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在五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鬈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在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吸引到自己身边。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国旗敬礼。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但是，蒋介石毕竟不是来自人民的安泰，他也绝不会在冥河中浸湿自己的鞋，反人民的人要依靠人民，那不等于炉中求冰、缘木求鱼吗？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终于说服了宋美龄，而后又说服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也想做安泰，也想像阿喀琉斯那样，到冥河里去浸一浸，以使自己力大无穷而又不被刀剑所伤。他带上宋美龄出发了，作了一次大西北之行。有外国研究者认为这次旅行不仅长途而且危险。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
熟读《圣经》的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两个神话故事的含意：安泰的长处是他紧贴着母亲大地便有着无穷无尽不可战胜的力量。而阿喀琉斯的脚因为没有在冥河水中浸过，所以最易受到伤害。
唐、桂两军击蒋，
端纳却懂得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向宋美龄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还讲过“阿喀琉斯的脚踵”。
蒋、唐两军击桂。
端纳的理由是充分的。许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想不通掌握了上百万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一、二、三、四次围剿中，竟然被装备、数量、训练等均处劣势的“共匪”所打败。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诈亦不下于蒋，抢先与唐和平谈判，也像蒋介石一样，消除了蒋、唐两军夹击的危局。
蒋介石开始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把握了军权政权，就能统治天下。端纳坦直地与他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像毛泽东一样同样了解他的人民，并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更不能指望统一全国。
1928年1月，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仍旧在津浦线上进行拉锯战。在暂时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国民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二次北伐”，完成国家统一。蒋介石回南京后复任总司令。为了完成北伐，必须调动各派兵力。若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蒋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着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所以，端纳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建议他们到各省去看一看。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四中全会举行了“五巨头”的政治权力分赃，他总司令自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另外成立四个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军事上恢复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济深保留了第八路军总指挥）。
毛泽东则不同，他深深地扎根在农民之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便是深厚的立国根基。不用说有了共产主义的引导，即使没有共产党领导，历代的农民暴动照样能推翻许多封建王朝。
这种不是由于信仰而是由于利益的权力分配和联合，本身已经构成了极为敏感的潜在危机，日后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实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蒋介石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冯、阎、李也都明白这一点。但蒋介石比其他派系有利的条件是他在中央，势力最大，玩弄权术的手腕当然也是上乘。
在端纳看来，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不了解军阀，所以在依靠军阀时，老吃军阀的亏。蒋介石则不同，他熟悉军阀并打败他们，但不等于征服他们。这些各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仍各自为政，独霸一域，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阳奉阴违、明顶暗抗，伺机谋叛。蒋介石的不完全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奉军在北伐军攻击下向关外撤退，张作霖也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平，专列行至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定时炸弹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蒋介石派方本仁参加张作霖丧礼并同张学良谈判易帜。张学良表示推行三民主义，决定服从国民政府。这时，北伐军事业已完成，全国统一指顾可期。
端纳还认为，毛泽东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愿望，并相信农民的潜力，取得了农民的支持。
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和李宗仁到达北平，在西山碧云寺举行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文武百官祭奠孙中山灵柩大典，祭告“统一大业完成”。
在他看来，蒋介石只熟悉军阀，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完全依靠下属向他汇报情况，自己呆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
7月11日蒋介石召集四总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汤山举行谈话会，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提出了《军事整理案》。
端纳对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曾指责宋美龄从不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他指责蒋介石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
当时端纳看着蒋介石的《军事整理案》，忍不住拍案叫绝，认为他比宋太祖厉害，可以说集机诈权术之大成。
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1915年最先发表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1920年起担任北京政府顾问。1928年后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陪同张少帅游历了欧洲六国。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他从张学良手里强行要了过来。
当时蒋介石提出全国有兵一百六十万，每年军费开支达三万八千万元，占国家税收百分之七十五，他提出全国兵额不得超过五十万，军费不得超过税收百分之五十。但裁谁的兵呢？他先鼓动冯玉祥提出一个裁兵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具体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八个师。
英国，也需要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战略性见解。
这种只对蒋、冯有利的“裁人不裁己”的方案，自然不被晋系、桂系所接受。于是他又鼓动阎锡山提出一个只对蒋、晋有利而不利冯、桂的方案。蒋让冯、桂、晋三方互相攻讦而得出有利于己的方案，后来在全国划为八个编遣区：中央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蒋系）、第二编遣区（冯系）、第三编遣区（晋系）、第四编遣区（桂系）、第五编遣区（东北军）、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方军）。
他深邃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神州时局的兴衰更替，无时不在观察华夏上空的风云变幻。
端纳详细地列表，展示出中国各系军阀的全景图。他发现，在八个编遣区中，蒋拥有四个区（中央、海军、一区、四区）的编遣权，然后把年轻有为但易上当的张少帅握在手中，那么就剩下桂、冯、阎三系，各自唱独角戏了。他可以站在中央——具有凝聚力的地位上，拉彼打此，也可以拉此倒彼，始终站在以中央对地方以多数对少数的有利地位……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祖籍英格兰（许多史料说他是英国人），1902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八年，升任为经理。1905年兼任《纽约捷报》驻港通讯员及《远东》杂志主笔，那年他才三十一岁。其间曾任两广总督张人俊的名誉顾问。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11年至1919年先后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端纳那时还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分析了各派势力及其领导者，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抗衡，他佩服蒋介石的意志与手段。除蒋介石外，他把当时中国军政舞台上的要人排列了一个百人名单：从国民党元老，到后起的实力派，他找不出一个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来。
在宋美龄看来，端纳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坦直诚笃，可以与他推心置腹、把袂共语，视为投契的良朋益友。
端纳知道，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式的傀儡。“拳头硬的是大哥”，端纳在笔记本上写着这句极为普通又极为深刻的中国民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虽然都有相当的军力，却没有一个能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相比。至于都在寻求自保的川、康、滇、黔各地方实力派，即使做梦也不敢想到入主中原。
端纳性格温和如水，为人淡泊，他曾自己宣称：“我视名利如浮云。”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军力还处在萌发状态，端纳没法看到它的潜力。端纳对蒋介石的推崇，促成他规劝张学良附蒋，蒋介石也由此充分信任端纳，视之如至爱亲朋。
谦然自守，不求显扬。
蒋介石志在削弱地方实力派，必然遭到这些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他在1928年双十节登上国民党主席宝座之后，便着手改组行政院，谭延闿由国府主席退居行政院长，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把握有军权的最大实力派都调到中央来，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任何统治者都要这样干，不然就无法达到统一。但宋太祖可以，蒋介石却做不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谁也不愿意交出兵权而任人宰割。
坦诚温良，知识深广。
蒋介石自度单凭自己军力不能制服群雄，便采取联甲制乙、联丙制丁的策略个个击破。
端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宋美龄与其私人相处甚洽而不引起疑忌。她视端纳如兄长，亲切地叫他“端”。在庆祝端纳六十寿辰举行的家宴上，宋美龄送给端纳四句评语：
端纳是中国通，却不是军事家，他当时无法想象蒋介石如何对付这些各有利益、各有主张、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权术、各有根基、各有地盘的、软硬不吃的、铁钩抓不住的琉璃球。他怀着棋迷观棋的强烈好奇心和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责任感，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三 国事顾问端纳
蒋介石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张学良和阎锡山是他北方的同盟者，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则是他南方的“假想敌”，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冯玉祥。冯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在中国腹地——从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直到山东。冯、蒋虽然义结金兰，为了各自利益也不妨刀枪相向。蒋只能各个击破，准备先对冯开刀。
现在，圣母脸上那不屈不挠的坚强神情和对上帝所创造的功绩的伟大的感知，对宋美龄的郁闷难抒的心情丝毫不起作用。她忽然想起，应该叫端纳来聊天。
此时，桂系却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白崇禧没有参加南京的编遣会，他借督师滦州之机，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两次面商，公开是相约两军合力消灭滦东的直、鲁两军残部，幕后却是鼓动杨宇霆在沈阳发动一次政变，取张少帅以代之。张学良先下手为强，把杨宇霆打死在帅府老虎厅里，白崇禧闻之大惊，立即称病入院。不久，桂系又在湖南兴风作浪：突袭长沙，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以何健代之。
她带着精通基督教会的骄矜解释说：文艺复兴时代，许多艺术大师都画过很多圣母像：达·芬奇画过贝努瓦圣母和岩间圣母；拉斐尔画过德拉·赛吉圣母、格兰杜卡圣母。可是，以他的西斯廷圣母最为杰出，因为这幅圣母像是挂在意大利一个叫皮雅琴察小城的西斯廷教堂里。如果叫西斯廷教堂里的圣母像就明白了。那个用手指着人间大地的老头叫西克斯特，那个虔诚的女人叫圣瓦尔瓦拉，圣母怀中的婴儿用好奇的天真无邪的眼睛瞩望着陌生的人间。
湘局变化，使桂系南北连接起来：它以两湖为核心，北接平津，南达两广，从中国南北两端又画了一道直线。冯玉祥横贯东西，李宗仁、白崇禧直穿南北，蒋介石自然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感。在盛怒之下蒋改讨冯为伐桂，史称国民党的“第二次西征”。
有一次，蒋介石问她：为什么叫西斯廷圣母？那个身着沉重法衣的老头是谁？那右下方虔诚沉默的女人又是谁？
端纳那时认为，如果在蒋下令讨桂之时，冯、阎联合助桂，蒋介石取胜的可能性就很小。但那时，冯、阎却在观望，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它的有趣，因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蒋介石比冯、阎高明，就在于他对此必然比冯、阎看得更透。
恬静、纯洁、优雅、安详、美丽的圣母在光耀明丽的天空中，从拉开的天幕间清晰地走向人间，她迈着轻盈坚定的脚步踏在温柔的彩云上。美丽的面容表现出巨大的内在力量，既表现了对婴孩的抚爱，同时又带有几分对婴儿未来命运的担忧。
蒋军溯江而上直扑武汉，桂军的李明瑞、杨腾辉、何健纷纷倒戈，而夏威、胡宗铎、陶钧这桂系三大将，一枪不放弃武汉西逃。此时冯、阎却忘记了危险，滋长了野心。自阎锡山和平接收平津以来，桂系却渗入长城之外滦河流域，使阎不免如鲠在喉，如桂系失败，他可以独霸北方。冯玉祥早已屯兵豫南，从辉县百泉村的窗口，虎视眈眈盯着武汉，桂系败走，他可以捷足而登，蒋在诸多许诺后请他出兵讨桂时，他派石友三部由南阳进占襄樊，派韩复榘由信阳进占广水，却没有想到蒋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抢先进占武汉，冯的欲望落空。
她安静地坐着，只觉得心烦意乱，心房凄楚得发胀。她仰望着西斯廷圣母像，深感灵魂的孤独和寂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上了蒋介石的当之后，决计反蒋，于是发生了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接着在粤、桂战争之后，又发生了蒋、冯第二次军事冲突，随后又是张（发奎）桂联军反蒋，而后又发生蒋、唐（生智）之战，蒋、石（友三）之战，再后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
宋美龄不懂军事，却知道红军渡过了湘江，都是各地方实力派自保图存不为党国（也就是蒋介石）尽力的结果，这不是一种更隐晦更深刻的背叛吗？
端纳对这些战争进行过详细的探求，最后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利同则合，利异则争，今天我跟你反对他，明天我跟他反对你，后天你和他反对我，全无信义可言，也无正义可言，只有利害关系”。
宋美龄坐在沙发椅上，面对熊熊炉火，对于临川之夜的回忆，在脑海里映现了几个片段就闪过去了。蒋介石那惨痛而怨恨的喊声，却在她耳畔震响不止：“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端，”宋美龄感到她的枢密顾问沉思默想的时间过长了。端纳的话使她感到欣慰，却没有消除她的忧虑，她凝视着他在窗外阳光映射下变成古铜色的脸，这张鼻梁高挺表情始终温和愉快的脸，曾不止一次地在她恹闷欲绝时，鼓舞起她的信心，“你认为委员长应该怎样才能摆脱他的困境呢？”
由于方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在蒋介石面前喊了几声“校长，校长，学生有下情报告”，才免了死罪交军法处惩办。由于顾祝同和陈诚力保，先撤职查办以示惩戒，而后再官复原职。
“我不是军事家，不能预言胜败。人生，是一盘很有趣的棋，你要学会不因一时受挫而懊丧，也不因一时胜利而得意。基督教的教义很难解释中国的实际，你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不如你对美国了解得多。你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哲学，不然就很难治理中国……这次共军渡过湘江，进入边沿地区，也许并不是坏事，这样，可以促使各地方势力拼命与共产党作战，打个两败俱伤，中央军就可以开进去收拾残局。这就应了中国的古成语：一箭可以双雕……”
我气得跳起来说：“天晓得，我们在封闭的装甲车内，马达的响声又那么大，而且在夜间，哪里听得见看得清呢？”
宋美龄的思想有了转机，眼前豁亮。她虽然没有研究过古典哲学，“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典故她还是知道的。西渡湘江的共军，不正是塞翁所失之马？她吃惊地发现，原来视之为千难万险的境地，转念一想竟然可变为制胜的坦途了。她不相信会这么顺利，她想用提问的方法，让端纳给她提供更充分的根据：
我听了惊得跌坐在椅子上，半晌才说出话来：“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怎么打起来的。装甲车驶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士兵们说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吗？”宣铁吾拍着大腿说：“唉，那是新开到的保定补充旅啊，他们说哨兵命令你们停车，你们不停，他们才开枪。”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处境艰难，朋友太少，敌人太多……各个地方实力派都存野心异志，他需要解脱困境，消除背叛的良策。”
宣铁吾一边拭汗一边舒展着双腿，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城里城外来回跑了好几趟了。他告诉我：“老先生（侍从官们对蒋介石这么称呼）正在视察十三师。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州造反，本来要去浦城督战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请求说：‘十三师官兵都渴望聆听委员长教诲，请委座对部队训了话再走，所以耽误了一天。却碰巧发生了这件事。刚才你们装甲车上的子弹都飞到城里来了，老先生以为兵变，蒋夫人直叫快把手枪给她。如果是兵变，她就自杀，决不受辱。哎呀，这祸闯大了……’
“但是，你说的各地方实力派，虽然是异己的力量，却不是真正的敌人。今天打得你死我活，明天就可以握手为友，委员长的最大的策略就是不让这些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对己，而使自己永远处在居中央而令诸侯的地位……委员长的真正敌人有两个，外忧是日本帝国主义，内患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消除内患才能解除外忧，这就是委员长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急得直甩手，“我做梦哩！要知道委员长在临川，我宁愿绕十万八千里的大弯，决不会从临川经过啊！”
“说到底嘛，”宋美龄有所领悟地说，“真正的敌人是共产党人。”她的心里忽然开了一条缝，似乎多日的忧虑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一个敌人还不好对付？她不合文法地把话打住了，蓦然站起，走到圣母像前，脸上除了表现出往常祈祷时的虔诚之外，还流露出无限的感激与欣慰：“上帝保佑！”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时，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也称卫队长）宣铁吾找来了，他一见面就吐舌摇头：“哎呀，老兄你怎么搞的嘛，竟闯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啊！”说着，把军帽摘下来扔在桌子上。虽是数九隆冬天气，他的头顶上却在冒热气。
这时门外传来兴奋的报告声。
……心想，与友军发生冲突，责任已是不小，侍从室的人出现，说明蒋介石在临川，这惊“驾”的罪过，更是非同小可，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有什么事嘛？”宋美龄结束了虔诚的祈祷，带着愠色转身问侍卫副官。
闯出这场祸来，差一点被枪毙的二九四旅旅长、后来的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在八十五岁时回忆了这段经历，看来比较接近真实。他在《六见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委员长请夫人和顾问去礼堂看电影。”
宋美龄的记述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也不懂军事术语，当时也无人向委员长的夫人去谈论事情经过真相。显然，她把她丈夫描绘成一个营长了。当时，抚州离火线还在百里之外，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拥有最精锐的部队。发生一次误会战斗，绝轮不到蒋介石亲自派出“密探”，行营司令部和侍从室紧紧跟随，也用不着蒋介石亲自焚烧文件，更用不着蒋介石把警卫部队都派上前线，只留下一个小卫队供他组织警戒线。而且把装甲车写成卡车，甚至误谈在除夕之时山野里有李树花开，也反映了一向养尊处优的阔小姐和贵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什么？什么电影？委座不是正在开会吗？”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枝头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是白崇禧从前线送来的资料片，刚刚从机场取回来。”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当我们不能肯定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我毫不感到惊怕。我的脑子里只想到两件事：第一，关于我们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万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开枪自杀，因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体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获，便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资料片？”宋美龄第一次听说，而且委员长竟然中止了会议去看，想来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军事资料她是从来不看的。
……我想到上个月在江西抚州，也就是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在打击那里的共匪的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黯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已经绝望，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彻底消灭敌人已在眼前，所以他们已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地设法杀害我们。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是湘江之战的战况实录，片名叫《七千俘虏》！”
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正如你大概知道的那样，在江西打击共匪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一起在江西前线。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噢，健生起了个不错的片名。”端纳不由得夸奖着，关切地提醒宋美龄说，“礼堂里没有生火，恐怕很冷。”
由于深夜惊起，宋美龄中了风寒，第二天便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高山峻岭，百感交集。她斜倚在床上，腿上盖着黄色军毯，向秘书口授她的冒险经过。而后寄给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女友。但是，她的记述，说得很不准确。当时她用英语叙述寄到美国，重新再译成汉语后文笔便失去了流畅，而且跟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差距了，但也可从中看到一部分当时的气氛：
“那有什么关系？”宋美龄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声调说，“前方将士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我们坐在礼堂里还怕冷吗？”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深夜惊醒披衣而起时，他嘴里喊的就是几个字：“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蒋介石在礼堂做放映的准备时，披阅了白崇禧随影片附来的信札：
此时，临川虽然离火线尚远，城防部队却想当然地认为不是红军突袭，就是自己的部队哗变。
蒋委员长钧鉴：自共军西窜以来，我军即枕戈待旦，遵命驱驰，先则有萧克所部二万余人以为先驱自赣入湘继则入桂，于9月20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经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经黔东入川。我广西主力部队与地方民团奋力痛击，屡次战果已达上闻。
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方靖，乘装甲车去前线视察部队。不知蒋在临川，回旅部时，装甲车驶至临川近郊，夜间与城防部队发生了误会，开始了枪战。
俟11月下旬，朱、毛率部蜂拥入湘，意在沿萧克之旧道西窜。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亦无法与共军之兵势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之线占领侧面阵地，置重点于右翼，拟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战果奇佳。仅文市、成水一战，即俘虏共军七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为纪念此次大捷，特摄《七千俘虏》之影片奉上。
他们到达抚州（临川），下榻于并不豪华但很便于安全警卫的乡绅庄园。临川城的守备部队是总预备队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由于蒋介石在临川，特别加了小心，日夜不安，亲自出巡，生怕部下玩忽职守。上下均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
此外，我各地民团与民众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所经过约六十公里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饿毙者不下万余。
“我陪你一起去！”
检讨此役，如湘军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则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为尽地主之谊，我们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努力协同作战。职部特派飞机侦察刘部行动，驾驶员回来极为愤慨，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他们架着枪晒太阳，任凭共军渡过湘江，为保实力，贻害党国，实为至憾。敢布腹心，惟希明察。
“从东征陈炯明起，我就习惯了，越接近前线，看得越清楚。”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信看了两遍，喜忧参半。忧者，不管湘军、桂军都在作假；喜者，他们为了推诿责任互相攻讦，可以分而治之。
“你何必亲临前线？”
四 《七千俘虏》
“兵贵神速！必须灭火于初燃，我就到抚州去督战。”
行营礼堂里齐集着国民党的机关人员。
宋美龄轻轻地站起来，但她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正在踌躇与悯然间，蒋介石猛然转过身来：“让圣母玛利亚祝福我们吧！”他拉着宋美龄的手，走到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像前，默默地画了十字。
影片的摄影低劣，但剪接者却狡猾，显然，它是白崇禧所审定的。这位桂军的“小诸葛”显然在一切方面运用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这是对何健告他“不是在堵剿而是在撤退”的形象的回答。
……一想到我国面临的灾难，我心痛万分。旱灾涝灾造成了饥荒，匪徒们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煽动。现在无耻的军阀为满足私欲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影片中，先是桂系军队艰难而迅速地行进，修筑工事，接着就是大炮轰鸣，机枪扫射，画面上布满尘雾烟火，桂军喊叫着奔跑着向前冲杀。
她在后来，给她美国女同学的信中，描述过这一刻的心情，她写道：
晏道刚心想：“这很像是实弹演习，而不像惨烈的战斗，这是事前预拍的镜头！”但他侧脸看了看蒋介石严肃的脸，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宋美龄怀着惶恐不安，从背后观察着丈夫的一切细微的变动。她美丽的眼睛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敌。她把他的一切征战，不管是对新军阀的还是对共产党的，都视为“险功奇勋”！违背家庭的意愿，割舍了原来的恋人，而跟他结合，不正是基于这一点吗？她急切地希望她眼前这个人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十六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女士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接着就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赤脚而行的俘虏群。
窗外狂风呼啸，但不很冷。蒋介石去翻放在紫檀条茶几上的台历。这一天是夏历十月初五，明天便是小雪了。他忽然狂烈地翻着台历，而后静止下来，脸上卷过一阵阵凶恶的阴云。初冬的阳光照到拉开的红丝绒窗帘上，呈现出紫血般的沉红。他因疲倦而憔悴的脸颊深蕴着倨傲和冷酷，似乎在平复无法忍受的创伤。
“这不是军队！”蒋介石盯视着银幕，“这是一群叫花子！”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蒋介石完成了由震惊到愤怒，由愤怒到沮丧，由沮丧到自慰，由自慰到权衡的心理过程。他站起来在室内转圈，他的胸中弥漫着炮火硝烟，数不清的军阀混战的场景在他脑屏上映现出来。
“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侍从室主任附和说，“只要穷追猛打就不难消灭……”
“愿上帝保佑我们！”
“关键是不使其落地生根……”
“我担心他们和共匪携起手来！”蒋介石的担忧立即感染了宋美龄，但她想不出任何主意。
无穷无尽的俘虏群，在山弯处蜿蜒，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两旁是头戴钢盔手执崭新步枪、趾高气扬的押解者，与俘虏恰成鲜明的对比。
“达令，我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宋美龄靠近蒋介石坐下来，把丰润纤巧的手放在丈夫抖颤的手背上。她心里虽然比丈夫更为焦虑不安，但她不能不克制自己，以便给丈夫以最大的宽慰，“一个十九路军，总不会比冯、阎联军更难对付吧？”
解说词拖得很长，不厌其烦地报告俘虏所部番号及最高官阶和名字。
“我必须先解决他们！不然，我们的第五次围剿就完了！……背叛，背叛，可恨的背叛！”
镜头不断地重复出现。
蒋介石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似地骂了一声：“娘希匹，都是该杀的叛徒！”他的面孔由于痛恨引起的痉挛而扭歪了。过了大约二十秒钟，他在一阵狂风乍起般的感情激荡之后，抬起头来，用发热病似的两眼盯着宋美龄说：
蒋介石不久就厌倦了，他想的是白崇禧：“这个人比何健滑头，他先把共军主力放过去，待其半渡而后击，‘避其精锐，击其惰归。’损失少而斩获多……”
那是一年前，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离湘沪抗日战场之后，分批开抵闽西南，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认识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便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并与中共中央达成军事和边界协定，于1933年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反蒋，11月20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对敌人足智多谋是好的，”侍从室主任很懂得蒋介石的心情，“用来对付自己人，就可悲了……”
她想起临川（抚州）之夜。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斗法是无时不在的，但他却常常败在蒋介石手下。
蒋介石迎接她到住处之后，便去开军事会议了。她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已经具体化为内在的恐惧。
白崇禧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他在自传中，讲过少年时的一个故事：
她和最亲密的顾问端纳由南京来南昌之后，才知道红军已经渡过湘江的消息，并且知道了原因。
九岁时，他与六岁的弟弟一起上学。在同学中，有个十七岁的校内年龄最大的叫毛长林的学生，性情暴戾，品德极坏，经常欺侮他兄弟二人，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做“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六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某日放学乘毛长林步下五级石阶时，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他让六弟先回家告知父亲说明原委，而自己则先匿藏村后山岩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九岁幼童做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她吩咐秘书在壁炉里加柴，几分钟后，室内温度似有所提高。她坐在一张靠壁炉的宽大的长沙发上，腿上裹着毛毯，望着窗外的景物，静默地沉思。
他也善于自行其是阳奉阴违。1915年，他在桂军马晓军的模范营当连长。当时广西匪患极为严重：“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当时广西政府对待股匪均采用招安政策，自陆荣廷做督军始，因陆在当清兵时将法国领事的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缉，陆惧罪潜逃落入绿林，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以示报复，而将所获财物接济贫苦人家，从而获得劳苦人民的拥戴，势力日益庞大，后为清官苏宫保招抚，由队长、管带升到边防督办。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荣廷便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顶端呈羽冠状的镶有花瓷砖的大壁炉里，有几段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但因为这个客厅太大，又加室外狂风咆哮，仍然使刚刚到达南昌的宋美龄感到寒冷。她脱去镶有雪白柔毛滚边的披风之后，只穿一袭锦绣长袍，虽然风姿绰约体态娴雅轻盈，委实也穿得太少了。这是长久没有住人的宽敞的客厅，温热的炉火反而使室内弥漫着潮气。厚重的窗帘，在室外冰冷的气流冲击下微微颤抖。
陆荣廷自己当过土匪，又是被招安者，他当政后，力主采用招抚政策。
二 宋美龄
那时，白崇禧虽然是个二十二岁的连长，却力主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二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余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长不敢做主，而去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责问马营长：“如开杀戮，各地匪皆不来就抚，全省治安由谁负责？”
蒋介石的思绪，在寒冷的夜空里自由飞翔，像个迷途的飞鸟找不到它的窠巢。
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用计。他将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假三日回乡去过中秋节，严令他们按期归营。八十余名惯匪如期归来后，他怒不可遏，诡称有人举报他们中间有人回乡为非作歹，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举报人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到学校去让举报者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入校。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即报马晓军营长，说“该伙匪徒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因不及请示办法，恐有误戎机，故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
但是，这个目标，时常在勃勃野心和心灰意冷中沉浮。自信使他自傲，气馁使他暴躁，沉郁使他失常，忧虑使他乖张。
生米做成熟饭，陆荣廷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也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的一件大事。匪首即除，匪帮散去，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蒋母之墓”是孙中山所题。蒋母下葬时，陈果夫、戴季陶、居正等人专程来到溪口吊唁，孙中山为蒋母写了祭文，谭延闿敬录于石碑。孙中山祭文石碑左侧，是吴敬恒所书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这时，已经把蒋介石树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了[1]。自此，蒋介石身价倍增，成了国民党的主宰。此后，他所强烈追求的目标，就是统一中国了。
蒋介石对白崇禧研究得很透，他对他的亲密顾问端纳曾说过：“白崇禧是一匹难骑的马！”
这是他为母亲所写的墓联。蒋母墓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一个侧面。
端纳回答得很巧妙：“好骑手可以把他变成千里驹。”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这就是蒋介石既怨恨他又要用他的尴尬处境。蒋桂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他对桂系地方实力派还能有多大的指望呢？
祸及贤慈当年顽梗悔已晚
《七千俘虏》放完了。蒋介石站起来，对侍从室主任说：“白崇禧又要高价讨赏了。”
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母亲：
蒋介石知道，这些地方势力派，虚报邀赏，不给军饷不干事。但大量的军费交给他们，那不等于割肉养虎壮大了异己吗？
初冬的夜风送来一阵阵如泣如诉的琴声，这是从侍从副官们的宿舍里传来的。夜的寂静使柔弱的琴声变得清晰。蒋介石驻足静听，那是留声机在播放……他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但沉郁伤感的音韵似在诉说情怀隐衷，与目前追剿堵截共军西窜的气氛极不协调。而后，唱片换了，那是他所熟悉的越剧《庵堂认母》，这出戏使他深深地陷入早年的记忆之中。
“白崇禧所采取的追剿办法很有创造性，除了信上写的坚壁清野外，还有更有效的一手，”侍从室主任跟随蒋介石回办公室，边走边说，“值得推广。”
1933年2月27日，戈林策划焚烧国会大厦，诬陷共产党为纵火犯，实行全国大逮捕；而蒋介石在1926年2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借以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这种手法比希特勒早用了七年。
“你说……”
既是一个天生残忍的杀手，也是一个天生手执令旗的主帅，这是希特勒的特性。而蒋介石也具备这种特性，但他是中国式的，一切用中国方式表现出来。
“他派多股便衣人员伪装共军在共军所到之处，对当地居民加以烧杀……”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起来，他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宰。这种独裁者的野心，在他看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和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别墅的阳台上，向鲁道夫·赫斯口授他的《我的奋斗》时，所产生的那种使命感：他要建立和统治第三帝国！
“好！好！”蒋介石兴奋地说，“这是防止共匪就地扎根的好办法……你给白健生发个电，嘉勉几句，并对各追剿部队发出指令……嗯，要多激励几句，让他们穷追不舍，积极歼敌，切勿避战，尉缭子不是说过吗：‘求敌若求亡子……’[2]党国安危，在此一举了。”
可怕的从革命到叛变革命的蜕变！由此，他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抛进了“抗俄、反共、镇压工农”的血海。
侍从室主任和副官长离去之后，已是深夜十一时，蒋介石仍无意睡眠，继续处理案头公文、批件。
北伐使他获得了荣耀，而在上海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又使他的两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血迹，由北伐英雄一变而为千古罪人！
12月3日报载：
1925年2月3日（他任黄埔军校校长正好九个月），他率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组成的精锐师，担任先锋部队，从广州出发，迎击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那时他作为校长，竟能身先士卒与部队一同冲锋陷阵，一时间在黄埔军校师生中，赢得了声望。
宁都寒衣运送完毕。
蒋介石瞩望南天。那时候，他生逢乱世，却如鱼得水，自认为是天赋雄才。在他握有黄埔军校和粤军参谋长之职之后，审时度势，不再观望，而决定激流勇进。日本振武学校的武士道校风，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日本新潟县高田镇的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时，就充分表现了出来。
省赈务会于前日开始将教育界募得之寒衣送往收复区散发，其情已志本讯。现悉该会已于昨日将分宁都寒衣六千件，一律运送完毕，兴国寒衣今日起运，该会又接清匪善后局职员募到寒衣五十七件，该会已决定运新克之县城，云。
但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说孙中山依靠的人多为趋炎附势、阿谀谄媚之徒，仍不到职。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然任命蒋介石为考试委员长，在蒋介石到职前，由李济深暂代。孙中山依赖蒋氏之深切由此可见。直到4月26日，蒋介石才到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那年他才三十七岁……
又讯：
2月29日，孙中山发电给蒋介石，电谓：“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省府积极整饬各县团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蒋介石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24日）受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愿赴任，借口经费拮据辞职返乡。
官佐不准任意更换，并不得擅离职守。
但是，那时候，他对这个职务并不是受宠若惊，而是迟迟不到任，孙中山连电催促：“万请速来，勿延。”蒋介石仍不动身。直到4月15日才勉强启程，20日抵广州就职。是年8月16日孙中山率由他任团长的国民党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
省府昨通令各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转饬所属保安团队官佐，非经呈准，不得任意更换，以符法令；并不得擅离防地，以重职守。尤应随时考察，以谋整顿，其原令如下：
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有谋有勇而能与他共生死的人。广州集中有那么多人才，他唯对蒋介石多次连电召请，不惜求远水救近火，可见他对蒋的倚重。那么八个月后（1923年2月18日），委任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就是必然的了。
据报广丰县，保安第一中队第一分队官长不在队内，士兵异常散漫，又玉山县保安队，任意撤革委用私人等各情到府。仰该司令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
那时，他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并肩抗敌四十余天，一边与士兵们冲洗甲板，一边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边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后来，孙中山为此书作序备极赞许：“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记殆为实录。”
蒋介石对保安队这种腐败现象，唯有叹气而已。
6月18日，蒋介石接汪精卫报告陈炯明叛变的电报，证明了蒋介石识人之深，判断之正确。同日，孙中山发来急电：“事紧急，盼速来。”那时，蒋介石就感到孙中山在广州虽然僚属众多，集中了当时社会上的许多精英人才，在军事上却唯有他是可以倚重之人了。经过几天的思考与准备，终于在25日离沪赴粤，29日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孙中山授他以海上指挥全权。
五 真理与信仰
蒋介石坚持自己是对的，23日到广州，准备离职回乡。孙中山闻讯到蒋住处挽留，蒋还是在当晚乘船挂冠而去。
在微雨后的黄昏，端纳漫步在南昌街头。行营重地，随处都是军警，安全可保无虞。
第二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蒋介石力主先回师讨伐陈炯明。他说：“自古以来，决无奸臣在朝，大将可以立功于外之事。先生如若北伐，必须除陈安内，方可对外行军。”22日晚，他又在三水谒见孙中山，再次晋谏，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先安后方而后出征。孙中山急于进行多年筹划的北伐，而未采纳。
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信步而行，他被回忆的纤丝细缕所缠绕，尽管他受着蒋氏夫妇的信赖和优待，尽管他性格散淡而不计名利，但他并不总是愉快的，他时常处在一种迷茫空虚和孤独中。他早已厌倦了国民党内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一种侨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感，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他的心。
1921年2月6日，蒋介石经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多次信电邀请并委任援桂中路军总指挥，始从家乡抵达广州，他去得非常勉强。他看到粤军主要将领间不和，自己处境窘困，于2月14日（只住了八天）便不辞而别，回家乡溪口闲居攻读。5月20日孙中山连发两电召请，他又勉强回到广州。5月25日，蒋介石以惦念母病为借口重又返回家乡。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9月13日，蒋介石又经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等多次信电相邀，将母装殓完毕，再从家乡回到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军事。
此时，有教堂悦耳的钟声传来，钟声徐缓悠扬、庄严而又亲切，他不由得循声走去，进入一个僻静的小巷。
蒋介石披衣走出户外，侍卫立即给他披上大氅。室外寒星闪烁，他瞩目南天，那里是他的发祥地广州，那里有他的黄埔军校，在那里，他誓师北伐。在他意敛心宁的瞩望之中，岁月已经流逝了漫长的十三年。
城市的暮色渐浓，暗蓝色的天幕柔和、明净，给人一种近乎玄妙之感。
但他又不能不自宽自慰：孙先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难道就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之人吗？孟轲的话是对的：“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股陡起的使命感使他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汉书有云：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我今年尚未衰而志已倦，岂不可耻可悲？
端纳知道，在他那张雪白台布罩起的小餐桌上，已经有晚餐恭候，但他不想回去，钟声给他一种圣灵庇护的福乐之感，他的灵魂似乎在钟声里徐徐升入天堂，去享受人间没有的安怡之乐。
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
端纳循着钟声，穿过狭窄的街道，去寻找在暮色苍茫中向他召唤的教堂。蜿蜒曲折的街巷显得格外幽静，在毗连的高高低低的房顶上，天空像闪光的河流平静地伸展到远方的大海。
两年后他不能不哀叹道：“新生活运动创始以来，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
他已经看到教堂里时隐时现的灯火，他刚要踏上整洁的台阶，忽然耳边响起嘶哑的咳嗽声，像幽灵似地从教堂旁边冒出一个黑影。他先看到一双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霭中像弯曲的铁钩要攫住他似的，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喊：
他也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可是预想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
“行行好吧，老爷！”
就在这年的春天（2月19日），他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拯救堕落了的国魂党魂军魂民魂，提高全民的素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总会长，由陈立夫、康濯、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任总干事。那时，他宣称“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用《管子·牧民》篇的“礼、义、廉、耻”为治国之纲。他的教导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古典式的：“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可以根本铲除“赤匪共逆”。实现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预想。
端纳不敢细察这个乞丐的脸，慌忙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他，那张纸钞（他不记得面值是多少）飘然落地。当那个乞丐俯身去拾时，又有一双小黑手向他伸来，依然是凄厉的喊叫：
蒋介石看到这些军令政令，心头总漾起一种忧戚之感。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军令政令没有多少人认真执行。雷声大雨点小这还算好的，很多事情是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已经是国民党官场中的突出特征，腐败的现象。
“行行善吧，老爷！”
蒋委员长令省府督导士绅回籍共勘要政。人才难得已成收复区严重问题，县长对服务地方绅士应加礼遇，并令各部队一体保护。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台阶，逃避魔鬼似的走进教堂，他并不吝惜第二张钞票，他感到在教堂门外集聚着乞丐，本身就是对仁慈的上帝的亵渎。就在他进门之时，他听到两个乞丐为抢夺那张飘落的钞票的撕打和诟骂声。
12月3日讯：
“弱肉强食！”端纳预感到后来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终会把那张钞票夺在手中。
顾主任视事后，将在南昌召开全省绥靖会议，电令各区司令参加，俾收集思广益之效，以便确定绥靖具体方案。顾主任日内即由吉安来省主持。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伸向袋内，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一张，以解决这场纷争。
又讯：
他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经过一处战乱摧毁的乡村，那本已破旧的房屋在燃烧中倾塌。衣不蔽体的饥民，满脸灰垢和泪水，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的怨愤之声，直达天庭。他，端纳，这样尽心尽力地为蒋氏夫妇出谋划策，致使连年战火遍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饿殍盈野，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纣为虐呢？端纳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寻求补救或赎罪，急忙又走下台阶，把第二张钞票塞给那个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头生怕再遭抢劫，只疑心地望了这位洋大人一眼，便转身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行营将赣闽两省划为十二个绥靖区（赣八闽四），每区设司令官一人，亦有兼设副司令者。闻各区司令官业已委定：孙连仲、张钫、赵观涛、罗卓英、陈继承、毛炳文、谭道源等为主任。李生达等为副司令官。又闻省绥靖公署设吉安，顾主任祝同今（30日）赴吉视察并布置绥靖事务，云。
这时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音乐之声，这宗教的音乐，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用优美的旋律编织成欢乐的花环，凭空撒下，飘落在端纳的心头。
11月30日讯：
与他所见过的大教堂相比，这个教堂未免太狭小太简陋了。祭坛上烛火闪耀，大约有十几个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祷。他记起童年时，初次被母亲带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所感到的好奇与惶惑。
“对苏维埃人员一律不杀！”“凡投诚者一律优待！”“实行耕者有其田！”“国军也主张分田地！”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总是一样的。
蒋介石看完，立即拿起电话，要侍从室主任通知各收复县区，对当地民众大力宣传，并亲自拟定了口号：
端纳并没有跪下，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此时，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地涌来。
蒋委员长以各县匪区次第收复，特令饬省府对于收复区招抚流亡，组织保甲，编查户口，以及救济、卫生各要政，必须同时推进，免剿匪部队有后顾之忧，而坚协从来归自拔之心。所以匪区官吏，务需随军前进，不准畏缩，并应随时派员考察各收复县区，民间财困尤应广为救济，以利政令推行，省府奉令后，此即分令饬遵云。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上帝面前忏悔还是辩解，他不能在这种梦幻似的境界中对现实生活作冷静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鲜空气，使自己清醒过来。
11月13日讯：
他从教堂走出来时，又有几个乞丐向他伸出手来。有的竟拦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哑的呼叫：
他又把目光投向收复区。他懂得占领虽然不易，征服却更加困难。但他所有的谋划及命令均在报纸上形象地反映出来：
“行行好吧，老爷！”
蒋介石当即令侍从室去电追查，毫无结果。今忽然又出现一军团数千向通道急窜。地方部队这种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冒功邀赏、弄虚作假、狡言诡行的作风，使他深感军队的腐败。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一时间忧心如焚。
“行行善吧，洋大人！”
东路军总部接粤电告：匪一军团在延寿悉数被歼灭，林彪被击毙。
他分不清这叫声是乞求还是诅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也分不清这些乞丐是可怜还是可恨，他也辨认不出其中有没有刚刚拿到他的钞票的两个人……
龙岩19日电：
“丑恶！丑恶！”他怒冲冲地冲出乞丐的重围。他听见背后扬起一片咒骂和狰狞的调笑声。
11月20日的《民国日报》曾有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原来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向是泾渭分明的。他本无非分的欲求，无须弃善行恶。可是，现在这忽然成了问题，自己也陷入善恶难分的魔潭之中。
蒋介石不耐烦看下去了，他弄不清其中有多少真情有多少虚报，但他知道肯定有假。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杀人如麻，谓之善，而北洋军阀却谓之恶；上海“四一二清党”，国民党谓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却谓之恶；在蒋介石征服各地方实力派时，互相争权夺利，使中国大地沉入战乱的血海，各认为自己是善而对方是恶；现在，蒋介石全力投入对共产党的作战，共产党谓之作恶，而蒋则认为行善。
朱毛股匪自全兴间及龙虎关一带被我湘桂军迭予痛击惨败后，该匪遂纷向桂湘边境逃窜。其主力分由靖边堡、长安营及龙胜、古宜西窜，其伪一军团残部人枪数千，经岩寨、木路口、临口、菁芜向通道急窜……
那么善恶的界限在哪里？
3日晨，伪一军团匪部约两团，又在西瓮绵亘山地，占领阵地，阻我追剿，复经我陶广师五旅及戴团痛击，纷向五排、梅溪口溃窜。
假如端纳知道毛泽东和罗自勉那场善恶之争时，他又作何感想？两个世界观人生观绝不相同的人，在善恶的思辨上是同工异曲还是殊途同归呢？
2日，枪匪两千余，在洛江占领阵地，阻我追剿，当经我李师攻剿击溃，匪向西延方向溃窜。
他，端纳，以多年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才华为蒋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职尽力，到底是在为善还是为恶？
11月30日夜，该匪大部窜集朱兰铺附近，经我李觉师将其击溃。该匪遂以伪第一、五两军团之各一部，人枪近万，在严家、白沙铺、余家之线占领阵地，顽强抵抗。本月（12月）1日，经我李觉师长指挥各部，奋勇攻剿，战至中刻，攻陷匪阵。匪大部向西延方向溃窜。一部被我截断歼灭之。
如果像国民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幸福，那么，他端纳就是在行善。
10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等率其伪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分为数股离巢西窜，11月2日至3日，窜抵汝城、热水、太平圩等处，经我陶广师痛击，该匪于十日窜抵宜章。经我王东原、陶广、陈光中各师暨湘东南各保安团，迭次追剿堵截，21日其先头部队窜到县城附近，主力由下灌、四眼桥继续向西急窜。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一部由兰山出永明，窜抵龙虎关、桂岑、东坡附近。大部约三四万人，27日越过四关，窜抵全县附近及文市，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江。
如果像共产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黑暗的地狱，那么，他端纳就是在作恶了。
第一部分是追剿概述：
端纳跟冯·赛克特有所不同。后者是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分子，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善恶的观念，只存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铁与血”实现他的信仰，不分是非。端纳是记者、编辑，他的财富是他的学问。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但他不是那种不问是非的死硬派。
此时，他感到无限凄凉和孤独。侍从副官又给他送来许多文电和报告，他心不在焉地接过去，好像无力摆脱压在心头的困扰，当他看到这是追剿军第一兵团的军事报告书时，才如梦方醒似地展开来：
端纳的思索很容易陷进自相矛盾中，如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善恶是非，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是非，那么，善恶是非的客观准则是什么呢？
于是，他又站起来，着了魔似地在室内来回走动。他不能老停留在刚才产生的那些思绪中。他盼望夫人和端纳快些到南昌来，他需要他们的慰藉与帮助。
蒋介石认为一切派别和各种势力都服从他才是善，而各派势力却认为是恶。如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们也想称王称霸，当他们的力量能够力挫群雄时，他们不也要消灭异己吗？那时，他们就跟蒋介石一样，把吞并异己统一中国谓之善了。
然而，基督精神却不能使他摆脱困境。他的灵魂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三民主义，还是希特勒尚未夺取政权时的那句口号对他更有振奋作用：“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端纳终于想到了立场问题。中国历史上讲春秋无义战，何止春秋时代？那只能各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团利益而奋战，各为其主，而无是非可言了！
他叹息了一声，两手捂着眼睛，“上帝佑护我！”他像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祷告了足有三分钟。
难道真无是非？他想起国民党杀进苏区时，见到一个个苏维埃政府门上贴着同一副对联：
“梧桐叶落秋已终”，冬天已经到了，严寒即将降临大地。他一时想不清这给追剿堵截部队带来的困难多还是给西征的红军带来的困难多。
豪绅不入地狱
他觉得全身寒冷，打铃要侍卫在壁炉里加柴，并收拾茶杯的碎片，屋子里一片寂静。秋风扫过窗外的梧桐，他听到最后几片黄叶随风飘落的沙沙声。
穷人难进天堂
“我生平每一次欢乐总得伴随着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也许就是命运法则。”蒋介石陷入宿命的思考，勾起他似乎已近忘却的许多回忆，然后袭来的是不可名状的内心空虚。
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共产党的是非。
假设可以有多种，既可以设想比现实好，也可以设想比现实坏，所以历史只承认现实，不承认假设。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进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进地狱。”那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拼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恨的异己，可恨的地方实力派：假设李宗仁、白崇禧不撤江防，把共军堵在湘江潇水之间，剿共形势就大不相同。可是蒋介石却忘了还有另外一种假设：如果红军不是战略上失误而及时跟福建革命政府携起手来，那么，他的第五次围剿也许早就告吹了，那么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就大不相同。
这也许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吧？
蒋介石的思路出现了转机，但又有一种比红军西渡更为深刻的忧虑又袭上心头：“我的心腹太少了，我的敌人太多了！如果不能消灭异己，什么事也干不成。”
那么，谁入地狱，谁入天堂，就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了。
“啊！不能同心努力，还能做成什么大事业呢？”蒋介石慢慢沉静下来，后悔刚才的冲动与失态。“也许是何健推卸扼守湘江不利的责任而诿过他人？白崇禧刚刚报来的战果难道全是假的？即使共军部分地渡过湘江，后果难道就那么严重？不，只不过增加了追剿堵截的时日而已。”
端纳又陷入弱肉强食的法则。
他忽然发现，多年来野心勃勃、殚精竭虑、刻意筹划、梦寐以求的统一中国的目标，原来是一场春梦中的太虚幻境，倏忽间感到疲惫，颓然坐到椅子里，似乎难以承受这一可怕的打击。
端纳的思索，不可能达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国的统治集团，善恶是非因人而异飘忽不定，像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一切道德、准则都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利益、权力、意志的表现。弱肉强食的法则，就是把残忍、疯狂、犯罪合理化、制度化的专制主义的法则。我去侵略别人，那是因为我有力量；我被别人侵略，那是因为我是弱者，并不是因为我的善良。
蒋介石早就对野心大、阴谋多、手段毒的桂系恨之入骨了，但他不得不容忍他们。现在，在历史最为紧要的生死关头，这些该杀的地方势力派，为了自身利益，放虎归山纵龙入海了。
端纳的思绪自然向叔本华和尼采倾斜过去：
景德镇出产的青花茶杯打在墙壁的柚木护板上。
叔本华认为：人的生活意志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利己主义，而永远得不到满足，以致人类历史是无止境的屠杀、掠夺和欺压，所以说人的生活意志是万恶之母、痛苦之源。
蒋介石深感万千努力因此毁于一旦，功败垂成，心痛欲裂，霎时间双瞳充血，怒火满腔。他猛然从安乐椅上跳起，汹涌在胸间的怨恨无处宣泄，身上每一组肌腱都在冲动中簌簌发抖。他的右手本能地一伸，疾电般地握起桌角上的水杯，像掷一颗无柄炸弹似地向墙角上掷去。那暴烈绝情的架势，似要把白崇禧炸个粉碎！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平常人只不过是“超人”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超人”有权统治和奴役“群氓”，“超人”为了夺取权力，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战争是自然规律。
何健对此连连叫苦，并推卸未能完成堵截任务的责任，说是桂军此举使湘军孤军为战，失去夹击之效。据飞机侦察，说“桂军不是在进击，而是在撤退”。
端纳按着这两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去剖析历次战争：“那些成十万百万死在战场的士兵是不是为某些‘超人’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呢？”
这个企图，蒋介石洞若观火。若是他处在桂军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干，甚至干得比白崇禧更狡猾。
他想是对的，蒋介石不正是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意志而驱使前线将士浴血搏斗吗？
李宗仁、白崇禧自感面临的局面十分严重：既要抵御共军入境，又要防备蒋军入侵。为了避免陷于两面受敌的局面，他们决定放弃堵截红军的计划，将原来已经部署于石塘圩南北地区的阵地放弃，命令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由石塘圩地区撤退到灌阳、新圩地区，占领侧面阵地，放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用嫁祸于人之法，把祸水引向湘、黔边境，让湘、黔地方部队去对付。而桂军则避红军之精锐击红军之惰归，只采取监视红军，截击红军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剿，以“别人拉网我捉鱼”的办法，把苦头让他人去吃，便宜自己来捡，把主要兵力放在抵抗蒋军进入桂境上。
目前的现实，似乎又不能完全印证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端纳又倾向于信仰的力量：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是基于三民主义革命的信仰，北伐后陷入争权夺利便是信仰的丧失，信仰的丧失便是革命性的丧失，也就是腐化的开始。
11月25日，红军在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疾进，前锋迫近桂境。李宗仁、白崇禧同时获悉蒋介石的跟追部队薛岳（第二路追剿军）周浑元（第三路追剿军）约十师之众，在红军后面尾随而来。又闻传言，蒋介石拟利用桂军与共军作战之时，趁机袭取广西。
共军之所以那样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求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对蒋介石不啻为一声惊雷，炸碎了他消灭红军于湘江、潇水之间的美梦。使他尤为愤恨的是，这次计划破产是由于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有意放弃堵截造成的。
“挽救国民党之法，唯有挽救信仰。”端纳仰起头来，看到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上方写着孙先生亲自手书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那么，蒋介石现在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统一中国，这跟“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
“都是一群喂不饱的狼！”他又恶狠狠地骂了一声，然后把何健的报告拧成一团，掷到废纸篓里。
[1]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5—27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并决定出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国民党三大，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用拳头擂着何健送来的密报，就像擂着白崇禧的额顶，心中升起不可遏止的怨恨，真想像五年前一样，对桂系地方势力派大张挞伐，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2] 尉缭，战国时代军事家，著有《尉缭》三十篇，列入兵形势家，今尚存二十四篇，称《尉缭子》。
一 “可恨的地方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