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们吃晚饭。四个女人围坐在桌边。盘子里冒出热气，桌布雪白，进餐仪式考究。在无可避免的噪音的这一边——或许也可能是那一边——投下某种绵密而痛苦的沉默，这沉默来自冷眼旁观的过去对于我们的审问，也来自虚位以待的未来对于我们的嘲讽。
所有的沮丧挫败、道德败坏和不安全感，都在近距离接触中不可避免地滋生竞争和恶意。这个情节松散的故事从一个角色转到另一个角色身上，展现了许许多多卑鄙的邪恶行为，这完全是巴尔扎克和自然主义的传统。其中还有不少冷幽默，譬如一个宁静的家庭场景，突然被揭示为某种幻象：
书中最强悍的人物，是鞋匠西尔维斯特雷。在萨拉马戈后来的小说中，像他这样细心而诚实的工人总会出现，总是至关重要，也总是轻描淡写。西尔维斯特雷娶了玛丽安娜，“她胖得近乎滑稽，又善良得让人流泪”——两个心灵平静而又慷慨的人，组成一桩完美婚姻。如今控制这个国家的反动派摧毁了西尔维斯特雷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希望，但却没有摧毁他的精神。他是一个耐心的人，而他的耐心，他的知足常乐，远远不只是适应失败这么简单。
这本书中直白的性描写（这或许正是它在1953年萨拉查时代的葡萄牙未能出版的原因）如今之所以引人注目，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其中饱含怜悯。那两位性欲望无处可去的姐妹，萨拉马戈对于她们的同情是如此深刻和微妙，而他对莉迪亚的尊重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妓女，她一方面鄙视她的监护人，另一方面却又尊重她自己在这样一个最受鄙视的职业中的专业地位。通过对于情色能量的惊人反转，萨拉马戈甚至能够令一个女人对于强暴行为给予强烈回应这样一种无聊的色情滥套重获新生。
挣扎在贫困边缘的西尔维斯特雷和玛丽安娜，把他们的空房间租给了一个名叫阿贝尔的房客。他的年龄和作者差不多，三十一二岁，很难不把他解读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阿贝尔故意避免与任何人或任何事有密切的联系或承诺，他似乎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类特定文学形象：有意保持孤僻、充满防备、感受敏锐、生来优越、终日郁郁寡欢的青年作家。尽管阿贝尔赢得了与西尔维斯特雷的争论，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比自己以为的要年轻，或许也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他的存在主义姿势是不是有点自我沉湎？西尔维斯特雷好不容易才从幻梦中觉醒，从而坚定地选择了激进行动。阿贝尔不会把生命浪费在幻梦中，但他的没有立场会将他带往哪里呢？他是一个确定行动能够成功时才投身行动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否认自己全然无力的理想主义者？
《天窗》中的段落和标点符号都中规中矩，并且遵循一种熟悉的小说公式：一组人物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彼此相遇：在这本书中，则是在1950年前后的里斯本，一座小小的工人阶级公寓楼。六间公寓；十五个人，其中十个是女人。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经济保障，有些人只能说勉强度日；他们的生活脆弱、节俭而艰苦。阿德里亚娜和伊绍拉勉强养活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姑妈。晚上，四个女人如饥似渴地聆听着收音机里的贝多芬，与此同时，隔壁屋的年轻的克劳迪尼娅则播放着爵士拉格泰姆音乐。克劳迪尼娅的父母婚姻不幸。推销员埃米利奥和他的西班牙妻子彼此厌恶。粗野的卡埃塔诺和患有糖尿病的茹斯蒂纳，因为失去孩子而备受折磨，经由仇恨而走向公开暴力。
在他们最后的争论中，阿贝尔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实际上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能够建立在爱之上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如果这本手稿当年被接受并获得成功，那么萨拉马戈还会依然保持对发表意见的淡漠，从而逐渐发现自己无与伦比的语言特色、风格和主题吗？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句话之后的最后的沉默中，我感觉到一种没有说出口的反驳或者修正，它实际上正来自西尔维斯特雷的生活本身，一种勤勉且负责任的生活，以最谦虚、最节制、最实际的方式建立在爱之上。
过去的耻辱可能是他忽视这份手稿的根本原因，又或者，由于他晚年才再度开始文学创作，因此不想花时间和心思回头审视这部更为常规的早期作品。无论如何，我认为他妻子决定现在出版这本书是明智的。它不仅展现了一位极富原创性的艺术家的缓慢发展历程，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部有趣的小说。翻译本书的是无可挑剔的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
2014年6月发表于《卫报》
1953年，若泽·萨拉马戈将《天窗》的手稿交给里斯本一家出版社。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显然不曾寻求过回应，他的妻子皮拉尔·德尔·里奥在本书导读中说，他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挥之不去的、延续数十年的沉默”。然而在此之后，他却作为记者和编辑声名鹊起，直到1977年，他以标题颇具欺骗性的长篇小说《绘画与书法指南》（ Manual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回归小说创作。1989年，他已出版了三部小说，并正在创作第四部，当年收到《天窗》投稿的那家出版社写信给他，说他们重新找出了那份手稿，如能将其出版，将会万分荣幸。萨拉马戈立即去出版社把手稿带回了家。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再没有读过它，并且说“在他有生之年这本书不会出版”。我们必须假定，他并没有说过在他死后这本书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