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人们愿意，什么都可以解释。当领导的一定愿意有那么一次提前到来，好使到时候才匆匆忙忙跑进来的群众感到害臊。或者：送信人把一封信投错了筐子，在一座大楼里，一封传送错了的信是很容易查出来放到合适的地方去的。不过，要是有良好的组织，就可以很仔细地密切注视那些蛛丝马迹，最后发现做了错事的人。因为干了错事的人希望补救自己的过失，所以，他就要扮演犹大这一角色。不管怎么样，经理同人事科长沿着长长的走道下来了。两人闲聊着，就像两个不同项目的运动健将走在通向竞技场的路上似的；他们闲聊着，就像是一个电影明星在同一个宇宙研究人员说话一样。两人溜达着，一身轻松。他们可算是优秀选手了，然而，由于职业不同，却不能成为竞争的对手。当这样的两个人肩并着肩的时候，就表现出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来。
卢齐乌斯·诺德讲话没有稿子，也没有讲台。不过，他却自己掏钱为这次演讲买了一双底子特别厚、特别软的鞋子。每提一个问题，他都要抬起后跟，做出踢足球的架势，只是最后才踮起双脚。他就像抬高脚后跟一样，把嗓子提得高高的。而每一次，在卢齐乌斯把嗓门提到最高点、把每一个问题说完之前，新的鞋底都要沙沙作响。一开始，可能他并没有只是一个劲儿提问这个意思。后来他说，他实在是没法可想了。大概是每次都笔直上升的问句语调和同时动作的双脚，使得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演说家把话简直是一口气就说下去了。他还会提出些什么样的问题来，谁也说不定。因为人们老喜欢把复杂的巧遇称作偶然，那大概也就只好把这种事说成是一种偶然了。这就是：在今天早上，离上班还有好久的时候，经理和人事科长一道走进了大楼，并且顺着走道走了下来。
那个近乎庄严肃穆、由小巴弗的双手调整得依旧是井然有序的、由送信人组成的半圆圈，并没有使这两个人感到害怕。
“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送信人就应当听天由命？或者说，这些问题应当按照科室领导人的办法来解决？送信人是不是非得承认存在着同自己的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还是不应当简单地认为：这里涉及的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假如人事科长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把送信人都斩草除根，全部搞掉了，而这些问题也还会存在呢？送信人会希望，也许会从反面提出证据，说明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因为送信人才产生的吗？送信人究竟应不应该有所愿望？或者说，他就不应该把企业巧妙地置于祝愿者的地位，使其为祝愿者设身处地想一想？难道送信人就是这样一种只知道满足人家的愿望，而自己却没有愿望的人？他们会因此得到足够的报酬吗？退一步讲，假如送信人得到的报酬更高一些的话，那么，关于经理是否能够不加讽刺就宣布一个送信人的死讯这一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要是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那送信人是不是也就应该提出更高的要价，并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呢？他们认为这样做，必要吗？当然不！送信人由于职业关系，大楼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对他们敞开着，他们很有自信心。可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人事科长要让人在黑板上告诫大家，送信人西格弗里德·布拉赫会使人心脏麻痹？为什么人事科长认为，现在谈论心肌梗塞不合适，而在三个星期之前，当采购科长死去的时候，他却认为很得体呢？因为西格弗里德是一个激进的送信人，他是不是想以此来对自己的敌人——我们的同事——西格弗里德·布拉赫，就是在其死后，也还要侮辱一番呢？还是送信人永远都与心肌梗塞不相称？”
这说明可能有叛徒。但也可能说明：这两位人士不是那么容易就吓唬得了的。
“在那儿，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可怀疑的呢？”
而卢齐乌斯·诺德呢？当他看到这两位先生已经铁了心，要在他和听众之间客客气气地跟人打着招呼横穿过去的时候，他就料到了，送信人已经退到了何等糟糕的无计可施的地步。要是现在只是问问早安，然后两位领导人就走到闪闪发光的门后面去就好了。他并不想让自己硬去充当被捉拿的人这一角色。
“有人说，西格弗里德·布拉赫的尸体放到送信人工作室以后，那里的猫太多了，对这种责备，我们用得着理睬吗？送信人工作室就必须得随时准备接待在当班时得到噩耗的同事们？待在送信人工作室的这些猫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呢？人家竟会去防止这些猫把西格弗里德·布拉赫舔掉？别人就该去防这种事吗？他死之后，他们做了这件事没有？或者说，这件事早就办啰？为什么人事科长对于西格弗里德是否被猫舔掉一事感兴趣呢？因为西格弗里德是一个激进的送信人，人事科长对死者就不刮目相待？为什么猫竟会偷偷地溜进大楼？当它们跑进大楼之后，为什么竟正确无误地、马上就找到通往送信人工作室的路？那儿果真有香肠吗？企业有权去检查摆在工作室里的送信人的柜橱吗？对办公室的柜橱，企业是不是也要进行检查呢？要是不的话，那为什么要检查送信人的柜橱？真的只是因为猫吗？还是想了解有时由感觉敏锐、年纪稍大的送信人带来的那些大婶们的情况？或者，大概是以为在送信人的柜子里有卷款潜逃的出纳员，或者经理的那个失踪的女秘书吧？提出要检查一事，难道不就是经理采取的一种措施，想以此来转移对于自己的女秘书失踪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吗？而事情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送信人就应当帮助经理摆脱困境？这就是说，他们应该心甘情愿地对这次失踪的事件或多或少承担一部分责任，并希望经理有朝一日会对送信人表示感谢啰？可是，如果他们认为经理的好意难却的话，那么，这些送信人岂不就证明自己有弱点、良心不好了吗？岂不是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幸福已经不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贡献之上了吗？送信人的敌人难道就不会马上指出这一招？而且看来，所有这些不就取决于此时此刻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吗？可是，由于这种正确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这个大楼里还维持着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难道说，偏偏是这些送信人就应该因为自己的正确态度而加速自身末日的到来？就是因为有这个由科室树立的榜样，那就可以对送信人提出这种要求？大概这些送信人应当成为想方设法企图把他们干掉的那个人事科长的信徒？我们要不要提出残疾人员大军的名单，当作对付人事科长的最后的法宝，以便在公众当中对公司施加影响？难道人事科长可以——你们看，我并不回避残疾人员的问题——他就可以把这些并不是因战争而负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同事继续当作第二流的送信人对待吗？他想要在我们当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吗？如果说，‘阴谋诡计’这个词儿对于送信人来讲，是个可笑的外来词的话，那么，这当真就仅仅不过是一种教育上的缺陷吗？难道说，我们的团结一致就给了这个人事科长把我们称作‘乌合之众’的权利？他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们能够容忍人事科长继续把肇事的汽车司机贬为送信人，以示惩罚吗？这样做，是有损于我们的名誉呢，还是对我们的名誉没有妨害？这样一来，喜好喝酒的送信人的人数岂不是就会以并不独特的方式上升了吗？人事科长搞的这一套把戏也许是用来损害所有送信人名誉的一种伎俩吧？我们这儿难道就是公司惩罚人的场所？人事科长规定：禁止送信人在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外国客人，对此，我们就非得容忍不成？这样做，岂不是一招不成、又来一招，在送信人的深造问题上与他们为难，不准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情有所兴趣吗？譬如说吧，为什么别的公司的送信人在西格弗里德墓前唱了一首歌，就引起了怀疑？我们就不可以同别的公司的送信人有联系吗？”
卢齐乌斯的时间不多，他再也没工夫踮起脚尖了。不过，在他喊着“报告：经理先生，送信人在讨论革命问题”时，至少两个鞋跟彼此之间还是配合默契的。
“朋友们，”他说，“有以下问题：在科室领导人会议上公布西格弗里德·布拉赫的死讯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都真的站起来默哀了吗？就算人事科长站起身来为布拉赫、为这个他一有机会就要称之为激进的送信人默哀吧，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虚情假意吗？默哀究竟进行了多久？谁关心过这件事？要么，大家都关心了，不过却只是一个劲儿地看表，而不是在怀念西格弗里德·布拉赫吧？搞了冷嘲热讽的评论没有？经理在公布一个送信人的死讯时，能够不挖苦讽刺一番？在西格弗里德死后，还会让他婶婶走进大楼、走进送信人工作室里来吗？我们应该回答她在那儿有什么盼头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我们还要等待下去，看人家是不是把冬季行车时刻表再挂到送信人工作室来？要是有人把它挂进来了，我们要不要抗议？我们愿意这种事发生吗？要果真如此，行车时刻表就会影响送信人必要的休息，因为不管谁，在他想要知道火车的运行情况时，都会肆无忌惮地闯进送信人工作室里来。要是人家把新的行车时刻表给我们扣下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表示抗议，也许还会说：行车时刻表放在送信人工作室是老规矩呢？”
人事科长回避一旁，卢齐乌斯直接跟经理讲话了，这下子可马上就使他充满了忧虑。不过，经理的回答却又使他放心了。“好呵，朋友们，继续干吧！”
现在可该轮到卢齐乌斯·诺德了。
有几个送信人重复道：“继续干！”
卢齐乌斯在轻声咳嗽着清嗓子。天刚蒙蒙亮，就已经有几个清洁女工跑过来在旁偷听了。不过，小巴弗却用他那长短不一的双手推着清洁女工，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都转过身去，然后，用他那只短胳膊（因为他左手更短）推着她们的背，把这些清洁女工一个个推得踉踉跄跄的。每推一下，他不是赌咒发誓说：“这不关你们的事！”就是大吹特吹他如何力大无穷，说：“把你们一推，就推到卡塞尔去！”
大伙儿目送着两位先生，看着他们每个人都走进一个房间，也就是说，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这时，站成半圆圈的人群散开了。人们互相之间拍着肩膀。有人提议唱一支歌，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已经抓着自己的小车了。现在，谁都想要尽快地走到自己的小车跟前去。他们纵横交错、来往穿梭。事实证明，车子筑成的工事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不过后来每个人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小车，抓起车来就匆匆忙忙地四散而去。
在小巴弗的双手指挥下，形成了一个半圆圈。他用肥胖丰腴的右手拽着那个人的皮带把他拉到前面，又用坚硬如铁的左手推着站在最前面的这个人往后挪动一步。送信人的小车就摆在半圆圈的周围，庄严肃穆、威风凛凛。这是皮特尔·纳尔的主意。皮特尔·纳尔是了解哥特人命运的行家。
此后不久，凡是碰到送信人的人都感觉到，这些送信人的脸上显露出了节日般的、喜气洋洋的神情。一无所知的企业心理学家甘德尔博士甚至还想在下午很晚的时候，从个别送信人的眼里发现促使人容光焕发的东西。
卢齐乌斯·诺德——这个在当了送信人之后才获得这一大号的卢齐乌斯·诺德，人称小巴弗的巴弗和皮特尔·纳尔，这三个人在西格弗里德死后的第三天早晨，最先到达这里，安顿着来聚会的人们。谁站在哪里最合适，就好像他们都了如指掌似的。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布拉赫遗留下来的名单上打上一个一个的钩，说真的，他们干起事来差不多就跟那些科室的领导人一样，这些人每天每日在自己的接待室里，就是这样注销要运送的公文包的。
几天以后，卢齐乌斯·诺德在送信人工作室通知大家：企业领导人认为，不能苛求那么多残疾的送信人，让他们站在走道上去讨论革命问题，因此，建议送信人今后在公司的会议大厅进行革命问题的讨论。然后，卢齐乌斯·诺德再进一步补充说：企业领导人还特别注明，甚至可以带小车。他说这番话时，送信人工作室里有好一会一片寂静。甘德尔博士大概又会发现使人容光焕发的那种东西了吧。
送信人手推小车，在长长的走道上相遇。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操着自己的语言。小车被不同日期的各种公文压得嘎吱嘎吱地响，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小车像所期望的那样装饰起来。假如说，人们不得不和患难与共的同伴待在一个屋子里度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又无法希望景况发生巨大变化的话，那么，这些送信人就只好坐在他们的工作室里，比肩接踵，忍受那些不得不忍受的、令人讨厌的事情。
那个老穿着厚厚的软底鞋的卢齐乌斯·诺德踮起了脚尖，说：“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愿望呢？”
卢齐乌斯·诺德在已故的同事布拉赫的柜子里找到一份名单。在名单上，送信人的名字一个不漏。也许是这份名单使他产生了这个念头，要召集一次送信人的大会。卢齐乌斯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送信人：多年来，他既不缺胳膊，也不瞎眼睛，甚至连耳朵也不掉一只。因此，在同事当中，他觉得自己反倒有不足之处，这就不足为怪了。很可能，就是这种觉得自己有缺点的感情，促使他一反送信人平常的习惯，更为起劲地做代表送信人利益的事情。
刁承俊译
一家公司（其名称这里就不必提了）的送信人在自己的同事西格弗里德·布拉赫死后的第三天，都聚集在行政管理总部办公室旁的走道上。时间很早，差不多可以说，是在早上五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