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午饭，我会到老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和学生一起坐大巴到学校。在车上，是接下来一周最后一段真的属于学生自己的时间。会有人聊天，但大部分学生很安静，戴上耳机望着窗外，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了延长这段时间，到了学校我会让他们写作。我经常会在车上想到题目。我很好奇学生平时的烦恼和梦想是什么。那些意大利语作文成为我理解他们的心灵最直接的通道。
每周的第一节课放在周日下午2点。上午，我会在天主教堂附近散步，可是教堂的大门关了，要从一个小门用微信小程序买票入场。很多游客不是去参加弥撒，而是打卡拍照。青岛老城区保留了一个欧洲小城的外壳，每天有专业的摄影师跟着年轻的夫妻去找一个最像欧洲的街角。不少旧建筑成为网红咖啡厅，咖啡像是道具，卖的是一个拍摄档期。几乎没有人在那边办公。
第一次的作文是《偶遇》。一半以上的学生偶遇了一只猫，或一条狗。作文中有初中时走路回家，在黑暗中被猫咪陪伴的记忆；有想援助生病的流浪狗，但是医院不接待的无奈。作文中的母亲反对把流浪狗带回家，也觉得猫脏。“长大之后，我一定会有一只猫。”一个被母亲拒绝了养猫的学生自信地说。
这是所美术类的学校，之所以会需要我，是因为学校开了一个“中意班”，目的是让高中生学意大利语，毕业了就去意大利学艺术。我带两个班级，都是高二。我心里既想和学生连接，又怕让他们失望。我怕自己像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建立了关系之后又忽然离开。跟市场上的教育机构不同，这次有配合我工作的“中教”。他教复杂的语法，盯着学生的进步，承受着家长的不满。我扮演的角色显然轻松多了。在口语课上，我和学生聊聊天，听听他们最近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状态是一场婚姻，我和中教的家务分配严重不平等，对孩子的付出主要来自一方。他是不讨喜欢但有助于成长的家长。我只是偶尔带点零食出现。
学生喜欢看日本动画——《奇诺之旅》《鬼灭之刃》，听他们的青岛老乡某幻君演唱的歌曲《电子羊》，也听讲成长过程的《我还有点小糊涂》。在B站，他们关注的UP主有科普类的毕导，代表作包括《上厕所时如何科学压住水花》。“虽然我看不懂，”学生说，“但他讲得很有趣。”。
学校很新，是最近几年从老城区搬过来的。理性主义的建筑风格，加上教学楼外墙上刻的宣传标语，一下使我有些不适，似乎回到了墨索里尼时代的罗马。视觉上，青绿的足球场让人欣慰。我问高二的学生他们什么时候踢球，答案是还没踢过。还是那句话：别来和我说中国足球的问题是缺乏足球场。
有一次的作文，写的是自己做的梦。大部分的梦涉及考试、作业和学校的话题。有学生在梦中被老师关进监狱了，还有和完成学业息息相关的场景。
因为学校建在一所女子监狱旁边，加上它整个建筑的色调偏灰，导致学生会把周日下午返校的时间称为“回监狱”。我从住处去学校要坐一小时的班车，班车会跨越整个城市接其他的同事，再通过隧道到达黄岛区。这里类似上海的浦东，你会不知不觉地从繁华大城市走到一个又一个村。房地产开发商看着地图有了想法，给这里起名“青岛的西海岸”。
外面是晴天，我心情也很好。经过公园，我遇到我的画画老师。她很生气。
早晨，太阳晒亮了Eva住的小区。那些高楼挡住了后面几栋旧楼房，仿佛想让那些居民多睡一会儿。天色温柔，远眺是青岛的天主教堂，再远是平静的黄海。这一下，房子的海景算是被验证了。
“画画完了吗？”
我熟悉附近的小店铺，早上去吃锅贴，赶时间就买煎饼带走。我不太做饭，但是喜欢去逛菜市场凑热闹，逛完了去吃锅盔和热干面。习惯于北京的密码锁，我有天出门忘记带钥匙，走路手机还摔了，于是就有机会认识了街道的开锁师傅和修手机店的老板。店里面还有很多衣服，老板说是朋友的工厂为国外做的，后来因为疫情订单取消了。青岛的秋天比我预测的冷，我借着缘分买了件没出成国的黑色外衣。
“没有。”
我知道这些周末、这些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和学校说好了做两个月，到时候我回北京，他们让外教从意大利回来。但是和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常相比，有两个月的计划已经不错了。有同事，有该做的事情，有早出和晚归，这些都给了我的生活一些结构。这变得比工作本身更加重要。
“没画完还出去！”
开始工作之前的星期日，我们三个人去吃海鲜烧烤，在老城区散步，到海边躺了一下午。阿姨被一艘不断从海岸来回的小船吸引了，像小朋友一般和Eva闹着，说她想去。小船的老板到处走着招客，到我们那边，他和阿姨联合向Eva推销。Eva无法抵抗，我们就付了六十块钱的船票出发。果然是骗游客的水项目。老板开了几百米，我们才稍微有了点感觉，小船就掉头带我们返岸了。老板赚了钱，阿姨坐了船，Eva叹了口气。晚上，我们在Eva家用她们从重庆带过来的底料吃火锅，看电影。
她打我的时候，我醒过来。
“也许可以试试给她设定每个星期的预算？”说完这句话，我就问自己，怎么才认识了三小时，就已经进入了对方家庭的内务。Eva同意我说的。如果真的这么做，我想，希望Eva不会用我的名字来介绍这套新的政策，否则下次和阿姨见面会略有些尴尬。“我买多少个按摩棒影响你正常睡觉吗？”我想象阿姨对我说。反正，我大概理解了Eva那根白头发的存在。
手机被没收也是一个共同的痛处。在一个发生在周日返校后的梦里面，学生忘记交手机，接着手机被老师发现并没收了。他醒来发现手机还在，感到“很开心”。还有做过同样的梦，后来在现实中真的被没收手机的学生。“这就很悲伤。”她写在作文的结尾。
“不。她说东西便宜，就买，然后放在家里不用，过了两天又找我要钱。她不理解钱的价值。”我一下子怀疑，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女儿还是母亲。
还有人去了高科技的幸福的未来，有人回到了充满古怪植物的原始世界。有人成为只靠杀怪兽养活自己的超级猫咪，时不时会遭遇生命危险，但杀怪兽的收入足够让她盖一间自己的房子。有时候，学生会跑题，用作文和我交流：“我的新意大利语老师很有趣。他很年轻，有深棕色的鬈发。学生们喜欢他。我们想知道他住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
“那可能她需要？”
私带啤酒进宿舍而被禁止住校的保罗没怎么对意大利语上过心。上课时，他连装作认真听的套路都懒得做，直接忙自己的事情。平时的练习作文他不交，只有考试的那天他交了。保罗在开头写了，意大利语题目没看懂，就用英文写：
“她去买东西了，”Eva说，听着不太开心，“一些她不需要的东西。上次她买了一个按摩棒。”
2020年，我想和朋友出去旅行，但我妈拒绝了。我想买人生第一辆摩托车，但我爸拒绝了。但我还是做了蛮多好玩的事情。我和朋友去了酒吧，唱嗨了，在学校也拿了一些好成绩。
“怎么了？”我问她。
这一年，我开始了解自己。我知道怎么处理朋友关系。我知道怎么学到新的东西，认识新的人，怎么将知识用在日常中。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了。
Eva的头发很长很黑，只有一根沿着脑袋下来的白头发。饭后我们去散步，走了一会儿就找不到阿姨的身影了。路很直，不太能走丢。Eva很镇静，看了一眼我们右边的橱窗。她停下来，摇了摇头。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太惨了，但我总觉得生活在变好。
跟我同一天到的是一个从重庆飞过来的女生Eva，也是临时来代替别的老师教意大利语的。Eva住在我正对面的小区，我可以从我的房间用肉眼看到她住的楼，但需要走个地下通道才能到马路的对面。她带了自己的母亲过来。我们在机场认识了，后来约在我家楼下的一家面馆吃午饭。我和Eva讲普通话，她和她母亲讲重庆话。我和阿姨需要经过Eva的翻译才能交流。除了说面好吃，我跟阿姨聊不上更多。
谢谢你能够花点时间来听我的经历。
我住二十一层，往下看是一个足球场，场上踢球的人显得很远很小，跟以前去米兰的球场看比赛的体验有些相似。房子是两室一厅的，原本住两个意大利外教。我观察家里的物品，依然很多，明显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想到不会按时回来。冰箱里有一瓶青岛啤酒，我打开喝了一口，跟醋一样酸。房间里有一个拳击沙袋，一张足球游戏的CD，意大利餐厅Da Romano的外卖袋。厨房里有一个尤文足球队的杯子，一本里面只写了三个菜谱的手册。都是一些真实的东西，一种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直接的证据。我感受到，学校给我的不是个假期套餐，而是上个外教的整个生活。除了尤文的杯子，我全都拿了。
那是我那天收到的最真诚的作文。也是我唯一一次获得了一些关于保罗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线索。
跟假期套餐一样，其中存在一些夸大推销的成分。学校说我住的是海景房。我到了才发现，确实是海景房，但这个景有点远。你需要放眼望去，让目光跨越一家医院、几家超市、二十来个小区，才能看到大海。你可以在脑子里放大画面，加个滤镜，去掉几栋建筑，海景就差不多有了。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但是确实有。
国庆节临近，学生和老师忙着安排各种活动。放假的前一天，足球场被当作舞台，上演的是致敬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的演出，还有人扮演病毒。我坐在观众席等待。晚上，在学校的剧场，会举办反法西斯主题的唱歌比赛。我带的12班先唱了《保卫黄河》。喊完“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之后，学生退出舞台，现场爆发出掌声。恢复安静后，12班的学生念出一段简洁的历史背景，为下一首歌曲做出铺垫：“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战争也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游击队员对家乡的热爱和保卫家乡的决心被他们唱了出来。”我在幕后听着这些话，准备走上舞台，面对全部坐满的剧场。我要唱《啊，朋友再见》，前两句歌词是由我独唱的。那几秒钟，12班的学生设计的外国人反转使观众惊呆了。幸亏观众的注意力是放在我戏剧性的出场，而不在我的唱歌技术上。很快，学生跟在我后面回到台上，陪我唱剩下的部分。多亏12班，我的简历上多了一项“最美歌声奖”。
对陷入僵局、迈不出第一步的我，那通电话简直是天赐之物。发了几条微信之后，我收到了北京飞青岛航班的出票通知。机场接送和住宿已经安排好了。你如果只是懒得想，这个地方会帮你想清楚所有的细节，再把事情打包好了交给你。除了我需要工作，去青岛的体验很像是个全包式假期套餐。你所选择的是不做选择带来的轻松。
第二天，我赶早上的第一趟列车，一路向北到了烟台。
像是命运的安排，8月中的一通电话为我的焦虑提供了某种出路。青岛的一所高中在紧急找意大利语老师。原本的外教像何东和本杰一样被困在国外了，我可以住他的房子，看他的电视，拿他的工资。挂完电话，我思考了大概五分钟，然后答应了。
烟台电动车多，我骑着单车上坡路时就知道了原因。我进了一家很朴素的韩国小饭馆，里面总共五桌。我面前，四个韩国女人兴奋地闲聊，喝茶。她们的饭桌上除了菜，还有一个被仔细切成四块的月饼。在另外一桌，一个韩国大爷吃完了海鲜面，用手机看球赛，不怎么搭理坐他对面的朋友。店里很暖和，从厨房传来的蒸汽围绕着我的五官。我点了和看球大爷同样的面，加上一瓶烧酒。服务员女士是店里唯一的中国人。吃好喝好了，四个女人同时站起来。走到了门口，她们中的一个带着客气的微笑向服务员转身，切换成中文说：“中秋快乐！再见！”
在摄影笔，我参加了一次即兴写作活动。在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生邀请我去参加几天之后的居家派对。在场有很多不做电影的同龄人，这对我已经够新鲜了。有杂志主编、媒体记者、在NGO上班的，还有三个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带了一袋鸭头的四川人说他是搞非洲工作的，他和我聊起《隐秘的角落》。我羡慕他们的客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格鲁吉亚红酒。最重要的是，我羡慕他们那些有明确方向感的生活。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究生，但说白了那就是在说你还没想好要干什么。我曾经迷恋这种充满着可能性的状态，在其中能找到安全感。现在，我开始感受到它的局限。这些人都做了一些选择，因此能来这里聊天。我像一个群众演员，虽然在他们旁边站着，但心里知道这并不是我的主场。
外面的烟台不像小饭馆一样能让我安心。由于一条规定，我找不到地方住。唯一可以住的酒店是全烟台最贵的一家，但我不想拿一半的工资花在住宿上。我找了一家二十四小时的麦当劳，吃完饭在二楼的长椅上躺了下来。环境很合适，到点服务员会关灯、关音乐。半夜了，店里面只剩下我和两个像是在约会的男生。他们小声地聊天，我渐渐睡过去。
她的计划原本是在屋顶上种草。不过，房东说还是不要种。房子比较旧，种草需要的泥土可能会造成过重的压力，给屋顶带来危险。所以她决定种花，种植物，目的就是让它们长得很高，高到建立一个四面封闭的空间，从外面看着就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她说可能会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实现。有的花和植物实在无法习惯北方的气候，除了她自己认为好看之外，需要找的都是“比较好活着”的、能过冬的种类。在房子内部，她为了腾出空间，扔掉了床和衣柜。地板挺舒服。有时候工作累，她就上屋顶看花。
白天，我决定继续找住宿。我相信会有比较低调、管理更宽松一些的小旅馆。但是，一家一家地找过去，我将一系列的拒绝记录在案。差点放弃的时候，我路过一栋条件比较简陋的楼。穿着浴袍的阿姨站在门外抽烟，手里端着一杯茶水。她和我对视，我便向她走过去。
她走路时看着脚下的混凝土，表情不适，跟胡同的夜一样沉静。她望着旁边的楼房说，假设市政府让大家在自己的阳台和屋顶上种植物就会好很多。她说北京人很听话，有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一定会行动起来。在胡同里，已经有那么一个屋顶，那就是种花的女人租的房子的屋顶。
“这里可以住吗？”我边跟着她进去，边说。她说可以，二十块钱一天。我激动得想马上就住，但还是先到房间里确认情况。门一推开，我看到扔在地上的空瓶和烟头，没铺好的床，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各种关于前一天晚上的画面。我谢谢阿姨后，就走了。
在北京，她养一只名字叫小雪的黑狗。她说在世界最聪明的狗的品种排名当中，小雪排第十二。我们聊天的时候，小雪跑到了旁边的桌子，跟两个喝啤酒的英国男生一起玩。以前，小雪在家里就有陪它玩的大狗。后来因为北京五环内的养犬规定，大狗被送到五环外的村子。送走大狗那天，种花的女人舍不得，跟着公安到村子里送行。
我试探性地联系一些爱彼迎上的房东。为了提高效率，我写了一段自我介绍后统一发出住宿请求：“您好，我叫亚历，是意大利人，在中国生活了四年，今年一直在国内。这几天在这里旅游，希望能在您那边住两晚。”字里行间有种救赎自己的感觉。
她想到可以做中文老师，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最终定了使馆区作为发名片的地点。她很快在两个非洲大使馆找到了首批客户。要给大使上课，她说，教语言是不够的。大使们想要一种“体验”，希望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奇心。她慢慢懂了，虽然有时根本不好奇。她不喜欢塞内加尔的某个向她求学的官员：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官员对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很友好。从此，她不再当他的中文老师。她说这是北京最好的一面——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你就可以直接不搭理那些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国的政府官员。
一个被通过的请求给了我希望。结果是房东不熟悉爱彼迎，操作失误了。“不好意思，”他发来消息说，“中秋佳节都与家人团聚，所以回老家了，不在烟台，不能安排入住！请见谅！”我们后面还打了个电话处理平台退款的问题，房东还叫我以后再到烟台，他接待。我一时想不到自己还会来这个地方的理由，但还是感激来烟台以后最人性化的一次拒绝。我把单车停在路边，背着包下到海滩躺下来。身心疲惫，我很快就睡着了。
种花的女人在农村长大，在山上上了大学。她总是难以习惯城市生活，主要是对城市没兴趣。她为了找机会来到北京，又觉得和大自然隔了一层，很不舒服。为了缓解这种不适，她在北京会翻过河边的铁栅栏，到泥土上走走。看到身边的水，她在二环内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我问这么做会不会有人管，她说根本没人想过会有人这么做，所以也没有人管。
醒来的时候，我查看手机，也不知道是真还是梦，一个爱彼迎房东直接发了个详细地址，让我过去。我赶紧起来背上包，骑单车飞速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小区，我照着房东的说明走到2栋2单元。门是开着的，我上了五楼。
她的酒杯里面只剩下一个辣椒和一片罗勒叶。我问她那是什么鸡尾酒。她说不知道，就是酒单左下角，四个字的那个。她向酒杯里看一眼，像是在思考点什么。“很辣很辣。”她说自己平时不喝酒，来这里就会点一杯牛奶和一杯水。不过昨天喝了一杯这个辣酒，今天过得很好，所以今晚又来了一杯。
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办入住的时候她正在带娃。房东让我帮个忙，通过美团的小程序给她的民宿下几个订单，她再用微信把钱退给我。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实在没有理由拒绝。
东四十一条六十四号的咖啡厅酒吧“摄影笔”成为我的社交基地。我去那边看电影，看完电影上露台喝酒，还认识了在屋顶上种花的女人。
在威海，一切更顺利。我心里沉沉地发了住宿请求之后，房东只回了“可以”两个字。房东立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他成功将自己的出租屋改造为一家青年旅舍。他做电商，通过和工厂的关系低价拿到一些将要出口的正品服装，再卖给国内的客户，能比品牌的旗舰店便宜。我坐在房子的客厅里吃早餐，目睹他和客户沟通的日常。
跟我的前同事一样，何东和本杰没有能够回中国。他们先是天天盯着疫情的进展，期待政策有所放松。时间久了，他们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工作，而他们正处于一种尴尬的等待状态。能走出去的日子遥遥无期，他们在原地找了工作。很多留学生都如此。国内的同学，学校要求留在外地等返校通知。结果是我在北京没有那么多朋友了。
“我卖给你的皮夹克没有任何问题，你还想咋样啊？”立鹏站在客厅正中间，对着手机咒骂，脸和脖子通红，怒火冲上了眼眶。
“你去派出所登记吧，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心里感到解脱，急着想走，怕对方再改主意。我谢谢他后，下楼扫了个单车去建国门派出所。到了第一个红绿灯，我想起社区站的大叔。我想象他已经回到小区，抽着烟跟同事讲他今天碰到了什么难题。
每天，接待好了青旅的客人，立鹏会坐上他亮黄的厢型车，跑工厂和供应商。他进的货包括衣服、头盔、包、行李箱，通常是还没有在国内平台上架的商品。他的客户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还有闲鱼上的用户。他大部分的货来自威海对面的韩国。
这个问题没有上一个简单。我没做过仔细的计划，也不知道前同事何时从意大利回来。我给了个比较复杂的答案，社区的人听到一半就点点头。我便不继续说了。
这次，立鹏碰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客户。下单前，客户因为选择尺码的问题陷入了纠结。M会不会太贴身？贴身好不好看？也许L会好点？收货可以换吗？“可以但是不退。”立鹏通过语音秒回了。当时已经很晚，立鹏在客厅里和我以及房子的其他住客一起喝白酒。他给客户回消息时动作自如，让你意识到他已经这样做过几百遍，喝了点也没事。立鹏没有真正下线的时候，只要没睡，他就在处理那些养活自己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忙着谋生。
“准备在这里住多久？”
后来，客户果然要求换货。立鹏开车去郊区，到工厂要了新货。货换了，客户还是不满意，说皮夹克的衣领两侧不完全对称。
“会。”我说，说完站起来。
“皮夹克就是这样做的。”立鹏发语音说，接着骂了客户一句。他第一次在闲鱼上收到差评，这就是使他发火的主要原因。被不对称的衣领冒犯的客户也是一个闲鱼卖家。打开他的页面，立鹏发现他是卖藏族古董的。立鹏对着客户的闲鱼页面又骂一句，这次他的语气轻松多了，骂完，他默默地笑了起来。
“会说中国话吗？”我听到有人说话，抬头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住宿的体验特别愉快。每天，立鹏和所有住客确认谁在家吃晚饭，他收饭钱，室友准备几道菜，大家一起在客厅吃完，然后聊到深夜。住客几乎都是一个人出来玩的，有社交的动力。我认识了颖珺，一个大学刚毕业、现在从事物流行业的女生。她邀请我一起去爬泰山。除了我，颖珺通过豆瓣已经招募了两名山友。我答应了。
我们走了几百米，上了三楼。大上午，办公室一片安静，大叔走进去就向整个社区站说：“有个难题。”说完大叔就走了，这算是又完成了一次工作交接。我在门外等候，坐在一张白色桌子旁边。我很难想象这个走廊里的桌子的作用。我对着白桌子的表面，仿佛从那片白色里能出来一份已经办好的住宿登记。
10月7日的晚上，我们在泰山的山脚下集合。其他山友是一个滴滴程序员和一个曾经在部队里的东北男生。“我们应该来一轮自我介绍。”颖珺说。她是山友群中最年轻的一员，但社交能力超越我们所有人。滴滴程序员先来，说公司里同事会喊他“叔叔”，他习惯了，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他。叔叔虽然才二十六，但他说话的节奏慢悠悠的，有些稳重，可以理解公司内部给他起的外号。叔叔被同事放鸽子了，所以决定在网上找山友。
“啊？他都不是北京的！跟我们走吧。”大叔说。
“你那个工作，一个月能拿多少？”东北男生打断他的自我介绍问。
到了小区门口，我两边一看，发现社区站的大叔和同事在一起，出小区往左拐了。我小跑跟上，和他说新的情况。
“两万五。升职应该就三万。你要是留下来继续升，四万多。”
我赶紧和他道歉，把电话挂了。我往四周望，已经看不到大叔的影子了。我回到物业的办公室里，问里面的人知不知道他往哪里走了。工作人员说往小区门口走了。我在北京夏天的阳光下追着跑。
东北男生昨天已经爬过一次泰山，但是他到山顶遭遇了阴天，没看成日出。不想抱着遗憾离开，他准备来第二次。他以前在部队待了几年时间，进了部队和女朋友分了手。他说是迟早的事。在部队用手机比较难，有时候会连续失联几天。“没有女生能接受。”东北男生说。我问他从部队出来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说，还没确定自己想做什么，但是现在，每一口呼吸都是自由的。他准确地说出了我离开学校、搬到青岛的心情。
“你应该是打错了，我都不是北京的。”他说自己不是房子管家，我也不会惊讶。
过了12点，颖珺叫大家停下来。那天是我二十七岁的生日，和三个山友爬着泰山过的。他们给我唱歌。每爬个几百米，气温下降，泡面涨价。热水不太热，面泡得有些勉强。吃完了，叔叔自然地站起来买单，没有人反对。
“光辉里小区。”
东北男生靠前一天晚上的经验，说他知道去哪里躲风等日出。在大概六小时的路程中，我多次幻想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天越冷，我的幻想越接近一个带暖气的酒店标间。到了东北男生指定的休息地点，我发现没有暖气，但是后面有石头可以靠，前面有几棵挡风的树。我们将就睡了一小时。叔叔不睡。他的相机有点问题，在山顶找人帮他修。
“你哪个小区的啊？”管家说，听着就比较疑惑。
太阳升起，是晴天，东北男生没有白爬第二次泰山。叔叔的相机拍到了我们山友群里最好看的日出照片。天变暖，我们下山，走到一间小木屋。门外，一对夫妻坐在小路边的石头上卖栗子。
大叔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房子的管家的。“你跟他说，你们需要去社区备案。”大叔有一种完成了任务的语气。说完，他和同事一起走了。我感到情绪有些失控。我不抱太多希望，拿起手机，准备给管家打电话。
我们坐下来吃。老夫妻还卖鹅卵石，石头外观比较光滑，东北男生觉得不真实。“这一看就是加工做的。”他拿着鹅卵石对小木屋里的老先生说。老先生已经卖出了栗子给我们，对于推销鹅卵石不像是特别有动力。在不久以前，东北男生边下山边捡起一块石头。石头算不上特别漂亮，不过来自泰山，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准备带回寒冷的东北，送给一个喜欢的女孩。
整个案子的难度在于，我住的房子是前同事租的，租房合同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我的。那怎么证明是我住的呢？大叔打了几个电话，又叫了一个同事过来。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一个在国贸租房的学生，他们说那肯定是我家里有钱。我懒得解释我是怎么经过六个月的挣扎走到了这一步，就干脆地接受了他们给我下的结论。
唱完《啊，朋友再见》和学生合影的拍立得照片摆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我和学生一起拿了最美歌声奖，关系更亲近了。学生和我拍照，问我有没有扎过头发，给我推荐书和音乐。等上课的时候，我用破旧的台式电脑看学生在作文里推荐的日本动画《追逐繁星的孩子》。上课时，能听到校区里的鸭子叫，学生说还有兔子和蝙蝠。
“什么证明？”他问我。在我无法提供更详细的细节的情况下，他拿着办公室的电话把社区站的人叫过来。那是一个个子比较矮、态度很热情的大叔。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外，点了一根烟，问我多大年纪。在办事的过程中，这是个你完全不懂眼前在发生什么的环节。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策略，你也只能跟着走。好在大叔看起来是个会办事的人。
我们产生情感交流的速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以为年龄差距和生活经历的截然不同会阻挡双方对彼此的深度理解，像成年人一样，待在自己的同温层并排斥和层外的世界交流，似乎听什么播客可以决定你和他人日后交往的可能性。但是学生立刻习惯了我的存在，用简单的一句“老师再见”将我纳入他们的日常之中。那些我以为会成为沟通障碍的因素，反而促进了我们的交流。我们对彼此没有任何预设，像是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去探索一片未知的土壤。我适应了学生的思维——周日下午那些既能引用《愚公移山》，又能讲到在洛杉矶生活的东北博主的作文。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学生打招呼会给你一种归属感。我原本觉得自己只是来这里体验、观察、了解，却很快就动了心。
那些以前会让我比较紧张的问题，我现在基本可以一笑而过，甚至成为一种日常的小乐趣。住了前同事的房子，算是换了个住址，我需要去办著名的“外国人住宿登记”。每次办住宿登记的体验都不太一样，因此缺乏对未来的参考价值。总会有新的要交的文件，新的对原规定的理解，新的解决方案。这次，我需要在半天之内搞定一个物业证明。光线暗淡的物业办公室里，我对着表情糊涂的工作人员坐着。
教学楼门外的墙上贴着学生的作息表：6点30分起床，7点10分早自习。四节课，午餐午休。五六节，眼保健操。七八节，阳光体育。晚餐后晚自习直到21点30分，学生的一天才结束。你离得这么近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感觉。周日课下得比较晚，来不及回市区，我就会在学校里住。宿舍里有四张床下有桌椅的木床，地上又加了一张，用来应对不同的老师偶尔在学校住的需求。轮到我的时候，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住。每次从家里出发去学校，都有一点去郊游的感觉，背个背包，里面装着东北榛子、瑞士军刀、水和电子书。晚自习之后，我从五层的宿舍望着宁静的校区，一群男孩在篮球场躺着看星星。
到了校外住，一切像是变得更轻松。做饭、扔垃圾、过马路、坐地铁、骑单车时，我的内心一直播放着令人愉悦的歌曲。只要我能够在空旷的城市流动，就不会有让我烦躁的事情。如果生活是一个电子游戏的话，那么我就是调到了新手模式，偶尔会给我一些挑战，但跟我之前所习惯的难度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每周，我期待着艾玛的作文。她的文字让我感动。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灵魂在我面前生长，每周像是来看它长到了哪里。坐在教室里，我跟着艾玛的散文漫游到安徽的牌坊群。
——陈奕迅，《落花流水》
静坐在鲍家祠堂的花园里，能听到在荷叶上随之摇摆的青蛙的叫声。暮色中，古老的建筑泛着淡金色的光芒。每个牌坊的拱门纪念着一个人。那些人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你真的看到这些牌坊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古老的魅力。它们很高、很庄严。它们讲述了一些沉默的人的故事。太不可思议了。
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
批读作文时，我想起电影《男人四十》里的林耀国。可能得回北京了，我这才男人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