获得邀请，来观看这次彩排。他们当中有前来报道首演的莫斯科记者和摄像师。管弦乐队站成弧形，他们是从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引进的，正自信满满地演奏着序曲。乐队指挥亚历山大·斯马伦斯是个出生在俄国的美国人，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波吉与贝丝》，这部歌剧的每一版制作呈现——包括1935年的原版——都是由他来指挥的；他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他指挥过的第六十一个管弦乐队，也是最好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和他们共事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喜欢谱曲，他们节奏感和韵律感都很强。现在，他们只需再多投入一点点感情。”
莱昂斯是那群美国人当中第一个从这个惊人的消息中平复过来的，他迅速地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好吧，他们有何想法？反应如何？”
舞台上，布林戴着一顶贝雷帽，穿着一件防风夹克和一条西部边疆裤，指挥着剧组成员各就各位，准备第一幕。供彩排使用的单色高架灯照射着演员们的脸，投下的阴影让舞台多彩的布景略有失色，也让布景的褶皱变得愈加明显。布景简单而实用，展现的是鲶鱼街的一角，包括带有阳台的屋子以及百叶窗。此时，一名女高音对布林的手势作出回应，她倚靠在阳台上，开始演唱开场曲“夏日时光”。莉迪亚小姐听出了这段旋律。她轻轻地摇晃着头，跟着音乐哼唱，直到后来，萨夫琴科拍了拍她的肩，轻声责备她，这让她在座位上有些畏缩。演到一半的时候，阿达莫夫用胳膊肘轻轻撞了我一下说，“我英语说的不赖，对吧？可是我听不懂他们到底在吼些什么。都是些狗屁方言！我想……”但我再也听不到他想的是什么了，因为萨夫琴科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足以令他窒息。大多数俄国人都与萨夫琴科先前所希望的那般安静。一排排观众的身形轮廓在闪烁的舞台灯光下显现出来，表情始终如一，就跟钱币上的人头一样。演出最后以一曲咏叹调结束，人们安安静静地向衣帽间散去。萨夫琴科和莉迪亚、萨沙以及另外两个文化部的年轻人伊格尔和亨利一同等在那里，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取他们的大衣。我走了过去，问莉迪亚小姐她的观后感。她咬了咬下嘴唇，眼睛飞快地向萨夫琴科瞟了一下，十分肯定地说道，“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莉迪亚小姐点了点头，但是不管是她，还是萨沙、伊格尔或是亨利，都不会贸然使用一个别的形容词。“没错，”他们口径一致，“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你们说这怪不怪？”乔基姆转过头来对一群听他们讲话的人说，其中也包括莱昂纳德·莱昂斯。“没人告诉过他们我们要坐火车的事儿。他们从未听说过《波吉与贝丝》。”
《波吉与贝丝》的常规演出时间将近两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的这次排演，由于中间有多次纠正错误的暂停，从早上十点一直演到下午两点。剧组人员已是饥肠辘辘，急切盼望回到酒店，这时，等剧院清场完毕，俄国的观众全都离开以后，布林通知大家彩排并未结束，他要求将演员谢幕环节进行重新走台，这让剧组成员有些恼火。
乔基姆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这两个俄国人都乐了；可他们的愉悦很快就被惊诧所取代，因为他跟他们解释了那些准备上车的乘客并非德国人，而是“美国人”，准备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表演歌剧。
按照目前的情况，尽管演员中只有波吉与贝丝两人单独鞠躬，然而已经定好的谢幕环节需要六分钟完成。不会有太多的作品能够期待观众持续六分钟的掌声。此时布林提议，通过设计一个类似“单独小节目”的环节，将这六分钟无限延长。他说，“类似一个即兴节目吧。就像加演那种。”具体环节如下：让一个鼓手敲一段小手鼓，与此同时，每次招手示意一名剧团成员跳着欢快的舞步出来，带动单独的掌声。哪怕是剧务，服装女管理员，灯光师，当然还有导演本人，都要一一接受观众的致敬。对此你可以下两种结论：要么是布林指望有雷鸣般的掌声，要么就是他担心会出现冷场，于是采取“即兴”加演谢幕这种稳妥的办法，来保证掌声能够经久不息。显然，在当时那种微妙的外交环境下，在演员还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时，观众是不会离场的。
“天啊，”那个演员说，“让我们结束这种折磨吧。”他朝月台那边扫了一眼，把罗宾·乔基姆召唤了过来，乔基姆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年轻人，会讲俄语，“人人歌剧团”聘请他随行担任翻译工作。
剧中主要演员均安排有私人轿车。玛莎·弗劳尔斯与埃塞尔·埃勒轮换出演贝丝一角，根据安排首演当晚由弗劳尔斯小姐上阵，这时她表示要载我一同回阿斯托里亚酒店。我问她对首演是否感到紧张。“我吗？哈哈。我这两年一直在演这个剧。要说唯一能让我紧张的事儿，或许就是这么辛苦地工作，会把我的嗓子给毁了。”弗劳尔斯小姐是茱莉亚大学一名年轻的毕业生，志存高远，一心想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独唱音乐会歌手。她身材娇小可爱。不管是笑的时候，还是不笑的时候，她的嘴唇总是向下，仿佛刚刚尝过青柿子一样。“不过我太累了。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种天气对歌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天气。你真得注意你的嗓子，”她揉着自己的喉咙说。“另外一个扮演贝丝的，你知道的——埃塞尔，得了重感冒，卧病在床。她发了烧，还有各种其他症状。所以我得演唱明天的午场，说不定还有夜场呢。嗯，要是持续作战的话，你的嗓子会永久性毁掉的。”她详细讲述了从现在到演出之前的日程安排。“我必须得吃点东西了。不过当务之急是要洗个澡。你的浴缸能用吗？我的浴缸太大了，我都可以在水上漂起来了。我还要睡个午觉。我们六点出发去剧院。大概六点半的样子我要溜进化妆间，把那朵用旧了的红花插进头发里。之后我想就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第二个俄国人——那个车厢乘务员——开了腔。“你不是德国人吗？”[4]
六点半的时候，弗劳尔斯小姐想必已经在化妆间插纸玫瑰了，布林太太和格什温太太在博伦的套间里，后者邀请她俩在动身前往文化宫前喝几杯。布林本人由于太忙，无暇接受大使的盛情，早已去了剧院。
那个演员笑了起来。“我要扮演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德国人，看来我真能演好。”
博伦的助手罗伊·L·劳瑞和劳瑞太太端上了苏格兰威士忌和白开水。夫妇二人都属于那种保守稳健的风格，行为举止就像中学教师，在这些方面二人十分般配。玛丽娜·舒尔茨博格是博伦夫人的密友，也是《时代》杂志作家的妻子，她思维敏捷，也在场协助女主人答话。博伦夫人有点一反常态，平日的她宁静安详，口齿伶俐，有着牧场女工的肤色和察言观色的蓝眼睛，今天却让人觉得她无法维持任何一种形式的交谈，哪怕是最尴尬的交谈。不过在这次“人人歌剧团”与美国国务院双方代表的会面中，某种程度的尴尬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如果你还记得布林数日前寄给博伦的那封带着过度苛责口吻的信的话。而大使先生呢，从他的和颜悦色中，你也许想象不到他曾经收到过这样一封来信。博伦从事外交官工作已经二十五载有余，大部分光阴是在莫斯科大使馆度过的，起初是担任要务秘书一职，这正是劳瑞现在的工作，最终于1952年被委任为大使，相比他在哈佛毕业那年（1927）所摄的一张照片上的样子，他的容颜依然与那时相仿。多年的经历磨平了他运动员般的英俊面庞，熬白了他的头发，冲淡了，或者说是砺尽了眼中梦幻般的纯真。然而乍看之下的年轻外表与雄健的体魄并未离他而去。他慵懒地倚靠在座椅上，小口品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布林太太交谈，仿佛他们此刻身处一间农舍，身旁是温暖的壁炉，小狗正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那个俄国人用他的烟嘴指着这个人，皱了皱眉头，说道，“你是德国人吗？”[3]
不过布林太太却悠闲不起来。她坐在椅子的边缘，就像是一个求职者。“您能来真好。真是难得，”她用一种小女孩的声音对博伦说，“这对剧组而言意义重大。”而某种程度上，这根本不是她自己的声音。
一个剧组人员朝其中一个列车员走了过来。“跟我说说吧，小子，”他指着车厢侧面的那行字说，“CCCP是个什么意思？”
“您担心过我们有可能会错过演出吗？”博伦说道，同时，他的妻子补充说，“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的！这次演出是这个冬天的亮点。我们都没考虑过别的，对吧，奇普？”她叫着博伦的绰号。
列车是绿色的，一节节深绿色的车厢连在一起，挂在内燃机车头后面，看上去很气派。每节车厢的侧面都印有黄色的CCCP字样，这些文字的下面用不同的语言写着这趟列车行驶的目的地：柏林—华沙—莫斯科。在场的那些苏联列车员，戴着波斯羔羊皮帽，穿着公主方形的喇叭状大衣，举止优雅地驻守在每节车厢的入口处。穿着更为朴素的卧铺车乘务员就站在他们旁边。列车员和乘务员都在抽烟，香烟装在长长的鞋面式烟嘴里。他们注视着周围的混乱场面，只见剧团的成员亢奋得乱作一团，这时他们努力地保持一种铁石般的漠然，尽管那些走过来的美国人盯着他们看，露出一副似乎很惊讶的样子，而且还有些不高兴，他们发现俄国人居然也长着两只眼睛，而且居然也长在正确的部位。
布林太太谦恭地低下了眼，面颊泛起一点颜色。“这对剧组而言的确是意义重大。”
在经过勃兰登堡门之后，我们坐了四十分钟的车，穿过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东柏林某地。另外两辆载着剧团其他人员的包车在我们之前到达了车站。我们在站台与其他人会合，蓝色特快就停靠在那里。格什温太太也在那里，监督工人将她的行李装车。她穿着一件海狸皮外套，手上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水貂皮大衣。“哦，这件水貂皮大衣是准备在俄国穿的，亲爱的。亲爱的，”她说，“他们为什么管这辆车叫蓝色特快呢？可它根本就不是蓝色的啊？”
“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意义重大呢，”博伦夫人说。“我们的生活不怎么有生趣，所以我们才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演出啊。怎么说呢，哪怕是全程都要步行，我们也会走过来的。双手双膝着地，爬也要爬过来。”
在车上，我坐在一对夫妇的后面，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剧组成员，另一个是瘦弱的年轻人，应该是一名西德记者。他们在柏林的爵士酒窖里邂逅，想必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坠入的爱河。不管怎样，他正送她出发，沉浸在喃喃细语、泪眼朦胧与淡淡笑声之中。随着我们离勃兰登堡门越来越近，他也必须得下车了，对此他表示抗议。“我要是进入东德的领地，那是很危险的。”这句话事后看来的确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几周以后，同样是这个年轻人出现在了俄国，哈哈大笑，招摇过市，究竟他是怎么去的，他没有给出太具说服力的解释，不过这个年轻人和以前一样，仍旧自称是西德人，是新闻记者，正谈着恋爱。
布林太太的眼睛向上翻了一下，很快地扫了大使夫人一眼，似乎是有些怀疑她这番言论是否带着讽刺的意味；接着，看着博伦夫人直率和不加掩饰的脸，她才放下心，又把眼睛低了下来。“你们能来真是难得，”她低声说道。“我们一定会为莫斯科的那场聚会兴奋不已的。”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专车到达的时候，一阵大雨像水被筛子过滤一样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街上，车上载着满满一车乘客，有的开着玩笑，有的大声喊叫，车轮隆隆驶过西柏林，直奔勃兰登堡门而去，共产主义世界就从这里开始。
“噢，没错……聚会，”博伦夫人说，明显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为了庆祝剧团莫斯科首演，两周以前，博伦夫妇就作出承诺，在他们的官邸斯帕索宅举行一场官方接待。
莱恩小姐急急忙忙地向前跑着。“我们正在尽力而为。”她这话的意思是，“人人歌剧团”的管理层正四下搜刮柏林的各种熟食。
“我和罗伯特衷心希望布尔加林先生能够届时莅临。我们希望以个人名义感谢他对我们的盛情招待。文化部送了罗伯特一份厚礼。七头大象。”布林夫人说的是壁炉台上放着的一排塑料大象模型，都是萨夫琴科送给布林的礼物。
“我饿了，”沃尔弗特太太唉声叹气地说。
“真不错啊，”博伦夫人这话说得很模糊，似乎没有抓住这次谈话的主线。“嗯，当然了，我们无法确定谁将会参加宴会。我们向外界发放了两百份请柬，数量上会有点出入，不过因为俄国人对于‘请予回复’从不回复，所以哪些人会来，会来多少人，我们也无从知晓。”
南希·莱恩急速跑步穿过大厅，一头金发十分飘逸，外套左右摇摆。“别挡住我！有急事！”当然，她还是被挡住了；然后，她对大家说：“现在他们才跟我们说！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出发了！他们说火车上也没有餐车。而且一直都不会有，直到我们抵达俄国边界。三十个小时啊！”她的语气就像是她很喜欢发布坏消息似的。
“没错，”博伦大使说道。“只有等这些人走到了门口，你才能百分百确定。他们当中任何人都不例外。而他们自己举办宴会时，不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是不会邀请你的。任何在外交部门的人，在得知克林姆林有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把晚上的时间空出来。我们就闲坐待命，希望电话铃响。有时候他们邀请我们时，饭都吃到一半了。之后便是匆匆赶去。所幸的是，你从不用担心穿什么去，”他又回到了早先的那个话题，这个话题对布林太太来说可谓是件劳神费力的事。因为今天早些时候，布林太太很沮丧地得知博伦不愿意扎黑色领带出席首演。的确，她一心想“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台晚会”，之前甚至还得陇望蜀地指望着让大使穿上晚礼服，系上白色领带，这正是她丈夫布林先生所预期的。然而，“我从未想过穿一件无尾礼服，”博伦指着一件他认为适合那个场合的深灰色西服说。“这里没人会穿无尾礼服。哪怕是首演。”
“那还用说吗，”莱昂斯说。“鱼子酱加伏特加。”
角落里，格什温太太和舒尔茨博格太太也在讨论这个有关着装的话题。“我们当然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去穿我们不想穿的服装。我跟维尔瓦一直就是这么说的。那天晚上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简直穿得不能再滑稽了。哦，他们真是有些小题大作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毕竟，不就是场老《波吉》吗。”
她的丈夫拍了拍她的肩。沃尔弗特夫妇膝下的子女均已成年，二人有些方面很像，比如都长着粉色的面颊和银白的头发，都有着一种结婚多年的安定与平静。“没关系，海伦，”他趁着吐烟的间隙说道。“我们一上火车，马上就去餐车。”
“实际上呢，”舒尔茨博格太太开口道。她出生于希腊，机灵的眼睛中带着地中海式的顽皮。“让俄国人看到我们衣着体面，也许不是件坏事儿。他们平日穿成那样，真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刚到这里时，我就为他们感到难过，”她又补充说，她和她丈夫已经来苏联两个星期了，一直作为宾客待在博伦的家中。“我先前以为他们这样穿是因为贫困。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看上去这般模样，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他们是有意为之。”
沃尔弗特太太说，“我饿了。”
“没错，”格什温太太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个朋友给我寄了封信，”莱昂斯继续说道。“杜鲁门总统。他在信中说，我在俄国应当小心为妙，因为他再也无权保释我了。俄国！真是个日界线啊！”话音未落，他迅速环顾四周，似乎是要捕捉一些线索，看看旁人是否对他的激动情绪有所共鸣。
“我很好奇，”舒尔茨博格太太自言自语道。“我很好奇啊。你觉得俄国人那么差劲，是因为他们老是吃败仗吗？还是说他们老是吃败仗，就是因为他们很差劲？”
“嗯，”赛多利斯说，他似乎没怎么跟上莱昂斯的思绪。“没错，嗯，我会记住你的建议的。”赛多利斯头发灰白，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绅士般的保守性格能够激发你对这样一位金融家的信任。
“没错，”格什温夫人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莱昂斯表示赞同。“不过嘛，”他压低了嗓门，那双警觉的黑色眼睛往两旁扫视，说道，“最好别让他们看到，他们可能不喜欢地图这个东西。”
劳瑞看着博伦大使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他的手表。酒店外豪华轿车的引擎正在发动，准备载着博伦夫妇前往剧院。其他的齐夫车停靠路边，整条街都是这些车亮起的车灯，等待的是布林太太、格什温太太、萨夫琴科、阿达莫夫和美联社、时代-生活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些车不久就要发车，穿过广场，像是送葬队伍一样。
那个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则身着一件风格保守的外套和一身西服，俨然一副准备前往华尔街的派头，没错，他没穿长袖内衣。“我没时间买任何东西，除了地图。你有没有去买张俄国地图？好吧，这是件最烦心的事情。要找到一处卖俄国地图的地方，我非得把纽约翻个底朝天不可。在火车上备一幅有好处，可以知道我们身处何处。”
博伦将杯中的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随后陪着客人们走到门口。“我觉得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对布林太太说。“俄国人都是很懂音乐的。你会在耳朵里听到卢布的声音。”
莱昂斯先生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焦急地等着专车的到来。“我很兴奋。睡不着觉。就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艾贝·伯罗斯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住在一栋楼里。他说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冷吗？他在收音机里听说冷到零下四十度。那是前天的时候。你带上长袖内衣了吗？”他往上提了提裤腿，露出一截红色的羊绒。莱昂斯一头短发，中等身材，对于寒冷的天气严阵以待，戴着一顶皮帽子，套着大衣，戴着手套，穿着鞋子，全是衬毛皮的，看上去很雍容华贵，他这身臃肿的行头活像是到商店行窃的扒手。“我的妻子西尔维娅给我买了三件。都是从萨克斯买的。穿着不让人觉着痒。”
“挺可爱的一个人儿。太太也很有魅力。”格什温太太在二人下楼的时候这样对布林太太评论道。
一小群人聚集在凯宾斯基酒店的大厅里等候专车。用华纳·沃森的话说，这些人是“我们尊贵的客人”。这些贵客和《波吉与贝丝》剧组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应管理层之邀与剧团共赴俄国。这些人包括：纽约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他同时也是布林的密友；报纸专栏作家莱昂纳德·莱昂斯，“人人歌剧团”在递交给苏联的官方档案中将他描述为“剧团的史学家”，只字不提他准备把他的历史著作寄给《纽约邮报》；还有一位新闻工作者——艾拉·沃尔弗特，他曾获过普利策奖，他的妻子海伦随行。沃尔弗特先生是《读者文摘》编委会的成员，而布林夫妇一直有大量剪报的习惯，他们希望他能够就本次俄国之行写一篇文章发表。沃尔弗特太太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现代诗人，”她强调。
“挺可爱的，不过嘛，”布林太太说着，她羞涩的小女孩般的声音忽然变得成熟起来。“罗伯特和我真的希望能办得像晚会。”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护照和签证的办理仍然处于停摆状态。不管怎样，那天下午三点左右，三辆专车已经开始在柏林市内穿梭，将“人人歌剧团”的成员从他们下榻的各个酒店和膳宿公寓接上车，送往东柏林的火车站；在那里，苏联列车蓝色特快号计划于四点或者是六点或者是半夜出发，似乎没人知道准确安排。
“哎呀，我说亲爱的，要是我们太过夺目，这是成不了晚会的，”格什温太太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身上的钻石首饰让她看起来宛若在聚光灯下行走。“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让俄国人看到体面的衣着，对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了。他们平日穿成那样，真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刚到这里时，我曾为他们感到难过，可如今……”
我告诉莱恩小姐，这安排听上去挺好的。“好极了，”她说。“嗯，到时火车上见。如果我们的签证能够办妥的话……”
在城区那一头的文化宫附近，浑身洒满雪花的人群簇拥在人行道上，围观着持票人士的到来。剧院内，观众人数已相当可观，他们在电视新闻弧光灯的强光下炙烤着，此刻早已就座。一篮篮的鲜花，有黄有白，在舞台侧面排开，星条旗和锤子镰刀旗交织在一起，悬挂在舞台上。在后台，管弦乐队的笛子和双簧管正在试音，宛如大森林里传来的声音，玛莎·弗劳尔斯已经穿好演出服，镇定自若，任凭相隔甚远的观众席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正如她此前预料的一样，她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那对所谓的“情侣”是厄尔·布鲁斯·杰克逊——饰演斯波廷·赖夫的三个演员其中之一，还有海伦·西格彭——饰演塞丽娜的女高音。杰克逊和西格彭小姐好几个月前就订婚了。按照“人人歌剧团”发布的消息，二人计划在莫斯科完婚。
等的时间确实够长的。八点宣布演出开始，九点四十五分大幕才徐徐开启，十一点四十帷幕落下。半夜之前，我回到了阿斯托里亚酒店，等着亨利·夏皮罗的电话。他是合众社驻莫斯科的记者，说是等首演结束后会打电话给我，了解“演出进展。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些事情不存在绝对真相一说，只有个人观点而已，我一边试着构想自己的观点，努力定夺该和夏皮罗讲些什么，一边在床上伸展身体，把灯关了。我的眼睛一阵刺痛，那是拜先前镁光灯的强光所赐，我似乎还能听见新闻短片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声。确实如此，躺在黑暗之中，一幅幅凌乱的画面在我的头脑中横冲直撞，仿佛是一部匆匆闪过的电影：玛莎·弗劳尔斯轻快地跑到舞台的脚灯前，向观众献着飞吻，萨夫琴科大步走向大厅，倾听着评论，萨沙眼中的恐慌，莱恩双手捂脸。我在头脑中努力地让这部电影慢下来，好让它从头开始。
电话是布林的秘书南希·莱恩打来的。“听着，”她说，“你和我睡一块儿如何？我是说，在火车上。只有这么办，因为四人一节车厢，所以恐怕我们只能按照俄国人的做法来办了。他们经常把男孩儿和女孩儿安排在一块。”反正，我在协助分配铺位，那些感情好的，有摩擦的，那些想睡在一起的，还有那些铁定不想睡在一起的，好吧，说真的，够吓人的。所以如果你我二人与那对情侣共一节车厢，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先从观众说起。伴着管弦乐队奏响的两国国歌，他们如一支军队般立正站好，庄严而隆重。萨夫琴科出于礼节考虑，早就坚持要先奏《星条旗》。随后登场的焦点人物分别是：博伦大使及其夫人、舒尔茨博格夫妇、劳瑞夫妇、莱恩和莱昂纳德·莱昂斯，他们均出现在前排。在他们附近，在一个从舞台一侧延伸出来的平台上，一排摄影师正在焦急等待，直至奏国歌仪式礼成；紧接着这个平台就变成了一个被围攻的城堡，摄像师连续按动着快门，助手则帮他们装好胶卷。有些摄像师，譬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斯科尔，疯狂地在相机和磁带录音机之间切换，因为他们要对开演前的典礼进行记录。这般慌张其实全无必要。各种讲话以及翻译持续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了凯宾斯基的房间，发现床上放着一个用平装牛皮纸包装的大包裹，上面写有我的名字、酒店的名字以及我的房间号，但却看不出来寄件人是谁。包裹里面有六本厚厚的反共宣传册，还有一张手写的卡片，没有签名，上面写的是，亲爱的先生——你能得救。得救，也许是从随附的这些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命运中得救吧，这些故事大部分都号称是真人真事，大都讲的是出于自愿或强迫而被拦在铁幕之后的德国人，这些人从此音信全无。这些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只有真人真事才能有如此的吸引力，要不是因为电话铃响，我应该会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的。
俄国人还是非常言简意赅的。来自列宁格勒剧院的青年芭蕾舞艺术家康斯坦丁·塞尔吉夫与布林握手，随后，他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各位艺术界的兄弟们，欢迎各位。在苏联，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和称道美国艺术。我们了解并且珍视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诸如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斯陀夫人，杰克·伦敦和保罗·罗伯逊。我们感谢乔治·格什温的各位明星，这就是为何本次相聚这般令人欢欣鼓舞。”随后，对于本段致辞，格什温夫人说：“当我听到格什温这个名字与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时，我还以为我会昏厥呢。”
“大使馆来了四个俄国人，”布林带我到了门口，解释道。“他们要过来用餐。你知道，要对他们友好。友好为重。”
布林向塞尔吉夫鞠了一躬，他走到话筒前，一副打理得干干净净、毫无瑕疵的形象，穿着整洁合身的无尾晚礼服，还有笔挺的衬衣。“他最后也打不起勇气了，”莱恩小姐解释着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刻，她的老板放弃了打白领带、穿燕尾服的念头。不过此时，看着布林面对观众们报以敬意的掌声所作出的反应，你不会猜到他有什么紧张情绪。在强烈的灯光和镁光灯闪烁下，他看上去面色光滑白皙，带着一种向内凝望的距离感，仿佛他已在梦中渴求着眼前的这一幕太久太久，以至于这一切依然像在梦中一般；等到他开口时，他那有着演员功底的音色低沉而富有节奏，更加强化了一种印象：他正是觉得此刻正独自一人身处空荡荡的舞台上，对着一群想象中的观众讲话，仿佛正在为那终有一日梦想成真的自我实现的一刻作着排演。想象中的观众会十分配合；可文化宫里面的这群人在布林慢条斯理地讲话，俄国译员跟进翻译的时候，开始私下里喋喋不休。布林用大领主[32]的优雅手势介绍了博伦大使和博伦夫人，二人起立鼓掌表示感谢。按说应当有大使致辞的环节，但是苏联方面对外交礼仪甚为敏感，由于他们没有“同等级别的显要人物”代表俄方来致回应辞，于是他们提出干脆省去这个环节，这令博伦如释重负，却令布林感到遗憾。此外，布林还介绍了格什温太太，还有指挥亚历山大·斯马伦斯，当布林介绍到斯莫伦斯“正是出生在列宁格勒”时，他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布林继续介绍当天晚上没有表演任务的剧组成员：埃塞尔·埃勒——饰演贝丝的演员之一，她已经完全从感冒中康复，走下病床，穿上了一件紧身无肩带礼服。还有饰演斯波廷·赖夫的演员之一洛伦佐·福勒。福勒有“几句”话要说，其中就有他背过的一个俄语表达，“Dobro poshlavat，druzya”，意思是“朋友们，欢迎前来”。观众们大声表达出认可。而随着时针缓缓地指向九点，即便是那些狂乱的摄影师也停下来看表。“天啊，”一个记者说，“他们应该在附近摆一个锣。就像梅杰·鲍斯[33]那样。”布林仿佛是听到了他们讲话，典礼环节随即草草收场。
布林的白兰地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的妻子在隔壁房间喊他，“你最好做好准备，罗伯特。他们六点钟就会来，我已经预订好了一个私人餐室。”
剧院变得比日落时的鸡窝还要安静，观众们在座位上安稳地坐定，相信帷幕即将于此时拉开，他们花钱要看的《波吉与贝丝》也会浮出水面。而事实并非如此，此时萨沙出现了。他脚步僵硬，颤颤巍巍地走上舞台，就像踩在一块厚木板上，手上一摞打印好的文稿微微抖动。他面无血色，大汗淋漓。那一瞬间，观众嗅出了他出现在此的原因：为他们念出本部歌剧的故事梗概，鸡窝一下子变成了蜂窝。他们已经无法忍受又一个有关这场演出的环节了，哪怕多说一个字，他们只盼望着欣赏演出本身；“叛乱”在剧院楼座中爆发，人们发出粗鲁的喊声，随后波及到了乐队那边：观众又是拍巴掌，又是吹口哨，又是跺脚。“可怜的萨沙啊，噢，可怜的小伙子，”莱恩小姐双手捂着脸说。“真是糟糕透顶啊。我都看不下去了。”在莱恩小姐身后的几排，坐的是萨沙的两位朋友——伊格尔和亨利，他俩身子向后瘫倒在了靠背上，而莉迪亚小姐反应更加强烈，对着周围的观众怒目而视，仿佛要用手中的笔记本向那些人砸去。舞台上，萨沙继续硬着头皮往下念，嘴里叽里咕噜，似乎是顶着震耳欲聋的喧哗声在念着祷文；就像此前的布林一样，他看起来也身处梦境之中——一个赤身裸体流落街头、全身麻木的噩梦。斯马伦斯轻轻敲了两声指挥棒，序曲响起，此时的萨沙已经从舞台侧面退场。
如果布林想要最后那个心愿实现的话，那么，在某些观察员看来，他将面临非常艰巨的工作。1952年，那时的布林和他的合作监制布莱文斯·戴维斯复兴了格什温的这部歌剧，该剧最初由行会剧院上演时（1935）票房惨淡，而且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负面评论。1952年的版本由威廉·沃菲尔德饰演波吉，莱昂蒂妮·普莱斯饰演贝丝，卡布·卡洛韦扮演斯波廷·赖夫。从那以后，这些主演全都被替换了，甚至是替换他们的人也被替换了，而接替他们的艺术家并不总是具备同样水平的艺术素养。任何一部长期上演的作品要保持一种表演的高水准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巡演。通宵达旦地跳舞造成的紧张情绪，梦游一般不停地更换房间和餐馆，笼罩剧组的紧张气氛，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对于一直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他们来说，就造成了演出所暴露出的疲惫状态。霍斯特·库格勒是柏林剧院的一名评论家，他在三年前评论《波吉与贝丝》时（那个时候该剧作为柏林音乐节的一个环节，正在德国上演），对于这部剧非常着迷，甚至去看了五遍，如今当他再次欣赏到这部歌剧时，他感到演出“仍旧充满了激情与魅力，尽管制作水平已经大不如前”。过去的一周，布林组织排练的次数已经达到了演员协会所规定的上限；但是对于这场演出能否达到最佳状态，对于列宁格勒的首演能否被认可，布林并未感到不安。这部剧将会是一枚“重磅炸弹”！到时俄国人会“叹为观止”！还有一件预料之中、无可争议的事情：“他们此前一定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
很快，明显看出观众开始后悔没有注意萨沙对这部两幕剧的剧情介绍了。这部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波吉是一个瘸腿的乞丐，爱上了一个查尔斯顿的风尘女子贝丝。可是呢，这个焦虑的女子落入了两个凶神恶煞的绅士的魔爪。一个是恶魔般的毒贩斯波廷·赖夫，怂恿她染上了毒瘾，而另一个，是充满蛊惑、体格强壮的罪犯克劳朗，他掌控着女主角贝丝的性冲动。波吉杀掉了后者，而当他因此行径被送进监狱时，贝丝沉迷于吸毒，以此来缓解痛苦，在此期间，斯波廷·赖夫劝她忘掉波吉，同他私奔去纽约：“妹妹啊，这才是我们要去往的地方”；他唱着歌，两人朝哈莱姆[34]媚人的灯光进发。在最后一场戏里，波吉洗清了谋杀克劳朗的罪名，他动身前往北方，坐在一架羊拉车里，他相信，同时也令观众相信他会找到贝丝并带她回家。尽管故事的脉络十分清晰，但讲述故事的声乐舞蹈语言却有些复杂，足以让任何有语言障碍的观众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在配乐、舞蹈风格以及指导手法对于文化宫里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都闻所未闻的情况下。
我问他排练的进展如何。“嗯，演出阵容很强大，”他说。“但是他们有点被宠着了，太过于想当然。谢幕时的掌声啊，如潮的好评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希望他们要明白，去俄国不是一次约会那么简单。我们得发挥出迄今为止最好的水平。”
“夏日时光”结束时，掌声并没有响起。波吉在没有欢迎的情况下出场了。饰演波吉一角的莱斯利·斯科特唱完了一曲“女人有时就是一件财产”，然后停了一会儿，等待欢呼声，因为此处通常情况下都会有欢呼声。可这次没有，这造成了舞台上有那么一瞬间的冷场。回到正轨以后，剧组演员们进行了一场刺激的双骰儿赌博：观众窃窃私语，似乎是在向彼此询问这些兴奋的家伙掷骰子有何含义，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而当贝丝首次登场，将裙子往上一提，摆弄吊袜带时，窃窃声变成了惊呼声——一阵惊骇的震颤。莱恩小姐对劳瑞太太说，“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很大胆，那就等着瞧吧。”话音未落，斯波廷·赖夫那俏皮又色情的旋转舞姿又引爆了惊诧的焰火。双骰儿赌博游戏中，克劳朗杀了波吉的一个邻居，随后便是葬礼的一场戏：被杀的那个人的妻子唱起了挽歌“我夫已去”，鲶鱼街前来悼念的居民在尸体周围如部落成员般围成了一圈。这个时候，一位苏联的重要人物对着一名记者用俄语说道，“啊，现在我看懂了！他们打算把他吃掉。”那些人并没有把他吃掉，而是渐渐地离开了他的坟墓，这场歌剧又过渡到波吉展现乐观的桥段“我有许多的一无所有”。斯科特这个音色厚重的男中音穿过舞台脚灯，满腔热情唱出这段的时候，本应是掌声雷动，甚至让表演中断，而此处却没有掌声。
布林猛地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喊我到他的浴室，他是想展示一下其中某只玩具船是如何行驶的。这是一只铁皮独木舟，舟上有个上了发条的印第安人在划桨。“这难道不神奇吗？”他问道，那个印第安人正划着船在浴缸内来来回回地穿梭。“你之前见过类似的东西吗？”他的声音是演员经过训练的那种，“定在”一个很深的音域内，使得声音有一种自然的华丽，他说话的时候，剪过指甲的双手随着语言的内容挥动，并非是一种亢奋的拉丁式风格，而是一种主持仪式的方式，优雅而舒缓。的确，布林最初的梦想正是进入教会。在他的兴趣转向舞台剧之前，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成为一名牧师。
观众持续沉默，似乎并不该归咎于其反应冷淡；相反，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应当是观众过于专注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去弄懂剧情；正是如此，他们唯恐漏掉关键的台词、重要的线索——那可能会帮助他们揭开这眼前奥秘的东西，他们像报告厅里的学生一样冥思苦想，全神贯注地观看与聆听。然而第一幕行将结束，剧院里才传来一种带着恍然大悟的热情。这种热情，是被“贝丝，如今我已拥有你”带动的，这是两名主演的二重唱：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波吉与贝丝相爱了，他们的歌是柔情中的欢欣，而观众欢欣的掌声也淹没了演员，这掌声虽简短，却有力，正如热带的暴雨。然而，随着音乐过渡到“我无法安坐”那欢快喧嚣的旋律——这也是第一幕的最后一场戏——干旱再度来袭。这场戏有民俗幽默穿插其间；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咯咯笑声和寥寥无几的大笑声表明至少有人能够品味其中的妙处。幕落。沉寂。剧院观众席照明灯亮起来了；观众眨了眨眼，似乎到了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这一幕已经结束。他们长舒了一口气，就像是刚刚经历了过山车之旅的乘客，并鼓起了掌。掌声持续了三十二秒。
布林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上下，中等个子，身材很匀称，你可以从他的衣服合身程度上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钟情于艾森豪威尔外套，还有那些剪裁紧密、瘦身修腿的长裤，我们称之为前线裤。他身着定制的衬衫，倾向于黑色与紫色的搭配。他有一头稀疏的金发，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外出，基本没有不戴黑色贝雷帽的时候。他的脸苍白而瘦削，凭借脸上的表情——一脸严肃或是面露微笑——他的脸能够显露出两种完全相反的个性。严肃的时候，他的脸能够持续几个小时表现出一种陷入沉思的淡定，仿佛是在摄影师面前摆出造型，并被告知不要调动任何一块肌肉。不可避免的是，你一定会想到布林和他妻子一样，都演过莎剧——他扮演的是哈姆雷特的角色，他出演的这个版本在战后不久便在欧洲巡演，甚至登上过埃尔西诺当地的舞台。但是当布林松弛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东西成功地勾起他兴趣的时候，他仿佛是彻头彻尾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格外活跃，带着孩子气，咧着嘴笑，幽默得很，没有了先前那种看起来拒人千里之外的自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羞涩、脆弱、容易上当的表情。布林表现出的双重性格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人人歌剧团”的成员会同时抱怨两件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和布林的关系是怎样的，”然后马上又会说，“谁都可以利用他。他真的是太好了。”
“他们惊呆了，”劳瑞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布林此前的预言，但不知怎的他似乎改变了这句话的本意。“他们此前一定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
正当布林夫人还停留在“肉体上的打击”这个话题的时候，她的丈夫从排练室回来了，外交信息通报会结束以后，他就一直在那里组织剧组排练。她问他想不想喝点什么。他说他很想。拜托来一份纯浓白兰地。
如果说俄国人惊呆了，那么与之为伍的还有其他人。那些美国记者也是挤作一团，对着笔记。“演出不怎么受欢迎，”百思不得其解的丹·斯科尔对着《时代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像师抱怨道，后者同样觉得莫名其妙。而博伦夫人看上去正处在凝重的沉思之中，跟着她的丈夫走出过道。后来她对我说了那个表情背后的思绪：“我当时在想——嗯，我们下了一个蛋。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蛋？”
总共算下来，俄国人要投入大约150000美元。这不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慈善事业。事实上，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如果每一场演出门票均能售罄，当然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文化部将会获得两倍于投资的回报，也就是说，票房总收入大约能达到300000美元。然而，基于文化部与公司签署的这项合同，按照收入与运营成本比法则计算，“人人歌剧团”每周将损失4000美元。估计布林早已想出了一个补救上述损失的方案。“但是不要问我方案是什么，亲爱的，”格什温夫人说。“这是个天大的秘密。”
喧闹的大厅内，布林太太面露笑容，表达着更加乐观的情绪；按照她所说的，这次演出进行得“十分美妙”。一位记者打断了她的话，并且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俄国人怎么还“这么吝惜鼓掌”呢。布林太太瞪了这名提问的记者一眼，似乎是觉得这人疯了。“但是他们原本就不应该鼓掌啊，”她说。“罗伯特计划如此。按计划不应该有人鼓掌。掌声会打断情绪。”
后来，随着日子的迫近，布林得作出选择：是放弃自己的原定计划，还是接受苏联的资金援助。1955年12月3日，双方在莫斯科草拟了一项合同，签订双方为苏联文化部（以下简称为“文化部”）与“人人歌剧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剧团”）。这项合同密密麻麻共有三页半，而且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条款——文化部同意给剧组提供一名俄籍成员，也就是，“一只家养的母山羊”。但是这件事的代价是在第五条中展开的。在这则长长的条款中混乱的语言难以厘清，它写的是剧团在苏联逗留期间，将收到每周16000美元的报酬，这远低于依照惯例支付的酬劳，尤其是酬金有一半准备“用纽约的一张美元银行支票来支付，剩下的部分按官方汇率以卢布现金形式支付”。（众所周知，官方汇率随意性很大，通常情况下是四卢布兑换一美元。对于公平的汇率应当是多少众说纷纭，但是在莫斯科黑市，十卢布兑一美元都有可能，而如果有人愿意冒险一试，将外汇偷带到国外的话，他可以在瑞士拿到一美元兑换十五卢布，这风险就是被扣押在西伯利亚。）除了这些货币方面的条约，第五条还作出承诺，文化部将提供给剧团：“头等酒店的免费食宿，或在旅途中提供就寝铺位以及在餐车提供用餐。此外，文化部支付剧团所有成员一切旅途费用，负责布景道具运输、进驻和穿越苏联，以及跨越苏联边界返回欧洲，双方就此表示理解并达成协议。”
沃尔夫特夫妇赞同布林太太的观点；他们觉得首演行将大获成功。“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这个表演，”沃尔夫特说。“我不喜欢音乐剧，对它们实在看不上眼。但是这部剧还真是相当不错。”
说归说，国戏院和国务院还是希望“人人歌剧团”能够交好运。他们也并非和剧团断绝了亲子关系，只是剥夺了它的继承权。但是那些表达良好祝愿的人几乎没往布林的银行账户上注入多少资金，正当他寻思着通过个人捐助来募集所需资金的可能性时，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进展。俄国人站了出来，主动提出由他们来付账。哪怕是最差劲的语言学家也能够解读这一举动所透露的信息，这可以说是蓄意让美国国务院难堪，支持布林进行此次冒险的美国同党们恰恰因为这点对此表示欢迎。他们觉得这会让美国政府感到羞耻，这样美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吝啬了。他们错了。
另一位美国人——讲俄语的普丽西拉·约翰逊——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偷听观众们的反馈。“他们大为震惊，”她如是报道。“他们觉得这绝对是伤风败俗。哎呀，他们不喜欢，你也不能责怪他们。制作真的很平庸。这就是让我伤心的地方。如果制作真的很棒，那你就有理由责怪他们了。太糟糕了，真是太糟糕了，”她抚弄着刘海，摇着头说。“整个组织安排：布林夫妇、宣传和其他工作——唉，这件事的目标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
戏剧界的报纸《综艺》报道了一则传闻，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态度转变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据他们称，“国际交流项目”——美国国家戏剧研究院（国戏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对于戏剧事务的意见在华盛顿分量很重，该机构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这次国务院已经在《波吉与贝丝》上投入了大笔资金，他们应当将手中的资金分散用于更多的文化交流项目。
和约翰逊小姐一样，萨夫琴科和阿达莫夫也是四处转悠，搜集民意。萨夫琴科紧紧咬住一句话：“这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阿达莫夫在剧团的调教下，使用的俚语也日渐丰富，他说，“许多菜鸟都不买账。他们不懂行嘛。可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们纽约也有菜鸟，对吧，伙计？”
在纽约，戏剧圈中有一种说法：国务院撤销了资助，其原因是他们担心这部歌剧太容易受到苏联宣传机器的利用了。支持歌剧团的人则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在他们看来，这部歌剧所包含的那种社会批判层面的东西在美国的剧院可以任意上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抵消了利用这些内容进行有效宣传的可能性。再者说，在俄国，黑人剧组一出场，他们饱满的形象、他们那显然不受压迫的快言快语、他们那受过教育，甚至可以说是练达老成的风格仪态（“哎呀，”布林夫人说，“我们剧组里有些人能讲三四种语言。而且讲得棒极了”）会给俄国人民留下对美国黑人的崭新印象，不同于作家哈里特·毕彻·斯托刻画的那种刻板形象，那样的人物刻画使得哈里特依然是苏联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内维斯基夫人和她丈夫——那个男低音——碰巧路过。“噢，我们真是看得目瞪口呆啊，”她对我说，手上挥舞着一个有剑那么长的烟斗。“内维斯基觉得太颓废了。可我不这么看。我喜欢里面所有的黑色元素。节奏，汗水。说真的，那些黑人太有意思了。他们的牙齿真不赖啊！”她走近了些，接着说，“你真的告诉你朋友了吗？住520房间的。别打电话，悄悄地去，带上所有东西。我会出个非常公道的价格的。”
在确定抵达俄国会受到欢迎之后，布林要面对的是如何去那里的问题，还有必需的资金，预计需要15000美元。报纸上头几则关于俄方“邀请”《波吉与贝丝》赴俄演出的声明或多或少地透露出美国国务院不仅是在精神层面支持这次“盛况空前的演出”（布林偶尔也会用上这个说法），而且还会提供财务方面的大力支持。布林相信这一点，而且他的理由很充分。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务院因其在道义上和金钱上资助《波吉与贝丝》而获得了众口一词的好评，另外一些媒体，譬如说《纽约时报》，还屡次将其称为国务院派驻海外的“最佳使者”。但是在几度奔赴华盛顿一番请求之后，布林很快就发现，他再也无法指望这帮波托马可河的朋友们提供资助了。显然，他们觉得这次演出过于地缺乏先例，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换句话说，一个子儿的赞助也没有。
斯蒂芬·奥尔洛夫正站在茶歇台跟前，手中拿着一杯矿泉水。“我的朋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天晚上我们真开心啊，对吧？第二天早上，我老婆抽着我的屁股才把我轰下床。给我系好鞋带，扎好领带。倒不是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她在嘲笑我。”他拿出了一副观剧望远镜，透过镜筒看了看。“我看到南希了。我在想是不是要跟她说句话。但我对自己说不行，南希和那些入时的人坐在一起。你能告诉她我看到她了吗？”我说我会的，并且问他喜不喜欢《波吉与贝丝》。“我真希望每天晚上都能有票啊。真是段不寻常的经历。太震撼了！就像杰克·伦敦。就像果戈理。我一定会永生难忘，”他把观剧望远镜放进口袋，额头上泛起一排皱纹，他刚要开口说话，又改变了主意，接着喝了一口水，又变了主意，最后决定还是告诉我。“问题不在于我会不会忘记。也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看。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啊。重要就重要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新的种子。就在今晚，”他说着，朝大厅四下张望了一番，“这些年轻人都会睡不着觉的。明天，他们的口哨就会吹起这里面的曲子，在教室里不守纪律地哼唱。到了夏天，你就会听到：年轻人沿着河边吹着口哨。他们不会忘记的。”
文化部当然考虑到了所有这些糟粕因素，然后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尽管这毫无疑问是粒苦药，但至少它还是裹着糖衣的。毕竟，尽管《波吉与贝丝》的重点落在普通民众的趣味上，但是剧中刻画的美国黑人是一个备受剥削的种族，他们任凭美国南北白人的使唤，备受贫困所迫，隔离在鲶鱼街的贫民窟里，如果是文化部指派他们自己的某个作家来写剧本的话，这些都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于是，1955年的仲夏，文化部通知“人人歌剧团”，他们已经准备铺好红地毯，静候他们的到来。
后台，一片沉寂，演员们正在为第二幕作准备。莱斯利·斯科特丝毫没有因为先前观众的冷淡反应而紧张，他笑着说，“没错，他们反应是慢一些。大部分观众都是直到那段二重唱［贝丝，如今我已拥有你］才进入状态的，后面就都还行吧。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会一帆风顺了。”玛莎·弗劳尔斯正在镜子前补妆，她说，“这里的观众，那里的观众——我可说不上来有什么区别。你也说不上来，如果你和我一样这两年一直在演出的话。”而萨沙则没有弗劳尔斯小姐那种职业演员的宠辱不惊，只见他在舞台侧面候场时神色紧张，不停重复他的旁白：他低着头，抓着舞蹈演员练功的压腿杠，就像一个倒在拳台护索上的拳师，一脸茫然地听着他的助手伊格尔和亨利对他轻声的鼓励。
《波吉与贝丝》就不能这么说了。对于这部作品，铁幕的两边——美国和苏联——都有许多要担心的事情，因为格什温歌剧团一旦被放到那个辩证的显微镜之下，就会显形为一个充满细菌的试管，而且是苏联当局最为敏感的那种细菌。这部剧充斥着过分的色情，在这个有着严格法令的国家，这个你在大庭广众下接吻都有可能被逮捕的国家，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严肃理由。这部剧还对上帝充满敬畏；它反复强调要信仰那个在星空之上而非星空之下的世界，在歌唱与对白中，展现源自宗教信仰的慰藉（“人民的鸦片”）。而且，它以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讨论迷信话题，譬如“秃鹰之歌”。好像对它的诅咒还不够似的，它还大肆歌颂人们若是一无所有，就能获得快乐，这种思想在苏联的确是不受欢迎。
令萨沙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返场却是一场凯旋。观众们迫切希望听到接下来的一幕会发生什么，而萨沙则心醉神迷地讲述了克劳朗被谋杀和波吉的入狱。他离开的时候，赢得了当晚最热烈的掌声之一，两周以后他申请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戏剧学生奖学金；照明灯已经黯淡下来的时候，观众席上的莉迪亚小姐依然在为他鼓掌。
布林夫妇的烦心事，其中有些已经是尽人皆知了。譬如说，围绕这次前往苏联的冒险之旅，不论是通过小道消息还是公众宣传，人们似乎都普遍认为是俄国人出于自愿以及日内瓦精神的感召主动邀请了《波吉与贝丝》来他们的国家巡演。而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人人歌剧团”这次是不请自来。布林一直把这次俄国之旅视作他旗下歌剧团“友好”之行的一个合理拓展，他坐下来给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2]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为，《波吉与贝丝》很乐意踏上此次行程，如果苏联愿意接纳他们的话。这个申请一定令布尔加宁大为欢喜，因为他将这封信转寄到了文化部，那里是在尼古莱·米哈伊洛夫领导下的政府垄断机构，其总部设在莫斯科，控制着苏联国内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音乐、电影、出版、绘画，这些活动中没有哪项不是在这个专门的、通常情况下并不宽松的文化部监督之下。因此，这件善举在布尔加宁的暗示下，由文化部与“人人歌剧团”开始磋商，然而这件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决定的。不可能像，比如说，上次法国喜剧团那件事那么随便——那家剧团一年前来过莫斯科——或者说像英国作品《哈姆雷特》一样，该作品曾于1955年秋在莫斯科首映。那两家剧团都获得了饮誉全国的成功。但是无论从那些来访的艺术家们还是从其东道主的角度来看，他们涉及到的风险都仅仅是美学层面的。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没有任何涉足现代政治宣传的企图。
性爱是本出歌剧中最令苏联方面感到头疼的元素，在第二幕开场头二十分钟的时候到达顶点。一曲“我没有羞耻”（“为所欲为”）可谓实至名归，还有那标志性的摇摆舞伴舞动作同样过于生动，这些都超出了俄国人的心理接受程度。但是对于卫道士而言，接下来的一个场景才是真正的冒犯。这一幕是导演的最爱，也是他在彩排中一直在强化的一幕戏。这一幕始于克劳朗意欲强暴贝丝——他死死抓住贝丝不放，手在乱摸着她的臀部和胸部；而最终的结果是，贝丝占有了克劳朗——她撕去他的衬衣，双手紧紧拥着他，扭动翻滚，就像煎锅里的培根一样火热；灯光熄灭。部分观众的眼前也差不多要一片漆黑了。“天啊，”一名通讯员说道，他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清晰可闻，“他们绝对不敢在百老汇这样！”对此，另外一名美国记者——是位女士——却回应道，“别说傻话了。这才是剧中最出彩的地方。”
布林太太问我是不是盼望着登上蓝色特快，听到我有这个愿望，她高兴得甚至有些夸张。“噢，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罗伯特和我也绝不愿错过这趟列车的！剧组的每个成员都是那么可爱。我知道这趟旅行的开心事会说也说不完的。但是，”她声音里突然有一丝伤感，听起来不那么真切，“罗伯特和我已经决定坐飞机去了。当然，我们会在这里的车站送别你们的——到时你们到了列宁格勒，我们会去火车站台的。至少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我只是不敢相信这件事。可它真的要实现了。”她停顿了一会儿；在那一瞬间，蹙额破坏了纯洁的热情。“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这背后的真实故事。那些不想让这件事实现的人！噢，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她拍了拍胸脯。“真正意义上肉体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还会持续。一直要到最后一刻，”说着，她瞟了一眼桌上的一捆电报。
莱斯利·斯科特先前曾预言，第二幕会“一帆风顺”；他的这番预言在这出歌剧剩下的四十分钟里基本得到了验证。卖草莓的妇女街头叫卖的歌声引来了一阵顺风。正如上一幕里的爱情二重唱，其旋律和故事情节——就是一个小贩卖着草莓——是俄国人能够看懂并为之陶醉的。此后的每一场戏对于观众似乎都尚能接受；尽管表演没能一帆风顺，或许是因为船里已经进了太多的海水，但至少它依然能够漂浮在海面，在不再那么冰冷的海浪中一路颠簸，一路前行。
表面上看，布林太太似乎是不会缺纸用的，因为她住的地方信件、剪报和文件堆积如山。负责“人人歌剧团”的国际函电就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除此以外，她还力求让整个歌剧团“保持愉悦的状态”。为完成刚才说到的第二项主要任务，她此番从布鲁塞尔带回了一袋玩具，这样在列宁格勒过圣诞节的时候，就可以分给剧组的小朋友们了。“要是我可以让罗伯特放下它们，让我有时间把它们重新打包就好了，”她指着浴室说道。浴室里一整支机械舰队漂浮在装满水的浴缸里。“罗伯特爱极了玩具。确实如此，”她叹了口气，“一想到要把所有这些玩具都装进箱子里，我就觉得害怕。”其中几件摆放在卧室和起居室（同时也是办公室）里的东西显然不好打包，尤其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形状的玩具，叫做“休闲板”。“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带到俄国呢。去所有其他地方的时候我都带上了它。它帮了我天大的忙呢。”
随着帷幕落下，欢呼声响起，摄像师迅速跑进走道里，分别拍摄鼓掌的俄国人和致敬的演员们。“他们惊呆了，”劳瑞再一次发出感叹，他的妻子自然也免不了加上一句“他们此前一定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借着观众的掌声剧团做了几番次数还算合理的谢幕，随后掌声很快就平息了下去。有经验的观众称这样的掌声“绝对比不上莫斯科大剧院开幕之夜”。就在这时，当观众已经纷纷离席时，布林抖出了他在下午排练多时的“即兴”加演谢幕，以寻求更加热情的观众表现。剧组成员一个个登台亮相，每个人都是伴着非洲小手鼓的鼓点欢快地出场。“哎呀，坏了，”莱恩小姐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他们真不该这么做，这是在向观众乞求掌声啊。”在随后对掌声持久度的这番测试中，观众还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他们伴随鼓点用有节奏的拍手代替真正的掌声。三分钟过去了；四分钟，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最后，等弗劳尔斯小姐穿过舞台脚灯向观众致以飞吻，以及向灯光师等人致谢以后，布林最后鞠了一躬，方才让大幕徐徐落下。
“没事的，医生说了我可以去。直到我前两天以为我去不成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去，”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这微笑与其说是一种表情，倒不如说更像是她热切、急于取悦的个性。布林夫人脸上有酒窝，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她的头发是枫叶一样的颜色，朝头顶后部的方向梳着，用一根大发簪定型，那发簪简直可以当武器来使了。此时，她穿着一件紫色羊毛外衣，她的衣橱里全是这种颜色的衣服：“罗伯特简直就是痴迷于紫色。”她和布林在明尼苏达大学相遇，二人当时都是戏剧系的本科生。他们结婚已经十八年了。尽管布林夫人有过专业演出的经历——她曾饰演莎翁笔下的朱丽叶——但她真正倾心的，用她一位同伴的话来说，是“罗伯特和罗伯特的事业”。如果她能够找到足够大的纸，她会把整个世界都包起来送给他的。
博伦大使和博伦夫人以及各界苏联官员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后台，和剧组成员一一握手。“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格什温夫人挤到后台的喧嚣人群中，欢快地高喊着。“不过就是场老波吉嘛。”萨夫琴科挤到布林太太面前，直挺挺地伸出手说，“祝贺您取得圆满成功。”布林夫人轻轻抹了一下眼睛，像是要拭去原本就不存在的眼泪一样。“这样热烈的掌声。多么荣耀啊！”她转眼盯着她的丈夫，布林正摆出造型，与博伦合影。“这是对罗伯特的致敬。”
我回到了入住的凯宾斯基酒店，剧团许多成员都在此下榻，我顺路去了趟布林夫妇的套间，去拜访他的妻子维尔瓦。她之前搭乘了一趟飞往布鲁塞尔的通宵航班，此时刚赶回来。她去布鲁塞尔是为了看病。阑尾炎的阵痛已经困扰了她好一阵子了，就在前一天，在她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可能会经历一场刻不容缓的手术，那样的话她就不得不取消这次俄国之行了。去年的十月，她在莫斯科度过了十天的时间，和文化部商谈这次演出的安排事宜，正是这次“妙不可言的”经历让她急着回来。
剧院外面，我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拦到了一辆计程车。有三个人，两男一女，走在我前面。我推测他们应该也是刚刚欣赏完《波吉与贝丝》的观众。他们的声音在影影绰绰、白雪覆盖的寂静大街上回荡。三人同时在说话，兴奋的声音含混不清，时而伴着哼唱：草莓贩子的街头叫卖、“夏日时光”里的一句词。然后，那个女孩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原句中台词的含义，而是记住了它们的发音而已，她唱道，“有条船儿，即将驶向纽约，妹妹跟我走吧，那是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她的朋友也加入进来一起唱，还吹着口哨。奥尔洛夫曾经说过，“到了夏天，你就会听到：年轻人沿着河边吹着口哨。他们不会忘记的。”
“放松些，”舒帕博士说。
这个承诺——这些年轻人不会忘记，演出会在他们心中激发起新的梦想——我想，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对亨利·夏皮罗说，首演成功了。它并非如“人人歌剧团”事先预料的那样是一场征服全场的“爆炸性事件”，而是一场意义更加玄妙的胜利，它将在未来逐渐成熟并结果。然而，当我躺在房间里左思右想时，突然有了一丝疑虑，这时电话铃响了。“情况如何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儿？”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回答这些问题是不能闪烁其词的。但凡我对诚实还有一丁点顾忌的话，我能够将观众对演出的反应描述得天花乱坠吗？我想要这么说；而且我怀疑这也正是他想听的，他有这样的倾向是很自然的。而我就让电话铃这样响着，脑中充盈着无数个如果：如果俄国观众能有一份印制好的节目单作参考，如果奏乐仪式和开幕环节能够精简一些，如果对观众的要求不那么高，如果……我不再拖延，一把拿起了听筒。但是电话那头却是莉迪亚小姐，她说她很抱歉，之前有人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找我，却断线了。当天晚上，我再没接到过电话。
“别担心，”沃森擦去上嘴唇上方的几滴汗珠后说道。“我不担心。我们会把这件事搞定的。”
有关演出的评论文章在两家本市主流报社——《改变》和《列宁格勒晚报》——见诸报端。博伦大使认为，这几篇文章“总体而论，的确不错。考虑非常周到。这反映出他们对待此事的严谨态度”。
不过显然，俄国人并未亲身实践他们要求别人具备的那种耐性。几个小时以前，一条电报已经从莫斯科发到了这里，这正是沃森列举的几条让他的手发抖的原因之一。管弦乐谱今夜须送达柏林大使馆否则推迟列宁格勒首演开销削减。几个星期以来，苏联方面一直要求拿到管弦乐谱，因为他们希望本国的音乐家在剧团到来之前能够提前排练。布林担心他唯一的一份管弦乐谱会在交接过程中弄丢，拒绝照此执行。但是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和那最后几个凝重的字眼似乎让他改变了主意，眼下沃森正在赶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乐谱的途中。
《列宁格勒晚报》的评论中写道，“《波吉与贝丝》是一部才华横溢、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品……深深植入观众的心田。”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字论述了上述观点。评论赞赏了作曲（“格什温的作曲旋律动人，感情真挚，有意融入了黑人民俗音乐。剧中有大量表现力强、反差鲜明的旋律”），赞赏了布林的编导（“本剧编导造诣深厚，活力四射，引人入胜”），赞赏了指挥（“表演的配乐部分水平甚高”），赞赏了全体演员（“……表演中配合的默契程度实属罕见……”）。而本剧的剧本却受到了温和的批评，因为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些表现主义和情节剧的元素，以及犯罪调查中大量惯有的细节”。《列宁格勒晚报》也不会忘记镌刻上政治的印记：“我们苏联观众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个饱受贫穷压迫的民族在意识上、精神面貌上以及道德观上的腐蚀作用。这将使这部由格什温配乐、海沃德创作的戏剧提升到了社会戏剧的高度。”但是上述评论相比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而言看起来只是气势最弱的一个乐章而已，而这样的宣传正是《波吉与贝丝》的反对者们事先预料到的。
沃森年届不惑。他的板寸头有些斑白，棕色的眼睛里带着胆怯与逆来顺受。他的那张脸，还有他的行为举止都显露出一种迷离的温和，一种超越他年龄的疲倦。他一度当过演员，自1952年“人人歌剧团”创办以来，一直供职在此。他的工作职责，用他的话来说，主要就是“搞定东西”。在柏林过去的两周时间里，他几乎是住在苏联大使馆里的，试图搞定几样东西。尽管他十分努力，但还是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其中之一就是剧团的护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护照还是被俄国方面把持在手里以待备签。此外，沃森在剧组前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一事上遇到了麻烦。制片组要求四节卧铺车厢。俄国人的答复非常直截了当，他们只能提供三节二等“软卧”（这是俄语对卧铺的表达法）车厢。这些，连同一节装行李的车厢，以及一节装舞台布景的车厢，都隶属于“蓝色特快”列车，这趟车按时刻表定时往返于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令沃森为难的是，他没法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软卧”车厢的布局图，因此也就不能用图示标出卧铺分配方案了。因此他在预想，火车上面可能会上演一出巫婆之夜的闹剧：“人多铺少。”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莫斯科，剧组会下榻在什么酒店，还有那些酒店的详细信息，他也同样无从知晓。“对于任何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对你和盘托出的。不会立马就告诉你。如果他们告诉了你甲事情，那他们也许会告诉你乙事情，但在这两件事之间，将会是漫长的等待。”
第二篇评论系U·科瓦列夫所作，发表在《改变》上，文中提到了《列宁格勒晚报》忽视的一个因素：“有些舞蹈戏当中存在令人嗔目结舌的色情元素，令人十分不悦。将责任推向某个特定的民族舞蹈形式似乎有些牵强。这更像是导演的个人品味，或许是他从百老汇继承的某种‘传统’，一种由‘包含脱衣舞的滑稽剧’和‘歌舞讽刺剧’派生的传统。但整体而言，”科瓦列夫继续写道，“《波吉与贝丝》的上演是这个观赏戏剧的时节里最有意思的活动之一。本作品表演精彩，色彩缤纷，动感十足，音乐多样，体现了黑人卓越的艺术天赋。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音乐和舞台表演都为苏联观众所认可，也并非所有内容都能为他们所理解。我们还不习惯舞蹈中的自然主义元素以及交响配乐中过多的爵士乐等等。尽管如此，本次表演拓宽了我们对当代美国艺术的认知视野，也使我们熟悉了美国音乐和剧院生活中一些我们此前未知的层面。”
沃森点了支烟，点烟的那只手明显在发抖，他说，“放松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在俄国巡演了。”
这两篇评论直至周四才见报，距离首演已过去了三天时间。此时发表这两篇文章就显得索然无味了，剧团对它们表现得缺乏兴致。“他们说了一些好话，固然是件好事，可谁又会去在乎这些呢？”剧组里一个演员这样评价，这也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态度。“俄国人怎么想不重要。国内的民众听到有关我们的内容，那才是最要紧的。”
楼下，华纳·沃森先生给我安排了回酒店的车，他是布林先生的监制助理。他把我介绍给了与我坐同一辆车的法比安·舒帕博士。舒帕博士是德国心理分析研究所的一名美国学者。别人告诉我说他这次应邀参加俄国巡演，是来消除剧团成员可能经受的任何“压力”的。到了最后一刻，令舒帕博士格外失望的是，他竟无法成行，因为管理层觉得心理咨询师或许并不真的必要；但是事实上，心理分析师和心理从业人员在苏联不受欢迎，或许这才是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吧。但是眼下，在计程车里，他建议华纳·沃森要“放松”。
剧团早已得知美国听到的是些什么内容，因为周二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首演第二天，布林收到了一封“人人歌剧团”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莱恩将电报内容打印了一些副本，我们在大厅碰面时，她正准备将其中的一份张贴到剧团的公告栏里。“你好，”她说。“你猜怎么着？那个送小兔子给我的斯蒂芬想带我出去跳舞。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我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就只想跳个舞而已呢？管他呢，我可不在乎。我可以和开膛手杰克跳舞，任何跟《波吉与贝丝》无关的事儿都行，”她说着，用图钉把打好的那份电报副本钉在了公告栏里。
罗伯特·布林导演随后召集剧组成员开始排练，但是在开始之前，关于这次“信息通报会”还有很多困惑的讨论与意见的交流。杰瑞·劳斯总结为一句话，“毫无信息可言。”格什温太太则正好相反，她似乎认为这次通报会透露了太多信息。“我震惊了，亲爱的。想想像这样生活的样子！永远都在假定，却从不知情。说真的，亲爱的，我们打算在哪儿聊天？”
LT罗伯特·布林苏联列宁格勒阿斯托里亚酒店
“谢谢大家，”沃姆斯利说。“跟大家交流很愉快。劳瑞先生和我不是经常接触这种化妆油彩的气息。”
12月27日的所有报刊一片叫好声句号均提到十分钟站立鼓掌句号
显然范·鲁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他人也没有，因为大家都一脸错愕地四处张望，想要找出让沃姆斯利口出此言的那个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至少没能找到某个神秘的陌生人。而范·鲁恩并没有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正如这会议本身行将在闲聊中结束一样。当剧团以掌声向这两位外交家致谢时，他们的脸都红了。
杂志头条——《列宁格勒为波吉与贝丝痴狂》句号
“那是当然，”沃姆斯利轻声地打断。“我想你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正受着监控呢。”
美联社实况报道中提到一票难求观众人数空前句号
其他人同意她的看法，并且以相似的方式当众发言。维勒姆·范·鲁恩是一个已故历史学家的儿子，他会讲俄语，也是为“人人歌剧团”做宣传工作的一分子，他宣称自己“非常非常高兴看到这个问题得到了如此深入的探讨。有一天，我让几名剧组成员接受美国驻德电台的磁带录音采访，然后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种族问题，我知道我们得非常非常谨慎，因为离东德太近，而且有可能我们会被监控——”
论坛报强调观众反响热烈句号
有个女的，她也是第一个发言的女人，从前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们都知道本国的歧视问题，”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腼腆，每个人都是怀着敬意在听她说。“但是在过去的八年里，黑人问题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的。我们已经一路走过，这分明就是事实嘛。我们可以骄傲地介绍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如果我们［在俄国］这么做的话，或许会产生许多正面效果呢。”
电报头条——《波吉饮誉俄国》，基于美联社报道句号
沃姆斯利眨了眨眼。他取下一副角质架眼镜，然后用一块手帕去擦拭镜片。“实话实说又怎么啦，”他说道。“先生，恕我直言，那帮俄国人对于黑人问题的了解根本不比你少。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事情究竟是怎样的，除了那些声明、宣传——一切能够被他们利用的东西。我觉得你应当牢牢记住，你接受的任何一次采访都会被美国的媒体抓个正着，然后在你家乡的报纸上再给你登出来。”
镜报《心连心外交——剧组用歌声征服列宁格勒我们为他们自豪》句号
沃姆斯利的言论——或者也许是他表达这番言论的方式——似乎惹恼了好些人，把他们推到他的对立面上；而杰瑞·劳斯，这个剧团里能够平息怒火的传奇人物，一下子站了起来，身体因为紧张而显得过度僵硬。“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难不成要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还是说我们去遮遮掩掩，含糊其辞？”
美联社在有些报纸上写道莫斯科电台称首演圆满成功句号
“是的，我明白，”沃姆斯利不由分说。“这就是整件事情所牵扯到的。这就是重点所在，对吧？”
舒尔茨博格今日在《时代》撰写评论《波吉贝丝向西方新开一扇窗》
听众席上的窃窃私语暗示着他们觉得这个外交家在回答中提出的建议不够充分。劳瑞在沃姆斯利的耳旁低语，麦卡利则问着他的妻子，她是个忧郁的女人，坐在他旁边，腿上坐的是他们三岁的女儿。随后麦卡利说，“可是他们一定会问我们有关黑人的问题。他们一贯如此。去年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逗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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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必非得回答政治问题，正如他们也不会回答你向他们提出的那种问题。”沃姆斯利先生清了清嗓子，又补充道，“那里可是一片危险区域，如履薄冰啊。”
祝贺您及剧团每名成员
麦卡利低沉的嗓音让这个问题像一片海浪席卷了整个排练厅，一下子把全体听众的关注点都给完全聚集了起来。沃姆斯利先生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是该从上面穿过去，还是从下面游过去；对于这些个问题，他似乎还没准备好怎么去迎头面对。
“当然咯，”莱恩小姐读到这封电报时评论道，“这并非完全就是电报发来时的样子。布林夫妇稍稍做了一些内容添加和编辑工作。有一行是这么写的：‘《时报》的说法是演出还算成功。’不用说维尔瓦删去了这条！话说回来，”她微微一笑，又叹了一口气说，“锦上添花又有什么不对的呢？维尔瓦只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嘛，我觉得这样也挺可爱的。”
麦卡利身体前倾，耸了耸那副宽厚的肩膀。他说他认为这些无关紧要、细枝末节的问题差不多可以适可而止了，现在应当转入正题，好好讨论一下“大问题了。这个大问题就是，他们要是问我们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说的是黑人问题”。
整个下午，剧团全体成员路过公告栏的时候，都停下来阅读这封来自纽约的电报。这令他们开怀；他们轻手轻脚地离开了酒店。“他们说什么来着，老兄？”厄尔·布鲁斯·杰克逊见他们都驻足阅读电报时，这样问华纳·沃森。“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哦！”而沃森则搓着双手回答道，“对啊，可不是嘛，我想我们已经搞定了历史。”
一阵无声的停顿，此时，格什温太太摘下她的钻石胸针，似乎是要等杰瑞·劳斯提出隐匿摄像头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提出来，就被麦卡利抢了先。
[1] 拉德克利夫学院曾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女子文理学院，创建于1879年，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1963年始授予其毕业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文凭；1977年与哈佛签署正式合并协议；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学。
沃姆斯利先生点了点头。“不止是有可能装了的问题。我再说一遍，这种事你们应当早有预料。当然，没人真正知道有或没有。”
[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1975），苏联军事及政治领导人，1955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因“反党”活动被尼基塔·克拉斯契夫驱逐。
劳斯的问题引起了这个外交家的注意。“我们当中许多人，”他说，“我们一直都在担心房间里有没有可能装有窃听电话。”
[3] 此处原文为德语Sie sind Deutsch。
沃姆斯利先生看起来没怎么觉得莱恩小姐的建议作为一种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的手段有多大的价值。与此同时，格什温太太一直在催促着杰瑞·劳斯赶紧问话。“赶紧啊，亲爱的。快问问他电话听筒的问题。”
[4] 此处原文为德语Sind sie nicht Deutsch。
他的听众在座位上面面相觑，眼神中交换着一种“我早告诉过你”的信息。罗伯特·布林的秘书南希·莱恩站了起来。莱恩小姐（拉德克利夫学院[1]，52届）在这个剧团已经有三个月了，因其对戏剧的兴趣而从事了这份工作。她是纽约人，金发碧眼，身材高挑，事实上差不多快六英尺高了，和她妈妈看上去相当地像；她的妈妈，威廉·莱茵兰德·斯图尔特太太可是个照片经常上报、家喻户晓的美人。莱恩小姐想提个建议，“沃姆斯利先生，要是我们的信件真的要接受审查的话，那是不是用明信片通信会好一些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需要打开信封后再去读信的话，那这样做岂不是更节省寄信的时间？”
[5] 这里的“羞辱”指的就是给搬运工小费。
“啊，”沃姆斯利先生说，“那是另外一码事了。他们理所当然会这么做的。我永远是预先假定我的信已经被他们给拆封了。”
[6] 斯摩棱斯克，位于东欧平原中部。西南、西部和西北部与白俄罗斯接壤，北部与普斯科夫州、特维尔州交界，东北与莫斯科州毗邻，东部与卡卢加州交界，东南与布良斯克州交界。
先前从后面传来的那个声音还没消停，并且还带着些许失望的口吻，“我们听说他们会跟踪我们，而且还会拆我们的信件。”
[7] 利迪泽，位于捷克布拉格西北部科拉迪诺地区的一个矿山小村庄，曾在二战期间爆发过利迪泽大屠杀。
“话说回来，”劳瑞先生说，“文化部万分期盼你们到他们那儿去，你很有可能会受到热忱的接待，不会有孤零零的外国游客通常会碰到的那种烦心琐事。”
[8] 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苏联地名，即今白俄罗斯不列斯特。以一战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闻名。
“跟踪你们？”沃姆斯利先生微微一笑。“也许吧。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要是他们指派某个人跟着你，那是为了保护你。要知道，你一定会面对非同寻常的关注，你走到哪里，人群就会跟到哪里。这和在柏林街头走路可不一样。这么来看的话，没错，你可能是会被人跟着。”
[9] 卢比扬卡广场是克格勃的所在地，经常用来代指克格勃。
回答完这些基本问题后，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这里有好多的神秘传闻，说有人会一直跟踪我们。”
[10] 此处原文为以拉丁文拼写的俄语pjolista。
这时问题接二连三地来了。譬如那些父母就在担心他们的孩子。那儿有消毒过的牛奶吗？有。而劳瑞先生觉得，还是带一点“小明星奶”的好，他就是用的这个喂养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水，能喝吗？绝对安全。沃姆斯利先生经常从水龙头里直饮。我们怎么称呼苏联公民？“这个嘛，”沃姆斯利先生说，“我不会管他们叫同志。叫先生或者太太就行了。”那购物情况如何，东西卖得贵吗？“贵得离谱，”但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没有太多东西好买。那儿有多冷呢？哦，偶尔会降到零下三十二度。要是那样的话，酒店房间里面暖和吗？是的，没错，事实上，热得有点过头了。
[11] 此处原文为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nye kulturni。
“没错，伙计，”一个朋友给这个忧心忡忡的人支招，“你不想喝，没人说非喝不可。要是你不想喝，尽管递给我好了。”
[12] 此处原文为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Dazvedanya。
沃姆斯利先生耸了耸肩。“如果你不想喝，也不是非喝不可。”
[13]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时期杰出的作曲家、钢琴家。
听到这个安排，有些年轻人咂着嘴，有一个人则抱怨道，“我滴酒不沾。所以要是他们都给我敬酒，就是我们之前听说过的那种敬法，我怎么样才能过关而又不丢面子呢？”
[14] 蓬帕杜夫人（1721—1764），又译蓬巴杜夫人，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社交名媛，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她曾经是一位拥有铁腕的女强人，凭借自己的才色，影响到路易十五的统治和法国的艺术。
两个外交家相视一笑。“你可以想象，”沃姆斯利先生说，“我们在大使馆中从未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除了官方的邀请之外，我们从未应邀到任何地方去过。我不敢说不会有人邀请你。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一定要尽全力把握好这次机遇。按照我的理解。”他接着说，“主办方安排了数量众多的娱乐项目。每分钟都有。多得让你够呛。”
[15] 此处原文为法语quelle heure est-il。
剧组成员之一的约翰·麦卡利举手提问。麦卡利在剧中饰演一个代表王室的坏蛋，他本人长得就身高体壮，有些令人生畏，仿佛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定做的。他想知道，“假如这些人当中有人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呢？你懂我的意思吧，在我们去的大多数地方，人们都会这样做的。那么，我们要是去的话行不行呢？”
[16] 里兹大饭店，是世界最著名和最豪华的宾馆之一。
剧组人员微笑着表示感谢，沃姆斯利先生接着往下说。“的确，有些俄国人还是挺不错的。非常不错。但是他们的政府很糟糕，”他说这话的时候恨不得把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你们时刻要记住，他们的政府体制跟我们本国的那套是水火不容的。这个体制下的规章制度和条条框框是你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无疑在我的经历当中——那是段漫长的经历——我从未碰到过那样的制度。”
[17] 原文的“美容中心”、“修脚”和“女士专用美发”都是法语。
劳瑞先生似乎是觉察到了同事用假定语气说出的贺词里面带着点瑕疵——他年纪轻轻，外表严肃，长得颇像中小学校长——于是插了一句，说沃姆斯利先生的话千真万确，同样不假的是，“俄国对于你们的到来真心实意地感到兴奋。他们知道格什温的音乐。事实上，我的一位俄国熟人告诉我说他有天晚上参加一个聚会，聚会上他的三个朋友从头到尾唱着‘贝丝，如今我已拥有你’。”
[18] 霍迪尼，是美国魔术界著名人物，也是逃生术表演的代名词，被誉为“现代魔术之父”。
“在苏联，没有什么不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你们的演出成功也是计划之中的，因此我觉得现在就祝贺你们应当是毫无问题的。”
[19] 最高苏维埃，宪法上苏联的最高立法机构，对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罗伯特·布林宣布开会。他除了是《波吉与贝丝》的合作监制外，同时还兼任导演。在他介绍完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代表沃姆斯利和劳瑞先生之后，沃姆斯利便开始了讲话。二人在正对着我们的那张桌子后面就座。沃姆斯利先生是一个长得很敦实的中年人，留着门肯式的发型，一副不动声色、慢条斯理的样子。他说这次计划中的演出是“罕见的良机”，并预祝剧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他也确信在铁幕之下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
[20] 这里暗指用蒸汽锅产生的水蒸气使信封的封蜡软化，从而不留痕迹地打开信封。
我们迟到了五分钟，所以在折叠椅中找座位时遇到了些麻烦。这些椅子在一个镜面排练厅的一端。听众数量众多，大厅内温度颇高；虽说如此，但是到场的许多人似乎早就感受到了来自大草原的寒风，一身的行头——围巾，羊毛外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些都是他们特地为这趟俄国之旅采购的。在购买装备这件事情上蔓延着一种攀比的思想，这样一来，好些人看上去都是爱斯基摩人的打扮。
[21] 金赛报告是由阿尔弗雷德·金赛及华地·帕姆洛依等人所写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两本书，分别是《男性性行为》（1948）及《女性性行为》（1953）。金赛是一个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以及性学研究中心的创立者。
格什温太太陷入了一阵沉思，直到我们抵达排练厅所在的那条街。然后，她满怀渴望地说道，“我还是觉得圣诞树那件事儿挺不错的。”
[22] 法贝热，俄国著名金匠、珠宝首饰匠人、工艺美术设计家。在他人协助下，法贝热成为一个杰出的设计师，专门加工金、银、翠玉、宝石等珍贵材料。他大胆革新，创造不少光怪陆离的美术品；其作品具有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艺术风格；在莫斯科、基辅和伦敦都开设了由他指导的独立作坊，雇用了许多名工巧匠；其作坊所制的复活节彩蛋特别精巧，俄国和各国皇室皆视为珍品。
“我也相信，”劳斯说。
[23] 达达主义艺术运动是1916年至1923年间出现于法国、德国和瑞士的一种艺术流派。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试图通过废除传统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发现真正的现实。达达主义由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和反战人士领导，他们通过反美学的作品和抗议活动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
“噢，亲爱的，你不信！”艾拉·格什温太太反驳道。“这不可能！那样的话我们该在哪儿聊天呢？除非我们就只站在浴室里，一直冲着水。至于那些摄像头嘛——”
[24] 旺多姆广场，巴黎的著名广场之一，位于巴黎老歌剧院与卢浮宫之间，呈切角长方形，长224米，宽213米。由于旺多姆公爵（1594—1665）的府邸坐落于此，广场因而冠此名。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后，劳斯说，“我相信。”
[25] 施拉夫特是美国人弗兰克开的连锁餐馆及糖果店，提供一日三餐、饮品及甜点，价位中等。
一连几天，关于在俄国的个人隐私这一问题，剧团内部一直猜测不断。这源于一个流言，说信件必须经过审查，他们那儿的酒店房间都会被监听，四面墙壁上都装有隐匿的摄像头。
[26] 阿斯特拉罕，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一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上，这个鞑靼人的城市曾于1556年被恶魔伊万征服。
“才不是呢，亲爱的，”格什温太太不耐烦地说。“我说的是电话听筒，还有那些照片。”
[27] 西徐亚人是具有伊朗血统的一支游牧民族，公元前8—前7世纪从中亚迁徙至俄罗斯南部，以现今克里米亚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延续了500多年，至公元前4—前2世纪西徐亚人被萨尔马特人所征服才覆亡。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否相信圣诞节？”杰瑞·劳斯说。
[28] 迪兹·吉莱斯皮，是Be-bop爵士乐风的宗师，是拉丁爵士的创始者，是位兼具号手、编曲、乐队经理及歌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爵士乐界巨人。
“噢，亲爱的，”她说，当时我们在绵绵细雨中穿过黑暗的选帝侯大街，“你听说过圣诞树吗？那些俄国人要送给我们圣诞树。就在列宁格勒。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好了。因为他们不相信圣诞。他们不相信——是吧，亲爱的？不管怎样，他们的圣诞节来得要晚许多。因为他们的纪年方式不同。亲爱的，你觉得这是不是真的？”
[29] 玛琳·黛德丽（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9名。
在我去往这次外交信息通报会的途中，我与艾拉·格什温太太还有一个叫做杰瑞·劳斯的人一起坐的计程车。杰瑞·劳斯身材有型，肌肉发达，曾经是名拳击手，现在则是一名歌手。不用说，艾拉·格什温太太是剧团词作者的妻子，她丈夫还是曲作者的兄弟，同时也是《波吉与贝丝》的合著者。在过去的四年中，艾拉·格什温太太定期会让她的丈夫留在比弗利山庄的家中，而自己则陪同剧团参加全球巡回演出：“艾拉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甚至连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都不乐意。可我是个吉卜赛人，亲爱的。我喜欢车。”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李，李诺的简称，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热衷于钻石，并且在早餐和正餐的时候也会戴上它们，有好几颗呢。她的头发带着金黄色的条纹，脸长得像心形。她言谈中那些思绪紊乱的只言片语用并不私密的悄悄话和一种小女孩儿般的声音传递出来，与含情脉脉的话语黏合在了一起。
[30] 平·克劳斯贝（1903—1977），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歌手、演员、制片人。
尽管俄国人还没有给他们发放真正的签证，但这个阵容庞大的演出团体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动身。这个演出团体由五十八名演员、七名后台工作人员、两名指挥、随行人员的妻子与办公室职员、六名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三名记者、两条狗，还有一名心理咨询师组成。他们打算乘坐火车，从东德取道华沙和莫斯科抵达列宁格勒，行程大约一千一百英里，显然，这需要花上三天三夜的时间。
[31] 此处原文为法语J’adore le musique des Negres。
本次俄国之行是美国戏剧团体对此类演出进行的首次尝试，这次演出将作为《波吉与贝丝》为期四年全球巡演的高潮。此番演出得以成行，需归功于苏联方面与格什温歌剧团监制罗伯特·布林和布莱文斯·戴维斯之间长达数月的冗长谈判（谈判的某些细节至今不为人知）；此事剧团监制方面是以“人人歌剧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操作的。
[32] 此处原文为德语grand seigneur。
1955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浓雾弥漫在阴冷潮湿的西柏林，美国作品《波吉与贝丝》的剧组以及与该剧组有关的其他人员共计九十四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到剧团的排练大厅集结，参加一个“信息通报会”。本次通报会由小沃尔特·N·沃姆斯利和罗伊·L·劳瑞牵头举办，二人分别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和第二秘书。沃姆斯利和劳瑞先生此番特地从莫斯科赶来，他们将提出一些建议，回答剧组成员可能关心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即将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演出有关。
[33] 梅杰·鲍斯，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最知名的选秀节目主持人。
第一部分
[34] 哈莱姆，美国纽约黑人住宅区。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