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没错吧，韦恩先生？”
“他说的是发展某种网球绝技的概念。”朱对其他三个人说。他们印度式盘腿坐在地上，韦恩则背靠门站着，不断转着头，为了放松颈部。“他的整个想法是，朝真正的秀场那种层次的技巧发展是个缓慢、挫败的过程。也让人自卑。一个对脾性的要求超过对天赋的要求的过程。”
朱接着说：“……因为你跨过了一系列的高原，朝着绝技而去，所以通向某一个高原的时候会出现某种巨大的进步，高原上有一种看上去像是障碍的东西，也意味着如果想要跨过其中一个高原，去向下一个，你必须先克服它，这需要很多挫败的，毫无意识的，重复的练习，以及耐心和毅力。”
走廊两个转弯过去的另一头，在5号放映室里，屏幕在南面墙上，没打开，加拿大人约翰·韦恩身边是拉蒙特·朱、“瞌睡虫T.P.”彼得森、基兰·麦克纳和布莱恩·范弗莱克。
“复数的高原，”韦恩说，看着天花板，静力锻炼似的用后脑勺顶住门，“有一个X， 高原。”
“而这遭难似乎不那么孤单了。”布洛特说。
没启动的屏幕是种冷天里往大西洋看的颜色。朱的盘腿姿势教科书一般。“约翰在说的是，那种不愿意坚持，却努力走在通往绝技之路上的人不过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绝望派，倒也没什么，如果他能在通往高原的快速通道上的话，但倘若他到了高原前，发现自己有点停滞了，不像以前那样进步得迅速或者甚至有点倒退，这种类型的人马上就会退让给挫败和绝望，因为他没有努力坚持的谦卑和耐心，他无法忍受必须花在跨过高原上的时间，然后会怎样？”
今年这些日子，哈尔经常一个人悄悄抽高，如果到了晚餐时间他还没高，嘴里会充满口水——这是鲍勃·希望让人口水变干的某种反弹效果——他会开始流眼泪，好像刚刚打了个哈欠一样。那种无烟的烟草几乎一开始就是某种吐口水的借口，至少有些时候。哈尔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确极大程度上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有关孤独以及对某种具有架构性的“我们”的需要的说法，而这，和英格索尔带来的反胃以及嘴里的口水，让他又不舒服了，有一瞬间他在想为什么自己对秘密抽高的兴趣甚至，很可能，大过抽高本身。他总是觉得自己嘴边有某种线索，大脑皮层某种静了音的，无法触及的部分，之后他会感到很模糊的恶心，好像在搜索恶心的原因。另外，如果他不在晚餐前抽一根的话，会觉得胃疼，以至于没法在晚餐时间吃饱，之后，当他真的高了的时候，会饿得要命，不得不跑到父子商店里去买糖吃，不然的话，他只能点上Murine牌眼药水，然后跑去校长办公室，和查·塔以及他妈妈一起吃顿晚餐，他吃得像个野兽一样，妈妈有时会说这在她心里引起一种本能的母性反应，让她高兴儿子能吃那么多，但这样的话，他总会在太阳没上山前就因为消化不良而醒过来。
“杰罗尼莫！”所有孩子都叫了出来，但并不是齐声。
英格索尔轻轻拍打自己的肋骨。
“他放弃了，对。”朱说。他看着手里的卡片。韦恩的头使得门发出咯吱声。朱说：“然后是那种执迷不悟派，韦恩说的，这种人如此想要一跃而上，他根本不知道耐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谦虚或者跋涉了，当他在高原上有所停滞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强行或者迫使自己继续，通过彻彻底底的死练，拼命用意志强迫自己死练，执迷不悟想要练成绝技，练得越来越多，疯狂地练，练得过度了，受伤了，马上他会进入慢性伤病的怪圈，之后他仍然瘸着腿在场上蹦跶，仍然执迷不悟地过度练习，最后他连走路和举拍都快做不到了，然后他的排位迅速下降，终于，在某个下午，有人敲他的门，是德林特，要跟他谈谈他在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发展。”
“他累了。”阿尔斯拉尼安说。
“万岁！跳啊！再见！”
布洛特和阿尔斯拉尼安正看着他：“你没事吧？”
“然后是约翰认为的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因为它可以狡猾地伪装成耐心和羞惭的受挫感。志得意满派，这种人在到达高原之前总会进步得非常之快，他对自己到达高原前的进步十分满足，对停留在高原上一点也不介意，因为这里舒服，熟悉，他根本不担心自己下不去，马上你会发现这种人设计了一整套游戏规则，用来弥补高原所体现的他在游戏中的不足与弱点——他的整个游戏规则是为了这座高原设计的。一点点，他曾经打败的人开始打败他了，他们找到了这座高原的裂缝，他的排位开始慢慢下降，但他说他不在乎，他说他只是因为喜欢才打球，他总是笑着，但笑容里有种紧张和惶恐，他总是微笑着，对所有人都很好，也是个好伙伴，但别人已经跳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原，他总是停在这里，他不断被击败，但还挺满足，直到某一天，有人轻轻敲了他的门。”
哈尔一只手肘撑地，身体稍微蜷曲了一下，好给嘴里放一点科迪亚克嚼烟。他无法判断英格索尔是故作傲慢还是怎样。他躺在那儿，十分放松地想象史密斯把一个高球直接打到英格索尔的头盖骨上。几个礼拜前，哈尔已经对莱尔的诊断有所认识，莱尔认为哈尔认为英格索尔——一个聪明、温和但有时尖酸刻薄的孩子，长着张没眉毛也没什么特质的大脸，大拇指关节上一点褶皱都没有，看上去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柔弱、需要妈妈抱抱的好儿子——这孩子如此让哈尔反胃，是因为在他身上哈尔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他无法接受的自己的一部分。但在和英格索尔同处一室的时候，哈尔从来没想到过这些。他只想诅咒他。
“是德林特！”
“哦，他们真狡猾。”英格索尔说。
“要谈谈心！”
“他们什么都知道，”布洛特说，坐在尾骨上，稍稍摇动，“他们就想要我们待在一起抱怨。”
“杰罗万岁！”
“整个系统是我最讨厌的。”英格索尔说。
范弗莱克抬头看着韦恩，后者现在转了身，双手撑在门框上，一条腿往后，在拉伸他的右侧小腿肌肉。“这是你的建议，韦恩先生？还是朱又把他的话放到你嘴里？”
“重点在于，”哈尔轻轻说，“这已经无关身体了。身体上的这些都是有章可循的。他们要管的是我们的脑袋，孩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整个学校。如果能找到它设计的原理，对你的态度可能有帮助。他们总会给我们提供点仇恨的对象，在重要的比赛前，让我们一起恨得咬牙切齿。5月份，夏天巡回赛前那些实在让人筋疲力尽的训练。去澳大利亚前，圣诞节后的集训。11月的冰冻铁人三项，弄得我们集体感冒，肺功能都暂缓提升，必须很早就睡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自己可能讨厌K.B.弗里尔，或者（克制不了），埃文·英格索尔，或者珍妮·巴什。但我们都讨厌施蒂特的手下，加倍的训练赛，对文化课考试的完全不重视，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施压。那种孤独。但我们凑在一起，抱怨，忽然之间我们有了某种小团体的发泄方式。一个社团共同的声音。社团，埃文。唉，他们是真的狡猾。他们把自己拱手送给我们，变成我们讨厌的对象，仔细计算我们真正崩溃的点在哪儿，并永远把目标定在那之上一点，然后把我们打发到更衣室，在‘大伙伴’时段之前有个没有安排的45分钟。巧合？偶然的机缘？你们看到过这个系统里有哪怕一点点不够精确算计的时刻吗？”
他们都想知道韦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17岁就是整个北美大陆18岁年龄组的第二名，很可能在沃特伯格比赛以后就能上升到第一名，已经有职业联赛经纪人打电话来，塔维斯让横向艾丽斯·摩尔去把关。韦恩是恩菲尔德网球学校最受欢迎的“大伙伴”。申请让韦恩做“伙伴”的人那么多，只能通过抽签决定。
阿尔斯拉尼安指着自己的胸部：“28个引体向上。”
拉蒙特·朱和T.P.彼得森给了范弗莱克剑锋一般的眼神，韦恩转过身，开始拉伸他的臀部肌肉，他说，他已经说了所有他能说的了。
英格索尔：“普通北美小孩根本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纳瓦吉这么说的。”
“托德，我欣赏你的机智，我欣赏一个孩子的怀疑论世界观，不管在这里有多么不合时宜。虽然我有可能走狗屎运，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没法安全抽身了。”M.佩木利斯坐在宿舍区C区的2号放映室里说，他坐在沙发最边上，他和他的四个小朋友之间有块米黄色的地毯，孩子们都盘腿坐在座垫上；他说：“我可以奖励你的怀疑论世界观就这么一次，给你两次机会，我手里有两张扑克牌，我把它们举起来，一手一张……”他突然停下来，用拿着J牌的手腕敲了敲太阳穴。“哇，我在想什么啊。我们先得把手里的五块钱给下了。”
哈尔躺了下去，让史密斯自娱自乐的芭蕾放松他的面部肌肉：“放屁，英格索尔，我们本来状态就不能再好了。这才不是原因。这根本不是原因。从状态来说，谁也比不过我们。”
奥蒂斯·P.洛德清了清嗓子：“筹码。”
英格索尔用一只胳膊肘撑着，面向布洛特：“华盛顿港的比赛。互依日。一周以后图森沃特伯格的比赛。他们要我们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布洛特。”
“或者它叫全部赌注。”托德·波萨尔斯维特说，在一小沓钱上加了五块。
哈尔装作不敢相信：“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施蒂特的整个工作团队在重要比赛到来之前的几个礼拜会脾气特别暴躁，特别施虐狂吗？”
“上帝啊我在想，甜蜜的上帝啊我干吗跟这些小孩讲话像是泽西海边的庄家老手说的行话。我肯定少了根筋还是什么的，操，不管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托德，你选其中一张牌，我手里有个草花J和一个黑桃Q，你选……现在把两张都放下来，我喜欢在地上把它们转一会儿，不在手里翻，在地上转，这样你一直能看到，你眼睛要跟着你选中的那张牌，一圈一圈跟着，如果有三张牌你可能还会跟丢，但只有两张的话？只有两张？”
比克坐了起来，说：“上帝啊别用钳子！”接着又倒了下去，口水泡泡还在。
特德·沙赫特在3号放映室里，站在他巨大的橡皮泥口腔展示模型旁边，两排白色的牙齿，粉嫩到恶心的牙龈，两只手腕上缠着麻线一般粗的牙线：
“最大号最经济包装的头绪，布洛特。”英格索尔加了一句。
“重要的既不是蛮力，也不是要将这根没有特殊形状的牙线转得多勤，而是动作，你看，温柔的，锯木头一般的动作，缓缓给上下两层的牙齿上釉。”——他在像小孩的头那么大的一颗双尖牙上做示范，橡皮泥的牙齿发出一种恶心的，好像吸气一般的声音，沙赫特的五个小朋友要么眼睛瞪得巨大，要么死死盯着他们手表的分针——“现在我们讲到了关键，没有几个人理解这一点：在表面的牙龈线之下，在牙齿之间突出的牙龈两侧，正是在这底下藏着最危险的蛀牙。”
“去买点头绪吧肯特·布洛特！”阿尔斯拉尼安说。
特勒尔奇在他自己、佩木利斯和沙赫特同住的C区房间里举行会议，直挺挺地靠着他自己的两个枕头和沙赫特的一个枕头，加湿器发出嚓嚓的声音，一个小孩手里紧紧抓着纸巾。
“你在这里待了那么久，难道还觉得这种恨是个巧合？”
“孩子们，这究竟意味什么，我要告诉你，是重复。首先其次：最后，总是这样。你总会听到同样的励志的东西，一遍又一遍，直到这种重复把它沉到你心里。做着同一个建立重心的姿势，向后退一步，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地击球，在你们这个年龄，重复就是为了重复，成绩倒是在其次，这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进步不够开除14岁以下的学生，重复的动作只是为了重复动作，一遍又一遍直到重复不断积聚的重量把动作本身沉到你身体里，好像意识进入到更下面的部分一样，通过重复，它们沉了下去，浸在硬件里，中央处理系统里。像机器语言。成了让你呼吸、让你出汗的自动部分。他们说你在这里吃、睡、呼吸网球，这绝非偶然。这些是自动的。积淀意味着积累，通过完全无意识的重复动作。这是肌肉的机器语言。直到你想也不想就可以打球。到了差不多14岁，他们觉得。只要做就好。别去想有没有意义，因为当然没意义。重复的意义就在于它毫无意义。等到所有这些都沉浸到了你的身体硬件里，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好像自由了。沉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脑袋忽然空出了一大块地方不再需要考虑基本的机械原理。这下子，机械原理像被接了进去。用火线接了进去。这能够以最惊人的方式让你的头脑得到自由。你等着就知道。你开始用全新的方式思考，打球。球场像在你身体里一样。球不再是球。球变成了一种你知道会在空气中旋转的东西。这时候他们会教你如何专注。现在当然你也要专注，因为没别的选择，机械原理还没被接入你的语言，你每打一个球都需要想一想。但等到你14或者15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会认为你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原上。最大也就15岁。然后注意力和性格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他们这时候会真的来逼你。这是一个重要的高原，性格开始真的起作用了。专注，自我意识，脑袋里嗡嗡的声音，像鸟一样的尖叫，胸闷透不过气，恐惧，自我意识，怀疑，迟疑，脑子里嘴唇紧闭双脚冰冷的小人，因为恐惧和怀疑开始尖笑，精神武器出现裂缝。现在这些开始有关系了。13岁是最轻松的。工作人员会特别关注13到15岁的学生。这也是有些文化中成年礼发生的年龄段。想一想吧。那时候之前，你只要重复。直到你变成机器，这，至少是他们的看法。你们必须一遍一遍做动作。想想那句话：按部就班。把它写进你们的主板里去。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有多幸福。”
“我恨他们！”布洛特哭了出来。
来自加州奥林达市的小詹姆斯·阿尔布雷克特·洛克利·斯特拉克喜欢很长的问答时段，8号放映室里的放映机在放一些环境画面，让人放松的波浪或者闪闪发光的小池塘，齐排点着头的麦田。
“德林特。沃森。纳瓦吉。索德。所有施蒂特的男打手和女打手们。”
“还有时间再提两个问题，我的小朋友们。”
“塔维斯博士。施蒂特。”
“如果比分接近，对方故意乱你阵脚，耍花样。球明明在界内，他却硬要说出界。你不能相信这有多猖獗。”
“德林特先生。”
“你意思是没有边线裁判的情况，特劳布。”
“啊。”哈尔用一只手肘支撑自己，为了能在空中举起手指，“啊。但你干吗不也注意一下我们在一起发牢骚一起喊疼的时候立刻就能形成的凝聚性呢。布洛特，你，肯特。这是你的问题。看上去像是施虐狂的事情，骨骼的压力和疲劳。遭罪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他们想要我们坐在一起抱怨。一起。在糟糕的下午比赛以后我们都能，不管如何短暂，感到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这是他们给我们的礼物。他们给我们开的药方。没有什么比一个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团结的了。”
眼睛蓝得恐怖的奥登·塔拉特-凯尔普萨补充道：“就是最早的几轮。那种比赛他们只给你两个球。信誉为上。突然之间对方乱你阵脚。这真的会发生的。”
“我想我的狗。”英格索尔让步了。
“我知道会发生。”
布洛特看上去马上要哭出来了。比克快速活动的眼球和轻微抖动的四肢显示他在做噩梦。布洛特生气地用手背揉着自已的鼻子。
特劳布说：“不管是对方诈球还是他只想打乱你的思路。你是不是也开始回敬他呢？以牙还牙？到底应该怎么办？”
哈尔说：“一句话来说，我们讨论的是孤独。”
“前提是有没有观众？”
“我觉得是疏离感，”阿尔斯拉尼安说，身子翻滚到另一侧，为了显示他是在对英格索尔说话，“存在主义个人性，在西方话语里，经常被叫作唯我主义。”他的上嘴唇滑动在牙齿上下。
“最早的几轮，外围场地。没有观众。你们自己在打。要回敬他吗？”
“你说的是社团的意义。这是个社团宣言。”
“你不能回敬他。你只能接着打，只字不提，继续微笑。如果你还是赢了，你作为一个人就得到了成长。”
“但我就是在说这个。我们怎么能成为朋友？即便我们都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打球，我们怎么能避免成为被动搅拌在一起的136个孤独的人？”
“如果你输了？”
“我可不需要他给我加油，我准备好了。”阿尔斯拉尼安龇出了虎牙。
“如果你输了，在他下一轮比赛开始前，往他水壶里放点不该放的东西。”
哈尔一张张脸看过去。英格索尔的脸上几乎没有眉毛，脸不但圆，还布满灰尘一般的雀斑，像克拉克夫人做的面饼。“所以我们怎么能还在一起呢？我们怎么能成为朋友？英格索尔怎么能在伊德里斯在华盛顿港打单打比赛的时候为他加油，因为如果伊德里斯输掉比赛，他又能挑战他的位置了？”
几个孩子拿着笔记本，一边沉思一边点头。斯特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战术派，在他的“大伙伴”时段里也十分正式，总有点学术和疏离的感觉，使得他的“小朋友们”总是对他十分尊敬。
“E Unibus Pluram.”英格索尔想了想说。
“我们可以在礼拜五讨论往水壶里放什么的问题。”斯特拉克说，看了看表。
“我们都在各自的食物链上。我们所有人。这是项个人运动。欢迎来到真正的个人领地。我们在这里都是孤独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这种孤独。”
13岁，眼睛斗鸡得厉害的卡尔·惠尔举起了手。斯特拉克允许他发言。
网视公司剪辑这些可视化教学带的时候用了一种溶化的效果，把斯坦·史密斯的随挥无缝嫁接进了他下一个一模一样的一击的引拍动作，这个过渡有种薄纱一般的效果，如梦一般。哈尔挣扎着用胳膊肘撑起自己：
“如果你要放屁。”
“我永远都知道我自己的位置。”英格索尔说。
“你是认真的，莫比斯，是吗？”
“好吧布洛特只有10岁，伊德里斯。你在朱之下，他今年打得一般，在波萨尔斯维特之下。而布洛特在比克和英格索尔之下仅仅是因为年龄组别的划分。”
“吉姆先生，如果你真的在球场上，突然觉得要放屁了。感觉上还是那种又热又紧的。”
“我在布洛特之上。我在英格索尔之上。”伊德里斯·阿尔斯拉尼安点头。
“我大概明白了。”
哈尔想象着史密斯丝绒一般流畅的反手是他自己打出来的，他正慢动作把埃文·英格索尔抽打到对面的墙头。英格索尔的父母在罗得岛上创建了一种服务，你用电视电脑下单买食品杂货，然后有旅行车车队里的青少年将它们送到你面前，不用去超市。“重点在于，我们刚花了三个小时在严寒中挑战彼此，攻击对方，试着夺走对方在球队里的位置，试着防御对方的偷袭。不平等是这个系统不言自明的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方才知道自己的位置。约翰·韦恩在我之上，我在斯特拉克和肖之上，这两个人两年前都在我之上，但在特勒尔奇和沙赫特之下，现在他们在特勒尔奇之上，特勒尔奇就今天来说在弗里尔之上，而弗里尔又远远在沙赫特之上，他膝盖受伤，以及饱受克罗恩病纠缠，现在除了佩木利斯谁也打不过，他刚刚好还能在排位表上，坚持到现在真属于勇气可嘉。两个夏天之前，弗里尔在美国红土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上4比2打赢了我，现在他在B队，比我低5个位次，实际上是6个位次，如果特勒尔奇病好以后能打赢他的话。”
房间里立刻出现了一些互相理解的交头接耳。乔希·戈普尼克动作很大地点着头。斯特拉克直挺挺站在屏幕右边，双手扣在背后，像一个牛津大学的老师。
比克天冷会发作的扁桃体炎让他时而醒过来，他发出了一阵咕哝声，眼睛短暂地往上翻，之后又回到了原处，好像在凝视什么东西一样。
“我说的是那种特别紧急的，”惠尔看了看四周，“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急需上厕所的信号，只是表面上是放屁。”
“英格索尔， 我——”
现在五个头都在点，看上去痛苦又急切：显然是一个焦灼的14岁以下专有问题。斯特拉克环顾四周。
“这时候是不是该响起中提琴声了，哈尔，如果这是关键所在的话？”
“你如果真的需要大便，那么，莫比斯，去上厕所吧。”
“重点在于在一起？”
戈普尼克抬起头。“卡尔说的是那种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如果你以为你只想放屁，其实却想大便呢？”
哈尔把手指从头发里抽出来。阿尔斯拉尼安身上总有一股怪异的、热狗一般的味道。“重点在于，这是种仪式。抱怨和喊疼。哪怕我们假设他们真难过得像他们说的那样，重点也在于，一旦认识到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都有一样的感觉。”
“是在比赛环境下，不是那种你可以蹲下来，用下力就能知道什么状况的时候。”
“在厕所里也一样发牢骚。”阿尔斯拉尼安说。
“所以小心起见，你就别。”戈普尼克说。
“他们当然肯定也喜欢里面的什么，英格索尔，但我们姑且认为这也不是肯特的意思。肯特的意思是刚才那间房间里的不堪。我自己跟同样这些人一起，在糟糕的训练以后经历过成百上千次这样牢骚满腹的抱怨时间段。在淋浴间，在桑拿房，在食堂。”
“——放屁。”菲利普·特劳布说。
斯坦·史密斯现在开始打反手了。
“但这样的话你就憋住了一个屁，但还要在场上跑来跑去试图好好比赛，屁股里却夹着一个又热又臭的屁跟着你跑来跑去。”
“他们喜欢打球，你是要说。”
两层楼下，奥托·斯蒂斯和他的小朋友们：在宿舍区C区前门外的温暖休息室里，像图书馆一样，有一圈软座椅和台灯：
“肯特，可是那里除了韦恩和佩木利斯，根本没人需要这样的奖学金。佩木利斯只要自己想，凭考试成绩就能拿全奖。斯蒂斯的阿姨们能让他上任何他想上的学校，哪怕他不想打球。韦恩肯定是要去秀场的，他最多也就在北美组织高校体育协会打一年球。”布洛特的父亲是顶尖的耳鼻喉科肿瘤医生，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从有钱人的黏膜里切除肿瘤；布洛特有自己的信托基金，“这些都根本不是重点，你们自己也知道。”
“他说他说的一切都不只有关网球， mein kinder。Mein kinder， 好吧这大概是说我的家庭的意思。他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睛，说这一切有关触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存在的那一部分，然后深入那里，只活在那一部分里。唯一抵达那里的方法：牺牲。忍受。拒绝。你愿意付出多少。如果你有幸与他交流的话，你必然会听到他问这个问题。那个电话随时会来；那人要手把手地交流。你会听到他一遍又一遍问这个问题。你有多少可以付出。你愿意放弃多少。我看到你们脸色有点不好了，瓦根内克特。可怕吗我拿你们粉粉的小屁股打赌真他妈的可怕。这是真的大场面。他会他妈的直接告诉你。这一切有关纪律性以及牺牲以及能得到比你自己的小屁股大得多的东西的荣誉。他会提到美国。他会说到爱国主义，别以为他不会。他会说为国家荣誉而战是最光荣的。他根本不是美国人但我现在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你他会让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感到骄傲。我的孩子。他会说这是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人的最佳方式，尤其在这个，美国自己都不够好的时代。”
“那他们可以留在这里，遭罪，最后拿个奖学金。至少上大学不要钱了。印着学校字母的免费白羊毛衫。那些上混校的女生可喜欢穿学校字母衣服的男生了。”
中间出现了漫长的停顿。大门比木门框要新。“我会为那个老头嚼玻璃纤维。”
“但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每20个出色的青年选手里只有一个能到那儿。能在那存活到最后的就更少了。其他人在卫星赛或者区域性比赛里半死不活，或者像那些俱乐部职业球员一样懒洋洋。甚至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成为律师或者教授。”哈尔缓缓地说。
8号放映室的小朋友们能听到休息室里传来一阵一阵的掌声，那是因为斯特拉克停顿的时候从不犹豫，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对那些小孩来说，这种停顿体现了他的尊严、正直和静水深度，来自一个九年里上过三个不同网球学校，以及每天必须刮胡子的人。他从圆嘴里慢慢呼出口气，眼神飘向了天花板边缘的装饰条。
“他们在这儿，因为他们毕业的时候想要进入秀场呗。”英格索尔吸了吸鼻子说。“秀场”指的是ATP巡回赛、旅行、奖金、赞助、出场费、比赛精彩片段出现在视频杂志上，大幅彩照出现在铜版纸杂志里。
“莫比斯，如果是我：我会由它去。”
“不是每天，”布洛特说，“但糟糕的时候很多。”
“不管怎样都让它出来？”
“但布洛特你肯定想过这个：为什么他们还在这儿呢，如果每天都那么糟糕？”
“恰恰相反。我会让它憋在身体里一天，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定下一条死规矩：比赛的时候，什么都不能从我身体里放出来。一丝一毫都不行。如果我必须弯下腰打球我就弯下腰打球。我把不适当作尊严的一部分，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在两个球之间抬头遥望天空，对着天空说谢谢你先生让我再来一个。谢谢你先生让我再来一个。”
彼得·比克轻轻打着呼噜，嘴边一个小口水泡一鼓一缩。
戈普尼克和塔拉特-凯尔普萨把这些都记了下来。
肯特·布洛特球鞋上系着彩色鞋带，还挂着跳跳先生品牌的鞋带扣，哈尔觉得这极其天真和幼稚。
斯特拉克说：“当然，如果你想坚持到底的话。”
哈尔的手指很长，呈浅棕色，因为刚才抹的安息香酊46还有点黏糊糊，交叉在他头底下的枕头上，可以罩住他的整个后脑勺，他看着斯坦·史密斯，眼皮也很重。“你觉得你会在17岁的时候也感到你现在一模一样的痛苦吗，肯特？”
“牙龈的这一侧，一直到牙尖，然后到牙龈另一侧，用你们的牙线制造某种触感。”
哈尔放上一盘没什么意思的可视化教学盒带，通常在“大伙伴”聚会时他们都累了的时候他会这么做。他把声音关掉，这样你听不见里面喋喋不休的旁白，但图像实在又亮又清晰。似乎画面都要从屏幕里跳到你身上。灰白头发，看上去备受摧残的斯坦·史密斯穿着过时的白衣白裤，站在球场的底线旁打着教科书一般的正手击球，一遍又一遍，都是一样的击球，他的腰部有点骨质疏松一般弯着，然而他的体格毫无缺陷，脚下的步伐教科书一般，且不费吹灰之力——流畅地转身，把重心向后倾，过时的威尔胜木质球拍在后方，直对背后的围栏；球过来之后，重心自然地转移到前腿，球拍和球正好在腰前的地方发生碰撞，前腿上的肌肉忽然变硬，而后腿则发送，眼睛盯准了球拍上印着的W字母——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学生经过年复一年的训练，知道不仅要看球，还要看球自转的路线，读来球的旋转方向——前腿的膝盖在重心进一步往前漂移的时候下降到鼓起的股四头肌下面一点的位置，后脚几乎是用闪闪发光的崭新球鞋的鞋尖踮着，完全不乱来也不动声色的随挥动作使得球拍杆最后正好停在他面容憔悴的脸正前方——史密斯的脸颊随着年龄增长已经凹陷，脸两侧崩塌了一般，双眼似乎从颧骨上方肿胀而出，一旦击球后呼吸时更是暴突，他看上去完全晒干了，在热烈的阳光下衰老，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个动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另一只手轻盈地举起，在面前抓住拍喉，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准备开动的姿态。没一个浪费的动作，毫无自我的击打，没有故作姿态，没有神经质的小动作，甚至没有一点多余的手腕扭动。一遍又一遍，每一个正手击球融入下一个，一个循环，简直催眠，它也的确意在如此。如果打开声音的话，音轨里一遍又一遍说着同一句话：“不要想只要看不要知道只要行动。”你应该假装这是你在那个极度清晰的屏幕里面，做着流畅而无自我的击球动作。你应该消失在这个循环里，并把这种消失带到赛场上。孩子们四肢张开瘫软在地上，一动不动，下巴朝天，两只眼睛睁得大而无神，一种放松的、累趴了的温暖——地毯下面有适度的地暖。彼得·比克已经睁着眼睛睡着了，这似乎是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灌输给小一点的学生的奇特技能。奥林过去在家里的餐桌上也能睁着眼睛睡着。
“重要的人格问题是，我们该不该让只有1%可能的注意力分散的时刻逼迫我们摊手认输然后生不如死地把疲劳的身体拖回宿舍里舔哀泣的伤口，还是我们咬咬牙，抬起头，说佩木利斯，我们说我们说佩木利斯，要么赌注加倍要么认输，今天，胜利的曙光明显在我们这一边。”
布洛特躺在地毯上——他们五个人都躺着——四肢张开，头枕着6号放映室里的双倍宽棉绒抱枕，生活行政楼的二楼有三个这样的小放映室，在更衣室上面两层，从主隧道过来则往上三层。这间放映室的新屏幕不仅大，而且极其高清；它挂在北墙上像大幅油画；它用的是冰冻芯片；房间里既没有电视电脑也没有电话机；这是有专门用途的地方，只有一台播放器和一个屏幕，以及带子；盒带播放器在屏幕下面小书架上第二层；其他层，以及其他几个书架上则摆满了比赛盒带、励志的和可视化教学盒带——因特雷斯、龙冈、玉石玉、网视。把盒带播放器连接到挂在墙上的屏幕右下角的电线如此之细，看起来像墙面上的白漆裂了一条缝。放映室没有窗，里面的空气十分憋闷。虽然屏幕上有图像的时候，看上去房间里有个窗户。
“所以他们是故意的？”比克问道，“让我们恨他们？”
“但我看着这些人，他们已经在这六年、七年、八年了，还在受折磨，在疼痛，在自我毁灭，真疲劳，跟我自己疲劳、受折磨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感到一种，怎么说呢，惶恐，这惶恐，七八年来我每天都看到这种不快乐，一天接着一天的疲劳与压力和遭罪继续在眼前铺展，为了什么，只为了哪怕一点有个职业生涯的可能，而我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感觉，秀场里的职业生涯只意味着更多的折磨，如果我的身体因为这里所有的疲劳战而承受了太多骨骼压力还能进到那儿的话。”
极限和惯例。快到食堂晚餐的时间了。有时候厨房里的克拉克夫人会让马里奥在她打开食堂门时用钢制汤勺敲三角铃。服务生箍着头套，手上戴着小的塑料消毒手套。哈尔可以带上嚼烟，缩进隧道，甚至不必真的到气泵室。只会迟到20分钟。他现在正用抽象的方式思考着极限与惯例，听着布洛特在给比克讲述他的高见。好像是在说，需求和仅仅是强烈的欲望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有量化的不同。他只能坐起来，朝垃圾桶里吐了口唾沫。嘴里左侧一颗牙突然抽痛。
“因为没有人真的这么觉得，”哈尔告诉肯特·布洛特，“最终，对训练的憎恨是训练的一部分。你以为施蒂特和德林特不知道我们洗完澡肯定会坐在这儿抱怨不停？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爱抱怨的和爱喊疼的只不过在这里做他们本就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