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聚集在门厅里，围在卡特尔女士身边，喝着从机器里买来的装在聚苯乙烯的杯子里的咖啡，尽管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咖啡因。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
“那个，他同意马耶夫斯基先生离婚，这正是我们所要求的。”卡特尔女士喜笑颜开地说。她已脱去黑外套，在她那英国玫瑰的腋窝下有一圈汗渍。
***
“那钱呢？”薇拉问。
是我的想象呢，还是法官那谜一样的脸上的确露出了一丝释然的微笑？随后他站起身（我们都站了起来），迈着穿着又黑又亮、碾过烟蒂的皮鞋的双脚，不声不响地走过蓝色地毯，走出门去。
“他未做判决，因为没人提出来。”
他说完话，法庭里一片寂静。我们像是被施了魔法似的坐在那里，就如同那冗长难解的宣判词对整个法庭施了魔咒一般。低低的太阳将一缕斜晖透过高窗投射进来，照在法官航空式眼镜的金丝边框上和他的银发上，使他像个天使般闪闪发光。随后，寂静的魔法被一声很大的咕噜声所打破。那是父亲，他用吸管吸完了最后一点苹果汁。
“你是说……”
传达员打开门，我们都被召进法庭。几分钟后，法官回来了。气氛紧张得让人难以忍受。法官落了座，清了清喉咙，欢迎我们回来。然后他宣读了自己的判决。他说了大约十分钟，发音清晰，字斟句酌，每当说到“离婚案原告”“裁决”“申请”“救济”这些字眼时，都会略作停顿。出庭律师的眉头舒展开来。我相信自己注意到了卡特尔女士的嘴角动了动。我们其余人都一脸茫然地看着——就连离婚专家太太也一样。我们对他说的话根本连一个字都听不懂。
“通常而言，离婚的同时会签署有关经济方面的协议，但既然她没有出庭，也就没谁为她争取。”她竭力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卡特尔女士和父亲一起等在里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盥洗室，现在他情绪很是激动，摇摆于希望（“法官会判给她两千英镑，我会归于安宁，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失望（“我会卖掉全部家当，进养老院”）之间。卡特尔女士尽量地安慰着他。当我把苹果汁递给他时，她长出了一口气。他用吸管的尖部将盒上的锡箔捅开，贪恋地吸了起来。随后薇拉回来了，坐在父亲的另一边。“嘘，嘘！”她说，试图让父亲把吱吱作响的吮吸声放轻点。他不理她。突然，就在最后一刻，斯坦尼斯拉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满头大汗。他去哪儿啦？
“但斯坦尼斯拉夫是怎么回事？”我仍然不放心。
现在我意识到，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我连忙走回来，途经报摊时，停下来买了盒带吸管的苹果汁。我抄近路穿过停车场，从法院的后面向它走去。此处有个存放垃圾箱的隔断，它的后墙上挂着架金属防火梯。在左侧二楼的位置上，我可以认出身穿时尚的桃色套装的薇拉的身影，她正斜靠在栏杆上吞云吐雾。她旁边还有个人，一个穿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他正悄悄地用脚碾灭香烟。等我走近点时，我看到他就是那个法官。
“一次很好的尝试。但这需要正式的行为，加上正确的陈述。我认为保罗正在给斯坦尼斯拉夫解释此事。”
路边稍远处有个报摊，我正朝它走去时，突然瞥见斯坦尼斯拉夫消失在街角。他似乎很急的样子。我不假思索地悄悄经过报摊，赶到街角，看他往哪里去。斯坦尼斯拉夫已经差不多走到路的尽头了。他过了马路左转，径直穿过大教堂周围的场地。我跟上去。现在我不得不跑步追赶，因为他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等到了那里，我看到有条窄巷通往一些商店的后面，然后通向一排迷宫般的破烂的连排房屋。我不知道城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斯坦尼斯拉夫连影儿都不见了。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觉得自己相当愚蠢。难道他知道我在跟踪他？
那个年轻的出庭律师已经脱去了假发和法袍，正坐在角落里的斯坦尼斯拉夫的身边，一只胳膊揽着他的肩膀。斯坦尼斯拉夫哭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薇拉匆匆走出去抽烟。法院是禁烟场所，但如大多数此类建筑一样，它的外面有处可扔烟蒂的区域，虽无正式许可，吸烟者还是可在此聚集。父亲不想喝咖啡，而要苹果汁。法院里哪儿都没有苹果汁，所以我走到外面，看是否能在附近的小店里找到一盒。
父亲一直在心情迫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这会儿他欢天喜地地拍手称快。
“谢谢你，年轻人。你完成了你母亲交给你的任务。让一个年轻人在法庭上大声说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做得好。现在，去坐下来吧。”他转向我们其余的人，“我们是否该休庭一小时？那里有个咖啡机，我相信，是在门厅里。”
“什么也没得到！哈哈哈！太贪婪了！什么也没得到！英国法官是世界上最好的！”
啊！法庭里一阵屏声静气的沉默。卡特尔女士闭起了眼，仿佛是在祈祷。薇拉神经质地扯着一粒乌龟壳纽扣。就连爸爸也呆若木鸡。最后，法官终于开了口。
“但是……！”卡特尔女士竖起手指发出警告，“但是她还是能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赡养费。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也许向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更合常情，假如她知道谁是父亲的话。还有，假如……假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等着。她恢复了镇定，“假如她能找到代理律师的话！”
“关于钱。”斯坦尼斯拉夫低语道，“她说那不够。她说他不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她说我必须来找你，多要些钱。”他的声音很痛苦，眼睛里有了一抹泪光，“我们需要钱，你看，先生，为了孩子。为了马耶夫斯基的孩子。我们还没有住的地方。我们需要回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离婚专家太太问，“她不是有律师吗？”
“请继续说，”法官说，“是什么不同意见？”
“你知道，”卡特尔女士说，“我本不该告诉你的，但在彼得伯勒这么个小城，法律界的人都相互认识。”她停顿了一下，露齿而笑，“而且，到目前，无人不知瓦伦蒂娜。她几乎把城里的事务所都走遍了。大家全都受够她了，还有她那些荒唐的要求。她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她满脑子以为自己理所当然该分到一半的房产，除此以外的什么话她都听不进去。然后她坚持认为她理当得到法律援助，为她在法庭上争取财产——如此倨傲地穿着皮大衣到处乱逛，一副渔夫老婆的做派，要这要那的。还全指望法律援助。法规是相当严格的，你们知道。一些事务所会为此做点努力，如果能从中盈利的话。但假如他们没按她说的去做，她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这必定是当我们提出两千英镑的和解费时所发生的事。我敢打赌，她的律师建议她接受这数目。”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会接受的。”
我左侧传来一声很大的咳嗽声。卡特尔女士把脸埋进了手帕里。
“但法官不可能知道这点啊。”
“谢谢。”法官说。他做了些笔记，“现在，”他转向斯坦尼斯拉夫说，“你解释了你母亲为什么没来法庭的原因，但不是为什么你母亲没有出庭的原因。她没有辩护律师，或是诉状律师吗？”斯坦尼斯拉夫犹豫起来，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法官让他大声点。“有不同意见，”斯坦尼斯拉夫说，“跟那个律师。”他脸色血红。
“我想他判断得出来。”卡特尔女士轻笑着说，“他不傻。”
“曾经有个提议，”他说，“如果做了亲子鉴定，证明孩子是他的，就支付两万英镑。但这提议被拒绝了。对方提出了一个更低的数额，没有亲子鉴定的条件。这提议被马耶夫斯基先生拒绝了。”
“强健！……”薇拉喃喃地说，目光迷离。
“请坐下，小姐……呃……太太……呃……”法官说。他的眼睛与薇拉的碰到了一起，并注视了它们一会儿。是因为激动地发烧，还是我真的看到她脸红了？随后她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卡特尔女士急速而潦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把它递给出庭律师，他立即举步上前。
***
“不！不！”薇拉跳起身说，“那不是我父亲的宝宝！那是通奸的结果！”她的眼睛在喷火。
在经过法院的那番激动之后，等我们回家时，房子里显得冷清而阴暗。冰箱里没吃的，暖气也关掉了。脏锅、脏盘子和脏杯子堆在水槽里，还有更多的盘子和杯子堆在桌子上，甚至没有放到水槽里去。还是没有杜波夫的影子。
“我母亲在医院。”斯坦尼斯拉夫说，“她在那里生宝宝。是马耶夫斯基先生的宝宝。”他露出他那有酒窝的豁牙笑容。
父亲的精神一进家门就变得萎靡了。
“让这个年轻人说话。现在，年轻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母亲没有出庭吗？”
“我们不能把他独自留在这里。”我对薇拉耳语道，“你今晚能留下来陪他吗？我不能再旷一天工了。”
父亲的律师跳起身，但法官做手势让他坐下。
“我也这样想。”她叹息道。
“我代表母亲来此发言。”
“谢谢，姐。”
法官一直等到斯坦尼斯拉夫镇静下来，然后请他走到法官席位边。
“没事儿。”
卡特尔女士向他投去恳求的眼神。
当父亲听说了这个安排时，他短暂地抗议了一下，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情况必须加以改变。等薇拉出去买东西时，我陪他一起坐在前屋。
“请坐下，马耶夫斯基先生。”法官说。
“爸爸，我要去找个长者住屋。你不能独自住在这儿。”
“是为了他！全是为了他！因为她说他是个天才，必须接受牛津剑桥教育！”
“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不要长者住屋。不要老人院。”
他把自己收拾一新，穿着校服，头发用水梳得油亮。他拿着个文件夹，在他进门之时它突然打开了。在他摸索着捡拾文件时，我瞥见了我父亲的情诗及其孩子气的翻译的复印件。我父亲跳起脚，指着斯坦尼斯拉夫说：
“爸爸，这房子你住着太大了。你没法让它保持干净。你支付不起暖气费。在长者住屋，你会有间自己的小公寓。还有个管理员来照顾你。”
他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法庭门外出现了一阵骚动。门开了一条缝，传达员把脑袋探进来，对法官说了些什么，法官点了点头。然后门豁然洞开，走进法庭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管理员！呸！”他举起手，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娜杰日达，今天在法院，英国法官说我可以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现在你说我不能住在这儿。我必须再上趟法院吗？”
出庭律师站起身，解释了离婚理由，据他所知，离婚并未遭到反对。他请法官留意结婚时的氛围，详述了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以及我父亲在丧亲之后的哀伤状态。他提到一系列的联络人。法官做着笔记，在他的航空式金丝边眼镜后显得高深莫测。出庭律师现在说起一些有关强制令的细节，以及接下来的违令行为。我父亲使劲地点着头，当律师说到前院中的两辆车所造成的痛苦时，父亲叫道：“对！对！我卡在篱笆上了！”律师在重述我父亲的故事时使用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技巧，把他说成了英雄式人物，比他自己的讲述要强多了。
“别傻了，爸爸，听我说。”我把一只手搁在他手上，“最好现在搬，趁你还能在你自己的公寓里打理一切，你有自己的门，可以用自己的钥匙锁起来，这样你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你有自己的厨房，可以做自己想吃的东西。你有自己的卧室，别人谁都不能进去。还有你自己的私人浴室和盥洗室，就在卧室旁边。”
接下来，卡特尔女士和那位出庭律师回来了，传达员带我们进入法庭，与此同时，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在法官的席位上坐了下来，他有着银灰色的头发，戴副航空式金丝边眼镜。还是没有瓦伦蒂娜或她的律师的踪影。
“哼。”
“我认为它是胭脂虫的一种。”他说。
“我们会把这房子卖给好人家，把钱存在银行，利息足够用来付房租了。”
现在来了个戴假发穿法袍的年轻人。这将是我父亲的出庭律师。卡特尔女士介绍了我们。我们一一握手，而我立即就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想知道，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的年轻人？他在法院的制服下显得默默无闻。他的举止敏捷欢快。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查过法官的名字，他的名声是“强健的”。他跟卡特尔女士消失进了里面的房间，薇拉、爸爸和我独自留了下来。薇拉和我不断朝门的方向看，想知道瓦伦蒂娜何时到达。杜波夫昨晚没回家，今天早晨父亲几乎干脆拒绝前来彼得伯勒，当时的场面很是尴尬。我们很担心一旦见到她后，会对他的决定有何影响。薇拉忍受不了紧张的心情，匆匆走到外面去抽烟。我留下来坐在父亲身边，拉着他的手。父亲正在潜心观察一只棕色的小虫，它在一株盆栽植物的茎上跌跌撞撞地爬着。
“哼。”
我们全都紧张得要命。
我可以看出，在我说话时，他的脸色松动了。
薇拉、爸爸、卡特尔女士和我坐在法院外指定给我们使用的很小的等候区域里。薇拉穿了件淡桃色精羊毛绉绸套装，上面缀着乌龟壳制成的扣子，这听上去挺可怕，看上去却漂亮得令人瞠目。我穿着出席上次听证会时穿的外套和裤子。卡特尔女士穿的是黑西装白裤子。父亲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和同一件白衬衣，从上往下数的第二粒扣子是用黑麻线缝上去的。衬衣最上面的纽扣不见了，领子用一条古怪的芥菜色领带拢在一起。
“你想住在哪儿呢？你想留在这里，靠近彼得伯勒，好离朋友和乌克兰人俱乐部近些吗？”
相对于十一月而言，天气暖和得不可思议。法院是座低矮的现代建筑，有着高大的窗户和桃花心木的嵌板，它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这阳光有种棱角鲜明的水晶般的质感，使得一切都似乎既尖利又虚幻，如同在电影里一般。厚厚的蓝色地毯消弭了脚步声和说话声。空气是经空调加热过的，有点太暖和了些，还有种上光蜡的味道。就连盆里的盆栽植物都绿得有点过头，不像是真的似的。
他一脸的茫然。有朋友的是母亲。他有的是崇高的理想。
***
“还是你想搬到剑桥来，这样可以离我和迈克近些？”
“说不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沉默。
“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劳拉？”
“OK，就这样，我在剑桥找找，这样你能离我和迈克近些。我们也能够常去看你。”
是卡特尔女士标准的英国玫瑰的口音里带有点神经质的颤抖，还是我自己的神经在跟我玩把戏？
“嗯。OK。”
“我猜我们得一路走到底了，看看法院会怎么判。”
他坐进朝着窗户的扶手椅，把头仰靠在一只靠垫上，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暗影渐渐覆盖越来越黑的田野。太阳已经落山，但我没有拉上窗帘。暮色渗入了房间。
离法庭听证会只有一天了，还是没有从瓦伦蒂娜的律师那边传来的有关两千英镑提议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