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挣二十五马克干的那份工作现在由一位妇女在干，她只挣二十三马克。安内玛丽以这位希腊人为题材写了一篇报道，他搬迁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尽可能远离哥廷根，找到工作。为“本城人物”栏目写的。主编说：哎呀安内玛丽，您太爱做好人了！她说：那位希腊人会不会做出了什么值得牢记的事呢？比如说，希腊人比德国人更自由！希腊人每天读报纸。如果没有报纸，他就去咖啡馆读。您瞧，安内玛丽说着，拿一根小手指朝着那位俄底修斯坐着读报的方向一弹。主编干脆认为，安内玛丽内心深处感激他对她的反对。只要她做好人感到开心，他甘心做个邪恶的反动派。听他这么讲，她忍不住大笑不止。主编马上说：这下您至少笑了，谢谢。
安内玛丽一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说赫尔伯特·西恩茨的事，就去拜访了他。自从我认识安内玛丽·舒尔泽以来，我就想象，一位男记者内心里看起来肯定就跟索福克勒斯内心里一样。也许这下有一位非常善良的记者会讲，他不喜欢被人拿来跟索福克勒斯这样一个反对派比较。如果这样，我将收回我的比较。索福克勒斯可以被理解为反对派，这我既不是靠自己的认识也不是从一位哲学家那里得知的，而是从加米希—帕滕基兴的一位失业的酒店商人那儿知道的。他几乎是警告我要当心索福克勒斯。失业者就干这种事。昨天，在咖啡馆里，一位模样像俄底修斯的希腊人走过我们的小桌子旁，他垂着胳膊晃晃拳头向我们这个方向打招呼。安内玛丽用一个无法听懂的希腊名字回答他。我的一位客户，她骄傲地莞尔一笑说。他在哥廷根那边被解雇了，因为他要求公司食堂里摆放工会的报纸。企业老板禁止这么做。这些报纸可不是支持工人而是反对工人们的。报纸里宣传罢工，这反过来必然会导致公司的毁灭，也就是失去工作岗位。那位希腊人讲：放了图片报，那里面的文章倒确实是反对工人的。八天之后他就被解雇了。
我的加油工曾经参加法国志愿军，在越南打过仗，显然也杀过人，一九七七年秋天，当我们的关系有几个礼拜之久起了变化时，他说，如果他需要五万马克，他会干脆将安内玛丽·舒尔泽床下的恐怖分子拉出来交给警察；他偏偏不需要五万马克，敏捷的安内玛丽是多么幸运啊。安内玛丽果然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写了一篇报道，报道在康斯坦丁大学里举行的一个在监犯画展，她在文中引用了彼得·保尔·查尔的一行诗，却没有明讲那位诗人是谁。一位在环保方面做出了成绩的教授认出了这行诗是激进诗人查尔的，提出了警告，气氛一下子就有了威胁性。安内玛丽·舒尔泽打电话给我。她能信任我吗？她现在实在是有必要仔细检查她的朋友们了。有可能她很快就会失业了。主编感觉受她骗了。随后有一段时间，我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读不到她的文章，可在圣诞节那一期上她又露面了。她写了一个十二岁的土耳其女孩，她在一场圣诞节绘画竞赛中赢了。这位土耳其女孩的父母亲在三十一号国道过梅尔斯堡没多远的地方车祸身亡了，当时他们正前往弗里德利希港找工作。大雾天，父亲想超车。安内玛丽的这篇有关土耳其孤儿的文章又一次赢得了我们大家的好感。那女孩的房间看上去像是一颗圣者的灵魂。所有的东西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她又哭起来了。慢慢地吸气。分三口喝掉一杯葡萄酒。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她曾经认识的所有人的情人。是所有工厂主、外科医生、土耳其人、律师、马戏团人员、报社老板、垃圾清理工、教皇、部长、船工、政府领导、阿富汗人、侍者、无名者、男人和女人的情人。只要我还见到她任性、善良和骄傲地穿行在我们城市的街头，或者——由于我在我的房间里，因而看不见她——我至少知道、能够想象，她现在正以她的不修边幅和精力充沛的风格穿行在街道上，这里就还是可以忍受的。她也许还能够通过她的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主编反对的报道将一切团结到一起。安内玛丽说，主编自己形容他对她所持的是反对态度，他自视为多愁善感和混乱的反对者。主编说，多愁善感和混乱是安内玛丽的敌人，也是我们社会的敌人。
安内玛丽的被事件所感动的叙述方式当然不适合我。跟她相比，我是个间接的人。当我获悉了什么事，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但它在使她活跃起来的同时却会让我发呆。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讲了那个脸上长痣、红头发、骑自行车的男人，像是讲一桩滑稽事。他觉得这件事最滑稽的是，这位为他的兄弟马克斯求情的赫尔伯特·西恩茨将他当成马丁·弗洛恩德博士，要他将他告诉他的一切转告公司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而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这位赫尔伯特·西恩茨怎么会想到将他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先生当作一位根本不存在的马丁·弗洛恩德博士兄弟的，这他也没搞清楚。弗洛恩德博士叫道：将我当作我本没有的我自己的兄弟跟我讲话，请求我向我转告一件事，这是不是很奇怪，这确实很奇怪，对不对？
比如说，安内玛丽一点没有耐性，但又会突然沮丧起来。有时候她耸起肩，缩起头，收起膝，让人以为这下只要张开手伸出去，她就能坐在手上。可她转眼又会怒不可遏——要是知道是如何引起的就好了。比如说，她对别人遭遇的不公正和痛苦认真得可怕，据我们所知，她只是听说了那些痛苦而已。她赶过去，调查，赶回来，又写又讲，加以传播。当她讲她在住有七户土耳其家庭的房子里目睹的一切时，她边讲边哭。她一哭就泪水横流，鼻子马上就像患重伤风似的堵住了。然后她就骂她的鼻黏膜。我讲这些的目的只是想说，安内玛丽大概会以另一种不同于她听来的方式，讲述她从弗洛恩德博士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即使她使用爱咬文嚼字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表达方式。她的眼睛很小，长着个东方人的鼻子，鼻子下面紧跟着就是她发亮的嘴，一种倔强的肉髭须。这种嘴不是遗传来的，它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她经常不是讲话，而是固执地将嘴唇前拱。她越来越经常地像急促祈祷似的讲，她的终身目标是离开这里，去一座大城市，进一家大报社。她的理想是一家不是每个房间墙上都挂着老板照片的编辑部。但她又讲，一个不挂在墙上的老板有可能还要糟糕。她说，即使她实现了她的终身目标，也没什么用。在她的首篇报道刊印出来之前，她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不管她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其价值都减半了，蒙受了巨大损失，毁掉了。
安内玛丽说，她曾经希望，弗洛恩德博士多少会被这件事打动，建议他的人事部门重新雇用那位马克斯·西恩茨；哪怕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轶闻，国王和主教们也会这么做的。可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解释说，国民经济不能满足一个人心里一直存在的行善的需求。他只能在公司之外做一个善人，而对于身为老板的他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看看我们的音乐生活吧。企业理性禁止在企业内部行善。如果他重新雇用一位被一台便宜机器取代了的人的话，这就是说，如果他有一次生产较贵而不是较便宜的话，那下次遇到急事时——它肯定会发生，这个月还没有结束就会发生——他就不能再求教于生存法则，也就是经济学的生存法则，而是必须——他其实很想这样——第二次扮演人类的朋友——他本来就是人类的朋友——等等，直到公司完蛋，全部人员失业。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他必须创造更健康的、效力更强的、更不可战胜的工作岗位，停止虚弱的、也就是生产效率差的工作岗位。
每当安内玛丽向别人讲什么时，就会讲到她父亲。安内玛丽的父亲是在一个除夕夜去世的。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人必然会知道，知道后当然就永远忘不了。他在市中心开有一家裤子店。那家所谓的“裤子角”。他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公开拒绝扩大他的经营范围。他破产了。我宁愿破产，也不愿卖领带，这一定是他的骄傲愚蠢的话之一。安内玛丽复述的所有他的话都是一位走向灭亡的人讲的骄傲的话。看着他的生意和健康每况愈下，讲那些话来表明他虽然在走向灭亡，但却是道德上的赢家，这一定带给安内玛丽的父亲某种乐趣。每当安内玛丽眨着发绿的眼睛、嘴唇发亮地复述她父亲的话时，我都不由得想到席勒式的英雄。我最喜欢席勒式的英雄。对于他们来说，再没有比跟走向灭亡抗争更容易的事了。可他们干着毁灭自己的事情，好像故意似的。这使他们成了席勒式的英雄，尤其是我喜欢的英雄。安内玛丽的父亲，那位裤子商贝恩哈德·舒尔泽，他一定是位席勒式的英雄。他大概只缺少舞台。安内玛丽本人显然不仅仅是将他看作船长一类的人物，一艘帆船的船长，这艘帆船在一场海战里被一艘化装成帆船、内装蒸汽发动机、因而容易操纵许多的船凿沉了。或者，那位父亲会不会是这么一类船长呢：他被不公平的优势凿沉了，在咕噜着呛水淹死之前，他对着那斜向天空或斜向后世的船舷开火？这位垂死者只有敌人。而这些话将陪伴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儿一辈子。也许这孩子自己的所有话都得跟这种毁灭的激情角逐，因而喜欢夸大。
安内玛丽说，这位了不起的强人——有一回她还称他是一位“银制柏柏尔人”——令她感到怜悯，但她也会对着他瘦骨嶙峋的脸上吐口水的。因此她尽快逃走了，出去时还察看了一下屋门和花园门之间的那段路，她得出结论，当那位红头发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下车时，弗洛恩德博士一定已经看见他了。安内玛丽进行了调查。马克斯·西恩茨住在眼下是城郊的一座从前的农屋里。未婚。他没有一位名叫赫尔伯特的兄弟。他是红头发，脸上合适的位置果然有一颗痣。她在他那里待了整整一晚。她还从汽车里取出一瓶葡萄酒来。然后她写了那篇报道：《西恩茨兄弟》。
安内玛丽将她从弗洛恩德博士那儿听来的讲成一桩旷日持久的事。弗洛恩德博士会允许他的一位前职工的兄弟打扰他的礼拜六上午的清静多长时间呢？那人不像是在跟弗洛恩德博士讲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好像自己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突然激动起来。最近，他兄弟威胁要重复奥古斯堡烟囱事件。说到这里，赫尔伯特·西恩茨故意夸张地做出一个吃惊的表情。他无法相信，博士先生还压根儿没听说过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一位被解雇的公司钳工爬上工厂的烟囱，用铁链和铁锁将自己锁在最上面的铁梯上，将钥匙扔进了烟囱里，数千人跑拢来观看，动用了好几名消防队员才用电焊机把铁链割断，将那人接了下来，博士先生不可能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不相信，他兄弟马克斯会模仿奥古斯堡烟囱事件。但无可置疑的是，他抱有类似的念头，或是某种更愚蠢更荒唐的事。赫尔伯特·西恩茨必须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免得以后后悔莫及，不得不怪自己没有讲出来，这是他最担心的事。说时他又昂了一下头，看起来好像他想将他的头甩到后边去似的。安内玛丽说，她父亲也有这种反抗的、自以为是的或者绝望的昂头动作。
为自己求情，马克斯·西恩茨很可能会不好意思，因此他在他的老板面前自称是赫尔伯特·西恩茨。正如他告诉安内玛丽的，他本想这样就可以大大渲染一番，如果是为另一个人求情，做起来当然就容易一些。因此他让那位被解雇的兄弟结了婚，添加进他最近这段时间听到和读到的有关失业者的故事。这座低矮的农屋是他从他的一位叔叔那儿继承得来的，去年夏天，他将其中的一个房间出租给了一位失业的演员，那位演员给他讲了奥古斯堡烟囱的故事。他在《图片报》上读到过，一位失业的工程师连续数月没将他失业的事告诉他妻子。马克斯本人在邻居们面前装得他还在工作似的。他每天早晨离开家，像是去上班。不过，最困难的是要在工厂附近待上八个小时。可惜他犯了个错误，他准时清空了工厂里他的柜子，离开了工厂区。他本来应该留下来的。不是像那位奥古斯堡人那样。他不会去爬烟囱，拿铁链锁上自己。他的解决办法是就这么留在工作岗位上。同事们会养活他的。谁要求他离开，他都会客气地笑着回答：我还想再待会儿。如果他及时想到了这主意，他们总不能将他抬出去。我还想再待会儿。这就行了。但是，他总不能及时想出正确的主意来。因此除了求助于工厂主先生本人，别无办法。这当然也会令他难堪，于是他假装是他自己的兄弟。另外他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兄弟，一个哥哥，名叫赫尔伯特，十九岁时战死了。他今天肯定也会失业。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对赫尔穆特·弗洛恩德本人，而是假装对他的兄弟讲话呢？他当然也知道，那位长着铁丝般的灰发和眉毛的人就是他的最高老板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本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马丁的兄弟。为什么要这么假装呢？安内玛丽问。这时那位唯一的西恩茨笑了。他这样做很对，这从工厂主的反应就看得出来。西恩茨跟工厂主讲了那么长时间，后者都没有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一位马丁，他本人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一切都是冲他来的。工厂主先生最后甚至对西恩茨讲：我会跟我兄弟谈谈您的事。弗洛恩德博士描述的是另外一番情形！我的天，那位唯一的西恩茨叫道，一位因他的生意一年年越来越好而失去了工作的人来找他谈话，工厂主先生必然会尴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马克斯不仅将自己变成了这位失业者的兄弟，而且，他假装将他当成了将工作岗位一个接一个减去的工厂主的一位兄弟，是想省去工厂主的尴尬。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事而来，他是为他兄弟马克斯的事才来的，当那位红头发的赫尔伯特·西恩茨讲过这话之后，他几乎是微笑着说道，他要讲的事，也不是讲给他马丁·弗洛恩德博士先生的，他是要讲给他兄弟赫尔穆特、这家公司的老板的。赫尔伯特·西恩茨不得不通知弗洛恩德博士的兄弟的有关他兄弟马克斯的这种事，是马克斯·西恩茨绝不可能向他的最高老板，也就是赫尔穆特·弗洛恩德博士当面讲出口的。就连赫尔伯特·西恩茨，也宁愿对他兄弟的老板的兄弟讲，而不愿直接对老板本人讲。马克斯当然不知道，赫尔伯特现在正站在弗洛恩德家的花园门外。因为事关他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一事。赫尔伯特很幸运，有个稳定的工作，他不在弗洛恩德博士的工厂里，而是在艾尔玛厨房用具厂工作。可他的兄弟马克斯被解雇了。十一个礼拜前就被解雇了。马克斯一直没将这事告诉他妻子。他每天离家，开车去工业区上班。门卫现在再也不放他进去了。事情闹得令马克斯难为情得要命。他兄弟从前的同事们要求他赫尔伯特说服他的兄弟快快认命。他确实尝试过。可惜一点成效没有。马克斯声称，他是个习惯的奴隶。二十一年了，他天天开车去厂里。他现在不能够一下子就停下来，公司应该明白这一点。他根本没办法将被解雇的事告诉他妻子。绝对不行。比起他来，他妻子更是个习惯的奴隶。
当主编读过《西恩茨兄弟》之后，他说：安内玛丽，您可是故意这么做的！您想表明，您只关心失业者，其他啥也不关心。安内玛丽交出来的不是一篇报道，而只是另一种几近残酷的自慰行为。有好多次，他讲这个名字的样子，好像他讲它时，他是埋头于这个名字，同时声调拖得长长的。可惜她的名字太适合这么做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是为了恳求似的拖长。她知道，这下她在这里完了。那位反对者明明白白地说，他不得不罚她反思一段时间。大城市的报社大楼里至今只传来胆怯的等待。她现在不得不讲，幸好如此。我不相信她的这话。有段时间我根本不敢看她。她坐在那里，肯定很痛苦。比如说，堕落的脸。我心里为我从来没有试图劝说安内玛丽而生出令人厌恶的安慰！要不然我现在就得为她操心了！这种泪流满面、摆脱不了的事！如果我现在向她望过去，一定会看到她脸上的那种迫切要求，要求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唤醒好像我想为她做点什么似的印象。我不看她。她接着讲。如今她早就知道了，大报社是不欢迎她的。她是个现场女记者。我先是理解成郊区女记者，马上就想到：唉真可怜啊。但是，报社越大，它里面的真实性就越小。她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真正的真实性对于大报社来说太不重要了。比如说，在那里，失业者的题材会被摆到跟琐碎小事一样极不显眼的层次加以讨论，因此，她和马克斯·西恩茨就像实验室里不应有的苍蝇一样不适合那里。她认为自己是个失业者。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问。这不取决于我。安内玛丽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是，由于她跟许多人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她一定会认为追问她是在要求她泄密。她跟某个人坐在咖啡馆里聊天，好像这座城市里只有眼前那些事。也许她想和我保持明显的距离。我每年打着招呼从安内玛丽身旁走过一二十次。我在罗默斯巴赫咖啡馆里跟她碰过两三次面，像昨天那样。那时候通常是她在讲。即使可以认为她在将话题引向某些私生活的事情，但事实很快就会表明，这又是为了她的工作。而比起本城一位女记者的令人尊敬的工作，安内玛丽本人会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除了重复就没什么新闻了。
我在想，她父亲对这种毁灭会讲出完全不同的话来。我想不出有什么话适合她的处境。突然她又开始讲起来。她现在失业了，这是她唯一的安慰。要是她的文章真发表了出来，她就会害怕在街头碰上马克斯·西恩茨。她卖掉一篇描写他的失业的文章，却没有能够通过她的文章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失业状况！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她必须撞上这件事，否则她还不会意识到她的工作是难以忍受的。她感谢马克斯·西恩茨给她上了这一课。好在她现在失业了，如果在街头遇上他，她可以心安理得地直视他的眼睛。
我这是理想化。我们不可以忘记，一切都受到监视。我大概能了解到有关安内玛丽和弗洛恩德博士的一切情况。可除了她告诉我的，别的我都不想知道。自从那次采访以后，我就爱上了她，也就是快三年了。这在这里几乎很正常。某个时候我会站起来，离开这个房间。等等，或许不会。绝对不会。那样她会一直是我的。即将来临的才有意义。只要我没有确知，安内玛丽跟弗洛恩德博士分手了，我就会压抑住一切感情冲动，它会泄露我对她的兴趣。我们城里的许多运动、活动和聚会都因为这样被迫延期而形成一种紧张气氛，几乎是一种舒适感，这是它们平时所没有的。可能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得想出某种隐瞒、延期或监视的对策，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脸色显得如此生动和镇静。人人都有他向谁都不泄露的计划。这里的人走起路来不是弯着腰，屈着背，心事重重，步履艰难或脸色阴沉，而是不停地将头昂起。好像他们每走一步都想升得更高似的。好像他们肯定上得去似的。好像他们快要飘起来似的。尤其是，好像生活乐观紧张。这种生活。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在这座因合并而显得不知所措的城市里。或者是我搞错了？人人都被他人折磨、强迫和迫害？昂头是神经质、疼痛吗？他们实际上是想喊叫吗？他们会马上逃走吗？
我抬起目光。她的脸看上去并不堕落。这段时间我都不敢看她，我将她想象错了。她开心地大声说道，无论我信还是不信，眼下她体验到了那种无从体验的失业的幸福，正因为马克斯·西恩茨。现在她又让我想起了我从她那里了解的有关她父亲的情况。她喜形于色，我想让她冷静一点。她的力量头一回让我生起气来。她的模样又让人觉得不能不爱她了。一切可真是太巧了，我说道，我刚刚收到迪特·E.齐默尔的一封信。齐默尔要我为《自由周报》写篇故事。这下我可以直接将弗洛恩德—西恩茨的故事寄到汉堡的报社去，稿费跟她平分。我的目的不是想支持她这个失业者，我要的只是，当她不可避免地跟马克斯·西恩茨相遇时，她能激动、清白、团结一致地扑进他怀里；要她对她的和我的世界有所留恋，在这个世界里，靠他人的不幸获得工作却不能靠这份工作帮助他人战胜这一不幸，这是司空见惯的。我自己变得开心起来，说道，我不让她有属于另一个人的这种安慰。她会要求对发表这篇文章执行处罚，她傲慢地大声说道。我说，我要将一切描写得让您没机会这么做。
安内玛丽掌握的词汇量可以说是随时整装待放，反正她谈吐很是敏捷。某个礼拜天晚上，当弗洛恩德博士在他家阳台上讲，他听到一声“您早，博士先生”的轻轻问候，转过身来，见到那位男子站在低矮的花园门外，那时她自己就在场。我相信，安内玛丽·舒尔泽曾经是这位弗洛恩德博士的情人。也许现在还是。他讲的话她能倒背如流。弗洛恩德博士的话一定有一种能引起她这位女记者敬佩的力量。可能是善于辞令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语言力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俩在一起时，他们总是咬文嚼字，因为他们知道，两个人都喜欢这样。安内玛丽在本地报社工作。她采访过弗洛恩德博士，也采访过我，是为“本城人物”栏目进行的采访。采访之前我就认识她。这座城市虽然是合并而成，但还不是大城市，在这里，本以为彼此无关的人会有机会碰到一起。可是，当后来他们在暗淡舒适、算是最好的饭店里的一张L形餐桌旁坐了一段时间之后，那种相互再也无法摆脱的感觉也许就会悄悄袭上大家的心头。这可能导致不是相挨着坐在一起的一对男女，会不失体面地先后离开这家饭店，像有约在先似的在外面碰头，匆匆钻进一辆大汽车，消失在野外仍然准备提供掩护的森林里。一直都是如此。
我被她迷住了，当我还在讲时，她厚颜无耻地让一个懒洋洋地走进店里来的高个子年青家伙注意我们这一桌。他相当冷淡地坐过来。他还没开口，侍者就端过来一大杯牛奶。他显然是这儿的牛奶常客。他双手放到膝上，脸上表现得对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他一坐下就似乎显得很满意。他刚一落座，我就停止讲话了。她显然是为了摆脱我才出于礼貌将这高个子家伙叫过来的。只要他那淘气的抑或只是懒洋洋的脸夹在我们中间，就别指望我再讲什么。由于他还一声不吭，而且一目了然地绝对不会讲什么，安内玛丽就不得不讲话了。这是马克斯·普西恩茨。看到我的头部猛地一动，她将那名字重复了一遍，马克斯·普西恩茨，不是西恩茨。他跟西恩茨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俩都失业了。难道那位主编讲得不对吗？她拿她的失业者们夸大其辞了。我的天！不管怎样，马克斯·普西恩茨二十三岁了。他学完了税法助理课程。在最后一个学年实习时就干过助手的活儿，因此他现在拿四百马克的失业救济金。由于他上学时首先学会的是痛恨他应该学会的职业，他根本不打算再去从事它。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更加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了。不是吗，马克斯？！马克斯点点头，咧嘴笑了笑。喝完牛奶之后，他又让侍者将他的杯子加满了。他俩的生平透露出的独特性令我钦佩和妒忌。由于我无法抵制这种东西，我说道，我现在要是再不走，邮局就要关门了。无论安内玛丽还是她的那个家伙都没有想要留住我，因此，我真的得走了。可我确实是想走。没错，是想走。可又不想走。当我在外面一见到那些我非常熟悉的房子和也许是信心十足地急急赶路的人们时，我就觉得自己很滑稽。我们在咖啡馆里都聊了些什么啊，面对略有点弯曲的威廉大街，使一切都显露无遗的下午的光线显得多么不真实啊。天热，药剂师们平静地站在屋顶下。我想，人最好是属于某个地方。
扶着自行车的男子自我介绍。博士先生，我是马克斯·西恩茨的兄弟。我叫赫尔伯特·西恩茨。在自我介绍时，这位西恩茨没有小市民似的点一点头，相反，他向后一甩头，好像他要将它向后扔掉似的。
我突然感觉到，每个人都有点责任。我不能再观看我遇到的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好得很。不会有灾难挡住我回家的路，这我要感谢他们。我真想在铁路桥上停下来。我能做什么？感谢谁？如何感谢？我觉得，我要是不赶快表达出来，就会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我突然觉得，我属于被迫害者之列，而且是在受那些失业者的迫害。马克斯·西恩茨领导着他们。我一点不喜欢，我的意识坚持想象下去。因此我要实现我在咖啡馆里讲过的话，好让安内玛丽和我之间亲近起来。我要卖掉这个故事。就像人们想摆脱一个厄运似的。让汉堡的那帮人看看，他们能将这厄运暗加于谁。就这样。
工厂主弗洛恩德博士刚好站在屋门和花园门中间。红头发的职工西恩茨左手扶着自行车，站在较矮的花园门外。两人无意识地面对面了。职工西恩茨没对那位工厂主喊什么。那位工厂主正从花园门走向屋门，他是自己停下脚步来的。他是不是感觉到西恩茨走近花园门了？是不是当他从邮箱里取邮件时看到他骑过来了？他停下脚步，装得好像他在走到屋门前先得看一下今天来的都是什么邮件似的。直到这时西恩茨才跟他打了声招呼。直到那声简短的“您早”之后，弗洛恩德博士才显得他注意到花园门口站着位男子，他的红发剃得短短的，脸上有颗紫色的痣，那痣正好处在人们期待它出现的地方。或者，当你看到那颗痣时，你会觉得它在那里正合适。这颗紫痣的位置恰到好处，弗洛恩德博士的印象是，它带给观看者一种满足。安内玛丽·舒尔泽昨天就是这么讲的。她在罗默斯巴赫咖啡馆里发现了我，马上向我走过来，坐下，要了杯干白葡萄酒，就开始讲了起来。
朱刘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