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法官说，“英格索尔。他是不是……”
马瑟谢德又尖刻、激烈地骂了起来。“当然喽。英格索尔·潘恩。所有那些我过去花功夫阅读的杂种。当时我还不如坐在一段木头上晒太阳。”
“当然。在那边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就在那条长凳上，你或许会看到那个写妇女小册子的人。如果他不在那里，他过一会儿应该在。”
“你是说你已经……”
法官坐着，身子前倾，双肘放在膝上，手指夹着那根没点着的烟。“那么你也适应，”他说，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那个人默默地看着他的侧面，“这个地方了。”
“哦，”马瑟谢德说，“我明白了。我现在知道你的想法了。”法官的注意力似乎都在烟上。“你也是想试试他们，是不是？去吧。我希望你比我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合你心意的东西。也许你会，因为你似乎不想知道太多，只想知道一点不能确定的新东西。这样，你可以从他们任何一个人那里获得许多那类的东西。”
“啊。”另一个人说。他做了个简单的手势。“适应了。”
“不。”法官平静的声音从他色泽灰暗的牙齿后面传出。接着，他的牙齿消失了，但他没有抬头看。他又认真地卷那根烟。“这里似乎人很多。”马瑟谢德这时收住了他暗淡、愤怒的眼神，开始一边品味着他那粗糙的牙龈，一边以推测的目光看着他。“我猜你在这里除了我，已经见过其他熟悉的脸了。甚至还有那些你只知道姓名的人的脸，是吧？”
法官没有抬头看。“你接受它了？你默认了？”他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烟。“但愿我能见到上帝，和他谈谈。”烟在他指间缓慢地转动。“也许我当时是在寻找他。也许我在读你的书，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一直是在寻找他。也许我是那么做的。”烟在缓慢地转动着。“我相信了你。相信了你的真诚。我说过，如果真理会被人发现的话，此人将会成为真理发现者中的一位。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而受了很多苦，那个伤口甚至会令智者迫不及待地四处求助。当时我有一个愚蠢的想法。你会是第一个笑话它的人，因为后来我自己就感到可笑。我当时想，也许会有一个来世，也许在通往虚无的路上会有一个小站，这样普通人就可以与你这样的值得信赖的人做短暂交谈，就可以听这样一个人亲口说这些话：‘有希望，’或者‘这不重要。’我对自己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寻找的不会是他，而会是英格索尔、潘恩或伏尔泰。”他看着烟。“你现在给我个话吧。对我随便说那两句话中的哪一句。我会相信的。”
马瑟谢德怒目注视着他。“寻找那个男孩。不可知论。”他咆哮着，“先看清事情的发展方向，然后再说‘是’或‘不是’。老天爷作证，我情愿认输，神圣地死去，让十英里内的每一个冲天叫喊的傻瓜围绕着……”
另一个人看了法官一会儿。然后他说：“为什么？为什么相信？”
法官垂下目光，嘴唇翕动了一下，使眼睛周围的皮肉皱了起来。他平静地说：“不。”
裹烟的纸松了。法官又认真地把它裹好。“跟你说，我有一个儿子。他是我这一姓与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我妻子死后只有我们俩一起生活，两个男人一家。跟你说，他的名字很好，我想要他具备男子气概，名副其实。他有一匹他一直骑着的矮马。我有一张他们俩的照片，把它用作了书签。看到这张照片，或悄悄地望着他们经过书房的窗户，我常想‘骑马者多有希望啊’；对于那匹矮马，我常想‘不会说话的牲口，你盲目地驮着多重的负担啊’。有一天，人们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他被发现倒挂在马镫子上，在地上拖着。到底是矮马踢了他，还是他掉下来时摔了头，我一直不知道。”
马瑟谢德又突然怒气冲冲地骂了起来。“我没有。我那只是自杀。”他瞪了法官一眼。“该死，我记得我拿起了手枪；我记得它贴在我耳朵上形成的那个冰凉的小圆圈；我记得我告诉扣动扳机的手指……”他瞪了法官一眼。“我以为那是我逃避那些传道士的一条途径，因为根据教会自己的标志……”他瞪了法官一眼，暗淡的目光里含着无奈与愤怒。“可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来这里找那个男孩。”
他把烟小心地放在身旁的长凳上，打开了公文包。他拿出一本书。“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他说，“我总是随身带一本书。我酷爱读书。正好我这一生举目无亲，因为我是我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人，也许是因为我身处民主党阵营却在共和党里任职。我是一个联邦政府的法官，却是来自密西西比地区。我妻子的父亲是共和党党员。”紧接着他补充道：“我认为共和党的宗旨最有利于国家。你不会相信这一事实，在过去十五年里，我的一位受过教育的伙伴一直是狂热的无神论者，几乎快变成文盲。他不但嘲弄一切逻辑和科学，还有着独特的体臭。和他在夏天那潮湿的下午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有时想，如果恢复信仰能驱除他对洗澡的偏见，我也算是有理由花那么大功夫了。”他从书里取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子。”
“是的。”法官说。他搓着烟，注视的目光轻柔而又戏谑。“可你还没告诉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听说你已经……”
另一个人看了看照片，没有动，没有伸手接它。发黄的褐色相纸上，一个十岁的男孩笔直地坐在矮马上，静穆而又高傲地看着他们。“他实际上总是骑着马。哪怕是去教堂（我那时按时去教堂。即使现在我也不时去）。我们不得不在马车里多带一个马夫去……”他看着照片，沉思着。“他母亲死后我没有再娶。我自己的母亲弱不禁风，是个病人。我能哄骗她。我姨妈们不在时，我能威逼她同意我赤脚到院子里去，两个家仆为我望风，见我姨妈来了就发信号。往家走时，我以为自己的男子气概成功地得到了证明。进了屋，见她在等我，然后就知道了，给我的脚带来快感的每一粒灰，都会使她少活一秒钟。昏暗中，我们像两个孩子一样坐在一起，她握着我的手，默默地哭着，直到我姨妈们拿着灯进来。‘哟，索菲亚。又哭了。这次又是什么让他把你给吓哭了？’我十四岁时她死了；我过了二十八岁才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娶了自己选择的姑娘；我三十七岁时儿子出生。”他看着照片，眼睛眯着，周围的脸皮形成两张小网，无数的线条像蚀刻的那么纤细。“他总是在骑马。所以就有他们俩的这张照片，因为他们分离不开。我用这张照片作书签，夹在记载他和我的十代祖先的那本印刷出来的美国编年史中。这样，随着书页的延续，我就好像能亲眼看到他活生生地骑马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先是他的鲜血和骨头，然后就变成他的躯体。”他拿着照片。另一只手捡起了烟。裹烟的纸又松开了。他夹住了它，抬起了手，然后就停在了那里，像是不敢再抬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说的话。我会相信的。”
“什么？”马瑟谢德问。他盯着法官，张着嘴。他把衣服里里外外找了一遍。猛烈的动作使他那把挂在腋窝处的大手枪的枪柄闪现了一下。“没有，”他说，“我没有。”
“去找你儿子，”另一个人说，“去找他。”
“你有火柴吗？”
这时，法官一动不动。他拿着照片，捻着烟，纹丝不动地坐着。他似乎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悬置状态。“还要找到他？还要找到他？”另一个人没有答话。法官转身看他，捻碎的烟像雨点一样无声地飘落到他洁净闪亮的鞋上。“那是你想说的话吗？我会相信的，我告诉你。”另一个体态难看、衣服灰暗、不爱活动、难以形容的人坐在那里，眼睛朝下。“喂，你不能就那么结束了。你不能。”
“省力！”马瑟谢德叫道。“老天爷作证，我……”他无力而又激烈地骂道。法官脸笑眼不笑。他再次把烟卷上。
人们不停地从他们面前的路上走过。一个带着一个孩子和一只篮子的妇女经过这里。她年纪很轻，披着一块朴素、拉绒的旧披肩。她把一张不算漂亮但活泼可爱的脸转向那个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人，并用亲切、平静的嗓音对他说话。随后，她亲切地看了看法官，执着的目光里没有强悍或怯弱，然后继续往前走。“喂。你不能。你不能。”然后，他的脸变得完全模糊了。说着说着话，他的脸就消失了；他以沉思和惊恐的语调重复着“不能。不能”。“不能。”他说。“你是说你不能给我任何的话？是说你不知道？是说你也不知道？就你，罗伯特·英格索尔？罗伯特·英格索尔？”另一个人没有动。“是罗伯特·英格索尔在对我说，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依靠着一根丝毫不比我结实的芦苇？”
“哦，”法官答道，“好吧，如果我还在我一开始认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上，我不会知道我是否在这里。但你是绝对不在这里，是吧？”马瑟谢德激烈地骂着。“是的，”法官说，“那时，我们下午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伏尔泰和英格索尔，从未想到我们会谈起这种问题，是吧？你呢，是无神论者，哪怕是看一眼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也会激怒你，而我却是从未偏离一点理性来接受你那省心省力的虚无主义理论。”
另一个人仍没有抬头。“你看见那个带着孩子刚走过去的妇女了。跟着她。观察她的脸。”
马瑟谢德的一只胳膊猛烈挥动了一下。“就是这里，老天爷作证！那些个传道士。那些个高喊耶稣者。”
“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一个……”法官看了看另一个人。“啊。我明白了。是的。我要看看那个孩子，我会发现伤疤。然后，我就观察那个妇女的脸。是那样吗？”另一个人没有回答。“那就是你的答复？你的最后一句话？”另一个人没有动弹。法官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往上的运动使他眼睛周围的皮肉皱了起来，就像绝望、忧伤的火焰在熄灭之前作最后的一蹿，在他的苦脸和坏牙上留下它临终的微光。他站起身，把照片放回公文包。“就是这个人说他曾是罗伯特·英格索尔。”他沉思着，牙齿以上的部分呈现出微笑，只有眼睛除外。“我寻找的不是证据。在所有人中，就我知道证据只是人们为了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极度的欲望和愚蠢有理而编造的谬论。我寻找的不是证据。”他把手杖和公文包夹在胳膊下面，又卷了一根细长的烟。“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不相信你是罗伯特·英格索尔。即使你是，我也无法知道。总之，无论是对还是错，一个人必须怀有某种不可缺少的稳定性，因为只有它才能允许他死。所以，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将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死亡的那一刻来临。然后，我就不再存在了。怎么样？不存在。存在。不存在。”
“这要看你说的‘他们’的所指和‘这里’的所指了。”
夹着那根没点燃的烟，他首先想到要往前走。可是他又停止了，低头看着那个孩子。孩子在路上坐在那个妇女的脚边，四周摆着铅制的小人，有的站着，有的倒着。篮子这时空了，翻倒在一旁。法官发现，那些小人是罗马士兵，被不同程度地肢解了——有的没头，有的没胳膊没腿——被散乱地摆在四周，或俯卧地上，仿佛在沉思默想，或仰卧在稀薄却神秘的灰尘中，以败兵的神秘目光仰望长空。孩子脚面的正中心各有一块小疤。他那只露在外面的手的手心里有第三块疤。当法官默默无语、目不转睛地俯身察看时，孩子把剩下的几个小人胡噜倒了，他又看到了第四块疤。孩子哭了起来。
马瑟谢德是个矮胖的男人，穿着一套搭配不当、满是油泥的衣服，肮脏的衣领上也没打领带。马瑟谢德看了他一眼，暗淡、困倦的目光里充满了强烈的愤恨。“那么，是他们带你来这里的，是吗？”
妇女“嘘”了一声，抬头看了一眼法官，然后跪下去把那些士兵扶起来。孩子不停地哭，有着一条条脏印的脸蛋结实、从容、冷静、无泪。“看哪！”妇女说，“看到了吧？这里！这里也有彼拉多！看哪！”孩子不哭了。他坐在灰里，用无泪的双眼看着那些士兵，表情像那些士兵一样神秘、超然、尊贵、冷淡。她把士兵胡噜倒了。“你瞧！”她用疼爱、快活的嗓音喊道，“看到了吧？”孩子坐了一会儿，然后哭了起来。她抱起他来，坐在长凳上，来回地摇着他，抬头看了一眼法官。“得啦，得啦，”她说，“得啦，得啦。”
“没错，”法官说，“是我。”随着催眠力的离去，他的脸又笼罩在困惑和谨慎的阴影之中。甚至在他自己听来，他的言词也像是出自白痴之口。“我还以为你死……”接着，他尽了最大努力，嗓音又变得轻微、戏谑和镇定，“噢哟？”
“他病了吗？”法官问。
“噢哟？”马瑟谢德说。
“啊，没有。他只是玩腻了他的玩具，孩子都会这样。”她摇着孩子，神情疼爱又漫不经心，“得啦，得啦。这位先生正看着你。”
“谢谢你，”法官答道，“我以后也许会采用你的建议。”他转身走了。然后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那个年轻人正看着入口。法官茫然地看着他，嘴唇翕动了一下。他转身接着走，然后又停下，呆住了。他的脸上全是震惊，变得像一副面具一样纹丝不动；那张敏感、无力的嘴，那对小巧的鼻孔，那双只有瞳孔或没有瞳孔的眼睛。他似乎丝毫也不能动了。这时，马瑟谢德扭头看到了他。刹那间，马瑟谢德暗淡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那短小、无牙的下巴剧烈地动了一下，开始持续下垂，最后停下了。
孩子不停地哭着。“他没别的玩具吗？”法官问。
另一个人在口袋里找了找。“没有。”他看了看法官。“在这里找他。”他说。
“啊，有的。多得天黑时我都不敢在屋里走动。但他最喜欢他的士兵。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位老先生，据说很有钱，把它们给了他。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先生，他的眼睛是鼓出来的，老人吃得太多就会这样；这我告诉他了。他有一个男仆拿着他的雨伞、大衣和船上用的毛毯。他有时在这里和我们坐上一个多小时，一边说话，一边吃力地呼吸着。他总是带着糖果什么的。”她低头看了看孩子，神情沉静。法官疑惑不解地站了起来，低头默默地看着孩子有疤的脏脚。妇女抬头看了一眼，又随着他的视线看去。“你是在看他的伤疤，想知道他是怎么得的它们，是吧？那是有一天别的孩子和他一起玩时造成的。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会伤害他。我猜想，他们和他一样吃惊。你知道孩子们过分安静时是怎么回事。”
“你有火柴吗？”他问。另一个人看了看他。法官举起了烟。“火柴。”
“是的，”法官说，“我也有一个儿子。”
这次法官真的笑了，但眼睛除外。另一个人看着他，那严重的忧虑这时掺入了轻微的好奇。“你是说你不信？”法官大声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掏出一个装烟丝的布袋，卷了一根细长的烟。他抬头看时，发现另一个人又在看入口处。法官停住了笑。
“你也有？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我们一定会很高兴看他玩我们的士兵。”
“在这里找他。”
法官的牙齿隐约闪现了一下。“恐怕他玩玩具太大了一点。”他从公文包里拿出照片，“这就是我儿子。”
“是的。他的年纪也该跟你差不多。他是十岁上死的。”
妇女接过照片。孩子不停地大声哭着。“哟，是霍华德。是啊，我们每天都看见他。他每天都骑马路过这里。有时他停下，让我们也骑马。我在旁边走，把他扶住了。”她补充道，同时抬头看了看。她把照片拿给孩子看。“看！看见霍华德骑他的矮马了吗？看见了吗？”孩子没有停住哭，他注视着照片，脸上一条条的泪和泥，神情超然，仿佛在同时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她还回了照片。“我猜你在找他。”
“哦。一个儿子。我明白了。”
“啊。”声音从法官那瞬间闪现的牙齿后面传出。他把照片小心地放回公文包，手指还夹着那根没点燃的烟。
法官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我来这里是为了逃避某个人，不是为了等待任何人。”他看了看另一个人。他脸上依然是一副苦笑。但他眼睛不在笑。“如果我是在等任何人，那也许是我儿子。”
妇女在长凳上挪动了一下，收拢起裙子，做出邀请的动作。“你不想坐下吗？你肯定会看到他路过这里。”
“我猜你也是在等你妻子，”他说，“希望你能等到她。希望你能。”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淡淡的绝望。“我猜她年纪大了，像你一样。一个人寻找和等待他或她与之携手到老的另一个人时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受，因为像我这样等待和寻找一个尚未嫁人的姑娘就已经够受的了。当然，我的情况可能是最难忍受的。你瞧，如果那事发生在第二天该多好——无论什么事也行。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想我也会因为那个孩子而不出来了。也许我只是在想象我的情况糟糕。它不可能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它一定不可能。我希望你等到她。”
法官又“啊”了一声。他用老年人模糊的眼睛疑惑地看了看她。“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他总是骑着同一匹矮马，你是这么说的吧？”
“什么？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道，神情茫然、紧张，又有点急切。法官挪开了视线。他额上因气愤和惊讶而起的皱纹松开了。他似乎是采取了迅速而审慎的行动将它从脸上除了去。他就像一个击剑外行，面对着某种不大可能发生的危机舞了一会儿剑，却握着剑突然发现危机就在面前。他神情警觉，迅速朝着入口凝望起来：他似乎在以一种平静而又强烈的专注默默地凝望着那些进入者的脸。他默默看了一周，视线又回到另一个人。那个年轻人仍然在注视他。
“当然，就是这样。”她看了看他，静穆而又诧异。
“那么你等在这里是要……”法官凝视着另一个人。他眯起双眼，目光锐利而严峻。他突然厉声说道：“废话。”
“那么你说那匹矮马有多大了？”
“没有。”另一个人看了看他。“你不认识她吗？”
“唔，我……它看上去大小正适合他。”
“你没撞着孩子吧？”
“那么你是说是匹年轻的矮马吗？”
“我不得不那么做。”年轻人看了看他，紧张而又忧虑。“当时我晚了，就开了快车。一个孩子跑到了马路上。我开得太快停不了，就不得不转弯。”
“唔……是的。是的。”她看着他，眼睛圆睁着。
“出了什么事，是吗？”
“啊。”声音又从法官那暗淡的牙齿后面传出。他小心地合上公文包。他从口袋里掏出半元钱。“也许他也玩腻了这些士兵。也许用这……”
“我妻子。确切地说，她还没成为我妻子。但婚礼本应是在中午举行。”
“谢谢你。”她说。她没有再看那块硬币。“你的脸如此忧伤。你瞧，当你以为你在笑时，它就更加忧伤。你不舒服吗？”她低头看了一眼他伸出的手，没有伸手去接那块硬币。“跟你说，他只会弄丢了它。而且它又是如此好看、光亮。等他大一点，能保管好小玩意儿时……跟你说，他现在太小了。”
“认识谁？”
“我明白了。”法官说。他把硬币放回口袋。“那么，我想我就——”
这时，另一个人看了看他。“是的。你没见过——但你不认识她。”
“你和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他总是路过这里。你会更快地见到他，如果他还是那样。”
“你在等什么人吗？”法官问。
“啊，”法官说，“骑着那匹矮马，同样一匹矮马。跟你说，照那样看来，那匹矮马就该有三十岁了。在我那个地方，那种矮马十八岁死，六年不能骑。那就是十二年前了。所以我还是走吧。”
“是的。”另一个人说。法官看了看他，发现是个年轻人，身穿寻常的、略带婚礼气味的晨礼服，正紧张、耐心地看着入口。
可是，这又是很不愉快的。而且这竟然会加倍地不愉快，一方面是因为那入口狭窄，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次他与大家一起走，而这次他必须贴着它费力地慢慢挪动。“但我至少知道我在往哪儿走，”他想着，头上戴着可折叠的帽子，胳膊上挎着手杖和公文包，“而这我以前好像不知道。”但他最后自由了。像以前下办公室楼梯常做的那样，他抬头看了看县政府办公大楼顶上的钟，发现整一小时过后晚饭才会准备好，邻居们才会注意到他像时钟一样路过。
一时间，他十分不快。他憎恶人群：那种转来转去、漫无目的、不急不躁的傻样儿，那种有活力的肉体与他的肉体的碰撞。但不一会儿，他就自由了，自由地站着，尽管仍有一点怒气和一点烦恼。带着正在消失的愤恨和厌恶，他回头看到那群人默默地聚集在入口处。等到他的厌恶消失，他的脸就会变得平静而理智，模糊而又执着地显示出，他的沉思默想没被扰乱，没被惊醒。因此，他就能以十分轻松、戏谑和平静的声调说：“他们好像有一大群。”
“我将有时间去墓地。”他想。看到地上新挖的坑，他恼怒地骂了一句，因为有些可恨的土块落在或被扔在旁边的大理石板上。“那个该死的佩蒂格鲁，”他说，“他本应该负责办好这件事。我告诉他我想要它们两个尽量靠近，但至少我认为他……”他跪下，想把落在石板上的土弄掉，但力不从心，只弄掉遮盖了部分文字的土。上方的文字是“霍华德·阿历森二世。一九〇三年四月三日。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下方的文字用的是朴实而又神秘的哥特体：“再见，小男孩。”把土弄掉后，他的手还在石板上移动着，抚摩着那些字母，表情疑惑、平静，像是在对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那个人说话：“跟你说，如果我相信我会再看到和摸到他，我就不会失去他。如果我没有失去他，我就不会拥有一个儿子。因为我之所以是我，是由于我经历了死别。我不知道过去的我或将来的我。但由于死亡，我知道现在的我。这就是理智能获得而肉体所渴求的所有的不朽。其他的一切都属于乡民和痴汉，因为他们对于儿子的爱决不可能达到可以失去他的地步。”他的脸碎成无数小块，流露出戏谑，他的手在那些无声的文字上轻轻地移动着。“不。我不要求那样。对我来说，能躺在他旁边就足够了。不错，我们之间会隔着一层土，而且他过了这二十年也已经变成了土。但有朝一日我也会变成土。于是——”他这时的语调坚定、平静，略带得意，“有谁能断言一定得由骨肉之网来保持爱心的形状呢？”
他立即就意识到他还穿着睡衣，便扣上了大衣。大衣是绒面呢的，黑色，过时但仍雅致，有着黑貂皮衣领。“至少他们没来得及把这种东西给我藏起来，”他烦躁而又气愤地想着，“如果现在还有我的……”他低头看了看脚。“啊。我似乎已经……”他看了看鞋。“这也还算幸运。”然后，短暂的惊讶也消退了，愤恨这时就有了扩散的空间。他碰了碰帽子，又摸了摸翻领。那朵茉莉在那儿。不管怎么说，虽然他像过去不得不做的那样骂杰克，但那个黑人决不会忘记任何一种应时开放的花。你总能在早上的咖啡盘里见到新开的、完美的鲜花。鲜花，还有那……他握住胳膊下方的乌木手杖，打开了公文包。两块新洗的手绢放在书的旁边。他拿了一块塞进胸前的口袋里，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克劳丽的尖叫声听不见了。
天这时晚了。“或许他们这时正在把时钟往后调。”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道路慢慢往家走。他没有听到本应听到的割草机声，可就在他对杰克生气的当儿，他注意到他门前的一队轿车，顿生一种急促感。但是一看到车队头里的那辆车，他就又骂了起来。“那个该死的佩蒂格鲁！我当着证人的面在我的遗嘱上签名时，曾对他说过，我不愿意脚冲前地被拉着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穿过杰弗生。还说过，如果不给我找两匹像样的马……我就会记着回来缠他，就像杰克会使我做的那样。”
“克劳丽！”他喊道，“停下！”她没停。她显然是既看不见又听不见。“你，杰克！”他冲着站在她身旁，手也放在床脚竖板上，脸朝下对着床，神情高深莫测的男黑人喊道：“把她领走！快！”见杰克也没动弹，他就愤怒地转向了皮博迪。“来呀！卢什！把这些该死的黑鬼从这儿赶走！”但皮博迪似乎也没听见他的话。法官看着他有条不紊地把听诊器折好放进箱里，在那个女人响彻房间的尖叫声中又凝视了他一会儿。随后，他扬手掀开毯子，起身下了床，怒气冲冲地快步离开了那间屋子，那所房子。
但他有了急促感和迫切感。他快步绕到后门（他注意到草坪刚被修剪整齐，像是那天干的），走了进去。接着他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听到了说话声；他正好来得及脱掉大衣和睡衣，把它们整齐地挂进壁橱里，穿过门厅走进新割的鲜花的芬芳和单调低沉的说话声里，快速地穿上衣服。它们刚被熨过，他的脸也刮过了。然而，它们属于他，所以没有熨斗能改变往日的那种熟悉的合身感。他十分热切地适应着衣服，就像他在冬夜使四肢适应铺盖一样。
果然，他的思想还没有结束，皮博迪就拿掉了听筒。可是，他刚如释重负似的叹了口气，把身子放回靠垫里，其中的一个黑人，是个妇女，就突然尖声大叫起来，使他猛地从床上坐起，双手捂着耳朵。那个女黑人站在床脚处，一双又长又灵活的黑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床脚竖板上，眼睛往头颅里翻着，露出许多眼白，嘴巴大张着，发出连绵不断的女高音，像高音调风琴的声音那样圆润，像汽笛那样具有震裂墙壁的力量。
“啊，”他对那个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人说，“这终究是最好的。老人只有穿上自己的衣服才自在；他知道他的老想法和老信念，老手和老脚、老肘、老膝、老肩穿上会合身。”
但最糟糕的是听诊器那又硬又凉的小听筒，甚至比那裸露的、长满细软的灰毛的胸膛遭受蹂躏更为糟糕。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令他轻松。他以含有担忧与嘲弄的幽默想着：“至少身边没有大声嚷嚷的女人烦我，否则就倒霉了，她们结婚或离婚都免不了大声嚷嚷。如果他只是把这该死的小玩具听筒拿掉，让我的黑鬼去干活——”
这时光线消失了，一个静默、微弱、谦恭、空洞的声音在瞬息间将被杀花朵的可怕、阴惨的气味压到他身上；同时，他意识到那低沉的嗓音已经停止。“也在我自己的屋里，”他想，等待那花的气味消散，“可我一次也没想到去注意一下谁在说话，他停止时也没注意。”接着，他听到或感到周围有谦恭的拖脚走动的声音，而他躺在封闭的黑暗中，像老人睡觉那样把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睡在那里，等待着那一刻。它到了。当最后一次彻底的呼吸倒空了他身体的警觉时，他仿佛在刹那间从睡乡的入口看了一下四周，平静地说了一句，就像他每天晚上躺在孤寂、安静的屋里所做的那样，声调响亮、戏谑、幽默、温和：“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可以开始了。”
听诊器那坚硬的圆听筒贴在他裸露的胸上，冰凉冰凉的，很不舒服。房间很大，呈正方形，有一张胡桃木质、样式陈旧的床。这张床起初是他一个人睡的，后来成了他的婚床。他儿子就是在这张床上被怀上，出生，最后衣冠整齐地躺在上面等待入殓。这所他熟悉的已经六十五年的房子虽然普通、安静、孤寂、气味与其主人一样，却似乎挤满了人，尽管这里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有卢西斯·皮博迪，他这时本应在城里行医，还有两个黑人，一个可能在厨房里，另一个可能在草坪上的割草机旁，正装模作样地干活，挣着他们到了星期六傍晚就期待着发放的工钱。
（刘建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