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该同她谈？这事跟她绝对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的眼睛重新调整了焦距。他的下颌抽搐起来。他被吓住了。
“爸爸，你有没有就与鲍勃·特纳的这笔交易同薇拉谈过？我想她会非常不安的。”
“薇拉在担心你。我俩都答应过妈妈要好好照顾你。”
我的柏拉图式的对话没能走多远，于是我换了种态度。我求助于大姐头的精神威慑力。
“她只会把我往死里照顾。”
“为什么？”一丝自得的微笑，“为什么不呢？”
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水煮胡萝卜的颗粒在屋内四处飞溅，落在了墙上。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可是，爸爸，你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鲍勃·特纳要为你的归化入籍付钱？”
在童年时代的阴暗王国中，我姐姐是高高在上的女王，我父亲是被放逐的王位觊觎者。很久以前，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战。时间过去了太久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冲突是为了什么，而他们可能也早已忘记了。我父亲做出了战术上的撤退，退入自己的领地，这领地由车库，他那些用铝合金、橡胶和木头组合起来的构件，他的咳嗽和他的崇高理想组成。他会时不时地发起反扑，对我姐姐发起气势汹汹的突然袭击，而等她离开家后，袭击的对象就成了我。
当他娶她时。
“爸爸，你怎么老是说薇拉的坏话？你们两个为什么总是吵个不停？为什么你们……”
“顺便说一句，他为我的归化入籍付了钱，”他咕哝着说，“所以当我娶她时，我会是个英籍人士。”
我犹豫着没有说出“仇恨”这个词。这字太狠了，太不能挽回了。我父亲又开始咳嗽起来。
“这种关系当然没有结束，爸爸。难道你看不出别人在利用你吗？”我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但他根本没在听。他的眼中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已经变成了个八十四岁的少年人，只听得见自己愿意听的话。
“你了解这个薇拉……她的脾气太可怕了。你该看看她是怎么纠缠柳德米拉的——你必须把遗产都留给外孙女儿，你必须立个遗嘱附件。一直纠缠，就连她弥留之时都不停止。她太看重钱了。现在，她又想让我也立那样的遗嘱，将遗产分给三个外孙女。但是我说不。你怎么想的？”
“啊，是的。是有种关系。他甚至有娶她的可能，但他妻子是不会与他离婚的。当然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认为你应该将遗产对半分。”我说，我不会中他的圈套的。
“那么你觉得他与瓦伦蒂娜是什么关系？”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但我正试图引导他通过一种柏拉图式的对话去看清事情的真相。
哈！这么说大姐头还在为了遗产玩诡计——尽管能分的只有这所房子和他的退休金债券。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的话。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有种感觉，过去发生过某种可怕的事，没人会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即使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还是个小毛孩：太过年轻，所以无法理解。我相信他说的关于她获取遗嘱附件的事是真的。但现在他耍的是另一个把戏，想把我拉拢到他那一边，反对我姐姐。
我父亲解释说，鲍勃·特纳是瓦伦蒂娜在塞尔比的叔叔的朋友。他在塞尔比有座房子，他和妻子住在那里，在彼得伯勒的房子是他母亲的，他就把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安置在那儿。
“假如我立个遗嘱，等我死时，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和米哈伊尔，你觉得怎样？”他说，突然变得神智清楚起来。
“啊。那是鲍勃·特纳。一个很体面的人，顺便说一句。一个土木工程师。”
“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将财产对半分。”
“那么那个褐色头发的人是谁啊？就是那个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的人，他对你可真是粗鲁。”
“假如你这样说的话。”他恼怒地叹了口气。我拒绝被耍。
他很清楚，但他不想说。
他偏向于我，这让我暗自得意，但我得小心谨慎。他太反复无常了。曾经，很久以前，我是爸爸的乖女儿、轻摩实习生、学徒工程师。我努力回想着我曾经爱着他的时候的事情。
“喔。也许吧。我不清楚。”
有段时间，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轻型摩托车的后座上——“小心啊，卡廖沙！”母亲会喊——然后我们在长而直的沼泽地小路上咆哮前行。他拥有的第一辆车是250cc的弗朗西斯·巴内特，是他用废旧零件重装的，每个零件都是用手清洗并复位。然后是一辆通体闪着黑色光芒的350cc的文森特，然后是一辆500cc的诺顿。我过去常常像念咒语一样背诵这些名字。我还记得当我听到道路尽头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时，我是怎样扑向窗子的，随后，他会走进屋来，风尘仆仆，戴着护目镜和老式的俄国皮制航空帽，说：“谁想来骑摩托？”
“那么她有何计划？她会回英国吗？”保持距离的明智语气。
“我！我！带上我！”
“是的。她现在一直留在那里。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顺便说一句。理工学院院长。”
但那是在他发现我没有工程学方面的天赋之前的事了。
“她现在在哪儿？她跟丈夫言归于好了吗？”
***
“收到过，她写过信。她很好。”
午饭过后，父亲打起盹来，我乘机找出园林剪，打算到花园剪几枝玫瑰拿到母亲坟上去。天一直在下雨，花园里有股生根发芽的味道——一种野性的、无序的生长。红玫瑰枝枝蔓蔓地攀上了我家与邻居家间的篱笆，挣扎着从盘旋缠绕的杂草中露出头来；在小茴香和欧芹曾经不请自来落地生根的地方，荨麻正在抽枝发芽。母亲种在小路边的薰衣草丛已经长高了，花茎稀疏而纤细。花圃中，罂粟和耧斗菜沙沙作响的褐色种球与兰柳挤作一堆，贪婪地将枝丫伸向她曾喂给它们的那堆“巧克力”。唉，她会叹息着说，花园里总有干不完的事。总有什么在生长，也总有什么要被割掉。人连半会子工夫也歇不下来。
“你收到过瓦伦蒂娜的信吗，爸爸？”（闲聊天的交谈语气。）
坟地也一样，是个生死相并的处所。一只花斑猫已经在此画地为疆，正巡视着将墓园与玉米地分隔开来的树篱。一对画眉鸟在一处新坟上啄食着土里的虫子。在她的坟墓后面，又出现了五处新坟，也就是说，自打她死后，村子里又死了五个人。我读着这些新坟的墓碑。至亲至爱的……妈妈……悲伤地与生命告别……安息在基督身边……在永恒中……有只鼹鼠一直在跟埋葬虫一起忙碌着，地上时不时地冒出堆土来。母亲坟上有个鼹鼠洞。我愿意相信，那只胖头胖脑、皮毛黑亮的鼹鼠会在黑暗的地下温暖舒适地偎在她身边。在她的葬礼上，牧师说她去了天堂，但她知道，她将来此，进入地下，成为蠕虫的餐点。（千万别伤害一只虫子，娜杰日达，它是园丁的朋友。）
几周后，当迈克、父亲和我坐在父亲家中吃午餐时，我又旧话重提。火腿罐头，水煮土豆，水煮胡萝卜。他的日常饮食。他怀着骄傲为我们准备了这些。
母亲洞晓生死。有一次，她从市场上买了只死兔子回家，在案板上剥去皮，掏出内脏。她掏出它那红彤彤、血淋淋的内脏，将一只麦管插入气管，往兔子的肺里吹气。我看着兔子的肺就那样一起一伏，不由瞪大了眼睛。
“所以你看，我就指望你啦，娜杰日达。”大姐头说。
“瞧啊，娜杰日达，这就是呼吸。我们有呼吸，就说明我们活着。”
然后她打电话给位于基辅的英国使馆。一个口音独特的年轻人用沉闷无趣的声音告诉她，瓦伦蒂娜的签证已经得到批准。在她的申请里没有什么表明她应当遭到拒签。但对于以下问题该怎么办……？薇拉列出了她在信里指出的问题。那年轻人从电话那头送来个类似于耸肩的声响。
另一次，她买回一只活鸡。她把它带到后花园，将挣扎着想要逃脱的鸡夹在膝间，倏地一下就扭断了它的脖子，手法干净利落。那鸡抽搐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她拿旅游签证来到此地。这是她的第二次旅游签证。她一直在非法打工。她儿子在一家英国中学注了册。三周前，她的签证即将到期，于是她打起了结婚的鬼主意。她企图嫁给马耶夫斯基先生，以便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就是这样死的。”
我姐姐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要把事情形诸文字。如果被我父亲知道了，他决不会原谅她，一如他以前决不宽恕她的任何行为，于是她写了封匿名信：
无论是兔子还是鸡，都被加上大蒜、青葱和花园里种的各种香草炖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等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后，骨头又用来烧了汤。物尽其用，无一浪费。
我夹在两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和她的——之间无所适从。我一生都得面对这种局面。
***
“但他是那么意志坚决。我不敢肯定我们能够阻止得了……”
墓园里那株野生樱桃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可我越是努力地回想过去，就越是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故事。我小时候，母亲常会给我讲些家族的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美好的。姐姐也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妈妈，哥萨克）加坏人（爸爸，共产党）的那一套。薇拉的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起承转合，并且是非分明。有时，父亲也给我讲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我更愿意听妈妈和姐姐的故事。
“真是的，娜杰日达，你太容易受骗上当了。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类人。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经济移民。随你叫他们什么。能最终找到这里的总是那些最坚定不移、最冷酷无情的人，随后，当他们发现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时，他们就会走向犯罪。如果她来并且住下来，难道你看不出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她从乌克兰回来。”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一段时光，我和姐姐彼此相爱，爸爸和我彼此相爱。也许竟然还有一段时光，爸爸和姐姐也彼此相爱——我记不得了。我们都爱妈妈，而她也爱我们大家。我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手里紧紧抓着只小花猫，它的照片现在还搁在壁炉架上。我们说的话跟邻居迥异，吃着跟邻居不一样的食物，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去打扰任何人，我们总是循规蹈矩，这样秘密警察就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
“但是，薇拉，我觉得他是来真的了——关于她。而假如她使他幸福……”
有时候，小小的我会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楼梯的上方，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爸妈在楼下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捕捉到只字片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语调的急促。有时，当我走进某个房间，注意到他们的语气突然变了，脸上暂时浮出了笑容。
“我的天啊，他真是个白痴啊！”当我对她说起瓦伦蒂娜和装钱的信封时，她惊叫道，“我们得阻止他。”大姐头一如既往地斩钉截铁。
他们是在谈论另一段时光、另一个国家吗？他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与我的童年时代之间的事情——某种可怕到务必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知道得把此事告诉薇拉，但有什么东西让我踌躇不前。每当我给父亲或姐姐打电话，都像在穿越一道桥梁，在桥这一头的世界里，我是个肩负责任和义务，并有一定权利的成年人，但在桥的另一头，却是我的儿童时代，我任由其他人的意愿所摆布，而对他们的意愿，我既无法控制，又不能理解。大姐头是那个朦胧不清的世界的绝对君王。她的统治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怜悯。
姐姐比我大十岁，一只脚已经踏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说起这些事情时，总是低声地交头接耳，从不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她知道大人的那些可怕的秘密，光是听说它们就吓得她心惊肉跳。
我不能肯定瓦伦蒂娜在什么时候给我父亲灌了迷魂汤，让他把钱交出来，但她最终得到了那笔钱。
既然母亲已经去世了，大姐头就成了家庭档案保管员、故事讲述人、叙事监管者，正是这些东西定义着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高高在上，让我既妒且恨。我想，这一次，我要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