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米哈伊尔，”他的声音里有了种掏心掏肺的、男人对男人说话的语调，“孩子只能有一个母亲，但男人可以有许多情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同意吗？”
迈克咕哝着一些外交辞令。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迈克的回答，但只听到模糊不清的嘟囔声。
“假如我能够拯救哪怕一个人——一个人——出此可怕境遇，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件有德之举吗？”
“我能理解薇拉和娜迪娅的不快。她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一旦她们发现瓦伦蒂娜是多么美丽的女人，她们就会接受她的。（噢，我们会吗？）当然，当我最初认识我的第一位妻子柳德米拉时，她也是漂亮的，当时她还很年轻。我也救了她，你知道。有几个男孩想偷她的溜冰鞋，他们围攻她，我挺身而出，为她主持了公道。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没错，充当女人的护花使者是男人的本能。（哎呀，饶了我吧！）如今，对于这位瓦伦蒂娜，又是个恳求我的帮助的美丽女人。我怎么能够路见不平，掉头而去？”
他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贴了张欧洲地图。俄国和德国的版图上画满了条条杠杠，用笔如此之重，以至于纸张都被刺穿了。纳粹党徽、帝国之鹰、镰刀和斧头等粗拙的图案上覆满了愤怒狂躁的涂抹笔触。随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渐渐达于高潮，我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并颤抖起来。
他开始讲述他把她从何种恐怖中拯救出来的故事。有关乌克兰社会的传言是，商店里没有食物。唯一的粮食是人们在自家地里种的——就像过去一个样，人们说。乌克兰货币已经跌到了谷底，而且每天还在继续下跌。哈尔科夫（Kharkiv）爆发了霍乱。白喉正在席卷顿巴斯（Donbass）。在日托米尔（Zhitomir），一位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歹徒攻击，被切掉了手指，只为抢走她的金戒指。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切尔诺贝利周边森林里的树木遭到砍伐，被做成具有放射性的家具卖到了全国各地，于是人们在自己家中也会被辐射。在顿涅茨克（Donetsk），十四名矿工死于一场地下大爆炸。在敖德萨（Odessa），一个男人在火车站被捕，警察发现他的手提箱里有一块铀。在利沃夫（Lviv），有个年轻女子宣称自己是基督再世，妖言惑众说世界将会在六个月之后毁灭。比法律和秩序的外在崩塌更糟的是理智和道德原则的崩塌。一些人求助于古老的教堂，但更多的人求助于他们从西方引进的新兴的幻想教堂，或是求助于占卜者、千年至福说、突发横财的幻想、自我鞭笞者。谁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是相信谁。
“在这美丽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是场可怕的悲剧。恶魔已经吞吃了她的心脏。”
“假如我能拯救哪怕一个人……”
在相邻的房间里，迈克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眼睛半睁着，手里端着杯李子酒，脸上竭力保持着倾听的表情，而我父亲则在说着什么，声音单调沉闷。
“够了，行行好吧！”我把抹布掷向他。湿淋淋的抹布落在他膝上，“爸爸，你在这里就没让自己陷入过意识形态的困境中吗？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
我抓起抹布开始清理污垢。所有物体的表面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黏糊糊的褐色斑点溅得到处都是。书籍无处不在：历史、传记、宇宙学，有些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在前厅的桌子上我发现了几张纸，上面是他纤细执拗如大钉似的笔迹，还有许多增加和涂改的痕迹。我看手写体的乌克兰语很费劲，但从文字的排列方式来看，我敢说那是首诗。我父亲在十四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是首关于一座于1927年在第聂伯河上兴建的水利发电站的颂歌。在基辅接受工程师培训时，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的乌克兰诗人圈子，这个圈子已被视为非法，因为当时正在强制推行俄语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我很高兴他还在写诗。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将那些纸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桌子擦干净。
“哦哦。”他捡起抹布，心不在焉地用它擦了擦额头，“哦哦。”
“有时也做。”他在闪烁其词。
我意识到，关于瓦伦蒂娜的这件事其实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
“瓦伦蒂娜给你做饭吗？”我问。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见她？”
“你应该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爸爸。”我说。他满足于只吃花椰菜和胡萝卜。他不再吃冻豌豆和蚕豆——它们让他咳嗽。
“等上完她那一班后，她会来这儿的，大约五点钟。”我父亲说，“我有东西要给她。”他伸手去拿放在餐柜上的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显然塞着些文件。
我有些担心——吃这么多罐头对身体能有好处吗？他会不会饮食失衡啊？我检查了一下他冰箱和食物储藏室的内容，有牛奶、奶酪、燕麦片、面包和大量的罐头。除了东芝苹果和一些锈斑点点的香蕉，没有其他新鲜水果和蔬菜。但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开始开列购物清单。
“那么我何不乘机抽空去给你买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等她回来后一起喝茶。”兴高采烈、通情达理的语气。英国人的语气。将我与所有的痛苦和疯狂隔离开来。
然而，我父亲却显得精神十足。他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已经大部分变成了银色，而且稀少了许多，如今已经长长了，被扎在脑后。他的肤色红润，似乎结实了些，有几颗斑点，仿佛他一直在院子里待着似的。他的双眼放光。他招待我们吃了午餐——鱼罐头，西红柿罐头，黑面包，然后是东芝苹果。这是他的独家特供——从花园里摘来的苹果，去皮，剁碎，放入耐热玻璃盘中，在微波炉（东芝牌）中烹制至黏稠坚硬。由于对自己的发明引以为傲，他不断地给我们添啊添啊添的，还给了我们一些带回家。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在瓦伦蒂娜工作的那家养老院外停下车。我母亲临死前曾在这家养老院里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我把车停在外面的路上，然后没有走前门，而是绕到一侧，从厨房的窗户向里望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搅拌炉子上的什么东西。这是她吗？厨房旁边是餐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正聚在那里喝茶。几个神情厌倦的少年穿着充当围裙的罩衫，推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四处走动着。还有一些人拿着装有食物的盘子，但他们离得太远，看不清楚。现在，一些人正从前门出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是工作人员还是来探望老人的亲属？无论如何，我在找什么？我在找某个像我父亲描述的人——一个金发碧眼、胸脯丰满的美妇人。这里没人像她。
我们刚刚在一点之前赶到，希望能逮到她，但她已经出去了。家里显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母亲活着时，家里总是摆着鲜花，桌上铺着桌布，锅里炖着美味佳肴。现在，鲜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过的杯子，成摞的报纸、书籍，以及还没扔掉的东西。桌面裸露在外，是暗褐色塑料贴面，胡乱铺着报纸，上面是大块的走了味的面包和等着人扔掉的苹果皮。还有股哈喇油的难闻气味。
我到家时，父亲正处于痛苦状态中。她打电话来说，她不来了。她要直接回家。明天她要回乌克兰。他必须在她走之前见见她。他必须把礼物给她。
“好吧。成。我会告诉瓦伦蒂娜的。”
那个信封没有封口，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几张纸，纸上是同样难以辨认的笔迹，还有一些钞票。我看不出有多少。我腾地火了起来。我的眼前一片血红。
“星期天。我们会来吃午餐，大约一点钟。”
“爸爸，你为什么要给她钱？你的养老金都不够养活你自己。”
“唔。得。那很好。你们什么时候来？”
“娜杰日达，这绝对不关你的事。为什么你对我处理我自己的钱这么不安呢？你是觉得没有钱留给你了吧，啊？”
“爸爸，迈克这周末有几天假。我们何不来看看你呢？”我父亲欣赏我丈夫。他可以同他谈论拖拉机和飞机。
“你就看不出她在骗你吗，爸爸？我觉得我应该叫警察。”
“啊。是啊，是啊。”
他屏住了呼吸。他怕警察，怕当地市政厅，就连每天都会在前门露面的那个穿制服的邮差他都怕。我把他吓住了。
“嗨，爸爸。是我，娜杰日达。”（他知道是我，但我想让自己听上去友好些。）
“娜杰日达，你为什么这么冷酷？我怎么养了这么个铁石心肠的怪物？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他说的是‘向’）见到你了。你不是我女儿！”他猛地咳嗽起来。他的瞳孔在放大。他的嘴唇上挂着几滴口水。
几天后，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我换了个策略。
“哎哟，别再演戏了，爸爸。你以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还记得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你认为我太过左倾了。”
他挂了电话。他在隐瞒什么。
“就连列宁也写道：左派共产主义是幼稚的。”（咳嗽咳嗽。）“幼稚病。”
“不，这不是关键。娜杰日达，我们最好别再说这事了。再见。”
“你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你说‘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可是，瞧啊，我还在这儿。还在忍受你的胡言乱语。”
“那么，我可以在那之后见她。等她下班后。”
“你过去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你们所有那些个打着愚蠢旗帜和横幅的学生革命者。你知道托洛茨基干了什么？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用的是什么手段？你知道吗？托洛茨基是个怪物，比列宁还坏。比薇拉还坏。”
“她得工作。”
“爸爸，就算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的——你这么对自己女儿说话也是不好的。”
“在我听来，她不怎么害羞。我们可以讨论叔本华和尼采。”（哈哈。）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种伤害所带来的震惊——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它其实与政治无关，它关乎意愿——他的意愿与我的完全相背：他身为父亲对我发号施令的权利。
“她很害羞。”
迈克出来做和事佬了。
“可我会说乌克兰语啊。”
“得了，尼古拉，我肯定你不是那个意思。得了，娜杰日达，没必要再翻旧账啦。你俩都坐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事。”
“她不会说英语。”
他擅长此道。
他犹豫起来。他一下子想不出借口。
我父亲坐下来。他的身体在哆嗦，他的牙关紧咬。我从儿童时代就记得这副模样，我真想给他一拳，或是远远地逃开。
“为什么不可能？”
“尼古拉，我觉得娜杰日达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帮她来英国是一回事，但如果她向你要钱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不要。这绝对不可能。”
“那是给她买票的钱。假如她要回来，她就得有钱买票。”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来见见瓦伦蒂娜呢？”
“但假如她真的在乎你的话，在她走之前，她就会来看你，不是吗？她会想来跟你告别。”迈克说。
我给父亲打电话。
我一言不发。我置身事外。让这个傻老头儿下地狱去吧。
“你必须会会她，提醒她靠边站。”
“喔。也许是这样。”
“可是，薇拉……”
我父亲显得很不安。不错。让他不安好了。
“别那么荒谬了。她当然不能使他幸福。我们谁都看得出来她所追求的是什么。说真的，娜杰日达，为什么你总是站在罪犯一边……”
“我是说，你被她所吸引，这可以理解，尼古拉。”迈克说，（这是什么话？可以理解？过后我们得谈谈这事。）“但我认为有点令人怀疑的是，假如她真的想嫁给你的话，她为什么不想见你的任何家人？”
“但假如她能使他幸福……”
“喔。”我父亲没有像对我那样与迈克争执。迈克是个男人，因此必须报以尊重。
“噢，天啊，娜杰日达。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我们得阻止她。”
“她不是一直在工作吗，她挣的钱是怎么用的？用那些钱买票应该足够了。”
我头脑混乱地宽容大度，薇拉则毫不妥协。我举棋不定，她则果敢坚决。
“她有债要还。假如我不给她买票的钱，也许她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还有我写给她的几首诗。我想让她读一下。”我意识到，而且迈克也同时意识到，他彻底坠入了爱河。这个愚蠢的大傻瓜。
***
“那么，她在彼得伯勒住在哪里？”迈克问，“也许我们可以去拜访她。”他现在像我一样担心起来。也许还被激起了好奇心。
我苦恼焦虑。我好奇得要命。于是我将两年的怨恨搁在一边，给我姐姐打了个电话。
我们挤进汽车，我们全部三个人。父亲穿上了他最好的外套，将牛皮信封塞进里面的贴胸口袋里。他指引我们来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些红砖排屋旁的狭窄街道上。我们在一栋房子外停下车，这房子有个三柱门，一条凹凸不平的沥青石子路通向门口。我父亲一闪身就下了车，急匆匆地顺着小径走去，把信封紧紧抓在身前。
没错，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还有另外的结婚候补计划，我父亲说。通过一个居家看护机构，她结识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在一场车祸后完全瘫痪了。他，顺便提一句（爸爸说），是个体面的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过去是位教师。她一直在照看他——洗澡，喂饭，如厕。假如她作为我父亲的未婚妻遭拒的话，她就将安排作为一位“换工”被邀请回来照看这位年轻人。这种工作在移民条例中依旧是允许的。在她得到允许作为“换工”留居期间，他将爱上她，而她将嫁给他。这样，她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将得到保障。但这对于可怜的瓦伦蒂娜来说无疑是终身劳役，因为他完全得依赖她，一天二十四小时，而我父亲的要求却很少。（爸爸说。）我父亲知道这一切，因为她已经邀请他去过她工作的那家人家，还给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你看他像什么样？”她对我父亲说，“我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当然她只会用乌克兰语说这话。）不行，我父亲希望把她从那终身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将做出牺牲，亲自娶她。
我平心静气地看了他一会儿。他看上去是那么衰老，腰弯得那么厉害，步态是那么蹒跚，这让我大为震惊。但他的眼神明亮激动。他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回应。他再按门铃。然后再按了一次。然后再按。一次比一次时间长。过了好一会儿，随着一声刺耳的响声，一扇上下推拉窗打开了。我父亲满怀渴望地抬头望去。他举起了那个信封。他的手在颤抖。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期望看到一位长着硕乳的美丽的金发女郎，但是，从窗子里伸出来的是个男人的脑袋。他四十来岁，毛茸茸的褐色头发，穿着白衬衫，领口敞开着。
“可是，爸爸，”我说，“你读过律师的信啊。他们也许不允许她回来。难道她就不能嫁给其他的人，一个稍微年轻些的人？”
“滚开，行吗？给我滚开！”
我注意到“我”已经变成了“我们”。我意识到，这个计划酝酿已久，只是到了最后几个阶段才让我知晓。如果她必须返回乌克兰，他就会给她写信，她将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回来。
我父亲一言不发。他用颤抖的手送出那只信封。
“这个么，假如她不得不回去，那么我们就等她回来时再结婚。对此我们绝无异议。”
那个褐色头发的男人睬都不睬那信封一眼。
“但是如果她的签证三周后到期，听上去好像你已经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巴不得。）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吗？先是律师的信，然后在她上班时纠缠她，现在又跟到家里来了。你让她很不安。现在马上给我滚，别来打扰她！”他恶狠狠地关上了窗子。
“她丈夫在乌克兰。是非常聪明的类型，顺便提一句。理工学院的院长。我跟他通过信——甚至还跟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说，瓦伦蒂娜将会是个出色的妻子。”他的声音里有种扬扬得意的轻快调子。那位不久就将成为前夫的人会将离婚文件传真给伦敦的乌克兰大使馆。与此同时，我父亲会为婚礼做准备。
我父亲似乎在原地缩成了一个小点。迈克揽住他的肩，把他领回汽车边。我们回到家时，他还几乎无法说话。
“你是说她是有夫之妇？”
迈克说：“我觉得你从那里逃出来真是幸运，尼古拉。你何不明天把钱再存回银行，然后忘掉她呢。”
“而她还必须从丈夫那儿拿到离婚文件。”
我父亲木然地点点头。
然而有个问题。她的旅行签证三周后到期，父亲解释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到家了？”他问迈克。
他又来这一套了。
“不，不，”迈克说，“任何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都会失去理智。”他捕捉到我的眼睛，于是向我抱歉地笑了笑。
“唔。随便你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假如我能拯救一个可爱的人……”
我父亲略微高兴了一点儿。他的大丈夫气没有受损。
“爸爸，乌克兰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它现在大不相同了。人也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歌唱——只唱伏特加之歌。人们只对购物感兴趣。西方的商品。时尚。电器。美国的商标品牌。”
“那么，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说得很对。”
我探访过乌克兰。我看到的是水泥房屋的街区，还有河流中的死鱼。
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告过别，准备长途驾车回剑桥去。当我们正往外走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听到我父亲用乌克兰语在交谈。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他的语调让我有些怀疑——一种踌躇的、温和的语调。我想我该停下来，听一听，干涉一下，但我累了，我想回家。
现在，我看到他的精力全都重新指向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他们将成为他的替代家庭。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这语言是如此之美，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诗人。风景是如此美丽——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蓝漆的木屋，金色的麦田，银色的白桦林，缓缓流淌的宽广河流。用不着回到乌克兰老家，乌克兰将来到他的家。
“你知道那信封里有多少钱吗？”迈克问。
这不是他第一次怀有拯救穷苦的乌克兰大众的幻想。他曾有过一个计划，想追踪已经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家族成员，把他们全都带到彼得伯勒来。他给全乌克兰的市政厅和乡村邮政局写信。回信雪片般飞来，那些言语支吾的“亲戚们”都想让他兑现他的建议。母亲坚决制止了这一切。
我们行驶在暮色中，离家还有一半的路程，一面讨论着当天的事情。
我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可以看出，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显得那么活跃和兴奋。
“我看到有一叠很厚的钞票。也许有一百英镑，我猜。”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要结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碰巧注意到最上面的钞票是一张五十英镑的。如果你到银行去取钱，他们通常不会给你五十英镑的钞票。他们给你十英镑或二十英镑的。除非你要取很多钱。”道路曲折，他因全神贯注而皱着眉头，“我想也许我们得弄清楚。”他一个急刹车，将车停在一个村庄的红色电话亭外。我看到他摸索硬币，拨号，交谈，往电话机里填硬币，继续交谈。然后他回到车上。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一千八百英镑。”
“我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又不是？”怒气在我的喉咙里蹿动着。我竭尽全力，以保持我声音的悦耳动听。
“在信封里。一千八百英镑。可怜的老家伙。”
“啊。是的，不是。”
“可怜的老傻瓜。那一定是他全部的存款。”
我的胃因恐惧而紧缩起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想把这场婚姻进行下去，而我不得不接受并忍耐它。
“很显然瓦伦蒂娜给他打了电话，试图让他把钱存进她的户头。”
“那么，你可以说，你认为结婚根本不是个好主意。难道你不能这么说吗？”
“那么她对读他的诗歌没什么兴趣喽？”（哈哈。）
“这个，我能说什么？”他声音里有一丝无奈，仿佛他已经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缴械投降了。
“他说他明天会把钱重新存进银行。”
“那你呢？你是怎么说的？”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调。
我们继续往前开。这是周日的傍晚，路上看不到其他车辆。
“唔。”
夜幕现在已经降临，太阳隐没到了云层后面，几道夕阳的余晖发出奇异的光芒，横过天际。我们将车窗摇下，乡村的味道扑面而来——山楂树、峨参、青贮饲料。
“可是她所相信的是错的，爸爸。错的。”
我们到家时已大约十点。迈克又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从电话分机上听着他们的交谈。
“读了。没有。不过，她还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她所相信的。”
“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安全到家了，尼古拉。你确定明天能去银行吗？一想到你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过夜，我就很不安。你能把它放在其他安全些的地方吗？”
“但是难道你没读律师的信吗？”
“是的……不……”我父亲被弄得焦虑不安起来，“假如我干脆把它给了她呢？”
“她说什么？那个……”又是一阵咳嗽声，“她说法律不可能把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分开。”
“尼古拉，我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存进银行，就像你说过的那样。”
“那她说什么了？”
“可是如果这样做太晚了呢？假如我已经给了她呢？”
“啊，这个么……”他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自然。他不喜欢在电话上交谈，“这个，我已经把它给瓦伦蒂娜看过了。”
“你什么时候给她的？”
“那你怎么想的？”
“明天。”他有点迷糊，口齿也变得不清起来，“明天。今天。这有什么关系？”
他显然没有心情闲聊。
“坚持住，尼古拉。一定要坚持住。”
“唔。收到了。收到了。”
迈克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他看上去极其疲倦。第二天凌晨，他拿着信封回到家，将那一千八百英镑安全地放在抽屉里他的袜子下面，准备明天拿去银行。我不知道那些诗歌的下落如何。
“那么你收到律师的信了吧，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