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种性格的人身上，恐惧难以摆脱，不可避免，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去认识它的本质，尽量不让它完全控制我。如果我正处在愤怒情绪中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可以问自己：“所以你害怕的是什么？”这给了我一个位置来旁观自己的怒火，有时还能帮我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
多数情况下，比起自尊，我的怒火与负面情绪关系更大：嫉妒、憎恨、恐惧。
嫉妒多数时候将其肮脏的黄绿色鼻子刺入我的作家生活。我嫉妒那些乘着赞美的翅膀飞向成功的作家，我对他们，对那些赞美他们的人横眉怒目——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的写作。我想踢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明明才华横溢，不伪装也能大获成功，却还是喜欢伪装，喜欢装腔作势。对詹姆斯·乔伊斯源源不绝的过高评价让我牙痒痒。对菲利普·罗斯的神化让我勃然大怒。但是，只有在我不喜欢他们所写的东西时，上述所有嫉妒的怒火才会燃烧。如果我喜欢一个作家的文章，对那个作家的赞美会让我开心。我可以阅读无休止赞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章，一篇有关若泽·萨拉马戈的好文章能让我愉快一整天。所以，很显然，我愤怒的原因并非嫉妒或羡慕，而是恐惧——又是恐惧。我生怕若海明威、乔伊斯和罗斯真是最伟大的作家，那么我身为作家就永远不可能变得优秀或得到很高评价——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或取悦他们能取悦的那些读者与评论家。
就像我的姑奶奶贝茜说起那位怠慢她的女士时那样：“我可怜她的低劣品位。”
其中循环论证的愚蠢不言而喻，但我的不安全感无法消除。幸运的是，它只在我阅读不喜欢的作家时才会运转，从不在我真正写作时发生。每当我忙着写故事，没什么能比其他人的故事、地位、成功离我更遥远的了。
然而结果往往都是误会一场，别人并非有意不尊重我，或只是我将笨拙误认为轻视。再说了，哪怕就是有意为之的，又能怎样呢？
怒火与憎恨的关联必定非常复杂，我完全不懂，但恐惧似乎又参与其中。如果你不害怕让你感到威胁或不快的某个人、某件事，那你往往可以鄙视它、无视它，甚至忘却它。
在寻找自身怒火的正面来源或积极因素时，我意识到了一个：自尊。当被忽视或被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会登时暴怒并发动攻击，当时当场。我对此毫无内疚。
如果你怕它，就必须恨它。我猜憎恨是用怒火来当燃料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喜欢这么想。
也许问题在于：受到威胁时，我们拔出怒火这一武器，然后威胁过去，或烟消云散。但武器还在我们手里。武器是诱人的，甚至有成瘾性，它承诺我们力量、安全、支配地位……
不过，我从中得到的似乎是一个普遍观念，即愤怒与恐惧有关。
当然，怒火的爆发可以净化灵魂，清新空气。但是悉心照料并滋养的怒火开始表现得像被压抑的怒火：它开始用报复心、恶意、不信任来毒化空气，繁殖怨恨与不满，无休止地苦思怨恨的缘由与不满的正义。在恰当的时刻，指向真正目标的一次简短、公开的怒火表达行之有效——怒火是一把好武器。但武器只适用于危急关头，也只在那时才合理。每天晚上在餐桌边怒气冲冲地威胁家人，或者用发脾气来解决究竟看哪个电视频道的争执，又或者是被挡在人家车后，于是就以一百三十千米的时速右侧超车，同时大喊“去你妈的！”，以此表达被挡路的懊恼，没什么能为这些行为辩护。
我的恐惧可以归结为是对不安全（好像有人永远安全似的）及失控（好像我从没失控过似的）的恐惧。对于不安全和失控的恐惧会表现为怒火吗，还是以怒火作为对恐惧的否认？
我们希望女性面对不公的怒火被视为美德，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表达，若是如此会怎样？
临床抑郁症的一个观点认为，抑郁症源自被压抑的怒火。怒火或许转而攻击自我，因为恐惧——害怕受伤、害怕造成伤害——阻止了怒火转向点燃它的人或情况。
我很清楚，如果无限压抑怒火，就会损害或侵蚀灵魂。但是我不清楚，从长远看来，怒火有多少用。个人的怒火应当被鼓励吗？
如果是这样，难怪有那么多人会抑郁，也难怪其中有那么多女性。他们怀抱未引爆的炸弹在生活。
我一直在谈论的对象或可被称为公共怒火、政治怒火。但我继续将这一主题作为个人经验来思考：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我发现这个话题很麻烦，我虽然想自视为拥有强烈情感但本性平和的女性，却不得不意识到怒火常常激发我的行动与思考，我常常沉溺在怒火之中。
那你要如何解除这枚炸弹，或者你可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安全引爆它，甚至让它派上用场呢？
个人的怒火
有一次，一个心理学家告知我的母亲，不应在含怒时惩罚孩子。他说，为了让惩罚起作用，必须冷静进行，明确且理智地向孩子解释惩罚他的缘由。永远不要在愤怒时打孩子，他说。
怒火一旦继续烧下去，越过了有用的范畴，就会变得不公，继而变得危险。为了发火而发火，重视怒火本身，怒火便失去了目标。它不再助燃积极的行动主义，而是为倒退、着魔、复仇、自以为是煽风点火。怒火蚕食自身，这种腐蚀剂终将同时摧毁宿主。过去几年里，美国政治中反动右翼的种族主义、厌女和反理性主义就是怒火破坏力的可怕展示，这股怒火由仇恨蓄意滋养，并被鼓动用于控制思想，被利用用于控制言行。希望我们的国家能从这场自我放纵的愤怒狂欢中存活下来。
“听起来很对，”母亲对我说，“但后来我想，他是不是让我在不生气的时候打孩子？”
如果珍视自由的女性再一次被拖回公然反抗压迫的处境，被迫保护自己免受不公正法律的新一轮戕害，我们也将不得不再一次拿起愤怒作为武器：但目前为时尚早，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将我们推向那一刻。
母亲说这话的背景是这样，我女儿卡罗琳是个甜美亲人的两岁小姑娘，我们一家人正围坐在父母家房子外的露台上，她走向我，迟疑地仰头冲我微笑，然后用力咬了我的腿。
怒火有力地指向了对权利的否认，但是对权利的行使却不能依赖怒火而生存壮大。它依靠的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我挥起左臂，反手向外甩去，像打飞苍蝇一样把她打开了。她没受伤，只是大吃了一惊。
诚然，它可能会遭受挫败，但只要我们这些支持它的人坚守立场，就永远不会一败涂地。
之后当然有很多眼泪、很多拥抱、很多安慰。双方都没有道歉。后来我才对打了她感到内疚。“真是太糟糕了，”我对妈妈说，“我想都没想！就那么揍了她！”
在堕胎权问题上，这一点显而易见。维权者坚定的非暴力抗议直面反对者的咆哮、威胁和暴力。反对者最欢迎的就是暴力回馈。如果NARAL（美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像茶党运动的发言人一样发泄愤怒，如果诊所挥舞枪支来保护自己免受武装示威者的攻击，那么最高法院的堕胎权利反对者就不必像现在这样费尽心思逐步推翻罗诉韦德案。这项诉讼案肯定早就一败涂地了。
那时妈妈才把心理学家跟她说过的话告诉我。她说：“你弟弟克里夫顿两岁的时候咬了我。而且他一直咬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为不该惩罚他。最终我炸了，扇了他一巴掌。他很惊讶，和卡罗琳一样。我觉得他甚至都没哭过。他不再咬人了。”
或许，可以用幼儿教育来替代战场这一比喻，如果说女性主义是个小婴儿，唯有通过发火、使性子、手舞足蹈、发泄情绪才能让人关注到她的需求和不满，现在她已跨越了这个阶段。为了性别权利，现在很难证明单纯的怒火仍是称手的工具。义愤依旧是面对侮辱和不尊重的正确反应，但在当前的道德环境中，坚定、果决、忠于道德的态度与行动似乎最为有效。
如果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哎呀呀，谢谢啊，老板。也谢谢你给的肺癌。
在我认识的人的生活中，我目睹深深的愤怒与深受压抑的愤怒怎样严重损害了健康。它源自痛苦，也制造痛苦。
极右翼喜欢以战争角度看待一切。如果你以这种视角来看1960年至1990年的女性主义，或许会说结果真的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输掉的一方反而得到了很多。如今，公然的男性主导地位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税后薪资的性别差距多少有所缩小；有更多女性进入某些职业中的高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体系里；在一定的限制和特定情况下，女孩可以毫无风险地表现出傲慢，女性可以毫无风险地假设自己与男性平等。就像那个老掉牙的广告里，自以为是的笨蛋美人吸着烟说，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宝贝。
也许我们的文学和电影中持续存在的“残酷狂欢”，是试图通过表达怒火、象征性地发泄怒火来摆脱被压抑的怒火。
那些认为男性主导地位重要且必要的人害怕女性的反抗，因此害怕女性的怒火——他们一眼便知晓那是武器。来自他们的反击刻不容缓且都在预料之中。那些将人权视为男性专属权利的人会给每一位为正义发声的女性贴上憎恨男性、焚烧胸罩、偏激泼妇的标签。仗着诸多媒体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成功地贬低了“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这两个词，将它们与偏狭联系在一起，几乎达到让这两个词毫无价值的程度，甚至今天依然如此。
一直踢所有人的屁股！折磨那些折磨人的人！描述每一种极致的痛苦！一遍一遍炸毁万物！
激发对不公的反抗，怒火或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我认为它是一种武器，是只在战斗和自卫时有用的工具。
这种模拟或者“虚拟”暴力的狂欢是否缓解了怒火呢，还是让引发怒火的恐惧与痛苦的内在负担更为沉重了？对我而言，是后者。它让我恶心，令我恐惧。无差别地指向所有人与事的怒火，就像拿着自动步枪扫射幼儿园孩子的人，这是徒劳无益、孩子气、精神病式的愤怒。我无法视它为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假装的生活。
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我们是在告诉那些相信自己应当耐心忍受侮辱、伤害和虐待的女性，她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怒。我们正在唤醒人们去感受并看到不公，感受并看到女性所遭受的系统性虐待，感受并看到对女性人权的轻视，为自己和他人去愤慨、去拒绝。清楚表达出来的义愤是对不公正的恰当回应。义愤从愤慨中汲取力量，愤慨从气愤中汲取力量。如果说有过一段怒火中烧的时期，当时就是那样。
你听到我语气中的怒火了吗？放纵的怒火会点燃愤怒。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觉悟提升的时期，我们对愤怒、对女性的愤怒小题大做。我们赞美并将它树为一种美德。我们学会了炫耀愤怒，表演愤怒，扮演复仇女神。
然而，压抑的怒火会滋生怒火。
义愤填膺
用怒火助燃一些事而不是对其施加伤害，将怒火从憎恨、报复、自以为是中疏导出去，让它服务于创造力和同情心，可怎样才能做到呢？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