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质量埃及的最好，世界棉花质量埃及最好，我国新疆第二，我在埃及买了几件T恤，全棉，体感真的很［点赞］
喜欢音乐的，在意大利随便一个地方都能触发灵感，街头艺人水平都很高，连我这谱盲都会被感染，维也纳真的是音乐的天堂，连教堂乐队都能奏出美妙，宏大的效果。
Sylvia的小区在几公里外，她经常和我分享这种日常小趣事。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联系，对于现状尽量保持信息同步——官方通报、国内外新闻、微博帖子、聊天记录式的小道消息，一块一块地试图还原一幅拼不完的拼图，努力破解明天的模样。她闪送给我一包茶叶，我闪送给她两瓶葡萄酒。
大家有机会去领略一下欧洲风情吧，真的很值得去。
认识几个星期，见了几次面，我和Sylvia突然掉入同样的沉重。我们的交流不再是普通约会对象相互了解的过程，而是带有保证双方精神不崩溃的使命。面对着使内心难以承受的社会事件，需要的是能够和你一起痛苦的人。那两个月，物理上仅隔着几分钟的车程，我们成为彼此的精神陪伴。
在欧洲，咖啡，意大利的最好，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红酒，法国的挺好。味纯。啤酒，德国的［点赞］每个小镇都有各自的品牌，真正的品尝，喝多少都不上头。皮制品（包，皮鞋等）意大利的手工好，欧洲中世纪以皮具见长（护甲，马鞍等），德国的电器，铁制品（锅）质量好，但锅不适合中餐，不能火烧，用电磁［点赞］［点赞］［点赞］，捷克，玻璃制品很棒，西班牙的建筑也很［点赞］，高迪不愧为建筑大师。葡萄牙的海鲜做得好吃。意大利面在当地做得极好，除了意大利，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
有天早上，要给居民发的菜包已经到了Sylvia的小区里，却没人去分，一堆菜包摆在地上晒太阳。小区群里，有居民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站在阳台、默默地望着楼下的菜包的邻居叔叔。发完照片还附一句：“望眼欲穿。”紧接着，有邻居多次表示需要保持信心。其他邻居回答：“相信哈，但是也相信菜会烂掉的。”Sylvia说，小区群从来没那么精彩过。“我感觉我老了还在这里，”Sylvia说，“就会变成讲话阴阳怪气的老太太。”
• 我们去过意大利，一个美丽的地方，罗马的古迹，各时期的建筑，艺术绘画，雕刻艺术品，五彩渔村，手工皮具（我买了个皮夹，质量，款式超棒）。美丽的国度，善良的人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
有时候，到了晚上还没有人发过消息，是两个人都需要一些解脱的信号。我们既知道关注现实对自己重要，又意识到它一帖一帖地在消耗我们。深夜打电话，听Sylvia的声音，发现她情绪到了极限，我会建议她减少刷朋友圈和微博的时间，尽量做点别的。但其实，我自己都做不到。整个4月份，我完全无法工作。我唯一的活动是努力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一天会如此展开：早上下楼排队；吃完早餐，坐在阳台煮咖啡；打开电脑，放音乐，查看来自微信好友和群的消息，筛选最感兴趣的文章；阅读，找Sylvia吐槽，饿了做饭；无限重复以上的日常。光这些已经可以填满一天的时间。线上的其他活动不太吸引我。朋友好心送我的瑜伽试课券静静地过期了。一直待在家，我们分不了心。
• 就是，要和中国公民一样遵纪守法［大哭］
最早，我还抱着一种镇定，甚至乐观的态度。当时，我家里有一大桶水，没有菜，但是有大米，还有冷冻的几大块肉——是前几个月和72号一起办山姆会员时买的，买完就没用。如此冲动的消费竟然成了我的安全网，也给了我不参加那些每分钟更新几十条消息的团购群的奢侈的底气。
• 大多数外国人进出都不戴口罩
那天，一个名字叫“花园坊(english speakers)”的微信群出现在我的屏幕上。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屑，甚至反感。我不需要这种群。我不想被当作小朋友，听人用英语跟我讲小区的事情。来中国有五年了，我不属于哪个用来做基础交流的群：拉我进来是一个无害却依然错误的定位。一些英语好的中国女生在群里问大家的需求，但我知道她们能有的办法和我们是一样的。“这不是翻译的问题，”群里有其他外国人说，“只是求食物的人多，实际能下单的却很少。你参加了一个团购，然后团购失败了。或者你是第三十一个人，而团购只接受三十个。”群主发来精品超市高价套餐的链接——四百五十元，能喝到意大利气泡水；八百九十八元，能吃到进口巧克力棒和有机鸡蛋。我觉得简直是在侮辱智商，饿了也不打算上当。
• 我们前天出了门，从那个时候就没出去过。放心我们不会出去，会多注意
群倒是有起到作用——让我发现还有哪些在花园坊住的外国人。群里有二十几个人，大家都比较沉默。第一次气氛活跃，是当一个不吃肉的邻居提出想要分享自己家里的一整只鸡，大家都真心地发出感谢。“大家好！”其他邻居说，“如果谁手里有食用油，愿意换别的东西，像鸡蛋，卫生纸，可以私信我。”这个群确实改变不了世界。不过，在失序的生活中，小社群的存在给每个人带来某种更坚固的依靠。不管是用来发泄无力感或不解，表示无奈或迷茫，或只是为了求食用油，它说的是：在花园坊，你不是一座孤岛。
• 噢，这两天您先生没出门吧，一定要注意防护噢。
可是由于起晚了，我还是错过了买鸡蛋的时机。一个有渠道的花园坊居民买到不少菜，一大早在小区群里转卖给大家。一盒鸡蛋的价格相当平民，六十元三十个。我9点多醒来才看到群消息，跑到84号楼的门口，敲敲门，却全部卖完了。群里的一个和我同名的意大利男人说他买到了，叫我到66号楼找他。
• 6号楼104不认识，我们意大利人在103
“我可以给你八个。”意大利邻居说。
• 不清楚，没见到过［捂脸］
“确定吗？你够不够用？”
• 不一定是咱院的，弄堂里也有外国人租住。咱院6号楼104不是外国人吧？刚才敲门没人应（有快递）。
邻居什么都没说，直接将装着八个鸡蛋的纸盒递给我。
• 110门口堵他
“那谢谢你，grazie[1] 。我转给你多少？”
• 现在还上班？现在不能进出的呀
邻居又是不出声，只摇摇头。我猜可能不是很想讲意大利语。这样拿着东西走，我觉得不太对。“你需不需要别的？咖啡？”我追问他。他这次抬头，似乎表示出兴趣。
• 那就不要让他进来了
“我有拉瓦萨的。”我说。邻居点了两次头。这应该算是沟通成功了。
• 这种公开读检讨啊要
价值六十块钱的拉瓦萨咖啡，换来了八个鸡蛋，确实不是一笔好生意。但是有一种当了好邻居的感觉。还有，在突如其来的、陌生的生活中，给邻居分点咖啡增加了一些熟悉的场景，恢复了我怀念的日常的一部分。
• 上班［破涕为笑］
在往回走的路上，有人在群里艾特我。“鸡蛋你还需要吗？”爱尔兰邻居说，“我应该可以给你六个。”我平时不怎么买鸡蛋。但是，突然可以依靠十四个鸡蛋，心里居然比较踏实。我拎着鸡蛋经过小区——在弄堂闲聊的阿姨集体朝我走来的方向转过头。阿姨们光盯着我，或者说是盯着我手里的鸡蛋，惊讶到几乎说不出话。感受到她们的反应，我向阿姨们微笑。“多少钱买的呀？”其中一个阿姨终于打破沉默说。我如实回答。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她们对我不再感兴趣，继续聊自己的：家里有没有买到鸡蛋，以及花多少钱买的。
• 拿着公文包，上班。翻铁门前还和我说了声你好。
群里，大家也在讨论鸡蛋。“今天早上有个阿姨想拿三十个鸡蛋卖一百块钱，”香港邻居说，“I was like……”他没有继续说他当时是like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是从惊讶到无语到愤怒。“我这里有十四个，”4号楼的加州邻居卡雅说，“我比较担心。”
• 不知道呀，这个现在还出去？！啥情况
“鸡蛋可以吃好久，”我回她说，“好像四十五天。”
• 不知是咱院的吗，男，五十岁左右，高个，形瘦。
“不是怕坏掉，是怕我很快会吃完。”卡雅说。显然我们使用鸡蛋的频率不太一样。
• 谁！！？？
“我们这里有七十五个。”其他邻居说。
• 人疯了［捂脸］
“好的，”卡雅说，“知道周围有鸡蛋，感觉好多了。”
• 前天早上我看见一个外国人爬1200弄铁门出去了。
和花园坊的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卡雅是一名英语老师。早上卡雅在上课的时候，志愿者总是来到她家门口，大力地敲响她的铁门，催她下楼。卡雅每次都说等下了课会去，但志愿者第二天还是会重演令她心烦的情景。她站在各类团购的前线：蔬菜、肉类、豆制品，卡雅应买尽买。作为一个曾经用周末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外卖生意的人，卡雅很了解上海的餐饮行业。她发现，部分无法正常营业的餐厅正在急着出售必然会烂掉的原食材，想办法减轻巨大的损失。物流通了，供应商不再要求满起订量，自己下单就可以了。经过一次又一次配送，卡雅的冰箱满了。
那也是最后一次。花园坊的铁门一关上，像一台相机的快门声，把前一秒还存在的城市永久地送给了历史。
我们开始合作。在她那里放不下的食材，她拿给我，我的冰箱有的是空间。做饭前，卡雅发消息说需要哪些食材，我下楼带给她。饭好了，她分给我和其他邻居。我蹭学校给她发的大礼包，家里多了自热锅和巧克力零食。她的厨房有老鼠时，会来我家避难，我去她那里抓老鼠。她用工资买萨拉米和奶酪，我用仪式感帮她摆盘。一来二去，我们顺利形成默契。老小区的结构意味着我们可以下楼，在弄堂走动，偶尔串串门。我们坐在阳台，聊起花园坊的铁门外的世界：她的前女友、来中国之前的生活、对未来的期待。这是一段既有深度又很现实的友情。4月23日，我给她发的生日祝福的最后一段是：“虽然身在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但是认识你、当你的邻居是让我很幸福的事情。肋骨已经解冻了，现在在冰箱里面。”
在环贸附近的便利店，我们买了烧酒，坐在路边的小公园。长椅几乎都被占满了——有穿着外卖骑手服的男生，也有看起来是常来这里住的。晚上10点，他们有的已经睡了。我和Sylvia找了个没有住客的长椅，小声闲聊。从未如此冷清的淮海中路，这似乎是最不适合约会的夜晚。
我能为花园坊贡献的是葡萄酒。我试探性地询问熟悉的进口商，他们的仓库和办公室有酒，但封起来了。更难的是需要通行证。协商的结果是，订单需要满五千元，他们才愿意冒一次险，去仓库偷偷把酒拿出来，委托别人去送货。任务大，但需求也大。通过专门建的“Good good drink”微信群，花园坊联合隔壁两个小区野花园和复兴坊，迅速达到起订量。第二天，配送员开着面包车停在小区门口，一箱一箱地卸货——灰皮诺四十瓶，赤霞珠十五瓶，普罗赛克十五瓶，霞多丽四瓶，柠檬酒两瓶，蒙特内罗、阿玛卓利口酒各一瓶，总计五千零八十九元。
上海很宁静。我们结合微信群里看到的消息分析，路上为数不多的车辆在飞速去浦东，到公司拿电脑和文件，带回浦西办公。我们走到Sylvia的小区，成功走进第一个铁门。但是到了公寓楼的门口，我们又被叫停了。像在游戏过不了关卡的时候，我们再次被送回原地：外面的路。
雨夜中，我拿着酒箱挨家挨户送。在花园坊的团友中，一个女生无法下楼拿东西，我顺便帮着取她买的牛奶，和酒一起放在门外。三个小区曾经是互通的，可是中间的铁门现在都被锁了。人不通，货却通：走到花园坊和复兴坊的交接点，我通过铁门下狭窄的间隙成功地把酒一瓶一瓶递过去。我们无法看到彼此的脸，复兴坊的人在对面接，说句感谢就赶紧跑回家。通往野花园的铁门中有一处之前被用来喂猫的圆洞，刚好放得下一瓶酒。酒送完了，淋了雨的手机失灵了。群里的朋友建议我用吹风机把手机吹干，我试过后还真管用。大家陆陆续续地开瓶，将自己的酒杯和宠物和伴侣的合照发到群里，并说好以后聚一聚。那天，以规范团购为目的，社区发了一份《必需品清单》。基于我难以理解的标准，水果是被允许购买的货品，但仅限于苹果和橘子。
“行。”我说，穿过半开的铁门走出花园坊。
忙着解决生活上最紧迫的需求，4月份过得比较快。但进入第二个月，随之而来的是厌战情绪的加重。仿佛活在《土拨鼠之日》或《楚门的世界》，一天一天之间仿佛没有区别，也看不到头。我想到有朋友的伴侣住进了精神医院。在家，她整晚对看不见的人尖叫，并威胁要跳楼。一大早，朋友把她带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但床位都满了。回家有自杀的风险，只好带她去国际医院住，三天花了九万。国际医院终于空出一个床位，她在那里仍处于偏执妄想的状态，朋友通过微信众筹，分摊国际医院的巨额开支。
“出去散步，怎么样？”她打破沉默。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拖鞋，又想着家里没关门。但这不是计较细节的时候。
很多人在离开或计划离开。做YouTube博主的意大利朋友住在浦东，计划搬到东南亚。做电影的同学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研。亭子间的邻居拖着行李走去虹桥，回了老家。香港邻居要飞泰国了。远近好友不约而同地发微信，问我怎么还没走。Sylvia出国的时间也临近，却因不能出门而耽误了手续的进度。她护照过期了，需要办新的，但负责相关业务的机构跟着整个城市一起停摆了。网上流传的帖子更是放大了Sylvia的焦虑。她边研究签发护照的政策，边问我考不考虑假结婚。在意大利的高中同学发消息说：“快点回来吧，这下米兰可能真的要拿冠军了。”
Sylvia站在小区门口，保安不让她进小区。我一看保安坚定的态度就觉得没戏了，但Sylvia坚持辩论。“叔叔，”她拿出来手机说，“发个红包行吗？”保安跟被骂了祖宗十八代一样愤怒：“怎么可能？不可能！”直接扭头回到保安亭。谈判的余地为零，我和Sylvia交换无奈的眼神。
确实如此。2022年5月22日，时隔十一年，AC米兰再次夺得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上次是2011年5月7日。我那时在上高中，坐了五百公里的大巴到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了一场无聊又决定性的零比零。我当时忙着躲开罗马球迷向我们扔的玻璃啤酒瓶，没想到下一次米兰夺冠，我只会在上海的一个阳台从远处给球队敬一杯。
3月27日到4月5日，周围变得安静。我和Sylvia都住在浦西，离得很近，大概就在环贸iapm商场的两边。27日那天晚上，Sylvia原本准备来我家看电影。投影仪已经开了，我收到Sylvia的消息：她进不来。我穿着短裤和拖鞋下楼。
“二楼！下来做核酸了！”
正因为想法相似，我们要走相反的方向：Sylvia想去欧洲看世界，我是为了看世界才离开了欧洲。比起说是第一次见面，更像是已经在告别。既然从最开始便知道会走不同的路，在不同的地方过不同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比较轻松。我们尊重彼此的人生选择，并珍惜能够在当下相处的机会。
“什么？”
我们点了烤串，聊过去和未来。2014年的夏天，我们都在罗马。我在那边上大学，Sylvia在坐火车环游欧洲。她录了一段街头艺人演唱的视频。我认出了那个小广场。要是再走几百米，我们会在Suddenly Every Wednesday的小酒馆提早八年相见。一直到现在，我和Sylvia仿佛坐在了同一趟车的两个车厢。
“下来做核酸！只差你们几个呢！”
“对啊。”她说，像理所应当。原来，她在咖啡厅坐了一下午，远距离等待着。她在Tinder上的照片没那么清晰，我就没对上人和脸。她生活中更好看。
“好！我在洗澡！”
“Sylvia？”我停下脚步问。
“快下来！”
我以为“走在你后面”等于“你先过去，我过会再到”。走出咖啡厅，过了个马路，才发现那是字面意思。真的有人走在我的后面。
“好！马上！”
“好，我走在你后面。”她秒回。
我在花园坊住的半年里，跟楼下老秦夫妇的关系总有些距离，比较客气。虽然住同一栋楼，我们仿佛过着平行的生活：我上午准备煮咖啡的时候，他们开始做午饭。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是10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准备出门却找不到钥匙，便在脑中快速盘点了一下家里的东西，好像没什么值钱的，不关门也行。我拿了个还没开封的快递包裹挡在门口，直接走了。钥匙回来再慢慢找。但楼底下的门还是一个问题。我出去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人把门关了。周六晚上，要是深更半夜敲大门，的确不是维持邻里关系的好策略。我决定在外面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回家。
“有点晚了，要不直接去吃一顿日料？”
上海老房子的居民们在楼梯间共享炉灶。我回到楼门口的时候，就从窗口看到秦先生正在煮四个蛋。他一看到我就开了门。我解释了我的身份，并且表明发生了什么。“You forgot the keys.”秦先生微笑着用英语重复了我刚说的话。我不太喜欢别人主动将对话的语言从中文改成英文，似乎是在否定你的沟通能力。但那次，惊喜大于自尊，我感受到秦先生的亲切。我谢谢他后就上楼了。在之后的几个月，我出门时也只是和他礼貌地点点头，说声“早”，没有更复杂的交流。直到现在。
差不多忙完了，我有点饿了，但Sylvia还没到。她改主意了，不想见面了吗？来都来了，我决定发消息再问她一句。
秦家住11号楼的底楼，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住在二楼，三楼住了一家四口。每次例行公事，我们都等九个人在楼下齐了，再像一帮小学生一样一起前往。4月初的一天，我下楼时感觉更加烦躁，秦先生却带着笑容安慰我：“最后一次了，如果没问题，明天就放出来了。”我无法被说服。秦先生不可能知道，没有人知道。但他轻松乐观的态度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努力尝试让自己相信他的话。
Sylvia赶上了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毕业后那些年，她在北上广三地各大厂工作过，攒下了积蓄。最近一年多，她辞职了，在国内和朋友到处玩的同时，做去国外读研的计划。她直接活成了两个网络热词：现在躺平，未来要润。
秦先生是30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上过中学，那是法国人办的学校。他会讲英语、法语、俄语。他还说，可惜不能用意大利语和我交流。1929年建设的花园坊——秦先生在这里出生，直到今天。以前，11号楼整栋都归他家。后来，这种独栋住宅被分成了几户，就变得挤了点。在九十年的人生里，他该见的都见过，不该见的也见过，难道能被一波疫情所困扰吗？我越是这样想，就越能理解他的坦然。
这样的命运像远方的乌云，逐渐地、持续地靠近。从咖啡厅到微信群，从微信群到朋友圈，最终到自己身上，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月中的周末，我所居住的花园坊小区也开始了。已经下起了雨，不过我坚持不打伞。朋友劝我囤货，我不想听。两年前在学校的阴影再次露出水面。危机时刻，我选择去约会。我坐在永康路的咖啡厅办公，时不时地发呆，望着街上的人流，等着Sylvia的出现。我们在Tinder上聊了几天，她看了我写的东西，说我让她想起《我的天才女友》里的尼诺。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好事。
这段时间，老秦夫妇的日常还是保持着跟平时差不多的状态。秦先生在家中切菜，余太太坐在门外跟邻居们闲聊。我在阳台俯瞰着弄堂工作时，这就是我的白噪音。他们聊天用的是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虽然我们小区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还是通过余太太传到我们这里：二三楼的住户要下楼的时候，全靠她的叫声。如果需要，她甚至会上楼到各户敲门。
“我们小区也开始了［苦涩］今天也出不来了，好遗憾，希望快过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儿。”
此前，我隔壁的亭子间里住了三个男生，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做代驾，戴着头盔，骑着折叠自行车，到烧烤店和KTV的门口接单。排队时闲聊，我才得知他们其中一个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运气使然，他因此留在了城外。借用余太太的叫法，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小朋友”，狭小的亭子间倒稍微宽敞了些。为了分享一顿肯德基，我跟亭子间的一个住户加了微信，看到他发的一条朋友圈：“当初为了不吃泡面来的上海，现在泡面都要没得吃了。”
“［苦涩］这两天我也出不来了，祝大家愉快。”
亭子间没有厨房，他们以前都是叫外卖或出去吃。余太太多次关心他们吃饭的问题，说他们可以把居委送的菜给她，她帮他们烧好。据我的观察，邻居俩从来没有真的这么做过。他们只是把菜洗一下，生着吃。后来，余太太给了他们一个电饭锅。一天夜里，亭子间的邻居来敲我家的门，喝得有点多的样子，想借点油。他再敲门时，递给我一包大米，只说了四个字：“国家送的。”
怪我自己嫌弃了过度平淡的生活，没多久，事情就有了反转。我在出租车上咳嗽，司机问：“去过浦东和嘉定吗？”我笑着说没有，只是最近受凉了。但是司机并不觉得幽默——看了一眼导航，本就戴着口罩的他还是决定再多戴上一个。司机将紧张的心态埋在了双层的黑色口罩之下，默默地往前开。坐在咖啡厅，从隔壁桌听到的话变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排队吗？”。窗外是开着警报器的救护车，微信群里是朋友发来的坏消息。3月13日，我们准备办写作俱乐部，有人因此无法参加。
这天早上，听到余太太喊我时，我洗澡刚洗到一半。我快速洗完，穿了衣服下了楼。走到时发现已经没人排队。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叫我快点。回到11号楼时，我碰见正在烧午饭的秦先生。他跟我打招呼，又说：“今天我们去看病了。”我本来准备上楼，意识到这是对我说的话，就停下脚步，再次转身。“所以我们没能叫你们下来。”秦先生继续说。
男生坐下来聊，顺口提到自己是上戏表演系毕业的，现在在国家单位。阿姨满脸欣慰，叫他有空去他们家玩。女儿笑出来，也许笑得比设想的要明显。“你笑什么呀？”阿姨说完站起来，说他们准备走了。女儿也跟着站起来。“你们聊一聊吧。”阿姨说。女儿不作回答，笑着坐下来。买单回来的父亲不太懂自己刚错过了什么，就问女儿：“不跟我们走吗？”女儿说不走，而父亲坚持问她的车要怎么办，女儿糊弄一下就不理他了。阿姨已经没有在听，她挽着老公的胳膊带他一起走出咖啡厅，不再回头。一场即兴的相亲开始了。
虽然弄堂里整天都能听到喇叭声，但广播里叫到的楼栋实在太多了，很容易听漏自己的门牌号。所以在11号楼，我们只听余太太的叫声，其他的一概不听。那天清晨核酸开始的时候，秦家夫妇已经在医院了，所以我就没下楼。
“哎呀，阿姨，我不年轻了，”男生说，“我96年的。”
“去配点药，是需要出门条的。”秦先生说，似乎那些烦琐的程序才是重点，而不是他的身体。最近，我明显察觉到秦先生整个人都变得更衰弱了。
“哎呀，这么年轻就当导演。”阿姨说。
“您身体，还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几乎把问题分成两半，尽量推迟说完问题的时间，这样就不用太快听到回答。
“这是我之前合作过的导演。”女儿向妈妈交代。
“马马虎虎。”秦先生背对着我说。他用他以往的语气，不过这次，他表现的热情似乎是在掩盖心理上的担忧。
教课最累的地方是每天要讲很多话。我特别珍惜自由职业所带来的安静，它让我回归社会的观众席，欣赏日常工作间隙的小剧场。那天的演员是一个加拿大大叔，一个上海阿姨，以及他们二十多岁的金发女儿。他们坐着吃午饭，女儿一会儿和妈妈讲中文，一会儿和爸爸讲英文，问他们结婚前约会了多久。当父亲正在认真回答时，女儿的眼神跑偏了。她喊出一个中文名字。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的发胶男生刚走进咖啡厅，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转过身，笑着向女儿的桌子走来。
我意识到这段时间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从在淋浴房回应余太太的命令，又跟秦先生认真地确认了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不考虑要对他们表现得客气一点，而是直接说事情。就像在家里和爸妈讲话，不会想太多，因为知道后面还会有无数次、出于各种原因需要讲话的机会。每次交流的气氛因此变得更平淡。借着惯性，它成为生活。
朋友、工作、足球、写作俱乐部、记得不给我放香菜的面馆老板。生活再次如此地步入正轨。一切都正常，甚至有点太正常了，导致我想要试试刺激出一些变化。春节过后，我决定辞掉留学机构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在前一阶段，我只做到前面两个字，也就是变得很闲。3月份，我才终于接单——负责一款类似《万国觉醒》的多文明题材游戏的意大利语版本。好听点，叫“做本土化”；直接点，叫翻译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六个中文字。我成为拿着笔记本电脑到咖啡厅坐到打烊的那种顾客。有天早上我对着电脑做翻译，听到店员和某外国顾客之间的交流困难，就自然地介入他们的对话，在现实中延续我为世界当语言中介的命运。店员用咖啡来表示感激，给予我一天免费续杯的福利。游戏中，有很多用来解锁技能的盘问环节。想象远在意大利的玩家回答这些问题的画面，我有些哭笑不得：“相声演员功夫中哪一种是第一基本功？现代汉语有几大方言？‘琵琶’中的‘琵’和‘琶’最初指的是？”偶然间，我变身为游戏界的中华传统文化大使。
“蟑螂出来了没？”余太太兴奋地问我。前几天，她送了我一小包蟑螂粉，即使我们以前从未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也始终没对她暗示过家里有蟑螂问题。
——电影《土拨鼠之日》
“哦，”我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余太太在说什么，“出来了！”
“今天是明天。它已经发生了。”
“唉你看，这个药很好用，”余太太自豪地说，“放一点点，可以用好几年。”
“不知道。”
“是啊，”我边上楼边说，“很有效呢！”
“你知道什么是今天吗？”
回到家中，换完拖鞋，我的目光落到柜子上那包还没有打开的蟑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