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去年去过。”
“河南郑州。”
“坐高铁去的？”
几分钟的事，阿姨问清楚了我的学业进度、感情状态以及未来的生活规划。我想了想该怎么样对她表现出同等的好奇心，想来想去，就问她老家是哪的。
“是。”
“你怎么不学习？”阿姨问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会感冒的。我说没关系，现在天气不冷。她说还是会感冒的。
“那三百多呢。”我不记得是否真的三百多，但我选择相信阿姨的说法。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看到保洁阿姨拿着把水果刀，低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和另一个阿姨在一起拔草。阿姨说那种草是可以泡水喝的。
“普通车呢？”我问起阿姨，“一百多吧？”
“学生睡觉了。”她对同事说。
想都没有想，阿姨立刻回答：“一百二。”
我到宿舍楼楼下的长凳上吃饭，吃完就躺下来睡一觉。一小时后，保洁阿姨的声音把我叫醒。
我开始怀念和同龄人的交流。我刷Tinder，虽然明知道不会和这些人见面。某天晚上，我和同在北京的夜空下的鱼饼打语音。作为陌生人，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那不行。加点别的什么，炒鸡蛋吧。”我回房间里拿两个鸡蛋。
四年前，鱼饼在湖北开过一家咖啡厅。在武汉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这个故事让我终于想象出一些在那片土地上曾经正常生活的场景。
“炒菜和米饭。”
鱼饼原本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带纸笔和电脑来办公的群体，店里还准备了一间小放映厅。但是咖啡厅最后吸引的是白天没事干的男人，还有晚上看老公打牌的女人。这显然不是她想创造的环境。她离开了湖北，留下了一个丈夫和一家咖啡厅。关于咖啡厅的记忆比关于丈夫的还要痛苦。关店后，离开之前，鱼饼时不时会专门绕路，留意避免路过开店的地点，那会给她带来一阵阵的难过。
“做什么菜你？”
我躺在床上，听鱼饼讲，感觉到北京的两千万人口真的是两千万个人。
“差不多。”
早上，鱼饼发消息，说她梦到自己回到了那家咖啡厅，看到好朋友们都在里面，她哭醒了。第二天，她凌晨3点说自己又做噩梦了。她的一个前男友回国了，在路上遇到了鱼饼，边和她聊天，边处处打量她。
“八块钱吧？”
“看你多失态，”梦中的男人对鱼饼说，“还是我新认识的人好，我们更幸福。”他们的共同朋友也过来说，男人新认识的人工作很好，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鱼饼醒来一头汗。那段关系大概是那样演变的：男方说着是为鱼饼好，会评价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鱼饼受不了了，他们分手了。鱼饼，就像一个依旧能听到炸弹声的退伍军人，开始出现了自信问题。
我装作自信地说，不贵。
两天后的上午9点28分，鱼饼发消息说：“昨天没做梦，嘻嘻。”
准确洗菜的时候，阿姨问我买的菜贵不贵。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油菜，多贵才算贵？就算我知道，我买的油菜多少钱来着，谁记得呢？
这种生活持续了六十多天，我在学校门口看到表演系的同学Cleo在铁栅栏旁摆桌摆椅，和坐在铁栅栏另一边的男朋友一起吃饭。
比起聊这些，任何话题都更好。某天中午在五楼的厨房，我和保洁阿姨同时在做饭。我切油菜，她来纠正我。阿姨说，需要先把油菜一个一个切开，土都去掉了，才能保证洗菜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洗干净了。我要重新来。
铁栅栏是和外界交流的实体通道。某天晚上，我站在铁栅栏边上，离外面的公交车站只有五六米。我听着志愿者阿姨用喇叭播报即将到站的公交车。我能接触的这一小片正常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些解脱，我就多站会儿，听听。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在拥抱，一时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很明显，女生在校区里，而男生在路边。他们的手臂完美地穿过栅栏之间狭窄的空隙，伸到对方的位置。他们跨越了世界。
“还行，”我说，聊的话题迅速从抽象的美国转移到了具体的意大利，“现在好些了。”
站在铁栅栏边等外卖也算是半个社交活动。同一个外卖骑手配送了我和一个朝鲜族同学的晚饭，我们拿完餐就一起走回宿舍楼。他身体微胖，戴着眼镜，穿一身黑色的耐克运动服，有点像一个下班出来散步的职员。
“意大利那边怎么样？”维修大叔接着问我，情绪这下平稳了很多。
“你们那边有疫情吗？”
“是吗？”我平静地说，跟大叔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在演一个不想演的剧本。
“没有，没有。”我印象中，这是我们当了两年宿舍邻居的唯一一段对话。
早上下楼，电梯开门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大叔刷抖音听疫情新闻的声音。“亚历，亚历，”大叔举着手机对我说，“看到了吗，美国新冠死了五十万人！”可能我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听到让自己难受的话装作没事的生存技能。
这种日常节奏很慢，像是在提前体验退休的生活。你会珍惜每次和别人闲聊的机会，并会注意到你周围环境里的任何动静和微妙变化。
大叔的甘肃口音比较重，我经常听不懂他说的，就“嗯嗯”点头微笑。他标志性的道具是一辆黑色的电动车，要在宿舍楼值夜班的时候，他会骑着电动穿过宿舍楼的玻璃门停在楼里。疫情前晚归的时候，会看到他躺在前台后面睡觉，旁边的电视播放着CCTV6的战争片。他喜欢提到打仗的事情，还有邓小平。这些似乎会让他很兴奋，像是喝醉了。说完，大叔会笑着来一句：“我说的对不对？”
Cleo发现了一群能自由进出学校的猫咪，并决定照顾它们，顺便缓解写不出论文的焦虑。她开始天天买吃的喂给它们。不过她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其中一只猫咪很瘦，却吃得特别多。她问了开宠物店的朋友，又联系了宠物医生，确定那只猫咪已经怀孕，十天后就要生了。
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点一个比萨和六听啤酒。那是大跃公司出的精酿，能让我的心回到亮马桥的夜，想起和本杰的微醺闲聊。一套六听啤酒刚好喝一周，等下次想吃比萨时再进一次货。下楼散散步，不会遇到本杰，遇到的是留学生宿舍楼的维修大叔。
为了照顾怀孕的猫咪，Cleo决定给它买好一点的食物，湿的干的一起搅拌，每天多弄点。她也买了专门的猫牛奶，再准备点水。Cleo说这样就“非常丰盛，对猫咪的孩子有帮助”。
心理老师大概的意思，是只能接受周边的现实，并尽量在其中生存。虽说她无法改变学校政策，但我和她还比较聊得来。我需要的不是情感安抚，而是有人来说我的感受是正常的。
怀孕的猫咪有些不放心，对陌生的人和猫表现得很凶。Cleo通过一个多月不断地去喂猫咪，算是和它建立了一段有信任的关系。某天，猫咪趴着的时候，把肚子露给Cleo看。“以前不会，”Cleo说，“它要是不信任我，我也发现不了它怀孕。”猫咪愿意让Cleo靠近它，让她蹲在旁边。别人不行，它都会跑。Cleo说当流浪猫敢背对着你，那就是信任你了。
我能接触到的是负责留学生管理的老师。至于出入校的规定，他们没有决定权，因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我和其他学生的不满。最常用的是喊大家开个会，求求理解，送点薯片和可乐。在一对一的沟通下，有老师和我讲道理：这都是为了安全，没有人，就没有人权。班主任打电话说，欢迎我到系里用教室看电影。他还出席了一次学校专门为我安排的心理咨询。聊完最近在学校的事情，心理老师说我状态“还挺好的”。
这些天我经常写作，却和Cleo一样难以专心。一阵嘟嘟声每七秒一次从楼道传到我的房间。更加难熬的，是我不清楚它具体来自什么位置。
三月份，随着疫情的好转，学校外面的世界逐渐恢复原样，但学校里面的情况没发生任何变化。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但针对留宿生的限制丝毫没变。一个学生这样总结过：“外面的人郊游，广场舞就在我院子外面跳，朋友圈在吃海底捞。”整个北京都正常了，为何学校还不解除限制？
刺耳的嘟嘟声实在让我心神不宁。我跟着楼道的结构绕了一圈，在不同的地方停留，仔仔细细地听，还是听不出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推测它甚至有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位置。我试着放点音乐，还是会时不时地被干扰。嘟嘟声的节奏，比音乐还有规律。我决定下楼，和前台女士反映情况。
当时，我和艾灸小哥一样想离开，但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离开复杂，离开有风险，离开有经济成本。还是学生、没有收入的我鼓不起勇气迈出这一步。因此，我心里默认留下来是唯一的选择，不去探讨其他的可能性。我给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是只能想办法在这里面生活。
“是电梯旁边的那个声音吗？”她抬起头说。
我们加了微信，小哥说到时候给我介绍艾灸的操作。
“我不确定。”
“至少每个星期会买一次。”
“应该是电梯旁边的那个。”前台女士的目光自然地回到她眼前的电脑屏幕。对她来说，这个事情已经办完了。
“买的菜是新鲜的吗？多久买一次？”
“能解决吗？”我继续问。
“很多。已经做好的菜，过了两三天就要扔了。”
“有这种声音已经很久了。”前台女士的回答永远都不正面。不过她这么说，也就是不能解决的意思。我承认之前也有，虽然之前好像偶尔才会出现。
“每天浪费的东西多吗？”
“不，之前也跟现在一样的。”前台女士坚定地打断我。
“哈哈，是。”
“之前有，但是那时候可以去咖啡厅避开它。”我意识到这是最不能让前台女士有共鸣的一句话。
“就是保证饿不死了吧。”
前台女士说一切是从何东让烟雾报警器响起来的那天开始的，之后才有了每七秒一次的嘟嘟声。这个历史解读是前台女士对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贡献。
“大米、馒头，再加点咸菜。”
过了几天，我听到门外的一些声响。门一打开，我对面是宿舍楼的大叔。他抽着烟跟我打招呼，看起来很快乐的样子。大叔说，他发现了嘟嘟声是怎么回事。维修大叔蹲下来给我指着烟雾报警器上面的一个钮，有嘟嘟声的时候，按下它就可以了。
“那是要吃啥呢？”
出入管理出现第一次放松。4月3日上午9点47分，我拿着刚开的“出门条”坐地铁去亮马桥，中午约朋友在衡山汇吃粤菜。一转眼已经春天了，我们在蓝色港湾附近走一走，在已经开花的树下拍照留念。如出门条所规定的，我在14点57分前返校，五小时十分钟的自由就此落幕。
“是，速冻的多。楼下有个很大的速冻库。前几天领导过来说，就算外面断货了，我们自己还可以吃大概三个月的饭。”
虽然出入管理没有被彻底地废除，但是有好转的信号。变化不管多渺小，还是可以让你感到希望的。
“食堂主要是速冻食物吗？”
有老师约我跑步，先是在学校操场，后是在校外，她专门申请的。在豆瓣上发了一些记录学校生活的日记后，我收到河南读者寄来的大包装卫龙辣条。临近研究生开题的截止日，学校让我自己用一个教室，方便专心赶进度。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拿着电脑穿越校区，走到C楼的607室。那是我曾经去上中文课的地方。过了四年，它成了我的办公室。在607室，我听音乐，看杨德昌的电影，读意大利的新闻。待在一个不为吃饭睡觉而设计的空间让我找回一些疫情前曾有过的尊严。
小哥的家是河北的，但他说村里管得严，比大城市严。至于他为什么想去山西，我就觉得不用问了。当宇宙的边界变成学校的铁栅栏，谁不想去山西呢？不去山西才要问。他所说的“去转一转”，已经是充分的理由。我们继续聊。
在校区里走着，我经常能看到忙着各种活的维修大叔。你总是没法说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他拿着水盆洗停在学校里的车。他飞速骑着电动到校门，取一杯咖啡送到老师的桌上。
小哥向我报道美国和意大利最新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他比我都清楚。他是年前来学校食堂打工的。时机不妙，一进校就出不来了。我问他这段时间都吃些什么，是不是一直吃食堂。人只要够无聊，就会变得比较好奇。他说想吃啥都行，还可以下楼到清真餐厅烤烧烤。喝点二锅头、啤酒，吃烧烤。
“为什么要买？”我问他，“我们最近楼里不是有免费的咖啡机吗？”
打菜小哥要走了，不再打菜了。他要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我说，我还蛮喜欢去做艾灸。说这句话让我仿佛回到疫情前的时候。周一晚上去朝阳公园踢球，周二晚上去亮马桥吃比萨。说起各种疫情前的习惯，好像说的不是自己，而是曾经活着的某个人。
大叔指着他手里拿的纸袋上的牌子，坚定地说：“这个好喝。”
刚买的韭菜饼不是他帮我装的。我还在想，熟悉的打菜小哥到哪去了？不穿工作服的他让我体验到一种认知反差。就像当你在剧组习惯了看到某个演员演某个角色，等杀青之后，这个人终于又变回了自己，跟你聊他或她真实的生活，你就有点不适应了。
从4月份宿舍楼里有免费咖啡机起，大叔开始喝咖啡，并对不同的口味有了自己的意见。没咖啡豆的那天，我就自然而然地跟大叔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出现在我的右边，在离我三四米的地方蹲下来，我这才认出他是在学校食堂打菜的小哥。在如今冷清的食堂里，他依然热情高涨。就算你敷衍地指出你想要的那些菜，他也会及时地向你报菜名，似乎能让它们变得更好吃。
“不是我的权力。”他回答。大叔说，管理咖啡豆是前台女士的权力：“她学历比我大。”
身边没有几个熟悉的同学，我开始和校工交流。买完早餐，我坐在长凳上，对着春天8点多的阳光，吃个韭菜饼。目光往下一移，是已经关门超过两个月的学校超市。往右一看，是学校食堂。正在上楼梯的是个穿休闲衣服的男生。他转身看我一眼，接着往食堂走。
那段时间，前台女士喜欢在前台摆一个“值班人员暂时不在，有事请打电话”的牌子。她会在校区里散步，跟朋友视频。我虽然对此没有意见，但不得不承认，替代前台女士的牌子确实在工作上有做不到的地方。
食堂还开着。早餐的供应时间是7点半到8点半。为了赶上饭点，我定闹钟，随便穿点什么下楼，顺便解决每天小程序打卡的任务。迷迷糊糊地弄这一切时，我曾经勾了“最近十五日内接触过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选项，并迅速接到班主任的关心电话。我从此养成了喝完咖啡再打卡的习惯。
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叔绕过前台到后面的柜子里找咖啡豆。那里有各种咖啡粉、咖啡豆的盒子，不过奇妙的是，大部分是空的，像是摆在那边的奖项。终于，大叔成功地找到里面有咖啡豆的盒子。
但不管你是否接受，现实还是会来的。离开校区变得比较复杂。即使申请通过，也顶多会批准两小时的外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出门经常会在路上花一小时。来回一趟，朋友还没见，时间就用完了。加上疫情初期的保守心态，2月份校区就变成了我全部的世界。
他边倒豆子边重复，这样的事情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她一副不关心的样子，没有回答。她还要去通知其他学生。她期待的是赶快忙完回前台刷视频，而不是和一堆外国人进行出入政策探讨。
“我只是搞维修的。”大叔抬头笑着对我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现实。“怎么可能？”我对前台女士说，“我还是得出去。”
我忙着准备开题的资料，一直到月底都不怎么找老师开出门条。
选择留在学校的留学生也不多。气氛很沉静。何东走了，房间变大了。我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时，听到有人敲门。是楼下的前台女士，她挨门挨户地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去机场和其他国家不受影响。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5月份，出入管理进一步放松，允许学生申请一天的外出。我通常需要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在朝阳区“谈合作的影片”。5月5日，我骑着小单车，时隔半年再回到北京的胡同。我在清真的小吃店吃早餐，看到在鼓楼面前拍婚纱的新夫妻。我买意大利葡萄酒和意面。
我对于那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人的遭遇感到心痛。至于我的安全，要不要离开疫情重灾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猜测，这个问题过几个月怎么也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要开学，对吗？
每次想申请出校，我需要联系李老师。在讨论这些规则的时候，她是唯一不急于为学校辩解的老师。她单纯和我聊天，和我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交流。有天中午，她开车带我去校外，到公园里的川菜馆。
“怎么着，你回来吗？”远在意大利的舅舅给我发消息说，“再这样下去，机场会不会关掉？”
她是会说出“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样的话的人。桌子上，我和李老师之间有一条鱼。餐厅窗外是公园的小河，在河的对岸，几个老年人走着放风筝。“你知道，需要小心，”李老师说，“低头玩手机在公园走，会看不到那些风筝的线，有可能会被勒死。”我嘴里的鱼一下子就咬不动了。
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华人不是一件好事。我2018年在北京教过的学生现在在米兰读书。她说，商场的柜姐和中国人讲话都戴上了口罩。地铁上，很多乘客看到中国人就会远离，把围脖竖起来遮住嘴巴和鼻子。中国人需要和朋友、老师解释，他们不吃蝙蝠。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选择全球后来会使用的名称“Covid-19”。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人，大家都叫它“中国病毒”。
我们仿佛是经常一起聊日常的朋友，吃了几口菜，她就聊起她的丈夫。李老师说，她无法被他理解。
那两名中国游客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1月23日跟团从武汉飞米兰，到达几天之后开始出现症状。他们酒店的经理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是太太联系了前台，说丈夫发了高烧。酒店叫了救护车，夫妻二人被送往传染病研究所接受隔离治疗。同行的十九名游客一起在医院进行医学观察。
“我对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不想干了。”
罗马时间1月30日晚，总理孔特宣布意大利首次确诊了两例新冠病例，是两名中国游客。意大利选择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成为欧盟第一个采取防疫措施的国家。
“他怎么回答？”
在伦敦机场排队入境，何东说自己的心情相当复杂。是要继续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还是摘下来，融入来自全世界的乘客？这一句在2020年说的话，事后看来如此意味深长。
“他说，那你可以在上班的第一小时完成你的工作，后面的时间想干啥就干啥。但后面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什么精力去做别的。”李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菊花茶。坐在她后面的一对夫妻听到了，打量了我们一下。
到伦敦之后，何东在群里跟我们报平安。他说首都机场都很正常，“除了戴口罩和填一个小表格，没有什么特别的”。敢不敢在飞机上摘口罩吃饭也是让大家纠结的问题，特别是在长途航班上。“最后我还是把一切都吃光了，”何东说，“除了那份沙拉，看起来很恶心。”
“下班回家要看儿子。我丈夫偶尔带他半小时，就说他很喜欢陪孩子，很放松。”
疫情依然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大家对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见。我们只有个别的案例可以拿来下饭闲聊。一个波兰留学生去武汉找女朋友，不知何时能出城。本杰说上海的一个学校通知了家长，2月18日前不会开学。
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会在北京参加一票难求的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放映。她写的论文讲述的是T.S. 艾略特诗歌中的和解主题。但这些都不再属于她现在的生活了。它们成了一些只能在多年后吃顿水煮肉片去怀念的岁月的废墟。桌子上的菜还剩比较多，李老师让我全部带回去，她说她儿子不吃辣。
确实我们是店里唯一一桌客人。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我们桌，给每个人测体温，再让我们点一盘玛莎拉烤鸡块咖喱。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在餐桌上分给我们。何东第二天就飞英国，他说没事，让我多拿几个。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出现过新冠导致的死亡病例。
5月有了正常生活的模样。后海的老人在钓鱼，路边的师傅在配钥匙，锻炼区域的情侣在打羽毛球，小卖部的老板在睡午觉。杀虫公司来学校清洁，我去东大桥看牙。外卖员跑写字楼，福弥开放了亮马河边的座位。我路过一所学校，站在外面看着学生的体育课。经历了过去三个月，似乎任何生活的痕迹都能吸引我，甚至打动我。
我们决定去汗巴巴。我给店里打电话，而这被何东形容为“历史上最无用的预订”。
从3月开始通过微信和我对接一些游戏翻译业务的李娜约我线下见面，想聊聊我们长期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在东直门的当代MOMA吃北京菜，饭后到隔壁的她家坐下来喝茶。她丈夫是一名资深喝茶爱好者。他打开客厅里专门放茶叶的柜子，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每一罐分别是从中国哪里淘回来的。
但本杰还是觉得眼前的情况不太妙。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他劝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戴口罩，勤洗手”。他说，通往北京方向的公交都停运了。他建议我们吃饭不要跑太远，还是留在学校附近好一些。那天上午，我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厅办公，顺便骑车遛了一圈，找找还开着的店。
我们围着茶几，坐在非常矮的木凳上。她丈夫讲起了点什么，说到一半却停下来了。我无措地怀疑自己是否漏听了他那番话的结尾。他开始泡茶——开水被倒入盖碗里，正在等待。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们约了最后一次饭。当时，湖北省共计有两千七百一十四例新冠病例，北京才八十例。北京部分餐厅不营业，主要是因为春节假期。三里屯一家墨西哥餐厅在微信上发通知，放假期间正常营业。海报上写着一系列承诺：及时消毒桌子和打扫卫生间、让员工戴口罩和测体温。对于到店的客人，没有任何要求。科罗娜啤酒二十五元一瓶，一百二十元一桶。
“他泡茶的时候不说话。”李娜及时说，也许意识到丈夫的停顿使我有些困惑。我默默点了点头，免得说些干扰茶道的话。
何东和本杰准备回国，但这和刚刚开始的疫情无关。何东只是想回趟家，而本杰需要在澳洲处理一些签证上的问题——他爱上了一个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决定辞职去海口学书法，所以要回国重新办签证。他们都计划2月份左右回来。衣服、相机和白酒，也都放在北京的住处没带走。我打算留在学校专心写东西。
“我认为茶是有生命的，”她丈夫回过神来，“泡的时候，我宁愿只和它互动。”他坐在我对面，而坐我右边的李娜忙着烧香。我好像陷入了某个邪教，但它并不暴力，并且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借着谈工作的缘故，我被邀请进来。现在，我正试图了解它的内部运行。
味道很甜。太甜了。一口一口，我努力保持着一副满意的样子。望着窗外，我看到街上的雪，听到老板说：“这特别适合夏天喝。”
烧香的事情在我意料之外。这明明是李娜的主意，而她丈夫对此做出了让步。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问他喝茶适合配什么吃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不要配，因为除了茶之外的任何气味或味道都有可能破坏体验的纯粹性。如今允许烧香，应该是某个理事会的成果——不同派系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和需求，并在保护核心原则的情况下达成了共识，实现了变革。肯定有过一个类似的过程。也许还有点导火索事件，烧香之战什么的。
“瓜茶，”老板说，“我请你喝。”
“我们可以聊，”他自然地接着三分钟前的话题讲，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说什么，“但不能走出这个门。在学术界……”
年后，餐馆老板准备关掉实体店，只做外卖，争取不再赔钱了。订单在家里做，微信群里有超过两百个想吃卤肉饭的大学生。老板还想卖饮料，以台式奶茶为主打。我注意到餐馆柜台上的棕色饮料，就问老板那是什么。
“你觉得这茶怎么样？”李娜用尖锐的声音打断他并问我。虽说他们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但李娜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不谈论学术问题的频道。
“你知道那是谁吗？”餐馆老板说，“是超市的三个老板之一。他很有钱，想多给点就多给点。”
我说像威士忌，有种天鹅绒般的质感。但我越试图解释，就越说不清它们的相似点。茶和威士忌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形成，它只是一个让对方感到疑惑的想法。也有可能李娜不喝威士忌。
“没有一百！”老板连忙回答，但是钱已经转了。他付的大概是整个餐馆昨天的收入。他们关系比较熟，后面就聊家常。他向老板祝福新年好，接着拿起给儿子的卤肉饭就走。
她丈夫问我在欧洲如何看待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他非常尊重欧洲，尽管他认为欧洲效率有些低，人太软弱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别人家做客、喝茶、聊事情，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交维度——你没有在工作，但也没有完全放松，还是需要在线的。在缓缓刺激神经的茶叶的效果下，你可以聊历史、政治和电影，然后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多少？一百？”黑羽绒服的男人边问边扫码。
李娜叫我“Ale”，我的意大利语名字。应该读“阿雷”，但她用了英语发音，说成了eil，像个艾尔啤酒。
老板背对着客人，边忙边淘气地说：“好，反正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艾尔，我们需要今天之内做完翻译。”她对我说。那天是周日，我已经有其他的安排。我说不行。“没问题，艾尔。”她平静地回答。
“那你就放点别的。我跟儿子说，下课了就别吃东西，回家有卤肉饭。多放点饭，他能吃。”
真的没有问题。只是李娜习惯了周日工作，就像周一和周四一样。她没想过这有可能对我成问题，但她迅速地适应了我的欧洲习惯。
“没有鸡蛋了。年前用完的食材都不再买了。”
倒茶不说话的，客厅里烧香的，周天不工作的——在我看来，李娜家正上演着一场奇迹般的人际相处。一根细线将三个不同的世界巧妙地连在一起。
“来两份卤肉饭吧，一份这里吃，一份带走，”他说，“我跟儿子说让他尝尝正宗的台湾菜，之前吃的都是假的。”
“亚历找女人去了吗？”我回学校时维修大叔激动地问我。相对更宽松的出入管理只针对学生，而不是校工，因此大叔已经有半年左右没出过校门。以前，我会在学校附近的街区看到逍遥自在的他：骑着电动车，嘴里一根烟，晒着知春路的太阳。“找女人，”大叔总结起来，“得送礼物，请吃饭，去宾馆。五百多，亚历昨天是不是花了一千？”
就在那一刻，一个穿着黑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进来了。
“差不多吧。”我对大叔说。
老板在用隔壁超市的Wi-Fi。我得知小餐馆还用着超市的自来水和营业执照，餐馆和超市之间有一堵墙，但是在资料上，餐馆是超市的一部分。通过一扇小门，两个地方是通的，时不时会有人从小门出来问饭好了没。学生回家了，客人少了，昨天才四个。其中一个就是何东。
5月是晴天，6月是新发地批发市场。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我，一下又回到了起点。
“你好，亚历，”老板说，“你赶时间吗？”他没抬头，忙着操作柜台上的外卖订单小机器。老板说他连不上Wi-Fi。
我情绪上感到崩溃，心里知道自己承受不了一段新的封校生活。挺住了四个月，我不愿意放弃终于恢复的和外界的连接。时机恰当，意大利语留学机构的前同事说他回不到国内，但是租的房子还在。我拿着前同事的自如密码，决定彻底地离校。
那几天，我继续去他那里吃饭，支持一下家庭企业。老板也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签下一份声明后，学校摆脱了和我争论出入规定的烦恼。留学生部门的老师大松一口气，连打车搬走的四十二块八毛五都给我报销。6月18日，学校给我开的出门条上面写着：“外出时间：11: 00，返回时间：——”。
老板会用比较好的食材，但保持着苍蝇馆子的价格。这大概可以解释每个月赔钱的结果。他说开店主要是找点事情干。他原本在台湾有工作和收入，后来老婆去北京找工作了，他就跟着一起来了。清晨5点，他会起来给老婆准备便当，再准备早餐，然后把她叫醒。老婆出门了，他会看看电视，看到中午就吃饭，吃完就睡会儿。醒来看见冰箱是空的，他会出去买菜，回家开始准备晚饭。为了逃离这样重复的生活，他开了这家店，月赔七千。
在走之前，我最后去了一趟C楼，收拾我用过的607室，把它还原成一个教室的样子。我快步进去，忽然听到有人叫了我一声。我回头看，是在C楼门口值班的新来的年轻保安。“商量个事。”他个子很矮，保安服比他该穿的码至少要大两号。帽子完全盖住他的小脑袋，像是个假装自己是大人的小孩。
“那说明生意还不错吧。”我说，努力弥补刚才的失误。“不不，”老板回答，“每个月我都赔钱。”看来，今天的对话注定是失败的。
年轻保安想拿五十块钱现金换成微信里的钱，在食堂吃饭用。他说话有点急，说学校不给办校园卡，要等开学才能办。我答应他，拿出手机准备操作。
北京是一座没有时间感的城市。或者说，它只有当下。半年前发生的事情会跟前天的混为一体，形成一片时间的浓雾。节奏紧迫，追忆过去或揣测未来都是不可能的。一切正在发生。餐馆老板的解释更加通俗。他说外国人喜欢看美女，不会注意到他的小店。
他状态放松下来，咕哝着说：“一直没解决吃饭这个大问题。”比起对我说，年轻保安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发完微信红包到了楼上，我收到他的一条消息：“［太阳］［握手］交个朋友，谢谢你。”
“九个月啊！”
过了三天，我已经到了校外住，年轻保安联系我。
“九个月！”
“同学好，你拍了毕业生照没有，推荐一个地方你去试试，你是老外比较好进一些。”他附上一张手写的纸条的照片。上面写的标题是：“同学进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拍毕业照”。
“老板，这家店开多久了？三个月？”
他说要直接打车进学校里面，不要在门口停下。“保安一般不查老外，查也不怕，就说大四某某院系回学校拍毕业照的。”
2020年1月，快放寒假了，每天能看到提着行李准备回家过年的学生。学校周围气氛很宁静，还开着的店铺也少了。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台湾小餐馆，决定进去尝一下。
除了一张“2020值得反思的一段话”，年轻保安还发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名片给我。“我打算去北京大学提升学历，来个专升本，”他说，“我中专毕业，没有读成大学。很遗憾，有机会了就上。”
——柳宗元，《江雪》
他又给我推荐了一堆公众号，都是跟清华和北大有关的。有“北大清华讲座”“北大青年天文学会”“北大社会实践”“北大生科”“北京大学人文学部”“清华大学文体之声”“清华大学小研在线”。我怎么刷也刷不完。一共有六十二个。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发一些公众号给你可以关注一下，收到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我说谢谢，收到。他回了个“西瓜”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