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肯定是因为她才留下来的。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因为她而留下来。菲诺回来了，没人愿意和汉吉一起听唱片时，后者明显地耿耿于怀。菲诺敢于公开承认他不需要音乐，他甚至声称自己根本不懂音乐。后来我再也没遇到过如此直率的人。菲诺说，他最后一次唱歌还是在战俘营。当时他在第比利斯附近的一个小湖中仰泳，面对着蓝天，那时他感到要唱歌。汉吉蔑视得直打冷战。人们能够看到乌舍很痛苦，她必须居间调解。但只要乌舍试图让他与汉吉和解，身材矫健的菲诺都气得不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和朋友意见一致。乌舍说，他们争吵使她痛苦。天哪，你又痛苦了，菲诺边喊边用一只大手捋自己的头发。他向我们显示，他现在把自己动人的男孩分头弄乱了，就像在中世纪愤怒的人撕毁自己的衣服似的。
在主教教堂里，我自己并未能为交际作多少贡献，因为我对音乐并不比对建筑知道得更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我自己承认，我大概是因为乌舍留下来的。由于我当时重新干摄影师这行，所以事情还好安排。当然我也拍摄乌舍，但我请求她不要把相片给别人看。无论我怎样拍她，甚至偷拍，相片展示的总是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做一切别人无权要求她做的事情。可我愿意做此事，所有照片上的她，面部表情都在说这句话并面带微笑。她在花园门旁的笑是痛苦的，端着茶托盘时的笑是慷慨的，浇花时的笑是真诚的，在信箱前的笑是悲剧性的，手持唱片时的笑是陶醉的。
发生这类事之后，我们轻声告别。在回家的路上汉吉咬牙切齿地咒骂乌舍。奇怪的是：他不骂与他闹翻的菲诺，而骂乌舍。乌舍理解他们俩，所以想让他们和解。
我们那个圈子里的女人，特别是几个单身女人，有时嘲笑乌舍的热诚。大概因为她们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跟上最重要的发展潮流。
我改变了观念。我对别人说乌舍的话突然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女人们说：她总是搔首弄姿。男人们说，可惜他们不能让菲诺如愿以偿。突然间我在乌舍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了一种挑逗。
他十分艺术地压碎了三个酒杯，丝毫没有弄伤自己。他喝酒，根本不提建筑。他跟乌舍跳舞，请求我们关心他的妻子并开玩笑地说，他把她完全交给我们了。后来他就走了，乌舍眼泪汪汪，无可奈何。汉吉·麦克林成了他的代理人，当然仅限于精神方面。音乐随着汉吉进驻了主教教堂。乌舍开始迎合汉吉。她能感到他目前最喜欢谈论哪类音乐，她就谈论这类音乐。令人惊奇的是，她果真能谈论这类音乐。凡是汉吉买的唱片，乌舍也买。但她不仅仅是个模仿者，她买的唱片时常会令汉吉感到意外，汉吉承认，她买的这张唱片他本打算两天后再买。
要是我一个人到她这儿来喝茶，她就坐在那儿翻一本有关猛犬饲养的权威著作。我想起自己在几天前曾提起过喜爱猛犬。
菲诺回建筑工地的前一天晚上很高兴，就像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对这个高个子年轻人所能想象的那样。
冬天菲诺在家的时候比平时多。我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他如何克制自己。他不加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出妻子的名字，我在他的冷静中看到一种值得钦佩的意志力。夜晚他送我们到花园门旁时总要说：你们的日子过得真潇洒。汉吉则恶狠狠地回复道：是你自己放着这种日子不过。菲诺打个手势中止了这个话题。我觉得他在瞧着我，只瞧着我。我感到他在责备我。他认为我忘恩负义吗？但他希望我做什么呢？
但我仍旧不知道，我和乌舍以及她的朋友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快到一月底时我下了决心。我认识到那是我的使命。乌舍得了感冒，干咳。她告诉我们：每喘一口气都疼得钻心。当她小心翼翼地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疼痛以换取他人的同情时，菲诺跳起来奔了出去。她目送菲诺，但她的看法好像他已走出很远了。她向门口望去，好像门就是远方本身似的。她的眼皮微垂了一下，接着她就果断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冲我微笑，敏捷地抚摸了一下我的手并说道：他工作得太累了。
我始终没能弄明白，为什么菲诺在当着我们的面最终只能和他妻子进行的这类交谈时不能显得更高兴一些。其实他完全可以骄傲地向我们展示自己找到了一个多么能干的伴侣。但正好相反，他闷闷不乐。乌舍是唯一一个能感觉到这些建筑计划对他是多么重要的人，因此她想拯救他的话题，于是口若悬河地说出一连串的术语并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和菲诺好，就像一个联合国外交使节在两个起了争斗的非洲部落中穿梭斡旋，她不停地说，不停地问，当菲诺已经不再回答时，她仍在问个不休。她的独角戏一直唱到再也唱不下去为止，直到大家都意识到我们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其实每个人都孤独地坐在这儿转着敌对的念头。这一刻的尴尬在每个人的感觉中都是和乌舍不屈不挠地试图挽救话题紧密相连的，以致人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她身上。当我们离开别墅，菲诺嘴角挂着一丝叹息在花园门旁向我们告别时，大家突然不约而同地发现，乌舍又把一个下午给毁了。
二月初菲诺进山去滑雪。乌舍告诉我她的脚踝骨有毛病，不能滑雪。当她的脚踝骨第二次骨折后，医生就禁止她再去滑雪了。尽管如此，她仍然试了一次。直到第三次脚踝骨骨折后，她才被迫认识到自己无法在山里陪丈夫滑雪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了好朋友，菲诺说道，说完这句怪话后他还赔了个笑脸，笑得像个小男孩似的那么甜。汉吉·麦克林看着我们如何使出浑身解数说一些让菲诺多少还能听得进去的恭维话。幸亏乌舍参与了进来，而且一鸣惊人。她能够跟菲诺讨论每个合页，知道所有承转力的方法，对卫生设施问题和结构力学问题她也同样了如指掌。我有一种感觉，倘若我们当中有人在这天下午能与菲诺内行地讨论建筑问题，她是不会对这个项目发表任何意见的。后来我听说，乌舍让她丈夫的事务所把所有她丈夫设计的图纸都复印了一份给她。夜里她钻研菲诺的草图，同时还阅读相关的专业杂志，只要这些杂志是以欧洲通用语言出版的。她显然不是那类嫁人之后就让男人供养的女人。鲁克哈勃夫妇的证婚人汉吉·麦克林曾说过，要是乌舍嫁了个汉学家，她现在早就能说流利的汉语了。毫不奇怪，乌舍把主教教堂布置得完全符合当时时尚的要求。鲁克哈勃夫妇的朋友们甚至声称，乌舍真正能预料到下个秋天什么样的斯堪的纳维亚烟灰缸会流行。
我没有制定详细的计划。我只有即席发挥才能得心应手。
对菲诺所想出的高招，我们大家非常想表示钦佩，但是缺乏专业知识，甚至连基本术语都不知道，是不可能对一位专家进行恭维，更不可能让他感到满意的。汉吉·麦克林则不必为此烦恼，因为人人皆知他不屑于谈论建筑。
乌舍接待我时穿了一身黄色的便服。她仍旧咳嗽。她轻声问，朋友们好吗。她倒茶的动作使人能够看出，这个动作也令她感到疼痛。她坐回扶手椅中，双手悬在扶手外面来回晃动。但她在微笑，勇敢地笑着。我往她身边挪了挪。她一碰到我的手就闭上了眼睛，在扶手椅中将全身放松。我把一只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按摩她那闪着绿光的眼睑。她那深陷的嘴角又呈现了活力。她现在该是幸福的。就像晚上睡觉前恳求父母告诉圣诞老人自己一整天都很乖的孩子，乌舍小声央求我道：你向我保证，要让菲诺知道此事。我说，这她尽可以放心，同时我一边继续按摩她那有珍珠光彩的眼睑，一边用另一只手把药粉撒进了茶杯中。我若有所思地搅动着茶并注意不碰到杯口。直到我手握罗姆酒瓶时，才停止了给她做眼部按摩。我让她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往半满的茶杯里倒罗姆酒，一直斟满。我给自己的杯子里也兑了罗姆酒，邀乌舍共饮，并先喝了一口。接着我坐到了她扶手椅的扶手上，以便能搂住她的头。我把喝干了的杯子从她手中拿过来，检查了一下杯底，把杯子放到别处去，然后把自己的身子交给她那匆忙抚摸的双手。一张慢转密纹唱片放完了，药粉也开始起作用了。乌舍的手松软无力了。乌舍靠在我身上不再动了。我胳肢她，她还能发出小耗子般的叫声。我再次胳肢她，她已经不出声了。我郑重地把大块儿头的乌舍抬进厨房，小心地把她放到餐椅上，把她连椅子推得紧靠餐桌，把她的长胳膊和手放到桌面上，让她的头枕在胳膊和手上，并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扭向炉子方向。试了两次后，我卸下了煤气开关的安全阀，按箭头方向扭开了煤气开关，又看了乌舍一眼。她还从未像此刻这样笑得这么幸福。我必须上路了，我得先向窗户方向走，然后才能到门口，这样我还得经过她身边，因此我又吻了吻她那已经有些发潮的额角。由于煤气弥漫得相当迅速，我确实没有时间再耽搁了。
她丈夫菲诺在全国各地盖房子，有时甚至在泰内黎珐施工。因此要是朋友们光临，给这幢外面呈微红色、里面阴森森的主教教堂带来生气，乌舍是心怀感激的。一九五一年的夏天，当乌舍引起我的注意而我没有一走了事时，菲诺正在为某省城盖一座火葬场，这省城位于高速公路旁。第三天下午他回到家，向我们详细地解释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所想出的精巧机械装置，如何通过一个由滚筒、传动皮带、门和盖组成的系统把尸体完全自动地从太平间冷藏室运入停尸房，再从停尸房运往焚烧室。
我在起居室还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然后就向下面的国王大街走去，那里人们像听到警报似的乱跑一气，正值狂欢节。我把自己的丝巾在脸上缠成三角形，装扮成一般罪犯并自我庆祝。
那幢微红色的砖砌别墅确实被大家叫作主教教堂，当时它属于建筑师菲诺·鲁克哈勃，他住在这里大概完全是为了显阔。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用出租车替她解了围的那位女士，名叫乌尔苏拉。但别人不叫她乌熙，而叫她乌舍。别人不叫她乌熙，大概是因为她身材高大、行动迟缓，也许还因为她一年到头总是处于抑郁状态。
葬礼时，我和汉吉以及其他人列队一起走过平静地凝视着这一切的菲诺，和他握了握手，感到了他那诚恳有力的回握，我嘟囔了一句表示哀悼的话并听到了他所表示的感谢。汉吉什么都没说，而是拍了拍朋友的左肩。他们互视着。
这时候，我想搭乘的火车早就开走了，我留下来过了夜。直到一切都已发生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第二天仍旧没有离去，一周之后开始找房，并且找到后一直住了下去。
我又待了几天，然后突然决定离开斯图加特。菲诺和汉吉并没表示反对，他们也没有送我。这样我就独自慢慢走过在寒冷中几乎空旷无人的车站广场，只有有轨电车当当地开进广场，停住，等着，直到连肥胖的老妪也上了车，才又铿锵有声地开走了。我坐的那趟车人不太多，但也坐着一些曾在斯图加特办过事的人。
那幢别墅，也就是后来所有事情发生的地方，有一些厢房和侧房，看上去像众星捧月的小型主教教堂。我付了车费，拎起大包小包，踏上颇陡的楼梯，马上听到了木头遮雨棚下传出的笑声和叫声。我本想有礼貌地告辞，可女主人非要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这些朋友在凉爽的夜色中坐在沙发椅上，正在边喝边嚼。你们一定得认识一下这个友善的人，女主人一边激动地喊着一边奔跑出去换衣服。她身着便服，肤色一新地赶了回来，为了告诉我们她现在马上要给大家上什么晚餐。接下来那位话最多的男人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大家管他叫汉吉，也有人叫他麦克林。女主人端上了饭菜，弯腰给每个人布了好几次菜，最后大喘着气坐到了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有扶手的椅子已经让人坐满了。她像个一年级小学生似的通报自己现在必须立即向大家讲述一件事，她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讲起了我们相识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就好像有人确实要根据她的描述画一本儿童历险书似的。但她却是从买东西讲起的，大概她还太疲乏，以致在讲述中都无法进行任何跳跃。连我也觉得她的叙述太冗长，尽管她所讲的一切都是铺垫，以使我在关键时刻的介入显得像是一桩敏感的壮举。
丁娜译
每坐一次火车，让我琢磨不透的行车时刻表对我命运的影响都有所增加。在斯图加特，我原来也不过只是想在那儿转车，后来却在那里一待就是九个月。这肯定还是得赖我自己，我不该按照老习惯走到车站外面去。这个世界的所有火车站广场上都埋伏着各种机遇。更为不幸的是，山丘上到处可见的高耸的塔式房屋让我联想到巴比伦，就像一部讲述炎热、朱衣、女人和内院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下面国王大街的尽头，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华盖在晃动，我等着接下来会看到拖载着华盖的大象出现。然而大象并未出现，看来我所置身的地方确实是斯图加特。我马上做好准备，对在这座四周长满葡萄藤的城市的无聊逗留，我也只得认命。这时，一位女士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她抓有轨电车的车门扑了个空。她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还往前追了两步车，她块头儿不小，看上去像只行将倒毙的单峰骆驼，最后还后腿站立腾空而起了一下。接着她的手、胳膊和肩膀都松弛了下来，书包、网兜和小盒子纷纷从她松懈的身子上滑落下来，稀里哗啦地砸到了路面上。由于她身材高大健壮，现在无助地站在阳光下就格外引人注目。我本能地向她走去。她在出汗，脸上、脖子上以及所有露出的皮肤上都红彤彤的。她的头歪着，嘴角耷拉着，我不能再犹豫了。周围已经有人在幸灾乐祸，是那些不怕热的人。这时我已经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她的身边，从车里跳出来，把这位年轻的女士从围观者的睽睽众目下解救了出来。接下来我镇定自若地指挥装车，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早就约好的。她叹了一口气坐进了车后座，还说出了街名，接着大眼睛就整个闭上了。我松了一口气。买的东西随着车行的颠簸发出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