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我一直想通知伯科威茨太太说我不干了。这家人麻烦就麻烦在：伯科威茨先生，他以前是做衣服的，现在退休了，老两口总待在家里，碍手碍脚的。除非他们开车去格林威治，他们在那里有些地产。今天没准儿是上那边去了。他们那儿，我打算不干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养了一只老鹦鹉——弄得到处都脏兮兮的，糟透了！那只笨鹦鹉只会说两句话：“不会吧！”和“哎呦喂！”每次你一走进屋子，它就开始喊“哎呦喂！”搞得我神经很紧张。怎么样？再来一根，我们就跑路。
我：犹太人？天哪，没错。非常没劲。他们都应当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全部应该送进去。
（雨又下了起来，风也大了一些，风雨交加，使得空气看上去犹如一面破碎的镜子。伯科威茨夫妇住在公园大道临近九十街的地方，因此我建议叫辆计程车，但是玛丽不同意，说我真够娘儿们的，我们可以走着去嘛。这让我意识到，尽管她表面上看不出来，但玛丽其实也在进行着星际旅行。我们一路缓缓而行，就好像这是一个温暖宁静的日子，天空正如宝石一般湛蓝，湿滑的街道则是珍珠色的加勒比海滩。公园大道不是我最喜欢的街道；它富有但毫无魅力可言；就算拉斯克太太把郁金香从中央广场一路种到哈莱姆，那也是于事无补。不过这里还是有某些建筑物能够勾起我的回忆。我们经过一幢楼房，我最为倾慕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与她的伴侣伊迪斯·刘易斯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一生的最后时光。我经常坐在她们的壁炉前，一边喝着芳醇的雪利酒，一边凝视凯瑟小姐那双静谧、天才的眼睛：火光点燃了这草原般的淡蓝。在八十四街，我又认出了一幢住宅，有一次，我曾经在那里参加由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及其夫人举办的一场小型正式晚餐会，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无知。尽管主人的招待令人愉快，然而那天晚上并没有像我此前预想的那样给人以启迪，因为在女宾们散去之后，只剩下男宾们在大口地喝着烈性甜酒，大口抽着哈瓦那雪茄，这时一个叫奥列格·卡西尼的家伙——一个下颚有些歪斜的裁缝——主导了整场谈话，他讲述着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游记，他最近“面试”过的众多歌舞女郎：她们的身材，她们的风情万种，她们的开价几许——这滔滔不绝的讲述令众人听得如痴如醉，没有谁比未来的总统大人听得更加专注、更加忍俊不禁的了。
玛丽：不在家。幸好不在。伯科威茨夫妇。要是他们在家的话，我才不会带你去那儿呢。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真的很没劲。你还真想不出他们有多没劲！
走近八十七街时，我指着公园大道1060号四楼的一扇窗户，告诉玛丽：“我母亲在那儿住过，那是她的卧室。她美丽、聪明，可是却觉得活着没意思。原因很多——至少她自己这样认为。但是最终的原因却是她的丈夫，我的养父。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算是比较成功吧——我母亲崇拜他，他确实挺不错的，但是他赌博，赌输了就挪用大笔款项，结果倾家荡产，被送进了纽约的‘新新监狱’。”
（奇怪，她看上去并没有飘起来，一点也不飘。我却刚刚飞过了金星，而木星，那快快活活的老木星，正隔着那丁香色的、闪着炫目星光的星际空间朝我招手。玛丽走到电话机跟前，拨了一个号，空响了好一阵子才把它给挂上。）
玛丽摇了摇头：“就像我那口子。跟他一模一样。”
玛丽：他不知道的事情，也就不会让他受伤了。给，来一根“生命救星”吧。薄荷香型的。这样抽起来味道更好。
我们都站着，朝那扇窗户望过去，倾盆大雨把我们浇了个透心凉。“一天晚上她梳妆整齐，举办了一场晚宴；大伙儿都说她看上去可爱极了。可是舞会过后，她在睡觉前吞下了三十粒司可巴比妥[6]，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我们在这个如此神圣的时刻大口吞下的琼浆玉液呀，我可爱的黑山雀。你跟麦克海尔神父说起过这件令人其乐无穷的事情吗？
玛丽听了很是生气；她在雨中大步地走开了：“她没有权力那么做。我可不赞同她这么做。那样做违背我的信仰。”）
玛丽：麦克海尔神父？探讨什么？
吱吱喳喳的鹦鹉：不会吧！
我：他乱蓬蓬的头上还罩着光环。一个极端利己的两面派自虐狂。他毁了他所有的家人。一些家人。玛丽，你跟你的忏悔神父探讨过这个吗？
玛丽：听见了吧？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玛丽：嘿，你要是骂人的话——
鹦鹉：哎呦喂！哎呦喂！
我：我瞧不起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是一个邪恶、自私的混蛋。
（那只鹦鹉正在换羽，身上的羽毛，绿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像一幅超现实主义拼图，它此刻正舒舒服服地栖在伯科威茨夫妇家客厅高处的一根桃花心木上，这间客厅就好像整个都是由桃花心木做成的：镶花地板，木质墙板，还有这些家具，全都是昂贵浮华的仿古复制品——不过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家具到底仿的是哪个时代，说不定要追溯到大广场[7]建成初期。直背座椅；足以对体态学教授进行耐力测试的长沙发。蚕丝天鹅绒窗帘遮住了窗户，上面再叠加一层芥子酱色的百叶窗，看上去极不协调。在镂空的桃花心木壁炉架上面，有一幅桃花心木外框的肖像，画的是伯科威茨先生，他下颌宽厚，肤色蜡黄，一身行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乡绅猎人的形象：深红色的大衣，丝质的围巾，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号角，另一只下面夹着一根短马鞭。我不知道这座大而无当的住所剩下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因为除了厨房，我什么都没看见。）
（从小到大，我沾过一些非常带劲的大麻，虽说从来也没有抽到上瘾的程度，不过足以对这东西产生一些鉴赏力，分得清楚普通墨西哥大麻与诸如泰烟和顶级“魔法花园”之类的高级走私货之间的区别。不过我在抽完玛丽那盒烟罐里的一整根烟蒂，另一根抽到一半的时候，感觉好像被一个美味的魔鬼给抓住了，一种疯狂的、妙不可言的欢愉拥抱着我。那魔鬼搔着我的脚趾头，挠着我那颗发痒的脑袋，用他那甜甜的红唇热吻着我，还把滚烫的舌头直伸进我的喉咙里。一切都在闪闪发亮；我的双眼如同变焦镜头；我可以看清书架最高层上书的名字：凯伦·霍尼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e·e·卡明斯[5]的《艾米》；《四个四重奏》；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诗集》。）
玛丽：有什么好笑的吗？你在笑什么啊？
我：你这不是在逼我嘛。
我：没什么，都是因为我这支秘鲁烟，我的小可爱。我猜伯科威茨先生是位骑师吧？
玛丽：你真不想来两口？你这就亏了啊。
鹦鹉：哎呦喂！哎呦喂！
（这时玛丽开始干起活来，她拖着地，地板上打了蜡，没铺地毯，她用一个鸡毛掸子轻拂书架；她一边干活，还一边打开大麻烟罐，把烟嘴填上。我不知道她有多少“沉重”要缓解，不过仅仅是那种香味就让我有种飘忽的感觉了。）
玛丽：闭嘴！看我不拧断你该死的脖子。
玛丽：异教徒。她倒是弄了一些挺好的香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香水。我嘛，只在耳根抹点儿香草香精。
我：嘿，你要是骂人的话……（玛丽嘀嘀咕咕；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架）这小家伙有名字吗？
我：啊，是吧。东方人的思维。
玛丽：有啊。你猜猜看。
玛丽：我知道自慰器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上面写着：“日本制造”。
我：波莉。
我：是个假阳具振动棒吧。
玛丽（大为吃惊）：你怎么知道？
玛丽：我在问你呢。
我：这么说它是只母的啦。
我：你不知道？
玛丽：那是个女孩儿的名字，这么说它一定是个母的。管她是什么，她都不是个东西。瞧瞧这一地的臭狗屎，都要我来扫。
（她带我来到浴室，这间浴室大得出奇，里面闪闪发亮。她打开一扇柜门，指着架子上的一件东西：那是一只粉色的塑料自慰器，呈普通阳具的大小和形状。）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文明，文明。
玛丽：她经常写点东西。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玩意儿。从我翻到的来看，她像是在嗑药呢。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波莉：不会吧！
我：肖小姐是位诗人？
玛丽：我又开始不舒服了。我们顶好还是来腾云驾雾一番吧。（她取出锡罐，大麻烟蒂，烟嘴和火柴）咱们看看能不能在厨房找个地方歇歇。我可是真是饿得不行了。
塞进火红的煤气炉里啦！
（伯科威茨的冰箱是贪食者的乐园，是盛满增肥食品的丰饶角。难怪这里的主人长着双下巴呢。“哦，对了，”玛丽肯定地说，“他俩都是猪。她的肚子哦，看起来就像是马上要生五胞胎似的。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定做的：商店里根本买不到他能穿下的衣服。嗯，好吃，我真的是饿得不行了。那些椰果纸杯蛋糕看起来挺诱人的。还有那个摩卡蛋糕，我不介意来上一大口啊。我们可以整一些冰激凌在上面。”玛丽找来几个大汤碗，把纸杯蛋糕、摩卡蛋糕，还有拳头大小的开心果冰激凌搅拌在一起。我们回到客厅享受这盛宴，就像是受了虐待的孤儿，狼吞虎咽起来。没有什么比大麻更开胃的了。吃过第一轮之后，我们又点了几根大麻烟，玛丽又往那几个碗里盛了更多的蛋糕。）
高兴的是你把你的脑袋
玛丽：你感觉咋样？
我太高兴了，你听见了吧，
我：还不错。
还有你那该死的老爸。
玛丽：有多不错？
西尔维娅·普拉斯[4]，我恨你啊
我：确实不错。
下面隔了三行的地方，打着：
玛丽：跟我说得更准确些，你感觉到底咋样？
我已经数过了
我：我正在澳大利亚。
因为她的年轮
玛丽：你去过奥地利吗？
我为何知道
我：不是奥地利呀，是澳大利亚。我没去过，但是现在我就在那里。人人都说那是一个没意思的地方。他们知道什么呀，那儿是世界上冲浪冲得最带劲儿的地方。我在大海中，脚踏冲浪板，劈波斩浪，那浪头可高了，高得就像，就像——
三百零五岁了
玛丽：就像你一样。哈哈哈……
莎莎·嘉宝[3]
我：那浪是融化了的绿宝石。火辣辣的阳光烤着我的背，水花打得我的脸都变咸了，周围是成群的饥饿的鲨鱼。蓝色的海水，白色的死亡。像不像一部特棒的电影？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白色食人鱼，可是我并不担心——说真的，我他妈才不在乎呢……
（除了那个沉重的书架外，房间里空旷得令人赏心悦目，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闪亮白色。房间里有一件古董：一张拉盖书桌，桌上有一台打字机；打字机里卷了一页纸，我瞅了一眼，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玛丽（出于恐惧，眼睛睁得很大）：小心那些鲨鱼啊！它们的牙齿可是能吃人的。弄不好你这辈子就得瘸条腿，在街角里乞讨。
玛丽（站在肖小姐两居室的前门口，透过打开的房门，环视屋内）：这儿没什么事可做。只有一点点落灰而已。她把自个儿照料得挺好。你瞧她那些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简直就是个图书馆。
我：音乐！
（等我们走出那幢褐沙石楼房时，雨已经停了，但是空气潮湿，一阵疾风吹过，将垃圾顺着人行道旁的排水沟吹了起来，行人纷纷抓牢自己的帽子。我们去的地方离这儿有四个街区，那栋住宅简朴却很现代，一个穿制服的门卫守在门口，那是伊迪丝·肖小姐的住所。肖小姐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大概是一家新闻杂志社。她一定得有上千册书了。可是看上去却不像那种书呆子，是个挺活泼的姑娘，男朋友可多着呢。太多了——她好像根本不可能跟哪个男孩相处太久。我们得小点声，因为……嗯，有一次我到她那儿去，她虚弱得像一只病猫。刚刚谋杀了一个胎儿。一般来说，我是不赞同那样做的，因为那违背我的信仰。我问她为什么不嫁给那个男人呢？实际情况却是，她根本就不知道该嫁给谁；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反正呢，她最不想要的东西，不是丈夫，就是孩子。”）
玛丽：音乐！这就对了。
我就把灯帮特拉斯克先生开着，免得等他到家的时候漆黑一片。
（她像个摇摇晃晃的摔跤手东倒西歪地走向一件丑八怪似的东西，这玩意儿幸好我之前没有看到：这是个桃花心木主控台，上面集成了电视机、留声机和收音机。她拨弄着那部收音机，直到调出一个电台，里面放着隆隆的拉丁舞音乐。
玛丽：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早。反正，你真该尝尝这种玩艺。简直屌爆了[2]。我是从一个主顾那儿弄来的，一个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女士；她嫁给了一个秘鲁人，他家老给他们寄这个，就通过邮局寄送，我一般都不会为了追求什么飘飘欲仙的感觉去抽，只要能赶走那种糟糕的感觉。那种沉重。（她狠狠地吸着大麻烟，直到最后烟蒂都差点儿烧到了她的嘴唇）安德鲁·特拉斯克，这个可怜的胆小鬼啊，他的下场也许会像佩德罗那样，死在公园的长凳上，没有一个人在乎。这倒不是说我对那个男人毫不在乎，最近，我发现自己时常想念跟佩德罗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想对大多数人而言，要是他们曾经爱过对方，又失去对方，就会有这种感觉；所有的不愉快都消失了，只记得他们可爱的地方，那些让你一开始就心动的地方。佩德罗，那个我当年爱上的年轻人，跳起舞来真叫棒啊，哦，他会跳探戈，还会跳伦巴，他教我跳，跳得我神魂颠倒。我们当年老是光顾萨沃伊舞厅。他穿戴得干净整齐——哪怕是后来喝上了酒，他的指甲也修剪得平整光滑。他还做得一手好菜，这就是他当年的营生——干快餐店厨师。我说过他从来没有好生对过孩子；可是，他总是把他们的午餐盒塞得满满当当带到学校去，用蜡纸包把各种各样的三明治包起来。有火腿、花生黄油果冻、鸡蛋沙拉、金枪鱼，还有水果，苹果、香蕉和梨，还有一壶加了蜂蜜的热牛奶。如今一想起他在公园的样子，我就心疼，当时警察来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就没哭呢；我怎么就一直都没哭呢。我应该哭才是。我欠他两行眼泪，还要还他一记老拳。
她的臀部扭了起来，打着响指，她舞姿优雅而又恣意放荡，仿佛是回忆起了年轻时某个热力四射的夜晚，与面前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跳着记忆中的某段舞蹈。这真是不可思议——她的身体在此刻超脱了岁月的羁绊，合着鼓点和吉他，随着最微妙的节奏变化扭动身姿：她已灵魂出窍，这是一种据说只有面对上帝显灵的圣徒才会体验到的圣恩。我也在听着那音乐；这声音就像是安非他命一样纵贯全身——每一个音符都听得分明，响得清脆，如同在某个宁静的冬日传来的教堂礼拜钟声一般。我朝她走了过去，走进她的怀里，我们彼此和着舞步，大声欢笑，尽情摇曳，即便是音乐忽然中断，蹦出一个播音员用西班牙语播报什么消息，就像是响板一样叽里咕噜，飞快地说个没完，我们也依然没有停下舞步，因为那吉他声已然植根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已经沉浸在自己的大笑中，融合在彼此的拥抱里：那声音愈来愈响，响到两人根本就没听见钥匙叮当，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倒是那只鹦鹉听见了。）
我：多谢。现在还太早。
波莉：不会吧！
（令人惊奇的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她就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内看上去不仅整洁，而且还挺美观。她用铅笔草草写下一张便条，搁在书桌的镜子前：“亲爱的特拉斯克先生你妻于要你往她妹妹那里打电活找她你真城的玛丽·桑切斯。”[1]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坐在床沿，从购物袋里取出一只小锡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大麻烟的烟蒂；她抽出一根，安进烟嘴里，点着以后，深吸了一口，让烟直灌进肺里，然后闭上眼睛。她让我也吸一口。）
女人的声音：这是在干吗？怎么回事儿？
玛丽：好的，夫人。我会给他留言的。（她挂上电话）刻薄的女人。难怪他落到这份田地。现在他失业了。我都怀疑他付不付得起我的工钱。好了。找着了。在冰箱上面。
波莉：哎呦喂！哎呦喂！
特拉斯克太太：叫他往我新泽西的妹妹那里打个电话。一回来就打，要是他识趣的话。
玛丽：哎呀，您好，伯科威茨太太。伯科威茨先生。二位还好吧？
玛丽：我的意思是说，他上班去了。
（他们站在那里，飘浮在视野中，就像是梅西百货的感恩节游行队伍中的米奇和米妮老鼠气球——这倒不是说这二人跟老鼠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怒目圆睁，她的眼睛在一副镜框上布满亮片、模样可笑的眼镜后面喷着火，将这番场景一览无余：冰激凌奶油像胡须一样淘气地糊在嘴边，大麻烟蒂的刺鼻浓烟污染了整个房间。伯科威茨先生大步走向收音机，一把关掉电源。）
特拉斯克太太（苦笑）：外出飞行去了？他一直在飞，亲爱的，一直在飞。
伯科威茨太太：这男的是谁？
玛丽：对不起，特拉斯克太太，我想他是外出飞行去了。
玛丽：我没想到您二位会回来。
特拉斯克太太：别跟我来这套。叫他来接电话。
伯科威茨太太：这不是明摆着嘛。我在问你呢：这男的是谁？
玛丽：他不在家啊。
玛丽：是我一个朋友。来给我帮忙的。我今天要干的活可多着呢。
女人的声音：这么说，特拉斯克先生有个女佣咯，是吧？行啊，特拉斯克太太可没有。那特拉斯克先生的女用人，可不可以告诉特拉斯克先生一声，特拉斯克太太要跟他讲几句话？
伯科威茨先生：你喝醉了，婆娘。
玛丽：我是特拉斯克先生的女佣。
玛丽（佯装一副温和的样子）：您在说啥呢？
女人的声音：特拉斯克先生的宅邸？（一阵笑声；然后，一副架子十足的语气）请问我在与谁通话？
伯科威茨太太：他说你喝醉了。说句老实话，你可把我吓着了。
玛丽：这里是特拉斯克先生的宅邸。
玛丽：既然要说老实话，那我就老实告诉你：今儿个是我最后一天在你这里当牛做马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是谁啊？
伯科威茨太太：你要正式通知我？
玛丽：他准是又把电话线给接通了。喂？（没有应答）喂？
伯科威茨先生：滚出去！要不然我们可要报警了。
（电话铃响了起来，声音不算大，因为电话机埋在了一床皱皱巴巴的毛毯下面。玛丽皱了皱眉头，双手全是肥皂泡，还滴着洗碗水，她像考古学家发掘文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话筒给翻了出来。）
（我们没有费多少工夫，就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玛丽朝那只鹦鹉挥了挥手：“再见，波莉，你真好。你是个好姑娘。我只是开个玩笑。”在前门，也就是她的两位前雇主双双肃立的地方，她大声地说：“我要郑重声明，我这辈子一滴酒都没碰过。”
我：噢，天啊。
到了楼下，雨依然下个不停。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公园大道，然后又拐进列克星敦大街。）
玛丽：是吗？怎么会这样？他又不是空少，他是飞行员啊。
玛丽：我跟你说过他们很没劲吧。
我：怪不得。他不用花钱就能弄到这些小瓶装的酒。
我：该进博物馆啦。
玛丽：飞机上。
（但是我们轻快的心情差不多都已烟消云散；烟草的效力渐渐褪去，一种沮丧开始侵入体内，我的冲浪板正在下沉，视线范围内的鲨鱼随时会吓得我屁滚尿流。）
我：他在哪儿上班？
玛丽：我还要去清扫克隆凯特太太家。不过她人挺好的；哪怕我明天才去，她也还是会原谅我的。也许我还是回家算了。
玛丽：可能稍大瓶的，他买不起吧。只能买这种。他的工作还不错，要是他能保住这工作的话就好了，不过我猜他的家把他的钱都榨干了。
我：我帮你叫辆计程车吧。
我：你觉得他为什么只喝这种小瓶的呢？
玛丽：我才不会照顾他们生意呢。那些开计程车的人不喜欢有色人种，哪怕他们自己是有色人种。不用了，我可以到列克星敦八十六街乘地铁。
（她打开了几盏灯罩歪斜的灯；趁她忙着收拾这一团烂摊子的时候，我更加仔细地把屋子里的情形查看了一番。说真的，这里好像刚被强盗洗劫过一样，书桌的几个抽屉，有些是打开的，有些是合上的。书桌上有一幅照片，装着皮革相框，照片里是一个矮壮敦实、皮肤黝黑、很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和一个架子十足、一副青年女子联盟会员模样的金发女子，还有三个咧嘴笑的男孩，头发浅黄，牙齿不齐，肤色古铜，最大的大概十四岁上下。还有一幅没有相框的照片，贴在一面脏兮兮的镜子上：相片里也是一个金发女人，但显然不是女子联盟会员——也许是从“麦克斯韦家的李子”酒吧里搭来的；我猜想床单上的口红是她的。地板上摊着一本刊号为十二月的《警探本色》杂志，而在浴室里，就在不停漏水的马桶旁边，堆着一大摞色情杂志——《闺房》、《皮条客》和《爽》；除此之外，似乎完全见不到任何别的文化产品。不过这里到处都是伏特加空酒瓶，足有好几百个——都是飞机上提供的那种小酒瓶。）
（玛丽住在靠近扬基体育场的一套租来的房子里；她说过去她跟自己的一家人住在一块儿的时候，那里真是拥挤不堪。现在她自个儿住，反倒似乎感觉有些太大了，而且还不安全：“我在每扇门上都安了三把锁。窗户全都给钉了起来。我也许可以买一条警犬，可这就意味着他经常会独处，我知道孤身独处的滋味，所以我不会让一条狗也去承受独处之苦。”）
玛丽（打开一个衣橱，只见里面塞满了待洗的衣物，散发着刺鼻的汗臭味）：屋里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你看那张床！蛋黄酱！巧克力！面包屑、饼干屑、口香糖、香烟嘴。还有口红！是什么女人居然还会爬上这种床？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法换床单啦。是好几个月。
我：玛丽，我求你了，我还是为你叫辆计程车吧。
我（走进门，把特拉斯克的家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四面色如砒霜的绿墙，一间小厨房，还有一间浴室，里面的一只破马桶哗哗地不停漏水）：嗯，这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家伙日子可不好过。
玛丽：乘地铁要快多啦。不过我有个地方要去，就从这儿下去不远。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大大的钥匙圈，几十把钥匙叮铃作响。这是一幢四层楼的褐沙石建筑，配有一部小型电梯。）
（那地方是一座狭小的教堂，位于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夹在几幢高大的建筑物中间。教堂里面有两排高背长凳和一个小小的祭坛，祭坛上方挂着一个石膏做成的耶稣受难像。昏暗中，弥漫着熏香的气味，还有一个烛台。一个女人正点起祭坛上的一支蜡烛，除她之外，我们是唯一在场做祷告的人。我们一起跪在最后一排，玛丽从包里取出两串念珠——“我总是会多带一串”——她自己拿一串，另一串给了我，不过我并不怎么知道该如何捻，因为我从未用过这玩意儿。玛丽的嘴唇喃喃地动了起来。）
玛丽：有的人没有这种设备。所以我才只好带上这么多的东西。我留下字条：把这个准备好，把那个准备好。可他们老是忘记。好像我的这些主顾个个儿都忙昏了头。就说我们要去的这家主人特拉斯克先生吧，我已经为他干了七八个月的活，可到如今都没跟他打过照面。他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她老婆就是因为这个离开了他，他还四处欠了一屁股债，我一接他的电话，就听见有人来向他讨债。如今他们连他的电话线也给掐了。
玛丽：亲爱的主啊，求您宽恕。主啊，请求您，帮助特拉斯克先生戒酒，帮他重新找到工作。主啊，请求您，别让肖小姐做书呆子和老姑娘；她应该把您的孩子带到世上。还有，主啊，我求您记得我的儿女子孙，哪个都不要忘记。请求您别让史密斯的家人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他不想去啊，他老是哭……
我：你还替他们熨衣服？你可从来没替我熨过呢。
（她举出的名字比手上的念珠还要多，她为他们所作的祈祷，热切得如同祭坛上蜡烛的火苗。她停下来瞅了瞅我。）
玛丽：大概是因为那熨斗吧。
玛丽：你在祈祷吗？
我：哦，对不起。我是想说，它好沉啊。
我：是啊。
玛丽：来，给我吧。我可不想听你骂人。
玛丽：可我没听见呢。
我：你在这袋里到底放了些什么鬼东西啊？
我：我在为你祈祷啊，玛丽。我要你长生不老。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她在这个春雨绵绵的四月早晨走在一起的缘故。我们启程前往她的第一站：一位名叫安德鲁·特拉斯克的先生，家住在东七十三街。
玛丽：不要为我祈祷。我已经得救了。（她抓起我的手，并且握住）为你的母亲祈祷吧。为所有那些迷失在黑暗中的灵魂祈祷吧。佩德罗。佩德罗。
有一次我提议说，哪次她再去做清洁的时候，我就跟着她，看她做完一整天的工作。她说行啊，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况且，她很乐意能有个伴儿：“干这种活有时候还挺孤单呢。”
[1] 此处原文句中没有标点，且有多处拼写错误。
自打1968年起，我就认识玛丽·桑切斯了，这些年来，她一直断断续续地为我清扫房间。她生性善良，对自己的主顾抱以极大的热忱，尽管许多人她都难得碰上一面，有的甚至从来就不曾见过，因为好些人都是未婚职业男女，她前去清扫房间时，他们通常并不在家；她跟他们联系，或者他们跟她联系，都是通过字条留言的形式：“玛丽，请给天竺葵浇水，还请喂猫。希望你看到这个。格罗丽娅·斯科托。”
[2]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o cojones，属于粗话。
玛丽·桑切斯身材很壮实，却长着一张白皙圆润、讨人喜欢的脸，她的翘鼻子很小巧，左侧的面颊长着一颗美人痣。她讨厌用“黑人”作为种族称谓。“我并不黑。我是棕色的。一个肤色浅棕的女人。我还要跟你讲点儿别的。我认识的其他有色族裔当中，很少有人喜欢被人叫作‘黑人’。也许有些年轻人喜欢这种叫法。还有那些激进分子。但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甚至小我一半的人，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连那些真的很黑的人也不喜欢。尼格罗人（Negro）有什么错？我就是个尼格罗人，还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我对此很自豪。”
[3] 莎莎·嘉宝，匈牙利人后裔，好莱坞知名影视演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好莱坞曾红极一时，拍过49部电影和48部电视剧集。
玛丽现年五十七岁，她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小镇，过去的四十余年一直是“在北方度过的”。她的丈夫是一位波多黎各人，于去年夏天去世。她有个女儿，已经成家，住在圣地亚哥，她还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牙医，一个因为持械抢劫在牢狱里服刑十年，第三个则是“人间蒸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去向。去年圣诞节他给我打来电话，听上去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我问你在哪里，皮特，但是他不肯说，于是我告诉他，他爸爸死了，而他却说死得好，说这是我送给他最好的圣诞礼物，于是我就狠狠地把电话给挂上了，但愿他再也别打电话过来。他居然这样在老爹的坟墓上吐唾沫。当然咯，话说回来，佩德罗从来就没有好生对过孩子们，也没有好生对过我。就知道喝得醉醺醺的，就知道赌钱。还跟那些坏女人鬼混。一天有人发现他死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凳上，两腿间的纸袋里有一瓶喝掉大半的杰克·丹尼尔；他这个家伙啊，不是最好的酒他不喝。话说回来，皮特还是太过分了些，居然说他为他爸爸的死感到高兴。他爸爸至少给了他生命，是吧？而佩德罗也给了我一样东西。要不是因为他，我现在还会是一个无知的浸礼会教友，无缘于我主的恩典。可是结婚的时候，我是在天主教堂举行的婚礼，天主教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阳光，这阳光从来就没有消失，以后也不会消失，哪怕是在我死后。我就是靠着这种信仰把孩子们拉扯大的，其中的两个都还算有出息，我把这更多的归功于教会，而不是我自己。”
[4]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
玛丽·桑切斯是一位专职清洁女工，按钟点计酬，每小时挣五美元，每周工作六天。她每天工作将近九个小时，从周一到周六每周平均要造访二十四户形形色色的家庭：通常情况下，她的主顾只要求她一星期做一次清洁。
[5] 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画家，为嘲弄传统观念把自己的姓名全都改成小写，诗作形式奇特，语法用词别出心裁。
场景：1979年4月里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我沿着纽约第二大街一路前行，肩上扛着一个油布购物袋，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清洁用具，这些都是玛丽·桑切斯的，她此刻就正在我身边，手里撑着一把伞，努力地把我们俩都罩在伞下，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因为她有六英尺高，比我要高得多。
[6] 司可巴比妥，一种安眠药。
（1979）
[7] 大广场，是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主要交通枢纽，1890年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