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末，阿富汗会迎来它的“独立日”（Jeshyn-i-Istiqlal）。这个节日由阿曼努拉创设。穆萨希班家族统治阿富汗后，将“独立日”作为培养国家意识的工具，恢复了庆典活动。节庆长达一个星期，政府会组织许多娱乐活动，举国庆祝。其中最盛大的活动在喀布尔举行。每年8月，全国各地的人群纷纷涌向首都朝圣。节日的现场，随处可见查希尔·沙阿的海报，还有他父亲纳迪尔·沙阿的照片，那是一位严肃的、看起来像学者的形象，他为国家带来了独立和尊严，是祖国之父、民族英雄。至于阿曼努拉，却不再被人提及，在这里看不到他的肖像，好像这个人物从来不曾存在过。事实上，阿曼努拉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以做家具为生。时光荏苒，他渐渐地消失在了阿富汗人的集体记忆中。
在政府看来，高中教育不仅是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适当的教育还能整合人心，让国民团结起来。政府规定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学校里的孩子必须学习这种语言。虽然那个时候一大半的阿富汗公民并不会说普什图语，之所以选择普什图语，是因为它是统治家族最初使用的语言，它帮助统治者巩固了与南部和东南部强大的农村部落的联系，而这些部落只会说普什图语。其实，王室精英成员在喀布尔长大成人，达里语才是他们的惯用语言。那所谓的母语，他们还得去学校学习。正因如此，宪法将达里语定为第二语言，达里语是大多数阿富汗人实际使用的语言。
喀布尔电台是阿曼努拉的另一项创举，新政府让电台恢复了服务。重新开张的喀布尔电台向每一个能获得收音机的国民播放音乐，电台还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以新闻的形式）。农村的阿富汗人也为拥有电台这样的现代物件骄傲不已。当然，阿曼努拉的开创性贡献，大家已经绝口不提，这成了新政府的荣光。
193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阿富汗有了第一家医学院。这是喀布尔大学的最早萌芽。而后的10年里，留学生纷纷归来，成为大学的顶梁柱。学校在医学院的基础上，开设新的科系。一座囊括科学、工程等诸多学科的学府开始形成。我父亲是文学院院长，教授心理学和教育学。就这样，喀布尔大学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校机构。
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统治时期，阿富汗已经出现几个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穆萨希班时代，他们得以进一步壮大。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本是一个棉花商人，后来成了棉花大亨。他还垄断了国内的食用油贸易，获得了运输专营权，积累了巨额资本，开办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有了发展私人工业的本钱。20世纪40年代，阿富汗的企业家兴办工厂，加工棉花，制造纺织品等。当然，这些新兴产业都操控在政府手中，毕竟开厂兴业需要政府的批文；要获得批文，就得打通各种关系中的重重关节；想要打通关系，就需要削减皇室成员的利润份额——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如何，阿富汗的一小部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期开始了。
纳迪尔遇刺事件，一度让王室对学生很是忌惮。为此，政府的奖学金计划暂停了好些年。直到1937年，5名来自喀布尔各高中的拔尖学子再次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根据他们学习的外语，政府安排他们分别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我的父亲毕业于哈比比亚，精通英语，他和4名同学被送到了美国。临行之前，首相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不许和美国女人搞在一起。父亲违反了禁令，他在芝加哥和我的母亲结婚了。为了爱情，父亲到底付出了代价。政府取消了他的奖学金，而且命他回国。母亲和父亲一起来到了阿富汗。此后的20年，他们一起生活在阿富汗。父亲的4位同学中，有两人娶了美国妻子，还有一人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女子结为夫妇。他们都和自己的外国妻子回到了阿富汗。眼见木已成舟，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定忽略这些婚姻带来的破坏，他们进入政府担任公职，为国家发展尽心尽力。通过放宽与外国人的婚姻限制，政府从奖学金计划中收到了回报，国家朝着20世纪的世界向前迈进了小小的一步。
1946年，阿富汗与美国正式建交。外交大臣哈比卜·塔尔齐（Habib Tarzi）向美国杜鲁门总统递交了国书。阿富汗还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同年，塔尔齐来到旧金山，参观了莫里逊·努德森（Morrison Knudsen）公司总部，这是一家工程和建筑公司，横卧在科罗拉多河谷的胡佛水坝，便是莫里逊·努德森公司的建筑成就。前来参观的塔尔齐，正怀抱着一项大胆的建坝计划。
塔吉克裔学者哈玛德·安瓦尔（Hammad Anwar）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此人作风颇为新潮，归国之时，他带回了一位美国妻子。安瓦尔的夫人不受约束，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而且拒绝穿罩袍。为此，安瓦尔和王室发生了巨大冲突。事到最后，出于安全考虑，夫妇二人离开了阿富汗。这一去，安瓦尔再也没有回来。政府的又一笔教育投资打了水漂。
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现金充裕。二战期间，由于严守中立，阿富汗的坚果、水果和食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为其军队提供补给。卡拉库尔羊皮热卖一时，这是一种用于制作轰炸机飞行员夹克的皮毛。当时，参战各国实行战时经济，他们没有出口产品，只能通过现金支付。阿富汗朝廷赚得多，花得少。待到战事结束，阿富汗便有了强大的购买力。
我的伯父纳吉姆丁（Najmuddin）就是第二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塔夫茨大学，成了一名牙医。他回到阿富汗执业以后，因为那些显贵顾客实在难以伺候，从不按预约时间就诊，颐指气使，命令他必须随叫随到，伯父一气之下，关了诊所，退休了。最后，为了不浪费对他的教育投资，政府聘他为教育顾问。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伯父为公办学校编写教科书，并把《大英百科全书》译成了波斯语和普什图语。
对于这笔巨款的用途，政府是有打算的。阿富汗的第一大河赫尔曼德河流经国内最广袤的平原。如果能将河水引济到干涸的平原地带，大片的荒漠即会变成千顷良田，使之开花结果。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州早有成功先例。他们建造了胡佛水坝，利用科罗拉多河水灌溉帝国谷，把沙漠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阿曼努拉时期，政府每年都会遴选4至5名最优秀、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送他们前往欧洲、美国的大学深造。纳迪尔上台之后，恢复了这一政策，只是阿曼努拉的先驱作用再也没人提起了。
现在，塔尔齐想知道努德森公司是否会考虑接受聘请，在阿富汗修建几座大坝和运河网，阿富汗政府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对于这番提议，努德森公司非常有兴趣。双方组建了联合公司，即MKA公司。美国工程师、菲律宾建筑师和阿富汗的行政人员搬到赫尔曼德河谷开始工作。阿富汗政府建造了查因杰尔（Chainjeer）和拉什卡加赫（Lashkargah）两座小城，为他们提供住所。
这些学校培养了阿富汗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而后，她们走上历史舞台发光发热，影响了40余年。1965年，成为卫生部长的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也是阿富汗女性中进入内阁担任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位明星学员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曾担任教育部长。她撰写的《阿富汗女性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与身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
二战结束初期，乐观情绪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弥漫。巨大的变化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可恶的大英帝国已经崩溃，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国结成了反希特勒联盟，并取得了胜利。有了这样两个大国的共同努力，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一定会到来，阿富汗可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政府还专门开办了一些面向女童的小学。到了后来，保守势力的气焰有所收敛，其中的一所小学得以升格成为女子高中。为了纪念迈万德（Maiwand）之战中的那位巾帼英雄，女子高中还以“马拉赖”为名。女中既收贵族小姐，也向寒门小户的女儿开放。眼见马拉赖高中没有引发什么争议，政府又着手筹建第二所女校——扎尔胡娜高中，之后又开设了更多的女子高中。
首相哈希姆（Hashim）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与乐观的时代精神实在不相合。因此，哈希姆下台，首相职位改由善良温和的弟弟马哈茂德（Mahmoud）接任。把一个兄弟换成另一个兄弟，不会引发任何乱子。这不是政变，也不是政权更迭，这是一次公关行动，这个家族决定向全国展示一张不同的面孔。马哈茂德颁行了不少改革措施：言路大为放宽，一批政治犯重获自由，并组织了新的议会选举。如此一来，议会将不再是一枚橡皮图章。王室任命上议院成员，下院成员则由人民经过公平、自由和可信的选举产生。当然，所谓公平自由的选举仅仅是理论。
阿曼努拉倒台之初，他建立的大多数学校都被穆萨希班朝廷强制关闭。而后，这些学校又慢慢恢复招生。阿曼努拉统治期间，全国学生的总人数曾经达到8.3万人。纳迪尔统治时期，这个数字一度降到4.5万人，但至少皇室培养了现代教育是一件好事的观念。的确，学生必须修习《古兰经》，诵读伊斯兰经典，还要接触神学和阿拉伯语。这减少了神职人员可能提出的任何抱怨。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欧洲语言，以及地理、绘画和世界历史，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俗课程体系。
1949年，新议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胡须满腮、头戴头巾的保守派占据了不少议席。但是，一个新兴的西方现代主义阶层同样不可小觑。议院当中，他们的代表有四五十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王室所说的议会拥有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他们召集内阁成员到下议院说明预算，他们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一类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内阁大臣个个出身高贵，他们不是和王族血脉相连，就是国王的亲信，面对如此无礼的责问和质疑，他们当然老大不高兴了。
一个类似议会的国家委员会或舒拉·米利（Shura-i-Milli）也是纳迪尔的遗产。这个机构的部分成员由王室任命，其他成员虽在名义上经过选举，实际也出自支持王室的选区。虽然该机构的职责仅限于盖橡皮图章，即签发朝廷已经决定的指令。不过，它至少植入了民主的形式，一个在日后可以填充实质内容的外壳（多年以后，议会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在议会上发声，他们还办私人出版物，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政府不由得警觉起来。要知道政府标榜的“言论自由”，可不意味着出言无忌，而是人们应该自由地、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赞美王室。可是，在这些出版物中，王室看到了危险政党的前兆和令人担忧的政治野心。
纳迪尔死之前，就已经拟好了一部宪法。法典内容趋于保守，它赋予王室绝对的控制权，使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的权力合法化。不过，颁行宪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树立了一种观念：即便贵为王者，也受法律约束。
1953年，赫尔曼德工程出了麻烦。工期大有拖延之势，开销也到了不可承受的境地。毕竟，修筑水坝所需的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从国外引进。当地的路政设施又落后至极，要把设备运抵工地，实在是费时又费力。所以在项目开始前，只得先修路。最初的1000万美元已近告罄，但几乎没有成果。同时，美国专家和当地行政官员之间还存在配合问题，他们正在就管辖范围问题展开争论。赫尔曼德工程的混乱，反映了喀布尔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事实证明，温和的马哈茂德不起作用，仍然要实施坚韧、有纪律的统治。王室政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马哈茂德的“阿富汗之春”被证明是错误的。
穆萨希班朝廷的君主制是一种暴政，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这是为西化发展服务的暴政。一方面，朝廷对国民思想严加禁锢，极力安抚保守的乡绅和教士阶层；另一方面，穆萨希班朝廷一开始就已朝着梦想迈开脚步，哪怕步履蹒跚，国家好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新的策略，需要新的面孔。王室也发生了代际更替，父辈已经走完他们的路，是时候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了。家族年轻一代有一个候选人——国王本人。查希尔·沙阿早已成熟稳重，再也不是当年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做王室需要他做的事。近20年来，他一直以宽厚慈爱的形象示人。如果国王摇身一变成为大独裁者，开始钳制言路、逮捕政敌，那么谁又能接替他留下的仁君角色呢？不，国王必须继续他的工作：欣赏音乐、支持艺术、打猎出游，这些工作更适合他的性情。最终，接力棒，或者我应该称之为警棍，交到了国王的堂兄弟达乌德（Sardar Daoud）和纳伊姆（Sardar Na’eem）的手里。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弃了对家族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城堡，这是官方的态度。只要家长愿意，完全可以为尚在婴儿期的儿子指认一门娃娃亲，即便对方是堂兄弟家尚未出生的女儿，等女孩长到青春期，他们便能如愿以偿。政府不会提出异议。那些想在家中痛饮威士忌的人，只要不去公共场合招摇过市、被人闻到酒气，政府才不会予以理会。当然，他们所在的家族可能会予以处罚，但政府完全不关心人们在家里做了什么。简而言之，新王朝不仅尊重，而且加强了阿富汗传统文化中公私之间的区隔。
达乌德和纳伊姆都曾赴法国留学。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又得到叔叔哈希姆·汗（Hashim Khan）的有意栽培。纳伊姆曾在外交和经济部门工作多年，达乌德则被赋予军事和政治等权力。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摔跤球队，开始分管这个国家。
乡村又回到了过去，阿曼努拉的革命痕迹被扫荡得一干二净。虽然政府的官吏仍在各地坚守，各项税款也是征收不辍，但他们或多或少保留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对部落长老、教士谦恭有礼，部落的自治权力也得到了保全，还允许游牧民不受边界约束自由出入国境。
纳伊姆体形瘦长，长着一张马脸，有一个鹰钩鼻子。他穿着西服，看上去优雅贵气。他的声音很悦耳，钟爱美食、古典音乐，对于东西方的诗歌也很了解。健谈儒雅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坚韧机敏的心。他的优雅和外交天赋，使他有能力应对阿富汗四周环伺的强邻。正因如此，纳伊姆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的外交部长。
在很大程度上，穆萨希班家族的残暴镇压、优雅文化和内政外交相结合，使阿富汗从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维持了相当平静的局面。
达乌德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嘴唇很厚，浓眉大眼，秃顶脑袋如子弹。年岁见长之后，达乌德养成了佩戴墨镜的习惯。黑超加上光头，让他与特利·萨瓦利斯1（Telly Savalas）更加接近。从外表一看便知，这是个强势人物。作为内政部长，处理本国内政要比和全世界打交道困难许多。达乌德还是国防大臣，拥有军事指挥权。同样，作为首相，他要把持全局。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阿富汗偶有几次部落叛乱，都被穆萨希班家族平定了。朝廷的武装军备精良、实力强大，任何地方势力都不能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即便某个部落举族反叛，其他地方势力仍然和朝廷站在一起。穆萨希班家族虽然残暴，政治手腕却很高超。他们懂得阿富汗文化的微妙之处，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一次，一位异见分子发表檄文，猛烈抨击穆萨希班家族的统治，他还对阿曼努拉时代怀念不已。没过多久，此人就没了声音。他的生命应该终结在了某座秘密监狱。阿卜杜尔·拉赫曼那密不透风的特务网络和警察系统在纳迪尔的手中得以复兴。一旦感到威胁，朝廷从不吝惜采用恐怖手段。
国王查希尔·沙阿未曾改变，他依旧保持着绅士形象，端坐在劳斯莱斯后座，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是的，查希尔·沙阿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一个执政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臣民都觉得，查希尔国王气度雍容，颇有君王风范。掌握权力意味着杀戮、破坏和折磨，这些恐怖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臣民眼中的国王可亲可敬，所有那些黑幕似乎和他毫不相干。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军装，或是一套完美无瑕的西装。即便有他穿着传统服装的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个公共办公室的墙上，或是每一本小学课本的扉页。国王不断老去，肖像却永远是他年轻时的样子。查希尔·沙阿35岁左右的时候，肖像就不再随年龄增长变化了。实际上，国王渐渐白了头发，谢了顶，一道道皱纹爬上了脸庞，但画像中的他却永远那样年轻有活力。
达乌德和纳伊姆上台之后，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充满美好的时代结束了。1949年的自由议会被解散，那些敢把王亲国戚叫来问话的国民议会议员全都丢了工作，前任首相任内兴起的私人出版物被关闭，那些热情呼吁世俗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喀布尔大学教授穆罕默德·霍巴尔（Mohammed Ghobar）曾在《历史进程中的阿富汗》一书里忠实讲述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统治家族的严酷手段。而后，霍巴尔因书获罪，被流放到西南部荒漠的小镇，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度日——阿富汗版本的“流亡到西伯利亚”。一些人就这样消失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恐怖日子。
纳迪尔横死之后，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阿富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纳迪尔被刺之后，他的一干亲戚却不曾起来野蛮地争权夺利，将这个国家分裂，部落势力老老实实的，其他民族也没有试图分裂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纳迪尔19岁的儿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加冕礼上，三位叔父宣誓要对国王忠诚。当然，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年纪最大的叔父手里，他担任首相一职，另外两位叔叔则占据了国防大臣和外交部长的要害位子。其他亲戚和亲密伙伴则在政府的其他部门各有安置。接下来的44年里，阿富汗的真正统治者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良好的家庭。一位首相下台，会有另一位执政家庭的成员取代上台，即使这些变化反映了幕后的权力斗争，但从外部看并不明显。在公众看来，这个家庭在私人会议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向世界展示了其天衣无缝的一面。
不过，达乌德、纳伊姆和查希尔·沙阿三人想要的不仅是权力，他们想要改变一切。他们都曾开眼看过世界，清楚阿富汗之外世界人们的生活。绝对权力是强大的，问题是它统治着什么。是默默无名的农民、封建领主、游牧民族和宗教“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只字不识，他们统治着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更不用说汽车了。他们想要统治一个富裕而发达的国家。
阿曼努拉的支持者自然要展开报复。没过多久，纳迪尔的一位兄弟在德国遇刺身亡，凶手是一位阿富汗留学生。六个月后，纳迪尔本人也遭遇噩运。那一天，纳迪尔到一所高中为学业精进的优秀学生颁奖。我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在读十年级。另一位获奖者是在恰希家族长大的男孩。有一天，父亲和那男孩放学后一起踢足球，男孩吹嘘说，他很快就会有一记被历史记住的射门。父亲还以为同学是在谈论足球。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目睹了同学走出队列、枪杀国王的全过程。国王的三个幸存兄弟对此展开了报复，恰希家族的所有成年男子均遭处决，女眷和孩子被投入监狱。如上短短的两句话已让人不忍听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更叫人惨不忍闻。直到1934年，冲突才结束，阿富汗陷入了通常被委婉描述为“稳定”的残酷平静中。
尽管达乌德专制冷酷，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有不少这样的强人型现代主义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Shah Reza Pahlevi）和埃及总统纳赛尔（Gemal Abdul Nasser）就是其中的代表。达乌德年轻时，与一个名为“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的组织有联系，拥抱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认为发展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过时的习俗应该摒弃，妇女应该解放，外国影响应该被抵制，发展本国工业，总之，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如今，达乌德已经手握大权，他打算不遗余力地把理想付诸实践，推向极致。
纳迪尔并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国王生涯不过四年。如此短暂的岁月，坐稳位置尚嫌不够，又何谈宏图伟业呢。那个时候，阿曼努拉的不少追随者都觉得纳迪尔不但谋权篡位，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恰希（Charkhi）家族和阿曼努拉关系匪浅，是纳迪尔最大的威胁。纳迪尔以一种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以来罕见的残暴手段摧毁了他们。他那无情的手段，颇有阿曼努拉父亲的风格。恰希家族的长老先是遭到囚禁，而后未经审判便处决了他们。其他成员则被人殴打致死，纳迪尔旁观了整个过程。
然而，发展资金是一个问题。在一个农牧业国家，又从何募得如此庞大的一笔资金呢？前景似乎让人绝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国境外，那里集结了各种力量——该地区正在成为冷战的一个关键舞台。这场全球的权力斗争在20世纪后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表面如此，但纳迪尔和他的兄弟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和阿曼努拉的看法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大概只在实现理想的手段。纳迪尔的关键词是谨慎。他崇尚变革，但希望这种变化悄无声息、易于操控。阿曼努拉的倾覆，足以给他提供前车之鉴。阿富汗的保守势力如此强大，随时可能聚众生事、击垮王权。农村、封建世界是那只狗，而城市不过是尾巴。对此，兄弟几人最清楚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同神职人员及部落长老翻脸，而是把他们当作伙伴对待，而后抓住机会，慢慢削弱他们的权力。
特利·萨瓦利斯（1922—1994）：美国电视与电影演员、歌星、喜剧演员，以光头造型闻名，美国电视艾美奖得主。
初登王位的纳迪尔，看起来是当年的“铁腕埃米尔”的翻版。他自称是旧制度的拥护者，誓言要维护传统的部落社会，捍卫赋予他个体和意志的信仰。纳迪尔的花言巧语使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认为，他会拨乱反正，阿曼努拉的一切革命都将被彻底清除。在纳迪尔的治下，女性再次遭到禁锢，不能轻易走出家门，宗教警察又开始在街上巡逻。如上两项措施，仿佛让阿富汗人回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铁血年代。纳迪尔确认了封建地主的财产，并承认哈纳纳斐派沙里亚法的权威。纳迪尔宣布，任何裁决都不能取代它，任何法典都不能与之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