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三个台阶，犹如为某个神圣的仪式做出精神上的准备。鼻子喉咙被捅了两下，我接着骂了老天两句。灵魂已净化，我便有资格进门办理入住事务。在透明的玻璃大门上，刻着“格林豪泰酒店GreenTree Inn”白色的字体。我瞬间想着，真的是有人敢玩谐音梗，特意把“格林”酒店设为隔离酒店吗？这到底算是觉悟高，还是亵渎？
“嘿，小朋友！”他用比我稍微大点的声音跟小男孩说，“小朋友！”小男孩依旧沉浸于梦中。男生满脸困惑，无可奈何。后面一排的一个大爷站起来向前靠近，大声喊着一句：“好了，下车了！下车了！走了！”车下的母亲向上望，等着结果。这下，小男孩真的醒了。
“你坐下吧。”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跟我说。场面热闹，一桌多人忙着填表，要房卡，赶紧拿着行李去坐电梯。
窗外是一排准备做核酸的队伍。他们捅完就得是我们了。终于有人叫我们下车。坐我旁边的小男孩睡着了。他的母亲坐在大巴的中间排，现在已经下车了，想回也回不去，麻烦还没下车的我们叫醒她儿子。由于离小男孩近，叫醒他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我拍了小男孩几下，没有反应。“我们到了，”我小声地跟他说，又拍了他两下，“要下车啦。”我脑子里的下一句是“要下去做核酸啦”，但我及时地制止了自己。我实在不想成为通知要做核酸的那个人。一个男生站在大巴的走道，近距离地观察我在叫醒小男孩方面的失败。“我来吧。”他自信地说，向我们走过来。
“一个人住吗？”工作人员一下把我问住了，莫名让我觉得有些孤独。
我坐右边靠窗的前排，望着眼前的市景，仿佛在脑海中多积累一些真实的画面，就可以用来抵消接下来一周的酒店生活的单调。我拿出手机并打开高德地图，对照我们的实际位置，感受流动中的快感。靠边停车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前面有辆警车，而我们在路边已经原地不动地待了半个小时。有人开始不耐烦了，站起来走到司机师傅的位置，问他要个说法。司机也不知道怎么说。深夜2点了，人人筋疲力尽。
“嗯，”我说，“一个人。”
浦东机场，深夜过了12点。飞机内的语音播报有序地叫出每一位乘客的名字。大家认真地倾听，看谁有幸先下。从登机梯下来之后，左右两边是我们已经被消毒的行李，理得井然有序。它们自然形成一条通向转运大巴的道路。大巴的目的地不是去航站楼，是直接出机场。在我的记忆中，享受这种下飞机就有车等着走的待遇的，是间谍剧里的特务、访问他国的政治人物，或者好不容易被球队签下的球星。由于近期的生活似乎不会涉及以上三种情景，我确实没想过会轮到自己。穿越空无一车的浦东高架的时候，我一时忘记后面的七天，允许自己感到一些兴奋。
坐电梯到房间的过程平时会给我带来一些快感和期待。可是这次，那几秒钟充满着恐惧。电梯门开着的时候，我希望会有人把我拦住，说你搞错了，可以回家了。可是出电梯唯一看到的是一个认真坐着的工作人员，他对我也没有任何举动。我面前的走廊空无一人。如果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扮演一个噩梦中的自己，那有可能走这个走廊是最相似的体验。它像通往黑洞的高速。每走一步，酒店的割绒地毯似乎都在推动着我往前走，再往前走。我的818房间明明很近，但是这个走廊仿佛是走不完的。像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人所承受的惩罚是永恒的。反复性比惩罚的内容本身要更可怕。
原计划只待十天，但现在我在海南快一个月了，已经了解龙楼每家饭店的菜单，可能是时候走了。离开上海六十天，走了五个城市，我大概弥补了憋在花园坊的两个月。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把房子转租了出去。现在租客搬走了，租房合同也快到期了。我去和刘水道别。“记得来成都找我，”她说，“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在房间里，我感到一种奇妙的安定，像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切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七个垃圾袋，刚好一天用一个。有十几瓶水。有卫生纸、牙刷、牙膏、梳子、肥皂。有一台电视，有桌子。抽屉里面有一本书：《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空调开着，有人替我着想了。我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恐慌，被这些物质上的辅助短暂地掩盖了。
在当时的海南，龙楼是一个完美的避风港。只要你不想离开，在这里可以正常地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我和刘水重度依赖选择不算多的当地餐饮，经常约在核酸亭路口的饭店吃文昌鸡和炒空心菜。我的脸晒黑了，当地的两个小朋友把我定义为“非洲的外国人”。他们一路跟着我走到飞天客栈，坚持说想看我的房间。我坐在床上，他们不断发出疑问：“你见过非洲的青蛙吗？你开什么车？你是首富吗？”一串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之后，他们带我看青蛙，我带他们买奥特曼卡片。
房间的门铃叫醒了我。例行公事，并且领个早餐。还有一份盒饭，估计是我睡了之后送的，一顿迟到的晚饭。我喝了豆浆，把其他的放桌子上继续睡。紧接着，房间的电话响了。
两人一顿，加咖啡，放在上海必然是上百，这里才三十多。不管男女老少，比起去海边，来这里喝冰茶、打游戏、见朋友是龙楼人更喜欢的活动。飞天客栈的前台甚至不会游泳。大海似乎是留给容易兴奋的外地人的。我们骑着共享电动车去看夕阳，坐在石头上看云，猜测几点会下雨。离岛等于去隔离，我们不着急走。
“你多大年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我不问自己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更不用提问对方。在疲惫的状态下，人的大脑会避免过度思考，用最省力的方式应对现实。
大点（11—17元）
彻底醒了之后，我意识到，房间里的电话是我跟外面的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我决定试试建立沟通关系。我给楼下打电话，问这几天都是什么安排。接电话的大叔很热情。他说，不用掏钱，住宿三餐不需要任何费用。我接着问他能不能收外卖和快递。“可以啊。”大叔理所当然地说，仿佛我在质疑一家五星级酒店优秀的服务。你都选择来我们酒店住，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水平吗？“你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大叔的善良对待跟实际状况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很疑惑。难道这本来就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是我把它想得太坏吗？
汤粉炒粥（7—10元）
在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写着“格林豪泰酒店-大柏树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加上摆在地上的洗衣篮，“大柏树”那三个字把我带回一个已经没落的时代。上下班、创业园区、奶茶、烧烤、火锅店、出差、同事、酒醉、开房。白色的防护服和棉签将我们虚无主义的人生一扫而尽。我们在这里从罪恶中赎回自己，怪不得不需要付房费。那是曾经的世界。现在，不用交钱。要交上被成功净化的灵魂。
茶点（1—6元）
过了两天，我收到一份快递。工作人员直接把它跟我的午餐一起放在门外的小桌子上。这份快递来自南京。不是我买的。纸箱上写着：“数量：1；货品名称：抽纸（天然竹浆）”。天然竹浆很纯净，是这个世道认同的物品。我想对工作人员说一句感谢。这是一种和谐的表现，说不定会加速我的灵魂净化大工程。不过他已经走了，我只好拿着快递和午餐回到房间里。
美泉茶园成为我们固定的见面场所。这是一家受当地人欢迎、有室内室外两大空间的老爸茶店。下午2点点心出炉时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账单是一张分三类型的数字表，算账的方式是在对应价格栏里画“正”字：
“收到了吗？”朋友发来一条微信问我，配了一张快递物流的截图，“看到你发的朋友圈，赶紧安排了配送。”我放下饭盒去拿快递，用电磁炉的插头切开纸箱正中间的胶带条。里面有两瓶红酒。
“这么巧？”本不想解释太多，模糊的答案却增强了前台女孩的好奇心，使我陷入一段似乎无尽头的对话。还没有和刘水打过招呼，她已经见识了我不令人印象深刻的编剧能力。
回到花园坊，我收到夏天在胡同认识的朋友Sifan的消息。Sifan是自由撰稿人，准备先去金华，再去义乌找人物素材，邀请我一起。退租的事情忙完了，我可以专心流浪了。9月27日，我坐高铁到了金华。
“就在……附近的饭店。”
晚上5点47分，澜舍时光酒店。一阵刺耳的警笛声让酒店大堂里的各位立刻向我转身。一个机器人把我名字里的十六个字母一个一个念出来。我站在原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望着前台后面的工作人员。
“在哪里认识的？”
屏幕上出现两个字：上海。
“我们刚认识。”
“这，不，”我带着委屈对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没去过那些区域，根本没路过。”她耐心地等着我把话说完，但心里知道不管我怎么说，都没有什么用。红色或绿色这种事情，是不可商量的。
“刚来龙楼已经有朋友？”
“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一名看着挺着急的女士边说边走进酒店的大堂。
“朋友。”
“扫码，扫码！”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女士只好停止冲进酒店的动作，她甚至得往后退一步，快速扫码。整个大堂再次响起警笛声。
“女朋友？”前台女孩立刻问我。
“不行！”工作人员向这名女士举着一只手说，“不能进。”
我在飞天客栈安顿下来。像龙楼的大部分楼房一样，飞天客栈的业务包括卖供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天台观众席位。近期没有火箭发射，再加上疫情，飞天客栈相当冷清。在前台工作的本地女孩认真执行着政策，在各种检查后帮我办入住。这个过程中，刘水走进客栈大堂。
那几秒钟，我默默祈祷，毕竟我和她都是警笛声人员，那么如果我们都没问题，她可以上洗手间，我可以入住，晚上的菜会是美味可口的。我努力尝试让自己面对现实，问我们要怎么办。
那是离开万宁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天，全岛的铁路交通都停运了。在高铁上，我联系那个网友。她自称刘水，是一个在成都读研的女生，在海南度暑假。刘水嫌弃文昌市里没什么可玩的，所以选择住二十多公里外、因火箭发射而成名的龙楼镇：有石头公园和老爸茶店，并且刘水感觉会相对安全一点。我们约了晚上在镇上喝清补凉。“我有半截红头发，很好认。”刘水说。到了文昌站，下起了雨，我打开伞在路边等公交。乌云靠近，我赶上倒数第二趟游1路，坐到了龙楼镇。
“要不我帮您联系社区，把您的情况跟他们说？”
当地交通已停运，我背着行李走向车站。头顶有太阳，眼前是三十公里的路。幸亏我左边出现一辆黑车：一百五十元，司机大叔绕开被封的高速，走小路送我到目的地。我下了车才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去哪里的问题。前几天，豆瓣上有人看到我在海南，留言说她在文昌待了一个月，很悠闲，欢迎我去玩。我本来没多想过。可是，站在万宁火车站入口处、实在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那条留言看起来像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一会儿就去。”我回网友说。
“这，这是要隔离吗？”
可是三亚传来的消息终结了这一切。那些熟悉的词语又回来了。因为前几天路过三亚的缘故，我暂时离不开海南，只好退掉回上海的机票。有电脑，有网络，我做好了长期住在岛上的准备，迎来一个限定版的海南夏天。我们去不了海边。冲浪俱乐部的拼餐费变成四十五元，老板锁上了大铁门。六十多天后，我感到重回黑暗的恐慌。我要走了。
“我不知道，这个要问社区，如果有必要，那肯定是要隔离的。”
白天，冲浪俱乐部的人忙着下海，拿着冲浪板来回于沙滩。我会留在院子里，冲一杯咖啡，拿出电脑办公——这也就是我数字游民的初体验。到饭点，义工会准备一些菜，并邀请我交二十五元拼餐费加入。青旅老板、四川和广东的义工、湖北的冲浪学员都对我的生活好奇，我对他们的也是。我们是彼此在岛上的相遇，一个回到城市可以讲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烧烤，去KTV，轮着在陌生饭友面前展示自己不出色的唱功。
一阵沉默。
我落地三亚，再坐高铁到万宁。我住在神州半岛的冲浪俱乐部，一家建在树林中的青旅。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开日料店的北京大叔、办公谈梦想的上海老板、忏悔拍过放纵自我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这座岛都能容得下，还给你椰子水喝。它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精神寄托。在冲浪俱乐部，有一批以义工为名四处流荡的年轻人。有天晚上，他们在公共区域集合，观看佩洛西新闻的直播。我从海边打车回来，走到原本熙熙攘攘的院子，发现一片像球队输了决赛一般的安静。
“那我帮您跟他们沟通一下吗？”
签证拿到手了，我还不太想回上海。好不容易出来了，不如多在外面转转。我买了一件写着“十四天里哪儿都没去过”的T恤，准备去海南，想度一次不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假期。但到了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发现，我看错了航班的时间，提前七天到了大兴机场——那是在YJ家喝完酒后订机票的后果。我坐上地铁原路返回，再等了一周。7月31日，我终于飞往海南。
我转身走到大堂的沙发，背上刚放下的大小包，大步流星地走出酒店大门。
其实，就在当天，YJ的小区另发了通知说，暂时安全。不过他的家人已经收拾东西走了，因此周五的派对可以照常进行。我那天下午在望京，路边排着长队，我因此提前前往顺义。果然YJ家附近不用排队，我从地铁站走几步就迅速延长了我的保质期。到小区门口，YJ下楼接我。黑寸头、黑背心、黑短裤，YJ和那些出来溜达的大爷融为一体，甚至走路的节奏都有些相似。他带我去街道的饭馆买一些下酒菜。他如果开始讲北京话，我也会觉得很正常。家里人都走了，他是留在北京的唯一的男人。
我放弃找酒店，走了半小时到金华的金东区，去小女当家饭店找Sifan。
“不，”YJ说，似乎在等待这样的疑问，“我们韩国人有一个应对这种情况的安全屋。他们会搬到那里住。”
“法式烤土豆很好吃。”Sifan说。桌子上还有一盘客家酿豆腐、一锅山药排骨汤、一扎西瓜汁。这种咸甜的搭配使我在感官上有些混乱。我给手机充电，把它放在排骨汤旁边。甜的、咸的、菜、电子产品，今天我们都是一家。
“你打算让他们去住酒店吗？”有人问，“他们的航班是不是还有几天？”
“晚上冷吗？”我自问自答，“不冷吧。”
过了几天，YJ拉我进了个名为“Friday Chillin' Party at YJ's”的微信群。群成员全是男性，YJ的群昵称是“Master of the House”。还没来得及发出正式的邀请，YJ却用群公告宣布：“周五的派对取消了。我们要确保我的家人先走，今天就走。”
“还行，”Sifan盯着手机的屏幕说，“二十多度。”
YJ讲的是高语境的话。我其实有很多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两个女孩？为什么他和他爸留下一个就行？但是YJ喜欢讲话讲得模糊一点，求一个解释会破坏他在我们之间所感到的默契。吃完比萨，我们走到地铁站，YJ提出买两份臭豆腐，加辣。我努力不把这一幕理解为对刚才那顿比萨不满的表现。
“远吗？”
原本，YJ的全家都在北京生活、工作、学习。不过最近，除了YJ之外，他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都准备回韩国了。过几天，YJ即将在顺义的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独居。“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走吧，”YJ说，这次他回到了点菜时的严肃表情，“两个妹妹高中毕业了，妈妈不用盯着她们了。现在的情况也不适合两个女孩留下来。我和我爸留下一个就行。”
“不远。”
他见我的第一眼也不算特别兴奋。本以为前几分钟会有数不清的话题要聊，什么共同朋友，以前在学校的事情，他什么时候回了北京。但是相反，我们很快就陷入沉默，拿起菜单开始聊要点什么比萨。“现在到处都是黑松露呢。”YJ翻着菜单说。这不像是什么对黑松露的好评价。我们点了两个比萨，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都不带黑松露。在不辣的比萨上，YJ大气地放着辣椒油。
我们说的是金华的建筑艺术公园，2004年由艾青的儿子艾未未主持设计。关于这个公园，一个政府官员曾经说过：“我在设想，干脆把绿化带沿义乌江上游一直延伸，向那边没开发的地方再拓展上去。今后谁来我都乐意。”十八年后，我可能真的要接受他的邀请了。
三年没见，我第一次和朋友团聚。YJ从韩国回来了。我们约了晚上6点半在三里屯见面。28分时，我透过Gung Ho比萨的玻璃窗向店内一瞥，发现他已经到了。YJ的目光似乎在空中走失了，暂时也不打算回到人间。在桌子上，一杯喝到一半的啤酒像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个画面有种很私人的氛围，进到店里面找他甚至像是一种冒犯。
露宿街头前，我们先回到Sifan住的客栈。我背着包爬楼梯，准备把行李存在她的房间。“老外！老外！”客栈前台的阿姨一句话叫停了我的脚步，“住哪个房间的？”
我似乎返回了宇宙的中心，来汇报自己的经历。上海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坐在胡同的露台，我无法否认有某种回家了的感觉。原来，我在花园坊抓卡雅家的老鼠的时候，首都的人都从远处望着，试图理解。他们毕竟只知道一些大概，我补充的细节对他们来说都非常新鲜。2022年，我将一千公里外的遭遇口头传递到首都，当一名最原始的记者。
我向楼上一看，Sifan已经走到了房间的门口。阿姨提的问题里缺乏主语，因此我认为可以利用这点模糊的空间。我报了Sifan的房间号。
偶然的一次短居，竟成了我在北京玩得最好的一个月。我在青旅的八人间认识了一个刚做外卖骑手两天的男生，他一早醒来用英文对我说“I don't want to work”；一个喜欢听宋冬野，来北京却发现安和桥塌了的女孩；还有和我一样等待签证的南非人。我成为一个胡同居民，晚上去以青年文化为标志的精酿啤酒馆“跳海”，参加夸夸活动夸一个自称美人鱼的陌生人，还认识了我曾经用来练中文的播客《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沾和跳海老板是熟人的朋友的光，我们享受着特殊待遇，在跳海正式开业之前独享天台，点烧烤，从日落聊到深夜，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星星。为了让我体验更多的鼓楼特色，朋友带我在深夜1点去市第六医院，排了四十分钟的队，之后去吃夜宵。
两个小时之内，这是我第二次体验犯过罪被发现的感觉。这次，我的罪不是上海的行程轨迹，而是走进了一家不接待外籍客人的酒店。前台的阿姨似乎对我的文字游戏不大感兴趣，她只想知道我是不是外国人。
我大晚上在阜阳火车站等候，坐上到北京的绿皮车。要到早上8点多，经过一夜的路，那颗亮了十四天的星才终于熄灭。我顺利进入首都，住在东四二条的一家青旅。我本来打算迅速办签证，一周后回上海，不过过程比我预想的慢，只好在京城多待一阵子。
“是。”我最终承认。
宁静的日常又起波澜，小e母亲的得意来得过早。我爸留意着新华社的意大利语讯息，及时和我沟通，怕我被困在当地。离去北京还有两天。阜阳暂时安全。闷热的夜，我躺在火车站招待所里睡不着，用电脑放着《沉默的真相》。仿佛为了配合悬疑剧情，外面下起大雨。我下楼买了听啤酒，希望阜阳能再坚持两天。
“不行，你不能上来。”
我在阜阳找不到普通单车，每天扫个共享助力车，从火车站骑五六公里到市区找咖啡厅。天热、路宽、车多——戴上头盔，我就是阜阳早高峰当中的小蚂蚁。在这个三线城市，大家都去上班，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不多，白天的咖啡厅空空的。接近中午，冒牌连锁咖啡厅会成为一些商务男谈工作的场所。非常难找但值得一去的，是年轻咖啡爱好者开在小区内的店铺。地方小，不过舒适、干净。店里空调比较足，音乐是老板的歌单。咖啡机是意大利的，咖啡豆有好几个国家的。网络顺畅，插座近。你忙你的，老板忙他的，这样过完一天。不知道全国这样的老板是否建立了联盟，保持联系，互相打气。我认为他们称得上咖啡国驻三线的大使。
“这么多东西，”我说，楼梯已经爬到一半，“全让她搬吗？”我是指Sifan。
7月的夏夜，阜阳人沿着公园走饭后的三千步。比较意外的是，在人行道上出现了一排一排的按摩床，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一直延伸到你能看到的地方。等待客人的技师坐在凳子上刷抖音，手写的价格表摆在地上。走完了三千步，当地人也许会遇到一百张这样的折叠床。玲玲是其中一名技师，大概四十多岁。跟同行一样，她下班后会来这里夜间营业。这是他们这行对于收入降低的解决办法：降价，加班。玲玲说，这三年让大家在开支上变得没有那么随意了。像按摩这样的次要消费被放在可要可不要的名单上。白天，玲玲的按摩店里非常安静。她和其他技师只能想办法：上街摆床。因为没有经营一家店的成本，在玲玲的路边摊按摩半小时只要二十块。虽然那意味着降低利润并延长工作时间，但目前是最接近双赢的方案——技师又迎来了顾客，阜阳人也不用放弃推拿的习惯。玲玲以前在上海打工，给一家电影公司做饭，离瑞金二路不远。她后来跟着丈夫回了老家，才做起了技师。我趴在人行道上的折叠床上，闭着眼睛听周边的人声嘈杂，有一种私人和公共交叉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生活被放在了电视上给别人看。我和玲玲一样，随着人生的波动最终到了这里。
前台的阿姨对此没有答案。听到这些动静，一个光头大叔从客栈办公室走出来。“你下来，”他边上楼边说，“我来拿东西。”
七天后，我在凤阳算是自由人了，但去北京的计划仍难以实现。我决定和小e分别，到阜阳度过后七天。我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招待所。按理来讲，这是那种外国人无法入住的便宜住宿。但是，站在火车站对面，一个个子很矮的阿姨路过，没和我对视就嘀咕：“住宿，需要住宿吗。”我确实需要，又不赶时间，因此决定碰碰运气。我跟着阿姨走进某个小区，上了二楼，进了招待所。付了三十块，我拿到了单人间的钥匙。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空调，有电风扇、电视机和凉席。我才刚躺下，阿姨就来敲门，要我的身份证。阿姨年纪比较大，没反应过来我是外国人。我给她看护照，她却不懂怎么登记，便带我一起到前台，拿了招待所的住客登记本，直接让我用笔填个人信息。
9点多了，没有安顿之处的夜晚才刚开始。我在客栈的大堂走来走去。“你坐吧。”阿姨对我说，格外地客气。在她的逻辑里面，拒绝我上楼和让我坐下来休息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两件事情。“你想看这本书吗？”Sifan从楼上发微信问。书是萧乾写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封面上的插图是一幅凄凉的黑白雪景，持枪的士兵守着自己的军营。
一名警察喝得聊得极其开心，多次找我自拍。第二天，我上了凤阳的抖音。小e的母亲发现后，强烈建议我接下来保持低调。
“哇！好呀。”
“这里安全啊！”老板说，“你看，现在都凌晨了，还可以安心地在外面吃烧烤。你在国外哪敢这样啊？”但是，另一个烧烤摊的新闻才过去十多天。
“我还没看哈哈哈，但感觉会挺好玩的。”
“你觉得国外跟这里有什么不一样？”老板认真地问我，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当地人。我总是不懂要从哪里开始回答如此庞大的问题。想来想去，他替我回答了。
“对，没听说过。”
在凤阳的夜，我们路过一家烧烤。坐在室外抽烟的常客看到我就兴奋起来，叫我们一起坐。对外国人的好奇心让他们克服了恐惧。老板娘是一个乌克兰女生，但是她话不太多，因此大家期望的外国人之间的相遇停留在尬聊的环节。我吃了桌上所有的菜，直到所有人开始笑，因为成功地让我吃到了牛鞭。
“你是在和那个阿姨聊天吗？”
我们那天交了好运，获得最短时间的待遇。可以离开住处，只是不能坐公共交通，不能去像商场那样人多的地方。我和小e在家看电影，出门到河边散步，逛逛小县城。我从上海带来了一瓶白酒和一条丝巾，当作送给小e父母的礼物，对于在关键时刻接待我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阿姨对凤阳的安全显得很骄傲，并丝毫不隐瞒对隔壁大上海的遭遇的得意。叔叔热衷于指责远方的美国、歌颂当地的白酒——曾获洪武帝喜爱的龙兴御液。
“没聊过天。”
到了凤阳，我们进入运转中的机器：下了高铁登记出站，统一坐大巴。车开到高速出口处的服务站，全体乘客下车，在停车场原地待命。像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能接受最后的审判。人们有序地排队，挨个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等待一个结果。你在此彻底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伴随着恐惧的，是一种由于如此被动的情景而形成的坦然。就像欧冠决赛的点球大战，紧张让位给疲惫，你只是想知道老天的安排罢了。
“我再充一会儿，还充不满就算了！流浪汉不应该有太多电。”
在滨江参加朋友的生日野餐时，我认识了小e。坐在草坪上吃着比萨，我听小e说，她准备回安徽老家。不是要干吗，只是需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我发觉，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只不过我在安徽没有老家。我们决定一起去。离开有一定的阻碍，去哪里都会面临不同时长和价格。现实时刻在变动，动身前充满着不确定性，有一种将自己的命运交出去的感觉。小e坐在高铁上，仿佛踏上了自杀的路。不过要想去北京，要想去其他地方接活，这也是唯一的路。
我很感激Sifan愿意陪我在公园过夜。她是有住处的人，不过仍然觉得这么做会比较有趣。我坐在硬硬的木头椅子上犯困，她元气满满地背着包下楼。
我和Sylvia再也没见过面。我要去北京续签证，她要回广东准备出国。和卡雅以及花园坊其他邻居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偶尔会在微信上聊彼此的近况，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现在，大家都有更好的事情做：骑电动车吹夏风，去见许久没见过的恋人，推进各种停滞了两个月的人生计划。我对此并不感到失望。我们当了一个春天的朋友，之后继续生活。
公园逛了一半，我们遇到三位瑞士建筑师设计的“儿童游戏”：“他们在基地上创造出一个有多重穿越经验的曲折形混凝土墙体。墙体上的大小洞口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驻留、游戏、观赏城市公共景观的方式。该建筑在创造了丰富体验方式的同时又保持了建筑形式中整体性的力量。”我一看到那些墙上的洞，就觉得有地方住了。
6月上旬，我几乎天天待在滨江，就像上下班，临走前会告诉大家：“我今天早点回去，明天还有个野餐。”有时只是约一两个朋友，到了再遇到其他熟人，不同的圈子自然合并起来。在那第一个夜晚，人们压根不会在意认不认识，都是手拉着手，在草坪上唱歌跳舞。酒让我们忘记，酒让我们记得。
我和Sifan认真考察建筑的每一个洞，看哪一个适合人住。它们整体偏小，可以理解建筑师初步的想法，就是小朋友会在这些空间稍微活动，跳来跳去。他们没有想过墙上的洞会成为一米八的成年男人的住处。
第一个重启的早上，街上很忙碌：有骑电动车送外卖的，有走路去上班的，有开出租的。城市的机器似乎一下就启动起来了。过马路时，我尝试找回之前的惯性，却难以找到。我在写作俱乐部的群里问大家应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收到的答案是：“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我上二楼。”我对Sifan说完，便爬到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洞。很快，我们将这些洞称为“房间”。
——王菲，《人间》
五个小时的住宿体验，我换了三个洞——算上走动的时间，平均在每个洞睡了一个多小时。每个洞的形状会先吸引你，让你觉得这里可以躺着，那里视野不错。但时间一久了，身体会感到狭小空间所带来的不适。房间的形状决定你怎么躺着。想换个姿势，只能换个洞。住楼下的Sifan一直留在最开始选择的洞。她不躺着，也不睡，只靠个背，凌晨3点还给我转了六十七块五的晚饭钱。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4点多时，我准备换个洞。“我们去吃早饭吗？”听到动静的Sifan对我说。太好了。我本以为还要睡好几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