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穆斯佩尔的品味，我在温泉浴场结交了整整一家人。有个毛头小伙子用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惹得波特全家加上我都很恼火，这小伙子调了半天台，直到找到手风琴音乐才罢休。波特父亲、波特母亲、两个波特女儿加上一个波特儿子在这以前都在静静地晒太阳，说着俏皮话讽刺羽毛球运动员。他们说幸亏羽毛球运动员在网球场上打羽毛球，这样球场边就不会有不受欢迎的观众了。总不能禁止观众到场吧，波特父亲说。但是可以禁止这个，波特家的长女用大拇指指向便携式收音机。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一下子可以赢得五个同类的朋友。是我出面请浴场管理人员来禁止便携式收音机放出噪音的。第二天晚上我到波特家做客时，心里已经有了谱。我称赞姑娘们的蜡染艺术，仔细倾听波特先生回忆当年打室内手球的情形。波特先生是公证员，为了对他两个女儿严加管教，他极力反对私生子。当今社会对这些现象都很纵容。如果我告诉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亲，结果无论我母亲还是我自己都没有受到社会上任何人的纵容的话，或许我会引起他的好感。但这话我没说。这话一定只会引起波特先生对那个时代而不是对我的好感。于是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忆起一个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父亲并把那温馨的回忆穿插进我们的谈话中。波特全家显然尊敬那些有固定职位的人，而我却不能一口气把自己吹嘘成一个公务员，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自己是教员。瞧，这话在波特一家人听起来就有些不顺耳。从波特太太善意的问话里我听出他们认为我有潜力发展成为首席教员。
我的第二位选手是罗伯特·格利斯。我见过他而且试探过他三次，这以后心中就差不多有谱了。我先把话题引到室内手球上。我已经养成习惯，从一开始就提出最高要求。果然，罗伯特·格利斯赞成室内手球运动，并且连赞成的理由都与穆斯佩尔博士相吻合：室内手球不是平民百姓的体育运动，也不需要上十万观众的声势，它立足于地面，需要敏捷而富有想象力的球员。可惜在格利斯先生面前我不能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他讨厌天主教。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背着他，我随便到教堂去多少次都可以。
在与波特一家结盟之后，我不再找朋友了。我已经精疲力竭。我必须牢记自己在罗伯特·格劳格朗面前是雕塑家，在罗伯特·格利斯那里我虽然能惦记着天主教却必须绝口不提所有有关天主教的往事，在波特一家面前由于他们的记恨，我隐瞒了自己是私生子这一事实并且声称自己是事业有成的教员。这些事都让我觉得活得很累。这可真是累人。可我很骄傲。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挑选过许多人的基础上有序地建立起一个朋友圈。我的靠山和施主穆斯佩尔博士马上可以把这些人统统纳入他自己的朋友范围中，他肯定找不出任何瑕疵。
我不想列举那些不符合穆斯佩尔精神的实例。我的第一场胜仗是罗伯特·格劳格朗。他本人就是室内手球队队员，而且酷爱蜡染艺术，讨厌狩猎。只可惜他也讨厌摄影工作人员。难道我就那么重要吗？我把自己放到了次要位置上。我宣称自己是雕塑家。我一直谨小慎微地过着隐居般的生活，现在遇到一位能够满足穆斯佩尔要求的人，实在是三生有幸，更何况他妻子又来自波罗的海东岸，而且他们正在打官司反对隔壁刚刚成立的手风琴俱乐部。我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再说，一个酷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摄影师与雕塑家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假如我的朋友们毫无准备偶然碰面，他们一定会称赞我直觉好。我再也不用害怕发生类似于在哥廷根所发生的事情了。只是我在一个人面前是雕塑家，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摄影师，在第三个人面前是教员，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我在斯图加特衡量所有我想要结交的人，这标准严格到它导致我两年之内仅结交到两个人和一个五口之家为朋友。然而我敢发誓，这两个人以及这个五口之家与穆斯佩尔一家相般配，这样一来，如果碰到合适的机会，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们介绍给穆斯佩尔博士。可以说他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
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都尽善尽美。我发现自己无法品尝到让彼此性情相配的人聚集到一处这一胜利的果实。尽管我的朋友们像是命中注定该彼此相识，可一旦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我就会丢尽脸面，一个骗子和伪君子的面目将暴露无遗，我会立即失去所有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我与他们的友谊还在发展，既不能与这些人断交，也无法想象以任何一个崭新的原则从头开始结交朋友。我必须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朋友们彼此认识。这样，让我的朋友们给穆斯佩尔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计划就宣告破产了。我白白地做了牺牲。如果光凭直觉交朋友，交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那么结果也不会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就这样，人总是不断犯错误。我决定今后记住哥廷根和斯图加特的教训，换一种模式。然而，到那时候我还会有精力吗？我在斯图加特该怎么办？防止朋友们彼此相识，这一点我还能坚持多久？
罗伯特·穆斯佩尔博士是我的客户，也是我在斯图加特结识的第一个人。也许我体会到，如果总是以穆斯佩尔博士这样的著名人物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我结识朋友将会相当困难。在哥廷根的时候我犯过一个错误，那时候我高兴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后来我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合不来，以致我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像马丁·摩尔和纳克·布鲁特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吵得天翻地覆，可他们却一致认为我这个人毫无性格。
一九五〇年的那一个星期天我终于得到了解决方案。它和所有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方案一样粗糙而难以容忍。穆斯佩尔先生一清早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无论天气好坏都去霍恩洛希地区的教堂。我说是的。那好，他说，或许我可以争取傍晚的时候早点回来。可以啊，我说。现在到时候了，我该认识认识他的朋友了。我感到很荣幸，我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说，所以至今为止他每次都只邀请我一个人，而现在呢，两年过去了，他可以让我认识一下他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的朋友了。于是他骄傲地列举出他的朋友们的姓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他这名单上，比如罗伯特·格劳格朗，罗伯特·格利斯，波特全家，这丝毫不让我感到惊奇。他还举出其他许多人名。如果我在认识波特一家之后没有感到精疲力竭的话，我一定会发现他们的。
这些对穆斯佩尔的描述，人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补充，例如穆斯佩尔是如何评价美国和美国人的，他如何评价手风琴俱乐部，再不就是他如何看待羽毛球赛。现在只差一项爱好没有说明。这一爱好虽然和穆斯佩尔的性情十分吻合，但是只有能把人心理揣摩透的人才能猜到这一点。这最终意味着，穆斯佩尔博士五十六岁的时候，居然意识到自己具有尚未被人发现的天赋，而这一天赋只有在蜡染艺术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也唤醒了他妻子对这一美好艺术的热爱。而他的女儿们身上早就深藏着这一继承来的艺术天赋。
我感谢穆斯佩尔先生，告诉他说，我在那天晚上一定会去他家做客，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我决定到霍恩洛希地区去，在黑暗的教堂里摸索着走来走去，向神像投去求助的目光，低声念着祈祷词，默默地不断乞求上帝行行好，请求黑暗的天空中出现闪电。我的祈祷上帝听到了：我终于听见收音机里报道说，朝鲜爆发了战争。
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应当说是走到哪里都倍受欢迎的。这是我的幸运。在斯图加特，我在穆斯佩尔博士先生家开始做起。穆斯佩尔曾担任部队的主治军医，后来成立了穆斯佩尔股份有限公司。在马斯河和梅墨尔河的彼岸，在军营的包扎场上，他老早就着手准备成立这个公司了。他既有音乐素养又有艺术细胞，这对一位主治医生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与其他主治医生的区别在于，他决不狩猎，在各项体育运动中只对室内手球表示认可。只要他在某一城市住满六个月，他就在该市亲自组建一个知识分子手球俱乐部。
是的，这样我在魏布林根附近往东拐，在黑暗的天空下让斯图加特静卧在山谷中。我感到我的医生穆斯佩尔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欢庆战争的爆发并且已经把我忘在了脑后。
在斯图加特落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中年男子了，知道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进入一座新城市。我再也不会毫无选择地结交朋友。斯图加特千万不能成为第二个哥廷根。如果你和一个人说上话，那你必须检验清楚这个人是否能和你已经结识的人们合群。你要对自己建立的所有关系和所有可能性负责。早先在哥廷根时的一天下午，善良的神甫马丁·摩尔先生来到我家喝茶，突然，我的朋友，一个极端主义者兼雕塑家纳克·布鲁特闯了进来，那个下午成为我终生的教训。
到了慕尼黑，我一股脑钻进一个大旅馆中。
这是一场逃难。逃难之路的终点落在霍茨小姐这间屋子的角落里。
星期一一清早吃早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啥，喝的是啥。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仔细阅读所有招聘启事，发现一条招聘广告上写着：家住弗兰茨·约瑟夫大街的霍茨小姐许诺，作为房东，她一定会照顾好租房人。这则广告看上去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它吸引着我。我立即把车开向弗兰茨·约瑟夫大街，霍茨小姐立即接受了我。她在我身上闻到了逃难者的气息。她想照顾别人，我们配到一起正合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也许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彼此相配，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已，因为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承认我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有时候我坐在这个角落里，心想，待在霍茨小姐这里只是暂时休息。我对自己说：你在积蓄力量。也许明天你就会提出解约，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从头开始，你将拥有从未有过的勇敢和智慧。可我现在已经不再自由，这一点我必须承认。霍茨小姐在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告诉我说，她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曾经在俄罗斯立下战功。一九四五年他被俘后在康斯坦萨被载入敌船。后来的事情她无从知晓。尽管我从未见过黑海，更没有在康斯坦萨上船横渡黑海，可霍茨小姐就是认定了我是他儿子的朋友。她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一点。后来又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很晚，彼此安慰着对方，向对方倾诉过去不如愿的事情，这时候我告诉她说自己是私生子。这话我真的不该说的。她抚摸着我的头，突然对我以“你”相称，抽泣了片刻，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第二天她无法再正式称呼我，干脆就管我叫“葛罗德”，还不许我反对她，并且自作聪明地微笑着，向我证明说葛罗德的夹克我穿在身上合适得很，她让我赶快承认自己就是葛罗德。如果我因为自己的出生不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而不认她为母亲的话，那么我至少要允许她管我叫葛罗德。
我汽车里的破喇叭通过窄窄的波段把那天下午所有威胁和警告的呼声汇到一处，锋利地指向全世界所有阵营，事实上战争只对我一个人关系重大。路过了北纬38度，我在魏布林根驱车东拐，突然引吭高歌，一边唱着，一边上了乌尔姆附近的高速公路。随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任车流把我带上高速公路上的笔直大道，感到自己在雷鸣般轰响的马达声的陪伴下向慕尼黑疾驰。
现在我的衣橱里挂满了葛罗德没有带到俄罗斯去的衣服。我有很长时间都拒绝穿上这些衣服。她说，就当是穿着玩的吧，我该试试那件两排扣子的西装。我妥协了，当我穿上那件早已过时的两排扣子的西装时，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那衣服收紧腰身，我看上去就像马术学校教员或者是芭蕾舞教练。霍茨小姐固执己见，再加上她软硬兼施的伎俩，终于强迫我达成我们彼此间的一项协议：我答应今后至少穿一件葛罗德的衣服。可是假如我有一个星期只用戴葛罗德的领带来满足这项协议的话，霍茨小姐就会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在我的房间里一直转悠到我为了求太平而穿上葛罗德的红褐色的运动衬衫为止。她总能毁约让我穿上两件葛罗德的衣服。我向她提议说，如果她不再强迫我学音乐的话，我就穿葛罗德的衣服。葛罗德一直想学音乐的，她天真地说。可我并不想学音乐，我冷冰冰地回答她说。这个她不信。她立刻叫来两个缝纫女工，让她们证明我有音乐细胞，如果我不学习音乐，就将是一个罪过。女孩们嬉笑着，霍茨小姐要她们证明什么她们就说什么。
每当这种时刻，我都希望发生一场大灾难，这样人们的注意力会从我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场爆发在朝鲜的战争是为了获得我的欢欣才爆发的，这点我感觉到了。在我们这里也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一场对我有益的混乱。这种政局帮助我逃脱。我必须逃开。假如我在路过狮石山的时候没有不断听到有关战争的报道，我真不知自己是否会在返回斯图加特的路上鼓足勇气，在路过魏布林根的时候往东拐。
我现在知道，生活的每段里程中都有特殊的使命期待着我。真好。我根本就没有指望逃出斯图加特以后可以上天堂。这些使命不能让担负它的人胆战心惊。要当霍茨小姐的葛罗德，这个我学会了。我当的葛罗德真不坏。连她自己都承认。如果我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的话，我就得像是一个正在疗养的病人那样不再去结识陌生人，而且在呼吸终止以前时时刻刻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使得她适合我，从而我们彼此适合。每当霍茨小姐听我说我在房间里学习音乐时，她都忙不迭地表示赞同。我这主意正满足了她的心愿。
一九五〇年她接纳我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彼此死死相守。当时我在逃难，从斯图加特来，那是一个星期天，为了便于记忆，就算是因为爆发了一场战争吧。在这个星期天路过斯图加特或符腾堡北部的人都知道，那一天的天空呈黑蓝色，低垂下来。这一大片乌云压得人惴惴不安地往前开车。雷声滚滚宛如炮声，吓得人缩起脑袋。在这样的天空下，我惴惴不安地缩着脑袋开到偏僻的教堂去寻找圣母雕像，那时我工作的一部分是为在偏僻教堂里的圣母拍照。轿车里的收音机终于派上了用场，向我报告说战争已经爆发。我立刻想到：在这样一个星期天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不光是由于天气作怪，也有我自己的因素。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每当我度过一段无所顾忌的、散漫而又匆忙的、缺乏思考的日子以后，我周围就会有紧张而且扩张起来的迹象，告诉我它再也不能忍受我了。我预料到会有一刻，所有认识我的人将会聚到一处。这就足够了。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说：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一方面我不知道霍茨小姐还会要求我些什么，如果她有朝一日自己知道了这一点，那时她身边有我在。另一方面我看到外面有人把衣服撕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撕碎的都是些什么呀！更何况撕碎的是衣服的什么地方！看到这我就够了。我决定在这里待下去。在斯图加特，我争取避免像在哥廷根时所遇到的情景，可是如果我试图在汉堡不再让斯图加特的事情再重演一次的话，那么，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里一定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也只有爆发战争才能将它掩盖掉。
幸亏霍茨小姐在生过她的唯一一个孩子之后一直很胖。她试图借助于一根皮带把自己身上的肥肉分散。皮带扎紧后从中间部位消失的东西又从上面或者下面鼓出来。自打我挪到角落里的这个位置后，要想到我身边来，她得颇受一番痛苦。
我的良心不让我再期盼世界上爆发更多的战争。霍茨小姐需要一位葛罗德。这项任务符合我的天性。
霍茨小姐允许我把唱歌当成第二专业，但她坚持让我把练习钢琴放到首要位置上。如果碰到我在写东西，那她必须在纸上看到十四行诗的诗句或者是莫扎特的音符。她检验缝纫女工们缝出的针脚还不如检验我书桌上草稿的一半那么严格呢。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巴赫经历了锤击钢琴对古典钢琴和原始钢琴的排挤的最初阶段”，这一定意味着霍茨小姐突然闯进房间里来了。
至今为止，我没有告诉霍茨小姐我的真实姓名，而且我还是更喜欢唱歌而不喜欢弹钢琴。最近几天霍茨小姐又肆无忌惮地威胁我说，如像我不是葛罗德而且不是更加喜欢弹钢琴的话，她就把我赶出门，好象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似的。她已经物色到一位飞行员少尉当候补，他派驻在菲斯腾菲尔德布鲁克，想在慕尼黑找一间房住下。他来的时候是身穿军装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简直是龇牙咧嘴。
马上还会再聘用四位姑娘。其中有两位或三位会坐到我的房间里来。这样，我将有一段时间必须压低嗓门唱歌。
就在这天晚上，我装作无意的样子，把一张纸条忘在了桌子上。我在这张纸条上模仿了葛罗德签字的笔迹。她拿起这张纸，一行一行地仔细分辨着，好像上面有什么新闻似的。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她朗读着。随后她微笑了，把这张纸递给我，对我说：还缺少一个头衔。你说得对，我回答说，我接过这张纸，体会到现在是我们彼此交锋最关键的时刻。她要求我写下钢琴二字，而我却使出吃奶的力气，再次流畅地写下葛罗德·霍茨，在这个名字底下用同样流畅的笔迹，就当着她的面，写给她看，我写道：室内合唱团歌手。霍茨小姐在这一刹那通过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考试，她接受了第二次断脐，体会到儿子拥有自己的意志，是的，看到儿子这么坚强，她甚至感到欣慰。她幸福地哭了，跑到隔壁缝纫女工那里夸口去了。而我呢，我一边歌唱着一边缩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霍茨小姐把她的改衣厂称为服装医院。住到这里来之后我发现，人们随着季节的变换，不爱惜衣服的程度有轻有重。不管大街上流行的是爱情还是憎恨（从撕成碎片的衣服上是区分不出两者的差别的），霍茨小姐这里都会应接不暇。
施岷译
我用双脚使劲往地上蹬，又用双手把桌子和字纸篓往自己这里拉，人也不站起身来，而是坐着小心翼翼地往霍茨小姐给我规定好的地方挪。要是碰到塑料地板上有地方太滑的话，我就多费点劲蹬远一点。就这样，我一边往后挪，一边寻找我的最佳位置，终于找到了这间屋子的角落里。就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我必须循序渐进而又不被人发现，否则喜欢并且擅长发号施令的霍茨小姐一定会改换掉我通向屋角的道路。现在，屋角抵住我的脊背，挡住我的双肩，整个房间就像射击场一样展现在我面前。而桌子呢，它横在我坐着的这个角落里，成为我的挡箭牌，帮我抵挡任何可能突然从门口闯进来的东西。显然，这位置能带给我快乐。那么，我时不时地想唱歌也就不足为奇了。坐在隔壁房间里的姑娘们放下剪刀，停下怀里的缝纫机，有时也给我鼓个掌。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有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