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只要报纸送来了，藤普罗内先生立刻就要看，他对看报纸的兴趣近乎贪婪。看完之后，他就围上一条马海毛围巾，走进别墅的东侧，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检查窗户、电灯、橱柜的锁以及抽屉里面的物品。克拉拉则穿过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走廊的狭窄小门，溜进这栋黄灰色房子的西侧，在这一部分的过道和房间里忙碌一番。她在每间房间里都有事情要做，她也善于让所有这些她在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必须要做的。她会在某一天把所有房间里的所有的画从墙上取下来，挂到别的房间里去。如果这些画的尺寸不同，曾经挂过画的地方，墙纸的色彩会有明显差异，她在第二天立刻就会发现，如果一幅小一些的画挂在了过去挂着较大的画的地方，露出了色彩新鲜的墙纸，她肯定就会立刻予以纠正。她兴致勃勃地在几个房间里穿来穿去，直到所有的画重新挂在合适的地方。这时通常都到了黄昏时分。这个时间，整栋房子里只有她，因为黄昏的时候她父亲都在花园里。克拉拉会把这段时间用来对付不速之客，她在房子里窜来窜去，仿佛是想要摆脱那些观察者，但是，每当她觉得已经甩掉了所有追踪者之后，她就会等在长长的过道里，开亮所有的灯，引吭高歌，吸引观察者们再次发现她的踪迹。每当她听见父亲从房子的后阳台进来，她就立刻躲进自己的套间，有三个房间，还有厨房和卫生间。她立刻锁上所有的门，脱光衣服，跳进浴缸，因为许多房间很久都不用了，她在里面窜来窜去的时候浑身上下沾满了蜘蛛网和灰尘。她会在浴缸里一直待到深夜，因为她会有一种剧场的包厢全都挤满了观众的感觉。只有在节日的时候，克拉拉会在晚上下楼看望一下父亲，在他身边坐一会儿，而且准备接受他的这种或者那种冷淡的温情。
藤普罗内负责张罗，大家经常碰面，庆祝节日，弹奏乐器，旨在加深长期以来的友谊。他的女儿克拉拉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安静温柔的小姐，对他的所有活动都给予支持。多年来，他们两人一直过着一种相当低调的生活，养成了一些固定的、似乎完全不容改变的习惯。父亲和女儿每天只见两次面，早饭一次，午饭一次，然后就各走各的道，虽说都在这栋楼里，但是两个人的路，在这一天里将不再相交。藤普罗内的习惯是，用餐巾擦一下嘴，嘟哝一声告辞的话，从午饭桌起身，立刻将自己的椅子推到靠近桌子的地方放好，然后走进书房，去翻看装订成册的旧报纸。他的书房里只有过去五十年的装订成册的报纸。他已经开始把这些报纸从第一年起重新仔细翻看一遍，尤其是刊登经济报道的版面。他女儿克拉拉知道，她父亲会翻看两个小时的报纸。因此她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花园里转悠，而不必担心会与父亲不期而遇。她迈开大步，穿过后阳台走进花园，直线横穿过草坪，来到第一个花坛。她猛地停下脚步，就像是头一次看见这个花坛，躬身赏花。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她会用手摸摸掉光了叶子的枝藤，她把头伸得很长，干瘦的脖子从普通的衣领里伸出一大截。她站在那里很久，微笑着，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每一秒钟，她都会想着，她的举止必须合适，因为也许正有人看着她呢。她总感觉到，有人正在从墙外或者透过窗帘的一道缝隙观察着她。离开这种感觉，她根本就没法活。那些一直在观察的眼睛，对她已经有了约束，让她保持合适的举止。她非常担心，自己每时每刻都会被这些观察者看透，因为她不想失去这些观察者。假如她不再有那种总是有人在观察自己的感觉，那么别墅里高高的天花板、走廊黑黢黢的墙壁、干枯的古树，就会让她产生压迫感，令她窒息，甚至立刻死去。但是她不愿意让她父亲看见自己。他也许会提出许多问题。他甚至也许会觉得她的行为举止非常奇怪。
多年来，这对父女俩就像是暖气的气流，在他们这栋大房子里循环流通。但是，当周围出现了一些新邻居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藤普罗内需要他的女儿。克拉拉也没有抛弃她的父亲。她把自己一直披散的头发扎成一个很紧的发髻，穿上了较厚的内衣，在她住的那一侧开始表演急行军。首先设立了许多可以看见各个方向的观察点，他们小心翼翼地架起了望远镜，挂上了窗帘加以遮挡，周围还放了毫不起眼的鸟笼、花盆、鹿角、衣帽架以及褪了色的挂毯，作为伪装。他们俩交替着值班查哨，从一架望远镜跑到另一架望远镜，为的是了解新邻居们的习惯和秘密，以便应对所有可能来自于他们家围墙外边的意外事件。每天晚上，藤普罗内先生猫着腰，拉着他女儿的手，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墙跟前，在围墙顶上撒上一些闪闪发亮的碎玻璃，按照他自己画的一张图纸，插上一些铁三角和锋利的金属片，他还把自己的耳朵和他女儿的耳朵贴在表面粗糙的围墙上，为的是从围墙另一边嘈杂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的笑声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藤普罗内先生现在还招了一个房客，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把别墅西侧的整个一层都租给了房客，而且只收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租金，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做个榜样，显示一下在这种日子里应该如何待人处事。普利阿穆斯教授，这个新来的房客，正是这一系列令藤普罗内先生感到如此不安的事件的牺牲品。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栋不属于自己的别墅里。房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他也许是从物业管理部门得知了贝尔瑙地区的地产和别墅价格的情况，他除了尽快卖掉他的全部物业，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更好的办法。普利阿穆斯教授亲笔给房主写了好几封长信，都是邮寄到据说房主可能住的旅店地址，而且都没有忘记注明“如果外出，请务必转寄”，但是，也许是房主旅行过于频繁，从一家旅店到另一家旅店，邮局实在无法投递信件，也许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回信，无论如何，普利阿穆斯教授寄出的抱怨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不得不搬出了那栋别墅。藤普罗内先生施以援手，接纳了教授和他的一万一千册图书，还有几捆纸张已经泛黄的文稿，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管家，看上去就像一只死了的秃鹰。这么些年来，普利阿穆斯教授几乎所有时间都埋头于他的文稿，在藤普罗内的房子里，他可以立刻继续做他的科研工作。但是，藤普罗内先生成功地让这位老教授有一个晚上放下了他的文稿，整整两个小时，让他关注来自于周围的各种威胁。教授虽然在心底深处暗暗发笑，但还是答应藤普罗内先生，在他查看院墙的时候陪他去看一次。在克拉拉和她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有一天晚上，他真的一起去查看院墙，但是，他不适应院子里高低不平的地，接连摔了好几跤，以致最终也没有来到院墙跟前。教授抱怨不休，躺在他俩的臂膀里，几乎没了呼吸，他俩不得不在女管家的帮助下，把他抬回他的工作室，给他包扎伤口，将他彻底散了架的腿脚打上绷带，然后按照他固执的愿望，立刻把他抬到书桌前坐下，这时他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微笑，他请求，从现在起不要再打扰他，因为他正在写他的《汪达尔人的迁徙史》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女管家也开始催促藤普罗内和克拉拉赶紧离开，到了门口，她甚至还跟着他们下了楼。藤普罗内很失望，他和女儿克拉拉团结得更加紧密，他开始与他最后的两个朋友定期聚会，他也强拉硬拽普利阿穆斯教授放下文稿，一起参加聚会。藤普罗内的这两位朋友也是跟他年龄相仿的老先生，大腹便便，脸上布满了皱纹，凝聚成永恒的狞笑。藤普罗内没有像他们那样穿着脏兮兮的背心和有很多污点的裤子，他的皮肤也比他们细嫩一些，长相也好很多，他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而这两个朋友每次聚会都是带着太太一起来的，都是老太婆，身材矮小，胸脯平坦，穿着有很多褶的泡泡衫，脖子上戴着长得不合时宜的珍珠项链。他们一个是首席医务顾问，另一个是宫廷参事，曾经当过宫廷歌手。藤普罗内每次都会不停地斟酒，为的是活跃聚会的气氛。克拉拉不得不坐在三角钢琴前弹奏，宫廷参事暨宫廷歌手不得不即兴表演，所有其他的人都把椅子转向这个音乐中心，把酒杯高举到面前，大喊一声“干杯”，然后聚精会神地聆听。克拉拉的伴奏不合拍，总是急着往前赶，宫廷参事暨宫廷歌手扯着已经坏了的声带，勉为其难地唱着。藤普罗内先生掌控着这些聚会，尽可能搞得越闹越好，他还把门窗都打开了，目的就是想让院墙另一侧的新邻居们听听，他的家里依然热闹得很，在老住户的房子里仍然在尽情欢乐，仍然充满了生活乐趣，这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还远远没有屈服。藤普罗内一辈子都言语不多，总是面带微笑，但是，这个柔弱含蓄的财务专家现在给他的客人们讲的，则是他从过去的年代里专门为此目的选出来的最不正经的故事和笑话，引起阵阵笑声，两位老太太刺耳的高音，教授女管家的呱呱声——他从前绝对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客厅内出现这么一位客人，现在他却恰恰非常欢迎她，就像是欢迎一件尖利刺耳的乐器，仅仅是为了增强噪音——还有他的两位朋友低沉嘶哑的男低音，教授微弱的和声，他女儿生硬的假嗓子，如果这些声音合在一起还不足以让左邻右舍听到他的房子里充满的欢乐，他就会在讲完故事之后自己也爆发出尖利刺耳的笑声，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就好像他的肺里就剩下那么一口气了。显然，这让他很疲惫。他自己也感到很惭愧，因为这些举动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极为陌生，但是他又不敢向他的客人们说明这类聚会的意义以及他自己的经常是过于夸张的行为举止的真实目的。他的确是想证明，生活在贝尔瑙，始终还是有乐趣的。
藤普罗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当年是靠地皮投机发的财，因此他们相信他，暂且都还留在贝尔瑙，但是他们回避那些有主意有计划的新邻居，就像他们都是麻风病人似的。
他非常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女儿克拉拉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活跃起来。这类聚会的时候，她比任何人喝酒都要多，当她为宫廷歌手伴奏时，自己也开始一起唱，更恶劣的是，她开始招惹普利阿穆斯老教授，最最恶劣的是，老教授也愿意接受她的招惹，以一种令藤普罗内先生血脉贲张的方式与她调情。但是，他也不得不满怀感激，克拉拉比以往任何时候声音都响，教授原本很微弱的声音也开始通过这个迟来的色情春天，以某种方式发出尖叫，远远地越过院墙，证明了这里的老住户的生活乐趣，这对于这场战争的统帅藤普罗内来说是很重要的。不过，随着克拉拉和老教授的声音越来越响，其他的人则越来越没了声音，他们相互观望，沉默不语，他们看见，藤普罗内的脸涨得通红。终于有一天，克拉拉和教授压根就不来参加聚会了，他们把女管家关在门外，建议她今后去为藤普罗内照管家务，而克拉拉将永远和普利阿穆斯教授在一起。藤普罗内亲自去敲门，无论他怎么敲打锤击，他们也不开门，从屋里传来阵阵淫荡的声音。他们以这种毫不掩饰的放荡，向门外的人表明，他们正在做什么。藤普罗内再一次满脸通红，回到他的书房，让他的客人们回家，道别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房子是卖还是不卖，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是啊，在每一个房主的大脑里，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知道一切都在一天天贬值，那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对别墅和花园的乐趣。藤普罗内总是用下面的这些话结束对朋友们的演讲：“是啊，假如空气越来越坏，假如花儿失去了色彩，圣诞树不再是绿色的，围墙开始剥落墙皮，那就到了应该卖掉房子的最后时刻。但是，花儿、圣诞树、围墙，怎么会去关心地产的价格呢？关个屁事！我们应该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不要去想投机商们的那些数字。”
但是，客人们走了之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开车去城里买了一台唱片机和一箱唱片，全都是噪音唱片。现在他开始连续不断地放唱片，而且门窗都开着。他时不时地从不同的观察点察看邻居们对这些吵闹的音乐的反应。他放的唱片是“各种混合的声音”，“剧场里的鼓掌”，“幼儿园”，“校园”，“足球场”。但是，邻居们对此毫无反应。他们有的继续三心二意地打乒乓球，有的躺在色彩刺眼的躺椅上，叽叽喳喳，欢声笑语，没有任何人关注他。藤普罗内仍不罢休，他开始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放这些噪音唱片，这样一来，他也不必去听教授和克拉拉在楼上折腾、从开着的窗户传下来的响声。
藤普罗内先生越孤独，他就越严密地观察周围。他经常整个傍晚都在自家的围墙后面，偷听邻居院子里的声音，他企图听明白，那里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尖利那么大声。因为总是笑声很响，而说话声却很轻，所以更强化了藤普罗内先生的推测：那里正在酝酿着的事，都是针对他和所有那些战前留下来的房主。藤普罗内先生决定，他要捍卫他自己、他的女儿和他的财产。他首先企图将老的房主联合起来，每个人都要白纸黑字地签名保证，没有其他房主的同意，不得出售自己的房产，没有所有老房主的同意，外来的人不得在本小区置业购房。但是，战后的那些年乱哄哄的，发生了很多无法事先预料的事情，好些人不得不匆忙地卖掉了房子，根本就不可能遵守承诺。藤普罗内先生也没有权利强迫任何人去信守承诺。一家接着一家搬走了，藤普罗内的所有恳求都无济于事。有人还指责他是自私自利，甚至当面对他说，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移居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还建议他也应该把房子卖掉，没有人强迫他留在这里。但是，藤普罗内认为，必须要保住这个小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新来买房的人都是串通一气的，或许有一个组织正在企图有计划地占领贝尔瑙别墅区，甚至可能是一个外国的组织或者危害国家的组织！因此决不能屈服，决不能让步，拥有房产，就有责任去坚守！徒劳无益，徒劳无益啊！一家接着一家卖掉了房子。当时，甚至有人说，卖房也不再那么顺利了，有的买主还狂妄自大、毫无廉耻地宣称，这个小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被遗弃的小区，他们清楚地知道，别墅的所有者们看重的是，迅速离开这里。据说还出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买主在谈判之前大声笑着站起来，离开那栋房子，并且高声喊道，他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无偿地获得这个别墅，一分钱都不用出，因此，许多别墅的主人只想为自己采取行动，不必向邻居们通报，迅速卖掉房子，而且是越快越好。甚至都没有向邻居道别。一天早上，看见隔壁的别墅里出现了新的面孔，这才意识到，又有一家卖掉了房子。有几家人在外国的几个大报上登广告，因为他们担心，在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传开了，贝尔瑙的别墅在贱价抛售。但是，藤普罗内还是拉住了三四家房主。他终于向他们证明，在贝尔瑙流行的这种紧张情绪，或许只是一家大房地产商的阴谋诡计，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以可笑的价格买下整个小区。藤普罗内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向朋友们说的这些话。即使是想卖掉这栋房子的话，他也会觉得，住在一栋没什么价值的房子里并不舒服。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太习惯于此，他们的别墅的舒适性，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安全感毕竟都来源于此，他们生活在这些昂贵的不动产之上，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土地之上，不仅仅是在出售的时候昂贵，而且在此居住，也是昂贵的。
有的时候，他颤颤巍巍的手已经无法将唱针放在唱片上，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唱片的边缘滑过，划破了唱盘的天鹅绒，他不得不叫来女管家，可是她的两只手形容枯槁，总也不听使唤，藤普罗内深深地陷入沙发，他梦见自己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登了一个占了整个版面的广告，而且只能通过代码联络，为了不让那个在他看来一直在致力于占领贝尔瑙的组织能够看出来，这里出售的是一处贝尔瑙的房产。他还梦见，来了一位先生，也许是叫贝瑞先生，四十岁左右，特别会随机应变，藤普罗内立刻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商人，他自己纵然是在最辉煌的时候也没这个人这么精明。
他们长得并不相像，但是却好像相互之间都是亲戚，难道他们隶属于同一个邪教？这个邪教制定了计划，要为他们的成员占领整个贝尔瑙？
有那么片刻的时间里，藤普罗内软弱无力地陷在沙发里，他把自己的别墅撂给了贝瑞先生，因为他感觉自己已经不能胜任与这么一个出色强悍的地产经纪人谈生意。贝瑞先生凭直觉紧追不舍，凭借一个出色商人的特殊嗅觉，他把一些辞藻华丽的话语，在合适的时候，送进了上了年纪又毫无抵抗能力的藤普罗内的耳朵。他的发音挺有魅力，很可能是外国人，突然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藤普罗内的梦境此时进入高潮，贝瑞先生现在说的话，让他透不过气来：藤普罗内先生，请您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死啊，我专程前来，就是为了见见您这位最后的老住户，也是最顽固的钉子户。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关于您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举动，对了，我是这家收购贝尔瑙的公司的老板，我经常不得不嘲笑您，藤普罗内先生，但是，我也很佩服您上演的这出坚持到最后一人的闹剧。像藤普罗内这种人，只会是第一个卖，或者最后一个卖。第一个卖的，会得到一个好价钱，然后价格就会走低，唯一的机会就是最后一个再卖，像藤普罗内这种级别的专业人士知道，公司不可能永远等下去的，只有藤普罗内也卖掉了房子，他们才可能真正开始实施他们在贝尔瑙的计划，因此他们会给最后一个卖主一个好的价格。想得真聪明，藤普罗内先生！公司也知道，藤普罗内是一位专业人士，不可能采用那些对其他人奏效的强制手段让他屈服，比如，夜里把载重汽车停在房子前面，用车前大灯照射房子的正面，在高大的院墙外面制造金属噪音或者哈哈大笑，这些对藤普罗内都不会起作用的，必须把藤普罗内一个人晾着，因为像藤普罗内这种人只能被他自己所战胜，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刻，对不对，藤普罗内先生……
藤普罗内先生是在战前买下了贝尔瑙的这栋小楼，当时他觉得是做成了一笔很幸运的买卖。他和他的女儿克拉拉与邻居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定期互相拜访，但又不超出一般交往的尺度。但是，战后，许多房子换了主人，地界之间的围墙似乎一年比一年增高了，邻居的围墙后面发生的事情，藤普罗内先生就不知道了。他推测，这些战后在这个小区买下房子的新房主，通过新盖的房子和新买的房子，分割并且摧毁了这里昔日的邻里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则保持着活跃的社交往来。他们要比他和他的熟人们庆祝更多的节日。
藤普罗内每次从这种梦里醒来，总是感到筋疲力尽，几乎没有力气走到窗前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位先生站在外面，想要与自己说话，也许是贝瑞先生。但是，没有人想要和他说话。藤普罗内的房子里，也不再有任何人说话。普利阿穆斯教授的屋子里的响声也停止了。也许他已经和克拉拉分手了，为的是继续写作他的《汪达尔人的迁徙史》的第四部。也许他和克拉拉已经成为灰尘、蜘蛛、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他们自己的贪婪的牺牲品。就连女管家现在也不再为藤普罗内工作。她一直躺在床上，用脚趾连续不断地敲击木头的床架。藤普罗内很快就听不见敲击声了。他钻进书房的一个角落，当他在书架最下面一层寻找东西的时候，一摞很重的装订成册的报纸掉下来砸在他的身上，这本巨大的书翻开了，砸在他的脑袋和脖颈上，然后掉在早就不怎么干净的地毯上。藤普罗内使劲想站起来，张开嘴想喊叫，但是还未出声就张着嘴再次跌倒在地毯上，起初他还可以感觉到口腔里塞进了许多头发、灰尘、纤维物，干涩、辛辣、令人窒息，然后他不再做任何反抗，静静地躺在那本巨大而沉重的书的下面，他用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可以看得见的这一小块地毯，直到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为止。
目前似乎威胁到这个别墅区的危险，是另外一种，也许要比最毒的昆虫还要厉害，也许是一点危害都没有。恰恰是人们并不清楚这一点，也许才是最危险的。
每个月都必须来查煤气表收钱的人来晚了，他立刻叫来左右两边的邻居。他们仔细察看了一切，然后张罗着安葬了这位住在他们之间的老先生，不可理解，就像是一块石头。过去邻居们每次遇到藤普罗内，他从来不打招呼，但是，他们对此并未耿耿于怀。
藤普罗内先生并没有一听到那些闲言碎语，就卖掉了自己的独栋小楼，离开这片建在森林里的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到城里某处一个有着几百扇窗户的出租大楼里寻找栖身之处。是啊，假如是一种新出现的有毒的昆虫侵入了贝尔瑙，假如是一种在地上到处乱扒乱刨的可恶动物，来到这个小区所在的这片长满苔藓的森林里面安营扎寨，毁掉了所有的树根，掏空了房子的地基，以致房屋有可能倒塌，假如是有这一类的原因，当年靠地皮投机发了一大笔财的藤普罗内先生或许会想到卖掉房子。也许他甚至还会主动发起反抗，去管控这种昆虫，尝试着去抵抗来自地下和来自树上的进攻，捍卫自己的财产。
蔡鸿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