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和同情心的广博，他所说的耐心和信任与他充满激情的政治信念之间的艰难平衡，令这部小说比大多数见证人类不公的作品具有更广泛的聚焦。在一段描述一个人被打手殴打的段落中，事件发生的地点并不像大多数情况下那样，被视作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处无从言说的秘密场所——因为秘密是守不住的。没有任何人类事务发生在自然之外。万事万物彼此相连。万事万物都可以被言说。万事万物都能够开口说话。地上的一只蚂蚁看到了这个人，它心想：“他的脸全都肿了，嘴唇也破了，还有他的眼睛，可怜的眼睛，他的脸肿得都看不见眼睛了，他和刚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当警卫往受害人身上泼水的时候，我们跟随水的漫长旅途，从大地深处，到云中，到雨里，到陶罐里，然后“从高处被泼到一张脸上，突然落下，突然绽开，缓缓流过嘴唇、眼睛、鼻子和下巴，流过憔悴的脸颊，流过被汗水浸透的前额……从这样一张面具上，水知道这个人依然活着”。
萨拉马戈中年之后才离开新闻业并开始写小说，就像一棵美丽的老苹果树突然结出赫斯帕里得斯的金色果实。这部小说出版于1980年，当时他已有五十八岁，可以说它是，也可以说它不是他的“早期作品”。它没有他后来许多作品那样复杂的深度，风格也依旧颇为常规（其中有分时期，也有分段落），但叙事的声音却是明确无误的：一种成熟且安静的声音，像聊天一样轻松，常带有讽刺或可爱的幽默感，这声音流淌向前，不时自我交缠，仿佛在犹豫或徘徊，却从未失去动力，像一条大河流经干燥的土地。
尽管萨拉马戈的视域如此包罗万象，但他知道应该省略什么。他知道得多么清楚，而这种认知又是多么罕见啊！他从不拖沓。没有流水账般的细节罗列。没有那些充斥着当代叙事的机械对话。没有任何关于痛苦、困顿和折磨的长篇大论，尽管这种手法被当作逼真的现实主义和无情的真相讲述而得到赞颂，但更多时候，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其实都是自我沉湎在某种虐待幻想中。这部小说中唯一的幻想，就是它出乎意料的充满希望的结局。萨拉马戈对于何为真实非常看重；我认为他选择在一个高光时刻让故事结束，不是因为他相信社会正义的理想终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相信”任何东西——而是因为他认为理性的希望比绝望更有用，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追寻美。他的伟大作品《失明症漫记》同样在结尾处转向光明。但在《复明症漫记》中，转变再次发生……他知道黑暗是什么。
从二十世纪初到推翻独裁统治的1974年四月革命，一个农民家庭的三代人，这个“坏天气”家族的故事，贯穿了这部名为《从地上站起来》的长篇小说，并且正是这些从地上站起来的男人和女人们，首先是作为真实的人，其次是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让我学会了如何耐心，如何相信，如何信任时间，正是这时间同时建立和摧毁我们，为了建立和再次摧毁我们。［他可靠的英语译者，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将小说的标题译为 Raised from the Ground，而小说中家族的名字则保留了葡萄牙语， Maul-Tempo，也就是“坏天气”的意思。］
现代小说中，死亡几乎千篇一律充满暴力。过去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方式往往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平凡无奇，不可避免，他们不会死于枪杀、刀砍、爆炸或谋杀；但如今我们希望小说中的死亡作为奇观被呈现，而不是我们将要彼此分享的体验。在这本书的结尾有一个死亡场景；一个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历经各种磨难之后，于六十七岁高龄离世，仅此而已。我们通过他的双眼看到他自己的死亡。我觉得这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小说里的死亡场景都要好。萨拉马戈对于真实的讲述，是来自智慧、炽热的艺术勇气，以及深刻的人类柔情的罕见组合。
从小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和工作，给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经验，给了他灵感、动机和叙事语调。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他这样总结道：
在诺贝尔奖演讲中，他说：
我一生中认识的最聪明的男人，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清晨四点，新一天的前兆还在法国大地上徘徊，他就从硬木床上爬起来，带着六头猪去地里放牧，它们的产出养活了他和他的妻子。在里巴特茹省的阿济尼亚加村，我母亲的父母就是靠这点微薄的生计过活，他们养活这些猪，等它们断奶后卖给邻居。……滴水成冰的冬夜，屋里锅中的水都会冻结的时候，他们就到猪圈去，挑出那些最虚弱的小猪抱到床上。在粗糙的毯子下，来自人类的温暖让这些小动物免于冻僵，留得性命。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好人，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却并不是什么富有同情心的灵魂：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日常生计，其中没有任何多愁善感或抒情的意味，而对于勉力维持生活的人来说，从未学过去思考生活必须之外的东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唯一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充分消化吸收的东西，是那些苦难的经历在那些女人和男人们身上形成的某种美德：一种天生的对于生活的朴素态度。……每天我都能感觉到它在我精神中存在，像一种持续不断的召唤：我还没有失去希望，至少现在还没有失去，希望能多从那些尊严的榜样中获得一些伟大的力量，而这些榜样是阿连特霍的广阔平原提供给我的。
在写这篇评论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让若泽·萨拉马戈本人来写。这是他1998年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讲的开场白：
现在，时间给了我们讲英语的人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部早期小说中如何付出并收获这份伟大。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如何忠实地追随那份朴素和那召唤他的精神。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小说大多都是由中产阶级作家为中产阶级读者写的。关于穷人、受压迫者和农民的小说，通常不是由这些人写的，也不是为这些人写的。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种距离感和社会学气息，同时又极度令人沮丧——仿佛启示录一般，冷酷，没有希望，而且必然是残酷的。两部关于受压迫者的伟大的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和《愤怒的葡萄》，因为作者对正义的热情和对主人公的敬爱，才得以摆脱这种险恶的冷漠。若泽·萨拉马戈的早期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也是如此，并且还更胜一筹：因为作者写的是陪伴他成长的人们，他自己的同胞，他的家人。
2012年10月发表于《卫报》