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架飞机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巴斯库尔一点消息都没有，白沙瓦甚至更糟。飞机被劫持的事的确发生过，但除此之外没人能告诉我任何线索。他们甚至连这件事都不愿意承认呢，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一个字都没有，连谣言都没有，也没人听到过那四名乘客的消息。不过我确认了一点，那架飞机的确有攀升到高空飞越群山的能力。我还试着调查那个叫巴纳德的家伙，但是他的过去太神秘了。如果像康韦说的那样，他真是查默斯·布赖恩特，那我也一点儿都不惊讶。毕竟，布赖恩特能从四面八方的追捕中突然人间蒸发，着实不可思议。”
我们反复揣度，但整件事太扑朔迷离，让我们毫无头绪。于是我问他在巴斯库尔有没有什么发现。
“那你有试着追查过那个劫机者的情况吗？”
“嗯，没错。而且很可能那根本不是香格里拉。”
“我试了，但又是死路一条。被他打晕抢走制服的那个空军飞行员后来不治身亡了，一条原本有希望的线索又断了。我甚至给一位在美国办飞行学校的朋友写过信，询问他近期有没有接收过任何藏族学生，他很快就给了我答复，但答复让人失望。他说不久前他接收了大约五十名中国学员，但他分不清藏族人和汉族人，而且那些学员参加培训的目的都是为了抗击日本人。你看，可能性也不大。不过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而且我压根不用离开伦敦就能发现这一点：大约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耶拿大学曾经有一位德国教授去环球旅行，并且在1887年到了西藏。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有传言说他在渡河的时候不幸溺亡了。他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克·迈斯特。”
“是啊。不过假设某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接受了邀请，我也不明白喇嘛寺有什么办法能强行留住他们。”
“天哪！康韦提到过这个名字！”
“完全没有，我问过他这些。我追问了他几次之后，他告诉我：‘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修道院。其实我曾经跟一个在西藏遇到的家伙说过，对于修道院之类的我避之唯恐不及，更别提去特意拜访了。’他这句不经意的话反而让我产生了奇怪的念头，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在西藏遇到那个人的。‘哦，很早之前了，’他回答说，‘战争爆发之前，我想是在1911年。’我又缠着他问细节，他把能想起来的全都告诉我了。他那时候正和美国地理学会的几个同事一起做旅行调研，同行的还有脚夫和助手什么的，称得上一支精良的探险队。他在昆仑山脉附近的某个地方遇到了那个人。那是一个坐在轿子上的中国人，几个当地人抬着轿子。那个中国人竟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强烈建议他们去拜访附近的某座喇嘛寺，甚至主动提出为他们当向导。这个美国人告诉对方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是很感兴趣，于是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卢瑟福顿了顿，又接着说：“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意义有多重大。毕竟他是在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一件琐事，不能太依赖于他的记忆。但这倒是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路。”
“正是。但也有可能只是巧合。不管怎么说，这都不能证实整个故事，因为这个耶拿的伙计是1845年出生的。没什么特别的。”
我说眼下的确得不出任何结论，又问他那个美国人有没有听说过“卡拉卡尔”和“香格里拉”。
“那也很古怪啊。”我说。
卢瑟福给自己倒满酒，继续说道：“当然，我这位美国朋友也承认，这和长寿没太大关系，只能表明喇嘛们奉行严格的自律。说到这里，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承认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嗯，是啊，的确够古怪的。”
“我知道他已经去过边远地带好几次了，于是我又问他对藏族喇嘛寺了解多少，他的回答和我们在书里读到的那些说辞差不多。‘那他们很长寿吗？’我问他。他说他们大部分都很长寿，除非不幸染上恶疾。于是我大胆地直奔主题，问他有没有听过任何关于喇嘛长生不老的传说。‘听过许多，’他回答说，‘这种故事哪儿都有，但是没人能证实。据说某个邪恶生灵在小房间里被关了上百年，就算他看起来确实有那么老，你也不能管他要出生证明吧。’我问他，有没有可能他们拥有某种秘诀或者药物能延年益寿、永葆青春，他说喇嘛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古怪的知识，但是他怀疑那都经不住深入探究，就像是印第安人的魔绳术，在别人眼里并不新鲜。不过，他确实提到喇嘛似乎有不同寻常的身体控制能力。‘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在结冰的湖畔赤身裸体地打坐，’他说，‘当时气温不到零度，寒风冷得刺骨。仆人们打破寒冰，在湖水中浸湿长布，把湿布围裹在主人身上。喇嘛们用自己的体温令长布一点点变得干燥，就这样重复十几次之多。人们猜想他们是在用意念保暖，但是这个解释也有点牵强。’”
“你成功挖出其他人的线索了吗？”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地平线上的一条白色饰带，仅此而已。我在叶尔羌和喀什一带向遇见的人打听昆仑山，居然毫无收获。我想那一定是全世界最人迹罕至的山脉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美国的旅行者，他曾经试图翻过群山，但是没有找到山路。他说山上的确是有路的，但那些山路都在海拔极高的地方，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我问他康韦形容的那座山谷有没有可能存在，他说也不是完全没可能，但他觉得希望不大，至少从地质学的角度看是这样。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座和珠穆朗玛峰差不多高的锥形山，他的回答让人更好奇了。他说他确实听过相关传说，但是他个人觉得那说法没有根据。他又补充说，他甚至听说有一座山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他不相信那些流言。‘我怀疑昆仑山脉没有任何一座山峰高于两万五千英尺，’他是这么说的。不过他也承认人类尚未对昆仑山脉进行过专业勘探。
“没有，很遗憾我没有更长的名单可以追踪。没有任何记录提到过肖邦有一位名叫布里亚克的学生，当然这也不能说明这个人不存在。仔细想想你会意识到，康韦对人名守口如瓶——那里本应有五十多位喇嘛，但他只告诉我们一两个名字。顺便说一句，佩罗和亨舍尔的信息也同样查不到。”
“那些山很巍峨可怖吗？”
“那马林森呢？”我问道，“你有没有查过他怎么样了？还有那个女孩——那个满族女孩？”
“亲爱的老朋友，我从来就没到过西藏。总督府里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听不进去我的建议。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要求他们批准一支珠穆朗玛峰考察队一样夸张。我告诉他们我想自己一个人去昆仑山脉那边走走，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我在建议为甘地[35]树碑立传。说实话，他们比我更了解情况。去西藏溜达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至少需要一支装备齐全的探险队陪同，而且领队还要懂一两句当地语言。我记得康韦给我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们干吗自找麻烦非要等那些脚夫，为什么不直接一走了之呢？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政府的人其实说得很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护照都不可能帮助我跨越昆仑山脉。我曾经一度离它很近，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遥遥望见过群山，当时我就在五十英里开外。没几个欧洲人敢说他们离昆仑山那么近过。”
“亲爱的朋友，我当然查过了。诡异的是，你读手稿的时候大概也发觉了，康韦的故事到了跟脚夫离开山谷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不能说，也许不愿说。或者是在船上时间不够，记得吗，时间充裕的话他可能就告诉我了。我觉得我们大概能猜到结局不妙。旅途的种种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此外还有遭遇抢劫甚至被护送的队伍出卖的风险。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唯一能确定的一点就是马林森此后没到过中国。我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过了。我先试着追查书籍之类的运往西藏地区的大宗货物，查了上海、北京等所有可能的地方，但都落空了。当然，这也在意料之中，喇嘛们肯定把运输货物的渠道视同机密。于是我又尝试去稻城探访，那是个匪夷所思的地方，极难抵达，简直是一座世界尽头的贸易集镇。云南的商贩在那里把一箱箱茶叶转交给藏民。等我的新书出版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更多情况。欧洲人通常不会去那么远的城市。当地居民谦逊有礼，不过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康韦一行人曾经到过那里。”
“这么说你在西藏一无所获？”
“这么说来，康韦是怎么到重庆的仍是个谜？”
他点了一支雪茄，接着说：“这也让我在旅途上遇到了各种怪人怪事，不过我喜欢这些，而且我的出版商也不反对我偶尔写一本游记。我总共大概走了上千英里路程，巴斯库尔、曼谷、重庆、喀什……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而秘密就埋藏在这片区域内的某个地点。但范围实在太大了，你知道，我的调查对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只是沧海一粟，对于这个秘密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康韦的确切细节，据我目前查证过的信息来说，我能确定地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他在去年5月20日离开了巴斯库尔，10月5日抵达了重庆。我们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今年2月3日再度离开了曼谷。其他的一切都是概率、可能、臆测、谣言、传奇……随你怎么说。”
“唯一的结论就是他流落到了那里，就像他有可能流落到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重庆掌握了一些事实，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很关键。教会医院的修女们是真实存在的，顺便说，西夫金在船上听到康韦演奏疑似肖邦作品的钢琴曲时，他的激动之情也是真实的。”卢瑟福想了想，又补了一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衡量这种种可能性，我得说，天平并没有明显地倾向于任何一端。当然，如果你对康韦的故事不买账，那意味着你要么怀疑他不诚实，要么怀疑他神志不正常——尽管他有可能非常坦率。”
卢瑟福向后靠住椅背，笑着说：“如果这句话就是你想说的全部，那我得为自己讲几句了。我猜你大概觉得我太容易轻信了，但我不是那种人。人们总会因为相信得太多而在生活中栽跟头，但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相信，生活就太他妈的无聊了。我真的是被康韦那个故事的方方面面都迷住了，所以我才愿意尽己所能地用各种方法追踪此事，且不说偶遇那家伙的概率有多小。”
他又一次停了下来，似乎是在等我评论。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我在那场战争之后从未见过他。但是人们都说他被战争改变了很多。”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啊。”
卢瑟福说：“是啊，确实如此，这倒无可否认。一个少年经受了三年战火的摧残，身心高度紧张，一定早就千疮百孔了。人们大概会说他成功熬过了战争，连一丝伤痕都没有。但怎么会没有伤痕呢——伤痕在他心里啊。”
“这一点我敢向你保证，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实际上，那份稿子中我自己的描述比你想象的少得多。我记性很好，而且康韦描述事物很有条理。别忘了我跟他聊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几乎没有停顿。”
我们又探讨了一会儿那场战争和它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最后他说道：“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奇怪的一点。我去那个教会医院打听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线索。你大概能想到，当时他们尽力帮我，但也回忆不起来多少细节，毕竟那个时候他们正因为热疾肆虐而奔忙。我问他们康韦一开始是怎么到医院的：他是自己出现的，还是谁发现他病了把他送到医院的？他们说记不太清楚，毕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反复盘问了很久，正想放弃的时候，一个修女突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想医生提到过他是被一个女人带到这儿的。’她能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鉴于那位医生已经离开了教会医院，这一点当时无法得到证实。
“我觉得它真是极了不起。当然，前提是它忠实地反映了康韦告诉你的一切。”
“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也不想就此放弃。据说那位医生去了上海一家更大的医院，于是我费了一番周折要到了他的地址，去上海拜访他。当时日本空袭刚过，上海满目疮痍。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见过那位医生，这次再度见面，他客气地接待了我，但是看上去心力交瘁——是的，这个形容并没有夸张。相信我，和日本鬼子对上海百姓作出的恶劣行径相比，当年德国空袭伦敦简直算不上什么。哦，对了，他当时立刻说他记得那个失忆的英国病人。‘那他是被一个女人送到教会医院的吗？’我问他。‘哦，是啊，绝对没错，被一个女人，一个中国女人送来的。’‘你还记得她的具体情况吗？’‘记不得了，’他答道，‘只记得那个女人也染上了热疾，很快就死了。’就在那时，他被人叫走了。大批伤员被送进医院，挤在走廊的简易担架上。病房早就挤满了人，吴淞口传来隆隆炮火声。我知道这位医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愿再多占用他的时间。他回来的时候，即使身处地狱般的境况中，他的脸上仍然是一副乐观果敢的神情。于是我只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你也猜得到我问了什么。‘关于那个中国女人，’我问，‘她年轻吗？’”
卢瑟福点点头，问道：“你对那份稿子怎么看？”
卢瑟福弹掉雪茄的灰烬。他好像料到了我会激动不已，他自己也同样激动。他继续说道：“那小伙子严肃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那种有点滑稽的英语，字正腔圆地回答说：‘不年轻了，她极老，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老。’”
“何止是翻看啊。对了，我应该把那份手稿还给你的，不过你没留地址。”
我们沉默地坐了许久。随后，我们又谈起康韦，说到我记忆中的他还是那个迷人的少年，才华横溢，踌躇满志；说到战争如何改变了他；说到时间、寿命与心神的诸多不解之谜；说到那个变得“极老”的满族小姑娘；说到那个关于蓝月谷的神奇的终极梦想。
“嗯，蓝月谷似乎是个更确切的目标。我想你已经翻看过我的手稿了？”
“你觉得他会再次找到香格里拉吗？”我问。
“你当时觉得蓝月谷更容易找到？”
1933年4月于英国伍德福格林
“‘搜寻’这个词有点太大了，”他回答说，“你没办法在半个欧洲那么大的地方搜出一个人来。我只能说，我去了所有可能遇到他的地方打听他的消息。记得吗，他最后一封信上说他已经离开曼谷，前往西北方向。内陆地区的某段路上有人见过他的踪影，我的看法是他很可能到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那边去了。我觉得他大概不会走缅甸那条路，因为在那边有可能撞见英国官员。总之，他的行踪到了暹罗北部[34]就几乎查不到了。当然，我也没指望能追到那么远。”
[33]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法国藏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瑞典探险家，曾在中国西域发现楼兰古城。
我们在他的酒店客房里喝着威士忌。“这么说，你真的去搜寻康韦的下落了？”时机合适的时候，我开口问道。
[34]暹罗，中国对现东南亚国家泰国的古称。
出租车从勒琴斯设计的总督官邸出发，一路在贫瘠的道路上穿行，从静谧的新德里驶入熙熙攘攘的旧德里。我从报纸上得知卢瑟福刚从喀什回来不久。他已经跻身于那些声名显赫的要人之列，凭借这种声望在舆论界颇能呼风唤雨。他的假期一向与众不同，似乎总是带着冒险性质。尽管这位探险家行事谨慎，无意开先河，但公众并不知情，于是他就从公众这种盲目的印象中榨取了最大价值。比如说，在我眼里，卢瑟福的探险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探访和田河流域的地下古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果还有人记得石泰安和斯文·赫定[33]的话。我和卢瑟福太熟了，所以故意拿这件事调侃他，惹得他哈哈大笑。“是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要精彩得多呢。”他卖关子似的承认道。
[35]甘地（Gandhi，1869.10.2—1948.1.30），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
我再次见到卢瑟福，是在印度德里。我们在总督的晚宴上重逢，但是盛大的典礼让我们彼此距离很远，直到宴会结束后，裹着头巾的仆人递上我们的礼帽，我们才找到讲话的机会。“一起回我住的酒店喝一杯吧。”他邀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