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策要坐下。他一坐下就显得很胖。比别人印象里的还胖。可他若是站起来，就又让人认不出来了。他的举止从来不肯马马虎虎的。举手投足，都像在滑稽地模仿斗牛士，或是跳芭蕾舞，轻巧的“罗密欧”。利策有糖尿病。他要抢在我前面喝那杯我们两个都不该喝的白酒。我想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老实百姓。利策却不是这样，冷嘲热讽时急促地喘息着。他的裤子松松地垂着，要多低有多低。他的尼龙衬衣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可还是起了两个像烫伤的水泡一样的鼓包。闪亮的脑袋上顶着几根头发，像刚插上的稻秧，湿乎乎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镇上，模仿斗牛士的利策没什么可笑的。
他看我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可是他的眼神马上又飘开，瞟着斜上方，包金线上晾着他的衣服。他试探着摸索，摸到了我的左耳垂。我躲开他，他叹息了一声。因为他是爱我的。因为他爱我，他没有先给我打电话。每两个星期他都要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只拿很少的一点稿费。利策说，否则他就会注意到了。
我要是说，这个镇子在士瓦本—巴伐利亚高原上，没人认为这是夸张。一位本地报纸的编辑也没法经常到巴黎去啊。因为我老是怀疑我在这儿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在一开始时能对利策有点用处，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强迫我打扫他的浴室、他的厕所、他的房间。这些都是我自愿做的。因为我在自己家里对清洁的要求就和他的不一样。利策喜欢大声唱歌儿。我觉得，谁要是在家里能大声唱歌，一举一动都像个斗牛士，就会忽视某些东西，而一个比他安静、举止上也没他那么天才的人是无法忽视这些东西的。利策的眼神喜欢从滴水的衣物上移到芭蕾舞照片上或是我的耳垂上。可我学着我妈妈的样子，一边温和地抱怨着家务活儿没完没了，一边消灭乱七八糟和尘土。对利策而言我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人也没像对他那样重要。而今天，既然利策已经死了，我可以承认，为利策做事时，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像个新教派的丈夫，为了取悦自己信天主教的妻子去做弥撒，却压根儿没学会礼拜仪式，分不清化体和献祭。可是利策很宽容。他爱我。没有人会像他一样爱我。除了爱我的利策，谁还能发现我还有写讣告的天赋呢。
我想坚持这句话。然后利策会东拉西扯。可是我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从帕茨游泳池来。利策像个逻辑学教授一样讥讽地说，你大概还想骗我吧，说你把海尔加拴在那儿了。那样我会再说一遍：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了，亲爱的文岑茨。最后他脸红了。他没有几根头发，而那么几根头发还是浅色的，红潮就会立刻扩散开来。我的双眼会紧盯着那扩散开来的红潮。他看着我游离的眼神，他一定会脸红得更厉害。他开始结巴了。他说，他是爱我的，向上帝起誓。不过他就是不能先给我打电话。我折断他的一支枯萎的观赏植物作为回答。在摆放好之前，他把它们浸在鲜亮的颜料里。比如说，利策屋里有插在白花瓶里的蓝色芦苇。我会毫不留情地折下两片红色洋蓟的干硬的叶子，我会装作那被他细心洒了香水的干花让我恶心的样子，然后把有筋络的叶片揉碎，残忍地把碎屑洒得满屋子都是。利策害怕地看着我。
在尼古拉日的晚上，他向我吼叫，别再护着这些人了，这个讨厌的小地方，这帮子下流鬼。尽管海尔加在场，他却用“你”称呼我，我的血立刻涌上了头。海尔加从她蓬乱而浓密的头发中拔下一朵人造玫瑰花，递给了利策。利策愣住了，把目光从蓝色芦苇上收回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说：等等，你从现在开始写讣告，你愿意说多少好话就说多少。
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了，亲爱的文岑茨。
对每一个在死之前赢得了足够名声的人，我们的报纸都会予以好评。对利策而言，这是个难受的差使，他更愿意到国外去当通讯员。去罗马或是巴黎。因此利策也就恨每一个在罗马或是巴黎出名、而我们的报纸又给登讣告的人。我成了替利策捉刀写讣告的专家。真的，我可以宣称，一牵涉到死人，我可太懂得该怎么描写了。跟利策相反，对一个死人，我不会挑一点儿毛病的。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越坏，他的死越让别人舒服。利策经常大喊大叫：一个名人准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我的经验不足以反驳利策，我就这么问他：人们不是也为了天灾或是战争的结束而庆贺吗？那就让我们借着讣告来庆贺那些人的死吧。在私下里，我暗暗盼望自己能成个纪实作家。没过多久我就练熟了，某个名人的生平和业绩经我一描写，他的死就没有什么苦涩的滋味了。在我写的讣告里，某人的死总是能证明他已经活得够长的了。在我们这个镇上要是死了个人，经我一手炮制的他一生多么和善宽厚的经历，常常能让他的亲人和敌人一下子握手言和。从此以后，人们也尊敬起我来了。每当我出现在一个晚会上，就会有人问我：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这常常让我很得意。
在艾格街上的树冠上唧啾的鸟儿也不见了。几条无法引起人们注意力的狗跌跌撞撞地绊了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先生的脚。福尔伯丁格没理会，摆好了警示牌。他跟两个助手刚走，我就想过去读读警示牌上的字。也想去找利策。我已经放弃了在街上碰见他的希望。他也没有打电话来。也许他坐在黑乎乎的屋子里，自以为是个什么大人物。
总算摆脱了讣告的利策，集中精力写惨案报道。海尔加说，这年头人人都得专攻一样东西。为此我吻了她洁白的小太阳穴。
本来应该由汽车掀起的烟尘就那样静静地躺着。这么多日子没上街了，我发现橱窗也是值得一看的。我只能慢慢走。这个情形像一种调料一样适合这一天。我期待着利策随时的出现，不自觉地观察着艾格街上的执行判决者如何跑来跑去。那些互相之间没什么关系的，匆匆忙忙打个招呼。有几个已经执行完判决回来了。有点不高兴，有点厌倦。也许他们也被关押过。在一个人完蛋之前，他很少会被真正阻挡。天气是犹犹豫豫地变热，让每个人都不好过。谁要是喘着气急急地从受刑者身边跑开，就会遇上那已经变得不耐烦的执行者。现在他们在握手。为了确保无疑，他们叫着彼此的名字。表面上是在互相问候。我在溜达时得到这样的印象。我实在不敢说，一个旁观者有能力发现什么规律。可是，汽车这么快就拐过弯去，这多可怕啊。因为我并不能每次都马上弄清楚情况如何，我总是先打个哆嗦，而那位先生跳出来，把车门一甩，急急地走开。女人们在散发着腐烂气息的菜店门前扎堆儿。一群孩子跑过。大人们往后面看，仿佛想证明他们刚才谈的不是别的，正是孩子们的出现与消失。我到处都听见这些句子迅速达到神经质的地步，使我不得不自问：我们到底要漂向哪里？
利策是个更好的写手。这我乐意承认。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的文章结集出版。他多会描写交通事故啊！好像他不但在场，而且还是亲自、故意策划了这场事故。在利策的笔下，一场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局以死亡结束的棋。他还描写过形形色色的自杀者，就像他亲手递给他们绳子或是拧开了煤气开关一样。在利策的文句中，受尽老小姐们折磨的兔子再次经历酷刑，在文章发表后，兔子们的号叫整夜在阴森森的小镇上回响，而这时候利策又嗅到了新东西的气息，污水井又需要他描写了。利策成了描写残忍的大师。我不知在残忍专家中还有比他更可信的。对人类的仇恨也与这个行业相符。利策也仇恨人类。在这方面，他的好处在于，他不是他的仇恨的主人。他不能经营它。打个比方，他不能靠他的仇恨来经营一家专门制造汽车车身的工厂。如果我用不着担心外面那个更广大的世界还有“得体”这么个词儿，我就会说，利策对那位古怪的退役轻型驱逐舰舰长的描写就叫得体。那人住在拉朋巴赫区，一天夜里，他用一把老虎钳把自己的睾丸挤碎了。利策写道，他这是为了保持他的尊严。谁要是读了利策的这篇文章，就会记住利策这个人。可是他只能在这儿写，写给那些只熟悉养殖业的人看。利策称驱逐舰舰长为又一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我查了资料才弄明白利策这是什么意思。
街上有葬礼的气味，有鱼味儿，热烘烘的汽车轮胎的味儿，还有南美的气息。海尔加忽然又来了，说：一头渐渐陷入泥淖的母牛会怎样号叫？我是不是应该再把海尔加赶回帕茨游泳池去呢？还是把她扯到公园里的绿色长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跟我形影不离。可惜一点点小事往往不足以把我们分开。尽管我在这八月的一天里相当谨慎。我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不用怀疑我有两条腿。长久的卧床让我虚弱。可是海尔加有时会凑过来嗅嗅我，一阵恶心，跑开一会儿。如果此时利策沿着艾格街走下来，我们会说话的。可是，没给我打电话的利策并没有沿着艾格街走下来。几分钟后，海尔加从树荫下走出来，请求我原谅。海尔加喜爱动物，对于人，她则更加严格。我不得不时常为人类说说好话。人类没有那么坏，海尔加。不要那样高傲，海尔加。她点点头。她会努力改变看法的。你看，亲爱的文岑茨，我就是这样替你说话的，也替我说话。即使你碰见我跟海尔加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话。她可以忍受。没有人比利策更明白这个。而且不要忘记：她几乎算得上一个隐形的女伴。这是对于外人而言。如果某个女人会被海尔加打扰，那肯定是我。
货车呼啸着驶过。我有一个愿望，至少摸摸车斗的轮胎。我承认，我突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让这些强悍的交通工具安静下来。它们穿过小镇急驶而去，仿佛每扇窗户都会倾倒出极大的霉运追赶它们。
阳光毒烈。漫不经心的，黏黏的。我觉得太阳在发神经。海尔加说，那上面，那下面，城市，市区。我们笑了。一条缩成一团的狗，我说。一身瘌痢，怪脏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这样可太不体贴人了，亲爱的文岑茨。也许我应该先打电话？他非得让我在街上碰见他。不，海尔加，我不坐车，我要走路。带着疼痛走。以后我会为此而惩罚他。我把海尔加领到了帕茨游泳池。她躺下了。立刻，她仿佛躺在了一个陈列柜里。人们都往里瞧，可又看不见更多的东西。她那样子仿佛并不是这里的人。后来她也注意到了，就暗示别人。有时用一块较大的丝绒披肩。或者像是迫于压力似的，把太大的钮扣缝在她的泳衣上。显然，现在要把别人的看法扭转过来太晚了。她的客套话不适合结交朋友。如果不是有一层亲戚关系在前头，她说的话会给人一种亲密感。利策每次都把给海尔加的礼物推给我，都是些精美的东西，他让人从世界各大城市寄来的。发夹、手帕、杯子、扣子。这都是些供物，是一个胆小怕事的部落定期寄来的，他们不想打仗。而海尔加装出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她勇敢地把她的厌恶压下去，亲爱的利策。
我也可以发誓，我总是喃喃叫着我的朋友的名字，声音几乎可闻。我每天都看报纸。利策的情绪很不好。炎热的天气把一切都提升了，可是它妨碍决定性的东西。电视里除了足球就是无聊透顶的网球。几个星期以来，残忍专家利策就靠着国外报道过着苦日子。凯泽斯劳滕队的替补队员被他用华丽的言辞大大夸奖了一番，为此他感到丢人。显然，公园里出现了他的食人恶魔，可是总没有什么结果。它只是把一个姑娘吓了一大跳，然后就跑了。利策撅出下唇，仿佛想展览一下他变白的牙龈。
海尔加，我说，也许利策以为住在主教管区的人是没有电话的。是啊，海尔加说，利策是个记者。我说，这件女衬衣又是你亲手做的。我不敢去猜测其他男人对海尔加有什么想法。我发现，海尔加会因为一句话而一下子变得非常漂亮。可惜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别大声说出来，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发现海尔加和我比双胞胎还要相像。这个夏天在咆哮着，海尔加说。你往那儿瞧过去，一头干巴巴的母牛，我说。我们去游泳吧，海尔加说。妈妈回屋去了，一边叹息着。
我，他唯一的朋友和学生，想给他带去一些提神的东西。左右两边，年轻姑娘在呼吸。听得见。在期待与愤怒之间。眼睛里是乏味。求求你，我不是能写个不停的诗篇作者呀。我的观点也不可能成为专利。可是那一天我听见匈奴人策马奔驰，然后蜂拥而至，绕着我们这个小镇兜圈子，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后来里肯森林的阴影将他们吞噬。有些日子是为了做准备的。必须等待。利策，亲爱的文岑茨，我来了。可并不是空着手来的。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这太不体贴了，不过，算了吧，我不是个糊涂人，我不会那么轻易地受伤。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痕迹。咖啡商人海默尔，那个总是吹嘘自己的咖啡烘焙技术的家伙，从袋子里倒出来的不仅仅是绿色的咖啡，而且还有一个死了的巴西人。总是要求自己和员工穿白大褂的海默尔被吓坏了。据说警察局长基埃尔用两个指头把情况都打出来了，用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由于我们这里的人喜欢任何东西都富富余余的，他们就说，但愿基埃尔的后任再也不要用这台打字机来处理案件了。狡猾的家庭主妇们说，靠那个死了的巴西人，海默尔可以证明，他的咖啡不是从萨克森（他的家乡）来的，而是来自巴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这炎热的一天，他更愿意在他的商店里提供免费咖啡。这件事我没有出头露面，利策喜欢这样。可是在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调查之后，我发现那个死巴西人也许是我们这儿的人编造出来的，人们对咖啡商海默尔这样大方地请客感到奇怪，顺理成章地编出了死巴西人的事。不管怎么说，警察局长基埃尔不愿意为那个死了的巴西人动用他那两个手指头来打字。难道这只是像坏血病一样的一个假象吗？百姓们要将利策弃之一旁了。少了利策的文章，就像少了维他命。人们得了病，便编造出海默尔咖啡口袋里的死巴西人。
利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在糟糕的阴间，好像不知道我像个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的犯人，被送出了医院。其间我母亲已经搬到了主教管区。她手足无措地站在新房子里。我走过去说：若是你身边有这么个人，比起那所房子来，他更喜欢这一所，这就是件高兴事儿啊。我是跟我姐姐一起去的，我叫她海尔加。现在我对这个简单的名字很满意，这是因为，即使更好听的名字也不足以向世人说明我有个什么样的姐姐。八天里，我根本没挪窝儿。可是利策也没打电话来。我姐姐说，她特地在街上转悠，想告诉利策先生我又回来了（当着我的家人，我和利策互称“您”，我愿意这样）。我姐姐比我大。要是我这辈子有足够的出息，她会当上我的秘书。当我们的妈妈看见我们在一起时，她吓坏了。海尔加坐在我对面的沙发椅上，许多个下午一眨眼似的就过去了。妈妈谈起那两个婚礼，她想凭借着它们跟我俩永远分开。我们都笑了。我们问妈妈，真的有这必要吗？把不好意思的妈妈拉到身边。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的聪明劲儿足以在外人面前装出这样子来。
啊，利策，我真的尽力想给你报告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在高温下的这一天就像在泥汤里的母猪。我站在珠宝商卡默霍尔策商店的遮篷下，注视着他的金色殿堂，举起手想冲进去，又把手放了下来。我更愿意事后让镇长完全被小孩子的罩裤遮盖住。我满怀希望要在公园里干出点什么。总算读完了福尔伯丁格的警示牌。视线从牌子上移开，看着沿湖散步、不时把什么东西投向水上的女士们。向着天鹅投。福尔伯丁格的牌子上宣布，天鹅不是渡鸦，把它们变成吃肉的动物是不允许的。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严禁此事。啊哈，我想。等等，利策，让我观察一会儿。我发现了新线索。我，一个写讣告的专家，尽管没有学过新闻学这门在宽敞的地方搜寻踪迹的学问，也能很快搞明白这里出了什么事。那些女士都属于我们这儿的上流社会，她们拿肉喂天鹅。哈根太太经营公园小卖部，这是镇政府批准的。正是这位哈根太太把肉做成煎肉饼卖给女士们。她那总是盯着计算器的丈夫现在骑着自行车到处转，回到商店柜台后面，把背包里的东西倒进一个大铝盆里。一架直升机飞过，像是模仿已停的雷阵雨，把女士们吓了一跳，不过只有一分钟。咕咕咕，她们又叫起来，还加上了很多简单的男人名字。天鹅们拥过来，叼食着。若是某位女士把食喂完了，就再到小卖部去。哈根太太，我说，哈根太太。您要什么？哈根太太说，现在正是旺季。她把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的太太指给我看。海尔加，我叫道，得要你帮忙啦。海尔加，你在哪儿？她站在一棵白杉下，研究一条从哈茨来的比目鱼。我提醒一位女士注意，她的行为不符合规定。帕茨在干什么呢？小帕茨在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她的回答。啊，帕茨，是啊，小帕茨。他在洗淋浴。金发的弗拉基米尔。在我还未确知之前，我便已感觉到他不在这儿。他的红色跑车不在，这一下子我们就想到他不在。而对于他爸爸帕茨来说，儿子离他远点儿就是让他松口气儿。这意思是，老帕茨经常对儿子没一点办法，只能双手捂着脸。任何人，只要看到弗拉基米尔带着个年轻姑娘在兜风，就会想到，老帕茨准是坐在写字台后，双手捂着脸。若是某人描述弗拉基米尔最近干了什么坏事，就会加上一句：老帕茨情况不妙呀。夜里，弗拉基米尔开车撞进豪伊伯格商店，拿走一个精致的布娃娃，挂上倒挡，又打赢了一个赌。弗拉基米尔是一群百姓所能拥有的最快乐的英雄。他是个还不必坐办公室的年轻人。他是反对派，是财富，是专政，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好听的喇叭。利策就是写他的故事的人。曾经是。利策的艺术成就要归功于百姓，他们对弗拉基米尔的罪行和他父亲的忧伤有同样强烈的感受。种策创造了一种只有莎士比亚才做得到的感情平衡。弗拉基米尔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现在他更愿意准时到皮革厂厂长办公室去上班，记录信件。他本来不该那么做。在这个炎热的八月的一天，我们又发现他不在。没有了弗拉基米尔的利策就像没有伯里克利的修昔底德。最糟糕的是，利策根本没有提过弗拉基米尔不在，好心的文岑茨。他毕竟不是这儿的英雄！我现在承认了，即使当着检察官的面，我也不会否认：上午我跟利策待了一会儿，看见他有气无力地说话，冒着汗。我打扫了他的屋子。后来我就让他坐着。让他坐在我创造出的整齐的秩序中。现在我可以宣称：利策已经有味儿了。鱼贩子准明白我的意思。来一场大暴雨吧，我就会说，文岑茨，我们去洗澡吧。本来不该我先说这句话的。一场大暴雨，文岑茨就会好起来了。或者弗拉基米尔来一张明信片。或者再出现一位轻型驱逐舰舰长，来个电话：亲爱的利策，请您来吧，今天晚上值得您跑一趟。或者公园里的食人恶魔终于结束了哈姆雷特教给它的犹豫劲儿。可是，如果一切还都保持原样，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很愿意承认，我很讨厌利策穿着衬衫裤子坐在那儿的样子。那死鱼般的眼神。那蝌蚪样的嘴。喘着气，流着汗。当然，刚刚离开利策，我就责备起自己来了。在我把自己狠狠地责备了一顿之后，我离开公园，慢慢走着，慢慢向城外走。我说，利策，很遗憾，你得信任我，现在我来了，握着你的手，直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事情发生。
利策死了，这很清楚。因为利策死了，他也就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了。这一点必须让别人慢慢教给他。如果我的鞋里有颗硌脚的石子，我会脱下鞋来，把它扔得远远的，光着脚走在石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是这么固执。我还有个特点，总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这简直就是我的随身装备。夜里，我大叫几声，吓唬也许会来纠缠我的人。这样的大叫并不耗费什么精力，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爆发出来，却很有效果。如果有什么事静悄悄地发生，那是最糟糕的。求求你，利策，起码你得大声说话吧，或者，当你进来的时候，清清楚楚地说话，这么着更好。别轻手轻脚地溜进来，一把抓住我。我对着门坐着。我还会吹口哨，比如说，对着你吹。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在艾格街上，公园园长福尔伯丁格七岁的女儿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很多人都知道了。福尔伯丁格太太当然毫无思想准备。在她喊着“咕咕”、把煎肉饼揉碎的时候，哈根太太从小卖部跑来，拉住福尔伯丁格太太的小臂，像市剧院的听差一样跟她说话。福尔伯丁格先生还在办公室里，考虑放置新的警示牌。也许在我们这些旁观者当中也有食人恶魔吧，它终于不耐烦了，也许它现在很高兴。它的某些东西被剥夺了。难道我就不能让这一天结束吗？这地方够可怕的了。那些还在把煎肉饼迅速扔向芦苇丛的女士们喘着气，仿佛一阵冰雹突如其来。不是刚刚还有一道闪电试探般地掠过里肯森林吗？紧跟着一声雷像小狗一样吠叫。树冠上的鸟儿终于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狗又在嗅着什么。警察局和医院的人庄重地为我们举行事故发布会。周围的人呼气儿比吸气儿少。现在还要求暴风雨或是英雄弗拉基米尔立刻回归，那就是不知足，是病态了。啊，利策，现在你看吧，出事了。血腥，牺牲品，七岁，多好的条件。把这件可怕的事描写一番吧。你又可以在街上露面了，不用害怕人们想把你撕碎，就像那个没拿肉来而被猛兽撕碎的管理员。我跑得飞快，超出了我的极限，来到菲森纳街，来安慰我亲爱的利策。可是我亲爱的利策没有等我。我亲爱的利策变得没有耐心了。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西装，一件纯紫色的西装，然后，用他那根弯弯的包金晾衣线，就是他总喜欢瞟上两眼的晾衣线，上了吊。我企图模仿利策，可我不是利策。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我拒绝装出好像自己在场的样子。我的工作是写讣告，不是描写。我还声称，我忘记了他吊着的模样，我让门就那么大敞着，走了。这天晚上更凉爽。我本人非常愿意来场暴风雨。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医院。我的内科医生霍普弗尔教授已经换上了便装，站在圆形玫瑰花坛旁边，正试图摆脱一个康复期病人。他把他推给我，自己溜上了车。我拒绝听他说话，他想跟我讲后天在家里看到的情况该是什么样。护士长不肯再次接待我。她说，这是旧病复发。在我们这儿住过很长时间的病人经常过不了多久就跑回来，还想再住些日子。这事儿常有。现在我给您叫辆出租车。我想叫她知道知道，她料不到的事情还是有的，就说，我不要出租车。我转身走了。天已经黑了。我喊海尔加。可是我们两个都默不做声。去主教管区的路的确是一条很长的路。
利策，是你给我选择了这一天，让它来烦扰我。现在我回敬你，我的朋友。我把你和你的日子好好地放进荫凉下推动磨坊水车的小溪里，变成一片飘零的树叶，交给流水。
海尔加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在我的耳朵上揉擦她的太阳穴。回到家里，她马上叫醒妈妈，说利策死了。海尔加和妈妈拥抱着，我都看不见她们的脸。我觉得她们拥抱的时间太长了。我走进我的房间。海尔加立刻跟着进来。现在别给利策写讣告，她说，再等等。我等了。利策没有让步。他升天了。夏季的这整整的一天，他让自己占用了。每一次他都带着更多的象征物出现在我眼前。煎肉饼，汽车轮胎、直升机、咖啡口袋。他漂浮着。他像一个老手一样使用晾衣线上的包金。我让步了。他跟其他圣徒一样，应当拥有他的一天。尽管海尔加劝说我，我还是想仔细把分别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海尔加说，一天并不是一个炉子，在里面一块木柴可以点燃其他木柴，可就连海尔加也不能保护我不受利策的传染。我真想编一个海尔加和利策和解的故事。为了利策的圣徒称号，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个人的圣徒称号是第一位的，这我承认。可是利策的死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允许人们说，这是一个牺牲者的死。由我这方面来说，我希望利策自己选择死也就是这个意思。他了解我们这儿的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而人们的确都在深深体味着他的死。奇迹发生了：他的死让所有人满足，他们在安静和平中生活，直至弗拉基米尔回家，雨终于下起来。
如果某一年里有这么一天，它不让你安静，就是不肯松劲儿，不肯变成它本来就该是的虚无，虚无；如果它总是突然出现，一次比一次鲜明——显然，它想在我这儿变成一个潜在的印第安人，至少，它想变成一个刺耳而吵闹的东西，不让人弄明白——这时候，我能怎么办呢？在压抑之中，我说，把这一天写成一个故事吧。让它在一个故事里拼凑起来，那就可以证明：它没理由变成我的一个纪念日。毕竟人不是国家。如果老出这种事，用不了多久，我的生活就会被纪念日毁掉了。要是还没有永久狩猎的日子，我也会创造出来。我明白好故事是干什么用的。
杜新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