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今我缅怀起田纳西的时候，我追忆的都是些快乐的时光，有趣的时光。他这个人，尽管内心有悲伤，却总是笑个不停。他笑得实在是不同凡响。既不粗鄙，也不下流，哪怕是声音都不算大。那笑声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上喉咙沙哑的船夫一般不可思议。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知道，不管里面已经有了多少人。
从此以后，田纳西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除了酗酒，他还染上了毒瘾。他会去见一些非常奇怪的人。我觉得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一个人过的——跟弗兰克的灵魂一起。
说到他的幽默感，通常他都很闹腾。但是他一旦发火，似乎就在两种状态中摇摆：要么是病态的幽默——午餐时，五杯马提尼酒下肚之后，他会不间歇地笑个没完——要么是深深的痛苦，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父亲，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从未理解过他，他的家人似乎是把他妹妹疯了的事儿怪到他头上，而田纳西自己呢——嗯，我想他也觉得自己心智不是很健全吧。你可以从他的眼中读出这一切，里面总有变幻，就像是快乐与忧伤的摩天轮。
医生叹了一口气，于是让他俩独处。
这并不是说跟他在一起不开心。我们总是一起看电影，我猜我这一生，跟他去看电影的次数要比跟其他任何人都多。每次他总要朗诵台词，插科打诨，模仿琼·克劳馥。很快，影院经理便会下来赶我们走人。
即便如此，医生还是要求他必须离开。可是突然，弗兰克低声说了句，“请别这样，就让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伤害我的。再说，我已经习惯他了。”
不过，我记忆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四五年前，我那时跟田纳西一起在基韦斯特逗留。我们在一个人满为患的酒吧里——里面估计足有三百人，既有同性恋，又有异性恋。一对夫妇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前，二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个女的穿着一条宽松裤，上面是一件三角背心，她走到我们桌子跟前，拿出一支眉笔，想让我在她的肚脐上签个名。
弗兰克于1962年死于癌症，田纳西的一部分也死了。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弗兰克生命中最后几个小时的情景。他住在纽约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朋友们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最后，一位严厉的医生责令所有访客均不得入内，包括田纳西在内。但他拒绝离开。他跪在狭窄的病床旁边，紧紧握住弗兰克的手，用力抚摩自己的脸颊。
我笑了笑说，“噢，这可不行。拜托别这样好吗。”
他就这么做了。他们在一起有十四年的时间，那是田纳西生命中最快乐的十四年。对他来说，弗兰克就像是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一个经纪人。他对举办聚会也很有天赋，这一点真的很称田纳西的心。1952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此人组建了军队对抗日本军队指挥官，最后切腹自尽——到访纽约，田纳西告诉弗兰克，他想举办一个聚会欢迎三岛由纪夫。于是弗兰克召集了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所有的艺妓，但还不止于此。他随后又把一百个人男扮女装打扮成艺妓。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了不起的派对。田纳西自己也打扮成一个派头十足的老艺妓，他们喝着香槟，穿过公园，开了一整夜的车，直到天亮。这是三岛由纪夫初尝西方世界生活的味道，他说，“我再也不想回日本了。”
“你怎么能够这样无情呢？”田纳西冲着我说，这里所有的人都看了过来，他拿起眉笔，在那个女的肚脐周围写上了我的名字。那个女的回到桌子前，她的丈夫暴跳如雷。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他就一把从她手里夺过眉笔，走到我们跟前，解开裤子，掏出他的阳具——对我——说道：“你今儿个不是什么上面都能签吗，你不介意在我这个上面签个名吧？”
这邀请显然不包括我。而弗兰克有些难为情；他不知道如何说是好。我替他回答道：“行啊，”我说，“他当然愿意跟你共进晚餐。”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有三百人的地方会变得如此安静。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望着他。
渐渐地，田纳西开始醉生梦死，荒淫无度，他天生就本不是个命大的人，要不是弗兰克·梅洛，他兴许都活不过四十岁。梅洛是个水手，我是在战争时期偶然发现的这个人。我遇见他大概五年之后，他已经不在海军服役了，田纳西看见我们正在一家意大利饭馆惬意地吃着午餐。我从未见他如此兴奋，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他把他自己的午宴同伴撇在一边——那是他的经纪人，奥黛丽·伍德——在没有人邀请他的情况下，迅速坐到我们这一桌来。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朋友，才过了不到两分钟，田纳西就说，“你今晚能和我共进晚餐吗？”
于是田纳西从这个陌生人手里接过那支眉笔。“我不知道签杜鲁门这几个字位置够不够，”他冲我眨了一下眼说。“但我可以签上首字母。”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十六岁。他比我大十三岁，那时的他还在格林威治村的酒馆当服务生，后来才成为一名剧作家。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友谊，尽管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往别的方面去想。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他经常把他所有的独幕短剧剧本拿来给我读，我们还会把这些剧演出来。久而久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玻璃动物园》。我在里面扮演女儿。
整间屋子里哄堂大笑。
· · ·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去世前的几周。我们在一个叫做俱乐部的私密小会所里一起吃饭，田纳西身体状况倒是还不错，不过心情很悲伤。他说他再也没有朋友了，还说我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个真正了解他的人之一。他希望我们能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
这下子不但没把我的老朋友逗乐，反倒是令他火冒三丈。他先是砸了杯子和盘子，继而将整张桌子都掀了个底朝天，最后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还有一份需要赔付的账单。
听着他的话，看着壁炉里的熊熊火光，我想：没错，我的确了解他。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一个痴迷于死亡之诗意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结局。哪怕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也相信明天也许会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之间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就是有关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疑病症似的过敏。那时，他写的一出剧——《夏与烟》——正在排演。我们当时在一起吃饭，为了逗他开心（我以为这会让他开心），我开始给他讲一些关于本剧导演——一个得克萨斯女人的故事，这些是我从几个剧组成员那里听来的。据说每次排练，她都会召集剧组，对他们说，大家一定要加倍努力，一定要好好工作，“因为这朵天才之花是田纳西的最后绽放。他已经快不行了。没错，他已经只有几个月的活头，就快要不行了。他亲口对我这么说的。当然咯，他总在说他快不行了。但这次恐怕是真的。连他的经纪人都相信这次是真的。”
那是在1947年，《欲望号街车》首映之夜的辉煌久久不能散去。随着最后一幕的灯光渐渐黯淡下来，布兰奇·杜布瓦在黑暗中伸出手去寻求护士和医生的引导，她轻声说，“无论你是谁——我总是仰赖陌生人的慈悲，”这时观众们在一种扣人心弦的沉寂中一动不动。恐惧与美丽让他们停止了心跳。即便是在大幕落下后许久，沉寂还在延续。然后仿佛是一堆气球爆炸了一样——观众纷纷起立致敬，雷鸣般的掌声像龙卷风一样突如其来，令人屏息。
这就是《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后来才得知，他在用塑料瓶盖服用巴比妥酸盐时，瓶盖一不小心滑进了他的喉咙里，他被瓶盖噎住呼吸道窒息而死，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都发生在爱丽舍，这是个不寻常的小旅馆，位于东五十大街。实际上，田纳西在纽约有一间公寓。但是他在城里的时候，总是住在爱丽舍旅馆。田纳西的公寓房间狭小，杂乱不堪，几乎没怎么装修；它位于“便利的”西四十二街，专为招待友好的陌生人而预留。
影星杰西卡·坦迪与马龙·白兰度做了十六次谢幕，直到这时“编剧！编剧！”的呼声才得到了满足。这位年轻的威廉斯先生，他不太情愿被人引上台。他的脸涨得通红，就像是他第一次被人亲吻一样，而且是被陌生人亲吻。显然，他并没有为了这个夜晚挥金如土（他对金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敬畏，这敬畏是那般强烈，即便是这样的场合，都没有让他放纵自己做一套新西服），于是他穿着一套日复一日在地铁座位上磨得发亮的深蓝色衣服；他的领带已经松松垮垮；衬衣上的一颗纽扣快要掉下来了。但是他却很迷人：个子不高，却很精神，肤色健康。他举起一双农夫似的小手，让台下的狂热情绪安静片刻后说道，“感谢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感谢。”那声音有气无力，带着南部口音，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中倒进了杜松子酒一样。他这时的感觉——你觉得——是欢欣，而不是幸福；欢欣是短暂的可卡因，而幸福的悠然至少要稍许持久一些。
田纳西·威廉斯逝世，享年71岁。
田纳西不是个快乐的人，即便是笑容最灿烂的时候，即便是笑声最响亮的时候。实际上，至少对我来说，布兰奇和塑造她的人是可以互换的；他们有着同样的敏感，同样的不安全感，同样惆怅的欲望。而突然之间，就在你的脑中飘过这些思绪，你的眼中看到他面对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鞠躬时，他似乎是从舞台上退去了，渐渐消失在了幕后——引导他的正是那个把不情愿的布兰奇·杜布瓦引向阴影中的医生。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