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人则说：“我们把他作为失踪人员报警了。”
两个女人的眼睛垂了下来。其中一个清了清嗓子说：“这只有问警察了。”
第一个人又补充道：“上个月，二十六天前，跟往常一样，我姐姐帮他把早餐送上楼。他不在房里。他所有的东西都还在。但是他本人不见了。”
我后来搬到了曼哈顿。几个月以后，我又回到了这座房子，收拾存放在这里的一箱子书。两位女房东在她们挂着花边窗帘的“起居室”里，给我又是倒茶，又是切蛋糕，这时，我打听了一下琼斯先生的境况。
“真是奇怪——”
琼斯先生有一部电话。他是租户里唯一一个有私人线路的。电话总是在响，时常是过了半夜，还有大清早六点的时候。
“——一个双目完全失明的人，一个可怜的瘸子——”
不过，正如我所说，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天地，只是待在他欢乐的房间里，坐在一把惬意的椅子上，接待着访客。我不明白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人为什么要过来看他，也搞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我自己的事儿都操心不过来呢，哪会去关心这事儿呢。但静下心来一想，我估计他的朋友们觉得他有头脑，人又好，对于那些向他吐露心声的人，总是善于倾听，对于他们的烦恼，能够提出些参考意见：他是牧师与治疗师的结合。
十年后。
我从未跟琼斯先生有过交谈，这件事时常令我感到遗憾。他是个相貌英俊的人，大约四十岁。他身材纤细，头发乌黑，面部特征明显；他的面色苍白，面容消瘦，颧骨突出，左颊上有一块胎记，是一小块星形的深红色斑点。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是全黑的：他眼睛瞎了，腿也是瘸的——根据这对房东姐妹的描述，他双腿自从童年的一次事故以后，便再不能动弹，离开了拐杖，他寸步难行。他总是穿着一套深灰色或是蓝色三件套装，熨烫得很平整，领带也扎得很紧——这副行头，仿佛是马上就要赶赴华尔街的办公室。
这是十二月一个寒冷至极的下午，此时的我身在莫斯科。我正坐在地铁的一节车厢里。除我之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乘客。其中的一个就坐在我的正对面，他穿着靴子，一件厚厚的长款大衣，戴着一顶俄式皮帽。他眼睛清澈，像孔雀的眼睛一样宝蓝。
琼斯先生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我住的房间是整座房子里最小的一间，而他的则是最大的，房间很宽敞，光线敞亮，条件相当不错，琼斯先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间房：他的所有需求——餐饮，购物，洗衣——都是由两位中年女房东来料理。此外，他也不乏访客；平均下来，每天到他房间去的访客有六位，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不老不少的，从早上很早的时候一直到傍晚很晚。他既非毒品贩子，又非算命先生，都不是；他们到这里来，就是想和他谈一谈，显然，他们还会送他一笔小钱，以感谢同他的交谈和他给出的建议。要不然，他就没有明显的经济来源了。
在一瞬的迟疑过后，我就这样盯着他看，因为就算没有了那副墨镜，那清瘦可辨的脸，那高高的颧骨，那猩红色的星形胎记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1945年的冬天，我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公寓里一连住了好几个月。这里的条件并不算简陋，相反，还装修得挺漂亮，这里的主人是一对未婚姐妹，她们将这座年深日久的褐沙石房子打理得像医院一样整洁。
列车进站的时候，我正打算走过过道，跟他搭个讪，而琼斯先生呢，他伸开那双健壮的大腿站了起来，昂首阔步地走出了车厢。列车的车门旋即在他身后关上了。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