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双手一直抱在胸前，即便房间已经热得过头，病人仍然不断用手掌摩擦她上臂，那种人冷的时候一般会做出的动作。整个动作和状态使得她手臂的内侧一直看不见。医生的眉毛已经因为困惑竖了起来，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希望。”
“鲍勃。”
“我想说，有时候我想这种感觉可能和希望有关。”
“鲍勃。”医生很焦虑，他完全不知道女孩现在在说什么，这很可能会流露出来，还会加重她的孤独和精神痛苦。典型的单相抑郁症患者通常为没人能听见或者听懂他们想说的东西所折磨。因此有了笑话、讽刺，以及无意识的手臂摩擦等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表现。
她说：“我在想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后来我想起来我是在什么地方了。”她发出了小小的声音，应该是笑声，但听上去是牙齿的声音。
凯特·贡佩尔像个盲人一样转着脑袋。“上帝啊我在这里干什么。鲍勃·希望。叶子。大麻。棒子。草。烟。”她做出了一个抽麻的手势，大拇指和另外一根手指放在噘起的嘴上，“我买这些东西的贩子有时让你打电话的时候叫它鲍勃·希望，怕有人监听。你要问鲍勃在吗。他们如果有通常会说‘希望孕育永恒’。这是个暗号。有个小孩会让你求他请犯一次罪。贩子如果生意做得时间长，都会有点被害妄想症。好像偷听这个电话的人会被这种小伎俩骗到一样。”她似乎又活跃了起来：“有一个人，住在奥尔斯顿的拖车里，和他鱼缸里的几条蛇一起，他——”
她给了他一个可怕的微笑，没有任何感情的微笑，好像有人在她嘴边装了电子触应装置。微笑展示的牙齿里是临床抑郁症患者常见的对口腔卫生不重视的牙齿。
“所以，药物，你是说你觉得药物是种原因。”医生插嘴。
医生凝视着她，表情里是一种专业的耐心。
抑郁症患者的脸又一次变得空洞。她短暂做出了某种特殊关注工作人员叫作“凝视一千米外”的动作。
“要不休克，要不给我用一个月的镇静剂。你可以那么做。我只想在外面待一个月。像一种可控制的昏迷。你们能做到的，如果你们真想帮我的话。”
“不是‘药物’。”她慢慢说。医生感到房间里充满了耻辱的味道，酸臭和尿毒症的味道。她的脸一下子变得隐隐有些痛苦。
“好吧。”医生慢慢说，点点头，示意他听懂了年轻女人想表达的感情。“我很乐意与你讨论治疗方案，凯瑟琳。但我必须说，我很好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好像听上去有什么事，两周前发生的什么事让你又有了这种感觉。你愿意跟我谈谈发生了什么吗？”
女孩说：“摆脱。”医生觉得他可以再说一次，他不是很明白她想说什么。
“我要休克，”最后她说，“难道这不是你们所有善意关心的一部分，最后你应该问我你能怎么帮助我？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你还没问我我想要什么。不是吗？能不能再给我来一次休克29，把皮带还给我也行。因为我没法再忍受这种感觉哪怕一秒钟，而每一秒不断在发生。”
然后她的表情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医生完全不可能在临床上确定她是否真诚。她看上去像是很痛苦，又更像假装压抑想笑的感觉。她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怀疑你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我喜欢飞草。”
他等了七口气的时间。
“你是说大麻。”
他们坐着，看着对方。医生觉得这个让他临床兴奋的瞬间同时让他有点焦虑，怕自己在关键的时候说错话，搞砸一切。他的姓用黄色的针线缝在他必须穿的白大褂的左胸口。“对不起？几个礼拜以后——？”
医生奇怪地认为凯特·贡佩尔只是假装在吸鼻子，而不是真的需要吸鼻子。“大麻。很多人觉得大麻只不过是很弱的物质，我知道，就是一种天然植物，凑巧让你舒服，就像有毒的橡树让你发痒一样，如果你说你因为‘希望’出现问题——大家会笑。因为外面还有比这更糟糕的药物。这我知道。”
“但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会忘记。这种感觉让你感觉它永远不会消失，你忘记它会。好像你思考所有问题的时候那种过滤的功能完全消失了，几个礼拜以后——”
“我没有在笑你，凯瑟琳。”医生说，真心的。
医生写下的东西太短了，没法直接回应她说的话。他一直在点头，写字的时候点，抬头看她的时候也点。“而这种恶心的感觉对你过去来说有时有有时没有，最后在之前的抑郁症治疗以后都消失了，凯瑟琳，不是吗？”
“但我真的很喜欢。有时候它好像是我生活的中心。它对我产生影响，我知道，不好的影响，他们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许抽，尤其是吃百乐明的时候，因为加顿医生说还没人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组合会产生什么效果，很可能像轮盘赌。但过了一阵子以后，我想也有段时间了，一切可能不同了，这次我就算在吃百乐明也可以试一下，所以我又开始了。一开始我只是下班以后抽几口麻烟，能让我吃得下晚餐，因为我跟我妈妈吃晚餐真是——好吧，但后来又过了一阵子，我在自己房间里，一整个晚上把电风扇吹向窗外，用一口烟斗抽，对着电风扇喷烟，为了把味道吹掉，我跟我妈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家，我不告诉她我在房间里干什么，虽然她也不问。有时候她问，有时候不问。后来有段时间我在上班的时候也抽，休息的时候，去厕所，站在马桶上，把烟吹到窗外，厕所很高的地方有个很小的毛玻璃窗，脏得不行，上面都是蜘蛛网，我很不喜欢脸贴着那扇窗子，但如果我把它弄干净，迪格斯夫人或者谁可能会知道有人在上面窗户旁边干了什么，我经常穿着高跟鞋站在马桶圈上，还经常刷牙，整瓶整瓶用柯立宁30，把电话机转到音控，接电话前总是要喝水，因为我嘴巴一直很干，特别是吃百乐明的时候，百乐明本来就让我口干舌燥。很快我极度怀疑他们知道我在飞，就坐在办公室里，在飞草，身上都是味道，而我其实是唯一一个闻不出来的人，我完全执迷于‘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出来’的游戏。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会让我妈妈帮我打电话请假，这样我可以在她去上班之后一个人待着，不需要担心他们知不知道，对着电扇抽，然后到处喷消毒剂，把金杰的猫砂盆翻一遍，这样房间里都是金杰的味道，我一边抽一边在电视电脑上看日间电视剧，因为我不想让我妈妈知道在我生病请假的时候又订了盒带。然后我就执迷于‘她知不知道’。我越来越难受，对自己抽那么多十分憎恨，几个礼拜以后，我越来越飞，我除了觉得应该戒了鲍勃什么念头也没有，这样我可以回去工作，在别人打电话来的时候告诉别人我在，这样我可以过某种倒霉的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像个三年级小学生一样穿着睡衣假装生病然后一边抽麻一边看电视电脑度过一整天，所以每次我抽光了以后都对自己说‘最后一次，不能再抽了’。我会把烟纸和一口烟斗全部扔掉。我可能扔掉过五十个一口烟斗，有些还是很好的木料和黄铜做的，甚至有几个是巴西产的，陆上驳船的那些家伙肯定每天会从我们这片的垃圾箱里找好的一口烟斗。不管怎样我最后戒了。我真的停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喜欢大麻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去上班，上得非常卖力，弥补前几个礼拜，以及为了新的开始创造好势头，你懂？”
“但这只是你胃不舒服，”凯特·贡佩尔说，“这感觉很糟糕，但只在你胃里。这是为什么俗语叫这个反胃。”她现在又用心看她的下肢。“我告诉加顿医生的其实还好，但如果你想象你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有这种感觉。它穿透你的身体。好像每个细胞每个原子或者脑细胞或者随便什么都很恶心都想吐但吐不出来，而且你无时无刻不这样感觉，而且你很肯定，你很确信这种感觉不会消失，你这一辈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年轻女人的脸和眼睛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变化，但那些变化从内心层面来看都有点让人费解，有点空洞，甚至很难说完全真诚。
医生做出了一个当然喽的手势。
“但是，”她说，“最后我真的戒了。但几个礼拜以后，在我抽了很多最后终于停下来了，戒了，回到生活里几个礼拜以后这种感觉总会爬回来，一点点，从边缘先开始，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下班等地铁回家的时候，或者跟我妈妈吃晚餐的时候。我想否定这种感觉，想无视它，但我恐惧它超过任何东西。”
“听着，”她说，“你难过吗？我是说恶心，那种你觉得快要吐的感觉？”
“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开始爬进你的身体。”
凯瑟琳·贡佩尔看上去从她黑色幻想中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她直勾勾地盯着医生看了几秒钟，而医生在楼上瘫痪偏瘫病房轮岗时已经克服了被病人盯着看的尴尬，他可以用一种温和又同情的表情回看她，一种虽然同情，但显然绝对没有感受到对方感受的表情，一种虽然尊重对方的主观感觉但连装都不装自己能感同身受的表情。年轻女人的表情，则展露了她决定在治疗如此早期的阶段采取对她来说是赌博的行动。她脸上抽象的决心和医生冒险要她坐起来时赌博的表情一样。
凯特·贡佩尔终于真的吸了口气。“这之后不管我做什么，一切都越来越糟糕。这感觉越来越强烈，连过滤都不再有了，这种感觉让对这种感觉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然后，几个礼拜以后，它回来了，这种感觉，我完完全全在它里面。我在里面，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它才能到我这儿，我不想抽鲍勃，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看书，不想看电视电脑，不想出门，不想待在家里，既不想做任何事也不想不做任何事，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让这种感觉消失。但它不消失。这种感觉的一部分正是你愿意做任何事来让它消失。你明白吗？我不是想伤害自己而是不想受伤。”
“恐惧是焦虑的重要部分。”医生说。
医生现在根本不假装还在记笔记了。他下意识想要确定，从临床上来看似乎是病人为了朝着信任和坦诚的方向做出努力下了很大赌注而投射出来的那种空洞的不真诚的感觉，它是否真是从病人那里投射出来还是其实是医生本人对病人所坦白的吸食物质的经历对治疗提供的重要可能所产生的焦虑感反转或者反投射到了病人身上。医生这样想花的时间看上去像是凯特·贡佩尔所说的一切经过了十分冷静的深思熟虑。她又一次看着自己的两只脚和一双空的船鞋之间的互动，她脸上的表情在所有与悲悯和痛苦相关联的表情之间不断切换。医生读过的所有临床精神病学书籍里从来没提到过单相抑郁症与戒除大麻之间的关系。
凯特·贡佩尔的脸在医生写字的时候抽动了一下。“我恐惧这种感觉超过恐惧任何东西。比痛苦，比我妈妈死去，比对任何环境毒性都要恐惧。超过一切。”
“那么，凯瑟琳，这以前也发生过，在你以前住院的时候？”
医生写到这里的时候看上去更困惑而不是关切。他喜欢写字而不是在手提电脑上打字，因为他觉得在做临床听诊时在自己大腿上打字的医生会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
她低着头，脸看上去短了很多，好像要哭出来，却没有眼泪。“我只想要休克。让我摆脱吧。我什么都愿意做。”
不清楚她是不是在回答医生。“一切都变得恐怖。你看到的一切都变得难看。骇人，是这个词。加顿医生有次说过骇人这个词。这个词比较准确。一切听上去都十分刺耳，带刺，听上去刺耳，好像突然之间你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有了牙齿。而闻上去也很难闻，哪怕我刚洗过澡。我觉得洗澡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所有的一切闻起来让我必须再去洗澡。”
“凯瑟琳，你和你平时的心理咨询师有没有讨论过你的大麻瘾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
“所以你会说焦虑是你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没有直接回答。在医生看来，她的表情开始松弛，她的脸一点点变得冷淡。
“都是。我的头、喉咙、屁股。我的胃里。它到处都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叫它。就像我没有除了它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叫它。更像是恐惧，而不是难过。更像恐惧。像有什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你能想象的最恐怖的事情——不，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因为你有种感觉，你现在就一定要做点什么阻止它发生但你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而它正在发生。整个恐怖的时间里，它马上要发生，而它也正在发生，同时发生。”
“我以前做过休克，它让我摆脱过。绑起来。护士的鞋子套在绿色塑料鞋套里。抑制唾液分泌的注射。舌头上什么橡胶的东西。全身麻醉。除了一点小小的头疼。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恐怖。那个老电影，尼科尔森和大块头印第安人。扭曲。你们这儿有全身麻醉吧？他们会把你放倒。不那么糟。我很愿意再来一次。”
“也包括你的手脚？”
医生正在病历卡上写着病人要求的治疗方法，这是她的权利。作为一名医生，他字写得十分好。他把让我摆脱吧写在引号里。他加上了自己评估后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时候凯特·贡佩尔真的哭了起来。
“这，”——她指指自己——“不是一种状态。是种感觉。我到处都能感受到。在我的手臂和腿上也有。”
在得伴之年的4月2日，快1：45的时候，他妻子回到家里，掀起头巾，走进房间，看到了近东随行医生的脸和托盘和眼睛和他那张满是脏污的专用的沙发椅，她冲到他身边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触摸他的脸，试图得到某种回应，他仍然直直望着前方，对她没有一点反应，而最后，自然地，她——注意到他脸上龇牙咧嘴的表情无论怎样体现的都是某种积极的，甚至你可以说，极乐的情绪——她最后，自然地，转过头去，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那个屏幕。
她又开始看自己的脚。“人们喜欢这么叫，我总是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抑郁听上去就像你觉得很难过，你不说话，很忧伤，安安静静坐在窗边叹气或者躺着。一种什么也不关心的状态。那种忧郁的、安静的状态。”现在，在医生眼里，她更活跃了，虽然她还是不愿意看着他的眼睛说话。她的呼吸又加速了。医生想起来这是典型的过度换气症状，会导致手脚痉挛，他对自己说应该在接诊过程中注意病人的手和脚，看有没有肌肉强直性收缩的前兆，如果那样的话，他要对她进行加钙的生理盐水输液，浓度配比他马上得查一查。
格哈特·施蒂特，马萨诸塞州恩菲尔德的恩菲尔德网球学校主教练兼体育部主任，是校长詹姆斯·因坎旦萨非常努力争取来的，在学校山头被整平，一切就绪以后，后者几乎恳求前者加入。因坎旦萨决定自己必须说服施蒂特加入团队，否则一切都不会成功——即便施蒂特最近由于一个涉及马鞭的不幸体罚事件刚刚从萨拉索塔的尼克·博莱蒂耶里训练营被要求辞职。
医生慢慢按了几次笔，解释说，他想知道她想要怎样命名这种感觉，因为这是她的感觉。
现在，当然，恩菲尔德网球学校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有关施蒂特体罚的传言肯定被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虽然施蒂特仍然喜欢穿那种又高又亮的黑色马靴，当然还有带肩饰的衣服，并且时至今日也还是喜欢手里拿一根可伸缩的天气预报员教鞭，显然是已被禁止的老式马鞭的替代品，但施蒂特年近70岁，他的性情已经柔和得如同老政治家，他在这里更像是进行某种抽象意义上的管理而不是惩罚，更像哲学家而不是国王。他在这里的存在大多体现为口头方面，在这里的九年来，他手里的天气预报员教鞭没有与任何一名学生的屁股进行过惩罚有关的接触。
她的眼神又移开了。“你们喜欢这么叫，大概吧。”
但是当然， 即便他现在有 Lebensgefährtins31 以及那么多助教来管理这里一切与人格塑造有关的残酷行为，施蒂特偶尔还是要寻点开心的，当然。
“我想问的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你与抑郁相联系的感觉。”
所以，当施蒂特戴上他的皮头盔和护目镜，骑着那辆西德时代的宝马摩托车上山，跟着满头大汗的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队伍到联邦大道往东牛顿方向山上监督下午体能训练时，还是会举着那根教鞭劝阻偷懒掉队的人，通常，18岁的马里奥·因坎旦萨可以坐在挎斗里，身体被小心翼翼地仔细撑住并绑紧，风把他稀疏的头发全部吹到脑后，对着他认识的人张牙舞爪，很奇怪，在整个恩菲尔德网球学校，施蒂特选择了马里奥这么个身体脆弱到不堪一击，连拍子也抓不牢更不用说击球的人当自己的伙伴，马里奥也是施蒂特在整个学校唯一的真心朋友，唯一松弛他做老师板起来的脸的人。施蒂特与他的助教们并不亲近，对待奥布里·德林特和玛丽·埃丝特·索德的态度永远十分正式，正式得甚至有点假惺惺。然而通常，马里奥与施蒂特教练会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一起出现在东球场的帆布遮阳篷下，或者在生活行政楼西面树林里，或者在马里奥的母亲和舅舅住的校长房后面小道旁某张红杉木野餐桌边上，施蒂特抽着晚餐后的烟斗，马里奥享受着五点形的小道边上波斯菊的香味、松树有点甜的味道以及山坡上传来的野蔷薇有点发酵的麝香味。他甚至有点喜欢施蒂特抽的那种无名奥地利烟草酸酸的味道。一般来说，施蒂特说话，马里奥听着。马里奥是个生来的好聆听者。天生残疾的某种好处是人们通常忘了你在那儿，哪怕他们正与你面对面交流。你基本上一直在偷听。好像这些人觉得：如果没人在这儿，那么也没什么好害羞的。这是为什么在身残的聆听者附近总有大量的秘密像炸弹一样扔下来，最深沉的信仰、日记里最私人的梦境都会被大声朗诵，然后，那个听着的、兴奋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男孩可以在这里缔造出一种只有他才能真正感受到的人际关系。
病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把脚从鞋子里抽出来，用一只光脚顶着另一只脚的脚趾。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行为。这段对话似乎能帮助她集中注意力。像很多临床抑郁症患者一样，她在能专注时比停着不动时运转得好一点。他们通常的瘫痪一样的静止状态能让他们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嚼成碎片。然而让他们做任何能让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本身是个巨大的难题。很多实习医生觉得五楼是一个让他们沮丧的轮岗病区。
施蒂特身上有那种有点吓人的、还在积极锻炼的老男人身上的肌肉。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纯白色的平头亮得有点鲜艳，看上去很有男人气概，这发型对头有点秃的男人来说总是好看的。他的皮肤如此白，几乎都泛起了光，显然天生不怕晒；在松树下的暮光里，他好像一片闪闪发亮的白色，像从月亮上切下来的一样。他有种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缩在最小范围内的习惯，因为精索静脉曲张调整着双腿，并且总会把一只手臂弯在另一只之上，让自己对烟斗形成包围。马里奥可以一动不动坐很久。当施蒂特吐形状不同的烟圈时，他们可以一起紧紧盯着那些烟圈。施蒂特吐烟的时候，会发出一种介于“P”和“B”之间的声音。
“这种你在形容的感觉是你在之前的抑郁症状态里也经历过的吗，凯瑟琳？”
“我发现有关效率和不浪费的神话是这片大陆上这些国家成功的原因。”他吐着烟，“你知道什么叫神话？”
她突然摇了摇头，激烈而愤怒。“这种感觉是为什么我想。这种感觉是我想死的原因。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想死。这是为什么我在一间没窗户的房间里，电灯泡上都套着笼子，厕所也没有锁。为什么他们拿走了我的鞋带和皮带。但他们不能把这种感觉拿走，是吧？”
“是不是故事？”
医生的眼神里有种真诚的兴趣，但十分抽象。眼睛在他好看但厚的镜片后面被放大，镜架是钢制的。在其他楼层轮岗的时候有的病人曾经抱怨他们觉得自己是罐子里的什么东西，而他正透过厚镜片专心观察。他说：“这种希望用死亡来摆脱某种感觉的感觉，那么，就是——”
“嗯。编出来的故事。给小孩听的。一种欧几里得式的效率：非常无趣。给无趣的小孩听的。前进！直线前进！前进！这是神话。”
“我最不想的就是受伤。我只是不想这样感觉了。我不……我不相信这种感觉会消失。我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宁可什么也感觉不到，也不想这样。”
“没有什么小孩是无趣的吧。”
医生认真地写着。
“我们拼命教给这里的运动员这种不断竞争，永远做最好的神话：是个神话：他们总以为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直线前进，前进！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不是吗？”
“我想摆脱意识。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我只是不想再这样感觉了。如果我能让自己进入很长的昏迷状态我会这么做的。或者让我自己休克，我也会的。而不是自杀。”
“是吗？”
“玩。”继续肯定地点着头，记着笔记。
施蒂特用烟斗柄向前指，以示着重：“可是如果两点之间有障碍呢？直线前进：前进：跌倒：轰。”
“我并不想伤害自己。或者惩罚什么的。我不讨厌自己。我只想退出。我不想玩了而已。”
“我天！”
“我认为肯定有不同种类的自杀。我不是那种自己讨厌自己的类型，那种‘我是一坨屎这世界没有我这个可怜人会更好’的人，他们虽然这么说，但还是会想象人们在他们的葬礼上会说什么。我在精神科里碰到过这样的人。可怜的我我恨自己惩罚我但还是来我的葬礼吧。然后他们给你看一张20cm×25cm他们的死猫的光面照片。这都是自己可怜自己的胡扯。胡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抱怨。我没考试不及格或者被谁甩了。那种人。他们会伤害自己。”仍然是那种让人困惑不安的组合，没有表情的脸与正常的、有生气的声音。医生的轻轻点头看上去像是种回复，但实际是要让病人继续，德烈斯克管这个叫作“保持好势头”。
“那这种情况下最短的路线是什么？欧几里得的理论里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么？实际上现实中有多少个两点之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如果你们前进的话？”
实习医生没想问凯特·贡佩尔她什么意思。她用手指抠掉了嘴角的一点死皮。
看着晚上松树下的蚊子萦绕在发光的施蒂特周围叮人很有娱乐性，他本人则对蚊子毫不关心。烟也不能阻止它们。
“你们觉得各种不同的自杀之间有区别吗？”
“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天天训练要做最好，我们的训练场地里有块横幅，上面写着很大的字：我们即两点间的距离。”
她回答之前的迟疑只比正常人对话里回答问题的停顿长那么一丁点。医生不知道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
“天啊。”
医生问，她是否能解释一下这两件事在她心目中的区别。
这是个传统，可能来自温布尔登“全英”俱乐部的更衣室文化，所有大的网球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训，都要写在更衣室墙上，用某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方式描述并告诉学生学校的教育哲学。马里奥的父亲因坎旦萨博士去世以后，新任校长，查尔斯·塔维斯，加拿大人，因坎旦萨夫人同父异母或者继兄弟，取决于不同版本的说法，查尔斯·塔维斯换掉了因坎旦萨创办学校时的校训——TE OCCIDERE POSSUNT SED TE EDERE NON POSSUNTNEFAS EST32——1 取而代之的是更积极向上的知道自己极限的人，没有极限。
凯特·贡佩尔越过医生左肩盯着一个点。“我不是想伤害自己。我是想自杀。这有区别。”
马里奥是格哈特·施蒂特最大的粉丝，大部分恩菲尔德的学生认为施蒂特可能是个神经病，且毫无疑问是个脑子有点糊涂的话痨，还有人尊敬他唯一的原因是他本人监督每天的训练，如果受到针对，他可以轻松地叫索德或者德林特让他们在早间训练的时候苦不堪言。
她转过一只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转过身，坐了起来。凯瑟琳·安·贡佩尔可能觉得这又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精神科医生。这可能是因为她并不明白一个医生在精神科必须遵守十分严格的语言规范。她也不知道玩笑或者讽刺在这里通常富有临床意义，必须严肃对待；讽刺和玩笑往往是临床抑郁症患者扔出的希望有人关心帮助他们的装有最响亮尖叫声的瓶子。医生——顺便说，他还不是个医生，只是个实习医生，在精神科有12周的轮岗期——沉浸在这个临床沉思里，病人则很努力把薄枕头从身体下面抽出来，长边抵着后面的墙，这样她可以靠在上面，双手叉在胸前。医生觉得，她在他面前十分开放地表现出来的恼怒情绪可能意味着积极的事情，也可能什么也不是。
已故的詹姆斯·因坎旦萨之所以如此想把施蒂特招来恩菲尔德，是因为施蒂特，像因坎旦萨一样（他本人是从学纯数学为基础的光学转行到网球之后又转行到电影的），对待竞技网球的态度更像一个纯数学家，而不是技巧大师。大部分青少年网球教练是技术派，他们喜欢直接的、解决问题的统计数据研究，可能再加上一点点自学的心理学和励志演讲。在赞助年代前1989年33一个有关电子边线裁判的美国网球协会会议上，施蒂特告诉过因坎旦萨为什么不要去研究这些数据，因为真正的网球根本无关那些技术人员喜欢的统计学规律或者拓展可能性，而恰恰相反——反规律，限制，一切在失控的时候才会被碎片化成网球美学。真正的网球不比象棋或者拳击更容易被简化成确定的系数或者概率曲线，它是这两种运动的杂交。简单地说，施蒂特和我们高大的核能委员会光学家（因坎旦萨）——这位可是靠着完全简单粗暴的猛发球并迅速跑到网前的打法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并且现在交给了美国网球协会一份让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的高速电子边线裁判咨询报告——发现他们对网球不该退化到数据跟踪的理解完全一致。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因坎旦萨博士很可能会用一个十分自相矛盾现在叫作“超线性动力学”34的术语来描述网球。而施蒂特，纵然他的理论数学知识可能跟个台湾幼儿园老师差不多，却似乎知道一些霍普曼、范德梅尔和博莱蒂耶里不知道的东西：找到网球的美和艺术和魔法和进步以及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取得成功与胜利的要领和关键不是个简单的把混乱简化成规律的过程。似乎直觉可以告诉任何人这根本不是个简化的过程，而是——有点变态的——扩展的过程，一系列无法控制的侥幸的瞬间，以及扩散——每个好球都有n种可能的回球，而下一个回球则有n2种可能的回球，这个时候因坎旦萨可以清楚地告诉与他有相同康托尔主义35背景的人，马上会产生一个有无限种回球可能的连续体，既很康托尔主义又很美，因为这是种向内剥离的过程，自成一体的过程，这种无限性的无限次方的选择和执行，从数学上来看是不可控的，但从人的角度来说又完全自成一体，由自己和对手的天分、想象力决定边界，屈服于技术和想象力的限制，最终使一名选手倒下，并使双方都无法获胜。也正在这个时候，终于，这成为一场比赛，自身能力边界的比赛。
医生的笔停住不动。他慢慢点着头，露出一种平静的认真不解的表情。“你是说你现在想坐起来，还是你的身体已经是坐起来的姿势？”
“你是说底线就是边界？”马里奥试着提问。
“我坐起来了。”
“我的上帝啊，当然不是。”他发出了一种带有爆破音的嫌恶的声音。施蒂特非常喜欢吐烟圈，却吐得不是很好，吐出来的基本都是淡紫色的热狗形状的东西，马里奥看着觉得很可爱。
没有任何听得见的回答。女孩的呼吸已经放缓，只是有一点快。医生决定进行一场临床赌博，问凯特她能不能转过身，坐起来，这样他们说话可以容易一点，看得见对方。
关于施蒂特有一点：像他那一代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从生下来就有了永恒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好吧，我们必须承认，里面有那么一点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意思，但（这种价值观）不管怎样，对稳定灵魂和人生来说一点坏处也没有——旧世界父权主义的东西，比如荣誉啊纪律啊对某种大的信念的忠诚啊——格哈特·施蒂特倒并不是不喜欢北美组织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只是觉得这国家有点可笑同时也有点恐怖。对他来说，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是个外国。这些当然不应该就这样说出来，但马里奥·因坎旦萨逐字逐句的记忆力非常有限。施蒂特是在两德统一前的“高级中学”系统里接受的教育，在相当康德-黑格尔式的观念影响下，认为所有青年运动员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公民而训练，青年运动员必须学会牺牲自我混乱、狭隘的需要——需求、欲望、恐惧、个人愿望里的多重饥渴——而服从于团队（好吧，国家）的大需要以及一系列确定边界的规则（好吧，法律）。听上去几乎简单粗暴得恐怖，但对红杉木桌子旁听着的马里奥却不是。在体育场里学到的这些美德对竞技比赛来说是十分有用的，纪律性强的男孩会开始自已收集一系列更抽象的延迟满足感的技巧，这对成为一个在更大的赛场上的“团队运动员”十分必要：一个国家里日渐稀薄的全方位公民责任感带来的道德混乱。当然施蒂特还会用德语说哎哟，但谁想象得到这个奉行强塞主义、出口废品的国家现在已经忘记了贫穷与艰难，以及贫穷教会它的必要的纪律？一个现代的美利坚的合众国。国家已经既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松散的，欲望与恐惧的交汇，唯一的共识是，一个男孩唯一应该屈服的是那直接的，首要的，乏味而短视的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医生从他白大褂胸袋里的一排笔里挑出了第二好的那支，在凯特·贡佩尔属于这个精神科的新病历卡上写了点什么。他口袋里一排笔之间还挤着一个叩诊槌的橡胶头。他问凯特，为什么她想伤害自己。她是不是对自己生气，或者对别人生气。她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她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示意她伤害自己。
“只供自己一个人的快乐与享受，不是吗？”
“她说我在地毯上咬出了一个大洞。但谁知道呢。”
“但你为什么让德林特把佩木利斯和肖的鞋子绑在底线上，如果底线不是你说的边界的话？”
“舍曲林，顺便说，就是你在换药时没有按照医生建议扔掉而留着的左洛复。”
“没有边界的话有些东西就更大了。无法自成一体，无法给予意义。孤独。Verstiegenheit.”36
“我妈妈有时候觉得她有幻觉。”
“祝福你。”
“高血压危象会有这样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血压高到致命。舍曲林加上MAOI28，如果达到足够的量，绝对能致死。加上那么多锂的毒性。我要说你现在能活着真是幸运。”
“任何东西。有什么东西：这比有点什么来说微不足道得多。”
“他们楼下的人说百乐明让我完全昏了过去。影响了我的血压或者什么。我妈妈听到楼上有声音，看到我侧着身在嚼房间里的地毯。我的房间地上铺了长绒地毯。她说我在地上浑身发红，全身湿透，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说她的第一个想法是她出现了幻觉，把我想象成了一个新生儿。侧着身，通红湿透。”
施蒂特有一次在两人为了找个好吃的冰激凌店，一个走着，一个蹒跚着，在联邦大道上去往东面的奥尔斯顿时告诉过马里奥，他在马里奥这个年纪的时候——或者更接近哈尔的年纪，随便吧——他（施蒂特）有一次爱上了一棵树，一棵杨柳树，从某个潮湿的暮光里看上去很像一个神秘的女人披着薄纱，扭着身躯，这棵树在西德某个公共广场上，名字听上去对马里奥来说好像一个人被扼住喉咙发出来的声音。施蒂特据说和那棵树非常亲密。
“你真的那么想伤害自己啊，这样看来。”
“我每天都去，就为了和那棵树在一起。”
她深深吸了口气。她想表达厌倦或者恼怒。“我吃了110粒百乐明，大概30粒碳酸锂，一些放了很久的左洛复。我吃了所有我有的药。”
他们一个走着，一个蹒跚着，去往冰激凌店，马里奥走路的样子像个真正的老年人，脑子没用在走路上，因为他在认真思考着施蒂特相信的东西。马里奥深思的表情好像一个正常人为了哄婴儿做出的鬼脸。他在想怎样才能问出一个相对正常的问题，比如：这些放弃个人的需要服从更大的国家或者爱上一棵树或者什么东西跟青少年网球这样一种只有你和另一个人在比赛的个人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医生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在这儿？你能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然而，还有，当然，边界到底是什么，如果它们不是底线，且能够自成一体且把它无限的扩展反过来导向内部，还能把网球变得像跑动中的象棋，美丽而极其难解？
“是我。”她用有点敌意的单调声音回答。她的声音对于一个保持着胎儿姿势、两眼无神、毫无表情的人来说显得有种奇怪的喜悦。
施蒂特的主要想法，也是他在马里奥已故的父亲眼里有着不可抵抗的魅力在于：真正的对手，向内折叠的边界，是球员自己。在球场上，永远只有一个自己，要面对，要奋战，要被摆上台面接受挑战。比赛时在球网另一侧的人：他不是你的仇人，他是你的舞伴。他怎么说呢是你面对自己的借口或者机遇。你也是他的机遇。网球魅力的无穷根源是与自己作战。你与自己的局限性作战，为了同时在想象力和执行力上超越自己。在比赛中消失的：打破极限，超越，进步，胜利。这是为什么网球本质上是个悲剧性的事情，对于一个不断想要进步、成长的严肃有野心的青少年选手来说。你必须打败、超越那个有局限性的自己，而正是这些局限性才使得比赛成为可能。这很悲剧，很伤感，很混乱，也很可爱。生活也是一样，对于人类这个国度的公民来说：能赋予人生命的极限总在自己身体之内，它必须被不断杀死，又不断被哀悼，一次又一次。
医生说，嗨，他想确定一下她就是凯瑟琳·贡佩尔，因为他们之前没有见过。
马里奥想着一根钢质支撑杆被拉长到两倍的长度，把他的肩膀固定在一个垃圾箱的绿色钢质边缘上，他脚下一晃，差点摔在地上，施蒂特马上把他拉住了，看上去好像他们正在跳那种施蒂特说所有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学生都在练习的舞蹈，这种有无限的抉择、角度、路线的舞蹈，马里奥的兄弟们每天为了掌握此道努力到残酷的地步：青少年体育只是那枚真正的宝石的一个切面，人生是与你无法摆脱的自身的无尽战争。
自杀的尝试很认真，真正的尝试。这女孩可不是闹着玩的。从叶夫图申科或者德烈斯克的书里出来的真正的临床精神病人。精神科收治的一半病人都是跟男朋友分手以后吞了两瓶痛经止疼片的啦啦队员，或者头发花白，孤独没有性生活、宠物死了以后痛心疾首的抑郁的人之类。这些人到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科以后情绪才会得到宣泄，一些充满理解的点头，还有哪怕一点点关心，他们重新振作，走出医院。三次自杀未遂加上一个疗程的休克疗法，这里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医生内心的状态在焦虑和兴奋之间，这种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平静的、深深困惑的关切。
施蒂特这个时候不说话了，陷入了一种沉默，那种一个人正在享受精神上倒带并回放自己刚刚想出来的东西的沉默。马里奥又开始深思。他在想怎样清楚地说出如下意思：那么与自己作战并且战胜自己是否也是摧毁自己？这是不是像说人生是支持死亡的？三个过路的奥尔斯顿小孩悄悄对马里奥的长相开玩笑。马里奥思考的表情有时候像性高潮的表情：一张一弛。那么还有，网球和自杀，生命与死亡，比赛和它的终结之间各有什么区别呢？
医生把他光滑的脑袋伸进她那间热烘烘的房间开着的门里，敲门的时候甚至有点太过温柔，然后他发现凯特·贡佩尔斜躺在她又硬又窄的病床上，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无袖上衣，膝盖抵在肚子上，手指交叉抱膝。这种痛苦的姿势有点过于明显了：叶夫图申科《临床病症指南》卷首忧郁的华托时代的插画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姿势。凯特·贡佩尔穿着深蓝色的船鞋，没穿袜子也没有鞋带。她的半张脸被塑料枕头外面绿色或者黄色的枕套遮住，头发很久没洗，已经分成了油光发亮的几股，黑色的刘海像牢房发亮的围栏一样挂在还看得见的那半个前额上。精神科闻上去隐隐有消毒药水和休息室里的烟味，那种需要被处理的医疗废物的酸味，以及一点点持续而刺鼻的尿液的氨酸味，电梯关门时发出的两下声音，远处总有医生之间通过内部通话系统交谈的声音，以及休息室另一头的粉色“肃静间”里传来的某个疯子的高声脏话。凯特·贡佩尔的病房闻上去还有热风口里烧焦的灰尘的味道，也有一点坐在女孩床尾椅子里年轻的精神科工作人员身上过甜的香水味，他嚼着蓝色的口香糖，在一台医院发的手提电脑上看着无声的只读盒带。凯特·贡佩尔在特别关注名单上，也就是说有自杀倾向，也就是说这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流露出了自杀的想法和企图，也就是说她必须24小时由一名精神科工作人员紧紧看着，一直到监督医生取消对她的特殊关注为止。工作人员每个小时在各个特殊关注病人之间轮换，表面上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保持新鲜的态度和集中的注意力，事实上则是因为坐在床尾盯着一个精神上痛苦到要自杀的病人实在让人忧郁、无聊、不快，所以他们尽量把这件特别糟糕的差事分摊到最多的人手上。理论上说，当班的特殊关注工作人员不应该看书、填表格、看只读盒带、化妆或者做任何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病人身上分散的事情。病人贡佩尔似乎既喘不过气，又喘气喘得快到足以引发低碳酸血症；医生也无法不注意到她有比较大的胸部，在她环抱膝盖的臂弯中快速起起伏伏。女孩的眼睛黯然无神，尽管注意到了他出现在门口，但当他朝床走来时，并没有跟随他的动作转动。工作人员在用指甲锉磨指甲。医生告诉工作人员他需要单独与贡佩尔小姐待一会儿。对医生来说，在吩咐下属的时候总得看着点什么，或者至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写字夹板，所以医生此时很认真地看着病人的“入院”表格，以及从医学网络传来的病人在其他医院创伤科或精神科的病历。凯瑟琳·A.贡佩尔，21岁，马萨诸塞州牛顿人。韦尔斯利山某个房地产公司的数据录入员。三年内第四次入院，都是因为临床抑郁症，单相的。两年前在牛顿-韦尔斯利医院进行过一系列电休克治疗。一段时间吃过百优解，后来吃过左洛复，最近则是加锂的百乐明。之前有过两次自杀未遂，第二次在去年夏天。双份安定停药两年，赞安诺停药一年——有自己承认的处方药滥用史。单相抑郁症，十分典型，伴有急性狂躁症、焦虑恐慌症、惯性白日精神萎靡 /烦躁、有意/无意的幻想症。第一次自杀是一氧化碳中毒，但车库里的车在达到致命毒性浓度前熄火了。去年则是割腕——现在看不到伤疤，因为她的双手手腕都被她抱住的膝盖遮住了。她仍然死死盯着他刚才出现的门口。最近的这次是直接的服药过量。三个晚上前由救护车送来。洗胃以后上了两天呼吸机。第二天新陈代谢导致的再次中毒引发了高血压危象——她肯定吃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药——重症病房的护士打电话给了医院牧师，因此再次中毒肯定很严重。这次几乎死了两次，凯瑟琳·安·贡佩尔。第三天在西2楼观察室里待了一天，因为她的血压波动很大，不得不给她用了利眠宁。现在是第五天，到了他这里，之前四次的血压测量结果都很稳定。13：00下一次全身检查。
他们到了的时候，施蒂特反而是那个总会尝试一些奇特冰激凌口味的人。马里奥最后一刻在柜台边的时候总会胆怯，还是要了最经典的巧克力口味。他想还是要那个你肯定自己喜欢的味道吧。
医生们走进他们专业实践的领域时通常轻松愉悦，吹着小口哨，但如果他们进入的是医院的五楼，精神科病房，这种情绪通常会一下子消失，在这里，吹轻松愉悦的小口哨都是种炫耀。所以精神科的医生通常总有种微微皱着眉头，茫然又全神贯注的表情，如果你在五楼看见他们的话。所以一个医院轮班医生——那种通常精神矍铄、脸颊嫩红、毛孔紧致，闻上去几乎过于干净清爽的医生——以介于面无表情与苦思冥想之间的职业态度照料精神病人，一半是由于病人主观上的痛苦程度，一半是由于真正的病情。
“那么好吧。可能没什么不同，”施蒂特最后屈服了，他和马里奥坐在铝制椅子上，头上的阳伞有点歪了，导致小小的不结实的桌子在人行道的风中摇摇摆摆，“也许没有区别，没有。”很认真地咬着手里的三色冰激凌蛋筒。他摸了一下自己白色的下巴旁边，那里看上去有一点点红肿，看上去。“没区别，”——他看着联邦大道凸起的中央隔离带，看着绿线轻轨开下山——“除了比赛机会。”他忽然眼前一亮，准备以他那令人吃惊的德国人大笑的方式笑，说：“不是吗？是吗？比赛的机会，不是吗？”这时候马里奥掉了一坨巧克力在下巴上，因为他有种不能控制的毛病，只要周围有人笑，他也必须笑，施蒂特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确实非常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