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听？真的吗？谁干的啊？”
“会被窃听的。我的就是。”
他嘴里一边嚼着牛排，一边嘟囔着。似乎不太想说，然而似乎对此很肯定。“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讲法语。或者使用我们自创的一种暗语。”
“电话？”
突然，我们楼上的房间透过天花板传来了响声——脚步声，模糊的说话声，就像水从管道中流过的声音。“嘘！”白兰度轻声说，他专注地聆听着，眼睛警觉地向上望。“声音小点儿。他们什么都听得见。”“他们”看起来指的是一同拍片的演员瑞德·巴顿斯和他的妻子，二人同住楼上的套间。“这里全是纸糊的，”他接着说，声音小得不能再小，脸上的表情极为专注，像是个孩子沉溺于一场认真的游戏之中——这种表情部分解释了他的神秘莫测，他那随时留意身后、用暗语打电话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使得你与他的交谈时常会带上某种密谋的色彩，犹如在危险的政治领域中谈论颠覆政权的话题。白兰度一言不发；我也一言未发。巴顿斯夫妇亦是如此——什么都听不见。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白兰度又回到先前谈到的不排除息影的可能，去“有出路的地方”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决定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嗯，等我回到好莱坞以后，我会怎么着呢，先解雇我的秘书，再搬到一个小点的房子里住，”他说着，叹了一口气，带着一种解脱，似乎他早已抛弃了往昔的累赘，进入到一种简约的新环境当中。为了给这份憧憬添上更加美好的一笔，他接着说，“我不会找厨子或者女仆。就找一个打扫卫生的妇女，一周来两次就成。不过嘛——”他皱起眉头，眯着眼睛，似乎是什么东西模糊了他的美好憧憬——“不管房子在哪里，一定得有栅栏。以防那些笔杆子。你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情形。那些笔杆子。我得弄个栅栏把他们拒之门外。对于电话，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在沉默的包围之下，主人找到了一封压在餐盘下的信，一边吃一边念，就像一个绅士边吃早餐边读着报纸。这时，他想起对面还坐着我，便讲述道，“这信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他正在拍一部文献纪录片：詹姆斯·迪恩的一生。他想让我来做旁白。我想我也许会答应吧。”他把信扔到一旁，拿出一个苹果派，将一勺快要融化的香草冰激凌涂在上面，放到了嘴边。“然而也未必。我对有些事情很有热情，不过却只有七分钟的热度。不多不少，七分钟。这是我的极限。我从不知道我早上为什么要起床。”他吃完了手中的派，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手上的那份；于是我递给了他。“可我真的是在考虑迪恩这件事儿。会是件大事儿。”
女仆把日本米酒倒进顶针箍大小的杯子里，随即退了下去。赏鉴这种辣白米酒的品酒师据称能够根据口感和品质辨识出五十种以上的品牌。但对于新手，所有的日本米酒喝起来像是从一个大缸里酿造的——一种香甜的热酒，入口时口感怡人，而后甜得发腻，只要你不是一夸脱的量一口闷下去，便不会脑袋发晕，而日本许多美食家[4]总是采取一口闷的方式。对于日本米酒，白兰度视而不见，而是直奔牛排。牛排非常不错；日本人以其牛肉质量上乘为荣。意大利面在日本是十分受欢迎的美食，质量却不算上佳；其余的也算不上——那一大团豌豆、土豆和菜豆。这的确是一份非常奇怪的配菜，在日本点西餐总的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然而有时那些生鱼、寿喜烧和配着海草的饭团真的会让你恶心，有时鳗鱼汤、油炸蜜蜂、腌蛇肉和章鱼须也会让你那不适应此类食谱的胃里翻江倒海，无论它们之前看上去何其诱人，外观何其精美。
詹姆斯·迪恩曾经是一名青年电影演员，1955年因车祸丧生，在他萤火一般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全美国的“迷茫少年”，上升为一个符号，代表那些被误解的飙车小子，总是在生活中遇到些小问题时拔出刀来。去世后，他生前主演的电影《巨人》尚未公映，由于该片拍摄成本高昂，该电影公司的媒体代理们一直寻求解决办法，以求将迪恩的死对该片商业价值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影响减到最低，于是他们通过大肆“渲染”这场悲剧达到了目的，而且，一个颇为讽刺的结果是，他们还创造了一种具有恋尸倾向的迪恩传奇。尽管白兰度比迪恩大七岁，在演艺事业上地位也更稳固，这两名演员还是在全体影迷的心中被联系到了一起。不少电影评论员在回顾迪恩的首部电影作品《伊甸之东》的时候，都指出他的表演风格与白兰度过于接近，甚至可以说有剽窃之嫌。银幕之外亦是如此。迪恩似乎一直在表达最真诚的恭维；与白兰度一样，他骑着摩托四处驰骋，敲着小手鼓，打扮成痞子形象，时而滔滔不绝地谈论深奥的话题，塑造出一种古怪而多彩的媒体形象，娴熟地将单纯的坏孩子与多愁善感的斯芬克司[5]融为一体。
他有一个朋友目睹了他成名前的那些日子，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白兰度对于自己梦游者般的自画像。“没错，他是个喜欢沉思的人，”他那个朋友说道。“在他心里，仿佛有一间隐匿的房间，他时常匆匆跑进这房间里面，独自发愁，又十分贪婪，就像一个守财奴守着金子。而这并非完全是座幽暗城堡。只要他想，他可以马上从里面抽身出来。他身上有那种不羁的童趣。他曾经住在五十二街一个古旧的褐色砂石建筑里，附近有一些爵士乐汇集的地方。他时常爬上屋顶，将纸袋中装满水后，扔到从俱乐部里出来的那些个笨蛋身上。他房间里的墙壁上写着‘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你就白活了’。没错，他的公寓里经常很热闹——马龙敲着小手鼓，放着唱片，一群人在里面，有演员工作室的小子们，还有许多他碰上的落魄者。他有时很温和。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喜欢投机的一个。对那些能够帮助他的人，他满不在乎；你或许可以说是他主动回避这些人。没错，这件事——他不喜欢哪种人和他喜欢哪种人，二者皆然——部分源自于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自卑情结。他朋友中几乎没有人是与他旗鼓相当的——没有他需要与之竞争的人，你懂我的意思。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些迷途的人、将他视为偶像的人、在这些或那些方面依赖于他的人。他带出去的女孩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普通的那种秘书类型的——可爱得很，但却不会引来大群的狂蜂浪蝶。”（最后提到的这个有关白兰度的癖好，在他青少年时期也是如此，他祖母曾经这样说道，“马龙净挑些斗鸡眼儿的姑娘。”）
“不，迪恩绝不算是我的什么朋友，”白兰度在回答一个似乎令他很惊讶的问题时说。“这并不是我有可能同意为影片担任旁白的原因。我都不怎么认识他。而他对我则有种迷恋。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总是想和我套近乎。他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白兰度做了一个听电话的动作，放在耳边，露出偷听者一般诡秘的笑容。“我听着他跟接听服务处打电话，找我接听，给我留言。我就是不说话。我也从未给他回过电话。从没有，我——”
在白兰度登上糖果山之巅以前，他就知道了一切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自打他在毕业前被夏塔克军校开除以后，就一直没能拿到高中文凭，那所学校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法里博市，是所被他称为“精神病院”的学校）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纽约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他的故事，发生在伊利诺斯州的利伯蒂维尔市。他时而独居在布置过的房间里，时而与他人挤在几乎没什么家具的公寓里，他进城的头一年一直徘徊于表演课与社保提供的临时工之间；百斯特一度雇用他为电梯操作员。
这时，电话真的响了，打断了他的追忆。“您好？”他拿起电话。“请讲。您是从哪里打来的？……马尼拉？……呃，我不认识马尼拉的人啊。跟他们说我不在这儿。从没有，我最后见到迪恩，”他将电话筒挂上，接着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他四处游荡，像是个疯子。于是我过去跟他搭讪。我把他带到一旁，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病了？需不需要帮助？”这段记忆使白兰度的脸上浮现出那种熟悉的表情：一种睿智的怜悯，只是此刻它表现得更加强烈。“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他知道他身体有病。我告诉了他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名字，他也去了。至少他的事业后来有所进展。到了最后，我想他已经开始摸索到他自己的一种表演模式了。而对于迪恩的那种美化其实都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纪录片会很重要。去向世人展示他并非是个英雄人物；展示他真实的一面——只是一个努力找回自己的迷途男孩。这个片子应当完成，我也想去帮着完成——或许是对我自己罪过的某种救赎。就像拍《飞车党》一样。”他说的是那部奇怪的电影，他在里面饰演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类似法西斯组织里希特勒的形象。“可谁知道呢？我就是七分钟的热度。”
他用一小块热毛巾揩着手，在日本，这是用餐前常见的准备工作。“因为，”他又接着说道，“我认真考虑过——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放弃一切。放弃作为一名成功演员的事业。如果到头来这一切没有开花结果，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没错，你成功了。至少你得到了认可，你到处都受欢迎。可仅此而已啊，这就算到头了，再也没有什么出路了。你不过是坐在糖果堆上，身上开始积起一层层厚厚的——厚厚的壳。”他用毛巾擦了擦下颌，似乎是要擦掉脸上板结的化妆品。“太多的成功会毁掉你，就如同太多的失败。”伴着咯咯的笑声，女仆将食物摆放在桌上，他眼睛往下瞟了瞟，看起来对这些食物没什么胃口。“当然，”他迟疑了一下，仿佛是缓缓地将一枚硬币翻转过来，端详着看上去更闪亮的那一面，“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失败下去。不然就无法生存。想想凡·高吧！一个从未受到认可的人会是怎样，他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你脱节了；隔膜了。但我想成功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你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我究竟是什么——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变得极度地自我中心，沉湎于自己的问题之中，以至于我从不会扭头看看四周，对它们也毫不在意。我时常在纽约漫步，数英里数英里地一直走啊走，走在大街上，一直走到深夜，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演戏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对演戏有过自信；现在也是如此。后来，我出演了《街车》，这部电影拍了好几个月，一天晚上——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我开始听到了欢呼。这就像我一直在睡觉，而醒来后却发现坐在一堆糖果上面。”
话题从迪恩又转到了其他演员，我问白兰度这些演员当中，哪个是他特别敬佩的。他沉思了一阵；尽管他的嘴唇微微动了几下，似要说出几个名字，但还是考虑再三才真正说出来。我提了几个人——劳伦斯·奥利弗、约翰·吉尔古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钱拉·菲利普、让·路易·巴罗。“有了，”他终于从沉默中醒来，“菲利普是个好演员。巴罗也不错。天啊，那部电影真的很棒——《天堂的孩子》！或许是迄今为止的最佳影片。那是我唯一一次爱上女主角，爱上一个银幕形象。我疯狂迷恋着阿尔莱蒂。”全球的观众对阿尔莱蒂这位巴黎影星久久不能忘怀，她在巴罗家喻户晓的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呈现了女性的风情万种与机智诙谐。“我是说，我真的是爱上她了。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头一件事就是去见阿尔莱蒂。我去见她，简直就像去参拜圣坛。我的完美女神啊。啊！”他拍了一下桌子。“真是错误，真是幻灭！她很难驾驭。”
他带着一种质疑的神情盯着四下散落的书籍，其中与玄学有关的不在少数。在第一次东京记者招待会上，他向记者透露，他很高兴回到日本，因为这给了他再度“研究佛教这一决定性的文化因素对日本思想的影响”的机会。眼前的这些读物愈发证明了他的确正在坚持这项十分学术的研究，虽说它有些晦涩。“我想做的是，”这时他说道，“我想和了解这些东西的人聊一聊。因为——”他欲言又止，直到脚步匆匆的女仆端着大盘子走了进来，将矮桌子摆好，我们跪坐在两头的草垫上，相对而坐。
女仆过来清理桌面；她随手像妹妹一样拍了拍白兰度的肩膀，这是对他的一种奖励，我猜想，因为他的盘子吃得干干净净，还反着光呢。他再次卧倒在地板上，把一个枕头塞在脑袋下面。“我跟你说啊，”他说，“斯班瑟·特雷西是我喜欢看的那种演员。他演戏的时候会收敛，再收敛——然后突然一步到位，再迅速收回。特雷西、穆尼、加里·格兰特。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吗。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幸好他把米糕留在了这里，晚餐还在厨房里烹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等餐点送上来的时候，我正在回答白兰度的问题，他向我打听一个熟人的情况，那人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遁入佛门五年，在京都西本愿寺内过着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如果不算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话。一个人从凡世归隐，过上心灵生活——一种东方思想——这种想法令白兰度的脸变得很平静，像是在梦境中。我跟他讲述有关这个年轻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对此，他听得格外入神，又有些困惑——其实是一种懊恼：这完全不是，或者仅仅在最表层上是一种退隐，一种沉默，一种令双膝酸痛的祈祷。相反，在西本愿寺的高墙背后，我那个皈依佛门的朋友有三间温暖舒适、阳光充足的房间供他居住，房里堆满了书籍和留声机唱片；诵经祷告、展示茶道之余，他还能有闲情调一杯马提尼酒；他有两个仆人，还有一辆雪佛兰汽车，他时常开车去当地的电影院。说到电影院，这位朋友得知马龙·白兰度正在镇上，十分想见他一面。白兰度可不怎么有兴致。这件事触动了他心中那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情节；他对于真心向佛者的理解可不包括那些个俗人，比如像我所说的这位年轻人。“这就像那天我们在取景现场一样，”他说。“我们在一座庙里拍戏，一个和尚过来问我要亲笔签名照。你看，一个和尚要我的签名照想干吗？我的照片？”
白兰度做着手势，似乎是希望这些手语可以描述他无法准确表达的内容。“演戏是个细活，”他说。“一种精致腼腆的东西，一位感性的导演会设法把它从你身上诱导出来。而拍电影的过程中，那至关重要的感性一刻会在一场戏的第三次试拍时迸发出来；这时，只需导演的几句轻言细语，就可以帮你点石成金。加吉”——他叫着伊利亚·卡赞的昵称——“总能够做到。他在指导演员方面很有一套。”
眼下，在宫古酒店，白兰度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件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供他消受了：酒店管理层派来了一个使者，又是鞠躬，又是满脸微笑，还不停地搓着手，他走进白兰度的房间里说“啊，马容·白兰度先森——”随后便沉默了；他此番来意有些尴尬，因而难以启齿。他是来拿那个装着糖果和米糕的“礼包”的，而白兰度早已打开并且带劲地品尝过了。“啊，马容·白兰度先森，这是个误回。这些礼包本来是要松到另一间客房的。对不气！对不气！”白兰度一阵大笑，把盒子递了过去。来客的眼睛看着这些被掠夺过的东西，变得十分严肃，不过脸上还挂着笑容——事实上，他的笑容已经凝固了。当前的困境对声名远扬的日式礼仪提出了挑战。“啊，”他呼出一口气来，微笑也随即柔和了下来，“既然您这么喜换，那一顶要留一盒。”他又把米糕递了回来。“他们”——显然指的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吃剩下的。这样，就皆大欢嬉了。”
另一个别的演员，我想，应该会立刻明白白兰度的话，而我却觉得有些听不太懂。“那是第三次实拍时从你身体里涌出的，”他又用心强调了一番，而我并未因此更明白一些。白兰度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电影场景出现在卡赞导演的《码头风云》中；这是一个驾车镜头，罗德·施泰格身为诈骗分子的兄弟，坦言他正把白兰度往死路上引。我问他可否以此片段为例，告诉我他所谓的“感性一刻”理论是如何运用到实际中的。
接下来，高美以子小姐的问题又来了，她饰演的是宝冢公司的舞蹈演员，正是她的魅力让美国空军军官白兰度激情澎湃。洛根本打算力邀奥黛丽·赫本出演这一角色，后来得知赫本小姐并无此意，便又开始寻找一名“不出名的演员”，于是他想到了美以子小姐；她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性格随和、泰然自若、处事低调，带着一种不张扬的迷人气度，但没什么演出经验；这位洛杉矶旅游局的小职员一步登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跨入了“灰姑娘的童话”之中。尽管她的演技——《樱花恋》剧组的另一名主要人物瑞德·巴顿斯跟她情况类似，瑞德此前演过一些滑稽剧，一些电视喜剧，缺乏戏剧训练——显然令导演有些忧虑，而洛根却无惧无畏，依旧乐观，着实令人钦佩；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能摆平。他们只要一脸严肃，双唇紧闭就够了。毕竟，白兰度会大放光彩的，他才是我们需要的。”但说到“放”字，白兰度只是反复强调：“我放弃。”“我打算放弃。我打算袖手旁观。好好在日本享受一下。”
“没错。呃，不对。嗯，我想想看。”他眼角泛起皱纹，沉思着发出低吟。“这场戏拍了七次，我不喜欢这段剧本。里面存在许多分歧。我受够了这整部电影。所有拍摄工作都在新泽西完成，那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冷啊，天！我那时出了状况。女人方面的问题。那场戏。我想想。拍了七遍，因为罗德·施泰格不停地喊叫。他是那种喜欢大喊大叫的演员。我们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我记不起来我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如何被点化成金的了。我第一次看《码头》是在加吉的放映室里，我当时觉得真是糟糕透顶，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还有一桩令《樱花恋》剧组烦心的事儿，此事跟美国空军有关，而他们的合作同样至关重要；尽管此前他们承诺会提供帮助，但此时却忽然变得迟疑起来，因为他们强烈反对剧情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朝鲜战争期间，与日本人结婚的美国空军被遣送回国。这种做法，美国空军抱怨道，或许是惯例，但却不是五角大楼的官方政策。要么将这些不愉快的戏份删掉——这样做会让剧本伤筋动骨——要么予以保留，并因此失去美国空军的帮助；在面临两难的情况下，洛根选择了手术疗法。
一个月前，白兰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马龙总是批评他参演的作品。批评作品的某些方面。不是对剧本，就是对导演，或是对某个演员。这并非总是出于理性因素——这仅仅是因为，表达不满让他感到舒服，让他能借此发泄。这是他行事风格的一部分。以《樱花恋》为例。我打赌，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又要开始抱怨了。或许对洛根。或许是对日本——这个该死的国家。他现在喜欢日本。但和马龙一起，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分钟会想什么。”
制片人戈茨是评委中失望的一个，他又想了一招，作为权宜之计，他打算吸引京都城内的夜总会和酒吧女服务员，事后证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京都——或者说，就此事而言，任何一座日本城市——是一个酒吧常客的瓦尔哈拉殿堂[2]。就比例而言，这里提供烈性酒的场所比纽约还要多，它们的花样也繁多得令人称奇——有供四人用的休闲竹间，也有多层楼宇，霓虹闪烁，里面提供的娱乐活动也体现了日本人喜好模仿的禀赋：有恰恰舞乐队和摇滚乐手、乡村歌曲四重唱、存在主义歌手，还有用美国黑人口音演唱科尔·波特作品的东方歌唱家。但无论设施何其鄙陋或是豪奢，有一点是相同的：现场最显眼的总是一些千娇百媚的女服务员，撩拨着顾客的心弦。大批漂亮女子[3]，戴着光亮的头饰，穿着时髦，始终保持着笑容，正坐着小口抿着“完美爱情”（一种紫罗兰色的鸡尾酒琼浆，时下在这些场所甚为流行），同时扮演着穷人的艺妓；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疲倦的已婚男子和急着要消遣一把的单身汉，点燃他们的激情，却不一定要腐蚀他们的道德。四名女子为一名顾客服务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当《樱花恋》剧组的高层圈定这些人后，他们又得同这些夜间工作者的习惯作斗争，因为这群和他们打交道的人可不喜欢早起，而电影拍摄恰好要求早起。为了得到她们的才艺，让这些女士们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取景现场，几名剧组成员可谓煞费苦心，就差派发订婚戒指了。
我在想是否能和白兰度说一说他这种所谓的“行事风格”，问问他是否认为别人对他的这种评论属实。不过对于我可能会问到的这个问题，他似乎早有预料。“我得闭上嘴啊，”他说。“在这里，在《樱花恋》剧组内，我已经让几个人知道了我的想法。但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连着两天抱着一种同样的想法。”
总而言之，当地媒体极度敏感地关注着正在京都发生的这一切——这座城市位于东京以南两百三十英里，名刹古寺众多，青山如画，湖泊氤氲，古时日本的氛围保留完好，街区里住着艺妓，街道上点着纸灯笼，《樱花恋》剧组因此决定大部分涉及日本的戏份都将在此拍摄。总的来说，京都城内，剧组碰到的麻烦事儿一点也不比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所希望的少。尤其让他们头疼的是，那些美国人发现招募本国演员出演电影很不容易——考虑到日本老百姓平常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上镜头，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诚然，制片人设法笼络到了一批凑数的能剧演员和木偶师——这批人均不在松竹的合同范围内——不过他们为了凑成一个还算像样的全女子歌剧团真是费尽了周折。（这些特别的日本团体就像是某种性别单一、思想单纯的“女神游乐厅”剧团；奇怪的是，几乎没有男性演员参加演出，观众群总体而言也跟演员一样，全是女性。）《樱花恋》管理层抱着填补这一空缺的愿望，张贴海报，准备举办一次“日本百大佳丽”选秀活动。这次活动按照他们的预期将会人气爆棚，故而安排在周四下午两点整，在京都大酒店大厅内举行。但是没有赢家，因为没有选手；没人到场。
十点半，莫雷打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东京新闻界也不合时宜地将此事报道了出去。几家报社，其中包括《日本时报》，也是含沙射影地说松竹“背信弃义”，应当遭受谴责；还有一些是挺松竹的，或者不如说是反《樱花恋》阵营的，他们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人没机会用电影的形式呈现“一部丝毫没有恭维日本人民的低俗小说”，以此来“贬损最优秀的传统艺术”。一些反对《樱花恋》的报纸尤其热衷于报道洛根的剧组选了一名叫做里卡多·蒙塔班的墨西哥演员扮演一位一流的歌舞伎表演者（传统意义而言，歌舞伎是一个全部由男性构成的行当；更重要也更难演的角色都是女性，由男演员反串，蒙塔班的任务便是塑造其中的一个），随后居然厚颜无耻地试图聘请一位真正的歌舞伎明星来作蒙塔班的舞戏替身；对此，一位日本作家这样写道，此举与“让艾塞尔·巴里摩尔作替身”无异。
“我和那些女孩儿一起出去吃饭了，”他告诉白兰度，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清楚，连我都能够听到；那声音盖过了舞厅乐队的奏乐声和酒吧间里的叫喊声。显然他光顾的那家饭馆不是那种安静的传统京都餐馆，而是允许顾客穿鞋的那种地方。“我们快吃完了。你那边情况如何，吃完了吗？”
但是大谷也绝非什么慈善家；当松竹与《樱花恋》管理层的谈判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以一笔高额佣金为条件，前者将给予后者在东京著名的歌舞伎剧院取景拍照的特许，如果后者愿意支付另一笔金额更加高昂的酬劳，前者还将特许他们免费调用歌舞伎剧团、能剧演员和文乐木偶师。松竹还同意他的全女子歌剧团参与其中——由于小说中描写的宝冢公司对于米切纳的“诽谤”感到极为愤慨，拒绝与其进行任何合作，因而这一帮助对于本片是必不可少的。洛根启程前往日本的时候心花怒放，恨不得自己一下子飞过去。“大谷此番允许我们全权行事，这下可好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马啊，”他说。“歌舞伎演员绝对不是冒牌，也不是什么二流货色，她们全都是一流水准——这些都是此前从未放入电影中的元素。”而这事儿却并非水到渠成，在辽阔的太平洋另一端，一场珍珠港式的偷袭正等候着洛根和他的助手。大谷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总是让一些无足轻重的助手以他的名义出现，洛根和戈茨的飞机着陆以后，他们当中一些人告知这些电影拍摄人员，松竹在财政预算方面出了点岔子，现在的账单要比最初估计的高出许多。虽然制片人戈茨表示反对，但是大谷确信他手中的牌要更有威力（毕竟，这群来自好莱坞的人是在日本，随行的是昂贵的剧组，昂贵的团队，昂贵的设备），因而他对此的回复是将预算费用定得更高。作为商人，戈茨自己也是强硬得跟乌龟壳一样，当即便结束了谈判，并且告诉导演，他们得从那些不隶属于松竹的自由演员中自己去张罗歌舞伎、能剧、文乐和全女子歌剧团的人选。
白兰度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而我也准备去取大衣。可他却说，“我们还没聊完呢。一个小时以后再打过来吧。”
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洛根此时无法在他的主演身上倾注足够的关注，从而使两人建立起一种更为亲密的和谐关系：他与日本元素真的是格格不入，而当初促成他决定拍摄这部电影的最主要原因却恰恰是日本元素。长久以来，洛根就一直迷恋日本戏剧，很大程度上，他寄希望于将《樱花恋》与取自经典歌舞伎、能剧和文乐木偶戏[1]中的真实片段结合起来；可以这么说吧，这些片段将成为电影中的阳春白雪。抱着这个目的，洛根和制片人威廉·戈茨同松竹公司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松竹是一家掌控大部分日本现场戏剧演出活动的大型影业公司。松竹帝国的统治者年逾八旬，不苟言笑，身材矮小，颇有名气，人称大谷先生；他名叫武二郎，不过如今在世的人当中，没有几个人与他亲密到胆敢叫他的名。作为屠夫的儿子（在日本这个佛教社会是不入流的一类人），大谷与他已故的兄弟共同创立了松竹公司，并且发展壮大成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工资总支出位列日本首位的私营公司。这是一位可以比肩御木本幸吉的大款，后者是珍珠养殖界的巨头；大谷在整个日本娱乐圈只手遮天；除了掌控着传统戏剧演出，他麾下还拥有全日本最多的连锁电影院和音乐厅，出品多部电影，并且涉足广播和电视领域。从大谷的优势领域可以看出，任何与洛根和戈茨先生的交易看上去都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过，他起初对于这个项目在情感上是支持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被洛根对于歌舞伎、能剧和文乐的景仰与热情所打动，这三项技艺毫无疑问是这个老者王冠上货真价实的瑰宝，也是离他的心最近的东西。（据某些专家称，这些古老的艺术能够焕发青春，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慷慨。）
“行啊。呃……行吧。听着。美以子在这儿呢。她想知道你收到她送你的花没有？”
白兰度在交谈中经常用到一句话，“我的话里只有百分之四十说的是真的”，用在此处或许挺到位。作为舞台剧和电影导演，洛根广受认同，其成就不胜枚举（《罗伯茨先生》，《南太平洋》，《野餐》），他能够在热情中找到平衡，就像飞翔的鸟儿能够在空气中保持平衡一样。一个具备创造力的人应当相信他所创造的价值，这是不变的真理；洛根对于其从事的任何事业所怀有的信念都近乎一种满心欢喜的忠诚，这种信念保护着他，使他不受自我怀疑的啃噬与烦扰，仿佛这信念就是它的使命。他对任何事物感受到的快乐都与《樱花恋》相关，这部电影他耗时两年筹备，几近无可挑剔，他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邀请的这位明星所怀有的热情或许不及他本人。“马龙，”他偶尔会公开表示，“说他从没有像与我们剧组合作这般开心。”还有“我从未和这么令人感到兴奋、这么有创造力的演员合作过。他的适应力真的很强。他的走戏总是很到位，而且总能添加一些东西进去。他为这个人物角色配上了南部口音；我本人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不过，嗯，真是恰到好处——堪称完美”。尽管如此，我在白兰度所在酒店房间里用餐前的那天晚上，洛根开始意识到他和白兰度之间缺少某种默契。他将此归咎于一点：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戏都聚焦在日本的异域背景上（街头的人潮，景观，景致）而非演员身上，他在与白兰度合作的过程中还没遇到对任何一方提出挑战的内容。“我们一回到加州，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他说。“内景镜头，戏剧场面。白兰度会出彩的——我们也会合作得很好的。”
白兰度的眼睛慵懒地转向玻璃围住的门廊，一个竹子做的圆桌上放着一盆紫菀。“哎呀，收到了。跟她说声多谢。”
时过境迁。如今白兰度有些不以为然地说，“哦，《樱花恋》，我很喜欢啊！这部漂漂亮亮、卿卿我我的胡诌剧据说是一部关于日本的严肃电影。可它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拍这部电影不过是为了赚钱罢了。给我自己的公司赚足够的钱。”他沉思着努了努嘴，又变得有些轻蔑。“在加州的时候，我耐着性子听完二十二小时的剧本会议。洛根对我说，‘我们欢迎你提出任何意见，马龙。你想改哪里，只管改就行。如果有哪些是你不喜欢的地方——没关系，就重写剧本，马龙，按你自己的想法来写。’”白兰度的朋友们夸过海口，他只需观察某个人物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模仿这个人物；洛根那含混不清的南方口音、哀伤的眼神，还有那容光焕发、兴奋到颤动的说话方式，他都能够模仿得惟妙惟肖，给人灵异之感。“重写？老兄，我重写了整个该死的剧本。可如今他们大概只会选用个八行字。”又是一阵不屑。“我放弃了。我只打算从头到尾把这个角色走完，就这样了。有时我想反正也没人看得出区别。开拍的头几天，我努力地表演。然后我做了个实验。在这幕戏里，我想尽一切法子捣乱。做鬼脸啊，眼睛打转啊，加入与我饰演的这一角色无关的各种手势和表情啊。可洛根说什么来着？他就说了一句，‘太精彩了！做拷贝吧！’”
“你自己跟她说呗。她就在旁边呢。”
《樱花恋》亦是如此，也有一些场景表现的是对种族偏见的抨击；故事讲述的正是一名美国喷气机飞行员爱上了一个日本音乐厅的舞蹈演员，这件事惹恼了美国空军高层，也惹恼了女演员的上司，不过后者反对的理由并非是其情郎的种族与之不合，而仅仅是因为她有了情郎，因为她是女子歌剧团的一名成员——该剧团取材于现实社会中的宝冢剧团——剧团奉行的管理理念是几百名女子的台下生活要像修女一样，不容任何宗派、任何肤色的男子玷污。米切纳的小说以这对有情人痛苦地以sayonara话别而结尾。这个词的意思是再见。不过在电影版里，这个词连同以之命名的片名都失去了其涵义；在结尾的淡出镜头中，这对东西方的恋人亲昵地相会，两人已经踏上了前往婚姻登记所的道路。在白兰度抵达日本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在场约六十名记者透露，他之所以签约本片，是因为“本片对于阻碍世界和平进程的偏见抨击得非常到位。在爱情故事之下，本片抨击的是日本和美国现存的偏见”。他出演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本片给他提供了与约书亚·洛根合作的“宝贵机会”，他可以从洛根那里学到“何为而何不为”。
“别！嘿，等等！天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过他抗议得太迟了。莫雷早已把电话给了美以子，而白兰度却还在说“不带这么玩的啊”，他红着脸的样子就像一个难为情的小男孩儿。
自创，自导，自编，自演。查理·卓别林此前做到了，甚至更进一步，连作曲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但是拥有丰富经验的专职人员——譬如说奥尔森·韦尔斯——在面对这些苦活儿时都缴械投降了，而白兰度计划承担的任务比他当时面对的还要多。不过，当我提醒他也许会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现成的回答。“就制片而言，”他说。“除了负责召集剧组外，制片人还需要干嘛？对于选角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少，制片要干的就是这个。选角。”在这个行当里面，你很难找到一个对此观点表示赞同的人。一个好的制片人，除了负责召集剧组外——包括召集编剧、导演、演员、技术团队，还有剧组里其他人员——他还必须是情感方面的外交家，为人处世圆通，善于安抚人心，最关键的一点，在财务方面必须懂得精打细算。“不过说真的，”白兰度此时已经非常清醒，“《迸发》可不光是讲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故事。它讲的是这个墨西哥男孩儿的故事——仇恨与歧视。当一个社群里存在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是《樱花恋》剧组的女主角，高美以子小姐。她询问白兰度的身体状况如何。
他再也压不住脸上的笑容了，微笑随即变成了捧腹大笑。他在地上打着滚儿，大吼一声。“天啊，我只关心一件事，我还有没有脸面见我的朋友们呢？”冷静一些之后，他又说，“不过说真的，第一部电影总得赚钱啊。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下一部了。我都快破产了。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还有二十万美元，全是自掏腰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找个编剧写出像样的剧本。剧本里得有我的理念。上一个版本真是糟糕透顶，我说我自己写都比这个要写得好。我还要亲自导演。”
“好些了，谢谢。我吃了牡蛎不该吃的那一头，仅此而已。美以子？……美以子，你送花给我真是太好了。这些花非常好看。我正在看呢。这些紫菀，”他接着说，就像是腼腆地憋出了一行诗，“是我最喜欢的花……”
他嘴里嘀咕了几句，又嘟哝了几句别的。我请他说得明白些，他说，“这是西部片。”
我退到阳台，好让白兰度和美以子小姐有一块更加私密的空间聊天。窗子下面是酒店内的花园，里面的岩石和树木布置得极其简约整洁，漂浮在从京都航道上缓缓升起的迷雾中——京都毕竟是座水之城，浅河与运河交错，盘蛇形状的池塘星罗棋布，欢快的小瀑布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日本女孩儿咯咯的笑声。曾经的皇城，如今的国家文化博物馆——如此赏心悦目的宝库，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机因此饶过了这里。京都同样被水包围；越过城市四周将其包裹的山峦，绵延的小路宛如堤道，穿过稻田水面反射出的银光。这个夜晚，尽管有薄雾飘过，环绕的青山在夜空下依旧明晰可辨，因为清空明净；夜空，繁星，残月。你可以看到城里有些区域的轮廓。最近的是一片住宅区，拱形屋顶，一些有钱人家的房子正面是光滑的木头，但却简约朴素，透着北方气息，同任何一座石砌的锡耶纳宫殿一样神秘。街头华灯闪耀，门口的灯笼投射出明艳的和服色彩——粉色与橙色，柠檬黄与红色。更远处是现代的平面——宽阔的大街，闪烁的霓虹，原混凝土建成的摩天大楼，比起周围那些低矮的屋宇，看上去反而更不结实，也更易腐朽。
作为向他设定的这种崇高目标迈进的基石，《迸发的朱砂》是否令他感到满意呢？
白兰度结束了通话。他走到阳台前，看着正在欣赏风景的我说，“你去过奈良没有啊？挺有意思的。”
对于这些溢美之词，白兰度显得有些无所谓——或者说，他似乎是沉湎于不爱聆听的个性之中。但他再度感觉到了冷场，于是打破了沉默：“电影确实有很强的时限性。我那天看了《街车》，这电影都已经变成一部老片了。不过，电影也有最大的潜力。你可以对许多人讲述一些重要的内容。讲述歧视，讲述仇恨，讲述偏见。我想拍的电影是能够探究当今世界时事话题的那种。寓教于乐。这也是为何我创办了自己的制片公司。”他满腔热情地投拍《迸发的朱砂》，这是由潘尼贝克公司——也就是他创办的这家独立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我去过，没错，“古老、旧日的奈良”——当地一个导游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离京都一小时车程——那是一个明信片式的城镇，坐落于一个遍地名胜的公园内。这里是日本人天才地将大自然催眠，使其呈现出非自然形态的完美典范。这个神龛遍布的大公园是个绿色沙龙，这里的绵羊吃着青草，温顺的鹿群在整齐的松树下漫步，就像威尼斯的鸽子，欣然与蜜月中的情侣摆造型合影；这里的孩童拽着山羊的胡子，不用担心山羊报复；这里的老人，披着黑色斗篷，斗篷上是粉色的衣领，蹲坐在荷塘边，拍着手，把成群游动的鱼儿吸引过来，这些鱼的身上带着斑点，都是深红色的大个儿鲤鱼，身体像鳟鱼一样粗，鱼儿们允许老人逗弄它们的鱼嘴，然后大口吞下他们抛撒的面包屑。这个没有毒蛇的伊甸园居然对白兰度有吸引力，真是有些奇怪。因为他的个性不拘一格、无拘无束，你或许会觉得他对这种井然有序的风景不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似乎是因为说到了奈良，他又开口道，“嗯，我想结婚了。我想要孩子了。”或许，这话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唐突；奈良那种和缓的安逸氛围就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向人暗示着婚姻和家庭。
在有价值的当代作品匮乏的情况之下，他是否会青睐那些老手的作品呢？与他一起出演电影的几个人负责任地说道，他们钦佩他在《恺撒大帝》里对马克·安东尼的角色表现，认为他有能力——如果他同样有意愿的话——尝试攀登许多戏剧舞台上的巅峰角色——甚至是俄狄浦斯。
“你一定得要拥有爱情，”他说。“为了生存，别无其他的理由。人类与老鼠没什么区别。他们生来就发挥同样的功能。繁衍后代。”（“马龙，”用他朋友伊利亚·卡赞的话说，“是我认识的最温柔的人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在你细看白兰度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卡赞的话有其涵义。就他而言，他总是很欢迎日本最年轻的一代——他们可爱，活泼，樱桃红的脸蛋，O形腿，动静很大——来《樱花恋》拍摄现场嬉戏玩耍。他对孩子们很友善，很随和，喜欢和他们闹着玩儿，能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他似乎的确与他们在情感上是同龄人，是同伙。此外，他审视成年人时独有的那种神情——那种怜悯的神色，那种发放同情如发放慈善物资般的微妙眼神——在他投向孩子们的目光中完全不见了踪影。）
在任何一个演出季里如果把有心于他的百老汇经理们请他出演的剧本都堆成一堆，那么这些剧本的高度很可能会超过这位演员的身高。田纳西·威廉斯在最近的五部作品中，都希望他能够担纲男主角，这些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是《落入人间的俄耳甫斯》，在我们谈话期间，戏剧正等待排演，剧本正是为了让白兰度和意大利女演员安娜·马格纳尼联袂出演而特意写就的。“为何没有接《俄耳甫斯》这部作品，原因很简单，”白兰度说。“这里面有美好的东西，算得上是田纳西最好的作品，而马格纳尼在里面戏份很重；她象征着某种力量，你可以理解——她会令我在舞台上变得无足轻重。而我饰演的那个角色是个叫瓦尔的小子，没有什么立场。我还没怎么弄清楚他支持谁反对谁呢。哎，你总不能演空气吧。我把这个情况跟田纳西说了。他又做了一番尝试。还为我重新写了剧本，估计写了好几次吧。不过——”他耸了耸肩。“我无意与马格纳尼同台演出。也不会出演那个角色。他们只好把我剔除出去了。”白兰度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觉得——实际上，我确信——田纳西已经把我和科瓦尔斯基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了一起。我是说，我们是朋友，他知道，生活中，我是与科瓦尔斯基截然相反的一个人，他身上的禀赋都是与我格格不入的——麻木不仁，脾气粗暴，残酷无情。可田纳西对我的印象还是与我饰演的这个角色混为一谈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能否为我谱写一个色谱截然不同的人物。我接《红男绿女》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出演一个浅色调的人物——黄色。此前，我饰演的最明艳的颜色是红色。然后从红色降了下来。棕色，灰色，黑色。”他把一个空烟盒揉成一团，在手上弹弄着，像是一个球。“舞台上已经没有我的角色了。没人会去写这样的角色。说说看吧，告诉我有什么适合我的角色。”
他用手摸着美以子小姐赠送的鲜花，又接着说，“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理由吗？除了爱情以外？这是困扰我的主要问题。我无法去爱一个人。”他又回到那间明亮的屋里，站在那儿，仿佛是要寻找什么——是香烟吗？他拿起一包。空的。他拍着四处散落的裤子和皮夹克的衣兜。白兰度的衣柜里不再堆放着街头混混的着装；他已经毕业了，或者说回归了，回到了上个年代的黑帮气，一种禁酒令时期的酷帅风格——黑色折边帽，条纹西装，亚光乔治·拉夫特衬衣配上轻淡柔和的彩色领带。烟找到了；他吸了一口，然后猛地倒在铺着草垫的矮桌上。他的嘴边渗出一圈汗珠。电暖气发出运转的闷响。整个屋内简直变成了热带地区；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种兰花了。正上方，巴顿斯夫妇又开始发出声响了，不过白兰度似乎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他抽着烟，思考着问题。接着，他又找回了之前的那一缕思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在我全心付出之前，我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人，将我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她们。但我准备好了。我希望拥有爱。我也许就在那个临界点上了，我真的得……”他的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而他的声调却并不热烈，显得十分漠然，无精打采，仿佛是在讨论戏中的某个人物角色——那个他已经厌倦于塑造，却又受合同所限不得不演的角色。“因为——呃，还有什么来着？就这些吧。去爱一个人。”
白兰度的第一次东部沿海之旅是在1949年，那时他在《男儿本色》里出演男一号，这部影片是有关一个截瘫老兵的故事。他一度受到社交举止粗鲁的指责，还有人批评他在着装上偏好黑色皮夹克、选择摩托车而非美洲虎、喜欢选择名不见经传的人做搭档而非已崭露头角的年轻女影星；此外，好莱坞专栏评论员的文章里也充斥着不友善的论调，都是有关他对于电影行业的态度，他本人在从业不久后曾对此总结如下，“我待在这个圈子里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缺乏拒绝金钱的道德勇气。”在许多采访当中，他一再强调，成为“一名单纯的电影演员”是他最不会去考虑的想法。“我也许偶尔会拍拍电影，”他在某个场合表示，“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想在舞台上表演。”然而，他在接了《男儿本色》后——这是一部叫好甚于叫座的影片——又在银幕版的《欲望号街车》中重新塑造了科瓦尔斯基的形象，而正是这一角色一举奠定了他影星的地位，就像它此前确立了他在百老汇的成功一样。（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定义，影星就是那些不管他们所加盟的影片质量如何，都能够带来票房利润的演员；这类人物极度稀缺，当今能够配得上这一名号的屈指可数。白兰度正是其中之一；作为票房吸金器，在男演员中，恐怕只有威廉·霍尔登能出其右。）过去的五年里，他先后饰演墨西哥革命分子（《萨巴达万岁》）、马克·安东尼（《恺撒大帝》），以及为摩托车痴狂的小混混（《飞车党》）；饰演船坞恶棍（《码头风云》）赢得奥斯卡大奖；饰演拿破仑（《拿破仑情史》）；扮演一名老混混在影片中从头至尾载歌载舞（《红男绿女》）；在《秋月茶室》里出演冲绳译员，这部影片是他出演的第十部影片，和《樱花恋》一样，有些镜头也是在日本拍摄的。但他除了在夏令剧目中有过短暂出演外，再也没有重返舞台。“为什么要重返舞台呢？”当我对此发表观点时，他有些漠然地反问道。“电影市场潜力更大。电影可以令人追求好的一面。追求道德上的进步。至少有些电影能做到——那些就是我想演的电影。”他停顿了一会，仿佛是他的话被录了下来，他正倒带准备再听一遍。或许是这声音令他不悦；不管怎样，他的下颌动了起来，似乎是含着一满口味道不好的东西，强忍着下咽。他忽然望了望天，接着问道，“纽约有什么可让人兴奋的？为谢莉尔·克劳福德和罗伯特·怀特海德做事有什么可让人兴奋的？”克劳福德女士和怀特海德是纽约最顶尖的两个戏剧制作人，两人都没有机会邀请到白兰度加盟。“话说回来，我去了能演什么呢？”他接着说道。“根本没有适合我的角色。”
（此时的白兰度，不用说，还是一个单身汉，他有时也会纵容自己身陷某些准正式的婚约之中——他曾经与布罗森·普拉姆小姐订婚，那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女作家和女演员，而后，又和一名法国渔夫的女儿若萨尼·马里亚尼·贝朗热小姐订婚，这更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两段姻缘都未成正果。而上个月的一天，白兰度在加利福尼亚的老鹰岩举行了一场突然而有些神秘的婚礼，他迎娶了一位自称安娜·喀什菲的年轻女演员，她裹着莎丽服[6]，肤色很深，并不出名。根据一些彼此矛盾的媒体报道，她有可能是出生在大吉岭的佛教徒，父母都有纯正的印度血统，也有可能出生在加尔各答，父母是一对姓奥卡拉根的英国夫妇，现居威尔士。白兰度尚未采取行动去消除这个谜团。）
他揉了揉鼻子，笑了起来，就像是记起了某段与西西里的午睡一样惬意的经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在我打拳的时候弄断的。那时我正在拍《街车》。我们——后台一些工作人员，还有我自己——我们时常到剧院的锅炉房里胡闹一番。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家伙闹着玩儿，只听见咔嚓一声！于是我穿上大衣，去了最近的一家医院——就在百老汇的外面。我的鼻子真的是被打断了。他们只好给我打了麻药，把鼻子接上去，然后送我上床躺下。我遗憾的倒不是这个。《街车》拍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拍到我简直想吐。但是我的鼻子很快就痊愈了，要是我没有捉弄艾琳·赛尔斯尼克的话，我想我肯定马上就会回去拍戏的。”他提到赛尔斯尼克夫人的时候，笑得更开心了。赛尔斯尼克是威廉斯这部作品的制片人。“剧组里有一个很精明的女士，她就是艾琳·赛尔斯尼克。她想要办到的事，就非去办到不可。她想要我回去拍戏。可我听说她要到医院来看我，我就缠着绷带，涂着碘酒和红药水——老天！——她推门走进来的时候，我看上去就像头被砍下来了一样。一点儿都不夸张。我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快要死了。‘噢，马龙，’她说，‘真可怜，可怜的孩子！’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艾琳。我今晚就回去拍戏！’她又说，‘那可不成！你不在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撑个——撑个——呃，几天吧。’‘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我没问题的。我想工作呀。跟大家说我今晚就会回来。’然后她说，‘你身体状况不佳，可怜哟。我是绝对不允许你回去的。’于是我就留在了医院，享着清福。”（赛尔斯尼克夫人最近回忆此事时说，“他们完全没把他的鼻子弄对地方。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线条变硬了。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跟他说，‘他们简直是毁容啊。你得让他们把你的鼻子再弄断一次，这样才好恢复原样。’算他走运，没听我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鼻子断了，就这部电影而言，反倒让他因祸得福。鼻子断了令他看起来更性感。此前的样子太过于奶油小生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朋友的。不，不，我没有，”他似乎是与一个假想的对手在对话。“噢，我当然有啦，”他拭去上嘴唇的汗说道。“我的朋友多着呢。有些无需藏着掖着。我告诉他们一些我的近况。你总得有人可以相信吧。嗯，也不尽然。我从不依赖任何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想知道您的鼻子是怎么断的？”
我问他这些人里是否包括职业顾问。譬如说，据我所知，白兰度十分依赖于杰·坎特的指导，这个年轻人在美国音乐公司供职，该公司是他的代理。“噢，杰啊，”白兰度说。“我告诉他该干吗，他就干吗。我就这么独立。”
“……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总是不开心。我记得，那是在四月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西西里。那天天气很热，四处开满了花。我喜欢鲜花，那些能够嗅到气味的花。栀子花。长话短说，那是在四月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西西里。我一个人出去了。躺在一片鲜花盛开的土地上。然后睡着了。这让我很开心。那一刻我很开心。啊？你说什么来着？”
电话铃响了。似乎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因为又是莫雷打来的。“是啊，还在聊呢，”白兰度告诉他。“这样吧，我给你打过去……呃，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吧。那个时候你回来了吧？……好的。”
他双眼紧闭，脸在头顶上一盏灯的照射下看不到皱纹，看着他现在的这副样子，我初次见他的那一刻又恍若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47年；那是纽约的一个冬日午后，我有幸参加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排演，白兰度在剧中饰演斯坦利·科瓦尔斯基一角。正是通过饰演科瓦尔斯基这一角色才令他广为人知，尽管当时在纽约戏剧界的行家圈子里，他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与戏剧指导斯特拉·阿德勒合作演出自己学生时代的作品，还在百老汇露过几次脸——一次是在麦斯威尔·安德森的作品《卡车酒馆》里，还有一次是饰演马奇·班克斯，与凯瑟琳·康乃尔饰演的坎迪达出演对手戏，在这部作品中，他展现出的才华为人津津乐道、饱受赞誉。《欲望号街车》的导演伊利亚·卡赞当时就说过，最近又再次重申，“马龙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演员。”但是十年前，在那个记忆犹新的下午，他依然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我那天去排演现场去得太早，发现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正躺在舞台的桌子上，在工作灯昏暗的光线下睡得正酣。他当时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身材敦实健壮——胳膊粗得就像是举重运动员，胸肌发达得像查尔斯·阿特拉斯（尽管上面还压着一本翻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要作品集》），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他就是个剧务。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我凑近后，看到了他的脸。那仿佛是一个陌生人的头被安在了这个肌肉发达的身体上，就像是伪造照片中的人物一样。因为这张脸一点也不够刚毅，像是将一种天使般的精致与温柔叠加在了下颌坚毅的英俊五官之上：他皮肤紧绷，额头宽阔，发际线高，眼距很开，鼻梁高挺，饱满的嘴唇带着一种性感的慵懒表情。这一点也不像是威廉斯笔下的那个缺乏诗意的科瓦尔斯基。正因为如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的经历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我看着白兰度用一种变色龙般的从容塑造出这个人物残忍多变的一面，看着他如何像一只诡计多端的火蜥蜴，游走自如地进入角色，看着他自己的人格表象如何消失——就像九年之后，在这家京都大酒店里，我对白兰度1947年时的记忆渐渐地褪去，消逝在他1956年的自我中。如今的白兰度——这个悠闲地躺在榻榻米上的人，这个怠惰地拿着过滤嘴香烟吞云吐雾、滔滔不绝的人——绝对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必然的。他的身子骨变得更瘦了；发际线变得更高了，那是因为他的头发稀疏了；他变得有钱了（从《樱花恋》的制片人那里，他有望得到三十万美元的片酬，外加电影票房盈利提成）；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还变成了“博普一代的大众情人”——变成了一个全球家喻户晓的名人，当他出现在日本公众面前的时候，他相信，想要让这张脸不被人认出来，不仅要戴上一副墨镜，而且还要戴上一副外科手术用的口罩才行。（在日本，刚刚提到的第二种伪装手段倒不如听上去那样离谱，因为许多亚洲人也戴这样的口罩，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病菌的传播。）这些都是十年岁月带来的改变。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变化。他的眼睛也变了。尽管双眼的浓咖啡色依旧，但此前的那种青涩、那种分明的不自信的痕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的他，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十足的自信，也带着一种只能称之为怜悯的眼神，仿佛他居住在文明的地方，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眼前的这些人并非如此。（那些一直领教他这种怜悯眼神的人不一而足，有年轻女演员公开表示“马龙确实是一个精神力量强大的人物，他睿智而且十分真诚；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发现这些”，还有一位了解白兰度的人说，“他看你的那种方式，就像是他真的非常为你感到难过的样子——这真的让你有种想抹脖子的冲动。”）尽管如此，他脸上那种不可名状的温柔依然还在。或者说基本还在。因为中间的这些年里，他出过一次意外，这让他的面容看起来更具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美。在那次意外中，他的鼻子断了。我想方设法插进了一句话，“那您的鼻子是怎么断的呢？”
他挂断了电话说，“这人挺不错的。他想当一名导演——他的最终目标。我刚才聊到什么来着。我们在聊朋友。你知道我是怎样交友的吗？”他身体朝我前倾，似乎是有什么有趣的秘密要告诉我。“我总是循序渐进。我不停地兜着圈子。我兜着圈子观望。然后，我再渐渐地走近。然后，我再伸出手去接触他们——啊，就是这样轻轻地……”他向前伸出手指，就像昆虫的触角一样，轻轻擦过我的胳膊。“再然后，”他说着，一只眼半睁半闭，另一只像拉斯普钦[7]，如同施催眠术一样睁得炯炯有神，“我就撤退。等上一段时间。让他们去猜。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又靠近。触碰他们。兜着圈子。”他用那只宽大、五指粗实的手在空中打着旋转的手势，仿佛是手中拿着一根绳子去绑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一样。“他们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了。我拥有了他们。而有些时候，我一下子又成了他们所拥有的全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无法融入任何环境，他们不被接纳，他们受过伤害，一瘸一拐，东奔西走。可我想拉他们一把，他们可以以我为中心；我就是公爵。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领地里的公爵。”
这声音还在继续，仿佛是自言自语自听，白兰度的演讲时常能达到这种效果，因为跟许多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一样，他带着几分独白者的气质——他承认这是事实，对此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我身边的人总是一言不发，”他说。“他们似乎就想听听我要说什么。这就是为何总是我在讲。”
（公爵的领地里曾经有一位住户，在描述那里的领主与臣民时曾说，“马龙似乎是住在一座从不上锁的房子里。他住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大门总是敞开的。无论马龙在不在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去，每个人也的确都进去过。你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十到十五个人在转悠。奇怪的是，大家相互之间似乎都不认识。他们就待在那儿，正如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的乘客。有的在座椅上睡着大觉。有人读着小报。有个女孩儿不是在里面独舞，就是在涂着脚指甲油。一个喜剧演员在排演着夜总会的节目。房间一角，有人在下着棋。还有打鼓的声音——咚，咚，咚！但是从没有什么喝的东西——从没有。偶尔也会有人说，‘我们去喝杯冰激凌汽水吧。’因此，马龙就是这里的公分母，是唯一的连接纽带。他会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把个别人拉到一旁，私下交谈。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马龙不能，也不会与两个人同时交谈。他也从不参与多人讨论。他总是惬意地两人私聊——一次和一个人聊。我想，这很有必要，要是你在所有人身上施展同一种魅力的话。但即便你知道他就是这么做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轮到你时，他还是让你感觉到你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人，甚至是整个世界上唯一的人。他令你感到你在他的庇护之下，你的烦恼和心情都令他深深挂念。你不由得会相信这一点；与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浑身散发着真诚。然后你会问自己，‘这是在演戏吗？’就算是，那又怎样？你又有什么能给他呢？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才是关键问题所在——感情。正是感情让他能够对你施展控制力。我有时觉得马龙就像是一个孤儿，长大后，通过成为一所大型孤儿院的好院长来补偿儿时的经历。但即便是在这孤儿院之外，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他。”尽管也许会有不少人反对最后这句话，不过白兰度本人据信曾经对一名采访者说，“我可以走进一间有一百人的房间里——如果里面只有一个人不喜欢我，我要是知道了，就会出去。”作为脚注，还应补充一点：在白兰度管辖的小圈子里面，他被尊为精神之父和情感大哥。喜剧演员沃利·寇克思大概是最了解他的一个，他将白兰度称作“富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深邃的思想家”，然后补充道，“他就是朋友们真正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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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度打了个呵欠；已经是一点过一刻了。在随后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可以洗个澡，刮个胡子，吃个早餐，走进拍摄场地，然后准备让化妆师给他苍白的脸上涂上拍摄彩色片所需的淡褐色。
“过去的八、九年，我的生活是一团乱麻，”他说。“最近的两年或许稍稍好点儿。那种在波涛中翻滚起伏不定的体验要少一些了。你有没有找人作过精神分析？起初我非常担心。担心这会摧毁给我带来艺术创造力的冲动。一个敏感的人会在别人只产生了五种感受的情况下得到五十种感受。敏感的人更加脆弱；他们很容易变得粗暴，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敏感。你越是敏感，就越会变得粗暴，心头结痂。永远不会进化。永远不会让自己去感知任何东西，因为你总是感知得太多。精神分析能起到帮助作用。它帮助过我，过去的八、九年，我简直就是一团糟，一团乱麻……”
“我们再抽一支烟吧，”我正准备穿上大衣时，他对我说。
尽管白兰度并不是一个禁酒主义者，但他对酒的胃口要小得多了。我们点的那些菜等会儿才会端到我们房间里来，于是在我们等待上餐的过程中，他给我倒了一大杯伏特加，满得几乎要从杯中溢出来，而只是礼节性地给自己倒了区区的一小口。他卧在地板上，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头懒洋洋地倚靠在枕头上，眼皮耷拉着，然后闭上了，仿佛是被打了一针麻药，进入到了不太甜美的梦乡；他的眼皮在跳，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这声音十分冷静，说话的方式颇有涵养、彬彬有礼，听上去却出人意料地像个少年，带着孩子般探索与发问的精神——似乎是从遥远的梦境中传来的。
“你难道不觉得该睡了吗？”
他叹了一口气。“那种带冰激凌口味的，亲爱的。”
“那只不过意味着要起床罢了。大多数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无法面对。”他看了看电话，似乎是记起来先前答应给莫雷打电话。“反正，我一会儿还可以干活。你想喝点儿什么呢？”
“还有平锅派吧，马容？”
房间外，繁星已经黯淡了下去，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所以睡前喝上一杯真是件惬意的事情，尤其是我还要步行回到自己的酒店，那儿距离宫古酒店有一英里远呢。我倒了一些伏特加；白兰度不愿与我同饮。不过，他随后伸手拿起我的杯子，抿了一小口，放在我们中间，然后突然说，“我的母亲。她像一件瓷器一样碎了。”他说话的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却传递着感情。
白兰度应了一声。“苹果派。我要的就是这个。”他在地板上伸了个懒腰，松开皮带，皮带系得很紧，深深地勒进了突出的肚腩。“我在节食呢。但我唯一想吃的东西就是苹果派，或者类似的东西。”六周以前，在加利福尼亚，洛根对他说，要饰演《樱花恋》里的这个角色，他必须减掉十磅的重量，而来京都之前，他已经成功减掉了七磅。可自从到了日本以后，他不但没能抵挡住美式苹果派的诱惑，还迷上了日本美食，其美味就在于多糖、多淀粉，还有那些个油炸食品，于是他的体重又反弹了，只好加倍减肥。此时，虽说皮带已经一松再松，但还是很妥帖地勒住了他的腹部，他浏览了一下菜单，上面用英文写着种类繁多的西式餐点，他提醒自己“我得减肥啊”，于是便点了一碗汤，牛排配薯条，还点了三盘蔬菜，配菜是意大利面，黄油面包卷，一壶日本米酒，沙拉，奶酪和饼干。
此前我经常听到朋友们这样评价白兰度，“马龙很崇拜他的母亲。”然而在1947年，也就是《欲望号街车》首映以前，这个年轻演员所处的圈子里几乎没人见过他的父亲或是母亲；除了他跟他们有选择性地讲过一些事情，关于其他的情况他们一概不知。“马龙时常拿出一些他在伊利诺斯家庭生活的照片，非常丰富多彩，”他一个熟人告诉我。“我们那时听说他的家人准备来纽约参加《街车》的首映礼，大伙儿都很好奇。我们不知道会见到怎样的人。在首映礼的那个夜晚，艾琳·赛尔斯尼克在‘21街’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马龙与他的父母一同前来。嗯，你无法想象世上还有比这二位更有吸引力的人了。他们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魅力不凡。令我印象最深的——我想也是令所有人惊叹的——是马龙对待他们的态度。在他们面前，他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伙子。他是个模范儿子。少言寡语，彬彬有礼，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女仆再次来到这位明星的房里，而莫雷也正准备出来，险些被她和服的拖尾绊倒。她放下一碗冰块，一阵脸红，轻声笑着，她的小脚穿着脚趾分开的白袜，像是马蹄一般，欣悦之中一会儿抬起一会儿放下，就像一只扑腾的小马，她大声说道，“平锅派！今晚供应平锅派。”
白兰度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曾是那里的一名石灰石制品推销员，白兰度是家中三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不久就被带到伊利诺斯州的利伯蒂维尔市居住。白兰度一家在那里定居下来，住在一个布局凌乱的房子里，街坊四邻全是些粗鄙之人；但至少屋子周围地方够大，白兰度能够养些鹅啊、鸡啊、兔子啊什么的，还有一匹马、一只大丹狗、二十八只猫和一头奶牛。给奶牛挤奶成了巴德每天雷打不动的家务事——巴德是马龙那时的昵称。巴德一看就是个性格外向、争强好胜的小男孩。但凡有人靠近他，马上就会被他拉着进行一些五花八门的比赛：谁吃饭吃得最快？谁憋气时间憋得最长？谁讲的故事最长？巴德也很叛逆；无论晴雨，他每个礼拜天都会从家里逃出去。不过他和两个姐妹——弗朗西斯和乔瑟琳——却同她们的母亲十分亲近，始终如一。多年以后，白兰度的前戏剧指导斯特拉·阿德勒在描述1954年去世的白兰度太太时，称之为“一位美貌绝伦，迷茫，有着少女情怀的尤物”。通常情况下，但凡白兰度太太生活过的地方，她都会在当地戏剧社的作品中扮演主角，她也时常期待能够有一个比她周遭更加广阔的舞台呈现在她面前。这样的夙愿激励了她的子女们。弗朗西斯投身绘画；乔瑟琳热衷于戏剧，目前已是一名职业演员。巴德也继承了他母亲在表演方面的才华，可就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宣布要学习成为一名神职人员。（那时的白兰度与现在一样，在找寻着一种信念。白兰度的一个追随者曾经总结道，“他需要找到生命中的某种东西，从他自己身上找到某种东西——那种亘古不变的真理，他需要为之献出自己的人生。对于他这种强烈的个性而言，哪怕是打一丁点儿的折扣都不行。”）白兰度经人劝说打消了成为牧师的理想，后来他被学校开除，1942年又因膝关节交锁而被军队拒收后，白兰度收拾行装，去了纽约。正因为那个胖乎乎的、留着淡黄头发的愤怒少年巴德来到了世间，这位体格阳刚、才华横溢的马龙才会崭露头角。
剧组内部，有人觉得白兰度的小圈子在社交上对他保护过度，使他们无法按自己的心愿更好地“深入了解这个人”。白兰度来日本已经一个月有余，在此期间，他在拍摄现场总是以一副亲和力很强的年轻人的形象出现，慵懒却并不轻浮，通常乐于与同事们合作，甚至还给他们鼓励——尤其是演员们——但总体而言他并不容易结交，在等待场景变换的百无聊赖之中他更喜欢独自坐下读哲学书，或是在中学生用的那种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些东西。一天工作下来，他并没有接受同事的邀请去喝上几杯，上餐馆吃一盘生鱼，然后信步在京都艺妓所在的老街区，而是独自回到酒店，闭门不出——他没有加入到在外景拍摄中通常会产生的那种大家庭式的温馨祥和之中。由于大多数最狂热的影迷本身就是电影界的业内人士，因而在《樱花恋》剧组内部，白兰度总是一个让人兴致盎然的话题；面对众人的那种好奇，以及因好奇心未能满足而产生的懊恼情绪，白兰度总是以朋友般的姿态待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反倒使得众人对他的兴趣变得愈发强烈。即便是电影导演约书亚·洛根，他在跟白兰度共事两周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马龙是我自嘉宝以后遇见的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人了。他是个天才。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
白兰度没有忘记巴德。谈及过去的自己时，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似乎还隐居在他现在的骨子里面，仿佛时光几乎没有将现在的他和曾经那个受过创伤、踌躇满志的孩子隔离开来。“我的父亲对我漠不关心，”他说。“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引起他的关注，或者让他高兴。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如今我们是朋友，相处融洽。”过去的十多年里，老白兰度一直监管着儿子的财政事务；除了老白兰度供职的彭尼贝克制品公司外，他们在许多其他业务上也都有关联，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谷物畜牧大农场，小白兰度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这个农场上。“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整个世界。我努力学习。我从学校回家……”他迟疑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我在脑海中想象他当时的样子：巴德，手里夹着书本，沿着午后的街道一路前行。“家里没有人。冰柜里也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幻灯片从我眼前滑过：空荡荡的房间，还有一间厨房。“然后电话铃突然响起。是有人从酒吧里打过来的。他们说，‘我们这儿有位女士。你最好过来领人。’”白兰度突然变得沉寂起来。沉寂中，这幅画面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变得凝固了：巴德在听电话。最后这意象又动了起来，向前快进。巴德十八岁了：“我想要是她足够爱我，足够相信我，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在一起，住在纽约；我们一起生活，我会照顾她。这些一度成为了现实。她离开了我的父亲，和我生活在了一起。在纽约，我演戏十分努力。但是我得到的爱还不够。她还不够关心我。她又回去了。有一天”——他平淡的声音变得更为平淡了，而那种饱含情感的声调变得越来越高亢，明晰可辨，就像一种声音中间还包含有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受过创伤的迷惘——“我已经不在乎了。她就在那里。在一间屋子里。抓着我。我让她倒了下去。因为我再也承受不住了——眼睁睁地望着她在我面前成了碎片，仿佛是一件瓷器。我就这么从她身上跨了过去。我就这么走了出去。我的心冷了。从那以后，我的心就是冷的了。”
据我所知，莫雷只是《樱花恋》剧组所称的“白兰度帮”里面的一员。除了这个帮助整理文稿的人外，这帮人里还有老马龙·白兰度，他是儿子的业务经理；娇美的秘书莱文小姐，长着一头黑发；还有白兰度的私人化妆师。这次随行人员的路途开销以及在当地所有的生活费在与华纳兄弟公司签订的演员合同中都已考虑在内。与传说相反，电影工作室并非总是在开销方面出手阔绰。我事后跟华纳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聊天，聊到了白兰度享有特殊照顾的缘由，他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他提的所有要求按说都不会接受。不过嘛——这个，这部电影理应有一个大牌明星压阵。大众欢迎的明星——这对票房来说才是真正的关键。”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吵闹的铃声似要将他从茫然中唤醒。他瞪大眼睛，仿佛是在一间未知的房间里惊醒，接着又冷笑着低声说，“坏了，坏了，坏了，”他的手伸向听筒。“对不起，”他对莫雷说。“我正准备给你打过去的……没有，他正准备走呢。不过你看，老兄，要不我们今晚就算了。都已经一点多了。都快两点了……好的……一言为定。明天吧。”
莫雷摇了摇头，他一心想着白兰度能够答应十点半再见他。“等快到的时候再给我打个电话吧，”白兰度最后说了一句。“到时我们再看。”
这时，我已经穿好了大衣，等着道别。他把我送到门口，我穿上了鞋。“好啦，sayonara，”他带着调侃的口吻向我挥手告别。“跟他们的前台说一声帮你叫一辆计程车。”然后，我正沿着走廊走着的时候，他大声说，“听着啊！我说的话你别太在意。我的感觉总在变的。”
“没错，”白兰度说着，将这些小礼物拆开，这些礼盒跟大多数日式礼盒一样，即便礼物本身是从很普通的商店买来的，却包装得格外精致。其中一个里面装着糖果，另一个装着白米糕，吃过才知道，尽管那些米糕看上去像一朵朵白云，吃起来却如同水泥一般坚硬。两个礼盒都没有附带的卡片写明是谁送的。“每次你一回头，一些日本人就给你送件礼物。他们简直对送礼到了疯狂的程度，”白兰度说道。他咯吱咯吱地用力嚼着一块米糕，然后把盒子递给了我和莫雷。
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楼下，宫古酒店的大厅已经空无一人。前台没有人，外面也看不到一辆计程车。即便是在正午时分，京都街巷那如钩针编织的繁复布局也曾让我晕头转向；可眼下，我只能穿过冰冷刺骨的凄风冷雨，朝着我希望是回家的方向前行。在这座城市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晚回家的经历。此时与白天或是傍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天的市中心人山人海，一片盛大的狂欢景象，喧哗声就像身处游艺厅，而傍晚是京都最吸引人的时段，灯笼如花环一般悬挂在此时的街道两旁，就像一朵朵夜来香；穿着华丽的艺妓，光滑的脸颊涂得如同白色的陶器，头顶上气球一样的染色假发点缀着银铃，身姿摇曳，碎步而行，在背光处匆匆忙忙地赶往格调高雅、无可挑剔的欢宴。但是凌晨两点，这些精美的装饰就不见了踪影：夜总会关了门；只有几只猫留下来与我为伴，还有一些醉汉和红灯区的小姐、门口那群躲不开的老乞丐，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艺人在我身后跟了一小会儿，笛子里吹的是中世纪的音乐。经过一英里多的跋涉，终于，一百条小巷中的一条通往了熟悉的地方——主干街区的百货商店和电影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见到了白兰度。他就在那里，六十英尺高，头跟最大的佛像一样大，漫画纸张的颜色，在一家剧院顶上的广告牌上，那是《秋月茶室》的巨幅宣传海报。他的造型同样很像一尊佛像，因为宣传海报中的他蹲坐着，脸上挂着安详的笑容，在雨水和街灯的映衬下闪着光。一尊神，没错；可除此之外，他其实只不过是个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轻人。
莫雷耸了耸肩。女仆送过来的；他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大家总是给马龙送些礼物，”他告诉我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礼物是谁送的。对吧，老马？”
[1] 歌舞伎、能剧、文乐木偶戏和狂言是日本四大古典戏剧形式。
白兰度满脸嗔色，似乎是对晚些时候还要再碰头反应有些冷淡。我事后得知，他身体有些不适，已经在房里待了一整天，此时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这是什么？”他指着桌上剩下的手稿中摆放的几个长方形礼盒问道。
[2] 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从远古起，奥丁就是战神，在英雄文学中，他以英雄的保护神面目出现；阵亡将士都到瓦尔哈拉殿堂与他做伴。
实际上，在我来这儿之前，白兰度就一直在潜心创作他的作品，这一点显而易见。我走进他房间里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男子，表情闷闷不乐，看上去还算年轻，我就管他叫莫雷吧，此前有人把他指给我看，说他是“那个帮马龙写作的家伙”；此刻他正蹲坐在草垫上笨拙地翻阅《迸发的朱砂》手稿。他手里拿着其中的几页说，“我说，老马，我到我房间里把这个过一遍，我们等会儿再碰头——嗯，大概十点半行吧？”
[3] 此处原文为法语jolies jeunes filles。
《樱花恋》剧组约有一半人员下榻在宫古酒店，这里是京都所谓的西式酒店里西式风格最典型的一家；大多数房间都配有坚固的欧式座椅与餐桌，床铺与沙发，尽管有些老旧和笨重。但是有些日本客人既喜爱本国的装饰风格，又对宫古酒店的盛名情有独钟，还有些外国游客渴望感受本地的真切氛围，却又不愿忍受真正日本酒馆的那种一本正经，为了他们方便起见，宫古酒店保留了一些以传统风格装饰的套间，而白兰度住的这间恰是其中之一。他的住所有两间房、一个洗澡间和一个由玻璃围住的阳台。若是不考虑白兰度在房间里堆得到处都是的个人物品，那么这些房间对于日本人所嗜好的简约风格而言，完全可以看作是教科书般的诠释。地板上全都铺有黄褐色的榻榻米草垫，上面放着一些真丝枕头，极为考究；壁龛上挂着一幅画卷，画的是金鱼在水中畅游，壁龛下面的台子上搁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高高的百合花和红叶，摆放得井井有条。两间房中较大的一间——里面的那间——被这位房客辟作办公室，同时他也在此用餐和就寝，房间内有一张长长的漆面矮桌，还有一席草荐。在这些房间里，日式与西式截然不同的装饰理念——一个力图以简约的陈设与极少的物品展示给人留下印象，另一个则是彻头彻尾反其道而行之——都随处可见，因为白兰度似乎不愿使用这里藏匿在纸滑门背后的储物间。他所拥有的所有物品似乎一眼都能看到。准备拿去清洗的衬衣、袜子、鞋子、毛衣、外套、帽子还有领带到处乱放，仿佛是被撕碎了的稻草人；还有照相机、打字机、录音机，以及功效大得让人窒息的电暖气。到处都是咬了几口的水果；还有一箱著名品牌的日本草莓，每个草莓都有鸡蛋那么大。再就是书籍，它们汇成一股深邃思想的瀑布，你可以从中找到一本科林·威尔逊所著的《局外人》，还有关于佛教祷文、禅宗冥想、瑜伽呼吸法和印度神秘主义的书，不过就是没有小说，因为白兰度一本也不会去读。他承认，他自1924年4月3日起就没有翻开过一本小说，就在那天他出生在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尽管他不想去阅读什么小说，不过他确是有心写上一本，那张漆面长桌上面放满了烟灰缸，里面全是烟头，还有一堆又一堆的手稿，那是他最新的创作成果，居然碰巧成了《迸发的朱砂》的电影剧本。
[4] 此处原文为法语bon vivant。
我的向导轻敲白兰度的门，尖尖的嗓子唤了一声“马容”，然后就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地逃开了，身上的和服衣袖飘动的样子活像长尾小鹦鹉扑腾着翅膀。门开了，开门的是宫古酒店的另外一个女仆，长得像玩具娃娃般可爱，她立刻也像抽了筋一样，奇怪地笑个不停。从里屋传来白兰度的声音，“什么事儿啊，亲爱的？”而那个女仆呢，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将肥硕的小手塞进嘴里，像个啼哭的婴儿，根本说不出话来。“嘿，亲爱的，什么事儿啊？”白兰度又问了一遍，然后走到了门口。“噢，你好啊，”他见到我说。“七点了，对吧？”我们约好七点整见面用餐来着；我差不多晚了二十分钟。“好啦，脱鞋进屋吧。我这儿也忙得差不多了。嘿，亲爱的，”他对那个女仆说，“给我们拿些冰块来吧。”然后，望着那个女仆匆匆忙忙离开的背影，他把手搭在臀部，笑着说，“她们要我的命啊。她们真的会要我的命。还有那些孩子。难道你不觉得他们挺美的吗，难道你不爱他们吗——这些个日本小鬼？”
[5] 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令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杀害之，后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遂自杀。今常用以指“谜”样的人物。
大多数日本女孩都喜欢咯咯地笑。京都宫古酒店四楼的女仆也不例外。欢笑以及强压笑意的举动令她桃腮泛红（和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往往肤色变化较大），身姿摇曳，牡丹与紫罗兰相间的和服掩映着她丰腴的身段。这种欢笑似乎来得没有特别的缘由；日本人的笑动机不明。我应邀来到一间屋子里。“你是来找马容的吗？”她喘着气说道，和众多同胞一样，露出一排金牙。接着，她像溜冰一样走着内八字小碎步，身着和服时必须得这么走路。她带着我穿过一条迷宫般的走道，允诺我说，“我帮你敲马容的门。”日语里没有“l”这个音，这个女仆所说的“马容”其实指的就是马龙——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眼下他正在京都进行一部电影的外景拍摄工作，该影片由华纳兄弟公司和威廉·戈茨影业出品，根据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樱花恋》所改编。
[6] 莎丽服是印度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妇女披在内衣外的一种丝绸长袍，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莎丽服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男女都可穿的一种服装，到后来才演变成妇女的服装。
（1956）
[7] 拉斯普钦，俄国僧侣，号称拥有神力，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宫廷中最具权势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