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我对这条街想得并不多。我们有了一所住宅，不用付房钱，虽然住宅过大，我时常不得不长时间地奔走摸索，才能勉强在许多高大墙壁的一面大墙前找到盖尔达，虽然这条街常常看上去是那样的冷冰冰，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没有把鸟儿从前花园赶走。那些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毁掉了大树和灌木，在原来的位置上竖起了生锈的铸件。虽然很有艺术性，但却一无生气。他们到处种上侏儒般的植物。活像一幅对自然界的讽刺画，使人忧伤地想起树林和树木的正常生长。这些如此注意谈吐的居民难道害怕自然成长的树木吗？他们难道害怕春天花开时散发出来的浓郁香气会侵蚀他们敏感的鼻腔黏膜，或者甚至会使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内心激动起来吗？
有一次我刚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一辆这种大功率的轿车开了过去。我感到一阵冷飕飕的寒风，即使在盛暑的日子里也使我产生鸡皮疙瘩，我嘴唇边的口哨声也骤然冻结了。但是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我又恢复过来，吹起了口哨，毫无动静的这条街道在可怕地颤动作响。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怪癖，现在我想这一定是一种还没有名称的疾病。在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怪癖的那个时候，我想这儿的人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环境而变得古怪了。我想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自己实际上是能够活动的，不会因此立即扭断胳膊和脖子。于是我常在早晨到阳台上去做一会儿体操。不是做疯狂般的全身活动和惊险的杂技动作，哦，不是，这样做我也反感。我只是在清晨的空气中轻松地伸展伸展四肢，做一种活动活动关节的小游戏，间或进行一种儿童式的肌肉锻炼。我想周围这些老人虽然不向我这儿看，根本不向我这儿看，但是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毕竟是眼睛的话，那么我的谨慎的动作一定会将一丝儿生气映入他们的眼帘，也许能成功地使他们的眼帘在毁坏之前再一次活动起来。这也许会溶化他们的呆滞目光，还会传到脖子上，使他们的头颅开始转动，甚至他们的肩膀也好活动了，他们会在四周所有的阳台上跳起舞来，再过些时间会发展到真正的握手。这就是我的希望。但是白费气力。我活动着，而且也一定被觉察到了，因为四周这些老人有如在单一的大型电动机的操纵下从对着我的方向转了过去。他们静静地、几乎是觉察不到地旋转，全部换了个方向，此后就以背脊对着我们的阳台。接着我鼓起嘴唇试试看吹口哨，吹得从来没有过地动听，这口哨声取代了或者甚至超过了被赶走的一切鸟儿，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古怪的邻居被吸到屋子里去了，那么利索，就像蜗牛的敏感的触角在感到需要的时候，让身子从容地退缩到坚硬的保护壳里去一样。我该怎样理解这些邻居呢？在我所熟悉的过去那些街道上，情况迥然不同。那儿的人晚上在屋前会面，向着随便哪一家的屋里望去。如果有人在窗台上往花盆里吐一口痰，那么至多是主妇们挑剔一番，暗自商议要惩罚这种人。可是这儿？在所有的阳台上都是些同一模样、没有区别、安详睡着的死者的石膏遗容。
我们迁进已故叔叔的那些大房间的时候，我们的身子一次也没有碰到过那些狭长的家具。我们把家具平均分放到六个房间里之后，巡视了一遍，这些阴森森的房间已把我们的所有家具吞噬掉了。我们有时还能发现这里那里有一把椅子，但只是在我们走得很近或是用手才碰到的。我们为拥有这所大住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根本没有花费什么钱，因为这是好心的叔叔买进的私人产业。现在我们每天早晨在宽敞的阳台上用早餐，向着对面的、上面的、下面的那些粘贴在寂静的大房子上的其他阳台挥手致意。我们感到愉快，希望有和睦的邻居关系，但是四周的人全都坐着动也不动。尽管我常常往那些阳台投去注视的目光，然而没有一次看到有谁动动手，抬起头来，或者甚至只是张张嘴巴。上午，我们的新邻居从室内移到阳台上，但是他们的动作十分缓慢，如果还能说这是动作的话，那动作之慢简直都无法辨认出来。那么好吧，我想月亮的移动我们也是无法觉察出来的。我们过去住的那条街道上的居民都很灵活，总是相互握手，匆匆地你来我往，这里的人比起那些人大概要年长好几百岁。这儿的人也许不得不担心，他们要是在过于突然的一下活动中失掉他们那一点点坚固性的话，就会崩溃成一小堆白色的粉末。早餐时，他们直挺挺而又严肃地坐着，从每张嘴里伸出一根无色的管子通到一只杯子里。我猜想，他们是用这种管道装置把珍贵的养料压到体内去的。早餐后，他们按动一个什么电钮，人就跟座椅一起吸到屋里去了。不多一会儿，大轿车无声地驶出花园，轿车里，在僵直的司机后面，又是这些银发闪闪的先生一动不动地斜倚在靠背上。这些人头上戴着有人刚才给他们戴上的挺直的帽子。稍后，这些先生的夫人乘坐小一些的轿车同样静静地出去。随后才听到街上响起轮胎的轻微摩擦声、精细餐具的碰击声和家庭实用电器的马达发出的嗡嗡声。
盖尔达当然觉察到没有人同我们来往。她整天待在家里，她听得到的一些事情，我只消想一下就能猜到。她变得跟以往大不相同了。以前她在阳台上用早餐时放声欢笑，笑声回荡，飘向远方。我在讲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会拍起手来。她围着餐桌忙碌时动作利索。可是她现在不再笑了。间或她还会动一下眉毛，但很慢很谨慎，仿佛在私下做了什么违禁的事情。她那响亮的鼓掌已经变成轻微到感觉不着的用小指头轻轻叩打桌布的动作。不过她依然在房间里准备好餐桌，然后像重病人一样缓慢地把餐桌推到阳台上，小心地跟在餐桌后边走着。她禁止我吹口哨，要是我放声大笑，她就用不赞许的目光望望我。每天她都向我发出新的指示：我应该怎样把自行车推到大门前，应该怎样用手打开大门，应该怎样关上门。事情就如此这般地继续下去，直到她重提在这故事开始时讲过的那些并非白讲的话。在那些话里，她直截了当地说我的职业是不好的。她讲话的嘴唇动也不动。她的眼睛已失去一切光彩。可是在她的话里充满了非难和谴责，话讲得很重，终于灌进我的耳朵，使我震耳欲聋。我开始苦思冥想，还吹起忧伤乐曲的口哨。我开始领悟，盖尔达受到了那种疾病的侵袭，那种病的名称我还没有听说过。我观察她愈久，就愈确切地认识到我再也没法治好她的毛病。在我毫未察觉的情况下，那种使人麻痹的玩意儿已由墙壁渗透进来，以其固有顽强的缓慢速度传染到她身上。我想方设法使盖尔达灵活起来，使她的嘴唇挂上一丝微笑，但是这种病已深深地侵蚀了她。盖尔达不再让我同她讲什么话。我说出每句话她都感到是侮辱，是不得体的行为，而我必须一再聆听她的埋怨，她说我这个人只能当一个自行车的修理工。
就这样，我们主要还是继续靠我在工场里的劳动收入过日子，而且对此也感到心满意足；心满意足的多半是我，盖尔达很少满意。随后盖尔达的叔叔去世了，她的叔叔是个光棍，在我们城市的高等住宅区里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没有听到过此外他还做过什么事。过去盖尔达有时去看看他，现在继承了他的这所住宅。这是突然的发迹。我在对十分贫困的街道上的居民表达了我的诚挚同情后，就离开了他们。盖尔达却再也没有时间与跟我们相处至今的邻居一一告别。
“哦，”我说着转过身去，心里默默地吹着口哨。然后我做最后的尝试：我设法让自己也传染上这种疾病。不管我看到什么古怪的举止——这已是与日俱增的了，我都刻意模仿，我的动作非常缓慢，以致我的四肢时常整天像处在入睡时的状态，痒得都快发疯了。走任何一段路，我都要用上自己正常走路所需的三倍长的时间。我用秒表测量我走的路，再走回来，如果我看到我走得不适当地快了，就再走一次。早餐常常延续到午饭时分，下午我才去上班。不言而喻，我失去了工场里的工作，而且这是无从责怪我的雇主的。
现在盖尔达想在我们的住所门口挂块牌子，我的名字下面应该写上外来词“工程师”这个词。我没有答应这样做。我说这些发明能出成果就够了。
“好在你的父亲再也看不到这种事情啦。”他说道。“我已结婚了。”我含糊其辞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了就走。现在我整天待在家里，像一只蜗牛的影子沿着高大的墙壁向前挪动。我的动作愈来愈缓慢，但心里并不更加平静些。我压抑着的一切在内心逐日地积聚得愈来愈高，愈来愈逼人，几乎使我窒息。盖尔达在观察我，赞许地动了一动她的左耳朵。在她的观念中，这几乎已经是放肆地流露感情了。因此在她苍白的脸颊上泛起暗淡的红晕，这是一种害臊的表示。
可惜我的一些发明创造并未受到与我共同存在的外界的应有重视。我设计了一种与脚刹车装配在一起的自行车铃。这一发明遭到否定，因为聪明得过分的专家们声称他们懂得，要是刹了车再发出铃声，为时已经太晚。这些先生认为，铃声应该使刹车成为不必要，只有这样，铃声在街道车辆速度日益增快的情况下才是有道理的。那么算了。我不想争论。我寄希望于后代，让我的嘴唇去尽情地吹吹口哨吧，可是在盖尔达的督促下，一天天下来，我终于使四项发明获得专利保护。不过我承认，这种对我的发明的保护，我觉得几乎是多余的。
事情就这样继续着，直到一天早晨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僵硬地坐在阳台上，仿佛我们还是去年冬天的雪人。盖尔达在斟茶，热气腾腾的茶水有一点点溅在她的手上。皮肤烫起了灰白色的水泡，盖尔达却只是皱动一下左边的眉毛，向上皱动还不足一毫米。可是疼痛的感觉无疑是在折磨着她，她的眼睛抽搐着向上扯去，我看到的只是她的眼白。这种样子并不美丽，我忍不住笑。这是我好久以来第一次放声大笑。这种在开始时根本无害的大笑仿佛给了我全身一个骚动的信号，现在一阵痉挛震撼了我的神经，肌肉抽搐，手臂抖动，欲罢不能的狂笑迸发出来，越来越响，凌厉地响彻死一般寂静的街道。盖尔达僵直不动。邻居们一家一户地被吸进住房，我跳起来喊道：“呸！活见鬼！”我连跳带跑地冲下楼梯，奔向外面，直至见到那些人才停下来：这些人虽然形容憔悴，但各有各的活动，从事他们日常的工作。
每个星期六我总是穿着漂亮的服装。我瘦削的脖子露在服装的外面，出色的领带舒适而引人注目地系在胸前。我们邂逅，甚至结了婚。“每星期六，十五马克够我们花吗？”我过于小心翼翼地问着，因为我看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细。她刚好不喜欢这样的问题，我提出这种想法，她感觉受到侮辱。我在工场里加班干活，晚上搞起发明创造来，搞些人类不应再久久期待的发明创造。说得确切一点：盖尔达期望我每天晚上伏在铺上纸的熨衣板上设计新玩意儿。我为了取悦于她，就在漂亮的纸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线条，但我很快就溜去搞铁皮、铁丝以及诸如此类我所熟悉的材料了。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弯来弯去，然后再串到一块儿，一直做到使严格注视着我的盖尔达满意地嫣然一笑。她斩钉截铁地说，她将把这一切情况写信告诉她的父母，以便终于可以证实，女儿已投入一位完全值得她尊重的丈夫的怀抱里。当时我对这样一些俗套话注意得确实太不够。直至今天，这些话我听起来才感到是重要的。
此后的事情就可以讲得简短些：我又在我的工场里工作。晚上我仍然有几次穿过那条一无动静的大街。在阳台上坐着圆柱般的老人，脸庞全都一模一样。我再也不能认出盖儿达。
我是在电影院里结识盖尔达的。可不是，事情就这样开始啦。星期六。第十四排。银幕上，一位宽肩膀的男子，戴着热带用的帽盔，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低空掠过原始森林，终于从一个野人的肌肉发达的胳臂里救出一个白人妇女，那时野人正想把她拖进芦苇搭成的茅屋。那个驾驶飞机的宽肩膀男人把那个妇女贴向自己时，野人已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左轮手枪击中的伤口在潺潺流血，他徒劳地翻着一丝儿眼白望着这对相互搂住的健康的欧洲人，这时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还叹了一声，无意中向右边看去，那里坐着一位姑娘，她这时也这样舒了一口气，并且向着左边的我坐的地方看。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想要接走我的女儿。我相信盖尔达几乎不会因为失去孩子而感到有所失。这孩子确实太不安静，只会使盖尔达以及整条街感到愤懑。当我悄悄地进入住宅带走我女儿的时候，也许盖尔达根本没有觉察到。因为给我的印象是，自从我不再居住在那条街以来，这种普遍的僵化还在骇人地继续发展。如果我曾经干扰过那种静寂的话，那么最终成为化石的现象目前还不会出现。
如果我想让别人理解，我现在就得认真地谈谈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愿意这么做，因为就在那件事情的过程中，我的肩上承担起了我不应承担的罪责。
我要保护我的女儿免受这种灾难。
但是我忘不了，也没法忘掉，因为盖尔达就在第二天又说：“我在别人面前真感到害臊。”她眯起眼睛，好像是通过精巧镶边而又很少使用过的纽扣孔望着我似的。
但是如果她到成年时也向我提出不恰当的要求，那么我将设法向她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去追求当自行车修理工之外的什么东西。我要说，其他的一切都是邪恶而有害地往上爬而已。有个学会一些本领能将损坏的自行车修理好的父亲是件好事，如果她硬是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当然还可以把她送回到那个阳台上去，把她放在她母亲的躯壳旁边。我也不会说：“呸！活见鬼！”可是当我无法忍住这种呼喊时，我将像当初那样迅速地离开那个阳台，那所房子，那个花园以及那条街。
我们结婚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也有了一个孩子——顺便提一下，是个女儿——那个时候，我的妻子盖尔达总是嘀嘀咕咕。她渐渐地埋怨起来，说我的父亲没让我学别的行当，我只会修理自行车。而我是个快活的人，特别喜爱用嘴唇自顾自地吹口哨。可是，在听到妻子那么抱怨时，我的嘴唇情不自禁地撅成了我完全不习惯的拱圆形，从中滑出我还从未吹过的一种口哨声。我猛想起，在我星期六特别爱看的电影中就有这种划过空间的炮弹的呼啸声。但是这种声音，我这个坐在舒适软座里的观众起码也得坐在第十排或者更后一些的地方才能忍受。于是我转过身去，试图忘却我不得不从妻子口中听到的这番话。
包祖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