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可还要糟呢！……在西雅图整整三个赛季都要跳水——”
“我拿了钱是来踢球的！”
“上帝啊，别把腿摔断了。”奥林每次达阵的时候都要轻声说。
俯冲滑向体育场的35码线，戴着棒球帽的工作人员帮忙扯下翅膀，还有一些和球队高层有来往的矮胖的大肚腩志愿者则带着一种你无法指责的愚蠢笑容出现在场边。
“如果你是个油人呢！甚至是棕人。”
“会更糟糕的！”
有机迷幻蝇蕈素，一种异恶唑生物碱，从毒蝇伞，也就是毒蝇蘑菇中提取而来——不能与，佩木利斯强调，死亡帽或者白毒伞之类能把你吃死的北美伞形毒菌属混淆，小孩子们此时双腿盘坐在放映室地板上，双眼睁得浑圆，想尽办法不打哈欠——结构上叫作5-（氨基甲基）-3-异恶唑，需要大概10到12毫克的口服摄入，比裸头草碱要厉害两到三倍，通常能带来如下的意识转变（他根本不看也不参考任何笔记）：一种半睡着的像是出神的状态，能看到迷幻颜色，感到身体飞起来，一种身体变轻的感觉以及剧增的能量，极度放大的感官感受，牵连感觉，令人愉快的身体形象的扭曲。这应该是晚餐前的“大伙伴”聚会时间，小一点的孩子在这里得到一些大哥哥的教导。佩木利斯有时候把这些聚会时间当作自己的讲座时间，分享个人的兴趣爱好。屏幕处在“读取”模式，连接着房间里的手提电脑，屏幕上是大写的一段话：甲氧基苯酚是苯烷基胺的基础。对这些“小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希腊语。两个小孩捏着网球；两个像哈西德派犹太人一样摇摆，只为了不睡着；另一个戴着上面用弹簧做的假天线的帽子。在如今成了大凹地南魁北克省的地方受到土著部落膜拜，佩木利斯告诉他们，这些毒蝇蘑菇让人又爱又恨，它力道十足，但除非十分注意用量，迷幻效果并不总能让人愉快。一个小孩正饶有兴致地挖着自己的鼻孔。另一个假装要倒下。
“我是个弃踢手！他们给我钱是要把球踢得又远、又高、又好，永远那么好！让我做个人生活访谈已经很糟糕了！但这个简直太过分了！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这样的事情！我是个运动员！我不是马戏团演员！没人在转会的时候告诉过我我还要会飞。在新奥尔良不过是穿件长袍戴个花环一个赛季一次弹弹齐特琴，一个赛季一次而已！这他妈太糟糕了！”
那些天赋相对不高的球员从大概12岁就开始嗑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尤其是比赛前的德林和之后的脑啡肽26，可以带来个人神经化学的整体恶性循环；我自己，早年因为父亲和想与众不同而发过誓，所以一直到15岁才抽了第一口鲍勃·希望27，事实上都差不多16岁了，布里奇特·布恩的宿舍房间以前是一群16岁及以下球员熄灯后的聚集地，他邀请我抽了几口睡前水烟，作为某种精神安眠药，帮助我睡眠，可能，终于能让我度过之前一个十分让人不舒服的每天反复的让我好几个礼拜都从中惊醒的噩梦，这已经导致我比赛和排位上都受到影响了。不管是不是低等合成鲍勃，这水烟真有用。
接球员试图做出一个无奈的展翅动作，差点直接飞进了奥林的假翅膀里。“快结束了！享受这过程！你看——22G有乳沟，就在——”话音被第一个球员达阵时的咆哮声吃得干干净净，他们身上宣传用的红翅膀掉得满地是毛。你不尖叫就根本没人听得见你。有时候整个球场里的观众像在为他们自己的咆哮而咆哮，往回传的声音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了。某个野马队队员从背后撞翻了一个中场球员，看上去那东西屁股部分飞起来了一样。奥林没告诉过红雀队的队友，甚至没告诉过队里的心理医生或者可视化治疗师自己不正常的恐高与对从高处下降的恐惧。
在这个如今仍偶尔重现的梦里，我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块巨大的网球场的底线上。我在一场竞技比赛中，显而易见：有观众，有裁判员。然而球场像个橄榄球场那么大，至少看起来如此。很难说。但主要的原因是这球场十分复杂。边线和底线像线做的雕塑一样复杂扭曲。底线往所有不同的方向而去，有的是斜的或者有交集或者形成复杂关系或者方块或者河流或者三角洲或者系统里面另有一个系统：线条、角落、小隧道，以及在远处网前溶解成一团模糊的各种夹角。我站在那儿，认真思考。整件事情都太让人纠结了，以至于你无法马上理解这一切。这球场实在太大。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片安静的观众围绕着球场的周边，穿着夏天的柑橘色衣服，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一大队的边裁穿着外套戴着丛林帽，无聊而警觉地站着，双手交叉在休闲裤的裤裆上。球网上方坐着裁判，穿着蓝色的外套，在他的高椅子上对着喇叭轻声说开球。观众是一个静态画面，一动不动，却全神贯注。我转了转手里的球拍，在地上弹了弹黄色的球，想搞明白我应该把球发到这扭成一团的线的何处。我可以看到球场左边的观众席里妈妈们头上白色的阳伞；她的身高使得她手上的白阳伞高过所有周边的人；她坐在她小小的圆形阴影里，头发全白，跷着二郎腿，拳头十分优雅地紧紧握着，微微抬起，好像无条件支持我一样。
“真讨厌，真恨死了，我他妈的恨之入骨，柯莱特！”
裁判轻声说“请开球”。
可怜的前四分卫如今只能在场边接球，他在过了40码线100米的地方到了缓慢地前后移动中的奥林旁边。他是几个摆设球员之一，红雀嘴不那么锋利，翅膀红得不那么花哨。
我们好像在打球。但不知为何有种假设的意味。即便这“我们”也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我从来看不清楚对面的对手，哪怕这比赛万事俱备。
“真是讨厌死了！”奥林对旁边走过的谁大叫道。他不像那些喜欢作秀的人，开球的时候转出个圈来或者原地陀螺转，他只是做了个曲折行进的、看上去像铲雪的滑行动作，一点也不好看，唯一的目的是想让动作结束得越快越好且动静越小越好。那些假尼龙红翅膀在上升气流中哗哗作响；没粘好的翅膀不断从球员身上掉下来，飘到气流中。上升气流是“一英里高”体育场里成千上万观众张开的嘴里吐出来的氧化物。举世无双最吵的体育场。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头盔上的红雀嘴套让他很难呼吸也很难看清前方。两个替补边锋在场边做着某种双人滚筒一般的动作。最糟糕的是他们把球弄过体育场边的时候。高处的观众伸出手到处抓。很多人在笑。因特雷斯的摄像机在不停摇摄，然后往前伸。奥林十分清楚摄像机旁边的灯光意味着“推近”。他们在体育场上空时，各种声音融进了氧化物和上升气流。左哨锋在往上跳而不是稳住下盘。一只红雀嘴和一只爪子从一个人身上掉了下来，很快就落在场上。奥林不为所动地前前后后曲折移动。他是少数几个拒绝吹口哨或者高声尖叫的人。年终奖都可以不要。体育场的大喇叭发出吵闹的叫声。你人在场上也听不清楚它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