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通告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工作群，有时候连续发三遍。杀鸡儆猴是剧组的日常手段：每隔一段时间，会宣布开除39号，但第二天出工时还是会在大巴上见到他。在长达五个月的合作中，剧组和群演始终无法对彼此产生好感。最恶劣的行为是尝试利用微小的福利来制造群演之间的对立。这是某天早上在群里公布的迟到名单：
感谢你们的配合，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们。
88号：迟到八分钟，罚款两百元。
希望每个人都能比他们好。你在这里不仅代表自己，你还代表你的国家的精神，每个人都通过努力获得自己的荣誉，这份荣誉将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让其他人更加钦佩你。
136号：罚款两百元。
39号：在拍摄现场的行为非常糟糕。首先，和我们领队打架；其次，不尊重其他成员；三是不遵守剧组规定，包括在洗衣房插队，总是抱怨剧组，总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扰乱训练的秩序。
86号：迟到二十七分钟，罚款三百元。
78号：解雇警告。对领队有不尊重行为，频繁找借口不参加训练，我们正在处理他离开剧组。
49号：迟到三十六分钟，罚款四百元。
13号：被制片组举报了三次不当行为，救不了了。
请大家把罚款交给领队，罚款用于给今天拍摄的六十八人买礼品。
59号：在抖音上上传了我们的训练视频，这对我们的电影制作过程有很大的危害，违反了制片组的规定。他还违背了我们在保密协议上的承诺。根据保密协议，他被罚款两千元，并与剧组断绝了关系。
过了段时间，新的罪人被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我们解雇了剧组里的两个人，这是制片组和领队组的决定。
60号：两次无故旷工，影响拍摄，被扣四天工资。因深夜在酒店喝酒，严重影响他人，造成极端不良影响。扣五百元工资。
很抱歉地通知你们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兄弟都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
39号：在现场使用手机拍照，被罚款一千元。因在现场顶撞导演，不配合拍摄，被罚款一千元。
处罚公告
80号：在现场醉酒，因带酒到现场被罚款五百元。
在不具备冰箱条件的酒店房间里住了将近半年，我的营养依靠三养泡面、八宝粥罐头、常温酸奶、麦片、地瓜干、米饼、核桃。天冷的那几个月，可以拿窗户外面的空间当作冰箱，保存一些奶酪和果酱。剧组提供的重油盐伙食难以消化，我吃了一周就觉得腻了。我发觉了自己的适应能力的另一面，它会让我无意识地身处一些莫名其妙的状态：在72号眼里，我是吃干食物生存的神奇人物。我喜欢72号对填满每一天的追求，以及这给我带来的影响。我们点外卖、看电影。无聊时，我们把附近的小山爬来爬去无数遍，在附近的停车场踢球，在酒店的楼梯间跑步，从我住的十三层跑到负二层再跑上去。我们把剧组的意大利人叫齐了，在房间里用水壶煮意面，将那顿称为监狱餐。热闹和笑声中，有一种重新和世界接轨的感觉。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两只发抖的小猫，决定收养它们，用水果店的纸箱在酒店门口给它们搭建临时住处。小猫喝剧组发的牛奶，并以电影的题材为灵感被起了名：Korea和America。
9号：带酒到现场，在现场醉酒，罚款五百元。
在我们下了车以后，闲聊了一路的司机也会打电话给警察。我们因而学会了不用打车软件，直接电话联系一些熟悉可靠的司机。我们甚至有了一张怀来出租车司机白名单。在专门建立的地下足球群，我和72号提醒大家保持动作低调，通过酒店后门出行。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到了十字路口就提前下车，避免经过酒店大堂，引起剧组人员的瞩目。长这么大，还要偷偷摸摸地去踢一场球赛，是我真的没预料到的。我在球场上感到特别放松，球员间有分歧就及时劝架。来之不易的球赛，输赢变得无所谓，我们只希望能开心顺利地踢完返回。借着72号的鼓励，我克服了怕麻烦、容易放弃的性格，连续组织了好几场球赛。晚上回酒店我身心俱疲，不过对自己很满意，也感到其他群演的幸福程度提升了。原来足球的命运也是需要创造的。顺其自然，不会到足球场。
19号：无故旷工，扣两天工资。
除了去超市买东西，我出门是为了踢球，给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增加点乐趣。足球场位于京北恒大国际文化城的运动中心，距离酒店十六公里。从怀来乘坐高铁到2022年冬奥会赛场所在的太子城只需要二十八分钟，怀来因此也想要打扮打扮自己。这座城市依托冬奥的时机和葡萄酒之乡的名声膨胀式发展，后来遭遇了疫情，又缺乏产业和人口支撑，《中国房地产报》的记者称怀来的楼市陷入了“冰封状态”。这片在建住宅区是恒大集团在北京西北方向最大的楼盘，内部配套包括十一国风情酒吧街、欧式皇家园林、世界主题美食街、亚洲红酒交易中心。我们打出租车从高速到达运动中心的大门。气氛冷清，眼前是高楼，周围是荒山。
114号：无故旷工，扣两天工资。
不过，那样澄清是非的对话没有第二次了，当地人的行为也很快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总结起来，事情是以如此魔幻的逻辑演变的：看到走在路上的外国人，当地人会告诉警察，所以剧组决定不允许外国人出门。“你什么也没有做错，”剧组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同事解释，“只是这儿的百姓不喜欢外国人，警察又不想接到过多的举报。”为避免拍摄受到影响，剧组只能服从，禁止外国人出酒店的大门，违规罚款一千元。警察直接派人住在酒店，怀来的百姓获得了胜利。
62号：迟到十五分钟，扣工资三百元。
她的提问比较突兀，从礼仪上来讲也不算特别合适，但我喜欢她的真诚。她没有对我表现得很客气，表面上欢迎我而心里保持距离，甚至形成敌意。她感到不适应时直接找了让她不适应的一方，提出自己的困惑。如果所有的移民现象都能这样，通过有关各方在路边交流立即得到解决，那么历史上可能会少一些战争和种族冲突。
上次的迟到罚款，还有二百三十六元，加上这次的迟到罚款，我们可以吃比萨了。
“没事。”
当时，62号感觉很愤怒。他是早上7点45分夜戏拍完后回到的酒店，洗澡收拾后，在早上8点40分休息了。下午1点，剧组发了包括62号在内当天下午5点要出工的人员名单。62号还在睡，没看到群消息。出工的时间临近，62号不下楼，不回电话。领队尝试帮他请假，被剧组拒绝了。逼得没办法，领队找服务员开了房门。裸睡在床上的62号说自己宁愿接受旷工的罚款也不想出工。领队坚持把他带到了现场。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剧组表达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边道歉，一边扣了他三百元工资。
“好的。不好意思啊。”
临时公布的出工名单也是我唯一一次对剧组公开表达不满的原因。3月14日至17日，我和其他十来个人被安排参加白天的组，打乱了我们平时拍夜戏的作息。拍的是美军登陆仁川的戏，现场是一片荒地，主要靠后期做特效。抬头是沃尔沃的发动机工厂，而走路要假装脚下是大海。出工得早，那几天要凌晨5点在大堂集合。3月17日收工回酒店，我期待睡个自然醒的觉，晚上9点不到就睡过去了。次日5点12分，我起来上洗手间，顺便查了下手机，才发现昨晚10点发的出工名单，我得三分钟后在大堂集合。我憋着怒气下了楼，上了车，决定在工作大群发一条消息，指责剧组内部不合理的沟通习惯，要求对演员的基本尊重。“为什么不在凌晨3点宣布呢？”还有人讽刺地提问。那天出工的人的情绪都很紧绷。我们什么都没拍，中午有人因为一只鸡腿差点吵起来，剧组决定提前收工返回酒店。
“对。”
除了通知发得晚，剧组的沟通风格本身也令人难以接受，随意地使用略带攻击性的言语来传达日常的信息。这是一条深夜发到工作大群里的消息：
“拍电影？”
所有人，请不要迟到！！！！出发时间是早晨！！！明天所有人都去拍摄，不许迟到！！！
“我们在拍电影。”
作为某种人群控制的手段，休息日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的，以防群演做任何到外地出行的计划。圣诞节的时候，会要求每人每天到酒店前台签到。过年期间，以疫情为由，出酒店大门需要跟领队申请，晚上7点以后不允许出门，领队直接坐在大堂拦人。深度咖啡有幸成为唯一一家我们被允许到访的店，理由是酒吧会有“当地的流氓出没”。领队说，如果有派对，记得叫他一起，这样他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有点担心。你们来这里干吗的？好多人。”
当然，群演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有人将剧组提供的早餐拍下来发到工作大群里。他抱怨鸡蛋的新鲜度，不知道褐黄色是茶叶蛋做法的缘故。某天中午，一个埃及群演不放心自己盘子里的牛肉是不是清真的，不耐烦了就骂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在酒店住了半个月不到，剧组召开了全体会议，请求所有人不要再叫小姐到自己的房间。老板亲自出席，并说了著名的金句：“为自己的祖国长点面子吧。”斋月的第一天，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群演在拍摄中集体离开现场，卸妆开始祷告。有天晚上7点收工，大巴上五十多个群演已经吃完饭想回酒店，但外籍餐厅里还有十几个穆斯林群演要等夕阳下山才能动叉子。领队站在餐厅大叫他们快点吃快点走。他们保持沉默淡定，时不时拿手机查时间。拍大场面的时候，有的群演会趁混乱偷懒，躲在道具车里睡觉，到了饭点再起来。
“没关系。你说。”
这是一段双方都不快活的关系。两边都觉得，它结束得越快越好。
“不好意思。”她对我说，语气有些羞涩。
剧组是有明确等级系统的江湖，现场的结构以不言而喻的方式陈述着这个事实。导演是看不见的绝对权力，不会离开自己专属的房车，只通过声音和现场发生连接。像是等待某种神灵的信号，工作人员望着不近不远的导演房车，仔细听着从对讲机传出来的指令。主创团队有专门的餐厅和厕所。剩下的人分别在中餐厅和外籍餐厅活动，偶尔会去探索对方的伙食。凌晨的消夜是所有部门的权利。
在怀来，大量外国面孔的出现引起了一些疑问。在走去县城唯一的电影院的路上，我听到有人从旁边叫我。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当地女性。
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场务，他们也是最受欺负的群体。我在现场闲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很年轻的场务。他才十九岁，来自青海西宁。为了进剧组，他给河南的某家公司交了一千八百元的手续费。到了才发现，剧组根本没有手续费这个东西。他在西安读空乘的专科，来这里是以为可以当个艺人助理或辅助演员，后来只当了场务。过了半个多月，他不想干了。
但是“少点期待，少点失望”就不是72号的风格，所以他成为威利·基顿：一个美军工程师，在水门桥之战中负责修桥的工作。由于志愿军的袭击多是发生在深夜，修桥的场景是涉及美军的为数不多的日戏。剧情中，威利·基顿从吉普车下车，和部队确认修桥的进度，还口头回忆起二战的一些经验。我在监视器中看到72号的特写时想着：看来我错了，顺其自然不如自己创造命运。导演组以72号的真名称呼他，一台机器专拍他的面部表情。这是72号在剧组最幸福的一天。
“为什么？”
永远处于变动的拍摄计划、不断被调整的场景台词、临时添加和删减的角色，唯一固定的因素是72号的目标，一时近，一时远。某天下午，他被通知要去现场配音，半小时后又被通知不用去了。这是作为群演最为日常的情绪过山车。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至少一次被领队叫赶紧穿好装备去现场，心里有些激动，盼着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你站了几分钟之后就有人说不用了，先回去休息吧。时间久了，大家去现场的心情充满不信任，觉得大概率很快会原路返回。
“饭特别难吃。昨天在宾馆，锅里有种臭味，我就没吃。”
不过，我尊重他单纯认真的态度。72号曾经当过海军，身上还有两处枪伤。他对于电影行业和剧组文化一无所知，却坚定地投入其中，并为自己设定极高的目标。他在上海是科技公司老板。在怀来那段时间，他一边经营公司，和员工通话，一边自学表演，在网上找关于控制面部表情的视频。在选角过程不算透明的剧组，他尝试了所有正当的手段：在军训期间当排长，在拍摄现场当军事顾问，平时留意机会，及时参加试镜。在拍摄间隙，72号会熟悉导演组的人，和他们聊天，打听尚未定人的角色。很明显，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给自己一个新挑战，再想办法去做。抛开职业生涯中的客观成绩，最能体现72号人格的是一次多年前的经历：他说服了二十几个朋友，一起爬雪山，建造一栋冰屋住。这样的人能做公司老板，也不算奇怪。
“还有吗？”
怀来的冬天，窗外荒凉阴沉，72号经常到我的房间喝咖啡，吃饼干。我们试图摸清剧组的黑箱：分析当天的出工名单，猜测晚上会拍什么场景，判断哪些群演会成为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相反的态度。我们每次的交谈接近两套哲学之间的对立。他相信古罗马所说的“Homo faber fortunae suae”，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意大利读高中时，这是在拉丁语课堂上会学的格言。我那时觉得很有道理，但放在当下，它似乎不那么管用了。命运真的是我们能创造的吗？一年以来，生活更像是一个俄罗斯轮盘：你可以使劲地指望自己会落到哪个数字上，但用处其实不大。我不知不觉远离了古典的西方思想，接受了顺其自然。我仿佛把剧组看成一个以它自己不变的逻辑推动的事物。它如果决定了你是角色，那好。没有的话，轮不到你去改变这个现实。说白了，我恐怕72号所做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
“组长打人。他觉得谁做得不好，就当着大家的面骂他、打他。”
我一听就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麻烦。我试图提供一些其他思路：如果没拿到角色，在剧组待五个月也是一段很独特的经历。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朋友，认识有趣的人。听我说这些，72号没有直接摇摇头，但可能心里有。他说这跟别人无关，是他和自己之间的挑战，结果只有成功和失败。听72号讲，像是看到一辆高速驶向悬崖的车，司机还说那是他唯一能去的地方。
“怎么算是做得不好？”
“没露脸的话，”72号说，“我来这里就算是彻底失败了的一段经历。”
“像我蓝幕拉得不好。”
进剧组前，72号和他姐姐赌了一把：他要在电影中露脸，并且不是那种要暂停放大的露脸，是需要以正常的播放速度能认出来的。
“就打你了？”
“算吧。”我终于说。72号点点头，似乎对我的答案还算满意。我发现他不太像我父亲，他需要的是肯定。我们应该更像是朋友。
“没打坏。”他脸上仍有青春痘，说的话却带着属于成年人的厌世。我让他猜旁边两个美国演员的年龄。他猜二十五，最多二十六七岁。实际上，他们三十四和三十九。我先是以为他是想客气，猜低一点。后来我想，十九岁的时候，你印象中的二十七岁的人已经够大了。二十多、三十多又没有什么区别。更大的就是你爸，再大了是你爷。
72号给我一种父亲的感觉。我猜，是因为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意大利男性，还跟我爸重名。我下意识期待从他这里得到指导、建议、解释。这不就是四十多岁的人做的事情吗？他们看透了，对吗？他们经过迷茫的二十，忙碌的三十，已经迎来了看懂了生活的四十吧？那现在怎么是我要回答问题呢？我的现实和认知发生了冲突。
“什么时候走？”我问他。
“算还是不算？”我笑了之后，他又问了一遍。
“3月4号，干完一个月就走。”
“你觉得我还算上镜吗？”72号问我。我们刚在大巴上认识。听完我以为他在瞎说，不用真的回答。
“已经跟组长讲了吗？”
群演转角色不会带来额外的收入，为这个事情头疼的人渴望的也不是钱。一个特写、一个角色名、一句台词，这些成就无非是在说：没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比较特别。在一种人被用编号来称呼的工作环境里，这种心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我是46号。出工名单上如果没有46号，我就可以休息。在现场也会喊编号，你会学会在人声吵闹中辨认出来。像你的名字一样，它在你心里会变得很亲切。互相记得彼此的编号是两个人关系走近了的表现。
“没有，过几天再说。”
只要你上了个洗手间，出去抽了根烟，就有可能错过领队找人的时机。像是在试图分析股票市场的逻辑一样，群演们会讨论为什么某个人今天被选上了，要长什么样才会被选上。有人说这个事情不要焦虑，是天注定的：你的脸已经是某部中国电影里面的角色，只不过你不知道是哪部电影，哪个角色，会什么时候拍。要接受这种被动，接受除了你的能力之外，运气和他人决定的成分，并在坎坷的过程中确保，不让难过的体验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判断。这是参与游戏的心理成本。不想承担它的群演会干脆地不参与，在旁边打牌，避免任何负面的感受。也有单纯喜欢打牌的。
“你准备回学校吗？”
小穆的成功完美地体现出群演转角色的偶然性。通常是你在拍摄现场的餐厅吃饭时，领队会走进来，环顾四周，表情沉重又迷茫，仿佛是在大草原上丢了一个里面有毕业论文的U盘。一般这就是一切的开始。领队会带着导演组给的要求，在眼前的群演中找答案。他会直接提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谁动作快？谁会扔手榴弹？谁中枪死得比较好？”一些从来没试过这些动作的人会举手，自信地去参加筛选。这些人会直接在外籍餐厅里试镜，用摆在地上的床垫表演。在一个典型的拍戏的夜晚，外籍餐厅主要会出现四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试镜；围观试镜的人；打牌；睡觉。我印象里，打牌的从未试过镜，睡觉的从不去围观。
“对，要毕业。毕业了再读个本科吧。”
世事难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小穆被导演组看上了。他不会英语，也不会中文，这倒是经常让我疑惑，他到底是怎么在中国生存的。但在镜头前，这些都不重要了。小穆明亮的蓝色眼睛在深夜中发光，他变身为狙击手，趴在木屋的屋顶上，拿着步枪瞄准远处。坐在帐篷里待命的群演们难以置信：小穆哪里像狙击手呢？他一个在哈尔滨做冰淇淋的？群演们的幽默里藏着嫉妒，小穆轻易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堆成年男性很快重演上学时欺负弱者的场景：有人说小穆是同性恋，有人在他休息的时候把他叫醒，甚至有人打他。
在江湖生存是一种技能。保命的方式是证明自己活干得好，工作是以上司为观众的表演。某个演员副导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精神：“我们被骂了就调整，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对了。”化妆师团队会先过来给你补妆，是否真的需要妆，再说。接到指令的领队会让群演去服装间，确认需不需要换衣服。
梅森走了条更低调的道路。晚上，山姆组织扑克局，他在房间里对比迈斯纳和契诃夫的表演方法。梅森言行保守，事事谨慎。他愿意为了利益放下自我：剧组要求不离开酒店的时候，他在工作大群里问我们是否能拿快递。山姆直接坦率，不太顾后果。在大巴上，他拒绝戴口罩，和领队起了矛盾，大讲一通道理。梅森追求长期的战略胜利，山姆坚持时时刻刻地证明自己全方位的优越。这是两个平行的世界：计较克制或直爽痛快？专业的方法论或阿尔法男[1] 的气质？加州或纽约？
“为什么要换？”群演问。他忙着把吃完的瓜子扔到对面的草坪上，并没有想动的意思。
显然，剧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是最有可能拿到角色的。我判断出来，这个事情要在山姆和梅森之间得到解决。作为两个美国白人男性，他们属于宇宙系统中最为自信的生物。但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表现出几乎相反的态度，似乎象征着两种生活方式。山姆是前美军，在军训环节争当了排长。他利用这个身份，将自己的气场放大展示给剧组。早上出发之前，山姆会在电梯门口等待迟到了的成员，到了军训场让他们做俯卧撑，还伴随着言语羞辱。在大巴上，大家想补觉或者听音乐发发呆，他会站起来大唱军歌，并要求全员参与。不少人反抗了，觉得在还没上班之前，没有必要搞这些洗脑式的活动。也有人觉得就算当了排长，他也跟我们一样是群演，没有资格指挥其他人。山姆没考虑过其他群演的想法，他只想过怎么样才能投入到角色里面。他幻想自己是《全金属外壳》中的哈特曼士官长，却忘记了我们在河北。
“你去吧，肯定不用换。”领队说。
摄影机还没开，气氛已经很紧张。我们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熟悉一些战场上的姿态和动作。北方的冬天，周围是荒芜的土地，我们以队伍为单元来回跑，练习前进队形。剧组的无人机在空中飞，抓拍训练的过程，据说是给导演组看的素材，用来选择表现突出的群演，给他们转为角色的机会。这个谣言一传开，大家的虚荣心是无法阻挡的。夏令营般的团队活动立刻失去单纯游玩的性质，变成成年男性之间的竞争。一个前埃及军人尝试完成一次戏剧性的向后摔倒的动作，结果受伤了，要拄拐杖，也和拍摄无缘了。玩夺旗时，平时性格极为安静的小穆突然情绪失控。小穆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生，军训的场面使他回忆起真实的痛苦经历。小穆一时激动，用手里的道具枪殴打了游戏中的对手。其他群演加入，现场迅速混乱。才军训了一天，医务室门外已经排着长队。群演们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孩，沉默地低下头，舔着自己的伤口。夺旗当天就被禁止了。
“那为什么要去呢？”
除了体验剧组的生活之外，这份工作对我有某种隐形的意义——是用来证明我学会了在持续的压力之下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像在东莞那样因为一波冲动搞砸工作。在剧组面前，我是一个平静礼貌的会中文的意大利人。为了表现出一副滴水不漏的样子，挣扎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别人是看不见的。当剧组里有其他群演崩溃或起矛盾时，我在心里感慨一句：幸亏这次也不是我。
“这不就证明我工作了嘛！”
酒店里还住着所谓的领队，都是中国人，负责落实剧组给群演的安排：提前通知出工人员，按时带他们到现场，领装备、化装、吃饭、配合拍摄。其中一个领队叫Bruno，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东北男生。他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穿着一件很长的黑外套，让人有些联想到金正恩。Bruno会法语，他的工作是和法语母语的非洲群演保持信息流通。得知我会中文的时候，Bruno并不兴奋。“北京人啊，”他讽刺地对我说，再提出建议，“在大家面前，你假装不懂中文吧。有空咱聊聊天。”在怀来，一个安顿下来之后的冬夜，Bruno提出想带我一起去泡澡。但是，跟不久以前在烟台一样，我的外国身份给当地人带来了恐惧，澡堂拒绝我们消费。我们改计划为按摩，进去一家店，结果一样。因为让这些熟悉的不便利波及了Bruno，影响到他的休息日，我感到很抱歉，叫他自己去按摩。Bruno说不行，转身带我去吃了一顿麻辣烫。生活中有多少个不满是这样得到暂时但关键的和解的呢？
当吹风机的操作员被告知“不用吹了！自然风吹得挺好的！”，只能想象他的无奈。
最恰当的描述是，我从来没有在中国见过这么多外国人。这家酒店住了将近一百四十个外国人。从公司老板到英语外教，从进口商到留学生，在经济放慢和课堂转到线上的一年，这个工作吸引了各种生活处境的人。他们真正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字：闲。比起待在家里，不如去剧组领工资，还能做点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演美军的，但其实只有七个美国人。大部分人来自东欧和“斯坦”国家。第二大群体是非洲人，再是西欧和南美。有五个意大利人，其中三个重名。
在军训当排长，算是山姆的开门红。他不招人喜欢，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拿到一个角色。可是后来的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顺利。日夜作息的频繁倒转、漫长又枯燥的群演站位工作、不让人有期待的伙食——山姆变得烦躁。他拒绝作为群演露脸，因为觉得会影响他以后扮演角色的可能性。不过剧组像是一部机器，要往前走，也不在乎你的担忧。山姆发现，本来设想的一帆风顺实际要复杂得多，是一条挑战人性、崎岖不平的山路。在现场的配合度低、和领队的关系不佳、在军训大喊口号的排长逐渐落到了剧组的边缘。
群演报到的时间随着剧组内外的因素不断地变动：11月17日，11月20日，11月30日，12月5日，12月15日，最后是12月19日。下午2点，我带着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到北京站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报到，接着坐上开往河北省怀来县的剧组专用大巴。我们在火车站的停车场等着各国的演员陆陆续续地上车，人齐时天都黑了。加上下班出京的晚高峰，我们到怀来国际大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梅森要当将军了，会有特写，还有对主演说的几句很狠的台词。距离拍摄只剩几天，他在做精神上的准备，逐步地进入角色。某天下午，梅森和我说他想要拿一个奥斯卡奖。“梅森，你在说什么？”我是真的想这么回答他的，但我没那么说，只喝了一口咖啡。“这是我的机会，”梅森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获奖感言：去你的，吉尔伯特·拉姆齐。”这是曾经欺负梅森的初中同学。我们坐在怀来的咖啡厅，讨论的既是一部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又是美国的奥斯卡奖。我望着窗外走路去买菜的路人，深呼吸，体会这种奇特的反差。
回北京的动力是又一次的意料之外的工作机会。我在某个外籍演员模特的微信群看到一部国产战争片在找群演，做五个月。当时在青岛生活压力不大，我觉得太像养老。到剧组工作的可能性立刻吸引了我。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麻烦同事帮我拍了一张正面照当作演员申请资料。几天之后的深夜，我收到一条微信，确认了我未来几个月的群演岗位。电影的题材是抗美援朝战争，我要演美军。我和学校沟通了，和学生告了别。当时在青岛赶上了一波疫情，经历了一场早期的全民检测。我一度怕走不了，要错过工作了，直到10月29日北京宣布解除青岛方向人员进京的管控措施。我不敢碰运气，赶快买票走了，提前到了北京。
那天晚上，确实是一场戏。为了反映出他新获得的荣誉，梅森特意买了一把露营椅子带到了现场，模仿剧组给主演安排的休息站。晚饭也是提前买好的。梅森身处外籍餐厅，但心里已经脱离了群演的身份。他坐的椅子、吃的汉堡，跟我们在长凳上吃的盒饭不一样。这些一般象征着你地位尊贵，有人专门照顾你。梅森主动照顾了自己，向大家说他很重要。这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心情很复杂的演出。
——尹天仇，《喜剧之王》
到了镜头前，梅森的表演继续。他喊剧组的工作人员给他送水。负责在演员的衣服上撒假雪的场务被他拦住。“我是老板。”梅森对着场务反复说，不允许他撒雪。开拍前，他和电影的主演握手。这是他的高潮。半夜12点，戏拍完了，剧组发放消夜。出工的人多，外籍餐厅里排着长队。“将军来了。”梅森冲进外籍餐厅说，但没有人做出反应。“将军来了！请让路。”梅森边说边沿着长达二十米的队伍往前走。大家看了梅森几下，不理解他是在做什么。梅森走到打饭的位置，拿了一份消夜就转身离开，沉浸于角色给他的光环。威利·基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像经过视频回放严谨的检查后被判无效的进球，剧组拍完他的戏后，删去了这个角色。跟他自己的真实生活一样，72号回归了海军。他扮演的新角色是一名美国海军直升机飞行员。那场戏赶在拍摄的尾声、距离杀青只剩几天的时候完成了。5月12日的傍晚，作为第一备用演员的72号到达了摄影棚。室内的现场十分寂静，72号坐在凳子上，望着俄罗斯人苏东到直升机的内部入座。飞行员佩戴的装备包括紧身的面罩和头盔，长时间的拍摄容易使人不舒服。俄罗斯人苏东试了又试，最终选择了放弃。剧组快速叫备用演员换服装上场。在厚重的装备下，镜头只拍得到一双蓝色眼睛，是海军飞行员72号。
“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可不可以不要加个‘死’字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