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剧场时，他们看到一个英国人用靴子后跟在地上刨一道沟。他正在战俘营英国区和美国区之间建一条边界。比利、拉扎罗和德比用不着询问这条边界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们从孩提时期就熟悉的象征。
拉扎罗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战争后那些他计划要除掉的人，那些他要实施的敲诈，那些不管情愿不情愿都不得不委身于他的女人。如果他是城里的一条狗，警察不得不开枪把他打死，把他的头送去化验，查查有没有狂犬病。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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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德比在头脑中为家信打着腹稿，告诉妻子他还活着，一切都好，让她不要担心，告诉她战争马上要结束了，他很快就能回家。
剧场铺满了美国人的身体，一个个像汤匙一样蜷缩着。大多数美国人处于迷糊状态，或正在熟睡。他们的肠子颤动着，已经干了。
比利、拉扎罗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穿过俘虏营的院子，来到剧场。比利手里拿着他的小外衣，就好像戴着女士的皮手筒，把它一圈圈地绕在手上。这场面好像是无意识中对著名油画《七六年的精神》的拙劣模仿，比利是其中的主要丑角。
“把他妈的门关上，”有人对比利说，“你是牲口棚里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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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被甩回到人生之中，一路回到拉扎罗威胁要取他性命之后的一小时——在1945年。人们让他从医院的病床上下来，穿好衣服，说他已经康复。他、拉扎罗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被要求去剧场集中。那里，他们将通过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
比利把门关上，从皮手筒里抽出一只手来，摸了下炉子。炉子冷得像冰一样。舞台上《灰姑娘》的布景还没有撤，刺眼的粉红色拱门上挂着天蓝色的布帘。金色的王座、指针对着午夜十二点的假钟都还在。在金色王座的底下，由飞行靴涂上银色做成的灰姑娘的两只水晶鞋，紧挨着翻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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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发放毯子和床垫时，比利、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和拉扎罗在医院里，所以没有拿到，只能自己想办法临时对付。能找到的唯一空地在舞台上。他们走到上面，扯下天蓝色的布帘做了个小窝。比利蜷缩在天蓝色的窝里，眼前出现的是王座下灰姑娘的银靴子。他想起自己的鞋子已坏，正需要一双靴子。他讨厌从窝里钻出来，但强迫自己采取行动。他四肢着地爬到靴子跟前，坐下试穿。
就这样比利经历了一阵子的死亡。死亡只是一片紫光和嗡嗡的声音。那儿没有任何人，连比利自己也不在场。
靴子大小正合适。比利·皮尔格林成了灰姑娘，灰姑娘成了比利·皮尔格林。
“不必，不必，”比利平静地说，“是时候了，该你们回到老婆孩子身边，该我死一会儿——然后继续活着。”此时此刻，比利高突的脑门儿进入了强力激光枪瞄准器的十字准心，瞄准他的枪隐藏在阴暗处的一个新闻台后。接下来的一瞬间，比利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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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讲台时四周都是保护他的警察，防止人群冲挤。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要杀害他的威胁。警察提议守在他身边。他们激情高涨，愿意整夜手持激光枪围成一圈站在他周围。
屋里某个地方，领头的英国人正在做有关个人卫生方面的宣讲，接下来是民主选举。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一半美国人在呼呼大睡。英国人走上舞台，用一根轻便手杖敲击王座的扶手，喊道：“小伙子们，小伙子们，小伙子们——请大家注意了。”如此等等。
比利·皮尔格林不能对他们表示苟同。“如果你们抗议，如果你们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么我所说的你们一句也没听懂。”他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用的是每次都相同的结束语，“再见，你好，再见，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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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有人表示抗议。
英国人讲的生存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再在乎自己的外表，那么你很快会死亡。”他说他见到过好几个人就是这样死去的：“他们不再挺直站着，不再洗脸、刷牙、刮胡子，不再从床上起来，不再同别人讲话，然后就死了。至少有一点好处：显然是一种容易而且没有痛苦的死法。”事情就是这样。
比利在一个网格穹顶的垒球场做报告，座无虚席。他身后是国旗，国旗的图案是绿色田野上的一头海福牛。比利预言自己将在一小时之内死亡。说到这件事他笑了，也希望听众与他同乐。“到了该我死的时候了。”他说。“很多年以前，”他说，“有个人发誓要把我杀了。他现在已是个老人，住在离此地不远处。他阅读了我在贵市活动的所有相关报道。他神志不正常。今晚他将履行自己的诺言。”
英国人说，当他被俘的时候，他对自己立下如下誓言，而且坚持至今，那就是：一天刷两次牙，一天刮一次胡子，饭前便后洗手、洗脸，一天擦一次皮鞋，每天早上至少锻炼半个小时，然后大便，常常照镜子，坦诚地评价自己的外表，尤其是仪态。
在他死去的时候，他说，他正在芝加哥对一大群听众就飞碟和时间本质的主题进行演讲。他的家仍然在伊利昂。他不得不穿越三个国际边界才能到达芝加哥。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巴尔干化，分裂为二十个小国，这样它就不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芝加哥已经遭到过氢弹袭击。事情就是这样。城市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比利·皮尔格林躺在他的小窝里听他讲话。他眼睛看的不是英国人的脸，而是他的脚踝。
我，比利·皮尔格林，录音磁带是这样开始的，将死于，已经死于，永远必定死于1976年2月13日。
“我羡慕你们，小伙子。”英国人说。
比利·皮尔格林说，他最后的确是以这种方式死去的。作为一个时间旅行者，他已经多次看到过自己的死亡，还把当时情景的描述用录音机录了下来。他说，录音磁带同他的遗嘱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起，锁在伊利昂全国商人银行信托的保险柜里。
有人笑了。比利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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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你们今天下午要离开这里去德累斯顿——据说，是个漂亮的城市。你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被囚禁在这里。你们将走进真实的生活之中，食品也肯定比这里更加充足。这里我想插入一点个人感受：已经五年时间了，我没有看见过一棵树、一朵花、一个女人或孩子——或者一条狗、一只猫，或者一个娱乐场所，或者一个正从事着有益劳动的人类。
拉扎罗把手一挥，阻止比利·皮尔格林可能要说的任何话。“忘了这件事吧，小伙子，”他说，“能活的日子好好活着。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啥事也不会发生。但是让我给你一个忠告：门铃响的时候，最好别自己去开门。”
“你们不必担心轰炸。顺便说一下，德累斯顿是一个开放城市，不设防，没有战争工业，没有值得一提的驻军部队。”
拉扎罗的眼睛又闪起亮光。“是的，他是我同一车厢的战友，名字叫罗兰·韦利，死在我怀里。”他把那只还能移动的手指向比利，“都怪这个愚蠢的浑球儿，他才死的。所以我向他发过誓，仗打完以后要把这个愚蠢的浑球儿一枪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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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不幸了。”
屋子里的某个地方，老埃德加·德比被选为美国人的头领。英国人要求提名，但没有人吭声。于是他提名德比，称赞他成熟，有与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由于没有新的提名，提名结束。
“战争中的？”拉扎罗说，“对——我有一个战争中的朋友。他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都同意吗？”
“你有朋友？”德比想知道。
两三个人说：“同意。”
德比问他名单上都是哪些人，拉扎罗说：“你他妈的管好自己别进这个名单。别惹着我，就行了。”一阵沉默后，他又说，“也别惹着我的朋友。”
接下来可怜的老德比进行了演讲。他感谢英国人的善意忠告，说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说他相信所有其他美国人同样也会遵循。他说他现在的首要职责就是竭尽全力确保每个人都能平安回家。
拉扎罗说只要花上一千美元外加旅费，他可以除掉世界上的任何人。他脑子里记着一张黑名单，他说。
“去他妈的面圈饼吧，”保罗·拉扎罗在他天蓝色的小窝里低声抱怨说，“去他妈的月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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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让别人一枪结果他，”拉扎罗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里，成为大英雄。姑娘们抢着往他身上爬。他会安顿下来，头两年平安无事。接着有一天有人敲门。他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个陌生人。陌生人问他是不是某某人。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陌生人就说：‘我是保罗·拉扎罗派来的。’然后他掏出一把枪，把他的鸡巴崩掉。陌生人会给他几秒钟想想保罗·拉扎罗是谁，想想没有鸡巴的日子怎么过。然后陌生人一枪打进他的肚子，扬长而去。”事情就是这样。
那天气温上升很快。中午十分和暖舒适。德国人用两轮车送来了汤和面包，由俄国人拉着。英国人送来了真正的咖啡、糖、果酱、香烟和雪茄。剧场的门开着，让屋外的热气进来。
“你开枪打死他？”
美国人开始感到身体状况好多了。吃下去的东西不再马上泻掉。于是去德累斯顿的时候到了。美国人十分时髦地列队走出英国人战俘区，比利·皮尔格林又一次走在队伍的前头。他现在穿着银靴子，裹着皮手筒，把一块天蓝色的帘子像宽大的长袍一样披着。比利仍然没有刮过胡子，走在他旁边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也是如此。德比想象着他要写回家的信，嘴唇微微颤动，念念有词：
“个子啥用也不顶。”
亲爱的玛格丽特——今天我们出发去德累斯顿。不用担心。这地方永远不会挨炸。它是个开放城市。中午我们举行了选举，猜得到什么结果吗？
“他可是个大个子。”德比说。当然，德比本人也是个大个子男人。
如此等等。
“屁蛋。”拉扎罗说。
他们又一次来到战俘营铁路站的院子。他们来的时候挤在两节车厢中，离开时有四节车厢，舒服多了。他们又看到了那个死去的流浪汉。他躺在铁轨边的杂草丛中，被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呈胎儿的睡姿，死了以后仍像汤匙一样同其他人蜷缩在一起。现在他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与他做伴的只有空气和煤渣。有人把他的靴子拿走了。他的光脚呈青灰色。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死了也关系不大。事情就是这样。
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那个中学教师，加入了谈话之中。他问拉扎罗，是不是计划用钟的弹簧和牛排喂蓝仙女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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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德累斯顿的旅程充满欢乐。路程只有两个小时。皱缩的小肚子已经填饱。通风口送进阳光和舒暖的微风。英国人给了他们不少烟。
顺便说一下，后来当德累斯顿被摧毁时，拉扎罗并未感到兴高采烈。他说，他跟德国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而且，他说他喜欢同敌人一对一单挑。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无辜的旁观者，对此他十分自豪。“只要不是自作自受，”他说，“我拉扎罗不会伤害任何人。”
下午五点美国人到达德累斯顿。闷罐子车车门被打开，门框中展现出很多美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美丽城市。城市勾画出令人愉悦、让人着迷的轮廓，复杂而荒诞。在比利·皮尔格林看来，像主日学校的天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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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中比利身后有人说：“奥茨国仙境。”说话的是本人，是我。我见过的唯一另一座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
“如果有谁问你什么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拉扎罗说，“那就是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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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牛排扔给它。它一大口吞了下去。我在旁边等了十分钟。”拉扎罗的眼睛里闪着光，“血开始从它嘴里流出。它开始哀叫，在地上打滚儿，就好像尖钉扎在它身体外面，而不是里面。然后它想咬掉自己的内脏。我乐了，对它说：‘这回做对了。把肠子扯出来，乖乖。是我在里面捅刀子呢。’”事情就是这样。
德国的其他每一座大城市都遭受到了猛烈的轰炸，被大火摧残。德累斯顿毫发无损，连震裂的窗玻璃都看不到。空袭警报每天都会响起，狂呼乱叫，人们跑进地下室，在那里收听无线电广播。飞机总是飞往别的地方——莱比锡、开姆尼茨、普劳恩，诸如此类的地方。事情就是这样。
“它真相信了？”
在德累斯顿，蒸汽供暖设备仍然欢乐地轻唱着，街车仍然叮叮当当，电话仍有铃声响起，畅通无阻，灯光仍然随着电闸的开关而闪亮或熄灭。城里有剧院和餐馆，还有动物园。城市的主要产业是药品、食品和烟草加工。
“那他娘的畜生咬我。于是我搞了点牛排，把钟里的弹簧弄下来。我把弹簧剪成小段，两头弄尖。锋利得就像剃须刀片。我把它们放进牛排——塞得很靠里。我走过他们拴狗的地方。它还想咬我。我对它说：‘来吧，小狗狗——我们交朋友吧。我们不要再成为敌人了。我不生气。’它相信了我。”
正是下午近黄昏的时候，人们下班回家。他们疲惫不堪。
“一条狗？”比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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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拉扎罗说。“那些人跟我作对，”他说，“老天爷会让他们后悔一辈子的。还不把我笑死。我才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美国总统跟我过不去，我就好好收拾他。你要是看到过那一次我怎么对付一条狗，你们就明白了。”
八个德累斯顿人穿过铁轨纵横交错的车站。他们穿着新军服，一天之前刚刚宣誓加入军队。他们是些男孩和已过中年的男子，还有两个在俄国被打得残缺不全的退伍兵。他们的任务是看守到此地来当合同劳工的一百名美国战俘。小队中有一个祖父和他的孙子。祖父是个建筑师。这八个人走近装载着他们监护对象的车厢，面色阴郁。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作为士兵看上去是何等病弱和愚蠢。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还装着假肢，手中不光拿着装上子弹的步枪，还拿着一根拐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指望从这批刚从前线杀戮回来的高大、傲慢、凶残的美国步兵那里得到服从和尊重。
蓝仙女教母离开了，感到好笑，又不无怜爱。他离开之后，拉扎罗向比利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发誓，说他要报仇雪恨，说复仇是件快乐的事情。
这时他们注意到了留着胡子的比利·皮尔格林，身披蓝袍，足蹬银靴，两手插在皮手筒中，看上去至少有六十岁。比利旁边是手臂骨折的小个子保罗·拉扎罗，拉扎罗因患狂犬病嗓子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拉扎罗旁边是可怜的中学教师老埃德加·德比，德比脑子里可悲地塞满了爱国主义、中年的成熟和想象的智慧。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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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八个滑稽的德累斯顿人搞清楚面前这一百个滑稽的造物真的就是刚从前线回来的美国作战人员时，他们露出了笑容，然后大笑起来。他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是一群比他们受到更大摧残、更加愚蠢可笑的人。这里有一台轻喜剧。
“别以为我没试过。”蓝仙女教母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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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去操你自己吧。”
于是轻喜剧演出团列队走出铁路站，进入德累斯顿的街道。比利·皮尔格林是明星演员，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人行道两边有成千个下班回家的行人。由于过去两年主要靠吃土豆度日，他们面如油灰，没有光泽。除了好天气，他们从不指望有其他的恩赐。突然间——欢乐降临。
蓝仙女教母对于杀人还是略知一二的。他给了拉扎罗谨慎的一笑。“如果你真的能说服我杀人是件聪明事，”他说，“我还有时间先把你处理了。”
路上的很多人发现比利特别搞笑，但他没有与这些人打照面。城市的建筑让他着迷。窗户上方欢乐的小爱神编织着花环。调皮的农牧神和裸体的仙女从花彩装饰的屋檐上俯视着比利，石猴欢跃在贝壳、竹子和涡卷形的雕饰中间。
“你要倒霉了，”拉扎罗说，“谁犯着我，最好把我杀死，不然他就活不成。”
记忆中的未来告诉比利，大约再过三十天——这个城市将被炸成碎片，然后焚毁。他也知道，现在看着他的大多数人也将命归西天。事情就是这样。
“是吗？”
比利一边走，一边两手在皮手筒里忙碌着。在温暖黑暗的皮手筒里忙碌时，他的手指尖想弄明白那件演艺人小外套衬里的两颗小东西是什么。他的手指尖进入衬里的里面，触摸着这两个小颗粒，一颗豌豆状的东西，一颗马蹄形的东西。游行队伍不得不在一个繁忙的街角停下。交通灯是红色的。
拉扎罗告诉他，战争结束后他会派人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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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飞镖靶的人是把小保罗·拉扎罗打骨折的蓝仙女教母。他在拉扎罗的床边停下，问他是不是好点了。
就在这个街角，在一队行人的前排有一名外科医生，做了一整天手术。他是个平民，但举止像个军人。他为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服务。比利的样子使他不快，尤其是当他从卫兵那里得知比利是美国人时，更为生气。在他看来比利的品位似乎极差。他认为比利费了不少愚蠢的心机才弄来这一身装束。
六个英国人抬着一张上面堆放着好几张床垫的台球桌，踉踉跄跄地经过医院。他们将这些东西转移到紧挨着医院的居住区。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英国人，拖着床垫，拿着飞镖圆靶。
这名外科医生会说英语，他对比利说：“我猜想你觉得战争很滑稽吧，对吗？”
比利打了一阵瞌睡，醒来还是在战俘营的医院里。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外面传来健壮男人在坚硬的地面上挖洞竖桩子的声音。英国人正在为自己建造一个新厕所。他们放弃了旧厕所，把它留给了美国人——也让出了剧场，以及举行宴会的那个地方。
比利茫然地看着他。一时间比利想不起他在什么地方，又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会以为他在扮小丑搞笑。是命运，当然，让他穿上了这身装束——命运加上点微弱的求生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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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引我们发笑，是吗？”外科医生问他。
他发现两个小源头，藏在衬里中相隔一英寸的两颗小东西。其中一粒形状像豌豆，另一粒外形像小马蹄。比利接受了辐射传来的信息。他被告知不要追究这两粒东西是什么，只要知道这东西能为他带来奇迹就行了，前提是他不坚持弄清它们的性质。对于比利来说这不是问题。他心存感激。他十分欣喜。
外科医生在要求一个答复。比利一头雾水。比利想表现出友好，可能的话也愿意提供帮助，但他资源有限。他的手指正拿着外衣衬里中的两颗东西。比利决定拿出来给外科医生看。
比利背朝着它，转过头观察，感到磁力在增大。然后他面对着它，跪在行军床上，大胆地东摸西摸。他正在探寻辐射的确切来源。
“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这种戏弄？”外科医生说，“以这种方式来代表美国你觉得很骄傲，是吗？”
比利移向行军床脚的那一端，然后才准备转身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不想让这只动物飞到他的脸上，用爪子掏出他的眼睛，咬掉他的大鼻子。然后他转身。磁力来源的确像一只蝙蝠。那是比利带毛领子的演艺人外衣。外衣挂在钉子上。
比利从皮手筒里抽出一只手来，将东西拿到外科医生的鼻子底下。在他的手掌上放着一颗两克拉的钻石和一部分假牙托。牙托是件很恶心的作品——银色加珠白加玫红色。比利笑了。
这个动物磁力从背后向他传来。如果一定要让比利猜测其来源，他会说他身后墙上倒挂着一只吸血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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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从床上坐起。现在是哪一年，他在哪个星球上，他浑然不知。不管这个星球名叫什么，此地十分寒冷。但比利不是被冻醒的。是一种动物的磁力使他发抖，使他浑身发痒。这东西让他肌肉酸痛，就像进行了大运动量的锻炼一样。
行走的队伍加快了步子，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来到德累斯顿屠宰场的大门口，又走到里面。屠宰场已经不再是个繁忙的地方。德国境内几乎所有带蹄的动物都已经被人类，尤其是士兵，宰杀、吃掉并排泄了。事情就是这样。
比利·皮尔格林说他是注射吗啡那晚的后一天离开位于俄罗斯战俘灭绝营中心部位的英国区，前往德国的德累斯顿的。那是1月份，那天比利在天亮时分醒来。那所小医院没有窗子，鬼影般的蜡烛已经熄灭。因此，唯一的亮光来自墙上的钉子洞和由于门装得不严实而留出的长方形门框。手臂骨折的小个子保罗·拉扎罗在一张床上打呼噜。最后被执行枪决的中学教师埃德加·德比在另一张床上打呼噜。
美国人被带到了屠宰场大门内的第五幢房子。这是一座单层水泥方块建筑，前后有滑门，原先是用来圈养即将被屠宰的猪，现在的功能是一百个远离家园的美国战俘的临时居所。建筑里面有铺位、两个圆肚子的火炉和一只水龙头。厕所在建筑后面，其实是一根横栏杆固定的篱笆，下面放着木桶。
听我说：
建筑的门上有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五”。美国人在进入建筑之前，唯一能讲英语的一个卫兵让他们记住这个简单的地址，以免在大城市迷路。这个地址是：“施拉赫特霍夫-芬夫”。“施拉赫特霍夫”是屠场的意思，“芬夫”为熟悉可爱的“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